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特辑 ｜ 独坐一隅，品读好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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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多寿生死夫妻》
旅游学院20级肖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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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简介:
《陈多寿生死夫妻》是《醒世恒言》中的一篇白话小说。
《醒世恒言》是明末文学家冯梦龙纂辑的白话短篇小说集，该书收录宋、元以来话本、拟话本40篇。小说故事人物形象鲜明，描写细腻，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人民的愿望。其内容丰富，有反映爱情婚姻的；有抑扬封建官吏，暴露吏治黑暗的；有讴歌行侠仗义，谴责忘恩负义的。故事情节离奇曲折，人物个性鲜明，充满情趣。
阅读感想:
世事纷纷一局棋，输赢未定两持争。
须臾局罢棋收去，毕竟谁赢谁是输？
话本小说与拟话本小说的开头设置入诗，入诗可诗可词可曲，甚至可以韵文，可一首也可数首，开门见山，即把听众读者引入思考的天地，有开宗明义之功用。
上述的诗句就是冯梦龙《醒世恒言》其中一篇《陈多寿生死夫妻》的入诗。初解这首诗，我的直观感受就是一种输赢争斗、胜利与失败的哲理理趣，借用棋局来比喻世局，点明世事的输赢得失最终也会随着斗争的结束而消散，从来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和输者。
文中关于此首入诗的解释是这样的：
“这四句诗，是把棋局比着那世局。世局千腾万变，转盼皆空，政如下棋的较胜争强，眼红喉急。分明似孙庞斗智，赌个你死我活。又如刘项争天下，不到乌江不尽头。及至局散棋收，付之一笑。所以高人隐士，往往寄兴棋枰，消闲玩世。其间吟咏，不可胜述。”
而以棋局为主题作的诗中，被人们认为写得还不错的有两首风格相异的诗，一首是明朝曾檠状元的应制诗：
两君相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
十里封疆驰骏马，一川波浪动金兵。
虞姬歌舞悲垓下，汉将旌旗逼楚城。
兴尽计穷征战罢，松阴花影满棋枰。
这一首诗既有恢弘的场景，也十分具有耐人寻味的哲理意趣。但是有人认为既然是进御的应制诗，还要达到“还该要有些气象”的要求，因此更加推崇明仁宗朱高炽所作的诗：
二国争强各用兵，摆成队伍定输赢。
马行曲路当先道，将守深营戒远征。
乘险出车收散卒，隔河飞炮下重城。
等闲识得军情事，一着功成定太平。
这两首诗都借下棋这一主题表现了古代战争场景，但是其内含的思想感情却大相径庭。明朝曾檠状元的应制诗体现一种回望历史的悲凉目光，无休的征战和生死间争斗最后都随着时间流逝被掩映在历史的尘埃中，正如一局棋罢，松阴花影落满整个棋盘，所有惊心动魄的故事终将留在昨日；而明仁宗的诗则是体现帝王风度，以棋盘为山河，落棋为遣兵调将，畅想交战时的酣畅淋漓与战胜敌军的雄心壮志。
如果要为这两首诗绘制拟人形象，应该就是一位目光悲悯、超凡脱俗的老者与一位意气风发、智勇双全的青年将军。这两首诗的差别其实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一个是超然中隐含悲苦，一个是心中有丘壑无畏挑战，落在一盘棋局上，便是不同棋风。
进入正文，《陈多寿生死夫妻》的入诗之所以说下棋，正是因为故事的开始就起源于一盘棋局：“只为有两个人家，因这几着棋子，遂为莫逆之交，结下儿女姻亲，后来变出花锦般一段说话。”文章的大概内容就是朱陈夫妇二人经历种种磨难、最终凭借着真诚的情感战胜困难，最终成就美好姻缘的故事。第一遍囫囵吞枣地读完以后，我感觉这就像是中国古代版公主与青蛙王子，还是有一点烂俗套路的意味。但是这样一个乍一看满是套路的故事为什么又要用下棋来作为入诗呢？而且在文章的最后，也有诗一首：
从来美眷说朱陈，一局棋枰缔好姻。
只为二人多节义，死生不解赖神明。
对应了前文的：只因一局输赢子，定了三生男女缘。
下棋这条线索，其实在朱陈二人的婚姻中，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但是文章却总是旁敲侧击，提醒读者棋局的存在。这不由得让我觉得疑惑，当我再回过头看这篇文章，我也有了一些新的解读。
一、愚昧还是深情？——贤德娘子尽心侍官人
在这个故事中，男主人公陈多寿原本“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仪容清雅，步履端详”，好似天上的仙童，而不像俗世凡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帅小伙，与女主人公朱多福可以说是门当户对、男才女貌，二人九岁的时候便由父母做主订婚，可没有想到陈多寿十六岁的时候突发恶疾，形容大变。文中如此描写了陈多寿患病的状态：“肉色焦枯，皮毛皴裂。浑身毒气，发成斑驳奇疮；遍体虫钻，苦杀晨昏作痒。任他凶疥癣，只比三分；不是大麻疯，居然一样。粉孩儿变作虾蟆相，少年郎活像老鼋头。搔爬十指带脓腥，龌龊一身皆恶臭。”
这种情况下，双方父母都同意两人婚约作废，免得拖累朱多福的终身幸福，陈多寿也作诗一首与朱多福挑明退婚之意：
命犯孤辰恶疾缠，好姻缘是恶姻缘。
今朝撒手红丝去，莫误他人美少年。
而我们的女主人公朱多福正如古书经典里所有贞洁烈妇一样，不愿意退婚，在面对母亲劝她归还定亲的发钗时，她义正言辞地说：“贫富苦乐，都是命中注定。生为陈家妇，死为陈家鬼，这银钗我要随身殉葬的，休想还他！”在看到陈多寿的绝情诗之后，也作诗明志：
运蹇虽然恶疾缠，姻缘到底是姻缘。
从来妇道当从一，敢惜如花美少年。
之后面对丈夫病症不愈，爹妈不容守节的局面，更是为了守住清白不惜上吊自尽。所幸被朱父及时发现，救下一条小命。在此之后，再没有人敢提退婚的事，朱多福如愿嫁给了此时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陈多寿。结婚之后，朱多福不仅没有嫌弃陈多寿的病体，还殷勤服侍，事事周全：熬汤煮药，果然味必亲尝；早起夜眠，真个衣不解带。身上东疼西痒，时时抚摩；衣裳血臭脓腥，勤勤煎洗。
故事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我差点没办法继续读下去，因为用现代人的角度看，我认为朱有福这样把妇道、清白、贞洁时时挂在嘴边，是非常迂腐封建的思想，她的一切行为围绕着守节的精神展开，在我看来就是主动寻找沉重枷锁封锁自己；而面对一个没有感情基础还患有恶疾无法自理的未婚夫，她完全不考虑后果，不管不顾地一定要嫁给他，甚至不惜以生命去逼迫父母，又十分愚昧无理。
尽管我知道在古代褒扬忠贞守节的烈妇，这样的设定是合情又合理，也还是免不了心理上对这种行为和思想的抗拒和反感。因此面对朱多福的这般贤德，我还是认为这是愚昧而非情深，也许她求的从来不是与陈多寿厮守的姻缘，而是一个能够成全自己清白名声的体面。而且两人成亲前没有感情基础，又何来情深一说呢？哪怕之后描写的夫妻情义感天动地，也无法掩盖此处情节体现出的浓厚封建色彩。
二、生死之间的转机——义夫节妇携手赴黄泉
陈多寿一次出门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前十年，虽是个水缺，还跳得过。二十四到三十三，这一运更不好。船遇危波亡桨柁，马逢峭壁断缰绳，此乃夭折之命。有好八字再算一个，此命不足道也！”言下之意就是你小子活不长啦，自求多福吧！
得了如此卦象的陈多寿就像被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的病人，神思幽幽，好生凄凉。失魂落魄地走回家中，陈多寿先是与父母叙话一番，到了晚上，他交代朱氏准备酒菜，然后支开朱氏将砒霜注入酒中，自饮了一杯毒酒，哪想到朱氏并未走远，得知了丈夫这份坚定不移的死志，她也夺了酒杯一饮而尽，两个人一起倒下了。又是幸亏双方父母及时发现，给二人灌下羊血，催吐了毒酒，终于将两个魂魄从鬼门关拉回。
本文最戏剧性的一幕也在此时出现，陈多寿因服毒酒，正好合了以毒攻毒的法子，当即：“皮肤内迸出了许多恶血，毒气泄尽，连癞疮渐渐好了。比及将息平安，疮痂脱尽，依旧头光面滑，肌细肤荣。走到人前，连自己爹娘都认不得。分明是脱皮换骨，再投了一个人身。”就像童话中青蛙王子因为公主的吻解除了诅咒，变身英俊的王子，陈多寿也摆脱了恶疾缠身，恢复原本面貌。
从情节上来说，这里的故事走向有点俗套，并无新意，但是从情感上来说，陈多寿的故事比青蛙王子的故事又更添鲜明的情义色彩。
首先，陈多寿患病之后，自知会耽误女方的幸福，就不愿意朱多福嫁给他，因此写下诗句表明心意，从这一点上看得出他不是无赖不讲理的人，能够为女方设身处地着想。
其次，在和朱多福成亲之后，他一直和她保持分居的状态，心里想着自己不能够长寿，不愿意和朱多福行夫妻之实，没得祸害了她，这就更加体现了他真心为女方考虑的真诚品质。
最后，在听了算命道士的话之后，他心里除了伤痛和绝望之外。还有对朱氏的深深歉疚与无奈，还有对她的未来的担心，于是他说了这么一番肺腑之言：“我与你九岁上定亲，指望长大来夫唱妇随，生男育女，把家当户。谁知得此恶疾，医治不痊。惟恐担搁了娘子终身，两番情愿退亲。感承娘子美意不允，拜堂成亲。虽有三年之外，却是有名无实，并不敢污损了娘子玉体，这也是陈某一点存天理处。日后陈某死了，娘子别选良缘，也教你说得嘴响，不累你叫做二婚之妇。”
行文至此，我感到陈多寿的形象终于完整了，这是一个善良体贴的、情深意重的君子。尽管经年累月的伤病时时刻刻折磨他，他也从未因为这病心生怨怼，不改自己温和善良的底色。对父母对妻子，他既是不舍又是歉疚，为了不拖累家人，他也能义无反顾地喝下毒酒。而正是这一杯毒酒，彰显他的勇气和对家人的爱，成为以毒攻毒的解药，治好了恶疾，从此容貌如初，夫妻恩爱。表面上看是这杯毒酒误打误撞治好了陈多寿，实际上是朱陈二人的深重情义拯救了这段姻缘，所以二人才在生死一瞬有了转机。
