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大全十篇
诗集大全篇1
国庆节爱国古诗词集锦大全100句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高蟾《金陵晚望》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佚名《荆轲歌· 渡易水歌》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五》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陆游《金错刀行》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二》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过零丁洋》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杜牧《泊秦淮》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屈原《国殇》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戴叔伦《塞上曲二首·其二》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杜甫《春望》
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
——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文天祥《过零丁洋》
范增一去无谋主，韩信原来是逐臣。
——严遂成《乌江项王庙》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陆游《示儿》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陆游《病起书怀》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二首》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徐锡麟《出塞》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文天祥《扬子江》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屈原《国殇》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示儿》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
——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岳飞《满江红·写怀》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二百二十》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李商隐《咏史二首·其二》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陆游《书愤五首·其一》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
——于谦《立春日感怀》
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
——令狐楚《少年行四首·其三》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
——张耒《和端午》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
——李益《塞下曲》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
——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杜甫《登楼》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龟虽寿》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
——徐锡麟《出塞》
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
——文天祥《满江红·和王夫人满江红韵以庶几後山妾薄命之意》
咸言上国繁华，岂谓帝城羁旅。
——子兰《秋日思旧山》
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
——郑思肖《二砺》
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岳飞《池州翠微亭》
舒卷江山图画，应答龙鱼悲啸，不暇顾诗愁。
——杨炎正《水调歌头·登多景楼》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
——陆游《夜泊水村》
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
——司空曙《贼平后送人北归》
故国伤心，新亭泪眼，更洒潇潇雨。
——王澜《念奴娇·避地溢江书于新亭》
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梁启超《读陆放翁集》
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
——高适《塞下曲》
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
——周邦彦《六丑·落花》
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王维《少年行四首》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戎昱《咏史·和蕃》
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
——王昌龄《青楼曲二首》
缟素酬家国，戈船决死生!
——夏完淳《即事·复楚情何极》
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
——戚继光《望阙台》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宋之问《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
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
——杨炎正《水调歌头·登多景楼》
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
——董必武《元旦口占用柳亚子怀人韵》
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
——李商隐《茂陵》
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薶九京。
——黄庭坚《送范德孺知庆州》
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
——屈大均《秣陵》万
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何时雪。
——黄中辅《念奴娇·炎精中否》
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
——张元干《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余亦赴京国，何当献凯还。
——孟浩然《送陈七赴西军》
若顺吾皇意，即无臣子心。
——栖蟾《送迁客》
扈跸老臣身万里，天寒来此听江声!
——陆游《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
素臣称有道，守在於四夷。
——田锡《塞上曲》
予若洞庭叶，随波送逐臣。
——李白《送郄昂谪巴中》
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声山竹裂。
——林景熙《冬青花》
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
——朱敦儒《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
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黄庭坚《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秋送新鸿哀破国，昼行饥虎齧空林。
——郑思肖《二砺》
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
——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秋瑾《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秋瑾《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
——曹松《己亥岁二首·僖宗广明元年》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岑参《送人赴安西》
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陆游《金错刀行》
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岳飞《满江红·写怀》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张祜《宫词·故国三千里》
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
——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
——刘向《六亲五法》
无限伤心夕照中，故国凄凉，剩粉余红。
——夏完淳《一剪梅·咏柳》
伤心庾开府，老作北朝臣。
——司空曙《金陵怀古》
借钱塘潮汐，为君洗尽，岳将军泪!
——陈德武《水龙吟·西湖怀古》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苏轼《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
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
——陆游《水调歌头·多景楼》
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
——杨继盛《就义诗》
一去隔绝国，思归但长嗟。
——李白《千里思》
况复烦促倦，激烈思时康。
——杜甫《夏夜叹》
归来报名主，恢复旧神州。
——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
中原事业如江左，芳草何须怨六朝。
——纳兰性德《秣陵怀古·山色江声共寂寥》
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
——吴潜《满江红·送李御带珙》
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
——辛弃疾《西江月·堂上谋臣尊俎》
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
——李白《太原早秋》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屈原《国殇》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屈原《国殇》
乃翁知国如知兵，塞垣草木识威名。
——黄庭坚《送范德孺知庆州》
天相汉，民怀国。
——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
宠锡从仙禁，光华出汉京。
——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
欲诉奇愁无可诉，算兴亡、已惯司空见。
——梁启超《金缕曲·丁未五月归国旋复东渡却寄沪上诸君子》
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得雪满头颅。
——张养浩《一枝花·咏喜雨》
犹怜惯去国，疑是梦还家。
——卢僎《岁晚还京台望城阙成口号先赠交亲》
天意眷我中兴，吾皇神武，踵曾孙周发。
——黄中辅《念奴娇·炎精中否》
相州昼锦堂厨酝，卫国淇川岸竹萌。
——姜特立《雅志小饮适宽仲送相州法酝并竹萌同至》
四牡何时入，吾君忆履声。
——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
闻道皇华使，方随皂盖臣。
——王维《送李判官赴东江》
婿为燕国王，身被诏狱加。
——李白《秦女休行》
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
——辛弃疾《西江月·堂上谋臣尊俎》
为奏薰琴唱，仍题宝剑名。
——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
野臣潜随击壤老，日下鼓腹歌可封。
——鲍防《元日早朝行》
天与三台座，人当万里城。
——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
问元戎早晚，鸣鞭径去，解天山箭。
——元好问《水龙吟·从商帅国器猎于南阳同仲泽鼎玉赋此》
谁分去来乡国事，凄然，曾是承平两少年。
——陈洵《南乡子·己巳三月自郡城归乡过区菶吾西园话旧》
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
——宋江《满江红·喜遇重阳》
无边家国事，并入双蛾翠。
——秋瑾《菩萨蛮·寄女伴》
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
——谢灵运《七里濑》
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
——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
放逐肯消亡国恨?岁时犹动楚人哀!
