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来，它依然是最好的中式家庭伦理片

　　1990年的一天，一个穿着风衣，手拿塑料袋，外表谦和的亚洲人走进了好莱坞传奇制片人特德·霍普的办公室。他说道：“我是李安。再不拍电影我就要死了。”

　　今夜我们决定聊聊《喜宴》。一来，今年正巧是这部经典华语片公映25周年纪念，二来，《》是的第一个华语长片剧本（与冯光远合著），也是当年他最想拍成的故事。毫不夸张地说一句，《喜宴》对于李安的意义远远大于处女作《推手》。

　　”

　　颇具创意的“三喜”海报

　　《喜宴》——片如其名，以“喜剧”手法，讲述中国人的“大喜之事”，结尾还是个“happy ending”，甚至连海报都玩起了文字游戏，以“三个喜字”暗示了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你说够不够“喜庆”？

　　在1990年台湾新闻局主办的甄选中，《推手》拿到第一不假，但连李安自己都曾坦言，《推手》中的文化性构想有投主办方所好的成分，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受众更倾向于华人。果不其然，当年《推手》在港台地区反响甚佳，但海外市场却乏人问津。至于拿到第二的《喜宴》，李安则明确表示它比《推手》更适合拍成电影，然而因同性题材比较敏感，这个本子被一拖再拖，险些遭遇石沉大海的命运。

　　电影中的这一幕，照搬了李安与父亲之间的感情

　　很多导演的处女作都带有或多或少的自传色彩，作为李安的第一个华语长片剧本，《喜宴》中也留下了不少作者的个人生活印记。按照李安的说法，剧本中的同性议题是冯光远最先提出的（资料也是由他搜集的），“假结婚”与“洞房擦枪走火”则源于自己的灵感乍现，而婚宴中林林总总的细节，很多都是真实见闻甚至真实经历（比如新郎新娘啃吊鸡脖一段）。这个故事的确涉及到讽刺与批判，但也包含着诸多真情实感。

　　1992年初，《喜宴》的计划终于被正式提上日程。有《推手》中美班底合作的经验在先，《喜宴》从筹备到制作相对而言都比较顺利。该片依然是独立制片模式，没有过多的场景，没有花哨的镜头，有限的资金一分一毛都用在刀刃上。这部电影当时还得到了纽约华侨圈子的大力支持，片中场面最大的“喜宴”戏份只拍了四个晚上，群演几乎都是“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最终，《喜宴》只比《推手》多拍了两日，仅仅26天便完成了所有的拍摄工作。

　　貌合神离的婚宴现场

　　关于《喜宴》，有两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第一，这并非一部实质意义上的同性恋电影。诚然，因为伟同与赛门的人设整个故事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话题，但李安并没有过多关注男同群体的心路历程或者社会处境，而是将他们放置在一个传统的中式家庭当中——这个“传统的中式家庭”才是全片的最大主角。换言之，《喜宴》其实是一部中式家庭伦理片，影片的核心是对婚姻观、家庭观的探讨，即便去除同性元素，换成丁克或者不婚主义整个故事依然成立。

　　与伟同赛门之间的小吵小闹相比，两代人的观念之差、东西方的文化之别显然更突出、更严重、更关系到剧情的走向。如果说之前的“省电话费”“托人捎带行李”“中国式相亲”只是插科打诨的小料，那么重中之重的“喜宴”戏份则几乎将李安力图表达的各种矛盾与伦理和盘托出，感慨也好、抱怨也要、批判也好，总之这些关于“传统的中式家庭”的是是非非都被放大在银幕上。

　　李安一语道破天机

　　伟同一家在华人餐馆偶遇故人一段尤其值得推敲，李安借父亲旧下属之口一连道出了中国家庭的三大致命问题：“有您两位（伟同父母）在，我怎么敢坐啊”——讲的是辈分；“喜酒我不是给你（伟同）办，我是给师长办”——讲的是面子；“你（伟同）要说个‘不’字的话，就是不孝”——讲的是孝道。大概是嫌这“三座大山”还不够重，李安干脆自己出镜（也是唯一一次出镜），以一句“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将矛头直指繁复甚至粗俗的传统婚礼陋习。

　　因为辈分，父亲宁可跟老外说说真心话，也不愿在儿子面前放下身份；因为面子，即便所有人都明知真相，也不肯戳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因为孝道，老子不开心，儿子不快活，而且还要一个被无辜卷入其中的女性（威威）替他们完成“传宗接代”的终极愿望。整个故事讲到最后，每个人都被困在“谎言”之中不得自由，这顺理成章地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喜宴》并非一部“happy ending”的电影。

　　李安曾经表示，一家五口的所谓“圆满”并不是有意设计，而是按照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各退一步”的结果。他在《十年一觉电影梦》中说道，“《喜宴》应该不算是个圆满结局，因为结尾时每个人都在哭。当然，问题都解决了，是个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结果”。

　　喜剧的表象之下，是遮不住的困局

　　搞清楚了以上两个问题，我们再看《喜宴》时大概会有“豁然开朗”的全新体验。同性问题（丁克、不婚同理）其实寓意着对自我认知、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圆满”结局则表达了对文化根基、对传统的无奈妥协。年轻时也曾叛逆的李安终究还是未能彻底挣脱这些束缚，新一代的台湾年轻人能够更进一步吗？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新一代的大陆年轻人仍经历着安叔那个年代的种种困境，甚至面临着社会进程倒退的危险。

　　25年前，李安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折中路线，但25年后，我们不但没有寻找到更理想的应对方式，反而在“女德班”“男德班”“同性恋矫正中心”“孝行天下”“养儿防老”“闹婚”blabla之路上越走越远。这些匪夷所思的个人或群体或党国行径有哪怕一丁点折中妥协的意思吗？

　　在《喜宴》诞生的1993年，西欧最保守的天主教国家之一爱尔兰终于实现了同性恋的除罪化，22年之后，也就是2015年，爱尔兰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以公投方式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明年，中国同性恋除罪化也将迎来第22个年头，我们的历史会如何书写呢？未来可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