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文学成就有多高？

　　因为看到有人说周作人的文学成就甚至高于鲁迅，所以想具体了解一下，请不带政治色彩地评论

　　如果不带政治色彩谈周作人，那么不妨聊聊周作人最为人称道的散文写作。

　　文学成就有多高？先全面的了解下再去做评价的事。

　　总的来说，周作人的散文艺术，我觉得这八个字形容比较妥帖：性情渐隐，声色大开。

　　性情如何渐隐？声色何以大开？接着往下看。

　　阅读周作人是个需要却顾、再顾所来径的过程。他的文体风格的陌生化，因为表现形式的抓挠无凭，常教人困惑于其所由来。

　　首先从文字来看，若将周氏和鲁迅、梁实秋、林语堂、梁遇春、钱钟书、王了一诸家的篇章各自剪裁一段混在一处，再从中分别，情形可能是这样：

　　梁实秋与林语堂的幽默跳跶，有共出一气的相仿，可能要令你颇费踌躇；梁遇春、钱钟书与王了一的联类取譬和滂沛征引，也因为扑面的学者气叫你一时下不了定夺。而一头一尾容易摘出来的，一是鲁迅，另外即是周作人。前者太有气性，后者太无脾气。

　　然而果真是没有脾气的么？还是发了脾气藏在那“曲折的表现力”下愣没看出来？我想不能在“平和”之外，认识那个“并不平和”的周作人，是得不到真实的周作人的。而不能了解其由“并不平和”如何达致“平和”以至“冲淡”，同样得不到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周作人。

　　周氏不讲究雕饰文字，虽简约有度，看起来也总像无所用心，甚而有些慵懒的贵族气浮现其间。

　　他常说“不提也罢”，“就此打住”，常用“之乎者也”的“遗老”口吻，以作一句的收束。行文的策略也是“以退为进”，宽容为本，温煦照人。发表完一通批评或是高见，也少见“触目惊心”之效，常要观者揣着一团糊涂回看几遍，方能“妙悟”。这些文字上的表达以及思想的传达，像是有意“留白”，以侯读者调动积极的主体性参与建构，双方的“交易”才算告成。

　　周氏的名篇《初恋》向来以隐约而微的表现方式和内在抒情意蕴的流动为人称道，它把一种懵懂而热烈的少年情怀，在不足千字的文章中，只施以淡若无痕的几笔削刻，便婉曲有致的表达出来。

　　而若与郁达夫同为吟咏知慕少艾之情的《水样的春愁》并举而观，似乎更能在二人气质才情相异而形成的张力下，荡漾出不一样的“春愁”。

　　周作人开篇直言，《初恋》“那时我十四岁”。恰巧，郁达夫起“望春之意”也“正当我十四岁的那一年春天”。在周作人那里，最初的忸怩和羞涩使得“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同样，日后再如何肆无忌惮进行情欲书写的郁达夫，那时也因“形秽之感”强行将“向往之心压住”。每逢杨家的三姑娘抱着大猫来看少年周作人写大字的时候，“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能够这样，他就“感着一种无所希求迷蒙的喜乐”，宣告满足了。

　　郁达夫后来终于在伙伴的怂恿下，同赵家的少女熟络起来，这一晚“推门进去，我只见她一个人拖着了一条长长的辫子，坐在大厅上的桌子边上洋灯底下练习写字”。当周作人“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郁达夫这里使劲一口把洋灯吹灭，“觉得怎么也熬忍不住了，顺势就伸出了两只手去，捏住了她的手臂。”

　　两篇的结局是，郁达夫离开了赵家少女的时候，他感到“一点极淡极淡，同水一样的春愁”。而听说三姑娘得了霍乱死了，周作人却是“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这句话的情感表达无疑是极为周作人式的。它远不如之前的一句“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鲁直动人，本该于此引为大恸之际，周作人既没有泪水，也没有将情感泛滥成一池春水，不像郁达夫，“水”这一常用来承载哀愁怨恨情绪的传统意象在这里根本就是空缺的。而我们读至此处，却内心早已是潮水满溢，因而当周作人那块大石头一放下，从他的文字那里寻不到一丝动静，而我们的心里已泛起无边的涟漪。后来周作人做过一首《她们》的诗，诗中说起他的三个恋人，其中一个“未嫁而死”，大约便是《初恋》里的三姑娘也未可知。而三人中唯一尚健在者，“她的照相在母亲那里”，他也不要看，只想留下一个记不清的“朦胧的姿态”。因为“我愈是记不清了，我也就愈不能忘记她了。”这句诗似乎可以做为理解这场“初恋”的一条注脚。

　　而纵观周氏不同时期的创作，又会发现这“不见文字”也有个“由显渐隐”的过程。

　　早期在五四元气淋漓的个性解放的大时代浪潮下，其《谈龙集》、《谈虎集》（如《碰伤》一文）所体现的“龙虎精神”让我们得见周氏“辞气凌厉”、“掐臂见血”的一面，那时文字的火力可以说当仁不让于乃兄。

