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的基本伦理是尊重拍摄对象，并展现ta的内在光辉
◥ 图｜八尺门，阮义忠摄于1986年
“一个摄影家最有意思的就是使镜头前面的物的内在光辉外露，这就是一个摄影家最应该尽的义务，而不只是记录它的外貌。”
特别欣赏台湾摄影家阮义忠老师演讲中的这句话。今日与大家分享4月份时，阮先生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讲座的现场实录现场实录的第二部分。
摄影家的基本伦理是尊重拍摄对象
并展现ta的内在光辉
阮义忠上海演讲会内容分享（下）
本文曾于《生活月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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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摄影美学七问》终于时隔二十四年（其实是二十五年前写的，陆陆续续发表）终于有一本简体字版本出版。这个版本当我看到设计图的时候，我心里想怎么这个设计在八十多张影像里挑了一张我觉得最不合适当封面的照片来当封面？那为什么我还要接受它呢？说起来我太太也是会念我“你怎么不跟人家沟通一下，不喜欢就说不喜欢，怎么不喜欢还接受呢”，说实在的，就是因为我不喜欢我才用它。
我现在坦白从实招来，因为熟悉我文风的人都很熟悉我，知道我是个温暖的人，我的文风很简白，可是这张给人一种突然要刺激人眼球之感。这张照片是美国摄影家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的名作《枪》，一个小孩子拿着玩具枪对着摄影师，因为他认为摄影师拿的照相机就是枪，所以他举起玩具枪反击。
摄影本身在某个意义来说就是一种攻击，就是一口枪，威廉·克莱因也有一句话，“拍照，有或没有，就是‘砰’的一声”，就是快门的声音，就是枪扣动扳机的声音。当时我就觉得也好，这张照片就表示新世代对视觉会有的一种反应，那就让它成为封面吧，就让这本《摄影美学七问》变成新读者接触它的一个机会。
我为这本书重新写了一个序，序里有一句话现在还可以拿出来再讲一遍：摄影可以成为一种兴趣，但光是兴趣是不可靠的。现在有手机之后已经是全民摄影，大家拿着手机都可以拍那些以前几乎不会被关注到的题材，不过这个题材有点可惜，因为手机太方便了，它造成一个影响，就是使人不再向外看，只向自己，只对自己感兴趣。手机已经变得像镜子一样，每个人都对着手机顾影自怜。
在以前，摄影是向外发现，它像是一个窗户，打开窗户来看外面的世界，窗户虽然很小，可是你可以看到宽广的世界。手机变成镜子了，人人都来自拍，以为这个自拍放上网，别人会感兴趣，可是就是因为人人都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或自己的容貌、或自己吃的东西放上网，别人可能就会无感了。所以慢慢地，手机摄影改变了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情感也越来越绝缘了，不容易受感动。
实际上最早的摄影是跟随探险家的脚步旅行到未知的国度，将其记录下来，给不在现场的人看的。所以对我来说，这是很可惜的。此时此刻，数码影像铺天盖地，如果我们不再回到摄影的本质去思考，那么可能我们会越来越有偏差，所以这本书在现在出版是特别有意义的。
这里面有一句话：摄影除兴趣之外，它对我来说已经是信仰了，我相信摄影能做到其他媒材做不到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在序上举了一个例，一个文学爱好者对沈从文问过一个问题，类似于我对文学有兴趣，我应该怎么样才能成一个好作家？正如沈从文先生回答他的那样“兴趣是不可靠的，是变来变去的”，你应该问问你自己对摄影有没有信仰。
当时写这本书之前，我已经写了《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同时又开始有自己的摄影展，但我依旧觉得我应该对摄影的本质、摄影的可能性做一些更准确的梳理。那个时候国外的书已经有了，最有名的当然是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和罗兰·巴特的《明室》，可是这两本都不是一个摄影家所撰写的，并且他们写的角度都把影像和现象学过度靠拢，所以越谈越玄，然而这两位哲学家的名气实在太大，所以这两本书几乎变成摄影的圣经了。我想应该要有一本书由摄影家去提出问题，让不是拍照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者来回答。