三、姻缘与棋局——一局棋枰缔好姻
说回之前的思考，入诗的棋局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文章要选择下棋来作为暗线贯穿整个故事？我的思考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文章第一首诗借棋局所表现的世局无常，千变万化，正好对应着朱陈两人婚姻幸福与不幸的变化，有时候看上去穷途末路，再无转机的局面，内含着绝处逢生的机遇，不到最后一招，谁也不能断言输赢。那么棋局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说理，要放平心态地去看待人生起落，世事变化无常，平静中未必无风险，绝境处未必无生机。
第二，朱陈二人的好姻缘是从一盘棋局开始的，正是——一局棋枰缔好姻，但是这一段好姻缘也是历经磨难之后修成的，所以又说：只为二人多节义，死生不解赖神明。我的理解是，下棋一定会有输赢之分，而人世间的争夺纠纷却不是总能有个清晰的输赢界限，在故事中，朱多福嫁给陈多寿这个选择当时受到了很多邻居的笑话和编排，认为朱多福是脑子不正常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谁能想到借着二人这份不离不弃的情义，居然让陈多寿恶疾痊愈，脱胎换骨，后来还中举升官，与朱多福养育了一双儿女，真真是一对神仙眷侣，传世佳话。而这盘逆风的棋局之所以能翻盘，最终大获全胜，是因为夫妇二人的节义。这就是借棋盘隐喻，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可能面对人生的低谷和挫折，但是始终要守住真诚的品质和高尚的气节。
这是我第一次读《醒世恒言》这本书，我觉得其中的故事都十分有趣，人物形象很鲜明。而且在文学性上，话本小说的语言文字运用更加活泼通俗，读起来不时令人忍俊不禁，沉浸在故事当中，本次作业选择了这一篇《陈多寿生死夫妻》，一开始是因为这个标题很吸引我，读完之后，我觉得故事的精华在于对夫妻情义的描写上，这是情感上比较吸引我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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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镣铐下起舞》
历史文化学院20级洪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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镣铐下起舞
——读《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与生活》有感
一、内容简介
伊沛霞在《内闱》的开篇就介绍了宋代妇女在原有社会条件下自洽的可能，认为她们能在有限的空间和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价值。接着，她按照婚姻的时间与逻辑顺序展开叙述。内容包括从结婚前时人对婚姻意义的讨论、做媒等准备，结婚仪式中各参与者的心理以及结婚仪式的内在涵义，妇女财产的由来以及妇女财产权在行使过程中代表的含义以及后续影响，妇女纺织工作，到与婚姻崩盘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等等。
二、阅读感想
近年来，与女性相关话题的讨论热度只增不减，各类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与女性相关话题比我们固有观念中的要复杂精彩得多。如传统观念认为，《诗经》时代女性意识的发展动势是觉醒，但近期研究证明，《诗经》时代女性意识的发展真正动势是不断“礼”化，《诗经》时代女性意识的特点是既有上古遗风，又有“礼”化趋势，“觉醒”实则为上古遗风。
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也是女性话题研究大军中的重要一员。她是美国的汉学家、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中国宋代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范围涵盖政治史、女性史、艺术史等领域。2020年，伊沛霞荣获亚洲研究协会（AAS）颁发的相当于亚洲研究终身成就奖的“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 Award)。
伊沛霞所著《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与生活》（下称《内闱》）是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佳作，曾荣获列文森奖。《内闱》从宋朝时期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等四个方面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说明了宋代是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继而考察在此背景下的妇女的生活与婚姻的其特殊性。
伊沛霞解释了其选择宋代做妇女史的原因主要是发现了宋代是妇女处境明显趋向变坏，但又拥有很大财产权之间两个看似矛盾的因素。她用两个策略再现真实的妇女经历，第一，焦点集中于婚姻而不是家庭，第二，把婚姻作为视为一种文化框架。她还指出，过去西方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只表达同情而去研究女性受压迫原因。二是将家庭史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背景，而不是 研究的主体或者说将中国家庭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割裂开，认为它们没有相互之间的联系。三是研究偏向女性不占关键地位的宗族使得研究重点偏离。
《内闱》的主要阅读价值有三。一是还原历史细节，它展现了宋代女性真实的婚姻家庭生活，使读者能够从多角度、多层面了解宋代女性群像。二是留下思索引线，启发读者关于女性地位、妇女生活、社会性别、阅读历史的原因、怎样撰写历史等问题的思考。三是探寻女性智慧，从历史遗留的男性写作视角的素材中，考察她们如何在既有父权社会体系中塑造自己的生活，抽丝剥茧地向我们展示了女性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又是如何参与和推动了这些变化，它驳斥了“女性在历史发展中不重要”的传统观点，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变迁中把握她们的选择和才智，塑造了宋代妇女在社会与法律的框架下仍能努力为自己争取利益的顽强形象，使得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读者被宋代妇女，或者说封建社会妇女，在父权制镣铐下仍能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自身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惊世之舞”所深深打动。
1．研究方法与书籍编排
在研究方法上，《内闱》主要以史料实证为主。该书涉及的史料非常丰富，包括文献史料、实物史料等。其具体形式有壁画，缠足相关的实物，正史，官府文件，《宋刑统》，中医文献，诗句，婚书，婚约，举办婚礼时装点房屋的联句，绘画（壁画与中国画），劝诫书籍、特定人物的叙事史料（故事、奇闻轶事、正统史料、墓志铭）。在史料的解读上，伊沛霞也充分展示了其治史的严谨。由于史料为中文史料，伊沛霞掌握中文来阅读原始史料，而非选择阅读译本，以求最大程度上准确解读史料。书中还附有关系图表，使得书籍的逻辑更清晰，形式更多元，可读性更强。在解读史料的过程中，伊沛霞关注到了叙事史料中阶级与社会性别的偏见，从而使自己能更合理地运用史料。
史料解读之外，伊沛霞还注重长时段的社会变动和统计数据，尤其着意于法律文献对妇女地位和合法权利的界定；同时其批判性思辨也甚强（可能部分得益于作者身在这一传统之外的距离感），往往短短一段，切中中国家庭制下妇女处境的微妙之处。伊佩霞也留意到了当时实践中与法律条文、礼法规定的差异，但实际上还是更注重文献而非现实实践。此外，作为一部纲要性著作，她不可避免地将“宋代中国”视为一个整体，虽然略微提到两宋的不同，但对地域性差异则甚少着墨，也未深入论述南宋理学的兴起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在书籍编排上。2022年该版较旧版字号有所放大，译本不变。如同众多海外译著一样，该书从序言的第一页开始便有了原文页数的编码，这样的编排能够便利读者在阅读中比较中英版本。西文参考文献目录使用了中英双文，使得对英文原版文献的检索更加精准。但是文献没有被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给读者的观感较为杂乱、不成系统。