　　到了《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北平的春天》等美文时代，打出“以不切题为宗旨”的名号，也能于东扯西谈熔于一炉的叙述中，得窥其“十年没吃到好点心”的抱怨下，那一副入世介怀的情肠。

　　到了四十年代，由于出仕敌伪政权的变节之举，政治舆论的风雨飘摇投射到内心，又外泄于文章，就有了《风的话》这种浸透苦味的文字。早年在《苦雨》、《雨天的书》等篇章里展现的“风、雨”意象，在这里铺排意阵，仿似裹挟了万钧风力和雷霆雨势，呼啸着说出了“风的话”，而寄寓了主体情感的“小船”意象，浮行其上，颠簸摇晃，岌岌可危，不禁令闻者为之揪心。而不去参透这一意象设置下的深层心理结构，一切又显得波澜不兴。

　　向来的成说是，周作人是集了晚明公安、竟陵小品文之大成。但真要找来三袁兄弟的文章与周氏作一比对，就无法理解这大成究竟集在了什么上面。

　　公安诸公固然是针对当时文坛上前后七子的复古逆流悍然而起，然其文字不能说雕缋满眼，也算得上文采斐然，周氏的“穷酸”似不能比。这一点疑问还是由周氏的钦点传人废名指了出来，“（周作人）同公安诸人不是一个笔调。”如此撇开文字这一道屏风，此一说法，大概更多是意指其与公安派在文艺主张和精神气质上的同声相和。而仅在这一形而上的层面，周氏也远远赶超了公安之流的“独抒性灵”——由性灵一变而为幽灵般浮游无依而无往不在，终至“但睹性情，不见文字”。

　　如果说前几个时期还能时而瞥见参差的文情并茂，那么到了后来“文抄公体”时的周作人，似乎在这一文体试验中走向了“不见文字”的极致。在以《赋得猫——猫与巫术》、《关于傅青山主》、《游山日记》为代表的一类文章中，周氏像是在用行动贯彻其尊为“三盏灯火”之一的李贽所倡的“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主张，靠抄书连缀成文，间以二三行字上下勾连，便非但“不见文字”，性情也已难睹。

　　至此，周氏更进一层，完成了有论者评说的“前无古人，怕也后无来者”的超越：性情渐隐，声色大开。

　　周氏的文字常由于乍看的毫不经心而令观者忽视掉其后的惨淡经营。经过往复观摩抚触，终于在“简单味”外，尝到一丝“涩味”，甚至感觉其“苦”，差不多于此算是迈入了周氏的散文艺术境地。

　　《小河》算周作人的，恐怕只能未见原稿时这么说。五十七行的新诗，鲁迅改了八十多处，比如一些句子调换词序；把“安静而缓慢的向前流去”，改作“稳稳的向前流去”。多是把平淡的散文化词句，真正的诗化。

　　这修改，起初不为世人所知。郑振铎仍然说：周作人是在五四时代长成起来的。他倡导“人的文学”，译过不少的俄国小说，他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他的诗和散文，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小河》，至今还有人在吟味着。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虽然他后来已经是显得落伍了，但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郑振铎把他和鲁迅比较：鲁迅先生是很爱护他的，尽管他们俩晚年失和，但鲁迅先生口中从来没有一句责难他的话。“知弟莫若兄。”鲁迅先生十分的知道他的癖气和性格。倒是周作人常常有批评鲁迅先生的话。他常向我说起，魯迅怎样怎样的。但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他的话。鲁迅是怎样的真挚而爽直，而他则含蓄而多疑，貌为冲淡，而实则热中；号称‘居士’，而实则心悬‘魏阙’。所以，其初是竭力主张性灵，后来却一变而为什么大东亚文学会的代表人之一了。然而他的过去的成就，却仍不能不令人恋恋。

　　周作人的文章，胡适说“看似笨拙，却是滑稽”，说话不肯开门见山，绕着弯先逗你一逗，卖个关子，是为“滑稽”；这样子说话，自然费劲，是为“笨拙”。

　　爱说反话，笔锋冲淡，而遭误解者，他自己曾亲遇。看他的东西，读者眼光常须刻深一点，透向纸张里面才行。

　　这样的风格，写成杂文，我恐怕他的力量，比鲁迅欠一点。他毕竟不独文章，于世事也取静观态度，仿佛有一点关心，然而并不恳切的样子。

　　冷淡的态度，冲淡的文笔，他不动声色的拿出正牌子的“散文”。他是这样阐述“诗化”的：古代希臘叫詩人為“造作者”，意思重在創造，哲學者至有人以詩人為說誑的人，加以排斥，這并沒有錯。

　　谈到《知堂回想录》他说這是與我向來寫文章的態度全是一致，除了偶有記憶不真的以外，并沒有一處有意識的加以詩化，即是說過假話。

　　总之，他的文章，信手写来，有时灵光一现；不如鲁迅来得布局精致，技巧斐然。

　　周作人的懒人风格，是只喜欢这样：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才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為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系，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

