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浮世绘和春宫图有何区别？是“搞事”指南，还是催情佐料？
在日本江户时代，人们通常都不希望情色图画随意散布在家里，而使用情色图画的人也不希望自己的性癖好被窥探。但是，典型的江户住宅很狭小，并非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专属的空间；没有所谓的卧室，厕所也不僻静。在京师和大阪情况稍微好些，乡村地区的住宅则有更多空间，但人们始终仍要提防突然的入侵、窥视和声音传播，并在必要时加以防范。
从古至今有许多研究否认日本浮世绘中的春画和“自微”有关联，然而鉴于日本大城市的社会状况，以及性学家注意到的“手淫设备”的大量出现，如果情色图画的功用完全无关人们纾解渴望，确实是很奇怪的想法。今天就一起梳理史料，一一破解常见的谜团。
壹江户时代的春画与手淫
春画艺术家寺泽昌次曾在18世纪中期的一本作者佚名的书《绫のおだ巻》画过一个男孩被自己的父母逮个正着；书中有4页模仿所谓的“四大成就”，即绘画、音乐、书法和下棋，而关于“音乐”的那一页（右上方写着“歌”），有个名叫助次郎的男孩应该练习唱歌，但他却只顾“手银”，并用歌声来掩盖发出来的怪声。
男性的手淫经常被贬为是未成年人才会进行的儿戏，因为握有话语权的成年人如此认定；所有关于替代性行为的想法都归弱者所有。
然而，春画本身却会展现成年男性的手淫（毕竟那是能够经常阅览这种图画的年龄）。但是相关的书写不管严肃与否，却仅谈论男孩。相反，女性用手解决代表的则是成熟，这可能是为了减轻男人对于害怕自己女人外遇的恐惧。毕竟，女性用手提供了一种周期性的刺激，而且还使男性能够进入自己描绘的虚构空间，从而贡献自己身上那“真实的东西”来取代假阳具。
成年男性用手解决总被认为是偶尔发生，并非经常性的，图画则只是起到辅助作用。春画里关于用手解决的插图，总是位于性交画面旁边的一隅，性交自然才是重点。
持有春画的借口可以是：它只是在下一次真正性交之前，发挥其过渡、临时性的功能而已。情色图像被吹捧为“老金与猴子”（kanoe-zaru），指的是每2个月1次遵行禁欲的日子。日文Kanoe一词拆开来看也可视为“他的绘”（彼の絵）的双关语。换句话说，用手解决的图画标志的是男人的道德尊严，而不是他没有到伴侣。
贰为买春画找各种借口：从“消防安全”到性教育都有
日本的情色图片被认为是用于自体性行为，虽然否认之声甚嚣尘上。但是，关于使用春画的传说也有很多，其中一些与在中国的相同，那就是这些画作“从未”被用于用手解决需求。尽管学者不断提供相关的资料佐证，但有些说法确实是不太可能的。
第一个说法从现代的眼光看来恐怕很不可思议（克卢纳斯称之为“经典误传”），是因为春画具有防护效果，特别是防火：安西云烟在1830至1852年间颇有影响力的《近世名家书画谈》中写道：“以前有个人藏书很多，而且他总是将春画放在书堆上。人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是为了挡火……”安西云烟的这则神话把细节加诸在一个（不具名的）个案上。然后，他进一步诉诸权威，拿浮世绘举例子，特别是春画方面最重要的一位大师：
月冈雪鼎认为，明和时代（1764-72 年）京师发生大火时，有家店的仓库完好无损，因为店老板在里面放了一些春画。
安西云烟坦承，“我怀疑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但这听起来反而更像是为月冈雪鼎做广告，为他的顾客提供更多持有春画的正当理由。
第二个说法是，春画的目的是进行性教育，但相关证据相当有限。最后一位幕府将军的孙女蜂须贺年子晚年曾表示，她结婚前有人送过她春画，当年她才14岁。
高品质卓越的手绘情色画确实存在，也很可能是为有钱人的千金小姐绘制的。但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看，春画都无法指导女孩愉快地或安全地进行性行为。尽管这样的图画确实有可能帮助那些受到过度保护的年轻人，去熟悉失去童贞的概念，但用于自慰还是更有可能的。
我们不能合理期待每个和蜂须贺年子年纪相仿的女人，都对这种事情如此坦率。江户时代确实有人编纂关于避孕和性卫生的手册，但它们与所谓的春画则分属在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别。
而在木偶戏《忠臣藏的假名》（仮名手本忠臣蔵）于1748年首次演出，并大获成功。有个忠实的家臣天川屋仪平带着一箱军事装备前往江户，准备交给他的同伴，好替死去的主人报仇。天川屋仪平来到箱根的检查哨时，被要求打开行李箱接受检查，但他却用箱子里装有给藩主妻子的“手装备”（手道具）、“笑书”（笑ひ本）和“笑工具”（笑ひ道具）为借口拒绝，并在检查单上写下她的名字。这个拒检手法被认为是合理的，行李箱也没被打开，安然过关。
标准现代版的注释很清楚地表明，把春画放在行李箱中防火，是风俗习惯。根据江户法律，藩主妻子必须永久待在幕府首府，作为丈夫不会反叛的担保。