译本与译者也是挑选海外译著的重要指标。翻译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的理解程度。而《内闱》胡志宏译本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信”“达”“雅”是由我国清末新兴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的翻译原则，被后世翻译家广为接受并沿用至今。“信”指意义不悖原文，即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纵览全书，“雅”对于历史著作来说可能有些困难，但“信”“达”原则似乎也没有完全落实。我们来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婚姻法支持家长的权威。父亲和家长控制着子女的婚事，如违法就要承担责任。长大的儿子离家后若与别人私订终身，事后发现父母已给他订婚，那么只有父母安排的订婚才算有效”[]，“如违法”这一分句的逻辑主语是父亲和家长，但仔细揣摩文意后笔者推测该分句的逻辑主语应该是子女，因此在翻译时应在“如违法”加上“子女”二字作为分句的逻辑主语。第二个例子，“在作者没有意识到社会性别差异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因为男人和女人持相同见解”，在这一句中，前一分句作为条件状语，后一分句是主句，而主句缺乏主语，语法结构不完整。读过该译本后，笔者也有些许感悟。一是如果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去多家对比不同的翻译版本，最好能和英文原版对照，选择最贴近原版文意的译本。二是如果有兴趣和精力还是尽量学好英文，做到自主阅读英文原版，翻译只能较大程度上贴近原文意思，直接阅读英文版本才能真正精准地领会作者的观点与论述。
2．书中内容
伊沛霞提到其选择在宋代这一时代背景下研究妇女的婚姻与生活的原因之一是，该时代女性的地位急转直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化性。女性的地位急转直下的具体表现是缠足的普遍化和再嫁的限制的增加。[]
伊沛霞得出该结论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史料涉及的横向范围较广。但其史料多为21世纪以前，在纵向上的跨度略显不足。而近年来关于宋代女性地位的研究热度不减。其中有与伊沛霞立场观点一致的，如赵丹。赵丹的论述比较笼统，她从民众情感出发，通过考察宋代前后民众对嫦娥形象的贬斥来论证当时妇女地位急转直下。[]她提到宋代前后，“三从四德”等一整套思想行为规范有效地使女性习惯于按照贞妇淑女的标准来压抑各种正当的欲望，以获取男性社会的认可。这实质上是以剥夺广大女性的权益为前提来满足男性的一己私利，不平等地为女性设立道德标准和规范，并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最终得到女性自身的认可，将其化作日常生活中自觉自愿的要求。而当时的文学创作权也大都掌握在男性手中，在其文本中女性仍处于依附的地位。偶在悼亡作品中似乎可见男性对妻子的歌颂，但歌颂的重要方面还是女性的温婉贤淑的气质以及对家庭的重大贡献，根本没有赋予女性平等地位。
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较为不同的声音，如宋东侠、王天天、严晓燕等学者。宋东侠从改嫁、再婚入手探究宋代女性地位的变化。他指出，宋代妇女改嫁是涉及各阶层的普遍行为。这种改嫁既不被社会观念所谴责，也不为法律所禁止，相反法律还扫除了阻止妇女再婚的障碍。[]这与宋代士大夫不极力主张妇女守贞有关。宋代士大夫积极支持自己的亲属改嫁，利用职权为妇女改嫁提供方便，自身也会求娶再嫁妇。[]可见当时妇女不仅拥有再嫁的权利，而且这种再嫁也不会遭人谴责或惹人非议，由此推得宋代妇女地位并不低。严晓燕认为不能简单定性宋代妇女地位的上升与否，但她反对用“急转直下”来形容宋代妇女的地位。[]。严晓燕强调宋代妇女处境的双面性，她们有一定的权利，如离婚、改嫁、财产继承等，但婚姻自主权仍较小，主动离婚的可能也较少。王天天则将女性地位细化到女性法律地位，从结婚、离婚、再婚等制度切入，基于律法、家法、诏令等的规定及许多案例、故事等史料的分析，考察了宋代女性在婚姻中的法律权利，进而得出宋代女性的法律地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伊沛霞在《内闱》中的有关宋代妇女离婚、再婚的描述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与前朝和后世相比，宋代妇女因丧父或离婚而再婚都是完全合法的”[]。
宋东侠认为宋代女性地位不低的观点在当时属于少数派，为后面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参考。严晓燕研究的所使用的主要是史料有待考究。她主要以《夷坚志》为研究史料。《夷坚志》是一部宋代闻言志怪小说，难免会让人怀疑其可信度。但其内容看似荒诞离奇，实则都基于百姓生活。洪迈编纂《夷坚志》的方针是客观，即“记述他人所说的异闻，而非亲身见闻；记录者也不加以主观的评述，是编纂记录而非创作”[]。《夷坚志》的史料来源也十分多样，有口述与直接抄录，抄录时也严格遵守反映真实历史的原则。[]王天天以小推大，从法律层面推得女性地位并未急转直下，从直接论点来看较为成功，但由于相关研究不足，其说服力有限。我们还要注意伊沛霞用来形容妇女地位的词语是“急转直下”，既然提到“转”，那么应该强调变化，但前文的一些研究只能证明宋代妇女的地位不高，但没有凸显宋代妇女地位与前代的比较。关于宋代妇女地位的研究浩瀚如海，存在许多不同的声音。我们可以看到，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宋代妇女的地位，会获得不同的答案。因为对于评价地位高低与否没有达成统一的衡量标准，从宏观上认定中国妇女地位的上升、下降与否存在较大的难度。
而在研究宋代妇女的地位时，财产权也是绕不开的话题。伊沛霞在讨论宋代妇女财产权之时，还分析了嫁资增加与减少的多种因素，并指出了其影响。妇女财产主要来自娘家的嫁妆，财产的拥有可以改善妇女的生活境遇，用钱财降低父权制社会下在婆家的性别差异、身份地位的沟壑。而宋代妇女“前无古人”的由嫁妆带来的地位也刺激了男权社会下的思想家，使得男权思想家跳脚，他们不断寻找各种理由来控制妇女的财产权，实则是防范妇女因私人财产得到过度的权力，想要消除威胁，这同时也促进了补充性法律条令和制度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妇女的财产权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紧密相连，尤其是儒家伦理与妇女之间并不是单方面的压制，而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情况。
此外，《内闱》中存在一些论证不严谨的地方。比如作者为了论证父系制在宋代的支配地位，将娶妻的动因仅仅限定于对妇女生育功能的需要，“父母为儿子娶妻不是由于女人本身很重要，而是因为女人可以生出父系血脉的孙子”[]，这种表述与书中的其他章节内容相矛盾。在第二章中，伊沛霞从语言、法律、儒家伦理与礼仪、意象等多个方面考察了婚姻的意义，可见除子嗣外，男女双方之间构成婚姻关系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在第五章中也提到，拥有丰厚嫁妆的未婚女子、拥有不菲财产的寡居女性也容易遭人争抢，这时女性的生育功能没有被放置于首位。因此伊沛霞在此处将生育功能写作是妇女出嫁的首要原因或唯一原因的行为有失严谨。不过这也有可能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意思出了偏差，此处表达并非伊沛霞原意。
同时，笔者还有些许感悟。
从宋代妇女的婚姻与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反向窥见宋朝的没落。伊沛霞在该书中写道，宋朝是美男子普遍向文人转型的转折点。宋朝统治阶级精英男士乐于将自己塑造成文士的形象，意在强调与北方“野蛮”的竞争者形成对比，而把文人的生活方式视为高等也就断定汉族的文化高于非汉族文化。[]这种思想与想法不啻一种精神胜利法。中国确实是有较为先进的文化，也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传统，如北魏孝文帝改革之类的事件便是极好的佐证。但伊沛霞提及的这种行为只是宋朝单方面的假象，不存在于另一文明的互动。由此可悲地窥见北宋之孱弱至极。
缠足是古代妇女生活中的常客，宋代也不例外。《内闱》中介绍了缠足的演变过程、宋代男女均被缠足吸引的原因。[]而另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妇女缠足的专著——《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后称《金莲》）——则对该话题做了更详细与深入的阐释。如关于缠足的界定问题，伊沛霞只是简单介绍缠足的来龙去脉，略微提及《墨庄漫录》一书。[]而高彦颐详细介绍了关于缠足的各方面的说法与定义，其中对于《墨庄漫录》的解读也更为详尽，可以作为阅读《内闱》的补充。[]两书在许多方面的观点也较为一致，如伊沛霞分别从男女两个方面讲述了缠足受欢迎的原因：男人是出于衬托自己伟岸男子气的需要，可能其中还有把缠足认为色情的原因；女子则是为了在争宠中获得优势。[]而高彦颐在《金莲》中也有类似表述，“若无男人的感情和欲望，就不会有女人缠足；亦即，世上并不存在着一种称做“缠足女子”的纯然孤立主体。男性欲望和女性欲望互相缠绕，难解难分”[]，同样认为缠足的动因是男女双方意愿的结果。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女性意识。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伊沛霞提到，妇女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她们都没有把原因归结于不平等的法律关系和社会性别的不公平或与家庭体系有关的任何事，而是把目光放在家庭外部的官府、第三者身上。顺着这种思路，我们不难理解古代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因。如果说统治者控制教育是一种阶级上的愚民政策，那么宋代父权制社会提倡压抑女子求学便是一种性别上的愚民政策。但当时的女子未必全然没有注意到法律与家庭体系的制约，也有可能是知道这种现状却无力改变，未能在史料中留下痕迹，毕竟当时历史的书写者多为男性与成功者。再者，女性即便没有意识到深层的、根源的因素，那么把目光放在家庭外部的官府、第三者身上，去解决这些眼前的、直接的，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放眼宏观固然有机会从根源上根除，但也意味着改变的难度更大、见效更慢。放眼眼前的、小的、直接的问题，如果能够成功解决，则能够以“小球推动大球”的转动，从而为长远、深层问题的解决打下良好的基础。