——查慎行《三闾祠》
形胜三分国，波流万世功。
——潘大临《江间作四首·其三》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
——王维《少年行四首》
诗集大全篇2
关键词：乾嘉诗学；沈德潜“格调说”；袁枚“性灵说”；翁方纲“肌理说”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诗歌创作与研究产生了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他们各以钱塘（今杭州）、长洲（今苏州）、金陵（今南京）、京师（今北京）为中心开展活动。其中后三派不仅创作成就更为突出，而且都创立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各成一家之说，影响尤为重大，尉为鼎立之势。虽然学术界对于格调说、性灵说和肌理说三家有过不少研究，然而，治丝益，让人难得要领。本文试对此再作扼要论说，以图化繁就简，切近核谛之效。
一、沈德潜与格调说
沈德潜早年诗学叶燮，自谓深得真传，“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1]76，然而，从其所编选的《唐诗别裁集》《古诗源》和《明诗别裁集》（与周准合作）、诗论《说诗语》以及诗作来看，他的诗学观也突出地体现在“别裁”二字上，即“别裁”、“伪体”，崇尚“正体”或“正宗”。他的伪体与正宗既有时代的含义，也有派别的选择，同时也包含了他对诗歌性质的理解。从时代上来说，他选唐诗而忽宋诗。《唐诗别裁集》“凡例”明言：“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宋、元流于卑靡”。[2]4《说诗语》更说：“不能竟越三唐之格”。[3]81与此相关联，在诗歌流派上，他对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固然感到亲切，而对与七子派相对的公安、竟陵诸派则不以为然，这从《明诗别裁集》所选诗歌数量上也有明显反映。
不过，从根本上说，沈德潜的诗歌及其诗学主张与唐诗、与七子并不真正相契。他之肯定唐诗与前后七子，主要是为了抨击与之相对的宋诗与公安、竟陵派。正因为此，他没有止步于唐诗，而是继续追溯古诗之源，以为必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3]81。《古诗源》的编辑就是这种用心的体现。“别裁伪体亲风雅”，他所说的诗歌正体、正宗说到底就是“风雅”之作。“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3]77，是他对诗歌的根本理解与选诗的基本标准。显然，他所理解的诗，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之诗。他在《国朝诗别裁集》“凡例”中说：“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以为“动作温柔乡语”，“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4]2，也是这种诗教观的鲜明体现。
具体而言，他所说的“风雅”之作或者说“诗教”之诗大致包含三个要点。首先，它们应该根本于性情，同时也能“理性情”。这里的“性情”当然不是泛指“人性”与“情感”，而是特指情感未发之前的中正平和、温柔敦厚之性情。亦即说，诗歌既要源于这种抽象的无色彩的性情，反过来又要陶冶人的具体性情使之符合这种性情。其次，它们要“善伦物”，或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要关心现实、反映现实甚至揭露现实，但最重要的则是有益于现实。亦即是说诗作可以揭露、也应该揭露现实，但是不能太过，也不能锋芒毕露、剑拔弩张，相反，应该含蓄蕴藉、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第三，除了前述种种“其言有物”外，诗歌还需具备“感鬼神”的艺术魅力，从创作方面说也就是要讲诗法，所谓“诗贵性情，亦须论法”[3]83。这里的“法”既指“起伏”、“照应”、“承接”、“转换”等结构之法，也指含而不露的表现之法，更指诗歌要有“体格声调”。在他看来，“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3]91。温柔敦厚的诗教终究要隐隐地化在体格声调中，而诗歌结构、体格、声调的抑扬抗坠正可深入人心，从而实现诗教目的。因为他强调“体格声调”，与他所崇尚的前七子所说的“高古者格，宛亮者调”一脉相承，因而论者也常将他的诗学称为“格调说”，归之为“格调派”。单从字面看，“格调”二字并没有准确、完整地反映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但也可以倒过来说，温柔敦厚诗教观丰富了“格调”二字的内涵。其《观刈稻了有述》既描述“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结实，村落虚烟火。天都遭大水，裂土腾长蛟。井邑半湮没，云何应征徭”的苦难，同时又说“吾生营衣食，而要贵知足。苟免馁与寒，过此奚所欲。”[5]最能体现他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观。
沈德潜温柔敦厚格调说的提出与他个人的情性直接相关。沈德潜其人与其名一样平和中正、安分守己。他在诗中说自己：“（鱼+孚）水东偏老腐儒，生平动履总迂愚”[6]485，“前途万事殊茫茫，安分之馀吾何有。”[7]492诗如其人，他的诗歌与诗学观正是自己为人的直接写照。应该说，这样的人、这样的诗，与散文学中的桐城义法说、书法中的馆阁体一样，都是当时安定平和时代精神的反映。这也正是沈氏“生平喜咏诗，风旨别雅郑。仿佛秦中吟，传写民利病”（诗句原本说其师，实亦自言）[8]299，而乾隆却愿意“当前民瘼听频陈”、甚至“嘉尔临文不忘箴”[9]197的原因，是他在世时能够成为“天子门生更故人”的原因。当然，单纯从诗艺的角度说，这种平和中正、四平八稳的诗歌，也可以说缺乏一些个性、激情与感发的力量，因而不免有平熟谨庸之讥。
从表面上来看，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派与翁方纲的肌理派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实际上它们之间也有相同之处，比如对于学问的态度，三家就没有多大差别。袁枚的“性灵”虽与沈德潜的“性情”不尽相同，但本质上与孔门诗学并不相违。翁方纲的“肌理说”虽然对格调、性灵有所反对，但从其对“文理”的重视及对击壤派的不以为然及对诗理的强调来看，与前两家仍有相通之处。总体说来，三家既相通而又不同的诗说，既是乾嘉时代精神的不同反映，又一道反映了乾嘉文化的繁荣与博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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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大全篇3
【关 键 词】初唐 宴集诗 特点
初唐诗歌的主体是宫廷诗，“据清编《全唐诗》，初唐存有作品的220位诗人中，约有200位是宫廷文臣、帝王和后妃；个人名下的诗作2444首，属于宫廷范围的1520余首”。[1]所以杨慎《升庵诗话》云：“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在这些诗歌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初唐各种宫廷宴游、集会活动，参与者主要包括君主，大臣及学士，他们除了经常在台阁、内殿举行宴会之外，行迹也遍布京城的大小名胜、山庄、别业，在这些游宴场合或君臣相和，或同僚酬唱，成为初唐宫廷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宫廷宴集赋诗溯源
建安时期，曹丕与吴质、徐干、陈琳、刘桢等人就曾有邺下才子风流聚会。
南朝此风更盛，齐永明年间以萧子良、沈约为倡导的竞陵八友，梁朝时梁武帝与宫廷文人的宴集唱和活动更是不胜枚举。这种以君臣文士为中心而形成的诗歌辐射圈，大大促进了当时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整个北朝时期，宫廷文人宴集的次数、规模及影响，远不及南方。西魏北周时期，庾信、王褒等南方文士北来，将此风气带到关中，一直至隋唐，南朝文人到北方者络绎不绝，北方文坛也渐渐出现文人墨客雅集的风气。
隋朝时期，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纷纷召集各自的官属学士。史载杨勇“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引明克让、姚察、陆开明等为之宾友”，[2]赋诗属文，集会之风渐兴。
历经隋末大乱，宫廷宴集诗风在初唐又经历了由衰落而再次复兴的过程。
二、初唐时期的宫廷宴集诗歌
高祖武德时期的宫廷诗坛甚为寥落，其诗大都不存，《全唐诗》中唯一能确定作于高祖年间宫廷内的诗歌，是由陈经隋入唐的内使舍人孔绍安的《侍宴咏石榴》。
太宗时期，宫廷游宴集会诗歌逐渐兴起。
