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伦理学是什么呀？他是怎么将叙事学和伦理学的结合在一起的呢？大家可以举一些文学

　　叙事伦理学是什么呀？他是怎么将叙事学和伦理学的结合在一起的呢？大家可以举一些文学作品例子？

　　文/心似海蓝蓝

　　2023.2.7

　　感觉，就是法国哲学家利科的“自我诠释学”的文学化。他是诠释学的第六代代表人物，上一代代表人物是德国的伽达默尔。

　　诠释学源远流长，最早是用来解释圣经的，然后拓展到其它古代文本，第四代代表人物好像是德国的施莱尔马赫，差点跟黑格尔决斗的那位神学家。诠释学，可以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到了伽达默尔这里，就用诠释学来诠释历史、文化、语言、艺术。而利科是用诠释学来诠释自我。

　　诠释学跟解释学，还不大一样。解释，只是对某一事物作说明，像科学那样，写一个说明书，或者说找原因。而诠释学主要是释义，解释某个文本，或神话，或文化现象，对人类的意义为何。它超出了认识论的范畴，正如利科所说的那样“人生，不是用来认识的，而是用来体验的。”

　　应该说，诠释学是受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哲学之父胡塞尔发起的现象学运动，与存在主义思潮的极大启发和影响。不再以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基督教哲学），或是理性思辨的方式（康德、黑格尔哲学）来探讨人与人生之谜，而是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人是如何存在的，或者说人的存在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利科的自我诠释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并且由他的同事兼好朋友，同样是法国哲学家的列维纳斯，转向了对伦理学的研究，还明确提出了“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的口号。这样就把自我诠释学与伦理学并列在一起了，或者说是连续发生。什么意思呢？

　　利科认为，一个人想要了解自我是怎么回事，与其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不如采取叙事文。当一个人想象自己身处在某个具体的场景里，反省他的情感体验，采取的动机，做出的判断与选择，使用的语言，其中包含的隐喻与转折，以及他所获得的经验，就会得到一个独特而不可模仿的自我。人生，就像是写一篇叙事文那样，展现在眼前。

　　这样的叙事文，是故事套故事，连续发生，并且连成了一体。独特的自我，或者说一个人独立的个性，就呈现在叙事文中，它是一个不分裂的完整自我。换言之，只有在叙事文中，自我才得以真实呈现。问卷调查是静态的，静止的，缺少了时间的维度，或者说把时间定格、锁死了，而叙事文是活的，加入了时间维度，其中每一次出现的隐喻和转折，情感体验与动机，无不彰显出这个人独特的个性。可以说，叙事文，才是这个人的真实生命的摇篮。

　　如是，就摆脱了西方形而上学与理性思辨的束缚，让自我，也就是个体人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自我，不再是上帝或者绝对精神的展开，也不是头脑中那些理性思辨上的认知主体，而成为了一个叙事主体，他要对自己的人生叙事文负责，负责创造自己的人生这篇完整的叙事文了。

　　同时，利科还发现，自我在创作人生叙事文的过程中，会发展出一种“伦理学的意向性”，也就是“在正义的制度下，与他人并且为他人而共度善的生活。”这就为后续，他的好盆友列维纳斯向伦理学过渡和转向，提供了扎实的前提和依据。

　　至于说伦理学的意向性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也就是它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利科认为，一个人在谱写自己的人生叙事文的过程中，一蛋发现某个事情对自己是善的，同时，也就发现这个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善的，这时候，伦理学的意向性就产生了。因为，我可以自称“我”，别人同样也可以称自己为“我”，只要我认为这个事情对我是善的，辣么，对所有的“我”必然也是善的。这样就把利己与利他，统一在一起了，自然过渡到了伦理学的意向性。

　　譬如，我吃到一个苹果，感觉很香甜，我就会很自然的认为，别人吃了也会感到香甜，我就有了一种与别人分享苹果的意向性。

　　此外，利科的自我诠释学，还发现了自我的一种偏执，或者称其为“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吊诡”，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我受到了自我的个性的制约，在某个场景里，我依照自己的个性做出了某种判断和选择，蛋是，同时这也意味着一种无限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可以做出与自我的个性相反的选择，等于再重新塑造、创造我的个性，而这种塑造与创造是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把自我的个性与人生叙事文结合为一个整体，它成了一个可以不断探索下去的永恒的奥秘。换言之，是我的个性在叙事，还是叙事不断成就了我的个性，两者之间发生了吊诡，有限与无限，缠绕在了一起。