时过境迁，世异时移。宋代妇女的生活虽然距离我们千年之远，但其中的很多原则与规律仍历久弥新。比如书中对再婚的描写“与鳏夫结婚做继室的初婚女人，……会与比她们大得多的男人结婚，进入一个已经有继承人的家庭。……她们被期待着像亲生母亲一样对待前房留下的孩子，但是孩子们并不是那么容易争取。一旦生了自己的孩子，对抗性看起来就更多，因为前妻的子女总有理由怀疑她偏袒自己生的孩子，并可能痛恨继母和父亲的特殊关系”[]。这些情况不仅只针对宋代的女性，放到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乃至今天的一些地区仍然适用，或许是因为千年来虽然物质日新月异，文明指数型进步，但人性一直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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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的传统文化之美》
文学院20级刘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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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简介：
《孩子王》是阿城“三王”小说系列的最后一部，篇幅也是最长的，讲述了一个原在生产队里苦苦干活的知识分子去学校教语文课的故事。小说以“我”为中心，构建了一个相当丰富的人际网络关系。在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阿城对传统文化品性的思考以及他对道家生活态度的推崇。作为寻根文学的经典之作，《孩子王》体现了当时的中国教育受到文革影响程度之深，向人们阐述了什么才是真实的教育，并且表达了要回归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阅读感想：
朴素的传统文化之美
——读阿城的《孩子王》
文学院 20级 刘书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界掀起了“寻根文学”的热潮。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孩子王》承载了阿城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追忆和思考，每个人物身上都包含着很多传统文化元素。通过这些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是如此美丽，美得光明磊落，干干净净。
一、传统礼仪之美与交往文化之美
《孩子王》以“我”为中心，构建了一个相当丰富的人际网络关系。“我”的周围，有生产队支书这个领导，有老黑、來娣等这些生产队队员，也有老陈、女教师等一批教职员们，还有王福等纯真烂漫的孩子们。对待这些人，“我”有不同的说话技巧和艺术。对待支书，“我”客客气气的。当发觉支书扔过来的烟时，“我”慌忙捡起来，抬头笑笑。仅仅一个微笑就包含着多层意思，既有对自己的走神感到抱歉，也有对支书的热情表示感谢，如此化解了尴尬，打消了支书心中的猜疑。对待老陈、女教师等教职员们，“我”谦逊、毕恭毕敬。当第一次来到学校时，“我”开口便问老陈“您怎么称呼？”在相识新面孔，并还要和这个新面孔打一段时间交道时，免不了要称谓对方。“我”开口问的不是“您叫什么名字”而是“您怎么称呼”，自然而然引导对方说出他习惯或想要的称谓。由此可见，“我”是一个很会为人处事的人，很有分寸感，从“我”的身上能学到许多人情世故的经验。
二、儒家品性之美与道家本真之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是儒家难能可贵的品质，“我”不仅是一个懂得交际的人，还是一个懂得自省的人，时常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会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自己心下却还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
这段描写将“我”的形象跃然纸上，将“我”在生产队所作的工作一一列举出来，证明“我”不是一个好吃懒做、偷工减料的人。
自省就要不自欺。于“我”而言，自食其力才是符合道义的事，如此才能拥有坦荡的胸襟和情怀。所以，“我”总是说“课不能乱教”，因为胡乱教学就等于敷衍了事，这是不坦荡的，愧对自己的良心。甚至，“我”看着王福抄字典时，心里也总是怀疑“是不是害了学生”。“我”能自省是因为“我”有一颗诚心，一颗对待他人他物真诚的心。自省需要这个“真”字。
本真，是道家所追求的境界，这是从一切尘世的纠葛中解放出来的前提条件，尤其在世俗纷扰的生活中，更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做人不能假，要真心真意做自己，不能随波逐流，大众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定要学会思考，思考事情的因果利害，让生命充满意义。“我”虽然不懂得怎么教书，但绝不像老陈和一些女教师对照课本教死知识，要教就要教对学生有益处的。写作文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干什么事情都能写清楚，也不枉学校一场”。
本真，还在于坚持自己的行事风格，内心清净，不受世俗的影响，有着道侠风范。老陈无论怎么劝“我”教课本，“我”都坚持教作文。当“我”被学校劝回生产队时，“我”没有像前任老师将竹芭带走，而是留在了床上。“我”绝不是傻，不知道竹芭属于自己的财产，而是“我”想要以此举动告诉下一任老师“不自私”。“竹芭”属于自我的小利益，舍弃小利益是道侠所备的行事风范。
三、乡情朴实之美与孩子无邪之美
老陈虽是教书先生，但算不上是有责任感的人物。当两个学生追打到老陈跟前，他一闪而过，结果弄得学生扑倒在地。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老陈不是为人师表的典范，没能做到体贴爱护学生。而“我”熟悉的人虽然识字不多、文化不高，但能做到真诚待人。他们内心清澈明亮，做事绝不含糊敷衍，就像他们的为人，坦坦荡荡。
老黑心直口快，话糙理不糙。当得知“我”要去教书时，老黑说：“锄头、砍刀留给我吧，你用不着了。”“我”因为舍不得，拿学校劳动的理由拒绝，老黑又说：“那种劳动，糊弄鸡巴。”老黑随口而出的一句话，道出了乡村劳动教育流于形式的本质，简单却发人深省。老黑的话里包含着很多具有思考性的东西，虽然是以农民的大白话说出来的，却深刻得耐人寻味。当“我”怕忘了字忘了怎么写时，老黑用最接地气的比喻说：“字怎么会忘！这就像学凫水，骑单车，只要会了，就忘不掉。”当“我”回忆“的、地、得”的用法时，老黑又说：“别穷叨叨啦，知道世上还有什么名词形容词就不错，就能教。”老黑作为一个农民，有着农民最朴实的品质，有话直说，绝不遮遮掩掩。
來娣果敢直爽，有女中豪杰的气概。当众人笑话她只会烧火做饭时，來娣不忍气吞声，以“老娘”的口吻直接回嘴，又引出自己能歌唱的本领，借机让“我”把她推荐到学校。來娣是很聪明的，求“我”办事时，她是这样说的：“我的本事你晓得的，只要有谱的歌，半个钟头就叫他一个学校唱起来！”來娣先让对方回想起自己的本领，再进一步夸大本领让人信服，从而使对方没办法拒绝。來娣之所以固执地想要去学校教音乐，正是因为心中有一股不服输的乞概，她不愿让老黑几个以为她只会烧火做饭，她要悄悄做一件事，“叫他们服气”。
小孩子们天真烂漫，活泼无邪。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是一个“未老先衰”却又总也“长不大”的小老头，外形奇怪猥琐，言语不清、思维混乱，代表的是愚昧的、尚未开化的封建文化思想。而阿城的《孩子王》还原了儿童最本真的状态，他们玩耍嬉戏打闹，都是那个年龄段的孩子该有的举动，天真无邪的本性，代表的是传统文化美好的一面。在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乡村教育的希望，他们有求知的欲望，从不会写文章到编出三言两语，尤其是王福。王福比常人更加努力，对于知识的渴求上升到了忘我的境界，抄字典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事，但对王福来说是一件乐事，他乐在其中。享受在其中。
《孩子王》融会了中华传统文化各样的美，每个人物都是这些美的代名词。他们都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千百年来，优良的华夏品质在他们身上一代代积淀下来，他们和睦、朴实、耿直、勤劳，不愿干“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对寻根作家来讲，这些人物正是“寻根文学”寻找的对象。
————书籍推荐：《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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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红楼梦》
