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特务的悲惨结局
根据台湾“国家安全局”统计，1949年至1988年台湾特务在大陆活动最频繁的一段时间里，共有2189名特工在大陆“阵亡”。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情报人员，绝大多数是20到40岁的年轻人，许多人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2002年10月25日国民党在台湾光复节当天举办盛大的“向台湾英雄致敬”活动，公布了1949以来国民党派赴大陆地区从事情报工作“阵亡”的380名特务的姓名。这些人，涵盖军人、学生、商人、工人等各行各业，他们都是当年台湾政府派出的情报工作人员。
台湾特务机关分党、政、军3个系统。
1949年蒋介石政权迁台后，将所有情治单位大权集于一身。国民党在中央委员会设立第二组，负责对大陆情报工作，主任兼任军方情报局局长。
台湾“国家安全局”成立于1955年3月1日，原隶属国防会议。1967年国防会议撤销后成立了国家安全会议，同时编入了“国家安全局”。1993年12月30日，台湾当局明令公布了《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及《国家安全局组织法》，“国家安全局”在1994年1月1日正式法制化。
“国家安全局”如同美国的CIA,前苏联的KGB，负责情报搜集任务，但不能执行特务工作。事实上，在“国安局”成立之前，绝大部分对大陆情报工作都由军方统筹负责，之所以成立“国安局”主要是为了符合法治精神，但在朝野对于情极机关权力范围争论不休的精况下，“国安局”就成了现在这种“有责无权”的怪现象。
在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是牌子最老、资格最深的特务机关，自蒋介石政权迁到台湾以后，军情局一直是对大陆情报工作的主力。军情局的沿革历经特务处、军统局、保密局、情报局、军事情报局等时期，其中特务处及军统局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期的组织。1949年，蒋介石在台北士林芝山岩设立保密局，开始执行对大陆地区特务工作，工作范围涵盖情报搜集、策反、暗杀、破坏以及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扰、心战等活动。
1954年，台湾当局对情报部门进行整编，将当时已改名为“国防部”第二厅的保密局再度更名为“国防部情报局”。
据国民党统计，1950年至1989年的39年里，仅国民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就在大陆地区建立了3193个单位，组织成员9367人，因执行任务而失事者有624人，其中有380人遇难。
1991年，国民党推动党务革新方案，大陆工作任务转型，不再以“敌后派遣”为重点，国民党的大陆特务活动才算告一段落，由军情局接手。
国民党在不久前所公布的380位“阵亡”特务人员名单，事实上只是台湾派往大陆所有从事情报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根据台湾“国家安全局”在1987年所做的统计，1949年至1987年台湾特务在大陆地区活动最频繁的这38年间，“阵亡”的特工人员总计有2168人，其中2147人为男性，女性则有21人；若以教育程度区分，现存资料中得以窥出究竞的以军警校出身的人最多，有492人。
在2000多位“阵亡”的特务人员中，广东人479人，其次是云南人227人，这两个省份位于大陆边陲，当地人士较易吸收运用，也便于联系，因此广为吸收当地人士。“阵亡”的台湾特工大多数是5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16岁至30岁者有710人，31岁至40岁有859人。
近年来，台湾特务赴大陆工作的规模已缩小，在国共斗争最剧烈的时期，情报人员赴大陆工作几乎都是大规模活动，每次的行动都有代号，如早年的神斧、班超、光武、三民、海狼、长风乃至近年来的威远及定远等情报搜集计划，每次任务都有缜密的规划及预期目的。
自1959年起，台湾情报局展开了对滇缅地区的工作。1973到1976年问，是台湾当局对滇缅地区工作的全盛时期，先后在滇缅地区执行多次突击行动，例如“镇边计划”突击云南西盟弄岑乡，“剑南计划”突击云南镇康棒孔乡，“天柱计划”突击云南耿马南伞白岩村，“敦煌计划”突击滇缅边境邦打，每次行动死亡人数都在百人以上。
情报局如此重视滇缅边境活动，主要因为将介石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加之滇缅地区原有不少的原国民党残留的军队和土著摆夷族可供利用组织动员，因此情报局每年派出大批干员前往。
1950年代，国民党在云南边境组织了"云南反攻志愿军",当时陆军官校及政战学校每年的毕业生都会以抽签方式抽出一人前往当地工作，全期同学当月的零用金都要送给中签的毕业生，名为“安家费”。数十年过去，从未见到前往滇缅边境的军校毕业生活着回来。
1976年后，在大陆政府和缅甸政府的夹击下，台湾在滇缅地区的情报工作已逐渐式微。1985年6月2日，蒋经国召见参谋总长郝柏村说了一席话：“情报局或我政府机构不宜再与泰缅边界游击队发生任何关系，以免徒在国际上招致反感，且此等人员实际亦无作用”。就此台湾情报局中止了与滇缅边区的接触。
蒋经国去世后，继任的李登辉不久即宣布中止“动员戡乱时期”,两岸之间不再像过去40年充斥剑拔弩张的气氛，情报员也无须再在“敌后”策动大型的突击活动，加以台湾逐渐高涨的“本土化”意识，使得过去信仰“反攻复国”及誓死效忠领袖的情报人员顿时无所适从。
