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禁’书市井性俗与阴私隐讽—《金瓶梅》
作者：?江承安
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文学艺术反映着客观现实与创作者寄托其中隐约含蓄的情感色彩，这不仅与当时的社会风貌有关，还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着必然的联系，或许是以佛陀圣僧为主，宛若高岭之花隐晦莫测，又或是以市井俗人为主，阴私烂性入眼不堪，而《金瓶梅》正是第一本由文人直接取材于实际现实社会生活的写实小说，然后进行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现实题材小说的先河，虽由于大量淫秽露骨的情色描写，曾一度被列为禁书，但不可否认其书存在的文学艺术价值，其开启了长篇小说直面社会人生的创作倾向，更展现出明中叶后现实生活琐碎、庸俗、丑陋的时代特点，标志着的长篇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的重大转型。
第一章 “平而不庸”人物刻画艺术特点
《金瓶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与同时期的历史演义《三国演义》、英雄传奇《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等特色类型小说相比，并无专门将书中人物神化、完美无瑕化、特色化的意图，也并不存在将天时地利人和、借行天道、天下大势、普度众生、天命而为等天下大局思想与多余的机缘巧合片段描写代入其中，作为第一部直接取材于市井人物与世俗风情的世情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它不是从抽象的人的定义出发,也不是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结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出发,以平凡而不平庸，波折而不失顺畅的笔触,将书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行为举止、谈吐言论及社会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粗写与细写，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点。
正如张竹坡在其《<全瓶梅>的读法》中说的:“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春悔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兼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又说:“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写一个金莲,更写一个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紊一丝。”媒婆写了五个,尼姑写了三个,妓女也写了三个,都“各各一款,绝不相同”。
如若非要论罪责禁书之因于人物描写中的男女媾和的“性场面”描写，实则贯穿全书的主角西门庆，那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好色贪欲是推动剧情发展、起承转合的重要线索，由于西门家的富起大部分因由都是西门庆的淫欲性色之“功”，若是去掉那些描写，一方面会导致剧情发展递进的连贯性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也会使得瓶儿、春梅、林太太等人的个性丰满的角色形象得不到体现，从而使整本书与俗世苟同，虚假不切实际并落于平庸之色。
第二章 “环形”叙事风格艺术特点
首先，针对《金瓶梅》整部作品的叙事风格探讨，我们的眼光不应该同于不通文学审美的俗人，仅限对男女媾和的情色情节的关注，那是无意义的、没有价值的阅读，除了刺激荷尔蒙分泌之外，对知识的获取与主题思想的感知毫无作用。作为文学探讨的起点，我们不能被隐私下流的噱头迷惑心神，抛开无用的性冲动，以理性客观且端正的态度真正进行文学审美，我们应透过这些喧嚣的情节和复杂的人物故事铺陈，清晰地看到统摄整个叙事体系的主导思维的原貌及其原型所在，那便是对整体叙事情节的最正确的艺术性探讨。