文学院20级廖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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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红楼梦》
中文基地六班 廖佳仪 202030021008
书籍简介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是由清代曹雪芹所著（前八十回），高鹗、程伟元所整理续篇（后四十回）的长篇章回小说。小说以一块通灵宝玉的红尘见闻为主线，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起落为背景，勾勒了一出封建贵族家庭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抒写了作者对于“理想与世俗之间矛盾尖锐而纠缠不清”这一人世现象的复杂心态。
阅读感想
寒假居家，参与社团“冬日暖阳之品悟红楼经典”活动，再度品读《红楼梦》，对于书中人物形象、情节伏线，以及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比较，都有了新的认识。聊以拙笔记录如下。
【壹】角色鉴赏
《红楼梦》中最吸引我的角色，莫过于元、迎、探、惜四春。故为之填词四阕，兼附注释，以鉴赏彼之美，之灵，之悲欢。
《凤归云·元春》
忆当年， 六宫粉黛羡红妆。凤藻擢贤，元异更添光①。燎火烹油，堆艳着锦，此夜庆歌狂。见甚大观园里，涟珠偷坠，咽心言强欢凉？
金笼重锁，兔兕何为②，应诸③爆竹，身耀神灰，凤引长啼血、泥朱墙。金玉良缘，木石盟誓，幸汝少年荒。④祷一段来生愿：把元名弃，啭流莺碧空翔。
注：
①元异更添光：元异，指元春生于正月初一的“奇”事；表面上看，元春生辰之奇异为她在宫中获得荣宠增添了光彩，实际上，是因为元春“才选凤藻宫”，身份的高贵才使得她的奇异为冷子兴等外人知晓。下片“元名”与“元异”意同。
②兔兕何为：元春的判词末句有“虎兔相逢大梦归”和“虎兕相逢大梦归”两个版本，前者指元春病逝于兔年虎月（依高鹗续本），后者指元春在宫廷斗争中香消玉殒；此句意思是“纠结‘虎兔’还是‘虎兕’的字眼并不重要（，二者都指向了元春像爆竹一样短暂绚烂即命归黄泉的悲剧命运）”。
③诸：“之于”兼词。“之”，指代元春命运。
④“金玉”句：这句话是模拟元春对弟弟宝玉的看法；宝玉来凡尘一遭，虽经历了与薛宝钗、林黛玉等女子的爱情矛盾与悲剧，但他起码曾有过体验、选择与追求情感的权力，在被囿于宫廷、泯灭本性的元春看来，拥有这种少年人的“荒唐”感情是值得“庆幸”的。
《忆旧游·迎春》
永昼敲子寂，泥污棋枰，蓼落菱洲。棠韵承君命，汝命交谁运，皆付拈阄。金凤莫累余语①，尽日闭闺楼。任枯木②嗔嘲，我游太上，偷得闲悠。
休休。五千两，赚恶狼一匹，柳折花蹂。镇日纷纷乱，气断阴阳覆，一谶魂收。③倘托生公平世，国手运筹谋！④叹梦断黄粱，空遗残梗悲晚秋。
注：
①金凤莫累余语：攒珠累丝金凤之类的麻烦事（你们自己去闹腾、去解决，）不要来累得我多说话。余，我。
②枯木：迎春因性子懦弱、不理是非，在贾府中得诨名“二木头”。
③“镇日”句：此处选择迎春元宵灯谜谶言隐含“围棋”谜底的推论，围棋棋子“气尽棋亡”，黑（阴）白（阳）攻势逆转，故谓之“气断阴阳覆”。
④“倘托生”句：书中对迎春有数次与棋相关的描写（如与探春对弈、出园待嫁后宝玉悲迎春的诗中有“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之语等），又探春擅书、惜春擅画，迎春丫鬟司棋亦可与探春之侍书、惜春之入画相照应，种种细节展示出迎春当是擅棋或好棋之人；由此生发一个希冀——若是迎春能生在相对公平的时代，也许她能自由地发展爱好，成为一位女国手，在棋盘方寸间开拓出自己主宰的世界。
《望南云慢·探春》
涕送清明，此去几千程，望断云霄。玫瑰刺凛，藻笔添远志，凝墨芭蕉。诗社嘉才启，玉雪拟、精神洁高。宅兴风浪，次第安平，女亦英豪。
徒劳。漫比男儿，齐家治世，无如①母弟顽嚣。签占一朵，杏朱灼仙云，酒祝封茅②。短鬓寒沾露，撷取时、金香竟凋。③絮离纤缕，线散轻鸢，两处飘摇④。
注：
①无如：无奈，对……无可奈何。
②封茅：分封诸侯。因学者经过对文本的研究，多支持探春结局为“远嫁海疆为王妃”，故有此语。
③“短鬓”句：化用探春《簪菊》《残菊》二诗，指探春虽心志高洁，但既无力挽回贾府之颓势，也无法掌控自身之命运，只能独承远嫁海疆之悲，甚至连像惜春一样避世归隐、以全心志都做不到。
④两处飘摇：表层指柳絮之于柳枝、风筝之于断线，两个事物皆为飘摇无依之态；深层指探春远嫁海疆、零落无靠，贾府自身亦走向衰落、风雨飘摇
《绮寮怨·惜春》
彩笔华园堪画，幼姝天赋奇。藕榭下、半掩香扉，素绡尽、沉渍浓脂。谁怜女儿写意，偏勾勒、墨海孤焰微。①勘破时、悄逝三春，光明灭、暂寄山水迤②。
冷介淡横月眉。凭君嫌怨，一抛绝弃欢悲。既陷糜泥。风尘岂、染缁衣？③桃红柳青仍在，人别世、世倾颓。余心莫违。④婆娑宝树影、从此归。
注：
①“谁怜”句：惜春本来擅长写意画，比起贾母强派给她《大观园行乐图》这样的色彩工笔画，她更偏爱用白纸黑墨一写心中之意，就像在元宵佳节挥笔一作心中、命中那盏“莫道此身沉墨海，性中自有大光明”的佛前海灯一样。
②光明灭、暂寄山水迤：心中追求理想净土的微光明明灭灭，只得将其暂时寄托在勾勒山水的画作与诗作中。惜春省亲诗即有“山水横拖千里外”句，这里的意思是惜春哪怕不断追求“纯粹”的理想，她也摆脱不了世俗的山水风光、世俗的歌功颂德（省亲诗）。
③“风尘”句：反用晋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缁衣既是黑衣，又是僧尼服饰，此处指惜春遁入空门，即算身处泥淖俗世，也不必忧心风尘沾染。
④“余心”句：不要违背我的本心。惜春是一个远离世俗的“无我”与坚守理想的“自我”并存的存在，不管他人、俗世外界如何衰败，都与她无关，她一心只想着守住自已的本心、真我；她不会像迎春、探春一样，为了贾府的延续而“出卖”“奉献”自己，栊翠庵那最后一方心灵的净土，甚至都是由贾府出资供养，但她不在意，而她宁府嫡女的身份，也给予了她足以不效仿迎探的、“不在意”的底气——可以说，在客观条件上，她的理想实现无法脱离世俗的土壤，但她在主观愿望上，又将自己的理想和世俗坚决割裂开，这又何尝不是曹雪芹想表达的一种“理想与世俗”之间的尖锐矛盾？
四美春妍，凋于秋世，红楼梦碎，荒唐一纸，岂非曹公之“原应叹息”欤？
【贰】版本异探
《红楼梦》有着庚辰本、程乙本等众多版本，不同版本的内容细节也有所差异，值得探究。
第十八回《隔珠帘父女勉忠勤，搦湘管姊弟裁题咏》讲到，元春省亲大观园，令众姊妹与宝玉题匾作诗。其中，探春与李纨所作的诗有两个版本：庚辰本、己卯本等脂本，乃至程甲本都是“探春作匾‘万象争辉’并七绝，李纨作匾‘文采风流’并七律”，唯程乙本将二女诗作调换。由程甲本至程乙本，编书者“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可能对原稿内容作出了一定改动。
一直以来，我赞同程乙本这一版的改动，认为程乙本更契合探、纨文才水平。书中一直着力描写探春之文才，其出场的定调就是“文采精华，见之忘俗”，因而作“文采风流”一匾，再加上一首语句漂亮、内容空洞的七律“随众塞责”，应当符合探春的能力；而李纨父亲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不十分令其读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她也一直强调“我又不会作诗”，所以那首最差的七绝，应该出自李纨之手。
然而近日我读了一篇论文，邓芳教授《论〈红楼梦〉第十八回探春和李纨诗的归属》，对于省亲诗中探春和李纨诗作归属有了新的认识。论文认为，程乙本改动“是只看诗的水平，而未能深入考究小说内部情理的结果”。
李纨作七律的合理性在于：
其一，能力上，李纨所出生的金陵李家“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书者”，李纨自身也读过《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书（“认字识人”只是李父的主观愿望，但阅读给李纨打下的底子显然不止于此，别的不说，单《列女传》里，就有很多援引《诗经》的例子），何况李纨“善看诗”，就说明其本身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至于“重德不重才”的印象，一是其家庭教育，二是其寡居身份，这两点让李纨“守礼”“守德”而刻意压抑了她本身的才能，只有在“应制颂圣”这种场合，其“才”可以助力其“礼”“德”时，她才会允许自己的才能显露；
其二，形式上，七律是古人眼中应制诗创作的“正统”体式（论文写到：比曹雪芹稍早的沈德潜评王维的《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称“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李纨与宝钗在正式场合都自恃身份，守成持重，故而选用“庄重”“正统”的七律作诗，符合其性格；
其三，内容上，《文采风流》一律的颈联出现了“珠玉”二字，李纨的亡夫贾珠，与宝玉一样是元春的嫡亲兄弟，此时的她有意无意将“珠”“玉”并题，“或也隐隐期待，元春在看到这句诗、这个字时能想起她早逝的哥哥”，而元春在诗作完成之后，专门赐食宝玉与贾兰，要知道此前贾兰因年纪幼小，不过“随母依叔行礼”而已，这个赐食很耐人寻味，也许是看到李纨诗作中的“珠玉”也未可知。
而探春作七绝坏诗，则很有可能是有意为之：
其一，能力上，探春当然有能力作出更好的诗作，之所以故作差诗，并非“自忖亦难与薛林争衡”，因为在几次诗社上，探春都曾与薛林斗才争艳，而是“自忖亦难与元春争衡”，作为元春同父异母的庶妹，元春为皇妃，是贾氏一门仰仗的存在，而探春生母赵姨娘、胞弟贾环又经常惹事生非、遭人嫌恶，探春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嫡母王夫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得在这个夜晚甘为元春陪衬，这是探春身份使然，也是她在文才之上的另一种能力——为人处事的精明的表现；
