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伦理小说范文
短篇伦理小说篇1
关键词：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内涵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3-0183-09
作者简介：张能泉，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湖南 永州 425199）
引 言
日本现代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其短篇小说创作中虽然始终坚持唯美主义的文学主张，但是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却没有摆脱伦理道德的约束。他们以其特定的伦理身份在其特定的伦理环境中生动展示了艺术与道德的种种冲突与矛盾。当前学术界对于谷崎文学的研究虽然具有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关于谷崎短篇小说的艺术与道德的双重性选择与书写问题研究较少。为了深入理解谷崎文学的特质，选择其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其笔下的人物伦理关系梳理与伦理内涵的阐释，解读其文学伦理的特性，无疑对深入理解谷崎文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结合具体作品对谷崎短篇小说展开伦理解读，阐述其小说的伦理内涵，阐释其笔下人物恶行背后的道德教诲，从中发现其艺术主张与其艺术实践的不一致性，凸显其文学艺术创作之路的独特性，即表现出在艺术与道德之间游走与徘徊。
一
谷崎立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理念，以追求自由为其文学创作的主旋律，通过对女性之美的呈现来书写人性的真实，表达作者对美的礼赞和崇拜之意。事实上，谷崎在其短篇小说的创作实践中无法脱离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小说中人物复杂的伦理关系使其作品含有更加丰富的伦理内涵。在谷崎看来，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强者，丑的东西都是弱者。文艺世界中的美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既可以是一种优雅和高贵的姿态，也可以是一种颓废和怪异的形态。他认为：“说起行为上的恶趣，可谓驳杂繁多，林林总总，但最能吸引和震撼我的当属那种惨烈的行为和凄惨的场面。诚如开篇所述，那种惨烈残酷的行为与场景所带出来的恶浊氛围，对我来说，培育了一种美好难尽的幻想。”1然而，这种怪诞之美离不开作者的艺术激情和高超技巧。因为“绝妙的艺术世界里，如果抛开思想深度的问题，总会以某种形式不经意中扣人心弦，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伟力。这种力量比起任何思想和理论的力度都要深切，更为直接地铭感肺腑，传递神韵。这也正是艺术的难能可贵的地方”。因此，“文学作品如果没有充溢艺术激情，不管它是鸿篇巨制也好，无论其架构气势如何宏大，断然不能说它是杰作”2。为此，谷崎在其文学中时常以丰富的想象来虚构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在丑恶、颓废的艺术世界中寻求美，彰显美和Y赞美。然而，谷崎文学世界中的美是一种偏执之美，是一种在官能刺激中通过施虐或受虐的形式所寻求的有悖于常理的畸形之美。在这里，谷崎以女性官能享受代替情感判断，以激情书写代替理性审视，试图将社会道德与伦理规范尽可能地排除在他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之外。可是任何文学创作都不可能摆脱现实社会，因为一切文学创作都源于现实生活。如此一来，文学创作也就无法脱离伦理道德的影响，在文学世界中也就无法找到任何可以超越道德的文学作品。更何况，“文学的产生是有目的性的，这个目的就是教诲。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教诲功能。文学的教诲是读者在阅读文学的审美过程中实现的”3。因此，谷崎在文学创作中虽然竭力摆脱伦理道德的羁绊，立足于唯美理念，但在其文学作品中却清楚地表现出伦理意识，具有其教诲性，形成了一种游走在艺术与道德之间的文学现象，构成其文学独特的思想张力。
作为一位主张艺术至上的文学家，谷崎非常注重文学创作的非功利性。他认为艺术应该脱离现实而存在，艺术家不能将世俗的伦理道德观念渗入其文学之中，艺术的精髓在于传递一种没有道德色彩的美，这种美仅存在于非功利的感性世界之中。因此，艺术的真谛并不是某种思想或者精神的传达，它仅是感性世界的真实呈现。纵观谷崎文学创作，从《刺青》（1910）到《疯癫老人的日记》（1961），从《麒麟》（1910）到《钥匙》（1956），谷崎在其文学创作中非常推崇艺术创作的纯粹性，可以说，实践不涉及道德的纯美理想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与同时期具有唯美倾向的永井荷风不同，谷崎将这种文学创作的无功利性推向了极致。他推崇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艺术至上论，沉溺并局限在通过女性的肉体书写来发现和挖掘美。可是，谷崎笔下的美不是一种理性之美，而是建立在诸如性欲、嗜虐、变态、幻觉与想象等基础之上的感性之美。因此，谷崎所倡导的艺术之美是以一种充满活力的病态形式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强烈而奇异的官能之美。
为了艺术性地表达这种官能之美，谷崎在其小说中善于刻画恶魔型女性形象，这种类型的女性并非因相貌出众而受到男性的追捧，而是因其妖艳、妩媚备受他们的青睐。譬如，《麒麟》中的南子夫人，《杀艳》（1918）中的阿艳，等等。她们以其独有的感官之美征服男性，使其在近乎变态的施虐或受虐中获得生理的快感，进而赢得男性如痴如醉的跪拜和礼赞。这种从荒诞、怪异的世界出发，追求美与丑的价值颠倒，从丑中求其美，从赞美罪恶中来肯定善良，以自我和人性的解放为基调，展现对女性美和官能美的绝对忠实，成为谷崎文学的一大特点。因而，谷崎所倡导的美不是一种合乎常理的美，而是一种恶魔式的美。这种美以展现女性肉感和病态欲望为基础，在彻底的感官享乐中摒弃任何精神，放弃任何道德，让人物在官能的享受中体验美的存在。谷崎在此向众人开创了一个别样的艺术世界。在这里，思想没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因为“无论多么高尚的思想也是看不见、感受不到的，思想中理应不存在美的东西”1。在这里，只有女性的肉体才有资格成为美的传达者，因为最美的东西在谷崎眼里就是女性的肉体。谷崎笔下的女性肉体不仅可以在质感中传递生机，而且还可以在鲜活中洋溢生命的激情，在对肉体官能描述中产生一种令人神秘的感觉，并从中真切地体味到令其难忘的快感。“迄今，明治现代文坛无一人能亲手或未曾想过要亲手开拓艺术的一个领域，而谷崎润一郎却完成了，并取得了成功。换句话说，谷崎完全具备现代作家群众任何人都没有的特别的素质和技能。”2虽然永井荷风的评价有夸大之嫌，却一语中的地揭示了谷崎文学独有的特点。这一特点可以概括为谷崎通过描述施虐或受虐的场景，在残酷中呈现女性的艳冶之美，在病态中展现艺术的迷人之魅。正如桥本芳一郎在《谷崎润一郎的文学》中写道：“就谷崎润一郎文学而言，学界少有异论。无论人生还是艺术，谷崎都持美的至上主张，完全优越于人类、社会和道德，他以美的宗教作为其根本信念，将女性肉体视为美的极致呈现于他的文学之中，将沉湎于官能之美视为人类存在的姿态加以讴歌，这几乎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动机。”3因此，谷崎文学具有颓废性、恶魔性和异常性的特点。
恋物癖是指在强烈的性欲望驱使下，收集异性使用的物品或钟情异性身体的某一部位。通过凝视、接触异性物品或身体来刺激官能享受，从中获得性欲望的满足。恋物癖患者往往无视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以满足个体欲望为初衷。谷崎的小说随处充盈着有关恋物癖的描写。《刺青》中清吉对年轻女子之脚的迷恋、《富美子的脚》（1919）中V越老人对富美子之脚的痴迷、《疯癫老人的日记》中卯目督助对飒子之脚的跪拜以及《恶魔》中佐伯对照子所使用的手帕的垂青等，都充分体现谷崎文学具有浓郁的官能性和颓废性。在这里，美所呈现出来的世界似乎与世俗的伦理道德无关，美存在于官能的刺激之中，存在于施虐或受虐的享乐之中，存在于幻美的想象之中。谷崎笔下的美食、美人、美景和美物，不仅是一种美的存在方式，更是人们摆脱世间伦理道德约束之后，艺术体验与想象的结果。《金色之死》（1914）中的冈村、《被弃之前》（1914）中的幸吉、《饶太郎》（1914）中的饶太郎、《杀艳》（1915）中的庄太、《病蓐的幻想》中的他、《人鱼的叹息》（1917）中的孟世涛、《异端者的悲哀》（1917）中的章三郎、《褴褛之光》（1918）中的青年人A、《两个幼儿》（1918）中的千手丸、《鹤唳》（1921）中的靖之助、《春琴抄》（1933）中的佐助等，这些男性主人公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便是通过对女性官能之美的感受，在一种诡异的情绪中寻求一种微妙而又细腻的幻想之美。虽然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虚幻之美，但正是这种具有强烈主观情绪的梦幻般的虚构世界，充分体现了谷崎对美的理解和叙说。正如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和林祁那样，善于在“享虐”与“性越境”中来构建其独具个性的性别话语4。所以说谷崎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恶魔型女性是作者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体现，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对人性的一种禁锢，尤其是对性与爱的一种压抑。谷崎以女性官能的书写和近乎病态的行径来抵抗和抨击一切束缚人性的道德观念，寄予了他对艺术之美的憧憬之情和追求之意。谷崎所描述的这种艺术世界是以女性肉体为描写对象，在极具官能性的描绘中，通过施虐与受虐，表达作者对传统伦理的极度不满，以求在罪恶的世界中获得心灵深处的解脱，并以一种离经叛道的方式寻找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
任何文学创作都无法摆脱伦理道德的影响，换而言之，只要有文学创作就会与伦理道德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文以载道者认为文学艺术的使命在于向人们传达某种道德；在唯美主义者眼中，文学艺术则没有任何功利性，它是独立存在的自在体，与伦理道德无关。事实上，无论是文以载道者还是唯美主义者本身就没有否认文学艺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只不过两者采取了较为极端的形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而已。就谷崎而言，虽然他极力主张文学艺术的无功利性，强调文学艺术就是一种无目的的存在，反对任何形式的道德说教，“义无反顾地将艺术的非功利性奉为其艺术的最高信条”1，但是在其文学创作中仍旧摆脱不了世俗伦理道德的影响，道德观念与伦理意识总会以各种方式，如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形式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中。对此，谷崎在《为人父亲》（1916）中结合自身的作体验，总结了艺术与现实人生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第一是艺术，第二是生活。最初尽可能使生活与艺术一致，或者努力试图让生活隶属于艺术。我写《刺青》、《被弃之前》、《饶太郎》的时候，这似乎是可能的。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极其秘密地实现了我的病态的官能生活。（省略）比起生活来，艺术更优先。只是今天，这两者存在轻重之差，一时难以完全分割。我的心思考艺术的时候，我憧憬恶魔的美。我的眼反观生活的时候，我受到人道警钟的威胁。”2由此可见，谷崎虽然一心向往艺术的非功利性，并试图潜心于自我营造的艺术世界，从中摆脱世俗樊篱的束缚，在充满幻想和病态的艺术中书写自我的真实存在。然而，文学艺术的社会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而独立存在，作家不可能逾越现实生活而进行文学创作，因为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本源，那些试图脱离现实生活的艺术创作既不符合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更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即便是那些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他们对文学与道德论述也是矛盾的。