台湾情报员的吸收只好逐渐发展以“利”诱之的工作方向，这一方式发展的情报人员特别容易被大陆情报当局破获。据台湾一位资深情报官员透露，在台湾近年来的各项情报搜集计划中，几乎没有一次是不付出代价的，总是会有报告被“破线”或“拆台”--也就是情报网被大陆的反间谍系统查获。
据台湾军情局非正式的统计，仅2001年一年就有至少20人失去联络，其中有5人被证实遭到逮捕。1999年台湾情报单位费尽心机策反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长刘连昆被捕，使台湾军情局在大陆的工作受到严重的打击。这个间谍案，被大陆当局称为1949年建国以来最大的间谍案，据案发后逃回台湾的军情局情报员张志鹏说，1996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解放军在台湾南、北海域先后发射3枚导弹，造成台湾人心浮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为安抚民心，公开指出解放军对台海外围发射的飞弹是“哑巴弹”(就是未安装弹头)。由于这是解放军的极度机密，李登辉话一出口，北京当局立即警觉有人泄露机密，随即展开大规模调查，结果是台湾在大陆布建的最大情报网全数遭到歼灭。
由于这个情报网提供长达6年的大陆机密军事情报，并让台湾1996年安然度过飞弹危机，一举遭北京当局破获，使台湾在大陆地区的情报工作严重瘫痪。北京当局在1999年2月一气逮捕了24人，因此案遭审讯的解放军军官多达200多人。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长刘连昆(少将)及总后勤部前军械局局长邵振中，最后都被以注射毒针的方式在1999年8月15日处死。
军情局是在1994年与台商张志鹏接上线的。张志鹏是情报局的老牌特务，军统局时代曾在戴笠手下工作，退休后在上海投资设厂成立“南山实业”。刘连昆案爆发后，张志鹏仓皇逃回台湾。由于认定是因为李登辉一句“哑巴弹”导致多人受难，张志鹏一再向军情局陈情，但未获正面响应。据军情局官员表示，军情局方面认为最重要的情报网已被破获，张志鹏可以算是工作失败，但站在军情局的立场不能承认，加上长期以来从未有情报员主动将自己曝光，因此当局决定对张志鹏的声音不理不睬。
军情局的判断严重错误，张志鹏在未获正面响应下，一状告到台湾立法院，并在立法委员陪同下前往法院控告李登辉泄密，至此，整个事情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在全岛人的关注下，军情局仍然选择保持沉默，未及时出面安抚，张志鹏因此愤而扬言前往大陆自首，遭台湾检调当局在机场阻止。由于张志鹏一再大曝台湾军情单位内幕，军情局却未能及时处理，终于导致军情局局长徐筑生遭撤换。
刘连昆被捕使台湾在大陆的情报工作严重挫折，军情局对张志鹏的不理不睬更让台湾情报员寒心，因此虽然撤换了军情局局长，台湾的情报工作人员在海外的工作却仍频出纰漏，甚至爆发风纪案件。就连国安局退伍的少将人事处长潘希贤，都在退伍后迫不及待地前往大陆经商，造成台湾当局高层的震撼。
2002年初，一名军情局派遣在缅甸地区工作的上尉军官，因为涉嫌贩毒遭缅甸警方逮捕。根据了解内情人士的说法，这名军官利用在缅甸工作职务之便贩毒被捕后，为了求生存，向缅甸当局暴露情报员身份。缅甸政府在经由北京当局授意下，决定以这名上尉为筹码向台湾当局交涉，要求台湾对自1950年代以来在缅甸与中国大陆边境地区所从事的情报工作道歉及赔偿。眼见要演变为国际政治事件，台湾军情局在无力拯救的情况下，经过多方协调才获缅甸政府同意放人，并保证不再向台湾追索赔偿。这段协议迄今还未曝光，传说军情局是花了大笔美金才将这名上尉营救回来。
2000年3月16日军情局派驻莫斯科的情报员马美强中校遭人杀害的消息也曝光，马美强死因不明，军情局以因公殉职发给家属300万慰问金，但军情局及俄罗斯警方迄今未查出凶手，军情研判，可能是遭到反情报机构杀害。
从事情报工作必须具有坚定的意志与忠诚的信仰，台湾情报员过去所凭借的是对“反攻大陆”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及对蒋氏父了的忠诚。蒋氏政权崩解后，李登辉继任台湾领导人，宣示中止“动员戡乱”,情报员赖以依凭的“反攻大陆”与“效忠领袖”信念均不复存在。
李登辉继蒋经国之后在台湾执政12年，其“国家认同”一再被质疑，但李氏毕竟不敢明目张胆宣示台湾独立。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后，主张台独的陈水扁成为台湾领导人，长期以“外省人”为主体的情报人员的忠诚随即遭到新政府质疑，情报员对台湾领导人的“国家认同”也产生疑虑。彼此间的不信任，更使台湾对大陆地区的情报工作雪上加霜。
情报员效忠国家，当然是希望能为国家尽一己之力，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大多数的台湾情报员的国家认同是“中华民国”,更是国民党的忠贞党员，承袭着大中国主义的思想。李登辉执政12年遮遮掩掩，让国民党失去在台湾的政权，卸任后更露出台独本性，使得台湾的情报员产生了“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的疑虑。
台湾情报员长期为“国家”出生入死，到头来却不能得到“国家”的认同，甚至还要冒着被出卖失去生命的危险，天涯之大，何处是栖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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