其二，形式上，元春作七绝，三春皆随之而作同样形式，亦步亦趋，符合四姊妹“三春争（怎）及初春景”的身份；
其三，内容上，元春之诗内容并不优秀，只能说堪堪及格，那么探春要想当其“陪衬”，必须写得更差（我个人认为，假定元春诗作为60分左右，那么探春如果作个50～55分，既难以把控，也显示不出陪衬，那还不如直接写差到3、40分，把差距拉开得明显一点；这样一来，最终效果就连迎春4、50分左右的作品都不如了）。
这次的研读改变了我一贯的固化认知，也让我明白了：读红楼、包括读其他书籍，一定要广泛地了解人物、事件各方面的特点，深刻地梳理主旨脉络，绝对不能断章取义和想当然。
【叁】佚诗试补
《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谶》，中秋夜宴上，宝玉、贾兰、贾环作的三首诗均已缺失，但这三首诗很重要，是标题特意点明的，它的缺失无疑是文学史上极大的遗憾。最近我与诗社几位朋友试拟作了玉、兰、环的这几首诗，下面是我的诗作与创作思路。
要求：
①以“秋”为主题；
②不可用字：冰、玉、晶、银、彩、光、明、素；
③宝玉、贾环的为绝句，三首都用平水韵。
宝玉
万里青空洒片鸣，忙斟一斛与丘卿。
衔霜飞去潇湘远，遗我凭栏对月盈。
宝玉的诗与贾环的同样被贾政评为“邪派”，以及“不肯念书”，诗风比作“以温飞卿（庭筠）自居”，结合宝玉之前的诗作，推测应该是偏向于描摹个体情感、词句绮靡、与儒家“正统”之音不合。因此我选择仿温庭筠《瑶瑟怨》后二句“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成诗，同时后二句隐含宝玉“未来与黛玉阴阳两隔、只能维持着跟宝钗看似美满的婚姻”这一爱情悲剧，与贾兰的“佳谶”作个对比。元好问有《摸鱼儿·雁丘词》，故此处以“丘卿”代雁。
贾兰
霜娥纤指拨清商，唤出一轮金凤凰。
纫佩灵均身跃上，蟾宫折得满襟香。
贾兰的诗应当照应了标题的“佳谶”，所以贾政、贾母才会“喜不自胜”“欢喜”，因此我选择后两句照应“兰桂齐芳”的预言。屈原《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王十朋《点绛唇·国香兰》“堪纫佩，灵均千载。九畹遗芳在。”此处以屈原之字灵均代指兰花。此外，贾政虽然古板，但具有很高的诗文鉴赏水平，如一眼指出宝玉贾环对应的古人诗风、后面面对贾兰写的正统但无趣的姽婳词也没什么好评价等，而这里又是贾兰第一次作诗，私以为贾兰应该还没养成后面的古板诗风，用笔也有孩子的稚气与灵气，才能得到贾政之“喜”，所以这首诗我自然而成，没有故作古板。首二句“霜娥”暗指李纨，“金凤凰”暗指元春等贾家兴旺的基底。全诗大意为李纨把贾兰带到了贾府这个足够高的平台，并督促他蟾宫折桂、复兴贾府。
贾环
撅杆掷卷解无聊，展臂开弓向夜高。
觳觫粉团惊堕月，拾来新制小秋毫。
贾政评贾环的诗“邪派”“不乐读书”，那跟宝玉的“非正统之雅”不一样，就确实是“邪”和“不读书”，又贾环近日读诗作诗“专好奇诡仙鬼一格”、贾政评之为“曹唐在世”，所以我专门找了曹唐的诗进行阅读与仿作。曹唐擅游仙诗，有的句子很奇崛“警挺”，后人评其诗“每于结句能寄规诲而见议论”，富有广阔的“胸次”，正好能对应贾赦评贾环诗的“骨气”，但也有人批判曹诗“格殊凡下，烟火气盛，思致落实，极少凌云之概”（个人认为就是曹唐借游仙诗写世俗的胸襟、抱负，不被那些认为游仙诗必须要超脱世俗、玄言清谈的“仙道正统”承认而已，曹雪芹《红楼梦》本身也好理想而恶世俗，所以他可能把自己不太喜欢的曹唐诗风给了贾环）。综合来看，我这首就是仿曹唐游仙诗（第三句化用曹唐《病马》“堕月兔毛干觳觫”）加贾政评的“邪派”（撅笔丢书、把玉兔射下来做毛笔）加贾赦评的“骨气”（射月），其中语言、立意又更偏“邪”，而少曹唐真正的风骨（因为贾赦本身也是荒唐享乐、无甚风骨的蛀虫）；另外“射月”也照应前文贾珍几个借练习骑射名头开赌局，非正义之武，乃邪派之戏。
一部《红楼》，皇皇巨著，不同年龄、不同心境读来都有不同感触。愿我在这座永开不败的文学大观园里，撷英咀华，常读常新。
————书籍推荐：《威尼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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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环下的众生》
文学院20级陈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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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20级陈昕
书籍简介：
《威尼斯商人》是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一部具有讽刺性的喜剧。该剧的剧情由三条线索展开的：一条是鲍西亚选亲；一条是杰西卡与罗兰佐恋爱和私奔；还有一条是“割一磅肉”的契约纠纷。剧本的主题是歌颂仁爱、友谊和爱情，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商业资产阶级与高利贷者之间的矛盾，表现了作者对资产阶级社会中金钱、法律和宗教等问题的人文主义思想。
阅读感想：
指环下的众生
——《威尼斯商人》中指环的意蕴
摘要：作为勾连起剧中“爱情”与“金钱”之间关系的重要物件，指环在《威尼斯商人》中多次出现。指环是人物关系的一个关捩点，蕴含着背叛、契约、拜金等多重意蕴，在基督教、反犹等视域下，展现出深刻的现实性内涵。
关键词：指环;拜金主义;基督教;反犹主义;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以十六世纪的威尼斯商港为背景创作的一部喜剧。在剧中，指环多次出现并承担重要作用。本文将从夏洛克、鲍西娅、杰西卡及巴萨尼奥四者的角度试析“指环”的意蕴，从而探究其现实意义。
一、 夏洛克：背叛与孤独
正如普希金所言，在传统解读中被视为典型反派的夏洛克，除了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高利贷商人，也是一个热爱子女、依恋爱情，却惨遭背叛的悲情人物[]，指环的丢失便是背叛与孤独诞生的原点。
夏洛克因为生意纠纷和种族歧视与安东尼奥交恶，限制女儿杰西卡接触基督教相关人事，然而女儿却与基督徒私奔，变卖父亲的绿玉指环来买猴。这枚绿玉指环是夏洛克的妻子莉娅的赠物，“即使人家把一大群猴子来跟我交换”，他也不愿把它给人。对于一个视财如命的商人来说，这指环甚至比一大群猴子所承载的商业价值还要重要，可见他的心底依然保留着一份对爱的真情。然而这枚被夏洛克视为至宝的爱情信物，却由于由于女儿荒唐的买卖行为而丢失。夏洛克在这一环节中不仅既遭遇了亲情的背叛，陷入了爱情的空缺，还受到他赖以生存的金钱关系的侮辱。亲密关系、金钱财富的两重失落使夏洛克堕入无望的孤独和极端的愤怒，他要挖出失约人的心脏，借对安东尼奥狠毒的“复仇”来浇胸中块垒。
“指环”是夏洛克与温情世界的重要媒介。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下，犹太族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倾轧，“没有钱,犹太人在敌人面前就没有任何护生之物。”[]夏洛克只能从事高利贷这一为“敌人”所不齿的行业来谋生。他以拜金主义为人生信条，用商业思维衡量与外人之关系，但是对于妻子与女儿他仍抱有一丝温情。这枚指环便是犹太家庭内部亲情与爱情的联系的具象化，是独立于金钱与歧视之外的信物。在丢失这枚指环之后，夏洛克失去了与温情世界的最后一丝关联。他咄咄逼人，“一心想要残害同胞”，不保留任何善意，也没能得到情感的正向反馈。法庭论辩失败，他不仅失去了所有财产，和女儿杰西卡断绝了父女关系，还被强制更改信仰。在以指环为承载物的金钱与情感的博弈之中，夏洛克不仅失去了财富，也遭遇了亲情与爱情的背叛，他将永久处于歧视之下，在孤独与痛苦中挨过余生。
夏洛克遭受背叛与孤独的悲惨命运，事实上是犹太人在异乡生活的缩影。基督教中，犹太人被视为异端。由于特殊的血缘种族，夏洛克被我们先验地定义为反面人物，但是他本身的契约精神、家庭意识等正面因素在传统解读中被忽略，也被故事之中的人忽视。这出看似是喜剧的作品，实则暗含着夏洛克的悲剧，而强烈的反犹主义色彩也将他的悲剧合理化。由于对歧视的反抗和对犹太家庭的维护，夏洛克两手空空一败涂地，甚至还落下了不义的罪名。一个精明的犹太人尚且至此，那么其余犹太人的命运也可以想见了。
二、 鲍西亚：契约与竞争
对于鲍西亚来说，“指环”是与巴萨尼奥签订的忠诚契约，她借此试探巴萨尼奥是否忠诚，并与安东尼奥进行爱情竞争。
鲍西亚在父亲所限定的遗嘱框架内，巧妙地通过暗示求得了如意郎君巴萨尼奥，并马上把自己的指环给了他，并说:“要是您让这指环离开您的身边,或者把它丢了,或者把它送给别人,那就预示着您的爱情的毁灭,我可以因此责怪您的。”鲍西亚的这番行为是以契约式的誓言框定对方行为，保证忠诚防止背叛。“指环立誓”这个情节的设置，一方面凸显了鲍西亚强烈的契约精神，为他在法庭上的论辩做出铺垫，展示出文艺复兴时期法律精神的兴盛；一方面也是对鲍西亚巧施计谋得郎君行为的印证，展现了鲍西亚的机智特征，表现出独立自主的人文意识，也成为了接下来指环试探的伏笔。
爱情契约已然签订，但鲍西亚通过巴萨尼奥为安东尼奥的种种失常举动，察觉到了他的不忠。看在丈夫的面子上，鲍西亚还是帮助了安东尼奥，但是她要以指环为介与安东尼奥进行隐秘的爱情竞争与示威。她以律师的身份向巴萨尼奥索取指环，而丈夫“看在安东尼奥交情的份上”把指环交给了律师。试探之后，鲍西亚使巴萨尼奥重新对爱情进行宣誓，并迫使安东尼奥也被迫承认错误，以他的灵魂担保，“保证你的丈夫决不会再有故意背信的行为”，暗含与巴萨尼奥保持距离的无奈让步。到最后鲍西亚亮出底牌，告知那封帮助信出自她的手笔，牢牢抓住安东尼奥的把柄，向他卖了一笔人情账，并对巴萨尼奥进行一番主权宣誓。最终，鲍西亚实现了她的目的，惩罚了夏洛克，赢得与安东尼奥的竞争，用指环套牢巴萨尼奥，延续了爱情契约。