太宗从高祖时期便广泛召集文士，并于武德四年开文学馆，待四方之士，置十八学士，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皇位的巩固，各种宫廷宴会，聚会逐渐频繁。加之太宗在刚即位时就下诏要求废除隋朝“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和畅，致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3]的弊政，鼓励上下和顺，同僚交好，更为君臣、文士之间的交游、聚会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一时期留下不少君臣间互相唱和的宴集诗歌。
这些诗歌有赞颂皇室威仪的，描写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显现出欣欣向荣、百废俱兴的新朝面貌，比如太宗的《宴中山》，和颜师古、杨师道、魏征、岑文本、李百药等人相和的同题诗《正日临朝》等，《翰林学士集》中记载有次曲池宴饮，同坐者有兵部侍郎于志宁、给事中许敬宗、武康公沈叔安等，各有四言座铭。从这些诗中可以窥见当时上层文士对时局的颂扬以及诗酒唱和的盛况；有以前朝覆亡的教训自我警醒、约束的；也有大臣、学士之间的宴集诗歌，主要描写亭苑、宫廷及池台，表现士大夫闲暇之余“放旷山水情，留连文酒会”的雍容自得、悠闲适意的情怀。
这些诗歌中有的仍带有浓厚的齐梁色彩，有的虽属“大雅正音”，但千人一面、“殊名一意”。不过，在唐初新朝刚立、百废俱兴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些宫廷文人的诗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雍容典雅、平和从容，洋溢的健康气息，无不表现出处于蓬勃上升时期君臣踌躇满志的胸怀，使得陈隋以来萎顿低迷的诗坛为之一振。
高宗武后时期，宫廷游宴、集会赋诗风气迅速流行开来。高宗本人虽喜好文学，通晓音律，不过留下来的诗歌并不多。由于武后的及对文学的积极倡导，这时期的宫廷文学主要以她为中心展开的。
神龙年间宫廷，武后还政于中宗，依附于武后和张氏兄弟的宫廷文人因此大量被贬谪，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知名文士，中宗即位后，随着武氏一党的得势，被贬谪的宫廷文人又逐渐被召回，至景龙元年沈佺期入朝，这些文士重聚京师。景龙二年，中宗重建修文馆。自景龙二年起，以中宗、修文馆学士为核心的宫廷各种宴集赋诗活动纷纷展开，迎来初唐宫廷诗歌的又一个高峰。
中宗一年四季宴会不断。据统计，从景龙二年到四年，中宗行幸山庄，游玩山水，召集宴会达四十七次之多，参加人数少则七八人，多则数十人，使得景龙年间的宫廷诗坛热闹非常。此时的游宴、集会诗歌大多描绘山水景物、宴会场景。劲健、开朗诗风成为宫中品评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准，从这些诗歌中已经隐隐察觉到盛唐气象的来临。
三、宴集诗歌独特的形式特点
宫廷游宴、集会诗歌在初唐前期大多采用五律（包括五言排律）、五绝等形式，至中宗时期开始频繁的使用七律。由于它们同时也是集体创作的作品，所以在形式处理上有独特之处，一般说来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柏梁体诗
柏梁体诗歌相传是汉武帝在柏梁台召集群臣联句而成，每人一句，每句七言，每人自言职守。此诗出自《东方朔别传》，此据《艺文类聚》摘录一段如下：“汉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又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大司马曰：郡国士马羽林才。丞相曰：总领天下诚难治。大将军曰：和抚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笔之吏臣执之。……”[4]可见这种体裁的诗歌带有游戏、取乐的性质，与当时民间流行的七言谣谚有相似之处，并不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底。后代帝王如宋孝武帝刘骏、梁孝武帝萧衍偶有涉猎，并不常见，唐初贞观三年太宗与淮安王、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作有《两仪殿赋柏梁体》，以庆贺大破突厥之喜；高宗仪凤三年宴百僚诸亲于咸亨殿，与太子李贤、霍王元轨、相王轮、戴至德等作有《咸亨殿宴近臣诸亲柏梁体》；中宗景龙二年诞辰，内殿联句为柏梁体，四年蓬莱宫宴吐蕃使臣，作柏梁体。由此可见，柏梁体一般是君臣宴集时使用，数量并不多。《景龙四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下有注解：“时上疑窦从一、宗晋卿素不属文，未即令续。二人固请，许之。吐蕃舍人明悉猎请令授笔，与之，悉猎云云，上大悦……”[5]据此可知，柏梁体是素不属文的大臣和异族都可以写出的，相对来讲比较通俗粗浅，无甚诗歌审美价值。
（二）分韵、限韵之作
众人在宴集时一起赋诗论艺，经常会出现分韵、限韵的情况，这在各种文献中都有大量的记载，贞观年间于志宁有《冬日宴群公于宅各赋一字得杯》，同时而作的令狐德棻分得“趣”字，封行高分得“色”字等，《唐诗纪事》卷九记载景龙三年“九月九日，幸临渭亭，分韵赋诗。”中宗得“秋”字，其余各大臣皆得韵而作。在《全唐文》的诗序中，分韵作诗更是比比皆是。
限韵由于能在统一标准上检验出诗人们的才学，满足他们逞才使气的心理，也倍受其亲睐。《全唐诗》记载，《晦日宴高氏林亭》二十一人全部用“华”韵，《晦日重宴》，八人，皆以池字为韵，《上元夜效小庾体》诗，六人，以春字为韵，《翰林学士集》中，《五言辽东侍宴临秋》四人同用“临”韵，《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十人同用“光”韵。分韵和限韵都带有竞争性，所以先成者和诗优者会得到奖赏，若最后成，一般都会受罚，这更使得文人们想方设法锻炼自己的诗歌技巧，创作出更高水平的作品。以此风气流行为契机，推动了唐诗形式的发展。
（三）分题而咏
分题而作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楚辞·招魂》云：“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王夫之这样解释：“结者，结其篇章，撰其词句。至思，极思也。兰芳假者，藻思中发，若兰蕙之芳相假借也。极，思所至也。人各尽其思之所至，相竞美也。谓酒阑分题作赋，以纪胜会也。”按照他的说法，楚国的酒宴上就已经出现了“分题作赋”的风气。
所谓“赋得”，即是众人集会时常用的一种分题赋诗形式，流行于梁朝的宫廷中。梁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及当时的著名宫廷文人庾肩吾、徐摛等都有涉及。这些诗歌多半是咏物诗。
太宗文集中的“赋得”诗在题材上仍基本沿袭着齐梁时期的传统。比如《赋得樱桃》、《赋得浮桥》、《赋得临池柳》、《赋得花庭雾》等咏物诗、《赋得白日半西山》、《赋得弱柳鸣秋蝉》、《赋得早燕出云鸣》等用前代诗句为题的诗歌，其他文人集子中的“赋得”体还有刘孝孙的《赋得春莺送友人》，陈子良的《赋得妓》，等。
（四）命题、同题之作
命题诗歌一般由在座位高者来命名。《册府元龟》卷四0记载贞观十一年，太宗宴群臣于积翠池，令各赋一物，太宗自赋《尚书》，魏征赋西汉，李百药赋《礼记》，至于同题诗歌，更是多得不可枚举，仅中宗时期就有数十次之多，形成了组诗的规模。例如景龙三年的《侍宴安乐公主庄应制》组诗十三首，《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组诗二十八首等。
这些宴集诗歌的体式多是统一的。如是五言八句均为五言八句，如是七言均为七言。比如武后时的《石淙》组诗，共十七首全部采用七律，又如中宗时期的《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共二十几人全部使用五律。这种情况有时候是事先规定的。如中宗在《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诗序中规定：“人题四韵，同赋五言”，如宋之问的《春游宴兵部韦员外韦曲庄序》：“公命赋水字，盍成四韵云尔”等。
初唐宫廷的游宴、集会诗歌不可避免的有着种种缺陷，如“命题即同，体制复一”，题材狭窄，并多用于应制、颂美，缺乏诗人真实性情的流露，诗歌艺术水准不高，难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但诗歌的文学价值并不完全等同于诗歌的文学史价值，这些诗歌中当然存在一些应景取悦，堆砌词藻的平庸之作，但是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风格却在这一次次游赏、宴集的集体氛围中逐渐完善、圆熟，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梁桂芳.论初唐宫廷文人山水诗[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2）：91.
[2]魏征·隋书·杨勇传.卷四十五[Z].北京：中华书局，1982：1230.
[3]董诰.全唐文.卷四[Z].北京：中华书局，1983：53.
