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丨性教育正式被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原因、路程与未来
看到性教育正式被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信息时，是10月17日晚上7点半，刘文利正在参加“中国性教育的反思与前瞻”网络研讨会。
此时会议刚刚开始，还未到她发言的时候，但PPT已经做好。她立马增加了一页PPT，放在题目后的第一页，摘出了未保法中这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目：
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
其中，三个字被用大红、加粗字体标出。
22点，这张图片被发表在课题组微博“北师大儿童性教育”上，相关话题在半小时内获得了十万阅读，在第二天突破千万。
2020年10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7日修订通过，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继1991年未保法在我国正式通过后的第三次大修。也是第一次，
在2012年第二次修订的未保法中，相关内容则是这样表述的：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12年修订版）第十九条
青春期教育、性教育——这两个词到底有什么区别？
回溯历史，“青春期教育”最开始被正式使用，是国家教育委员会1988年发布的《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此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开始提及开展“青春期教育”。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及学校应开展“生理卫生教育”“性健康教育”。
至于为什么这样指代，原因很好理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性”这个字距离出现在法律文件，乃至公众视野中，还相当遥远。
2018年，联合国《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中明确指出了全面性教育的八个核心概念，如上图。我们可以看到，而除了传达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之外，全面性教育还包含很多内容，比如：
以刘文利依照该纲要主编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为例，在价值观、权利、文化与性的核心概念中，性教育强调个体有这些权利与义务——
（1）家庭中，男孩、女孩，分担家务：
（2）职业选择方面，，如男孩可以成为出色的护士，女孩也能成为飞行员：
（3）社会交往中，；
（4）婚姻选择方面，无论是结婚、不结婚，。
在青春期，有许多青少年因为媒体中呈现出的身体形象与自己不符而苦恼，无法接纳自己的身体，因而自卑、抑郁，甚至患上厌食症。所以在文化与性的关系上，我们教导孩子
妈妈告诉女儿，不是所有女孩都长得那么漂亮：“电视里的人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电视里的有些人被美化了。”这样的性教育，有助于孩子对自己的身体建立积极的身体意象，接纳自己、喜爱自己。
（1）比如，沟通协商：
以上图为例，在同学发生矛盾时，性教育鼓励孩子用取代情绪发泄和暴力。
在协商中，性教育告诉孩子，要了解对方的想法，理解对方的底线，“如果不尊重对方，只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做，那就是强迫。”
（2）如何做出负责任的决策：
乘车系上安全带，是为自己负责。同理，发生性行为、建立恋爱关系、结婚生育等，也需要慎重考虑，为自己和他人做出负责任的决策。
（3）还有，如何向父母、老师寻求帮助与支持：
此外，“对性积极美好的态度和价值观”还包含性别平等、性倾向平等、建立身体尊严、知道自己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权利、尊重艾滋病病人等。“与性相关的生活技能”还包括认真倾听、自信表达、合理拒绝、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建立自我保护意识、培养同理心等。
由此可见，性教育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也并不是青春期孩子的特殊需要，而是从孩子出生就应该接受的教育。
借用刘文利教授在接受正午访谈时说的一句话——它是贯穿人的生命周期的教育，以确保人（不光是自己还有他人）的健康、福祉和尊严为目的。
所以，此次未保法修订，在中国性教育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一个性教育研究者的建议，到一项法律中“性教育”名称的改变，中间需要经过怎样的过程？
事实上，从2005年回国以来，刘文利就一直思考如何在法律层面推动我国性教育的发展。她发现，我国有三部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在学校开展性教育，但都用的是青春期教育这个词。
性教育开展的第一步，便是为它正名。可是，怎么才能让立法机构听到相关建议，真正推动法律的修改？
从2014年起，刘文利就开始撰写有关性教育的提案，委托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交。2018年，她撰写的，得到了教育部的回应。刘文利便考虑，要通过提案的方式，提出在法律中用“性教育”代替“青春期教育”。可是，作为一个性教育研究者，如何撰写一份有效的法律修改建议？