那时候我很幸运，有一个年纪比我小两岁的、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陈传兴。陈传兴的照片我很早以前看过，觉得跟台湾当时纯粹写实的照片不一样，可是后来他又不拍了。据说他再后来又开拍了，因为现在他的展览正在中央美院的美术馆进行，叫“未有烛而后至”，他每次都很喜欢从古诗中找一句话，然后变成玄之又玄的题目。不过这是个很有趣的展览，如果大家在北京可以去看看。
◥ 刚从法国回来的陈传兴先生
那个时候因为陈传兴是学电影符号学的，他带给我的见面礼又是两本很特别的书。一个就是刚从西方冒出来的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她几乎是自拍的鼻祖，她把摄影原本的对外观看对象变为对内对自己的探索，把自己扮演成各种想象的角色来作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反摄影”的探讨。这使我感到陈传兴对于摄影的品位显然已经比较先进了。
另一个是贝纳德·弗孔（B.Faucon），这是第一个不拍真实的人、事、物的摄影师，而是用玩具，我们现在说的公仔、模型来模拟情节，布置出来之后再用相机来记录，就是一种“造作的真实”，世界是通过“造”跟“作”出来的。
那个时候是我跟陈传兴见面最频繁的时候，他刚回来，还是在台北市租屋，我们聊天都是聊摄影，后来就说我们这么闲聊，不如干脆有个方向，把它变成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对话，这五个题目现在看起来都颇有意义。第一个叫“摄影与存在”，是谈影像的本质；第二个是“摄影与心灵”，谈的是影像的创作；第三个是“摄影与伦理”，谈的是影像的观看；第四个是“摄影与批评”，就是摄影的欣赏与不欣赏，即欣赏与批评；第五个是“摄影与科技”，就是从影像的起源谈起。
摄影是光学和化学的结合物，光是随着光学的发展被发现，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发现了“针孔原理”，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头，要是有一个洞，外面的一束光射进来的时候，射进来的不止一束光，户外的所有景象会透过这个针孔投影在室内全黑的墙壁上，这是一个很神妙的光学现象。
说起来有点玄，不过我看到过一次这种现象。我到法国的尼普斯摄影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很多展览的空间墙上都挂着画，橱窗里都放着一些不同时期的照相机，可是有一个空间很特别，就摆着几把椅子，其他什么都没有。那天我记得馆长带着我跟我太太，说“你们坐着哦”，将灯一关，室内就全黑了，从墙壁上拉开一个原先被遮住的小洞，这个博物馆的外面是一条河，河水里面的涟漪，粼光片片，河岸随风摇摆的树木，马路上的车子行走，一切都像电影一样投影在黑暗中。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像碰到了上帝创造世界时的第一时间的感受，那种光学现象是一种很神奇的经验。原来人类早就发现了针孔原理，光跟影像之间的关系，可是怎么把它固定呢？一直等到化学成熟。那个时候的光学现象的焦距不够清楚，所以透过镜头，使那个影像聚焦更清楚。可是原来需要整个房间才有办法做针孔实验，后来就把房间缩小变成一个大箱子，但这个大箱子也不能被移动，再后来就变成一个小箱子。小箱子要透光，光进来得过多，需要镜头来聚焦，才能够进一步成像。所以一步一步地由光学的成熟到化学的成熟，把影像感光、固定下来，使其可以传播，摄影术终于成功了。所以说摄影跟科技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摄影的魅力就是，不仅要做记录，还要把物的内在光辉展现出来。有人会问物有内在光辉吗？一定有，因为物有物命。人也是物种啊，人有生命，物当然也有物命，有开始有结尾，这个就是生命的历程。