诗集大全篇4
关键词：李调元 诗歌成就 评价 重新认识
李调元在乾嘉时期已颇负盛名，评价他及其诗文创作的文献数量可观。在内容上，这些资料从其著述、诗文成就、人品等角度做出评点；在体裁上有书信、序跋、论诗、诗话、词话、赋话、提要等。李调元声名主要源自他杰出的诗歌才能、丰富著述及《函海》编撰等，学界对其诗文造诣毁誉不一。但无论褒贬，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其人、其创作受到了文坛的关注，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力。李调元诗歌不仅在清朝引起较大反响，在异域也备受关注。十八世纪的韩国文人十分认可他的诗文成就，将其诗文奉为圭臬，并以得到李调元题写的序跋为荣。[1]
一、历史上关于李调元的评价
李调元的挚友袁枚、赵翼、祝德麟、程晋芳、顾宗泰、余集、张怀摹⑽馐鬏妗⑼踯残薜榷几叨绕兰哿似渲述成就、诗文造诣，对其人品无一贬词。如袁枚评其曰：“才豪力猛”[2]，“伏读《童山全集》，琳琅满目，如入波斯宝藏，美不胜收。”[3]“《童山集》著山中业，《函海》书为海内宗。西蜀多才君第一，鸡林合有绣图供。”[4]赵翼赞他才思敏捷，自叹弗如，“然足下动笔千言，如万斛泉，不择地涌出，而弟循行数墨，蚓窍蝇声，其才固已万不能及。”[5]程晋芳为其《粤东皇华集》《童山诗集》作序，认为其“素以诗文名世”，对于好友人品，程晋芳誉曰“磊落”。余集将袁、李二人诗学成就并称，更认为李调元著书辑佚的视野更为广阔，胜袁枚一筹，“而老前辈之好古阐幽，多刻前人遗佚，此又尤胜随园之仅刊其家集矣。”[6]吴树萱评其云：“江山风月作主人，诗名独占千古后”[7]王懿修云：“英辞绚烂，壮气腾骞，以西蜀之渊云，为南宫之冠冕。”[8]、庶吉士礼部主事姜锡嘏亦云：“三年奚不到蓉城，高据文坛作主盟。”[9]这些评语赞许了李调元的人品、才情、著述、诗文造诣。美誉焦点集中在如下方面：诗才横溢、性情磊落、学术丰硕、诗名远播等。
在诸评语中，李调元婿张怀牡钠烙锝衔中肯，云：“其为诗也，不作则已，作则忠厚平和，使人观感而兴，而不失于刻；清新隽逸，使人寻绎而知，而不失于晦；摘艳薰香，使人属厌而饱，而不失于涩。其气则江河，其芒则日月，而其体则平奇浓淡，不名一家。当今诗人伙矣，而能落笔浑然，兼之声调响爽如吾岳翁者，殆指未易屈也。”[10]“忠厚平和”“清新隽逸”“摘艳薰香”准确概括了李调元诗歌的总体特征，与袁枚等人的评价又有一脉相承之处。张怀幕棺⒁獾搅死畹髟诗歌在体裁上的独特优势，“平奇浓淡，不名一家”。张怀氖得李调元真传，他的评价可谓知人之论，又无吹捧之嫌。
除此之外，与之无密切联系的文人评价则更具客观性。王培荀云：“雨村诗文后人或不满之，亦名高而责之必刻耳。如《宋宫词百首》，华贵蕴藉，岂寒俭人所能学步。”[11]认为李调元的诗歌具备雍容委婉的气度。张舜徽云：“由其学有本原，故于序录群书，考论学术之际，于一名一物，悉能穷流溯源，洞究其所以然，谅非空疏不学者所易为。乾嘉中四川士大夫之有文才而兼治朴学者，固未能或之先也。”[12]充分肯定了李调元的学术成就及其文学才能。
赞誉之外，李调元也受到了很多指责。如常明撰《四川通志》云：“其自著诗文集，不足存也。”[13]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评曰：“少作多可存，晚年有率易之病，识者宜分别观之。”[14]潘清《挹翠楼诗话》云：“李雨村调元诗颇有性灵，而局于边幅。”[15]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云：“绵州李雨村观察（调元）所刊《函海》一书，采升庵著述最多，惜校对未甚精确。其自著《童山诗文集》亦不甚警策，词则更非所长。”[16]而抨击最为激烈的莫过于朱庭珍《筱园诗话》，云：“若李雨村调元，则专拾袁枚唾余以为能，并附和云松，其鄙俗尤甚，是直犬吠驴鸣，不足以诗论矣！”[17]这些责备之语认为李调元诗歌存在“率易之病”，“局于边幅”，“不甚警策”等缺陷。当然，其批评的原因出于多方面，如见解的分歧、学派的不同，性情的不合等。
但又必须指出，有些反面评论实际上是从别一角度指出了李调元诗歌的优点，如“率易”，恰恰是李调元诗歌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特征。《雨村诗话》云：“人有性而自汩之，有情而自漓之，似乎智而愚孰甚？毛嫱、丽姬虽粗服乱头，无损其为天质之美也。捧心效颦，人望而却走矣。”[18]又“古人不朽者以此，所以诗最忌艰涩也。”[19]可见，李调元认为抒发真性情的诗句自有天然之美，故其语言多明晓，不饰雕琢。如“试问山中人，可识舟中客”（《黑潭》），“忽惊境面中，照见我一个”（《题海珠C》），“农事正忙僧未返，佛龛抛却破楞严”（《观音C》）等，皆用情真挚，言语明了，绝无生僻之字。李调元晚年归蜀之后，淡泊名利，心境更为平和，投射在其诗歌中则是多了一份繁华之后的淳朴，如“睡起诗人无个事，淡烟乔木望绵州”（《魏城驿》），“晓来听得行人语，一路棉花过遂州”（《遂宁县》），“落叶盈阶僧不见，野花满径鸟争啼”（《妙相院（赠张三）》），“老僧留客前栖宿，卧看天边月一轮”（《伏虎寺》）等都别有韵味。但不可否认，李调元诗歌中的确有一些因用语过于直白而破坏了诗歌韵致的作品，如《灭徙（并序）》云：“m经一百八，惟癣最顽鄙。其性善迁移，建号故名徙。虽云不足忧，辄与项唇齿。”[20]《沙罗树行》云：“我有狂言向树宣，不愿成佛不愿仙。但愿我寿君一样，屡经雷火仍无恙。”[21]语言十分口语化，降低了诗歌的文学性。此外，李调元诗歌还存在化用前人诗句过于刻露的不足，《霞外捃屑》卷八下《李雨村诗》：“《雨村诗话》（卷六）载其《题罗两峰画蒲桃》云：‘我醉渴思吞马乳，君言此是画蒲桃。’（庸）按：东坡《惠崇芦雁》云：‘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庭。欲买扁舟归去，故人云是丹青。’雨村典化苏诗，太觉刻露。”[22]此外，《寄题墨庄登岱图（并序）》：“昔年曾共上峨眉，驭气排空让尔奇。今日又闻登岱岳，阴昏阳晓独君知。烟入齐州青未了，收入尺图天下小。崔颢题诗在上头，只恐凤楼亦推倒。”[23]典化杜甫的《望岳》及“一拳击碎黄鹤楼，两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含蓄不足，过于明显。正是因为这样才招致了“不甚警策”的评论。
《挹翠楼诗话》评李调元诗“局于边幅”，此评论有失公允。李调元十分关注民情，除上文提及的《窑户行》《乞儿行》《石匠行》《担炭行》《豆腐四首》《观斗鹌鹑》等，其体察民间苦难的诗作还不胜枚举，如《元宵》：“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糖圆。”[24]本诗运用对比的手法，前两句写元宵节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后两句写人潮散尽之后，卖糖圆的人仍在风雨中声声呼唤，两相对比之下凸显了人民生活的艰难。《客至》云：“尽蠲今年租，欢声沸闾里。闻之慰老怀，种秫已可喜”，“不觉筋力强，蓬头自梳理。”赋闲在家的李调元听到怜民爱民的新召，忽感疲惫尽扫，筋力自强，喜从心来，这充分说明了他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李调元还将创作题材延伸到了农用工具，作有《筒车》《龙骨车》，[25]并云：“他年得归耕，当为补农谱”（《筒车》）。作为士大夫阶层，其诗歌能够如此全面地反映农民及下层人民的生活现状，已实属难得，不能对其苛备求全。
朱庭珍以抨击袁、赵为立论基础，进而责难张船山、李调元二人，其云：“袁、赵二家之为诗魔，较前明钟、谭，南宋江湖、九僧、四灵、江湖诸派末流之弊，更增十百，实风雅之蠹，六义之罪魁也。至西川之张船山问陶，其恶俗叫嚣之魔，亦与袁、赵相等。”[26]从朱庭珍的言论可知，其对“性灵派”的诗学主张颇有偏见，极力抨击袁、赵及与之诗学观相近的张船山、李调元二人。朱庭珍看到了“性灵派”的不足，但其矫枉过正，言辞过于偏激，甚至涉及人身抨击，不足为据。
正是因为存在这些负面评语，才使李调元遭遇在清诗选本中的尴尬处境。在当时，李调元诗选集仅有两种：一、张怀谋嘌〉摹锻山选集》十二卷；二、孙琪编选的《童山诗选》五卷。[27]
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以《水浒传》一百零八头领相配，罗列清代诗坛人物，将李调元匹配“毛头星”，载：“毛头星，一作李墨庄：鼎元，字雨村，绵州人，乾隆癸未年进士，官潼商道，著《童山诗集》《雨村诗话》，辑《函海》。”混淆了李调元与李墨庄，由此可见李调元在当时诗坛的处境。徐世昌编的《晚晴m诗汇》仅收录李调元《白塔灞渡东津》《黄州晚泊》《清远峡》《舟中晚兴》4首诗歌。丁力编著《清诗选》也仅收其《夏日四首在大女何氏家中作时方寡居》。而钱仲联选《清诗精华录》《清诗三百首》，陈友琴选《千首清人绝句》，王英志选《清人绝句五十家掇英》，刘永生编《清诗选》中都未提及李调元。
二、域外文人对李调元的评价
李调元声名不惟在清朝很盛，当时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朝鲜使行文人对其亦耳熟能详。对能与其结交，或得到李调元的文学评价为荣幸。其名远播域外是不争的事实。下文略举数例，以证其诗学对域外文人所产生的影响。
柳琴，字弹素，号几何主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冬其随使臣入京，随身带来了《韩客巾衍集》，以作与清朝文人交流之用。《韩客巾衍集》收录了韩国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四位文人的诗歌。李调元、潘庭筠点评“四家诗人”的诗作，这极大地激起了韩国文人的热情，他们或写信表达感激之情，或随使团入燕，希望能够进一步交流。