虽然谷崎小说具有浓郁的甘美而又芳烈的恶魔气息，充斥着病态而又畸形的享乐情绪，但字里行间依旧流淌着现实生活的余韵。正如日本多位谷崎研究者所言，谷崎文学体现的颓废、病态、甚至畸形的性倒错等非现实性因素都是一种表层现象，其实质不过是作家通过这种与众不同的表现方式来抒发自我的人生体验和对现实社会种种不合理性的反思。如小宫丰隆在评价《刺青》时就说道：“作品虽有波德莱尔的影子，充盈着肉的味道，但是作品仍有阳刚之气，留有现世的气息，更具有元禄时期的味道。”3佐藤春夫在《谷崎润一郎 其人与艺术》中也这样论述，“伪恶者谷崎润一郎只不过是借用异端者之名，作品中缺乏异端者的面影，是对骨肉亲情的怀念”4。由此可见，谷崎文学其实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它极力推崇美，通过对偏执之美的书写强调艺术高于生活；另一方面这种恶魔之美的呈现背后又留有世俗伦理道德的影子。作品中诸如父与子、母与子、兄与妹、兄与弟、夫与妻等家庭伦理的书写，以及师生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等社会伦理的描述，这些都表现出较为浓厚的社会现实性。伦理身份不仅制约着人物之间对美的追求程度，而且影响着他们对美的实现方式。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具有理性意志，能够有效控制自由意志，使人在面对伦理问题时，可以进行相应的伦理选择。文学作品正是借助艺术的魅力来呈现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交锋情景，促使人物进行伦理选择，进而表达其道德与伦理的教诲功能。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从人的本质的立场理解伦理选择，而且认为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构成。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人物存在，就必然面临伦理选择的问题。”1对于提倡文学就是人学的谷崎来说，其创作的文学作品理所当然也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其中，谷崎唯一一部自称是其自传性作品的《异端者的悲哀》就是典型。关于这部作品，谷崎在其散文《异端者的悲哀?前言》中写道：“据他们的看法，在这篇小说的背后，流淌着一种我的笔尖自然流露的情绪，一种相当罕见的昭然若揭的道德操行。而且，篇中所到之处父子的冲突都相当露骨，作者毫不吝惜地进行了刻画。父子之间相互辱骂，言辞简直不堪入耳，这种场景的叙述，似乎让人隐约感到过于尖刻了点。因此，总体上来说，这是一部于世道人心颇有裨益的作品。”2由此可见，该小说的确具有浓厚的伦理意识和文学教诲功能。
在这里，谷崎通过塑造主人公章三郎形象来演绎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等一系列伦理问题。自以为拥有艺术才华的章三郎出身于一个穷困潦倒的家庭。由于不满眼前的困境，他时常会沉醉于自我幻想之中。然而，其孤僻与高傲性格使得章三郎不仅对现实生活抱怨不已，而且还与它格格不入。在处理朋友问题上，“他从来就不觉得有必要对朋友真心交往。”一旦与铃木、Q、S等朋友见面，他总是表现出一幅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样子。因此，“章三郎对世上之人――朋友，不可能产生更深的情分”，因为“他不但完全欠缺亲切、博爱、孝敬、友情这些道德上的情操，甚至连感受这些情操的他人的心理也无法理解”3。在处理家庭问题上，他更是不顾家庭伦理的禁忌，不断上演与家人的伦理冲突。面对妹妹，身为兄长的章三郎从未遵从兄妹之间应有的骨肉之情，“对妹妹的疾病一次也没有表达过作为兄长的关怀”，甚至诅咒妹妹“说不定今晚就会死掉”；4面对父母，身为长子的章三郎也从不遵循父母与儿子之间的伦理，时常与他们就琐碎之事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恶言相向，武力相逼。然而，“尽管如此，章三郎也从未打算认错道歉”5。尽管现实生活中的章三郎无视世俗伦理与道德对其言行举止的约束，任其自由意志的驱使，孤芳自傲，我行我素，极力表现出背德者的一面。可是一旦耽于幻想，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对现实中那个为所欲为的章三郎进行强烈的道德批判和严厉的良心谴责。譬如，在处理唱片机事件时，现实中的章三郎完全不顾家庭伦理的束缚，表现出唯我独尊的行为。一旦进入幻想，其内心深处很快就会发出一种道德批判的声音，来强烈谴责现实中那个肆无忌惮的章三郎。“你怎么这副模样？不惜怒目相向，从父母、妹妹那里抢夺来的唱片机就能够使你那么快乐？除了这样的事情，难道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让你快乐的东西了？”6“像你这样的人如果继续傲慢自大行逆天之事，最终只能够变成狂人。难道你仍旧不打算改变你的生活吗？”7在这里，很显然幻想中的章三郎代表斯芬克斯中的人性因子，表现出了鲜明的理性意志。它一方面对现实中章三郎的是非善恶进行了强烈地道德斥责，另一方面又极力劝说F实中的章三郎应该立即弃恶从善，做出合理的伦理选择，以避免因继续受到兽性因子的驱使而做出违背伦理的事情。如果说幻想中的章三郎具有人性因子的特性，那么现实中的章三郎则显然代表了斯芬克斯因子中的兽性因子。在其驱动下，章三郎漠视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伦理禁忌，选择以激进的方式来对抗家庭伦理的约束，给其家人带来了莫大的身心伤害。于是，谷崎笔下的章三郎不仅具有双重人格的特点，更是体现了文学伦理的教诲价值。具体来说，现实中的章三郎是自由意志的言说，而幻想中的章三郎则理性意志的书写。这两种意志的有机结合不仅构成了完整的章三郎形象，也构建了人物独有的道德价值。作为一个道德形象，章三郎这个人物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如何影响个体的伦理意识与伦理选择。失去人性因子中理性意志的指导，那么兽性因子中的自由意志就会失去控制，章三因此而灵肉分离，善恶不分，伦理沦丧，与禽兽无异。因此，合理调节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协调好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比例，对于促进个体健康发展和人类和谐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
由于所有叙事作品都具有相应的道德教诲意义，因而谷崎在其短篇小说中也就无法规避伦理道德问题，其唯美理念与伦理道德之间就会存在明显的矛盾。为了调和这对矛盾，谷崎在其短篇小说中精心组织了人物的伦理关系。“伦理结构指的是文本中以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为线索建构的文本结构。伦理结构有四种基本构成：人物关系、思维活动（包括意识结构和表达结构）、行为和规范。”“无论人物关系、思维活动、行为和规范，它们都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复杂的整体伦理结构。”1谷崎短篇小说的伦理主题及其艺术表现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缘于作者对作品人物伦理关系的精心安排。其中，《麒麟》就是其代表性作品之一。
小说向读者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孔子离开了鲁国，带着弟子前往卫国。受到了卫灵公的热情款待后，孔子决心游说卫灵公接受自己的学说，弃恶从善，摒弃私欲，励精图治，力争成为一名受人敬重和爱戴的明君。刚开始，卫灵公欣然接受了孔子的儒家伦理思想，决定痛改前非，洗心革面。可是，随着妻子南子夫人的干预，他最终因无法抗拒妻子的美色而前功尽弃。孔子也因此离开了卫国，前往他国继续自己的传道生涯。小说实际上是以南子夫人为美的代言者和以孔子为德的代言者之间，围绕卫灵公所展开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日本文坛的关注。其中，本间久雄的评论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刺青》《麒麟》等谷崎文学具有浓郁的唯美与官能倾向。“在我国文坛，就代表所谓唯美主义倾向，乃至官能派倾向这点来说，毋庸置疑，谷崎占有最具独特的位置。”2然而，小说在体现唯美理念与官能色彩的同时，借助其伦理结构艺术性地表达了作品的伦理主题。作为作品伦理结构的一种基本构成方式，人物关系主要指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不同的人物关系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复杂的伦理结构，而且还是人物之间不同伦理矛盾和冲突的载体。3因而，理清作品的人物关系对于解作品的伦理结构具有重要的价值。就《麒麟》而言，小说通过讲述孔子游说卫灵公的故事给我们展现了三组人物关系，它们分别是孔子与卫灵公、孔子与南子以及卫灵公与南子。
在第一组人物关系中，双方具有清晰的伦理关系，其一为主客关系，其二为师生关系。卫灵公迎接孔子的情景便印证了一点。“灵公远离夫人与其他所有的女子，将浸有欢乐之酒的嘴巴漱洗干净，穿正好衣冠，将孔子请到一室，听取富国强兵的天下之道。”4在这里，谷崎通过卫灵公拜师学艺时的细节描写，形象地展现了此时的卫灵公理性意志占住了主导地位，能够自觉地尊师重道。然而，随着南子夫人的干预，他们之间的双重关系逐渐演变成单一的主客关系。面对前来布道的孔子，卫灵公再也没有之前的尊师重道之情，而仅是以待客之道对之。作者在小说结尾处以简笔描写卫灵公在黄河之滨送孔子出境的情景就是说明。“在黄河与淇水交汇的商墟之地，卫国都城的街道上走着两辆马车。”“孔子一行又踏上了前往曹国的传道之路上。”5两处描写虽用语精练，但人物关系的微妙变化却显而易见。正是这种变化能够将人物伦理观念的变迁表现得淋淋尽致。由此可见，人物关系的精当处理不仅有利于刻画人物形象，而且还有利于表现人物的伦理观念，体现作品的伦理教诲功能。在这里，南子夫人的出现对改变卫灵公与孔子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相应的伦理性质。行为是思维的外在表现，也是思维的客观载体。因此，卫灵公对孔子前后态度的变化，不仅是其伦理观念发生变迁的外现，也是其伦理思想的客观呈现。
在第二组人物关系中，双方的伦理关系有些复杂。表明上他们是主客关系，可实际上又存有师生关系的嫌疑。这种双重伦理关系在南子夫人会见孔子的过程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一开始，彼此的言行举止都遵循了主客伦理的要求。“孔子及其一行在南子的宫里等候，面北稽首。”“夫人低头向一行人答礼。”1可是，这种伦理规范在随后的会见中就被彻底的颠覆了。还没等孔子说话，南子夫人就率先向孔子大力鼓吹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我有各种各样的美酒和杯子，如同香气可以使你苦涩的灵魂吸入甜美的汁液一样，滴滴美酒也可以让你严肃的身体得到舒适和安乐。”2面对南子滔滔不绝的言说，原本能说会道的孔子此时完全处在了被动的位置，因槟献臃蛉说难月廴猛菩腥恃У目鬃鱼枫凡话玻诚惶诚恐。伦理身份的变化使得孔子就如同一个犯了错的学生正默默地听取南子老师的教诲。这种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不仅表现了艺术至上与伦理道德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也说明人物伦理关系的变迁可以直接影响其伦理效果。具体来说，在这场美与德的较量中，南子夫人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掌控了绝对的话语权。相反，孔子则处于劣势，近乎于一位失语者。教师的身份赋予南子言说的权利。学生的身份则使能说善辩的孔子在南子面前只能沉默寡言。因此，他们的言行举止都符合各自的伦理规范，具有相应的伦理效果。同时，作品通过南子夫人反客为主式的言行举止表达了唯美的观念。