此前，刘文利被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聘为儿童工作智库专家，并参与法律组的工作。利用这一工作机会，她请教了同在儿童工作智库法律组工作的宋英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佟丽华律师（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和张雪梅律师（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等法学专家，认真听取他们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的意见，诚恳询问“如何在法律层面，切实有效地提出一份有关性教育的建议”。
2020年初疫情发生后，刘文利便开始在家撰写这份提案，终于在五月初完成，并通过相关渠道提交全国两会提案。六月末，刘文利又将撰写完成的提案发给宋英辉教授，再次请教他。宋教授在百忙之中对刘文利撰写的《建议》进一步提出专业的修改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对法律和国家政策文件中涉及“性教育”内容的修改建议》发布在了“爱与生命”微信公众号上。此时，正值几部法律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她把文章分享给相关法学专家、发到群聊、朋友圈，恳请大家帮忙呼吁。
七月，未成年人保护法到了二审稿讨论阶段。刘文利从宋英辉教授那里得知，他正要在全国未成年人法学论坛上主持召开以“共话未成年人保护法二审修订草案”为主题的会议，召集一批著名法学专家发表对二审修订草案的修改意见。这项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检察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等单位主办。
7月6日的晚上，刘文利线上参加了这期论坛。等所有法学专家发完言后，在自由发言环节，刘文利再次提出：建议用“性教育”代替“青春期教育”和“性健康教育”。
此次论坛的主持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苑宁宁教授。论坛结束后，刘文利又单独请教宋英辉教授和苑宁宁教授，分享微信文章，阐释自己的想法，恳请两位法学专家进行呼吁。不久后，她收到回复：建议已经呈递给法工委相关领导，被予以考虑。
10月17日，她看到性教育被纳入未保法的官方报道。“我们的建议，被反映上去了，被听到了，被采纳了！”
请教法学专家、提交两会提案、参加学术研讨、发表专业建议、呼吁为性教育正名，做所有这些，刘文利只为了一件事：“在法律中确立性教育的地位，推动性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她写道：性教育入未保法，有太多人的努力、坚持和奔走呼吁，是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的结果。历史会铭记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当晚，还未开完会，刘文利便转发信息到了好几个专业群，内容都是一则中国妇女报的报道，加一句话：“里面用‘性教育’了！”
随后，她又发了4条朋友圈。“本来想等今天晚上的会议结束以后再发的，但是已经忍不住了。”
在朋友圈中，她写道：
“中国人大网2020年10月17日19:47发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公共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铭记这一历史时刻！”
“这几年的呼吁终于见到结果了！正在听到中国性教育春天的脚步！”
“纪念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激动之后，在当晚的电话沟通中，刘文利又这样说：哪些内容在什么年龄段教？什么才是适合未成年人年龄的性教育？法律并没有说明答案。这就需要我们性教育研究者踏踏实实地做研究，让未保法的这一条真正落到实处。
在“北师大儿童性教育”微博发布的#性教育被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话题中，也有网友表达了担心：性教育教材、老师从哪里来？里面会混入女德教育吗？会变成防性侵教育、性别刻板印象的教育吗？
在17日晚的会议上，刘文利的发言题目是：——在家庭里，我们要怎么开展性教育？学校开展性教育时，什么时间教什么内容，谁来教，怎么教合适，效果如何？老师要具备什么专业素质，以什么标准筛选、培养？
刘文利认为，中国的性教育需要建立它的学科地位。现在的情况却是，“我们缺乏基础研究为性教育实践提供支持，没有相关专业培养性教育教师，也没有足够的性教育工作岗位。”
目前，刘文利每周给北师大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讲授性教育课程，带领课题组着手进行新的研究项目，参加讲座，为性教育事业奔走，试图努力回答“什么是性教育，性教育要教什么，性教育怎么教”这些问题。她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感觉现在自己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当性教育确立了它的学科地位，有大量的人才涌进这个研究领域，中国的性教育才会有长足的进步，学校性教育才能真正开展起来。”
如何才能等到那一天？
“要有更多的人从事性教育的基础研究，来做铺路的工作。”
刘文利感觉自己像“一颗铺路石”：“这个石头再小，我就铺在这。路是人走出来的，走这条路的人越多，铺石头的人越多，慢慢就有了未来。”
“也许我这一生都看不到性教育的康庄大道，但我相信，我走的路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它的痕迹。我们每个人都在书写中国性教育的历史。”
撰稿丨罗方丹
编辑丨刘文利
视觉丨Tenlossiby 多诺瓦
排版丨林小晗 Tenlossiby
校对丨张昱凌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