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我的农村调查报告

　　 

　　 

　　编者按：本文来自于微信公众账号“曾经的辣椒君”，经作者授权转载。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由于习惯坐火车，我经常遭遇这样的场面，在拥挤的春运专列上，对面是三两位面有菜色的农民工，旁边是一个衣着整洁光鲜的白领。民工们小心翼翼的从铺满征尘的旅行包里摸出自家酿制的梅子酒，倒进生满铁锈或者沾满茶渍的搪瓷杯，拘谨而“文明”的呷上一口，再递给下一位。酒过三巡，若是对面坐着的城里人能够和他善意的聊上几句，他们多半会小心而恭敬的问上一句：“这位老板，喝上一口吗?”而不管你是否真的是老板。这种真诚的客套往往会遭到拒绝，若是你勇敢的接过农民工手里的乌黑油亮有些年头的搪瓷杯，轻轻呷上一口，这些朴实的人就会兴高采烈的掏出包中所有的特产，邀请你一起品尝。这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作为城里人，我和对面这些毕恭毕敬的农民工其实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中国，一个是城市化的日渐成为主流的中国，一个是渐趋边缘化的非主流的乡土中国。这似乎符合我们的常识，农村是一个日渐凋敝的所在，是一个需要被城市反哺的文明边缘地带，正如火车上与我聊天的农民工的界定，他称我为“文明人”，而把自己定义为“不文明”的。当我质疑他这种自我定义时，他很自然的以为我在故作客气。农民在城里人面前这种毫不掩饰的自我否定引起了我进一步探究的欲望，想去实地看看这个“不文明的地带”是否真如农民工自称的“不文明”。

　　作为一个漂泊北京的异乡人，一个北大博士，习惯了图书馆、食堂、寝室三点一线的生活，我却并不把乡村当做不文明的典范，相反时常想念儿时过年回乡探亲的场景。我虽然生在城市，但父母都来自农村，据说所有中国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而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也是在母亲的老家四川泸州泸县嘉明镇度过的。每逢过年或者喜宴，唯一的主题就是回家，一起上坟，围坐在木炭通红的火炉边谈笑。这种三代或者四代同堂的情景让身处北京漂泊的我倍感向往。于是，今年过年，我踏上了重回故乡的旅程，想重新体验一下这种文明或者野蛮。

　　一、另一个中国

　　毛泽东依旧是神

　　我的目的地是母亲的老家，四川泸州市泸县嘉明镇团山堡村幺店子。幺店子是四川的一种对乡村中心集镇的称呼，是镇与村两级行政区划中间的聚落，村民习惯在这里聚会，喝茶，打牌，买卖生活日用品，这是一个比镇上更方便的乡村公共空间。我所到的幺店子所在是团山堡村，这里生活着大概五十多户人家，全是清一色的二层小楼房。跟其他内陆乡村一样，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在春节前夕陆续回乡。幺店子是一个与北京完全不同的聚落，乡场上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喝酒聊天，直到深夜两三点仍不休息，这种习气来自大城市通宵达旦的夜生活。然而令我惊奇的是，乡场上依旧保存了上世纪5、60年代的一个习俗，悬挂毛主席像。若是有人在北京卖毛主席的年画，在店面中悬挂毛主席像，不是被认为疯子，就是行为艺术家，然而今天，这一现象在团山堡村是生活的常态。幺店子上卖鞭炮的店主在墙上贴有一张“三代伟人”的年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赫然在目。虽然有明显PS的痕迹，店主还是洋洋得意向我炫耀这张年画广受欢迎，“曾经有上百人次与它合影”。对毛泽东的评价在团山堡村出现了两级分化。作为团山堡村的村主任，大舅家两层小楼的客厅正中间赫然张贴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作为一家之主，大舅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幺外公对毛有一种真诚的崇拜。幺外公年幼时父亲被地主逼债，除夕时上吊自杀，解放初期在外公影响下当上儿童团团长，积极参与批斗地主。14岁那年，爬上前往朝鲜的军车，又从死人堆里在爬了出来。在他看来，朝鲜战场上之所以和战友们无所畏惧，就是因为战前“在毛主席像面前宣誓过”，绝对不能怕死。毛主席像在他这样的老革命看来，具有了神一般的魔力。在幺外公的记忆中，三年自然灾害团山堡村人口大面积死亡，“七队的人几乎死绝了”，但这根本无损于毛在他心中的威信，毛解放了穷苦人，建立了新中国，对他这样一波旧社会的贫雇农，大跃进中的过错，算不得什么，“况且还有苏联对我们制裁的原因，而且农民本身也是出工不出力，磨阳工”，幺外公强调道。然而对毛的记忆在大舅公那里却是另一个极端。大舅公出身地主富农，父亲在解放前是国民党保长，也是地主富农，虽然把女儿嫁给了出身贫雇农，参加征粮剿匪的外公，仍无法逃脱跳水自尽的命运。1957年，大舅公被定为右派，在旧社会失去父亲的和在新社会失去父亲的大舅公经常互相嘲讽，对毛的评价也是针锋相对。而今天，幺外公的儿子家长仍然高挂着毛的巨幅画像，而大舅公的孙子小Y则对毛愤怒不已，“如果有个人彻底毁了你的生活，你当然不会对他有好感”。小Y自称，他虽然没读过大学，但是历史学的很好，而这首先要归功于身为老右派的大舅公言传身教。在团山堡村，阶级意识仍然潜伏在人们的血液里，今天农村人对毛的怀念，既是历史的记忆，也是现实的投射。与毛时代不同，在普遍城市化进程中，“乡下人”已经渐渐成为“野蛮人”的代名词。