在第三组人物关系中，双方的伦理关系更显复杂。作为谷崎精心塑造的一位恶魔之美的代言者，南子夫人既是卫灵公的妻子，也是他的臣子。双重伦理关系却使得她在与孔子的夺夫行动违背了道德准则的要求。“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中，伦理主要指文学作品中在道德行为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的道德准则与规范。”3因此，无论是身为妻子的南子，还是作为臣子的南子，她都应该具有贤良淑德的美德。然而，她为了推崇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不仅对卫灵公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以色诱的形式威逼利诱卫灵公放弃孔子的道德说教，让卫灵公对其产生恐惧。“您绝不是能够违背臣妾意愿的强者。您真是个可怜的人。世间再没有比不拥有属于自己的力量的人更可怜啦。臣妾可以立即将您从孔子的手中抢夺回来。您的嘴里刚刚说出一番光明正大的话，可是您的眼睛不是已经恍恍惚惚地看着我的脸吗？臣妾有夺走一切男子灵魂的方法。”4可以说，夫人的言辞中无不隐藏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威力。也这是这种威力让曾信奉孔子的卫灵公重新回到了她的身边。“我憎恨你，你是个可怕的女人，你是让我灭亡的恶魔，可是，我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你。”5就这样，南子夫人在自由意志的驱使下违反了夫妻伦理与君臣伦理的道德规范，做出了非理性的伦理选择。作为美与恶的化身，南子夫人在激情与欲望的驱动下失去对自由意志的控制能力，无视自己的双重伦理身份，突破了伦理禁忌，破坏了伦理秩序。如此一来，作品所表达的唯美思想在其行为中得到了有效的表现。与此同时，双重伦理身份使得南子夫人的伦理选择产生了强烈的伦理效应，赋予了作品浓郁的伦理特性。
四
作为谷崎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春琴抄》也是借助巧妙的人物伦理关系来调和艺术至上与伦理道德的矛盾。小说一经问世，就赢得了评论家的高度肯定与赞许。川端康成认为小说“令人叹为观止，无法用语言形容”1。正宗白鸟也评价小说为：“简直已超越圣人，无多加一句话的余地。”2小说之所以获得评论家们如此高的评价，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谷崎对春琴之美的礼赞不是源自对人物的直接描述，而是通过人物之间微妙关系的变化展现出来。简要来说，作者在作品中安排了佐助与春琴之间的三种伦理关系，其一是主仆关系，其二是师徒关系，其三是夫妻关系。正是这三种关系不仅表达了谷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同时也流露了他的伦理意识和道德取向。
佐助十分清楚春琴一家是他世世代代的东家，自己的言行应该符合仆人这一伦理身份的道德准则。因此，他在礼节上严格恪守主仆之礼。“带路的时候，佐助总是将左手举到春琴肩膀一样高，手心朝上，以迎接春琴的右手。”3与此同时，首次见到春琴的佐助却认为“春琴闭着的双眼要比她的姐妹们睁开的双眼更加明亮、美丽，这张脸蛋本来就应该配上这一对闭上的眼睛”4。这种与众不同的感受描写为其刺瞎双眼守护失明的春琴埋下了伏笔。面对春琴高超的琴艺，佐助对其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为了尽可能到达春琴的技艺，他躲在壁橱中练习弹琴长达半年之久。练琴被人发现后，他成为春琴的弟子。身为仆人与学徒的佐助，爱上自己的主人与师傅春琴，并与之生子，这种行为显然有悖于义理，违反了伦理禁忌，其伦理犯罪行为必然会受到相应的伦理惩罚。当佐助与春琴之间由主仆与师徒关系变为夫妻关系时，他们的乱伦行为受到了严厉的伦理处罚。对春琴来说，她遭到了暴徒的夜袭，脸部被开水烫伤，娇美的脸蛋惨遭毁容。对佐助来说，他用细针刺瞎了自己双眼。可以说，他们为彼此的乱伦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禁忌是维系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也是人类社会伦理秩序的有效保障。因此，伦理禁忌不仅是悲剧的基本主题，也是其他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在这里，既然佐助与春琴之间是主仆与师徒关系，那么他们就理应遵循师道，以理性意志控制好各种自由意志，以防因情欲的引诱而做出乱伦的行为。然而，他们在各自欲望的驱动下忘记了自己的伦理身份，失去了对自由意志的控制，突破了主仆与师徒伦理的禁忌，做出了非理性的伦理选择。他们的伦理惩罚实际上是在告诫人们如果违反伦理禁忌将引发严重的后果，揭示出伦理禁忌对维护秩序的重要性，体现了小说的教诲作用。
如果说佐助刺瞎双眼是一种伦理惩罚，那么他这种行为也体现了佐助对美的渴望与憧憬。无论是作为她的丈夫，还是作为她的徒弟，他都应该尽全力好好照顾春琴。然而，面对突遭毁容的春琴，佐助却用细针亲手刺瞎了他的双眼。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在自己心中保留他所爱之人的美貌形象。“师傅，我已经瞎了，一辈子看不清您的脸了。”“今天失去了外界的眼睛，却打开了内界的眼睛。啊！这才是师傅真正居住的世界。他感到自己这次终于能够与师傅住在同一个世界了。”5佐助的这种行为是出于对美的礼赞，显然与传统的伦理观念不符合。然而，佐助的自残行为却有利于他将春琴的美永久地定格在自己的心中。这也正是谷崎唯美理念的一个重要体现。因为在谷崎眼中美不是某种精神的言说，它仅是某种官能的享受，当承载官能感受的载体失去时，美就只能留存于想象之中。在这里，佐助对春琴之美的感受依靠眼睛获取，现在春琴娇美的容貌因遭到毁容而消失。那么，对佐助来说，保留美的最佳方式就是残酷地刺瞎自己的双眼，只有亲手毁掉眼睛这种感受美的生理感器官，春琴之美才能长存，才能永恒。因此，佐助刺瞎双眼虽违背了伦理道德，但却是保持美的最佳途径，也是对美的一种最高礼赞。谷崎就这样通过人物伦理关系将伦理与艺术有机地调和在一起，既可以以此表现文学的教诲功能，又可以借此传递自己的唯美主张。
Y 语
综上所述，谷崎之所以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主张，其目的是要强调文学创作的非功利性，以反对明治后期日本文坛盛行的“文以载道”思想。然而，就其文学创作实践来看，谷崎并没有真正脱离伦理观念对其创作的影响，其笔下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伦理意识，呈现出享乐主义或者利己主义的道德倾向。这种伦理意识与谷崎所宣扬的唯美主义文学理念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其文学作品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在艺术与伦理之间的张力，寄寓了作者对艺术之美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主观上，他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主张，但客观上却又在其文学创作中以伦理叙述的形式表情达意，塑造了许多同现实伦理密切联系的道德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表面上具有唯美的特质，实际上却具有浓郁的教诲的意味，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因此，谷崎文学以追求纯美为亮点，其艺术实践却依旧没有脱离伦理的影响，艺术至上与伦理叙述构成了谷崎文学的艺术魅力。为了巧妙处理艺术理念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谷崎在其短篇小说中精心安排了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些人物伦理关系的建构，不仅形成了作品的伦理线，也构成了作品的伦理结。这种由伦理线与伦理结交织而成的小说结构使得谷崎文学中的美的承载形式发生了改变，其笔下的人物伦理关系有效书写了作者的唯美理念与伦理道德，随着这种言说形式的拓展，谷崎文学中美的内涵也随之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厚。
Wandering between Art and Morality
――The Literary Ethics Interpretation about Tanizaki Junichiro 's Short Stories
Zhang Nengquan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aesthetic writer in Japan， Tanizaki Junichiro appears a distinct duality in his short stories， showing various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art and morality. On the one hand， the character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free will ignore the various ethical taboos， strongly demonstrate its animal factors， pursue strong functional stimulation， express self-ignorant pleasure and abnormal sensual enjoyment， and show a strong decadent atmosphere and demon tendency .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racter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rational will drive restore its human factor， with good and evil as the standard constraints or guidance of free will， whatever they want to carry out in-depth reflection. In this way， Tanizaki tries his best to create the artistic image with the aesthetic idea， but he can not abandon the ethical principle in his creation practice. The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often bear and show the moral heavy burden as the human in the extreme anguish and anxiety. When ethical identity changed and faced ethical choices of life and death， they often convey a sense of anguish and despair in a hysterical way and a heartbreaking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after emotional catharsis of the right to choose death or a way of survival. This kind of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addiction to the beauty into evil not only becomes a unique presentation of Tanizaki's artistic thought， but also imparts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literature. This fully shows the literary proposition of Tanizaki’s “art for the arts” should return to the ethical art of the orbit. The characters are described as a life of a person， rather than being arbitrarily illustrated and broken people.