　　无论什么时代，他作得出“寄沉痛于幽闲”的文章。嫌这样还不够，那就加点味：但是在論文──不，或者不如說小品文，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抒情分子為主的，有人稱他為“絮語”過的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點。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揉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來。

　　有时他连一字一句说些平淡话，都嫌麻烦：足下需要創作，而不佞只能寫雜文，又大半抄書，則是文抄公也，二者相去豈不已遠哉。但是不佞之抄卻亦不易，夫天下之書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則自然只能選取其一二，又從而錄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難事也。明謝在杭著筆記曰‘文海披沙’，講學問不佞不敢比小草堂主人，若披沙揀金則工作未始不相似，亦正不敢不勉。

　　还好，这样的披沙拣金，给思想的红线穿着。然而，人们发现他人格有问题，难道不会觉得：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完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周作人的思想，确乎藏着不少似是而非，便于为一些不虞的心思做辩解；一些观点付诸行动，很容易给私心杂念扭曲掉。其人对很多事情，思索的难说彻底；他更长于披沙拣金，以性灵调和着知识与趣味，那风格就像他的愛抄书。他的思想渊源，那篇可长的《我的杂学》讲了个差不多。

　　夏丏尊《文艺论ABC》告诉我们，作文不要抄书，最好的作者，能说出自己的名言。周作人的“高级抄书”呢？怕是一样的掩藏他的浅薄和不自信。思想虽有进步，而文辞之妙，徒弟总比不过师傅，抄书能把话说得高过原典？

　　回望周作人，人们对他落水的一些事后诸葛，真能更清楚的看他的真面目。

　　这样一来，周作人的成就，怎么说呢？鲁迅宝贵在他自己的思想上，老舍有话说，魯迅先生的短文與小說才真使新文藝站住了腳，能與舊文藝對抗。他的判斷力使他無論對舊學問或新知識都敢說話。他的話，不是學究的掉書袋，而是准確的指示給人們以繼續研討的道路。

　　周作人于人有益之处，更像一个图书馆。他常是道德的，颇有影响而不无可取，有些还是今人绕不过去的；而许多道德，太是周作人化的，围绕他讲究的“生活的艺术”打转转。他文笔的随便像谈话，人们借他的著译，了解那个时代他搬运来的许多知识。

　　最近刚好在看周作人自编集，已读过《艺术与生活》，现正在看《知堂文集》，因为看的少，也还不便发表意见，但目前看来，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等我系统的读过更多他的作品，再来细说。

　　1949年之前，白话文学中散文（主要指美文或称小品文）的最高水平（从智识性、审美性、教益性（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综合论之），可与颉颃者唯有乃兄之《朝花夕拾》、以及战斗杂文（杂文自然鲁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外的美文（比如《女吊》《无常》《好的故事》），当然，瑰美的野草被归为散文诗。

　　新中国成立后，乃至现在，智性（哲思）和审美（艺术性）等综合水平能够达到这一水平的文人或许也有，比如史铁生、刘小枫、阿城、胡河清、李敖，一直创作至新时期的杨绛钱钟书、施蛰存、朱光潜、金克木、徐梵澄、冯至、汪曾祺，以及流浪日本的胡兰成，出走米国的木心，许多方面比周氏兄弟都有超越，但味道上总不及周作人以及乃兄鲁迅，那样功利而又随性，博涉而又深潜，风流（指那个风流不是那个风流）而又老辣、蕴藉有味道，还有古士大夫的文人书斋气，虽然鲁迅毕生反对这个，现代作家的这种古文（化）修养毕竟不行了，总之，散文这个东西最考验文人作为杂家的才情。

　　民国散文，紧步其后的是郁达夫、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她的散文也可一读）、梁遇春等...

　　与周氏兄弟比，陈独秀、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朱自清、叶圣陶之辈，真的不行，是真的，除了自以为了不起的梁实秋，他们自己也承认自己不如，没有什么丢人的。

　　不信，你看看莫言写的散文，三家村的水平，对了我和他是同乡。

　　周作人是写杂文的啊。跟他哥一样。

　　他的杂文，比他哥更难懂。跟他哥一样，甚至比他哥更真诚。

　　感觉他说的有点道理。例如“流氓鬼”和“绅士鬼”。他说自己身上有这两种气。这其实跟鲁迅说的，“我身上有鬼气”“我其实是个破落户”一个意思。跟郭沫若的才子加流氓也是一个意思。就是他们这种出身落魄的封建绅士阶级的少爷，一方面有有流氓式的反叛，一方面也有自己封建家庭、历史传统的影响。

　　感觉他跟他哥，都认为历史在循环。历史不断重演。他也读明史，他哥也喜欢读明史。他们都觉得民国像明末乱世。有李自成(共产党)，有满清(日本入侵)。周作人对社会，还是有很深的讽刺。虽然不太显出来。

　　周作人的“疾虚妄”，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什么主义，都不信仰。因为民国，这主义那主义太多了。周作人比较回归儒家。那种比较重人情的能符合现代社会的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