一个摄影家最有意思的就是使镜头前面的物的内在光辉外露，这就是一个摄影家最应该尽的义务，而不只是记录它的外貌。同样是贝壳，在爱德华·威斯顿（Edward Weston）的镜头之下，体现出来的光影已经使它不只是贝壳，它好像是完美的象征，是大自然的奥秘，这个奥秘被摄影家理解了，虽然也是记录，但是因为他理解了，这种记录就变成了创造。理解与创造之间的差距就是技术水平，如果技术水平不到位，虽然你理解了，表现得不到位，那我们就会看到缺陷、还需要修正的部分，那就是创造未完成。
这本书中我为了每一章对谈的内容与每一张图片的关系，还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编辑乐趣。
约瑟夫·寇德卡（JosefKoudelka）这位摄影家实在是令我很佩服。他是一位捷克人，是一个引擎设计师，因为他喜欢拍照，帮朋友做一些记录和拍摄近照，逐渐拍出了自己的风格，慢慢地把镜头对准了犹太人，他关于犹太人的照片刚展示出来的时候就令人大为震惊，因为好像每张照片都有着直指世界核心的力道。他的生活方式也很特别，他拍摄吉普赛人，自己也变成吉普赛人，背着一个睡袋，哪里能够睡就睡，吃的是最简单的食物，可是对拍照他是用生命在投入。也因为如此，他的书已经变成吉普赛人的影像志了。
所以说到约瑟夫·寇德卡，所有人都想到他的吉普赛专集。一个摄影家一辈子只拍一个主题就够了，不必到处找。我虽然拍过十本摄影集，拍的都是关于台湾，台湾的民间，台湾的人类社会，台湾的都市变化，那就是我的工作了。
有人问我，阮先生，你走了大陆那么多地方，你拍了什么照片？我一张都没有拍。我每次到大陆都觉得我没有资格拿起相机，我只是偶尔拍拍上课的情形或早上运动的情形来发微博，我无法拍北京、上海或成都，我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情感，我还只是一个过客，一个在不同旅馆之间换来换去住的开工作坊的人而已，我没有真正深入哪一个地方的脉动，怎么敢拿起相机呢。所以大陆的题材应该由大陆摄影家来拍。
我尽量在这些有限的照片的展示中让大家知道各种不同的摄影流派的风格。
这张有着米勒（Jean-FrancoisMillet）的画作《晚祷》意象的，是比利时摄影家米松（Leonard Misonne）拍摄的，他以前一直被当成一个沙龙摄影爱好，直到后来才被重视。所以摄影的职业与业余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清楚，有时候业余摄影家更能触到他的乡愁情怀，而职业摄影家碰触到的多是时代中的社会事件，比较时事的那一面，可是社会事件跟乡土之间那种永恒的日常往往是脱节的，一个社会事件过了就消失了，可是一个乡下的日常生活中包含的内涵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像这张照片虽然是二十世纪初拍摄的，但仍然存在着对田野的向往，对自然的缅怀，还有对一切的存在油然而生的宗教情怀。我相信米松是有着这样的眼睛和心，才能拍出这种画面。
曼·雷（Man Ray）的照片，里面包含了他自己的雕塑和装置艺术。观念艺术的鼻祖不像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绘画界的人，摄影界也刺激了当代艺术的发展。曼·雷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他是在印刷中接触了制版相机之后，拍出了令人前所未见的超现实风格、双重曝光、梦境般的场景，加上他的装置艺术，这是现代艺术的先驱者，他竟然是一个摄影家。
柯特兹，我今天在工作坊上课的时候还提到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作品。这张照片中处处能够看到平凡人物身上最珍贵的温情。
这是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女摄影家玛格丽特·卡美仑（Julia Margaret Cameron）。她常常将她的朋友们装扮成《圣经》里的人物或是历代伟人来做一些肖像摄影。有些人拍照很晚，卡美仑本来是一个大使夫人，她的先生是英国驻印度的大使，她的生活就是随着先生出席各种社交活动。退休后回到英国接触到相机，结果拍出触碰到人心的优秀的肖像摄影。所以有时候女摄影家的直觉的力量是男摄影家达不到的。
尤金·哈杰特（Eugène Atget），街头摄影的开始。