　　或许，正是这种自我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缠绕、吊诡，使得叙事与伦理，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文学方面，最经典的范例，大概就是陀思拖鞋夫斯基的系列小说了。《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这三本小说，都是以叙事的方法，呈现给我们一个伦理学上的迷宫，它抛出了一系列伦理学问题，可你始终找不到标准答案。人与工作、职业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家人的关系，人与恋人的关系，人与盆友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财富、名声、权力的关系，错综复杂。看这类小说，你会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人性的深渊、漩涡，或是人性的蛛网，目标和方向都是不确定的，向哪里飞翔或堕落，向哪里攀爬和寻找，似乎都很合理，可是出口在哪里？甚至有没有出口？其实，谁也不知道，或者说答案始终隐藏在每个人心里。

　　进而，叙事与伦理的结合，也反映了整个欧洲社会，乃至全人类，都陷入了巨大的心灵危机，虚无主义危机。尼采的“上帝死了”，颠覆了或者说折射出人类社会，依照基督教的神性启示，以及依照笛卡尔的先验理性主体性原则建立的社会制度，与社会价值观，全面坍塌了。结果是，家庭本位、团体本位的社会秩序解体了，出现了巨大而且普遍的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支离破碎，尔虞我诈的同时，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了。每个人都惶惶不安的活着，心灵失去了家园，整个阳光灿烂的世界，似乎又重新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上帝与取代了上帝的理性的光明纷纷隐退，黑暗则变得无所不在。。。。。。

　　不过，这也有个好处，无破不立，这等于把自由还给了人类，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生命的叙事文，重新定义各种伦理关系，在叙事中重新体验人性的价值，实现人生的意义。

　　换个角度说，叙事与伦理的结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上古神话，到荷马史诗，人类经历了从神变成英雄和诗人，再到柏拉图的《对话录》，变成了思辨的理性人。基督教诞生，人又回归了神的怀抱，重新变回了神的仆役。经过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人又变回了掌控万物的神，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经济危机，金融风暴，恐怖主义，标志着宗教神性与理性思辨的双重破产，人又变回了人本身，善与恶，各种伦理关系要如何界定？重新回到了人本身，回到了每个人的手中心上。

　　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时刻，可它同样预示着，人性的曙光，就在不远的东方，即将冉冉升起了呗。

　　不由得又想起了休谟疑问2：“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如何从人是什么，推导出人应该怎么做？

　　两百年前的休谟疑问2，放到当下来看，仍然是个谜，继续困扰着无数的人。它实际上就是问，人的理性，能否进行伦理价值上的判断。Is代表存在，Ought代表应该不应该，对了还是错了。什么意思呢？

　　譬如，我是张三，我是个人，能不能从我是张三这个人，经过理性思辨，推论出我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或者说我做什么才是对的呢？同样，你也可以把张三，换成我是某某的丈夫、妻子、孩子、父母，我是某公司的老板、员工，我是某某国家的公民，某个企业的法人，等等，总之，从“我是”这个主谓结构，能用理性思辨，推导出我的言语和行为标准吗？

　　休谟的结论是，不能。因为，除了一束知觉，人什么都不是。用知觉来判断伦理价值上的对错善恶，是不可能的。而人的理性认知，只是为各种知觉提供服务的，理智无法假装自己还有任何别的功能。

　　仔细想想，确实如此呀！我感觉糟透了，我的知觉上的真实经验明明白白告诉我，就是糟透了，啥道理我都懂，可我啥也不想干，我躺平了。理性认知建构的一切知识和道理，就统统失效了。反过来说，我感觉好极了，去特么的一切道理，我想怎样就怎样。在感觉快乐与感觉痛苦面前，理性显得如此羸弱，如此不堪一击。

　　康德反转了休谟的结论，他认为，人的理性可以给自己立法，康德的名言：“我应该，所以我能够。”理性就是用来行规定，可以确立一切价值、伦理道德的标准。

　　假如真的是这样，我就会变得内卷，疯狂内卷，按照自己的或者社会的理性认知，把自己卷起来，以达到理性行判断的目的，卷到卷不动，只好躺平了为止。

　　休谟与康德，恰好是人类思想的两个极端，一个是认为理性百无一用，知觉与经验在操控一切，结果就陷入了怀疑论，不可知论，一切都不可知。人只能按照习惯和传统活着。另一个是认为理性无所不能，人本身是目的，应该用理性把自己卷起来，用理性给自己立法，建立道德法则、道德秩序、道德形而上学，甚至还要把人类社会变成一个“目的王国”。

　　让我们再次回到休谟问题2：“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

　　当我们说“我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什么也没说，完全开放，也就是完全不确定，它必须变成一个动宾结构、系表结构，而这个动宾结构就是伦理。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任何地方，而又不在任何地方，“我”只能存在于某种伦理关系中。离开伦理关系，则永远找不到我之为我的存在了。什么意思呢？

　　譬如，我是张三，可以继续追问，这世上有无数个张三，你是哪个张三？这时候，张三之为张三一定存在于他与非张三的关系里了。换言之，张三是通过非张三来呈现他自己的真实存在。这就立刻陷入了一大堆伦理关系中了，张三只有掉进非张三的海里，他才能说自己是张三。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所谓天网，其实就是伦理关系网，它无所不在，而且是无形的，貌似有很大的漏洞，蛋是，没有人不在这张网里。