从全剧来看，鲍西亚似乎是最终赢家，但她本质上还是一个“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钳制”的女子，在爱情地位受到挑战时不得不用指环获得虚伪的诺言。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女子，虽然常常出现于商市沙龙等重要场合，但也只是起到一个花瓶的作用。就如剧本所隐喻的，善事如烛可增辉，但“月光明亮的时候，我们就瞧不见灯光”，在基督教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即使是有着十足的机智和独立精神，鲍西亚的光辉最终还是隐没于宗教父权制之下。
三、 杰西卡：金钱与逃离
杰西卡是一个叛逆者和私奔者。父亲的指环对她来说是一种犹太人身份的束缚，她卖掉指环的行为表现了她的拜金主义思维和对犹太人身份的逃避。
杰西卡的特殊身份为她拜金的荒唐行为提供合理性。她是商人的女儿，在商业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拜金主义的思维。与基督教徒罗兰佐私奔后，她一晚上挥金如土，变卖了象征父母爱情的绿玉指环。指环作为传统爱情的象征，并未在“为情私奔”的杰西卡这里引起太大触动，反而是财富与玩物更能引起她的兴趣。相较于鲍西亚与巴萨尼奥的山盟海誓、夏洛克失去夫妻信物的痛彻心扉，杰西卡爱情故事显得深情不足、轻浮有加，且染上了浓烈的铜臭。在金钱与情感的天平面前，杰西卡可谓是毫不犹豫地将砝码拨向左边。她虽则想要逃离父亲夏洛克的管束，但似乎也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了一种拜金主义思想。
杰西卡的这场私奔闹剧的底色并非爱情，也并非信仰的转变，而是她逃离犹太血缘束缚的渴望。从杰西卡的种种举动，例如变卖指环、一晚上花了八十元、对父亲的悲剧无动于衷等行为，我们可以发现她并不是一个忠诚的基督徒。她与朗斯洛特对话时，展现出逃离父母罪恶的欲望，声称“我可以靠着我的丈夫得救，他已经使我变成一个基督徒了”。可见，其行为动机是想顺从于世俗，逃离大众话语对犹太人的歧视。杰西卡变卖指环这一行为的本质，就是用父亲的爱情及亲情与金钱交换，切断与犹太家庭的联系，跻身经济关系和世俗认可之中。她由此彻底逃避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试图以一个具有现代人意味的基督徒的形象重新站在大众视野中。她这种迫切的逃离欲望，与夏洛克的种种行径遥相呼应，从不同的方面印证了犹太人备受歧视、举步维艰的生存困境。
拜金思维逐渐浸淫的商业环境下，指环从爱情与亲情的信物跌落至市场里随意出售的商品，不仅仅是个体亲情的陨落，还是大环境下情感价值的失落。杰西卡与鲍西亚的爱情二重调，指环跌宕起伏的命运，是爱情在这一商业肆意发展的时代逐渐呈现没落趋势的缩影。指环这一小小的物品成为一种时代的隐喻，进一步增添了喜剧《威尼斯商人》的现实性意义。
四、 巴萨尼奥：选择与遮掩
指环之于巴萨尼奥，意味着在欲望、本能和服从之间所做选择，也是他遮掩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的工具。
巴萨尼奥的情感复杂混沌，夹杂着欲望、本能和服从，他最终保留鲍西亚的指环，则是在情感纠葛之中选择了服从。巴萨尼奥是一个债台高筑、常把财产挥霍一空的浪荡公子，求娶鲍西亚的目的就是为了“了结债款”，在甜言蜜语、山盟海誓背后，是对财富和美貌的贪婪欲望。但在获得这枚指环之后，巴萨尼奥并不能控制他对安东尼奥的同性恋本能，他为安东尼奥的安危整日愁眉苦脸，在法庭之上做出了狂热表白，声称“我的生命、我的妻子以及整个的世界，在我的眼中都不比你的生命更为贵重”，在本能和欲望间做了无谓的挣扎。最后他经历鲍西亚的“指环试探”，选择服从于世俗规训，稳固自己与鲍西亚的婚姻契约，满足自己的金钱欲望，背叛对于安东尼奥的爱情本能，做一个并不忠诚的基督徒丈夫，这种“服从”是他最终的选择，也是真正的背叛。巴萨尼奥为了满足对金钱的需求，竟然以真正的爱人为抵押借高利贷，为了得到世俗的认可甚至背叛了本能，也欺骗了对他抱有爱情的安东尼奥、鲍西亚两人。在这片混沌的情感之中他选择了“服从”，透露出的是他自私自利的本性。
巴萨尼奥想要获得与鲍西亚的婚姻指环，不仅是贪图她的美貌和财产，更是为了遮掩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获得符合基督教规范的爱情地位。基督教语境下，他的隐秘爱情本能是被攻讦的众矢之的，虽则广泛存在，但依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安东尼奥与夏洛克是一对镜像双生子，他们的同性恋和犹太人身份都被基督教掌控的大众话语所否认[]，这层对照关系中他们两人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但与夏洛克相比，巴萨尼奥更加不堪。他压抑本性，服从于主流基督教话语的规训，用与异性结合的契约指环遮掩自己真正的心之所向，背叛了安东尼奥和鲍西亚，他固然是可悲的，但其卑劣可耻，较之与夏洛克更甚。
其实，福柯对于现代性的思考似乎可以与这对双生子的命运相呼应。夏洛克与安东尼奥的境况事实上揭示了正统宗教对于时人全景监狱式的权力重压与规训[]。如果家庭的信仰，甚至是本能、种族这类先天的不能改变的特性，不符合基督教话语权力的要求，那么个体就会处于一种大众化的指责和异样之中，水深火热而不得不接受惩罚。巴萨尼奥违背本能接受这种规训，夏洛克则由于先天的背反而不得不接受惩罚。权力话语的规训随着现代性的流变而越来越明晰，双生子的命运在现代依然能够置换成无数人的命运，只是权力的主体由宗教转为了其他事物。这可以说是《威尼斯商人》的共时性意义。
————书籍推荐：《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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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白痴》：爱欲的极性摇摆
文学院20级丁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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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白痴》：爱欲的极性摇摆
文学院20级丁湘
故事梗概：
故事主人公梅什金公爵既是标题所说的“白痴”，也是一个耶稣式的圣人。他患有癫痫，承受着肉体上的痛苦，但他的精神始终富足，热爱并包容一切，所有人既喜欢他的“纯真”，但又不能理解他，甚至嘲笑他。梅什金牺牲了个人的幸福和阿格拉娅的爱情，企图把娜斯塔霞救出苦海，使她免遭金钱势力的摧残，可是他不仅无力保护这个被损害的女人，甚至最后使她遭到商人之子罗果仁的杀害，而他本人也发了疯，成了真正的白痴。
阅读感受：
也许是正好刚经历了一段不愉快的人际关系的纠缠，也许是适逢大三学年这一过渡时期微妙的焦虑与迷茫，不久前，我持续地陷入在一种哈姆雷特式延宕的思考中，眼泪常常不自禁地滚落下来。于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我重新拾起陀翁的《白痴》，渴望去寻求一点内心的安宁。
两年前我曾读过这本书，在高考结束后最为“轻松惬意”的暑期。暂时褪下了学业的包袱，国内疫情也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心情之愉悦是三言两语不足言明的。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放松的心境，那时的我并未能深刻感知到陀翁在其中灌注的心血，权当是在看一部爱情小说似地就这么过去了。但事实上，当我重新阅读后才发现，陀翁隐藏在其中对于“爱”的思考是如此深刻。
故事主线是梅什金公爵与阿格拉娅、娜斯塔霞三者之间“爱”的纠缠与碰撞，这种“爱”并不是简简单单世俗的肉欲上或情欲上的爱，其中还包含一种带有宗教属性的伦理上的爱。陀翁在书本中通过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暗示了这一点：“他那么害怕而又那么爱的这张脸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要是没有阿格拉雅，他也许真的会死，那么，阿格拉雅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公爵何等爱她！哈哈！怎么能两个都爱？以两种不同的方法爱吗？这倒很有意思……可怜的白痴！”
梅什金是一个极其纯真的人，纯真到正如叶甫盖尼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白痴”，学界将此评价为“圣愚”。梅什金对人的苦难有着强烈的敏感，富有同情心，对人无私，亲如手足，这些品质在他与穷苦、受虐待和患有痨病的瑞士农家女玛丽的故事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一个耶稣式的圣人，既是“圣”，又是“人”，梅什金身上存在着两种爱，其一是同情、非占有性和普世的基督教之爱，其二是世俗、自我满足、占有性和特定的爱，对娜斯塔霞的爱是前者，对阿格拉娅的爱则是后者，正是由于这两种矛盾的爱欲对其精神的折磨造就了梅什金的悲剧与崇高，同时也揭示出了陀翁多年来在思考与求索的问题。
梅什金公爵是基督之爱的信使，如果不是普世的，这种爱就一无是处；但他也是个凡人——作为有血有肉的生命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两种不同的爱必将分裂，不可避免地把他卷入到无路可逃的悲剧纠葛中。在这条死胡同里，普世的同情责任致命地遭遇了人类爱情，也即他性格的内在逻辑要求的绝对的基督之爱与正常人类生活无法逃避的要求产生了无法平息的冲突。《马太福音》书中说到：“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世俗的爱情是个体自我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阻碍了个人融入基督的普世之爱中，因此，即便是最贞洁和纯真的尘世之爱也意味着抛弃普世的爱之法则，《白痴》的结尾清晰地呈现了这种人与神的这种无法解决的冲突。