也就是说，当这些丈夫前往自己的辖区治事时，妻子有很长一段时间将孑然一身。谁会比嫁给高高在上的藩主，却被鲜少得到丈夫临幸的深宫怨妇们，更需要手淫装备呢？
善意的谎言也随着情色作品应运而生：男性买主可以用禁欲为借口，那么妇女则可以说她是为了在家中的消防安全而购买，而且男女双方都可以声称这是为了指导、教育自己细心呵护的女儿所购置。
还有一个神话也很常见，那就是士兵为了防止受伤，会在自己的军盔或甲胄柜中放春画。但事实上18世纪的后期武士没见过真正的危险场面，很少拔剑，白天做些文书工作，晚上回到军营（大多数武士都是如此），这群人似乎构成了一个明显的春画市场。他们可能很希望展现勇士的血统，却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尽如意，来合理化自己拥有春画。
被多次重复讲述的神话，也可能成为事实。确实有许多川柳描述武士在军械中放置了春画，而亨利?史密斯（Henry Smith）甚至从花咲一男和青木迷朗编辑的川柳集中算出，和春画有关的诗句有多达四分之一提到“军械箱”。
不过，史密斯也引用了花咲一男和青木迷朗所引注更可靠，1717年的著作《纠正对军人的看法》（武士俗说弁），该书谴责了当时武士的虚荣心。尽管现代人可能会如此使用他们的春画，但对过去的英雄们来说，情色作品与刀剑混着放不曾是惯例。再次得到证实，春画的“保庇作用”并非事实，而是一厢情愿地自我开脱。
叁春画是夫妻的催情剂？
这里还要处理最后一个“谣言”：春画的用途是集体观看，是夫妻之间的催情剂，而不是让光棍的性生活增色。这则迷思在中国也很普遍。
但这个说法要成立，就只能刻意不提上述的相反史证，而且除了天真到拿图画来当证据做解读的这个本质之外，无法得到更多支持。
没错，情侣共同观赏春画的画面确实零星出现在春画经典之中：歌川国贞的《四季之咏》（约 1827 年出版）就有这样的场景。但是，即使在春画本身的虚构系统中，也不足以将它们作为主要的观察脉络。
人们可能偶尔会一起使用春画，但一旦开始做真正的性行为时，图画似乎很快就会显得多余；活生生的性器官出现时，手绘的生殖器管就失去了吸引力。相反，光棍使用春画可能希望看到自己的私密行为，能在阅览者的书页上得到反映、扩展，类似有人在支持自己的性高潮的那种真实感。
共同观赏春画的迷思是由喜多川歌麿所带起，他更将这个迷思放大为人们会共同制作春画。在他的画册《绘本笑上户》（大约 1803 年出版）中，他声称是自己作画，他的妻子为图画上色（这个声明是以假拟信件的形式所写，据说是由妻子写给出版商的），并得出的结论说：“没有比妻子为丈夫的手绘上色，更好的阴阳结合了！”
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喜多川歌麿已婚的证据（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多证据）。不过，这话里有个双关语“颜色”（いろ），也意味着“性”。春画描绘的性行为虽非独自进行，但春画使用者的操作方式，就如同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谈到欧洲情色作品（他称之为“危险的书”）的消费者时，所说的：看这种书的时候他们只“用一只手”。
春画描绘了私密的幻想。目前现有为数不多的证据表示，春画并没有涉足到预先安排好的性交时刻，或描绘专业场所（妓院）中的性爱。春画可能打破在仙境般细致场所里，精心绘制出来的神话。
实际上，家境好的阶层都会展示出很好的画作，用意在于让这些复制品能在富裕的客厅中被看到，或挂在正式壁龛中，或出现在屏风上，绘者有时还会是著名的艺术家。
铃木春信的学生司马江汉就曾记录，1788年秋天在大阪道顿堀上，看到一间妓院里头悬挂着一幅圆山应举的作品（主题未标明）；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圆山应举才被委托为当时的天皇宫殿制作一系列作品。
此外还有一则川柳讲到，一个妓女用学院艺术派掌门人狩野探幽的卷轴画，满足了恩客对她闺房优雅画作的期待，不过由于她无法获得真画，只好挂了赝品。关于情色作品成为妓院陈设的一部分，我只知道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正发生在一张春画的“画中画”，也就是处在一个不牢靠的位置。
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必须谨慎考查有关虚伪“春画乌托邦”的内在证据。事实是“春画乌托邦”的世界，并没有描绘出来，也不能被画出来。这在当时已得到认可，我们只要看看川柳段子里嘲讽那些愚蠢到分不清差别的人，就能够理解。还有一些人引用下面这个段子指出，性交姿势在春画里和真实情况的差异所在：
愚蠢的夫妇
尝试像春画
扭了自己的手臂
全力以赴着
模仿着春画
导致了肌肉痉挛
图画回应了每一种性期待，但是眼前俯卧的人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可不会弯下腰来回应每一个性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