短篇伦理小说篇2
【关键词】约翰?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40-02
一、国内外文学伦理学研究掀起热潮
古今中外，对小说中伦理价值的关注和研究早已有之。西方在20世纪后，由于唯美主义、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批评方法的流行，导致研究重点不断向文学文本倾斜，而关注小说价值功能的文学伦理批评遭到弱化。不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新批评日渐衰落，小说的伦理批评得以回归。1989年，布斯在《我们所结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中阐发了小说伦理学的完整体系。1995年，亚当?扎卡里?纽顿出版了另一本小说伦理学代表专著《叙事伦理》。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出现了大量文学伦理学研究专著，一方面从理论上推进了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也从实践上丰富了研究成果。
我国受政治和社会影响，直到20世纪末期才出现有关“文学伦理学”的专业研究。这一时期首先出现的是关于“文艺伦理学”和“审美伦理学”的探讨。此后，“在文学批评领域中文学伦理的话题迅速兴起，一时叙事伦理、小说伦理、批评伦理等术语成为文学批评热门术语。”[1]与此同时，以聂珍钊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原创性地建构了“文学伦理学”研究方法。聂珍钊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不是从伦理的立场简单地对文学作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伦理的解释去发现文学客观存在的伦理价值，寻找文学作品描写的生活事实的真相。”[2]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比较丰富完整地构建了文学伦理学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在整体上不谋而合，都主张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以文学文本为目标，研究叙事作品中蕴含的伦理思想。
二、国外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作为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1929年到1961年创作了大量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反映时代困惑、关注社会底层、反思人类文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近年来受到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斯坦贝克小说特有的多重伦理内涵近年来也得到深入研究，出现了大量相关学术专著和学位论文，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
在美国，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维度很早就引起过评论界的关注。1942年，美国《安提亚克评论》杂志就刊发过林肯?R.吉布斯的论文《约翰?斯坦贝克：道德家》。1972年的《斯坦贝克和D. H.劳伦斯――想象的声音和伦理责任》一书，以伦理为主题探讨了斯坦贝克的伦理态度。与此同时，国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斯坦贝克伦理思想的学位论文。包括：1967年，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理查德?E.巴特勒的硕士论文《约翰?斯坦贝克作品道德观中的自由意志与宿命论》；1986年，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迈克尔?J.梅耶的博士论文《看得见的黑暗：斯坦贝克早期短篇小说和晚期小说中美国人的道德两难》；1998年，德州大学凯斯林?M.希克斯的硕士论文《约翰?斯坦贝克的环境伦理》，等等。
在最近30年，伦理学广泛应用在了各个学科领域，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思想也不断得到重视。因为“在所有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海明威、福克纳、劳伦斯、费茨杰拉德等人中， 斯坦贝克以其对道德哲学的严肃兴趣和背景而与众不同”。[3]为了更充分地将斯坦贝克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进行审视和欣赏，2005年6月6-9日，主题为“约翰?斯坦贝克：全球维度”的第六届国际斯坦贝克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斯坦贝克哲学和伦理学的跨文化远景”正是大会研讨的重要主题。同年，由史蒂芬?K.乔治主编的论文集《约翰?斯坦贝克的道德哲学》也由稻草人出版公司出版了。该书汇集了商学、文学和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了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维度。学者们认为，“斯坦贝克不只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学家，一个社会批评家，而且在许多方面来说，也是美国的良心。他也是一个道德哲学家，并且几乎比其他任何美国作家都更为深远地探索了个体和社会伦理的轮廓。”[4]
《约翰?斯坦贝克的道德哲学》既纵览了斯坦贝克的伦理思想体系，又具体分析了其作品传达的伦理思想。在《约翰?斯坦贝克小写的乌托邦：基本的人类需求，分享的责任与好的生活》中，帕特里克?K.杜利为道德哲学下了定义。他认为这既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是斯坦贝克的观点，即“真正的美德，真正人类的幸福，真正人类的发展，实际上是从三个角度阐述了同一个问题：在一个好的社会中幸福和满足的人类生活。”[5]约瑟芬?阿莱格雷蒂在《约翰?斯坦贝克和道德的作用：商业道德的教训》中指出，小说《愤怒的葡萄》揭示一个人生活的社会所具有的道德观往往会淹没其中的个体所具有的道德观。芭芭拉?A.海威琳在《存在主义的真空：伊顿?阿伦?霍利：斯坦贝克的道德哲学》中指出，一个促使人们生活在“存在主义的真空”中无法找到生活意义的社会是危险的。
该书厘清了一个探讨斯坦贝克伦理思想的关键问题，即斯坦贝克的伦理思想到底属于哪一个伦理体系？对此，理查德?E.哈特在《中的道德经验：挑战与反思》中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伦理学是我的专业，但是我并不想从道德理论家的角度来分析《人与鼠》。人们经常徒劳地沉思，斯坦贝克是否代表了或者应用了某种伦理理论？他是一个康德的道义论者，还是边沁或者弥尔顿之类的实用主义者？他信奉‘美德伦理’吗？他倾向于是一个相对意义上或绝对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者，柏拉图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并不存在一个合理的或最终的结论，因为斯坦贝克并不关心与生活经验脱离的哲学理论。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对道德没有兴趣，或者没有在他的作品中提出道德问题。”[6]理查德认为，斯坦贝克是一个社会批评家，这意味着他对道德有着丰富的思考。探讨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思想，不是要抽象地分析他在伦理学中的坐标，而是探索他在作品中传达的伦理观。
三、国内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
我国虽然在40年代大力译介了斯坦贝克的作品，但是50年代以后受国内社会政治格局的影响研究陷入停滞，直到90年代以后才逐渐复苏。新世纪以来，斯坦贝克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出现了新气象。研究方法上，基本上全面摆脱了“社会抗议”的窠臼，呈现出多元批评的繁荣格局。不过，目前大量研究都集中在极少数作品上，如《愤怒的葡萄》和《菊花》――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可谓全部研究的半壁江山，而另一些作品却基本上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对同一部作品的研究，也往往从研究方法到研究结论都有很多雷同之处。比如，生态主义批评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愤怒的葡萄》上，女性主义批评则主要围绕《愤怒的葡萄》和《菊花》。
整体来说，我国对斯坦贝克研究整体热情不够，这可能与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一反以政治标准评价文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关，也可能与近年来我国亲现代主义文学、薄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趣味相关。此外，斯坦贝克小说的译本不足也是造成研究碎片化和重复化的关键原因。这些因素导致我们对国际斯坦贝克研究前沿跟进不足。在国际上备受关注的文学伦理研究方面，直到1993年我国才出现了相关探讨，后继研究则到2000年以后才有缓慢进展，研究对象仍集中于少数几部小说，内容也显单薄。在2005年6月6-9日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斯坦贝克大会中，我国学者才第一次参会，而这次大会探讨的主题之一即是斯坦贝克的伦理思想。[7]
目前，我国还没有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专著，只在一些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中出现了相关研究。1993年，张昌宋在《斯坦贝克文学创作中的三大主题：道德主题、逃避现实主题和履行义务主题》中，较早探讨了斯坦贝克小说中的伦理主题，不过研究范围还局限在社会道德方面。2000年以后，斯坦贝克生态主义研究成为热点，出现了几篇研究文章，但也集中在对《愤怒的葡萄》和两篇随笔集上。此后，《的伦理学意义》、《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相反命题――约翰?斯坦贝克的伦理困惑》、《善恶之网的挣扎：斯坦贝克的美德伦理研究》几篇文章较好地挖掘了作品文本内部的伦理思想，但更多的是对单部作品的研究。直到田俊武发表《“迷茫时代”的道德歌手――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叙事》一文，才对此有所突破。这篇文章既打破了长期以来斯坦贝克研究集中于《愤怒的葡萄》等单篇作品的格局，又借助叙事伦理学和神话原型批评对斯坦贝克一系列为中国评论界长期忽略的中长篇小说进行了分析。此外，在斯坦贝克短篇小说方面，国内大量研究都过于集中在短篇小说《菊》上，而其他大量的短篇小说却往往无人问津。
2011年，《论约翰?斯坦贝克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伊甸园善恶之花在人间的开放――斯坦贝克善恶观在里的体现》两篇中文硕士论文率先在学位论文中涉及了一些文学伦理学探讨。不过，更多的相关研究出现在英文硕士论文中，如《与中的责任感》、《中的土地伦理》、《的文学伦理学解释》等。这些研究虽然范围仍然集中在《愤怒的葡萄》上，但都主动应用了文学伦理学理论，只是由于其书写文字是英文，所以相对减弱了其学术传播的范围。
应该说，当前我国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已经崭露头角，初步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不过，当前的斯坦贝克研究存在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和重复的问题，加上很多研究者没有自觉地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往往有从四面八方拼凑起来之嫌，相关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不过，近年来，文学伦理学研究正逐步繁荣，相信对斯坦贝克小说文学伦理学研究也必将不断深化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杨红旗.叙事伦理与文艺学的知识生成[J].文艺理论研究，2009，（6）：61.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9（5）：40.