捷克摄影家约瑟夫·苏德克（Josef Sudek）。这是一张修版的照片，以前底片的玻璃板很大，摄影师在底片上用铅笔把瑕疵修掉。所以以这个角度拍就不只是修底片，而像是用笔在书写一个具体的容颜，使相机有了笔的意象。
为了书里每一句话每一页需要的图片，我会专门到我的藏书中去找，我的摄影藏书找起来就有好几千册，现在搬家搬不动了，就比较少买了，连摄影集都比较少买了，因为要看影像上网看就有了，不过上网看不到的摄影集还是要买的。
《摄影美学七问》里有各式各样的摄影风格，所以几乎就是一个摄影小百科，八十多张图片包括了古今中外的摄影流派。
把新闻摄影提高到艺术水平的一个摄影师叫维加（Weegee），原名亚瑟·费列（Usher Fellig）。他的车里头有一部无线电接收器，警察通知哪里有凶杀案的时候，他都会接到信息，然后他就会先警察一步赶到灾难现场，他拍灾难现场拍出一种任何人都有的无常，好像你可能随时会横死街头，他将新闻摄影与人生无常利用摄影表现得非常好。
在美国写实主义的画派有一个画家叫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很多的画家都受他影响，在同个时期的摄影师米诺·怀特（Minor White）在这张照片中他仿佛拍出除了光的变化之外还有风的形状。
摄影有各种表现，在此不一一介绍了。
陈传兴的“五问”的的确确奠定了这本书的重要骨架，但是谈完之后我还不死心，我想再找谁谈呢？我刻意不找摄影圈的人，因为摄影圈的人谈来谈去都是光圈、快门速度这些术语而已。于是我就找我了我尊敬的汉宝德先生，谈论、比较了影像语言的特性。他本身是一个建筑师，也是一个美学家，可惜在去年往生。
他真的是我见过的，讲话最没有赘字的一个人。整本书我最不需要费心去整理的就是汉宝德先生的谈论，一句话不说第二遍，回答问题也不拐弯抹角，会直接切到重点。如果每个人都像汉宝德先生一样，那么出书就太容易了，回答过的话照抄就ok了。
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为什么对他那么欣赏呢，他是建筑师，可是我一直认为他是雕刻家，这并不是误解，而是因为他出了一本书叫《雕刻的艺术》。
有一位艺术教育者现在很少被人谈到，叫赫伯特·里德，他有一本书叫《艺术的教义》，是我认为从事艺术教育的老师都应该读的书，可能是因为喜欢读不那么有名的人的书，这算是我意外的发现。我高中的时候看到汉宝德（觉得“汉”是个很奇怪的姓），他翻译了一本赫伯特·里德的书，赫伯特·里德在我心中是跟贡布里希差不多一样重要的，只是他的地位没有那么高，于是我就开始注意汉宝德。
我发现他还办过一本影像杂志，是由他的学生办，他指导的（因为他是东海大学建筑系的系主任，所以主编是挂他的名），他后来教出来的学生是台湾最有名的建筑师，因此汉宝德先生在我心中烙下很深的印象。我这个人有个臭毛病，就是十分挑剔，常常觉得名气大的人写的东西不过尔尔，却对一个笔名为“也行”写专栏的作家十分赞赏，后来从主编朋友那里知道就是我极少数嘴里提过说好的那个汉宝德先生。这也是个因缘。跟陈传兴谈完之后我就觉得一定要跟汉宝德先生谈一谈。我记得那次谈话是在他的单位，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办公室。
这一张照片比较特别，这个摄影师叫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她是替希特勒拍摄纪录片，后来被审判的摄影师。她替纳粹拍摄宣传影片使她入行，但是她拍努巴原住民拍得真好，她为努巴这个不受外界干扰的原生态的人种做的全纪录令人叹为观止，她同时也是个深海潜水家。
这是尤金·史密斯（W.Eugene Smith），在拍照被炸弹炸伤之后重新拿起相机拍摄的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步向花园的照片。
这是爱默生拍摄的照片，他是沙龙主义的鼻祖。
摄影科技的改变使相机能够记录快速的动作，才能让人发现以往的一些视觉观念的错误，摄影经过快速的记录之后，能够分解动作，这也是电影的前身。
摄影进入社会题材，通过对下层劳工的记录改善其待遇。
有时候拍摄的是一只狗，但是暗示的却是摄影师与村民的关系。因此拍照不只是记录人事物而已，而是通过这些人事物来反映出文化和传统的省思。
这是中国摄影家洪磊的作品。在这个版本的《摄影美学七问》里我开始试着把以前从来没用过的中国摄影师的作品放进来作为教材，也是希望华人的摄影师可以跨入国际被肯定。
这是世界上第一张照片，拍了八个小时。
