定性研究方法散記
蓝佩嘉选择个案的标准包括：（1）伦理考虑。蓝佩嘉不希望受访者是在雇主的权力授意下接受访问，如果案主（指女佣）认为受访是一种来自雇主指派的“工作任务”，则会感受到受访的压力，分享事件时亦有所顾虑，无法与研究者建立较为开放的信任关系；另外，蓝佩嘉评估自身作为研究者在田野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若案主（女佣）及其雇主都希望作者成为雇佣关系之间的双边“侦察员”，则蓝佩嘉须规避此种角色的履行（原因是此种“双边探听”的做法有碍于研究深度与效度的实现，研究者所参与的活动并不是“斡旋于”案主雇佣关系间的利益博弈，而是以专业视角描述、阐释研究问题）。（2）多样性。随着田野调查的推进，蓝佩嘉逐渐由单一的劳工族群扩展至多国族的群体抽样，其中主要包括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国籍的女佣群体。其次，在田野资料的呈现中，可以看到女佣在其母国的社会身份来源也是多样的，涵盖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化教育程度、原职业身份、家庭状况等方面。另外，女佣雇主的职业身份、社会经济的地位同样是多元的。（3）典型性。蓝佩嘉所呈现的案例，在解读跨国女佣在台的不平等经历，及其日常生活空间被权力关系割裂的遭遇中占据关键的地位；蓝佩嘉所收录的案例，揭示出官方文本潜藏下的跨国女佣劳工困境，同时尝试与女性主义文献提出对话，可视为二元思考框架的反例，同时修正“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因阶级与跨国分工的取代而消失”的定论；（4）资料的易得性：蓝佩嘉自身为台湾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因而其选择的个案雇主家庭与自身的阶层相近，而台湾新富家庭又是雇佣外来女佣的主要群体，这使得蓝佩嘉能够较为容易地联系雇主，搜集案例。蓝佩嘉所回避的个案类型主要是出于“伦理和实际”的考虑，尽量避免同一家庭的雇主与外劳同时受访；另外，作者也审慎对待雇主主动提供的女佣，避免雇主“权力的延伸”。
蓝佩嘉在书中清楚地明示了以“界线”透视跨国女佣生存状况的意义。作者认为，社会界线的构成涵盖多重层次，包括认知、互动以及制度层次。界线的划分意味着权力等级、群体区隔的出现，群体的互动以保护界线为回应，旨在持续地保护界线，其中隐含着社会的分类，引出宰制与抵抗的冲突关系。蓝佩嘉认为日常生活的界线是多重的，在交往互动之中不可避免要进行划界工作，或在划界范围内与他人交往，而“界线”是以默会知识和身体惯习的形态在日常生活运作的。“界线”是剖析社会的不平等关系及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切入点。而存在于“家”与“家庭”中的界线则可揭示全球分工及权力不平等对于私人空间的介入。作者指出，对于雇主和移工而言，“家”（住所）与“家庭”（亲密圈）皆呈现断裂的状态，四重界线划分出跨国女佣的生存空间：（1）家庭生活的“公”、“私”界线：雇主的私人空间成为移工的工作空间，而“前台”与“后台”的生活被折叠于私人的“家庭领域”；（2）国别与文化身份认同界线：跨国女佣不仅是家庭的“局外人”，而且也是属另一国籍身份的外来者，外来务工者与自己的家人“分隔两地”；在另一方面，跨国女佣也常常因为种族、国家的不同而受文化偏见所困扰，日常被排斥在主流的群体之外；（3）商品化关系界线：跨国女佣与雇主的关系本质上是商业化的雇佣关系，前者的心理建构与居住状态往往与家庭本有的情感纽带产生疏离，其所倚赖的生活轴心在于完成家务工作，满足雇主的家务要求，以获得金钱的报酬（家务所蕴含的“亲密情感责任”为商品化关系所切断）；而在地“国家”与移工母国的经济力量差距，也在雇主和移工之间划出一条阶层等级界线。（4）性别界线：男性与女性在“家”和“家庭”被传统文化所承认的家庭生活参与要求凸显了性别的差异，而女佣被认为是女雇主在家庭“妻职”、“母职”的外包者，以维护“家庭形象”，而另一面，女雇主以性别吸引为立足点，对女佣有所戒备，在蓝佩嘉的笔下，男性在实质的雇佣互动中几乎是缺位的，其中微妙的人际关系互动在日常生活中实从未脱离“性别不平等”的框架之下。
而这些界线涉及阶级观念、族群观念与性别认同观念在家庭生活中的运作。洞悉“家”与“家庭”的“界线”，有助于重新定义女性在家庭中的分工及角色，了解家庭中不同世代女性之间的社会互动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描绘在“家”这样一个高度阶级化与纯净化的空间里，“界线”的形成及变化过程，刻画跨国女佣如何在与雇主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应对自身的角色冲突，从而洞察当代复杂的国际政治认同在不同文化圈中的展现，“世界主义”的所面对的困境，以及宏观意义的“全球不平等”如何介入“家”这样一个微观场域的具体过程。
蓝佩嘉.跨国灰姑娘: 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M]. 吉林出版集团, 2011:24.
蓝佩嘉.跨国灰姑娘: 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M]. 吉林出版集团, 2011:34.
蓝佩嘉.跨国灰姑娘: 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M]. 吉林出版集团, 20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