[3][4]John Steinbeck，“An Ethics of Fiction”，Stephen K George，ed.，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John Steinbeck[M].Maryland： The Scarecrow Press， 2005（33）.
[5]Patrick K.Dooley，“John Steinbeck’s Lower-case utopia： Basic Human Needs， a Duty to Share， and the Good Life”，Stephen K George， ed.，The Moral Philosophy of John Steinbeck[M].Maryland： The Scarecrow Press，2005（4）.
[6]Richard E. Hart，“Moral Experience in Of Mice And Men： Challenges and Reflection”，Stephen K George，ed.，The Moral Philosophy of John Steinbeck[M].Maryland： The Scarecrow Press，2005（62）.
[7]陶洁.日本的斯坦贝克年会[N].中华读书报，2005-11-13.
作者简介：
短篇伦理小说篇3
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死者》；文学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6-0059-02
引言：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是爱尔兰著名作家，他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大师”“20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他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室内乐》）到现实主义（《都柏林人》），从现代主义（《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到后现代主义（《尤利西斯》《芬尼根的觉醒》）的转变。（侯伟端，245）按照乔伊斯最初的设想，这部小说集的童年篇起于《姐妹》，而成年篇止于《圣恩》。但在1907年，乔伊斯又创作了所占篇幅最长的《死者》。作为《都柏林人》的高潮和总结，《死者》代替《圣恩》的位置，成了短篇小说集的压轴之作，并且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
《死者》讲述的讲述的是主人公加不列艾尔在姨妈家新年晚会上的情景以及晚会后他和妻子格丽塔回到旅馆后所发生的事情。新年晚会年年都有，出席的宾客也是老面孔，舞会上的歌曲也是年年如此。在这个新年的盛宴上，欢乐的气氛很少见，去取而代之的是都柏林人循规蹈矩的生活，人们在席间谈论的话题也不过是套鞋之类的日常琐事。可以说这场新年晚会就是在英国控制下爱尔兰人麻痹人生的真实写照。当加不列艾尔和妻子格丽塔回到旅馆后，加不列艾尔对妻子深情脉脉，而妻子却反应木讷。因为在刚才的舞会上，她听到了《奥格里姆的姑娘》这首歌，想起了她的初恋情人。当格丽塔向加不列艾尔全盘脱出以前的恋情时，主人公才意识到，曾经有一个人为她而死，而作为她的丈夫，“竟在她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多么可怜的角色”。小说在这里，达到了高潮，也回应了标题，多年相处的夫妻，现在竟变得那么陌生，作为一个活着的人，却受到感情瘫痪的煎熬。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简述
伦理学源于古希腊的西方伦理学，它从总体上对各类道德现象进行广泛而细致的考察，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阐释道德的本质、功能和各方面的规律。文学作品借助艺术手段把现实的世界转化为虚拟的艺术世界，把真实人类社会中的各种道德现象转化为艺术中的各种道德矛盾和冲突。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要对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进行历史的辩证的阐述，而且坚持用现实的道德价值观对当时描写的道德现象做出价值判断，并辅以审美判断和艺术想象的方法加以研究。”伦理学主要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关系和现象，而文学作品中的伦理学意义则体现在作品中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道德观念等的关系的描述。
《都柏林人》这部短篇小说集，是乔伊斯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的道德伦理状况，以及个人的道德伦理状况，反映出乔伊斯本人的伦理观。我们可以说《都柏林人》适合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进行解读，而用此方法解读其中的压轴之作《死者》，将解读出新意和深层之意。
二、爱情虚无
马克思说过：“爱情，不单是延续种属的本能，不单是性欲，而是融合了各种成分的一种体系，是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是完整的生理，心理，美感和道德的体验。只有人才有完备的爱的感情。”（陈金华，123）爱情从来就带有一种理想的性质，情爱是男女之间的强烈吸引，深切依恋和积极奉献，是相互认同之后而产生于内心深处的一种生死相依的情感，是渴望与对方全身心融合的热烈表达。
《死者》中，主人公加不列艾尔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情欲之爱，只注重生理的满足，而忽视了情感的交流。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妻子心中唯一的男人，当她看到妻子时，他的眼睛“闪烁着幸福”，他“充满了骄傲、欣悦、温柔、豪勇”，因为他知道“她是属于他的”。在姨妈的新年舞会上，他注意到开始发育的女佣莉莉，主动与穿着性感的、别着胸针的艾弗斯小姐交谈。在满足了视觉之后，在去旅馆的路上，加不列艾尔仍一直处于幻觉之中，他“觉得又像是跟着她坐着出租车去度蜜月”。在路上，他幻想着“当他俩回到房间之后，他们会单独在一起了。他要轻轻地叫她格丽塔，也许她不会马上听见，她可能在那儿脱斗篷。随后他声调上的什么变化会触动她。她就会掉过头来去看他……”而加不列艾尔的一连串幻想之外的现实世界却是，妻子眼泪夺眶而出的说，“哦，我在想那支歌，《奥格里姆的姑娘》。”一首歌可以回想起17岁时的初恋情人，而丈夫意识到“自己是个可怜的人儿”。丈夫热烈的情欲下，妻子无动于衷，夫妻之间缺少了情感的交流，加不列艾尔渴望着妻子的爱，一个死去的人依然让妻子不能相忘，爱情究竟是什么，加不列艾尔顿悟到爱情的虚无。
格丽塔一出场，乔伊斯就这样描写：“一个妇人正站在一层楼梯接近顶部的地方，也是在阴影里。她的姿态优雅而神秘，仿佛她象征着什么。”乔伊斯没有正面描写格丽塔的外表，她是一个生活在“阴影”里的人。在热闹的新年晚会上，乔伊斯没有提及她去唱歌跳舞，热烈地聊天，她对丈夫的竭力讨好也无动于衷，她是一个感情瘫痪的人。
三、婚姻的不幸福
婚姻的缔结象征着婚姻共同体的建立，二人的亲密关系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同时也象征着责任与义务等婚姻伦理道德的确立。恩格斯指出：“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合乎道德，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马克思，恩格斯，1972）《死者》中乔伊斯展示给读者的都柏林是个无爱的世界，婚姻对于缺少爱的人来说，也缺少着幸福。
《死者》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看门人的女儿莉莉简直忙得不可开交”。“莉莉”的意思是“百合花”，代表着纯洁，代表着婚姻的幸福美满。然而当加不列艾尔好奇地打听莉莉的婚事时，莉莉恨恨地说，“现在这些男人，满嘴骗人的好听话，就想从你身上占便宜。”她似乎有一段很痛苦的恋爱经历，将婚姻看成是男性谋取利益的手段，而她不明白，婚姻关系中，男女平等，女性也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在一个缺少爱的社会里，婚姻对许多适婚女性是一件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而在婚姻这座围城里，加不列艾尔和格丽塔也不幸福，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加不列艾尔的母亲就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加不列艾尔被格丽塔的外表所吸引，但他却常常苦恼与妻子的出身。在新年舞会上，坦率的艾弗斯小姐邀请他去艾润群岛游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因为他的妻子来自爱尔兰西部这块贫困的土地，他试图寻找借口逃避这块土地，但他的借口显得软弱无力，“加不列艾尔心神不安地左顾右盼，竭力地想在这种使他脸红的脑门子的折磨下仍然耐住性子，和和气气。”就是这样一个竭力维护自身优越感的丈夫却得知妻子对旧情人恋恋不忘，在小说将近结尾的地方，读者体验了那种不情愿接受现实的痛苦“加不列艾尔脸上的微笑消失，他的心头渐渐又生出一股闷气，他的血管也夹着气忿，渐渐闷热成一团欲火…….加不列艾尔不好意思打搅她的哀思，自己悄悄走到窗前，躲进内心世界，在苦思冥想中抚摸自己的创伤。”在他们的婚姻中，也许双方都以为自己付出了许多，但自己也是受害者，没有真诚的相互对待，没有真心的交流，没有将爱情在婚姻中继续成长，夫妻双方没有相互尊重，没有分享彼此的快乐与忧伤，他们的而婚姻很难幸福美满。
四、家庭的不完整
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作为伦理实体，既体现着以两性结合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又体现着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关系。乔伊斯的许多作品都涉及了家庭这个问题，但是他作品中的家庭，并不是温暖的港湾，这恰恰是乔伊斯本人现实家庭生活的反映。乔伊斯出身与一个没落的家庭，他父亲虽在政府任职，但酗酒成性，挥霍无度，还经常进行家庭暴力。乔伊斯的母亲生育了10个儿女，辛劳、忍受了一辈子，44岁便离开了人世。接管家庭重担的大妹妹最终因不能容忍父亲的暴力而走向修道院。
《死者》和乔伊斯的其它作品一样，主人公没有完整的家庭，从小跟着两位姨妈长大，正是成长在一个非正常的家庭，加不列艾尔总是有一种扭曲的心理，他想以自负自大来掩饰内心的空虚。在姨妈的新年晚会上，他自视优越于其他所有人，他提醒自己，其他男客们的“文化程度和他不一样”“他受到的教育高人一等”，他还没决定“晚会上讲什么话”，因为他“怕”他所引用的勃朗宁的诗“超出了听众的理解力”。然而他只是她们的外甥，而不是儿子。这样的家庭聚会上，他自然觉得自己是个“可笑、滑稽的可怜人儿”。而聚会上，玛丽?简也处于同样的处境，丧失父亲的孩子，寄居在姨妈家里，让她很难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她自己当然也不会考虑积极寻找爱情，只能是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
五、结语
为乔伊斯立传的格罗斯在传记中写到：“乔伊斯对世界、人生、自身的探索使得他成为一个对艺术、对创作都较为严肃的作家。”（罗格斯，3）在《死者》这篇短篇小说中，乔伊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可爱又可恨的都柏林人的世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尤其是爱情、婚姻与家庭伦理。小说中的人物爱情虚无，婚姻不幸福，家庭不完善，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爱尔兰家庭伦理史的真实反映。作为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心的作家，乔伊斯对都柏林人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希望以他的作品来唤醒沉睡的爱尔兰人，唤醒爱尔兰人的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Joyce， James， Dubliner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1954.