摄影的发明起源于英国和法国，其创造者分别是英国的塔伯特（H.F.Talbot）和法国的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 Daguerre）。
摄影几乎同步在世界流行，因为它随着商业贸易、探险家和传教士（传播），在1839年之后就开始普及，（照片）连日本的浮世绘都表现了法国的摄影术传进日本的景象。
柯达的产生改变了摄影操作的模式，摄影变成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就如同现在的手机革命一样，那个时候的照相机是很职业的，柯达发明了一句广告口号是“你按快门就好，其他交给我们”，这是摄影普及的技术可能。
摄影刚发明的时候画家都以为要失业了。
爱因斯坦的照片，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真正的爱因斯坦，这只是他的一个偶然的动作。所以不能用照片来判断事实，有时候最真的东西越容易成为用来当幌子的东西，也就是说它用最真实的东西来说最大的谎言。
在新版的《摄影美学七问》中将一些重要的中国当代摄影家的作品放进来，这也是对他们的地位的一种肯定。金旻（DoDo Jin Ming）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但是我认为她是非常细腻地、把摄影用一些新的语法来表现的摄影家。
法兰克·霍瓦（(FrankHorvat）是一个把报道摄影和服装时尚结合在一起的摄影家，他使我们《摄影家》杂志办得很顺利。
早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摄影刚发明的时候的的确确对中国来说是比较悲哀的，中国摄影史的发展就是外国列强踏上中国土地的同步记录。
有时候一张照片的产生是从一条条样片中找出来的，我用《人与土地》中的这张照片来举例。说到这张照片，我不得不有点小小的得意，因为它实在是太难拍了，它把摄影的难度、精准的瞬间跟空间的构图都推到了顶峰，不管是谁来拍我都会佩服。
我不是说我那么行拍出这张照片，而是我拍照片时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紧张的，旁边就有一个拿枪的警卫。这是在军事禁区，管制严格，几乎是一个地图上都不存在的地方，因此不能拍摄，我们只是误闯，警卫要求我们通行前把所有摄影器材留下来。我们正要把我们的摄影器材交给警卫，这时候我看到这一幕，就是小孩子不停地翻跟斗，在我看来不只是小孩子翻跟斗，而是这个重复的动作就好像是颠倒人生。人在土地上的存在是生老病死，来自土地回到土地，因此这张照片也变成《人与土地》的封面和最被大家记住的作品。
我记得我当时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只是觉得“我怎么可能拍得成这张照片，大概是拍不成”，所以心中真的喊了一声“老天请帮忙”，就连续按了几张，又把相机交给旁边的警卫，那时候他正在没收别人的器材，因为风很大，没有听到快门的声音。一个礼拜以后我才看到冲洗出来的影像，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啊，真是老天帮忙啊。
有一次陈丹青就问我，阮先生，这张照片是上帝替你按的快门吧？我觉得他真是说对了，一张成功的照片，绝对不是摄影师本身能够完成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个人、事、物，你又不在现场，就不可能有一个影像的诞生。所以一个摄影家再了不起，充其量也只是百分之五十的创作者而已，另外百分之五十的功劳是镜头前面的对象。所以身为一个摄影家最基本的伦理就是应该尊重对象，这是我到现在坚持创作的目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拍照是让被拍的人不开心，我们没有把他的好用我们的专业强调出来，那就是我们的失职。身为一个摄影家，就是应该像爱德华·威斯顿那样好好把物的内在光辉给外现出来。
这张照片是我对人与土地关系的一个总结。所有专业器材都是努力地在把镜头前面的人、事、物的好，乘以二或乘以三或乘以四。如果没原来的对象，再怎么乘都是零，这是最重要的。今天谢谢各位。
读者提问
问：比起特地千里迢迢到其他地方去拍摄，是否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边更熟悉的素材比较好？