李德懋看过其点评之后，曾写信与李调元，表达景仰钦慕之情，云：“弹素之归，自诧遇天下名士，仍出《巾衍集》，使不佞辈读之。果然朱墨煌煌，大加嘉奖，序文评语，尔雅郑重，真海内之奇缘，而终古之胜事也。”[28]乾隆四十三年（1778）春，李德懋入燕，同时还带去了己著《清脾录》，希望李调元为其书作序，“先生亦为文序之，有便东寄，有足不朽。”“不朽”二字恰恰鲜明指出李调元在当时朝鲜朝的巨大影响力。
李德懋认为李调元“待人接物，忠信仁厚洋溢可观”[29]，是儒家君子的典型代表。他评李调元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步武腾骧，边幅展拓。每一读之，襟抱豁如，雄秀博达，浩无端倪”[30]。拜读过《粤东皇华集》后，其赞曰：“今读《粤东皇华集》，渊博韶颖，乃其余事，窃自庶几想象先生之万一也。”[31]
朴齐家看到清人的点评后也曾寄信给李调元，以传达他的兴奋之情，书云：
不意今者，因敝友柳君弹素所抄《巾衍集》见赏于中朝之大人，倾倒淋漓，不啻若合席谈而倾盖遇也。此固毕生之大幸，不世之奇缘也。始而听之，惊疑失当，以为此特大君子包容之盛心耳。及观其评点之语，深入腠理，历历有当于心，决非寻常过去之比。[32]
可见清人评点之认真远超出朴齐家的预料。拜读过《粤东皇华集》后，其云：
观先生著书满家，其未见者姑不论，试取其《皇华集》一二读之，韬光敛彩，鄣窆檎妫不为浮夸矜止之色，而hh然见其元气之鸣于纸上也。信乎！大家之音也。[33]
李调元还曾将韩国文人的诗作选入《雨村诗话》中，得知消息后，他们十分感激，颇以此为荣，在自己的著作中屡次提及。柳得恭《叔父柳几何先生墓志铭》云：“李调元著《雨村诗话》，选入公诗若干首。呜呼！此可以传于天下也欤。”[34]《雨村诗话》中还采柳得恭诗三首，他在《燕台再游录》云：“《雨村诗话》四卷，携归馆中见之，记近事特详，李懋官《清脾录》及余旧著《歌商楼稿》亦多收入。中州人遇东士辄举吾辈姓名者，盖以此也。”[35]朴齐家《怀人诗仿蒋心余?李雨村（调元）》，云：“羹堂罢官去，多作成都游。猖狂意殊得，绝似杨用修。欲闻二三子，须从《函海》求。”[36]“须从《函海》求”即指《雨村书话》收录四家诗人诗歌之事。
由此可见，李调元在域外享有极高声誉，他被当做儒家君子的典型代表，其诗作也广受追捧，韩国文人以能够得到李调元的认可为荣。
三、重新认识李调元诗歌的成就
李调元是个饱受争议的诗人，对其既有赞誉之音，也有痛斥之声，但无论如何都显示其不容忽视的地位。
在众多清诗选本及清代文学概述中，提到李调元诗歌的极少，即便有所涉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因此，李调元的诗歌成就不仅为其所编撰《函海》的功劳所掩盖，也远不及其同时之名士，如袁枚、赵翼等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界受到了一些负面评价的影响，由此认定李调元的诗作轻率随意，缺乏社会深度，是应该全盘否定的，从而影响到了李诗的流传与研究。笔者以为应重新审视李调元诗歌，不能因他人过于偏激的观点抹杀其诗歌价值，亦不能对其苛备求全。
总之，无论褒贬，李调元以其独具特色的诗歌创作及诗学理论给清代诗坛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李调元诗歌是其思想的真实记录，作为生活在乾嘉盛世的文人，他用诗歌寄托自己的情感。其中既有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对盛世的赞誉，对亲朋好友的思念，也有对现实黑暗的揭露，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诗歌对李调元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相期寿世惟有诗”，透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
2.李调元与当时的文人，如袁枚、赵翼、蒋士铨、姚鼐、纪昀等广泛交游，结下了深厚的诗文友谊。他在诗学理论上受“性灵派”的影响，同时又体现出了学人之诗的时代特征。总之，李调元是乾嘉文坛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当时的文人一起铸就了乾嘉时期的诗风。李调元把以文会友的范围还扩充到域外文人，与朝鲜著名文士柳琴、徐浩修、李书九、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等都有诗文往来，以自己的诗文创作积极促进十八世纪中朝文人的交流。
3.李调元的诗歌是他诗学思想的实践，同时又在实践中丰富他的理论，在艺术风貌上突出“大”“美”的特点。其诗歌影响深远，广泛受到文坛的关注，不惟在清朝有较大反响，在异域也有很大影响，尤其在十八世纪的朝鲜王朝，韩国文人十分认可他的诗文成就，将其诗文奉为圭臬，并以得到李调元题写的序跋为荣。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6SJD70028]。）
注释：
[1]李调元曾为朝鲜朝文人李德懋题写《青庄馆集跋》，为柳德恭题写《歌商楼集跋》，为朴齐家题写《明农初稿跋》《明农初稿序》，为李书九题写《K山集跋》《K山集序》《K山初集》等文。参见徐毅《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585页。
[2][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01页。
[3]袁枚：《答李雨村观察书》，李调元：《童山文集》（卷十），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5页。
[4]袁枚：《奉和李雨村观察见寄原韵》，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三十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70页。
[5]李调元：《上雨村观察书》，《雨村诗话校正》，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71页。
[6]李调元：《童山文集》（卷十），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0页。
[7]李调元：《雨村诗话校正》，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02页。
[8]李调元：《用前韵寄怀李雨村观察四首并序》，《童山诗集》（卷三十七），1936年版，第506页。
[9]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三十三），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58页。
[10]詹杭伦：《李调元学谱》，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
[11]中华大典文化委员：《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引《听雨楼随笔》，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12]张舜徽撰：《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13][清]常明等撰：《四川通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671页。
[14][清]孙桐生撰：《国朝全蜀诗钞》，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30页。
[15]中华大典文化委员：《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引《挹翠楼诗话》，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19页。
[16]中华大典文化委员：《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引《听秋声馆词话》，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19页。
[17]中华大典文化委员：《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引《筱园诗话》，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19页。
[18]李调元：《雨村诗话校正》，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2页。
[19]李调元：《雨村诗话校正》，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9页。
[20]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二十八），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80页。
