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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勿略榜样力量的鼓舞下,前来东方的西班牙传教士刻苦学习中文,亲身体察中国国情,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迎来了西班牙汉学的黄金时代。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代表着16世纪西班牙汉学的最高成就”。

  多明我会修士高母羡将范立本编于1393年的《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文,成为第一位把中文文本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人,也是第一位把汉字“拉丁字母化”或“罗马字母化”的人。高母羡的《天主教教义》是继罗明坚于1584年用中文写出《圣教实录》后第二部由西方人写出的中文著作,也是在中国境外第一部用中文刊刻的宣教之作。高母羡的《辩证教真传实录》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写作的介绍西方科学与技术知识的著作。高母羡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促进东西方两种异质文明的交流。

  在晚明来华西班牙传教士当中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并被中国知识界以“西儒”相称的,只有耶稣会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庞迪我用中文写成的《庞子遗诠》《七克》等著作为中国士大夫所喜读,一时被称作“庞子”“庞公”。庞迪我也是将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人物之一,尤其是在世界地理学的研究中,庞迪我写出一部世界地理概述,其手稿不久便在社会上开始流传。庞迪我故去后,这部手稿由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加以整理补充,并以《职方外纪》为书名付梓。可以说,庞迪我即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也是造诣很高的汉学家,标志着西班牙早期汉学研究进入了成熟期。

  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1597-1664)是一位多产的汉学家,他曾编写过一部《西班牙- 汉语官话语法》(Grammatica Espanola mandalina) 和几种汉语-西班牙语双解合璧字典,在中国方言研究方面,黎玉范是一位先行者。

  利安当专门研究中国儒家典籍,《天儒印》是其代表作。以利安当为标志,西班牙汉学有了进一步深化。

  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的贡献在于,在汉语语言学的具体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他曾编写《华语官话语法》《西班牙语与汉语官话双解语法》《通俗汉语官话辞典》,其中《华语官话语法》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语法结构和规律的专著。

  西班牙汉学研究的一代宗师闵明我最主要的著作是《中华帝国、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这本著作对中国的认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前述西班牙传教士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