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耿苏志：人与动物的生态伦理

　　

　　进入21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连续两次爆发了规模很大的卫生公共安全事件。2003年Sars病毒在全国大面积的传染至今使人们记忆犹新；以及这一次2019年12月底从武汉新近暴发的冠状病毒快速波击全境。在时隔17年后，这种相似连续暴发病毒态势证明，人类有待重新审视我们与动物间道德伦理关系。

　　因为，两起事件的基本源头都可能明白的确定为，是由人类不加控制的食用野生动物而引发病毒造成的直接损害。人类滥用食用动物肉类权利，和随意跨越了彼此的清晰边界。在生态伦理上作出的选择依旧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它在侵犯了动物基本权利同时，也引发了人类生态伦理危机。

　　人类食用动物历史虽然非常漫长，但是驯化动物与野生动物依旧具有根本的区别。问题在于，在驯化饲养动物生存环境和空间越来越恶劣情况下，非人性的动物饲养工厂完全剥夺它们生存权利外，而使将动物饲养视为工业化的流水作业线，动物的生命仅仅为人类食用而存在，或随时被剥夺其任何应有尊重和平等生命意识。因此对于驯化动物食用之外，享受野生动物再次成为中国人饮食喜爱和追求。

　　中国人对野生动物的食用追求暴露了我们这个民族食肉的诸多偏见和奇特的嗜好。一方面说明历史上人类面临生存资源缺失和严酷现实；另一方面也同样展示我们这个种族，对于动物保护淡漠甚至表现出无情伦理状态。至今延续下来的恶习与传统都与全球化生态整体意识和生物多样性具有内在矛盾和冲突；也可以说，是缺少基本的生态常识以及对于动物尊重与保护的普世理念。

　　二次病毒感染大规模为席卷而来再次提醒了我们，如若不真正意义和实践中切断与野生动物食用关联，不建立严格的法律和制度规约保护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或大力提倡尊重动物和解放动物伦理和道德，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是一句空话而已。

　　我以为：必须重新思考我们人类与动物真实的伦理关系，从而有效地约束我们自身行为和道德。

　　（1）食物的非安全状态一个巨大的隐患就是人类对于野生动物和种群的滥杀和食用的结果；这一点应该被视为解决食品安全关键和核心问题之一。

　　（2）当人类以食用为目标剥夺动物生存权利时，自然会引发动物自身带来病毒扩散和积聚，向人类健康身体不断侵入；如果不加以控制而是放纵其蔓延这种状态，更凶猛的病毒还会卷土重来。

　　（3）文明的饮食和道德秩序决定了在人与动物间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任何跨越和模糊这条边界都会触发了病源体持续地释放；因此任何逾越这个界限的行为都会他人安全以全社会带来威胁与危险。

　　（4）人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生物圈内物种的变异伴随着人类干预自然而创造出来的多种生化品类增多，和毒性物药理的强大事实，改变了人与动物间的病理和耐药性关系；这是一个难以证明的复杂化过程，但我们必须谨慎对待。

　　（5）人类生命健康和动物种群生存与一个巨型的和复杂的生物环境中，相互影响异化和变异的因素急剧的增加；复杂性的人畜共有传染病毒被创造了出来。因为人类的控制与研究永远是滞后的；根本难以适应这两种推动力共同组织的病理机制链条无限的延伸；动物病毒的潜在和人类适应变化的机体，永远超越不了对其病理形态的最终认知。

　　（6）加之，科技还未能精准投放药物和解决系统病理上有所全面进展，许多用药与先前药品产生了更多排斥和变异。加上整体医疗滞后性显而易见，为人类预防机制增添了很多难以确定的非安全因素。

　　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革命。人类自我约束与生态伦理道德提升，改善动物饲养条件和生存状态，给更多野生动物尊重和自由，原本就是人类服从和创造生物圈进化主要推动力，也是我们渴望建立公正与平等生态自由的社会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