《金瓶梅》拥有相对独立的叙事体系与情节构建方式，不同于以往针对历史发展进程、除魔卫道顺应天理、官逼民反热火朝天而进行描写的白话小说传统式叙述线，而是将格局放在市井官商这类更“接地气”的中低层大众民俗之中，本着内在组合是人物事件众多繁复并有机联系，三教九流之间人事勾连缠绵纠结，朝廷庙堂与市井闾巷之地空间腾挪还复不断的特性，从而将这个对历史发展毫无影响的“非正面人物”西门庆由生到死，由兴至败的市井小民经历进行描述，实则浅看格局虽小，深究起来贯穿于整个叙事体系中所蕴含的深刻理性思辨，正是在暗暗隐喻明代中叶以后的肮脏腐败的社会生活。
在《金瓶梅》的整体叙事结构形成过程中，从故事情境（即环境场面，人物言行，人物与事件间的逻辑关系，事件全过程等）的设定，到整个故事文本内容的缜密构架，都呈现出一种闭合的环形的思辨形态。自开篇移植和借用《水浒》武松单元故事情境到完全进入《金瓶梅》的故事情境，环境场面的大致走势是一种外推的态势，内环由前者家庭-市井-家庭向后者的家庭-市井-社会-家庭推进，而包裹内环的外环为描述的场面对象也由此扩大为西门府-清河县-山东省城-汴梁京城-西门府，起点与终点形成的正是一个闭合的环形状态，作者似乎在试图将佛教的天理循环、因果报应的观念放入整体情节中，但更像是一种应付严正世论的姿态。
第三章 “荒诞喜剧”的讽刺手法解析
“讽刺作为喜剧的一种形式，它的主要形式是当对象竭力用贪求有内容和实际意义的外表来掩饰内在的空虚和微不足道时，撕破其伪善的外表，揭露其荒谬、丑恶的本质。”实则《金瓶梅》也算是一部讲述突破时代束缚的“伦理纲常”，体现社会险恶、人性卑鄙的“恶劣型”荒诞喜剧作品，颇有爱尔兰荒谬戏剧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荒诞主义风采。当然，与之不同的艺术特点在于《金瓶梅》的讽刺意味多数表现人物对比之中，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情节对比或对同一类事物某一人物态度的前后对比差异体现隐隐约约的讽刺意味，例如韩国道这一角色，他是西门庆的伙计，为了与西门庆交好，主动将老婆奉送给西门庆以求得好处，在其之乎者也的斯文外表下，实则潜藏着极端丑恶的人格状态，在第三十三回，他老婆与小叔子通奸而被一帮无赖捉去见官，而他却浑然不知的与熟人在铺子里吹牛,这样的极端对比凸显出了韩国道这一人物的虚伪、阿谀奉承、强装脸面又可笑不堪的个性化特点，并含沙射影了现实中与韩国道类似的市井小民中的虚伪角色，以表现社会黑暗与人心叵测的时代特点。
《金瓶梅》还常用人物的行止言语与环境气氛的不谐调构成精彩的讽刺画面。例如西门庆因厚赂当朝太师蔡京,意外地得到了金吾卫副千户之职,“不觉欢从额角眉尖出,喜向腮边笑脸生”,加官生子,又连得几笔横财,西门庆的家势到了烈火烹油的鼎盛时期。当西门庆在官哥满月时大摆宴席,宴请当地官员、亲戚和朋友时，本是一个欢脱喜庆的场景，作者却偏偏要在热闹非凡的庆贺宴会上安排了“不甚吉利”的事件,这不仅使得宴会的喜庆气氛顿时少了一大截,还以当头棒喝的形式给西门府的前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或者说埋下破败衰落的伏笔）。当宴会之中宫中的薛太监前来道贺时，本应是承着万岁爷的意思庄重的祝贺，但其随身并没有带什么礼物，反倒是像个来混口酒吃的村夫，实则这样的高低位与低文化水平的强烈对比，在文中比比皆是，便起了一种谶语的作用。当人生别离—爱子官哥、爱妾李瓶儿相继死去;浮生如梦一西门庆三十三岁便命赴黄泉,西门府衰败的命运是注定的。在西门庆大喜之时兜头泼来一瓢凉水,乐中写悲,寓以褒贬,这无疑是喜剧的处理方式。
结语：浮世百态，万般初始于人间雅俗
纵观三千文学史《金瓶梅》仍是一部不可磨灭的良品佳作，正如鲁迅先生评其八字言：“同是说部，无以至上”，虽其中过分的肉欲描写有点刻意制造噱头的嫌疑，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突破传统的伦理纲常的桎浩，极为大胆的直接取材于市井小民的阴私俗生的创新性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其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价值在当时乃至如今也都是无与伦比的，并且中采用的大量俚语、人物、市井描写、生活琐碎都对如今研究古代民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禁”书《金瓶梅》实为一本旷古绝今的“金”书，其中蕴含的文学知识内容（人物刻画、叙事结构、讽刺手法等）与含沙射影的社会寓意确实不可估量，而在进行阅读感知时，针对其进行深度剖析还是停留于情色描写的庸俗表面则是因人而异了，或许若是没了那红楼宝玉，四大奇书中便多了个金瓶西门，那或许是文学的感叹，或许是俗人的狂欢。
谨以此文，抛开世俗眼光，作为献给文学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