[21]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二十八），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50页。
[22]中华大典文化委员：《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李调元?分论”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19页。
[23]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三十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12页。
[24]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三十一），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14页。
[25]李调元：《筒车》载《童山诗集》（卷二十），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65页。《龙骨车》载《童山诗集》（卷三十一），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14页。
[26]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筱园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3页。
[27]关于这两种选本的概述可参考詹杭伦《李调元学谱?著述谱》“《童山选集》十二卷”条和“《童山诗选》五卷”条，第187至188页。
[28]李德懋撰：《青庄馆全书》（卷十九）《雅亭遗稿十一?书五?李调元（雨村）》，《韩国文集丛刊》，第257辑，第266页。
[29]李德懋撰：《青庄馆全书》（卷十九）《雅亭遗稿十一?书五?李调元（雨村）》，《韩国文集丛刊》，第257辑，第266页。
[30][朝鲜]洪大容，李德懋撰，邝健行点校：《乾净洞笔谈?清脾录》“李调元”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
[31]李德懋撰：《青庄馆全书》（卷十九）《雅亭遗稿十一?书五?李调元（雨村）》，《韩国文集丛刊》，第257辑，第266页。
[32]朴齐家撰：《贞蕤阁集》（卷四），《与李羹堂（调元）》，《韩国文集丛刊》，第261辑，第663页。
[33]朴齐家撰：《贞蕤阁集》（卷四），《与李羹堂（调元）》，《韩国文集丛刊》，第261辑，第663页。
[34]柳得恭撰：《冷斋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60辑，第108页。《雨村诗话》选柳琴诗两首：《见示李雨村所馈落花生》及《今夕是何夕》（即庆生诗）。
[35]柳得恭撰：《燕台再游录》，朴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60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259页。《雨村诗话》中采柳得恭诗三首：《松京杂绝》（二首）、《同宋芝山话旧述怀》及《腊月五日几何室》（即庆生诗）。
[36]朴齐家撰：《贞蕤阁集》（卷三），《与李羹堂（调元）》，《韩国文集丛刊》，第261辑，第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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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大全篇5
[关键词] 荀绰 《古今五言诗美文》 五言诗 总集
1 魏晋六朝的诗歌总集及其编纂体例
诗歌总集，是指按一定体例收录不同作者诗歌作品的图书文献，属专门总集。纂集于先秦的《诗三百》无疑是此类总集之祖，但自其被经学化，历代史志目录均将其归在经部而不视为总集。《诗经》之后，又有《楚辞》裒集屈原、宋玉、贾谊、刘向等诸家作品，实际也是诗歌总集，如四库馆臣即以其为“总集之祖”［1］。然阮孝绪《七录》以“楚辞”别为一类，与别集、总集并立，后世史志目录代代相因。《隋志》“楚辞序”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可见其是以“楚辞”后无来者而别立，但仍归在集部之首。四库馆臣曰：“《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总集）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1］此说源于《隋志》“总集序”：“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而挚虞同期及其前后编纂的总集大都只聚合某种体裁的文章，如应璩专收书记之文的《书林》、杜预收集启事类佳作的《善文》、傅玄集古今“七”体文章的《七林》、荀勖汇聚乐府歌诗的《晋歌诗》、陈寿《魏名臣奏事》、陈勰《碑文》等。显然，挚虞《文章流别集》是以其分类聚合各体文章的综合性、更具总集特征而获得开先路之誉的。
《后汉书•王逸传》载，王逸“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隋志》、两《唐志》等却无著录或记载，而一般以为这是继《诗经》、《楚辞》之后见诸史籍记载的最早诗歌总集。黄浚《衡斋金石识小录》卷下著录有“汉王公逸象牙书签”及铭文，张政撰《王逸集牙签考证》认为此实悬系于《王逸集》书帙的签牌，时代当属魏晋或北朝。象牙书签两面皆有铭文，记载王逸著述的情况，相当于叙录，其中有“又作《汉书》一百二十三篇”。张政联系《王逸传》等考定“《汉诗》百二十三篇”应为“《汉书》百二十三篇”［2］。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论及王逸有《汉书》、阮籍有《魏书》同名之作，“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3］。故《汉诗》乃《汉书》之讹误的说法较为可靠。随着建安以来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和别集的“日以滋广”，各种“文集总钞”便大量涌现，其中就包括纂成于西晋的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总集生成的动因和原初功能即如《隋志》所言，大抵为省却读者翻检麻烦和为作者提供写作范式。而专门总集或许更容易实现此目标，这就是为何《隋志》著录的总集中专门总集会占居90%以上的原因。魏晋六朝，诗歌专门之选集逐渐成为热门和总集的最大宗，《隋志》“总集”类著录和原注记载此期编纂的诗歌总集共102部，占所有249部存佚总集的2/5强。下面对它们略作归类以考察其编纂的基本体例。
①近似全集的总集，如谢灵运编纂的50卷《诗集》、颜峻纂集的百卷《诗集》。钟嵘《诗品》：“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4]可见，谢灵运纂《诗集》的出发点在于尽可能广收博取。其占据的资料毕竟有限，所集则不见得大而全，于是出现了增补类总集，如“张敷、袁淑《补谢灵运诗集》一百卷”。说明此期编纂的诗歌总集还是有所取舍的，并未精心致力到《四库全书总目》所谓“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的程度。②萃集菁华的选集，如谢灵运《诗英》、萧统《古今诗苑英华》（《文章英华》）。《梁书•昭明太子传》载，萧统纂“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意即《文章英华》所纂集者是从古今五言诗中精选出来的英华。无名氏《今诗英》、《众诗英华》、《诗钞》等均属此类选本，即依据一定标准和要求，“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1］。③类聚总集，如无名氏《诗类》及徐陵《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序》曰：“撰录艳歌，凡为十卷。”[5]说明其专门类聚艳诗。《诗类》，参《艺文类聚》“以类相从”体例，或为集内再分类“各为条贯”聚合诗的总集。④祖饯宴会唱和诗集，如魏、晋、宋《杂祖饯燕会诗集》及南齐《青溪诗》、徐伯阳《文会诗》。《隋志》集部“《青溪诗》三十卷”注云“齐燕会作”，是即南齐时宴聚、文会的唱和诗集。⑤注释类，如应贞注应璩《百一诗》，刘和注《杂诗》，罗潜注《江淹拟古》。显然，此类诗歌注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总集。
这些诗歌总集惟有《玉台新咏》传至今世外，其余都已佚失。尽管无由准确测得编纂者之编纂宗旨和体例，但从总集编纂的原初功能，以及《玉台新咏》和萧统《文选》之诗歌部分的编纂情况尚可窥见一斑。类聚区分、分体编纂不仅是综合性总集如《流别集》也是魏晋六朝诗歌总集的基本编纂体例，因为诗歌总集本身就是以文体相类聚的，而此期的诗歌分类繁多且越来越精细，自以体裁划分之外，凡足以自成一类者均有其类，如“咏史”、“咏怀”、“赠答”、“行旅”、“从军”、“山水”、“游仙”、“隐逸”、“咏物”等，这就使得诗歌总集内部也有必要类聚区分、分类编纂。如《玉台》前八卷为五言诗，第九卷以七言为主兼收杂言，第十卷则是五言四句体，明显是以体裁分类聚合；而《文选》类分诗歌为“补亡”、“咏史”等二十三类。分类编纂、以类相从的体例能让使用者更便捷地根据其需要翻检和阅读前人的相关作品，或以为鉴赏，或以为写作范式。说到底，是明确的文体分类为专门总集的编纂提供了可能，专门总集的成熟又催生出了综合性总集。换言之，综合性总集实际都是由若干专门总集按一定体例汇编而成，如《流别集》、《文选》皆然。