对于娜斯塔霞来说，情欲是不人道的，情欲的爱也不是她所想要的，因为情欲指向的是占有和享受，而非悲悯和责任，但娜斯塔霞已经被这个世界过度地占有和伤害过了。面对脆弱的“受损害的”“可怜的”娜斯塔霞，公爵认为对娜斯塔霞的爱应当是要成为“她的仆人、兄长、朋友、天命”。梅什金的一段独白中也承认了他对娜斯塔霞的爱是出于基督教虚己主义的责任与同情。娜斯塔霞是一位更悲惨也更勇敢的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安娜的悲剧很大程度来自于她自己的爱情选择，而娜斯塔霞一直没有选择的权利。与此同时，娜斯塔霞也比安娜更加具有反抗意识，她选择了一种近乎是自我毁灭的方式来抵抗这个堕落的世俗世界对她的损害，展现出其在磨难下的酸楚却又强大的心。正是因为深受基督博爱思想影响的梅什金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如此渴望拯救她，才会对她报以如此强烈的悲悯与同情，也才会使得自身如此痛楚地经受世俗爱欲与普世之爱对立与矛盾的折磨。
娜斯塔霞最终被罗果仁杀死，梅什金最后成为了真正的白痴，这是否意味着普世之爱的失败呢？我并不这么认为。在陀翁眼中，梅什金所代表的基督之爱和宗教信仰的价值，是当时俄罗斯人精神中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存在道德与理性——或者说崇高与世俗，这种对立的心灵的折磨，可以视作是这种道德与崇高品性在人内心深处中存在的证明，即便它们在事实上失败了也无法否定它们。
陀翁创作《白痴》正值19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掀起热潮的时代。当时的人们狂热地追求理性、自由与物质财富，以“利己主义”为旗帜，对于道德、仁爱等精神品质肆意践踏，人情冷漠，思想混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于社会动荡的悲痛与对国家、人民的热爱，陀翁写下了这本巨作，灌注了他对自我与社会的深刻反思。反观现当代，迅速变化发展的社会物质形态同样在对人与人之间情感和道德发出重大挑战。当人类普遍接受了以科学与理性为特质的现代化教育以后，当人类普遍迈进了物质与利益联系 更为复杂且紧密的现代化社会以后，我们的仁爱、怜悯等一切道德与伦理，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一种怎样的形式，通过何种方式来救赎我们迷惘的内心呢？
我不得不承认我无法完全克制尘世的爱欲，但我不能不需要道德与伦理上的普世之爱来防止自己陷于虚无与堕落之中。我会因为各种复杂的人际往来而困顿苦恼，会因为不自觉地在他人的比较中感到愤懑与嫉妒。我做不到梅什金那样耶稣式的献身，但我同样可以在崇高的道德与伦理中获得心灵上的慰藉与平静。
陀翁的这本书，让我一扫近几日的阴霾，使我重新带上信仰与理想，穿梭于人山人海。
————书籍推荐：《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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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触角流布于生活》
新闻与传播学院21级刘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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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王汎森 著
【内容简介】 本书是王汎森教授研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新作。他认为，思想与生活相与交织，不同人群所呈现的思想光谱浓淡不一，思想史研究应致力于刻画历史的复杂性。王汎森教授以此思路探讨近代中国人的存在感受、生命气质、人生态度，灵活调用思想、学术、生活、政治诸种材料，解读从“新民”到“新人”的变化、“主义”的兴起、近代思想中的“未来”、“人的消失”等新鲜议题，呈现出近代中国大变动之中丰富、幽微的心灵世界。
【读书感想】
思想的触角流布于生活
21级新闻实验班 刘华敏
若将思想史的研究比作一杯咖啡，那么初入口的苦涩是抽象的思想，而后回荡的甘醇是实在的生活。既往在面向思想史的研究时，视野难免局限于“从哲学到哲学”“从概念到概念”等维度，诸类取径形同高空漫舞，好比咖啡入口只道苦涩，而苦涩下一层甘醇虽相对于苦涩的记忆感更为平淡，但正是苦涩与甘醇的调和，使得咖啡的口感层次更为丰盈。而王汎森的《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一书展现了思想与生活共同调和的整段风味。
思想史与生活史是有交集的吗？中国没有发展出像希腊以来的那种抽象的思维，或许是受中国经学传统与哲学观念输入的影响，此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更像是专耕于精英思想领域，一部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精英的思想清单，对思想的定义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略于对思想下达产生的的社会反响及其应用的研究。这样的思想史研究向度，既有其合理的价值，却忽略了思想本身的丰富性。“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职能”，这应该是王汎森先生的研究起点。历史上的思想有一种互相交织的因缘，思想涌现的前后左右，往往是“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全面且入微地解读思想，应充分考虑思想形成的社会因子与思想下达扩散的复杂性。
王汎森先生试图拓宽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思想史生活的一种方式》关心的是广义的思想活动，是思想如毛细血管般流布于生活践履层面，从而形成丰富的社会现象。传统的思想研究中容易出现一种罅隙，误以为思想史中所陈述过的即自然而然周流于一般人的脑海中。王汎森先生则着眼于思想史的层次，取径于生活的践履层面，透过转喻，理解“我思故我在”与“我在故我思”二者周流往复、互相形塑，将思想史拓为“带宽”愈来愈宽的雷达。将思想的存在当作一种历史的事实，回答彼时的思想是否在社会历史中生根、形成建置性遗产，思想的创生与实际发生的历史之间是存在断裂的，思想与现实生活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时差”。因此，便会衍生出思想在生活中如何变得“可行动化”的问题，如何让其生根，下渗？思想要落实到现实，往往就要“降一格”成为条文、格言之类的东西，将繁复的思想体系不太准确地凝结在一粒粒“胶囊”中为人所服用，这份降格或许会损耗思想的原真性，但却置换了受众将其与所处生活相结合的推衍与再创造的空间，从而也为思想添赋别样的历史光晕。但并非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材料都便于做层次之分，但研究者应有此觉知，该觉知并非意味着思潮一定要下渗到街头层次，让最大多数人的倾向去转动时代轮轴，在某些时代语境下，例如新文化运动，或许往往是一群人的发动便足以使整个时代随其而转，也就是若干精英的思想与时代气候所契合，也可能改变这个时代的气象。故，由“思想的存在”到“历史的事实”，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层次的划分觉知应有，但也应因时而施。
清末科举制废除，传统的四民阶层逐渐解体；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民国的诞生，宣告皇权的终结；读经的废止，意味着经典的淡出。没有了形式上的帝权，没有了精神上的皇权与经学，支撑帝国及其子民的意识形态体系一时散如游魂，读书人尤其是年少后进处于一种焦虑状态。梁启超以《新民说》为号召，熔铸理学与西学，期待能够成就“新民”。面对帝制复辟与社会再度动荡时，“传统”似乎已经被掏空，此前的设计似乎又失去了其功效，形成一个极度紧张与兴奋的心理结构，却没有告诉下一步如何走。文人与党人只好继增继高，着眼于整合一盘散沙的中国，抱着各种有用无用的主义，试图造社会来聚合“新人”，这一层层推进的社会改造，最终导向了“主义”的风起云涌，文人也纷纷化作了党人。
二十世纪尤其是上半世纪，“主义”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到达极点，这源于经学解体，此前维系整个知识界的意识形态崩溃，知识界栖栖遑遑地寻求一个可以捏合与形塑新道统的探索屡战屡败，只有到了五四前后，“主义”的来临方才化解了知识界的这种焦虑。五四时代是改变近代中国思想气候的重大事件，它既是一个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的时代，又是一个浪漫主义风行、热血沸腾的时代，其多歧性给思想史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王汎森先生着眼于“主义”风行的时代，将其兴起与知识青年的心灵紧张、生活彷徨与政治抉择勾连起来。作为知识分子个体，如何寻求生命意义、个人出路，也成为时代现实语境下的重大命题。在这一空窗期，融汇新知的“主义”既是一种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