　　或许，你感到好奇，会继续追问，辣么，辣些斩断尘缘，出家了，遁入空门的人呢？他们不就成了漏网之鱼？其实，没有，他们仍然存在于他们与师父、同修、上帝、佛菩萨的伦理关系里。也就是说，我是佛祖门徒，我是上帝子民，等等。

　　如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结论了，从“我是”推不出来“我应该”，它一定要经过一个转换，也就是把我投入某种伦理关系中，这时候，我应该才出现。

　　进而，“我是”就是我存在，“是”就是存在，可它不是理性思辨的对象，你无法用理性认知、理性思辨来定义我存在，因为它是不确定的，是不可定义的。你只能用行动来叙事，在叙事中展开我存在，并展开在各种伦理关系中我所是的，这时候，我存在才是真实的。换言之，把伦理关系拿掉了，我就什么都不是了，无疑体验到了自我的消失，或者说我可以是任何东西，蛋又不是任何东西，不是纯粹的无，也不是确定的有。

　　惟其如此，叙事与伦理，其实是同一件事，叙事的同时就是在伦理中叙事，伦理也是在叙事的时候才真实呈现。两者的结合，保证了人的存在是真实的，有价值，也有意义。

　　譬如，《红楼梦》中的每个人物，都是在叙事与伦理中展开的，他们每个人的个性都是通过叙事与伦理的纠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叙事与伦理，则没有人物，也没有人物个性与形象了。也正是在叙事与伦理的纠缠、吊诡之中，人的命运被揭示出来。

　　我们在读一部经典小说的时候，其实是与书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了。或者说，我们掉进了那张疏而不失的天网恢恢，在作者鬼斧神工的笔端编织的那张网里爬来爬去，寻找着命运的出口与结局。因为，我们同样也在编织自己的叙事与伦理的天网，也在感受着命运的小手，轻轻的拨弄，猛烈的激荡，肆意的践踏，无情的摧残。。。。

　　最后，还是要做个总结，叙事与伦理的纠缠和吊诡，其实就是命运的具体展现，或者说命运展现了它自己，各种人物、情节、遭遇和反转，都只是命运的道具。可它并不以人的理性认知为主轴，而是人的生命情感体验。

　　也就是说，命运这玩意，可感而不可知，人只能体验到命运的真实存在，无论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它，结果都一样。而且，人无法用理性设计和安排自己的命运，假如你觉得可以设计自己的命运，那恐怕只是一场误会。蛋还不是错觉，因为人的感觉、体验、觉悟是不可能错的。感觉存在两种情况“有或无”，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而没有真假的问题，真假只是判断，或者说行判断之后才有了真与假的区别。

　　蛋是，这并不等同于宿命论。因为，宿命论是说有个超自然的东西，甚至是有位格的至上神，为你安排好了一切。真实的命运，不是那种东西，它什么也没安排，而是要靠你自己用一生的行动在叙事中伦理，在伦理中叙事，从而感受和体验到命运的那种奇妙而雄浑的力量。

　　在儒家思想来看，这就是“天命观”，天命本身不可知，可你的心灵能够感受、领会到，它给你的那种雄姿英发、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生命情感体验。所谓“知天命”，不是头脑中的理性认知，不是概念与逻辑编织起来的梦幻泡影，而是你的心灵自觉。

　　在这一点上，佛陀的观点与儒家思想是类似或者一致的，佛陀说：“众生法性平等，三界六道，有情众生，皆可灭渡成佛。”关键在一个情字，觉有情，就是菩萨了，无论出家和在家，都是菩萨。佛性的直接体现，就是一个情字。对情的觉悟，直通真心自性。一切伦理关系的基础，也只在一个情字上头。

　　叙事与伦理的结合、纠缠、吊诡，无不是贯穿了我们这一生的性与情。命运与性情，是同一件事。它超越了所有时空，并化成了我们的全部历史，这样的历史的全部，恰好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叙事与伦理。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人活着，就是要爱自己的命运。”

　　什么叫爱自己的命运呢？其实就是在用行动叙事的过程里，在各种伦理关系中，体验到这个一生一次的命运，带给你的生命情感上的温暖与震撼呗？

　　仔细想想，加缪的《局外人》也是个经典的叙事+伦理的文本。男主默尔索，就像是一只粘在伦理关系蛛网上的飞蛾。。。。。与母亲的关系，与公司的关系，与邻居、朋友的关系，与恋人的关系，与被他杀死的阿拉伯人的关系，与法官、律师、牧师的关系。。。。。他明明就在这张蜘蛛网上，可他自觉是个局外人，一切的一切好像都莫名其妙，而且与他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