2 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编纂概况
从集名看，《古今五言诗美文》无疑是操五言诗专门之选的诗歌总集，属上述第二、第三类总集的综合类型。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6]《诗经》中夹杂的五言句式，历经俳优的演绎，以及骚体如《沧浪歌》、民谣如秦代《长城歌》等的演化，逐渐变成为五言诗体。这种五言诗体在汉代民歌和乐府诗的交汇中成熟起来，并由“古诗”过渡，暨建安之初便呈现出“五言腾踊”[6]的局面。尔后虽稍有衰微，但迨及晋太康中兴后则独领、蔚为大国，大大推动了五言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进程。尤其在南朝，人们竞相写作五言诗，流成风尚。钟嵘《诗品序》云：“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4]《诗品》就是专门品评五言诗的诗学著作。五言诗的兴盛与发展，促成了五言诗专门之选集的历史要求；加之五言诗的历史积淀和创作的繁荣，为五言诗总集的编纂者提供了充足的甄选素材，《古今五言诗美文》的诞生即成必然之势。
荀绰所纂诗歌总集见于《隋志》集部“总集”原注记录，“《诗集》五十卷”注曰：“又有……《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荀绰撰……亡。”显然，这是一部荟萃五言诗菁华的选集。据《隋书•经籍志序》及钱大昕《隋书考异》、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等，《隋志》原注记录梁代存在而撰《志》时已佚之书依据的是阮孝绪《七录》，说明《古今五言诗美文》在梁代有保存。《隋志》撰著者在原注中记录的这些著作很可能是因萧绎焚书、唐武德五年黄河漂没图书之故而不见存秘府者，但并不意味其已彻底亡佚，如与《古今五言诗美文》记录在同一条的颜峻《诗集》、《诗例录》，宋明帝《诗集》、刘和《诗集》等仍为《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换言之，颜峻等人纂集的《诗集》至迟在唐开元年间编纂《开元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等藏书目录时尚存秘府，因旧《唐志》是《古今书录》的删节本。那么，《古今五言诗美文》在此之前或许仍有见存，亦未可知。
荀绰出身颍川望族，其五世祖荀淑乃荀卿十一世孙；四世祖汉司空荀爽曾以著述为务，先后著《礼》、《易传》、《诗传》、《汉语》、《新书》等，号称硕儒；祖父荀勖“既掌乐事，又修律吕，并行于世”，撰《晋中经》、《杂撰文章家集叙》、《晋歌诗》、《晋宴乐歌辞》等；从父荀及其子荀邃“解音乐”。荀氏有汉魏以来学在家族的著述传统，有善解音韵、声律的家学特色，这无疑是荀绰能够编成《古今五言诗美文》流传而经久不衰的基础。《晋书•荀勖传》附《荀绰传》：“绰字彦舒，博学有才能，撰《晋后书》十五篇，传于世。永嘉末，为司空从事中郎，没于石勒，为勒参军。”其收藏的百余（千余卷）书籍亦为石勒抄没。荀绰乃鲠亮忠义之士，大抵卒于建兴末年。据《晋书•裴宪传》，建兴二年（314年），与荀绰一同“没于石勒”的裴宪自此官运亨通，“及勒僭号（319年）……署太中大夫，迁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竟卒于石氏”。《晋书•石勒载记》亦有记载。而荀绰自此则无行迹，记载亦语焉不详，最大可能是他已不在人世，或因其不屈服于石氏而遇害。荀绰传世著作《古今五言诗美文》、《晋后书》（《晋后略记》）、《百官表注》、《九州记》等当是永嘉之乱以前已流入江南或永嘉南渡之人带到江南而得以流传的。《隋志序》云：“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换言之，荀绰的传世著作编撰于永嘉之乱以前。《隋志》史部“杂史”著录“《晋后略记》五卷”，注曰：“晋下邳太守荀绰撰。”“下邳太守”是荀绰“为司空从事中郎”以前所任官职。又，其无传世文集，而荀氏过江者如荀组、荀邃、荀等皆有集行世，是可证。
《古今五言诗美文》具体编纂于何时虽无确证，但事皆有因由，或可推知。如西晋平吴后左思写成《三都赋》，“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7］。《晋书•左思传》：“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就五言诗而言，其创作经历建安高峰，“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4］。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提到“比肩诗衢”的五言诗名家也是“张潘左陆”[6]等人。可见，西晋太康时期的确出现了五言诗复兴的局面，即如《诗源辨体》所谓“建安五言，再流而为太康”［8］。此期文人热衷摹拟前人优秀作品，尤其重视对古诗、乐府情事主题的摹拟。对名家名作如张衡《四愁诗》的摹拟，则可以其别集为参照；对乐府情事主题的摹拟，则可以已结集的乐府歌诗集如荀勖《晋歌诗》、《晋宴乐歌辞》等为参照。而如张华、陆机等人大量创作的《拟古诗》中摹拟的所谓“古诗”实际都是魏晋以前无名氏之五言诗作，这些作品非一时一人所为，时人要取得对“古诗”的共识进而摹拟它，需有一个可认同对象，此对象当汇聚于某诗歌总集且有合适名称，如《诗经》中的“国风”、“周颂”，以及“楚辞”等皆然。就现存资料看，魏晋之际惟有《古今五言诗美文》适合充当“古诗”载体。因此，《古今五言诗美文》编纂于太康时期或更早，都有可能。
3 《古今五言诗美文》的编纂意义
从中国编辑史的角度看，《古今五言诗美文》是可考的最早操五言诗专门之选的诗歌总集。据《隋志》集部总集类著录和原注记载，编纂较早的几部诗歌总集分别是荀勖《晋歌诗》、《晋燕乐歌词》，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尽管应贞注解其父应璩《百一诗》早于荀勖编纂，但非诗歌总集。就像著录、记载于总集类的“苻坚秦州刺史窦氏妻苏氏《织锦回文诗》”、《毛伯成诗》等个人诗集，以及钟嵘的诗学著作《诗品》等，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诗歌总集。这是《隋志》作者将不足以另立类别的相关书籍“附于此篇”的通常做法，如经部《论语》篇附录《尔雅》诸书，集部文章总集之后附录文论著作《文心雕龙》等皆如此。考《晋书•乐志》、《宋书•乐志》，其所录汉魏以来乐府歌诗、歌词，有三言如《郊飨神歌》、《灵之祥》，四言如《短歌行》、《善哉行》，五言如《艳歌罗敷行》、《蒿里行》，七言如《燕歌行》，杂言如《董桃行》、《东门行》等，可知荀勖编纂的两部集子所收诗歌亦非止五言。迨及南朝，诗歌总集的编纂达到鼎盛，然明确只选五言诗的惟有萧统《文章英华》，即《古今诗苑英华》。其他诗歌总集或许选编了不少五言诗，甚或以纂集五言诗为主，却难以断定其就是五言诗总集。即便如《玉台新咏》所选十之九为五言诗，亦不能作如是观。因此，《古今五言诗美文》实可称为五言诗总集之祖。
从所选诗歌的时间跨度看，《古今五言诗美文》当为先代至晋初的历代五言诗选集。诗歌总集的编纂体例若以纂录作品时代判断大抵有三种：断代、当代和历代总集。断代诗歌总集以朝会、祖饯、宴聚歌诗居多，据《隋志》记载，《晋歌章》、《宋太始祭高歌辞》、《齐三调雅辞》、《青溪诗》等属此类。当代诗歌总集则有无名氏《今诗英》、萧淑《西府新文》等。《西府新文》是萧绎在荆州蕃邸时命萧淑纂集，《颜氏家训》云：“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9］其未收时为西府咨议参军的颜协“无郑卫之音”的诗歌，协子颜之推因此引以为恨。可知萧淑所纂仅限于西府幕僚新潮之作，是当代总集无疑。凡以“古今”名集者，均属历代总集，如东晋张湛《古今九代歌诗》、萧统《古今诗苑英华》等。所谓“古今九代”，可能起自唐尧之《击壤歌》，虞舜之《南风歌》、《卿云歌》，然后依次录有夏、商、周、秦、汉、魏、晋歌诗，适为九代。萧统专选五言诗的《古今诗苑英华》大抵是《古今五言诗美文》的延续，亦即《英华》所收作品涵盖《美文》，续以晋、宋、南齐、梁初诗歌，其下限在梁天监末年（519年）。据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英华》“编成于普通三年（522年）前”［10］；《文选》所录诗歌的上下限亦可为证。又如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所收录者为梁、陈及北周、隋、唐初诗歌［10］。由此可见，“古今”至少跨涉四代。《古今五言诗美文》下限在晋初，上溯则是魏、汉、秦、周，具体起于何时不得而知。刘勰、钟嵘等人认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产生于西汉，《诗品序》云：“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唱）也。”［4］这则资料恰好说明当时主张五言古诗产生于晚周的大有人在，且与《美文》可能涵盖的起始时代大体吻合，而钟嵘的主张反倒只是凭“文体”臆测。《与吴质书》有“古人思秉烛夜游”［7］一句，语出古诗《生年不满百》之“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曹丕此文所称“古人”全是先秦之人，如伯牙、钟子期、孔子、子路等。然则，认定五言古诗中有部分乃“衰周之倡”，《美文》收录上限在晚周，是不成问题的。如此，《古今五言诗美文》的编纂就为后世探究五言诗生成时代者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据。遗憾的是，直至目前尚未有人发现其价值。