[2]陈金华.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应用伦理学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短篇伦理小说篇4
一、小说集《九故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人物形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突出作品的主题；通过对人物性格、行为等方面特点的描述来串联故事情节，丰富作品内容。杰罗姆?大卫?塞林格早在其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就成功地塑造了中学生霍尔顿?考尔菲德的人物形象，并通过霍尔顿?考尔菲德这一人物形象来展现青少年的成长历程和内心世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短篇小说集《九故事》中，作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同样注重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并希望可以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小说集《九故事》中，杰罗姆？大卫？塞林格还塑造了很多早熟的青少年的人物形象，每一个人物都因为所处的社会、家庭生活环境和自身经历的不同而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他们常常会有一些不被人理解的，怪异的行为，而读者又恰恰是从这些行为中得到了重要的启示。
二、小说集《九故事》中的人类反思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小说集《九故事》并非只是九个短篇小说的单纯的集合，而是将九个短篇组成一个充满寓言性的整体。在小说集中，作者对小孩子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准确的塑造，从而将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进行对比，以此来揭露和批判成人世界的污秽不堪，同时阐述关于生命的人生哲理。例如，《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中，青年西摩最后自杀，其对于生命、生活的希望都与小女孩儿西比尔有关，西比尔就像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棵救命稻草，当西摩感受到成人世界的复杂与不纯净，并且无法继续容忍时，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希望以此来得到解脱。而在《特迪》中，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笔下的孩子却是因为拥有超于常人的智慧和领悟力，先于其他孩子看透了未来将要面对的成人的世界，而在最后选择接受自己所预见的死亡。
在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九故事》中，小孩子远比大人们要智慧，小孩子们的世界里存在着诸多的“可能性”，而成人的世界中却因为充斥了太多社会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而变得死气沉沉。评论家布拉德伯利所著《美国现代小说论》一书对《九故事》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作者）把儿童的世界看成是真实的世界，而成人的世界则只是一个正从内部毁坏的、把人类之爱永远牺牲于卑劣的肮脏处所。”《九故事》中早慧的特迪也表示，“他们似乎无法按我们的本来面目来爱我们”。在《九故事》中，这些早熟又敏感的孩子在用他们的方式来逃避、排斥成长，他们因为成长而不安，成人的世界让他们内心充满恐慌。
综上所述，在小说集《九故事》中，作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通过对小孩子的性格、行为等方面进行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作品中一系列早熟、敏感的青少年人物形象，并以此来突出作品的中心主旨，表达自己对于所谓的成人世界的不满和鄙夷。与此同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安排、情感表达等方面的杰出表现也为我国文学发展做出了良好的启示。
【参考资料】
[1]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九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1
[2]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弗兰妮与祖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9
[3]杨仁敬.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青岛出版社.2004.5
短篇伦理小说篇5
【关键词】短篇小说；现实主义；异质因素；距离现实主义
一、支撑距离现实主义的创作主旨就是宗教精神
文本形式隐含作者的创作主题，对于奥康纳而言，支撑距离现实主义的创作主旨就是宗教精神。奥康纳对其作品中的每一个色彩的褒义和贬义的词语作出：“赞扬的文字和贬损的文章一样糟糕。”的评价。笔者认为，奥康纳对这些评论表示不满，因为，他们忽视了创作的题材，所以没有“距离现实主义”这个文本形式的基本内涵。
二、奥康纳作品中的畸人形象
奥康纳的作品创造了许多游离于固定社会关系之外、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相悖理的人物形象，如少年犯，流浪汉，杀人犯，精神病患者和双性恋的人等等，这些人物被称为“畸人”，传统生活场景的逻辑往往被畸人的暴力中断，叙述者的声音没有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施暴者定罪，故事情节和叙述者的声音的错位导致作品产生了一种难以用理性把握的怪诞感，使原本简单的故事变得诡异莫。
当然，对奥康纳作品也有溢美之辞的评论，对奥康纳作品的怪诞风格和畸人形象，许多评论家从现实角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怪诞风格是奥康纳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反思，畸人特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根本问题，奥康纳借了怪诞和异常表达的扭曲现实检查，所以他们认为奥康纳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意识强烈的宗教信仰作家。但是这种解释不符合奥康纳的主题。她对“怪诞”和“现实主义”在头脑中有着与传统意义相反的思想和理解。很多评论是以现实伦理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的规定来区分畸人和正常人的。但在奥康纳看来，虽然畸人的虚构角色偏离了典型的社会模式，但“这些角色有一种内在的协调”，她认为社会归属性与现实伦理只是外部外观，而正常的外观通常是隐藏着一个灵魂上的麻木和狭窄。
三、“距离现实主义”是奥康纳追求现实主义形态的新名称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作家和评论家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现实，奥康纳的作品是指以坚定的信念支持的精神现实，而批评是基于实际的社会现实。奥康纳认为，虽然所有的小说家是最终真正的追随者和描述者，但由于每个作家对现实的最终界限的不同理解，对现实主义的定义和判断也不同。传统现实主义视野中的奥康纳是“一套正统规范”，奥康纳把自己追求现实主义的形态冠上一个新的名称――“距离现实主义”，并通过这种特殊的现实的形式传达给读者的是理性和科学的进展表象所掩盖的神秘生活。因此，奥康纳的作品的主要目标不是社会现实的批判，但一些学者在比较舍伍德和奥康纳的作品，指出：安德森所批评的是吞没了正常人类感情的社会，而奥康纳更是揭露人性本身。奥康纳对人类灵魂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社会制度的关注，她为拯救人类的灵魂指出方向。
四、奥康纳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距离现实主义”的逻辑思想
奥康纳小说里具有丑陋性的角色与她的抵触情绪有关，她对包含贫穷和落后的开明冲突有敌意，参与者也变得面目可憎。奥康纳是邪恶视觉派的忠实追随者，源自古老的、与艺术有益的、健康的厌世传统。在她的作品中，她仿佛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悲天悯人的旁观者。她被邪恶打动，因此她的作品既美好又邪恶。
在奥康纳的作品中，充分的体现了“距离现实主义”、现实的逻辑和启示的共存逻辑。奥康纳的短篇小说中充斥着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现实主义，像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和叙事性，但是到最后，往往是一场悲剧，超越了理性和现实的伦理把握，指出了超现实的启示。她的作品中既有声有色的描写了美国南方中产阶级人物的生活，又描写了神秘、乖戾和不听道理的畸人，这些活灵活现的人物存在于社会道德和理性内外，代表不因人的接受能力而变化的生命奥秘。具有超越现实的启示价值，这一幅幅被压扁的，但又不乏立体感的生活图景就是连接“距离”两端的意象。
短篇伦理小说篇6
【关键词】《聊斋志异》；生态美；审视
当社会的需要通过文学作品加以映射，人们从阅读中获得满足和启发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彼此会形成一种密切关联。相对于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社会观念，这种关联衍生出来的美学与生态意识的紧密结合，生态主义哲学与生态审美观念的统一，对促进生命和谐共生与相互依存，其进步意义显而易见。清代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脍炙人口，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艺术表现上都堪称经典。蒲松龄用小说这种特殊的方式，以文学手段把真实的社会生活通过虚幻的故事反映出来，把社会生活中诸多的社会情绪表达记录下来，也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这种思想的思索。
一、对永恒爱情的赞美
文学作品中，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在《聊斋志异》这部小说集中，爱情主题小说在其中占有较大比重，爱情故事也极富理想化色彩。一个个神女花仙、鬼狐精怪化形为温婉聪明、风姿绰约的女子，配以寒窗苦读、满腹经纶的读书人，总能恰如其分地演绎出美丽哀婉的爱情神话。正是寄托于这些美丽篇章中的浪漫与温情，抒写了蒲松龄对爱情与婚姻的理解，把作者对人间真爱的向往体现的淋漓尽致，这部作品才更受民众喜爱，并奏出了一曲曲动人的协奏，
在《聊斋志异》中，作者所描绘的男女大都有着对爱情的坚贞与大胆，他们敢爱敢恨，主动追求心仪之人。封建世俗中的男女间的羞涩与腼腆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具有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的形象，他们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念，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开辟了自由恋爱的先河。《宦娘》中鬼女赵宦娘由于仰慕书生温如春的才华，主动拜师学琴，可以飘渺之身，宦娘欲求报答却“恨以异物不能奉裳衣，阴为君吻合佳偶，以报眷顾之情。”设计使得仰慕温如春的乡绅小姐葛良工嫁与温如春。心愿达成，宦娘离开人间，而温如春与良工在思念宦娘时，则以宦娘小像“焚香一灶，对鼓一曲”，借以表达对宦娘的思念和感激。在这两个女子与温如春共谱一曲对爱情美好赞歌的同时，也让我们体会了清人对爱情的追寻与坚守。
其他如《阿宝》中的孙子楚，为心爱之人忍痛“以斧自断其指”，其魂魄化作鹦鹉飞至阿宝住处，日夜偎依在爱人身边，自谓“得近芳泽，于愿已足”。《连城》中的乔生为给连城配药，不惜刀割体肌，弄得“血染袍裤”。等等形象使作者驰骋想象，借托鬼狐、异类，避开世俗非议，抒发自己对人性爱情的理想。同时借题发挥，在谈鬼论狐中，对封建统治下的政权体制、人情礼教、纲常道德寄寓了现实的不满与责问。
二、对功名科举的思考
对于生存环境的反思，是生态美学产生的哲学基础。作为组成社会的个体，人的生存环境往往受着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清代，沿袭已久的科举制度己呈腐朽之势，不仅读书人深陷其中，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都围绕着科举制度和科举制度能够实现的“功名富贵”发生了扭曲。对士人来说，科举就是人生。蒲松龄在谈狐说鬼的同时，反映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情世态，小说中超越现实的形式和鬼神形象只是作者希冀达成救世与自救愿望的载体和手段。