阮：千里迢迢去拍的照片，如果一眼就能看出是你拍的，那还是很值得的。但是假如大家拍的都一样，都站在同一个景点，拍出来的照片根本看不出是你的视角，那还是别去了。可是有些东西就只有你能拍得到，那才是你的题材。
问：对摄影有过厌倦吗？是如何调整的？对咖啡和黑胶的热爱是一种调剂吗？
阮：倒没有厌倦，如果会有的话也不会从事摄影了。但是如我一个编辑朋友说过的，我对摄影没有失望过，但是我对摄影家常常失望。
我做过编辑，也常常有这种感觉。有一些摄影家的作品有很多人文情怀，但是他的人格却与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情操是背道而驰的。我比较佩服那些作品高度和人格一致的人，不管作品的高度有多少都令人敬佩。因此我对摄影倒没有厌倦过，但是曾经失掉摄影的乐趣，就我在做电视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在拍照时，看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的感动，但是做电视时，由于时间的压力，在看的时候只是想着这可以做成电视的什么素材，放在几分几秒，变成看得很功利，慢慢就失去了感动力。
不过好在“八尺门”这个题材救了我，那时候我做完电视通宵剪接完，在空荡荡的台北街头不知道去哪里，我想应该立刻到拍照的地方去，就去了八尺门，这个能够立刻接纳我这个外来客的地方，就这样慢慢找回摄影的乐趣。
我去那里并不是为了拍出好照片，而是想要这种被接纳的感觉，一个文化人，如果一直都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记录，那自己都很难坚持下去。摄影不只是一个创作，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生活的温度的来源。所谓的温度，就是彼此互相的付出。所以我需要别人，不能一个人关在屋子里。
收藏黑胶是因为精神的需要，一个人在很空虚的时候音乐是疗伤的良药。至于咖啡则是一个意外，别人送我手冲咖啡的工具，我发现了咖啡的新鲜极大地影响了咖啡的味道，于是就开始研究咖啡，我做什么事情都会一头栽进去。
问：对现在的摄影教育工作者有什么建议？
阮：我在上海的摄影工作坊是开在上海师范大学，里面的暗房有三十多部放大机，设备都很好，真是令我羡慕。我觉得因为大陆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教育设备都已经够好了，但是大学教育的方向到底是培养创作人还是只是职业训练所？
我自己当过客座教授，我感觉现在的学生的学习态度跟以前真的是不太一样，觉得好像现在教出来的知识马上可以用到就可以了。摄影教育者应该怎么做，我没有资格给建议，我只以自己当例子。我第一堂课就告诉自己，哪一天教学这件事变成一件没有乐趣的事，那么我就不教了。
我自己做事总是会去找到一些乐趣点，并且把它化为享受。如果你教书自己都乐在其中的话，你就会教得很好，你会付出热情，你会感动别人。教书有时候不是教学生知识，而是要感动他们，改变他们的一些观念，他们就会自我教育，他们的心胸就会打开，接受好的东西进来。
我教书总是看到学生只在意一些马上就可以用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在正式的教育场所教书了，而是回到私塾制度的工作坊，通过短短一周与学生的相处，感动他们，把他们心中的一把火点燃，他们就会自己照亮自己的道路，也会照亮别人。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教的不多，但是他们是种子，喷洒在大陆的各个角落，接下来只要有阳光，他们就能茁壮成长。因为我是在用全部的热忱来做这件事，我有这个信心。
（完）
本次演讲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译文出版社和《生活》联合主办。演讲内容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整理。
《摄影美学七问》
阮义忠 著
摄影不仅是兴趣，也可以是一种信仰
阮义忠《摄影美学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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