从衡文标准及编纂结果看，《古今五言诗美文》开启了以“尽美”或曰“唯美”选诗的先河。美的观念在先秦已出现，《国语•楚语》记载，伍举曾就楚灵王赞“（章华）台美”而发议论：“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周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11］显然，伍举以“无害”为美，亦即善就是美。这实际是以善代美，强调美、善的一致性，赋予美以政治和伦理内涵。局限在于否定美的相对独立性，不承认“目观”之美。孔子关于美的判断尽管亦以善为前提和根本，如《论语•泰伯》所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里仁》所谓“里仁为美”；但毕竟是哲人之思，其尽善尽美的“完美”观念中，美、善的确各有意蕴且是有所区别的审美范畴。《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2］可见，其所认为的美外在于耳目感官，善则内在于政治伦理。当文学自觉萌芽之际，“善”依然主导着衡文，如杜预所纂《善文》；曹丕《与吴质书》评刘桢“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晋书•华传》谓“集经书要事，名曰《善文》”等皆如此。
荀绰首以“美”为选诗标准，提出“美文”范畴，注重作品“目观”之美，亦即赏心悦目，扭转了传统的文学审美观。如陆机《文赋》由质“善”转向文“美”，进而提倡文质并重、辞意“双美”。钟嵘从祖钟宪评鲍照、惠休惊世骇俗、绮靡艳丽的五言诗就用上了该范畴：“鲍、休美文，殊已动俗。”［4］萧纲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质不宜慕”的裴子野“了无篇什之美”［5］。即使思想较为正统的昭明太子，也特别重视诗文的耳目之娱，其《文选序》曰：“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7］此期编纂的诗歌总集已然多是精美之选，如《诗英》、《今诗英》、《众诗英华》、《文章英华》等。所谓“英华”，本言草木之美，这里即指“美文”。据新旧《唐志》著录，此类总集在唐代更是层出不穷，如释慧净《诗英华》、元思敬《诗人秀句》、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刘明素《丽文集》、无名氏《诗林英选》、《文苑词英》、《词英》等；北宋编纂的大型诗文总集《文苑英华》则是往代美文的总汇。不难看出，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的衡文标准不仅对六朝诗歌总集的编纂，以及追求形式审美的“美文”观念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已延及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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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大全篇6
[关键词]岭南三家 雄奇诗风 清代诗坛 诗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150-05
一、岭南三家与岭南诗风
康熙三十一年，王隼将梁佩兰、屈大均、陈恭尹的诗编成了《岭南三大家诗选》，时任惠州太守的王为之作序刊行。《岭南三大家诗选》共二十四卷，三位诗人的诗各八卷。从此以后，“岭南三大家”渐渐得到时贤后人的认可，在文学发展史上占稳一席之地。明末清初岭南诗坛流派或群体不少，除了岭南三家之外，见诸文献记载的，还有南园十二子、北田五子、岭南七子、西园白莲诗社、浮丘诗社、东皋诗社等等，至于经常与岭南三家唱酬的王鸣雷、薛始亨、程可则、方殿元、陈子升、张穆、陶璜等一大批诗人，也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然而，最能代表当时岭南诗风的，还是岭南三家。
在王隼的《岭南三大家诗选》中，三家的排列顺序是梁、屈、陈。如此排列的原因，《清史列传?韩海传》说“是时岭海文社数百人，唯梁佩兰执牛耳”；檀萃《楚庭稗珠录》推测是“首庶常，盖以其官爵耶”；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认为是“以年齿为次”；屈向邦《粤东诗话》推测王隼原意“或只欲选屈、陈为岭南两大家耳。其加选梁，且以冠首，或欲避人攻击，以梁为幌子耳。而此书仍被抽毁，则非蒲衣所及料也”。可谓众说纷纭。当然，若论诗歌成就及影响，应当是屈居首而梁、陈居后，这在当时直至今日都有公论。朱彝尊《海日堂集序》、王士祯《渔洋诗话》、韩海《郭亭诗集序》、檀萃《楚庭稗珠录》、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温汝能《粤东诗海》、朱庭珍《筱园诗话》、林昌彝《射鹰楼诗话》、陈衍《石遗室诗话》等，基本都按屈、陈、梁的顺序排列岭南三家。尤其是韩海，他是梁佩兰同乡晚辈，雍正进士，乾隆时曾应鸿博。韩多次参加梁佩兰主持的诗歌雅集，梁对比自己小了将近50岁的韩海青目有加，往往置座中他人不顾，韩写成一首诗“辄称善”。然而，韩海在《郭亭诗集序》却说：“吾粤诗多以唐为宗，宋以下概束高阁。远自南园五先生开其源，近则屈、梁、陈三大家树之帜。粤人士从之，翕然如水之归壑。”[1] 韩海不以私谊障目，其意见实际反映了清初诗坛对岭南三家的真实看法。这绝非仅仅是名次排列顺序的小问题，名次之争表现了清初诗坛对岭南三家总体风格的体认。屈大均是岭南三家当之无愧的代表，其诗风才有资格代表岭南三家的总体诗风。
再看论者对岭南诗风的说明。遗民诗人杜浚在《复屈翁山书》中，借评战国“义不帝秦”的奇士鲁仲连，主张“士贵有骨”，认定屈大均“负绝识”，“有真骨”。[2] 被吴伟业列为太仓十子的娄东派诗人王摅在《留别屈翁山》中说：“为诗等身富，披读惊恢奇。黄钟大镛在，安用余响为”；而他的《梁药亭太史以诗送行赋答》则写道：“先有同里屈与陈，世称岭外三诗人。旗鼓相雄不相下，笔端变化各有神”。[3] 朱彝尊《九歌草堂诗集序》“然自拔于尘怪表”、“幽渺凄戾”来形容屈大均诗歌的风格。[4] （P2120） 毛奇龄《屈翁山诗序》指出屈大均“为诗廓然于天地之间，独抒颢气，CC落落焉，一切龌与龊不以间也”。[4] （P2121） 屈大均最后一位诗友费锡璜，在吊唁屈大均的诗中，将他称作“英雄”：“一代声名出至公，诗人原自属英雄。笑他江左耽吟客，尽落元和变调中。”[5] 费锡璜嘲笑“江左”即江浙诗人，认为他们只会追随元和变调，在模仿中打筋斗，他们不配与豪气十足的英雄式诗人屈大均相提并论。屈大均的晚辈洪亮吉，在《道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截句》中说：“药亭、独漉许相参，吟苦时同佛一龛。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6] 近代诗人沈汝谨在《国初岭南江左各有三家诗选，阅毕书后》中也说：“鼎足相持笔墨酣，共称诗佛不同龛。珠光剑气英雄泪，江左应惭配岭南。”[7] （P450）
以上对岭南三家的评论，侧重于屈大均，并多以江左三家为比衬。诸家对岭南三家总体特征的说明，概括起来无非两个字：“雄奇”。这也是屈大均认可的，他为梁佩兰的《六莹堂诗集》作序说：“吾欲以《易》为诗，颠倒日月，鼓舞雷风，奔五岳而走江淮河汉，使天地万物听命于吾笔端。”这不是雄奇之风又是什么？屈大均还认为广东诗人中只有自己和梁、陈达到这一标准。以雄奇著称的岭南三家，在诗坛上是一个异数。这一点，王士祯早就发现了。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曾说：“予尝语程职方云：‘君乡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程职方即上文提及的程可则，曾与屈大均一道师事陈邦彦。王士祯在这里所谓的“古风”，也就是“雄奇”的代名词。
明清之际是催生诗人的时代。山河巨变、身世荣辱、道德裂变、思想整合，都逼迫着人们去低吟高唱，此时出现的诗人也确实特别之多。如江左三家，他们也有家国与身世之慨，其诗也充满哀怨苍凉，但他们为人缺乏骨气，诗歌中也就少了雄放慷慨之音。这不仅是个人品质秉性造成的，江左三家生活、成长在温柔的江南，浅斟低唱的氛围又怎么能迸发出黄钟大吕的变徵之声？对晚明诗坛影响极大的公安、竟陵，服膺者主要分布在江南和中原。若从解放思想、呼唤个性的角度说，公安、竟陵自有其积极之意义，但他们对“性灵”、“幽深孤峭”的呼唤，却使人在重视内心的同时疏离了社会。而风靡诗坛的对性灵之追求，是不会催生出阳刚之气的。这样，过去一直是诗歌重镇的中原、江南，出于血性的呼号吟唱，渐渐消沉了。
从两宋以下，广东便成为抵抗异族入侵的最后战场之一，明清之际数十年的抗清战争也不例外。血与火的洗礼、民族危机的深重、志士们前赴后继的惨烈，都为救国匡时的战歌注入了雄豪之气。这对于岭南三大家雄奇诗风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