蒲松龄本人就是科举制度下既痴迷又无望的牺牲品，我们往往能从《聊斋志异》中那些书生形象中，看到他本人的影子。小说中反映出的科举制度和那些书生求仕的作品中，作者就以冷静的笔触，给我们描摹了一群读书人将命运与功名捆绑于一起，而为求取功名富贵也就不择手段的画面。利益的驱使下，如《于去恶》、《司文郎》、《何仙》、《考弊司》、《王子安》、》、《贾奉雉》、《三生》等小说，原本应公正的取士科举没有了公信，滋生为腐败场所。《考城隍》、《胡四娘》、《镜听》、《叶生》等小说，则让我们触摸到书生那被扭曲的灵魂和命运所带给家庭灾或喜。
《叶生》中，淮阳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受到县令丁乘鹤的关照，希望博取出身，但事与愿违，遂一病不起。免官回乡的丁乘鹤，邀叶生教导其子，丁子取仕之后，叶生也得丁子帮助，中了举人。当叶生衣锦还乡，见家门冷落，妻儿见他都回避畏惧，此时才明白自己早已故去，与丁乘鹤回乡、教导其子乃至中举取仕的只不过是自己的魂灵。“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亦复不少，顾安得令威复来，而生死从之也哉？”。蒲松龄感慨书生们至死都难以忘却科举的诱惑时，也让我们看到作者内心的不平和苦闷，对科举的执着和批判，向往与痛恨，使蒲松龄幻想有鬼神的帮助来整饬科举制度的黑暗。而从中我们也可以体味到清代读书人的孤愤和悲哀，这也恰恰是作者创作《聊斋志异》的一个重要动因。
三、对家庭伦理的探讨
对人的存在的关注，是生态美学的核心。作为社会单位，一个人的价值在家庭中更能体现出来。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基础，由家庭关系延伸开来，由此派生出的亲情、友情、爱情也都对于人的存在价值会产生影响。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封建伦理道德对家庭成员的约束力已大不如前，伦理道德的衰败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思想上受封建宗法思想影响的传统文人，蒲松龄对伦理道德败坏的现象是极为痛斥的。在进行深刻揭示和辛辣批判的同时，他通过塑造人物形象，以众多行善尽孝、重情重义的正面宣扬，承载了其家庭观念和伦理理想。而他这种思想也始终贯穿在《聊斋志异》的创作实践中。
家庭伦理道德的本质与核心是孝道，它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始基与诸德之首。在《聊斋志异》中，描述家庭伦理道德的矛盾纠葛，揭示众多病态的社会现象的作品最为广泛，其思想倾向较为复杂。蒲松龄以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立篇原则，其意在劝善惩恶。如《娇娜》、《乔女》等一些作品了颂扬了世间的真情，歌颂了善美的人性；《崂山道士》、《局诈》等作品则展示了人心的险恶，社会的庸俗。再如《曾友于》、《张诚》等一些作品，在述说日常生活情态的同时，展现了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浇薄。
作为深受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熏陶的蒲松龄。他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诸多至孝形象，这也恰是作者所要宣扬的家庭伦理价值观的表征。《聊斋志异》开篇之作《考城隍》，一开始就为读者树立一个孝子形象。邑廪生宋公，病中梦见被差役叫去考试。应试之后，众考官对他在文中“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之句赞叹有加，并告诉他想让他去河南补缺一个城隍。此时宋公才明白这是地府。宋公伤心恳求回去赡养老母后再就职。阎王听闻宋公有如此孝心，为他“仁孝之心”所感动，就给宋公九年假期，让他转回阳世侍奉老母至寿终，而自己也得以延寿。通过这个虚构的故事，让人们感受到明显的劝孝扬善意识，也可看出作者回归传统道德的良苦用心。《钟生》中辽东名士钟庆馀，为人纯孝，应试期间听闻母亲病危，“遂不试而归”。《大男》中讲述的孝子大男，为寻找父亲，沿途乞讨，历尽艰难，终至团圆，安享富贵。《商三官》写一“女豫让”商三官替父报仇的故事，展示了女孝子为报仇不惜与仇人同归于尽的大孝形象。
总体上看，从生态美的视角来审视这一经典短篇小说集时，我们会在社会与文学两条线中找到一个交叉点，体味从这些古老优美故事中我们现代人久违了的自然与清新，从其中劝善惩恶的悲剧案例中汲取教训与反思，在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由此去感受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唤醒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共鸣。
【参考文献】
[1]柯玲.论《聊斋志异》的自然主题[J].聊斋志异研究，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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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国炎.明清小说思潮[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短篇伦理小说篇7
关键词:《一个小时的故事》 反讽 象征 自由
一、引言
凯特?肖邦(1851―1904)是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从小受到母亲和外祖母的影响形成了独立、勇敢的性格。她创作的作品多数讨论女性命运和女性问题,其中最深刻、最全面揭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当属她的小说《觉醒》。其实,她的许多短篇小说也不容忽视,它们从主题和艺术形式上都对她的长篇小说起到了铺垫和补充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超越。肖邦擅长在作品中特别是短篇小说中运用反讽和象征手法表达主题。而本文所讨论的是她短片小说中的精品《一个小时的故事》,小说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女主人公马拉德夫人被告知她丈夫出差火车出事时,大家都担心患有心脏病的她受不住刺激。然而最初的一阵悲伤之后, 她却感到无与伦比的轻松和解脱。正当她为自由感到欢心鼓舞, 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时,却意外地发现丈夫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中,马拉德夫人在惊骇中死去,而医生诊断她是高兴过度而死的。小说最大的特色是叙述手法上的多重反讽。作者言此意彼,采用暗含嘲讽性质的创作手法 ,以对照性的描写和叙述 ,及逻辑和常理的故意违反造成强烈的反讽效果,使读者需要从反向上理解文本的主题意义。此外 ,作者采用的象征以及多视角的叙述手法更是凸显了小说主题的复杂性和戏剧性。
二、反讽的运用
反讽就是说的话与真实意图间存在反差, 或预期的事情与真实发生的事实之间存在反差。反讽可以分为很多种,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和戏剧反讽等等。通过反讽的绝妙运用来反映主题是《一个小时的故事》艺术上的一大亮点。
本文主要探讨情景反讽和戏剧反讽。情景反讽就是一个动作或情况的结果与人们预料的极其不同。文章中最明显的是马拉德夫人在听到丈夫出事之后的反应与大家的想法之间的反差以及马夫人的身体状况与思想情感之间的对比。丈夫的死亡对一个患有心脏病的妻子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所以大家在把她丈夫的死讯告诉她时是非常注意方式方法的。而她的反应并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妇女那样因极度震惊和悲伤而难以面对,在“她立刻扑在姐姐怀里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之后, 她平静下来, 坚持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刻”、“突然”这两个词意在突出马夫人反常的行为,从表面上看她是显得十分伤心。真正的伤心不应该如风暴似地来得猛去得快。这种反讽来暗示大家的小心是多此一举。而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她虽然全身累得散了架似地坐在安乐椅上 ,对着打开的窗户 , 却“能看到”窗外充满活力的春色,享受着空气中阵雨的芳香。一个人能主动地感受到春天的活力和美丽应该是在心情愉悦的时候。这里马夫人的身体和心情又是一种对立。马夫人在她本该最悲痛之时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这无疑是最大的讽刺。
戏剧性反讽指读者意识到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不知道的事情。小说的戏剧性反讽在故事的结尾才体现出来。认为“自由”是“真正的长生不老药”的马夫人却死于“致命的欢欣”。小说中除了主人公的其他人物都认为失而复得悲喜交加的情感变化导致了马夫人心脏病的爆发,但是读者明白是她因为丈夫生还,自己的幻想破灭,大受刺激而死。这一戏剧性反讽凸显的是外人的判断和马夫人的内心活动之间的错位。马拉德夫人原以为丈夫死了自己便获得了自由,希望长久地活下去,结果是被以为是死了的人还活着,而希望生活下去的人却死了。这里又有一种对生活和命运之反复无常的讽刺。
综上所述 ,在《一个小时的故事》主题思想形成过程中 ,叙述中的多重反讽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反讽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种对立因素的对比和反差,这种创作手法生成了作品的艺术张力, 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 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内涵, 也极大地激活了读者的思维, 使作品具有了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小说中所体现的象征意义
《一个小时的故事》无论从结构、语言方面,还是从创作技巧、主题深度方面都是一篇上佳之作,小说能取得如此成就,在其艺术创作技巧方面,与作者善用象征是分不开的。
马拉德夫人在听闻丈夫不幸的消息后,她独自走向自己的房间,锁起门,不要人跟着。全身累得散了架似地坐在安乐椅上,对着打开的窗户。“锁着门”和“打开的窗户”是一对意象的对比。门外的空间是楼下客厅 ,是亲朋好友聚集的社会活动场所。在外人眼里,马夫人是一名传统的理想女性,柔弱,顺从; 除了有心脏病以外, 她过着传统意义上的 “美满” 生活: 拥有温柔,体贴的丈夫和关心她爱护她的亲人朋友, 她的一举一动, 包括语言和思维, 完全按照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范式进行。因此她的行为必须迎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期许。门外代表着男权社会势力,门内是她内心独白的地方,象征着她的内心世界。“她不要人跟着” 实质是她对外部压力的本能的逃避 ,或者她要抵挡世俗力量的干扰 ,以便安静地进行内心自我审视。门成了她外部生活和内心生活的分界线。“打开的窗户” 象征着她对家以外的空间的向往,是摆脱被紧锁在家庭生活的希望。窗外的新春活力象征着新生命,新希望。作者从视觉、 嗅觉、 听觉等感官方面描写马夫人对窗外新春活力的感受 ,暗示对美好的向往、对春天的憧憬是人的本能。因此,女主人公在房间里,在门这边她心情愉快,畅想未来;在房外, 在门的另一边,人们按照世俗思维想象着一个失去丈夫的女子的忧伤。由此可见,“门” 在这里象征着世俗的伦理纲常,误导人们的思维,阻止了人们发现世俗背后的真相。而正当她正畅饮着自由这“真正的长生不老药”时 ,姐姐在门外苦苦哀求她开门,担心她因此而生病了,在姐姐的强求下,她开门下楼了。门开了 ,她又回到现实生活中 ,她看到了丈夫从大 “门” 外活生生地归来。顷刻间 ,她心脏病突然发作而猝死。“门”的意象再一次得到了强调。“门”就代表着夫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条件,女性追求独立的人格、追求自由和真正的平等的抗争难以成功,而死只是一种短暂的解脱。
作者正是通过运用象征,揭露了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的束缚与限制,表明了美国十九世纪末女性渴望自由,追求独立真实想法。
四、结语
肖邦的这篇短篇小说正是通过丰富的象征和巧妙的反讽,构成了一个反映马拉德夫人渴求自由却又无力冲出婚姻樊笼的内心世界。无疑,故事的结局是对传统社会的婚姻观念的无情批判,对新生命的渴望。而作者的这种创作手法可以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小说的主题。
参考文献:
[1]朱虹.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 [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3.
[2]申丹.叙事文本和意识形态 [ J ].外国文学评论 , 2004(1) : 102 - 113
[3]胡爱华. 一曲女性自由的悲歌――兼析《一小时故事》的多视角叙述手法[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97-99
[4]刘卓,王楠. 女性意识的顿悟――凯特肖邦《一小时故事》探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458-460
短篇伦理小说篇8
关键词：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萌芽中的异化：规范
中图分类号：1207，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1-007-03
作者：何敏，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师/李延林，中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专家会员；湖南，长沙，410004
项目基金：跨课程教学法在非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本文受到2008年湖南省普通高等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资助。
一、引言：
由于其极致“言情”的修辞，偏离主流的叙事模式和软性语体，鸳鸯蝴蝶派曾一度作为新文学的对立面而倍受口诛笔伐。甚至还被冠以“反动逆流”的恶名，将其置于学术研究的边缘。但该流派在近代小说翻译史上所起的承前启后作用却是不能被淡忘的。据统计，民末清初，在所有从事短篇小说的译者中，鸳蝴派的作家就占70％。该流派“五虎将”之首，有“哀情巨子”之称的周瘦鹃，其译作数量之丰，名著意识之强居该派之冠。(李德超，邓静，2003)1917年他的译文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得到了鲁迅的盛赞，称其“用心颇为诚挚”且所选作品“在中国皆属创见，亦多佳作”(周瘦鹃，1987：1)。
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的异化特色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内收外国短篇小说共48篇，散文2篇。可谓名家荟萃，如司各脱、狄更斯、哈代、伏尔泰、大仲马、左拉、莫泊桑、霍桑、马克?吐温、托尔斯泰、高尔基、歌德等。在当时中国译界滥译英美二三流作家的背景下，这种“名家意识”更为难能可贵。文本选择也体现了他的前瞻性。该译文集中不乏在当时颇为先锋的文类。如心理小说(爱伦坡的《心声》)，大量的意识流(Leonid Andreef《红笑》)。每篇译文前都附有原作者的小传甚至照片，充分表明了译者对原作的尊重和对翻译工作的郑重。从这些方面而言，该文集确实不负“近来译事之光”、“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ibid)的美誉。
然而，翻开《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中国旧小说的陈腐气息就会扑面而来。诸如“杏眼“桃腮”“看官”等陈词滥调弥漫其中。为此，它受到了鲁迅的批评“命题造语又系本国成语”。(ibid)仅从文字层面上而言，周瘦鹃的翻译可能比林译小说归化得更彻底。但语言只是两种文明对话时的载体，定义这场对话的本质，标准应看异质文明是以何种面目出现在接受国中的。诚如贝克所言“异化使得译文成了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文化它者’(the other)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得到了彰显。”(Baker，1998：242)因此，要给周瘦鹃的翻译策略定性就一定要越过其高度“归化”的语言，透视其对异质文明的处理方法。接下来作者将重点分析该文集是如何处理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的“文化它者”。
(一)爱情观
爱情通常以两种面目出现在中国旧小说中。一种是才子佳人套式：“一见钟情――历经磨难――大团圆”。人们阅读这类小说固然有对爱情的渴望但更多的是对大团圆结局的期待。由于国人长久的文化心理积淀，爱情要臣服于家族本位心理。而另一种则盛行于晚清流行的政治小说中。“经以国家大事，纬以儿女私情”是当时政治小说通行的写作模式。把政治小说视为救国利器的士大夫们将儿女私情点缀于小说中只是为了增强其可读性，从而使民众更好地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两种模式中，爱情要么成了强化传统价值观的工具，要么沦为了政治的附庸。在高度理想化，抽象化之后，它也失去了独立性。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各具特色的域外情爱画卷中，爱情并未被按照传统模式加以“理想化”或“功利化”的改写。Wife刻画了一对夫妇：丈夫痴情，妻子绝情，她天性中的“恶”连爱情也无法净化。令人不仅对爱情的真相生出感喟。APatch of Nettles则向我们揭示了爱情的复杂：因为不爱，女主人公无法说服自己以身相许报答男主人公的救命之恩。为了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原则，她终身未嫁孤独终老。她与男主人公之间的情复杂得就像标题的那团荨麻，爱恨交织，剪不断，理还乱。而在Our FirstNew Year’s Eve中，爱情却由日常琐事折射出，平淡却恒久。这里的爱情迥异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情。它更为立体，也更真实。重要的是它不再被当成某种价值观或政治目的的附庸，其独立性由此得以彰显。
(二)宗教观
国人向来务实。对现世的过分关注导致了宗教观念的淡漠。普通人对宗教的信仰仅止于佛教所宣扬的因果轮回。而宗教情结却是许多西方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A Child’s Dream 0f A Star就是一例。主人公命途多舛，屡遭丧亲之痛：弱弟幼妹，慈母爱女一一离他而去。支撑他的就是宗教信仰：终有一日，他能在天堂与挚爱的亲人们聚首。A Long Exile的主题也是宗教精神。主人公被误认杀手流放他乡，在26年的流放生涯中他痛失妻女。终有一天他发现了真凶，可他却放弃了为自己昭雪的机会，宽恕了真凶。这种宽恕来自于他的宗教信仰，“宽容”“仁爱”是其主旨。国人则可能从儒家的认知模式来解读它，将其归因于“性善论”。
(三)伦理观
“孝悌”观一直是中国几千年宗法社会的基石。清朝统治者奉行的“以孝治国”将“孝”推向了祭坛的顶峰。很多译者都通过对原著的强化或改写自觉向这一观念靠拢。林纾就惯以“孝道”包装自己的译文。如果以传统的“孝悌”观为参照系，《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中体现的某些伦理观足以让当时的国人震惊。E1Verdugo就有长子为了维护家族尊严而手刃父兄的情节，他的这种行为居然还受到了作者的赞扬。The Fu－nekal中的主人公更是“大逆不道”：他陪护着病入膏肓的祖母，在病榻边还有心情对心上人遐思尔想：刚刚安葬了祖母的年轻人们就在葬礼上跳舞作乐。这种行为非但没被斥以“悖逆”，反而还得到了赞美：青年人之间的爱情就像老年人的死亡一样自然。
面对这些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的异质文明，译者并没有以传统观念为准绳对其进行文化过滤，而是忠实再现了“文化他者”。至于语言，如同严复用深奥的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一样，周瘦鹃的这种高度归化的语言也可看作是对其译作的一种“包装”，一层“糖衣”方便读者更好地接受西方文明。这种译法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也为读者们接受“五四”后出现的学术化，规范化的“直译”进行了必要的心理铺垫。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过渡期特有的产物：语言上高度归化而文化层面上异化的译法称为“萌芽中的异化”。
三、变化中的规范
(一)翻译规范
图里认为，翻译涉及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转换，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要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制约。规范(norms)是心理和社会实体，具有社会调节功能，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协调个人行为与集体之间信仰、价值体系和标准等诸多关系。规范能减少行为的偶发性、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促进个人、集体和社会的稳定。(Toury，1995：55)规范是隐性的，但在操控翻译活动时，却能体现出其权威性。对译作的社会期待值由规范催生，它对译文的接受情况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契合这种期待，译文就可能遭到制裁(sanction)如更正，谴责甚至是终止对话。”(Her-nlans，2004：82)。在林译时代，“政治化改写”是统摄翻译活动的主流规范，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则是翻译的准绳。越过这一雷池，翻译作品就难逃被打入冷宫或遭人诟病的厄运。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成书于1917年，时间相去不过数十年。为何译者就敢于译介偏离政治主题专注于个人感情的作品，还忠实保留了与传统价值观相悖的内容呢。数十年间，翻译策略从“政治化改写”谈变成“萌芽中的异化”。这一变化应归因于翻译规范的改变。图里认为：翻译规范虽然对翻译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但它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文化参数的变迁，主流规范与边缘规范的力量也是此消彼长。随着权力关系的改变，原来处于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