　　以城市化程度区分文明与野蛮

　　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内陆乡村一样，嘉明镇的农村青年大多出外打工，然而每逢过年，按照大舅公唯一的孙子小Y的说法，大部分人都回乡了。小Y是我十多年未见的童年玩伴，儿时每年过年都要回乡祭祖，都与他一起玩耍。今年他刚从广州回来。十多年来打工的岁月里，他跑遍了全国十几个省份，做过泥瓦匠，卖过挖掘机，甚至想过从缅甸贩卖白粉的他，如今在广州给一个建筑老板开车，一个月能挣个五、六千。小Y的几个伙伴在工地上做泥瓦匠，一天能挣两三百，而做木匠尤其赚钱，每天至少能挣四百以上，这样的收入相对于村里种地一年五、六千的收入，已经是天文数字，即使在大学毕业生中间，也已经属于高工资。然而提起他的打工生涯，他仍然是愤恨不已。今年28岁的小Y前两年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骗婚事件，一个从四川古蔺县去广州打工的打工妹经人介绍与他结婚，拿到五万元彩礼后神秘失踪。小Y从此踏上漫漫的寻妻路。尽管这个经人介绍的妻子他从未见过面。“最后大不了按照农村的方式解决”。小Y这样恨恨道。农村的方式是指“做掉”或者打掉。这当然是一种不文明的野蛮方式，与城里人找法院，找关系的“文明方式”截然不同。小Y在讲“农村”的方式时不自觉给自己所代表的农民阶层套上了“野蛮”的标签。这种自我否定的标签来自于婚恋中的“现实因素”。乡镇女青年在婚恋时普遍要求在县城里有一套房，这样一套房在泸县县城至少需要30到40万左右，而小Y在幺店子的老房子是传统的红砖房，在周围新式的楼房映衬下显得越发过气。

　　“生活太现实了。要娶个女人得有车有房。”小Y之所以被骗婚的原因，在他看来是还没有实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城里人”。其实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泸县县城里的居民平均月收入，泸县县城居民月收入大概在一个月两千左右。归根到底这并非简单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观念问题。是农村人以城市化程度区分文明与野蛮的观念使徐永恒的婚恋失败了。尽管大多数在县城买了房子的男青年，其实并不会住在县城，他们只是需要这种成为“城里人”的标签。成为城里人，对于这些没有一技之长与学历、关系的农民来说难于登天，在普遍的城市化进程中，成为城市游民就是必然。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与边缘，受人歧视，没有稳定的职业与收入，长期的自卑与焦虑感极易让他们铤而走险。新年伊始，我的二叔伯姑妈跳楼自杀了。作为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母亲，她常年在城市中以扫大街，摆小摊为生，经常感慨不能给开公交车的儿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终于在新年的钟声里，选择了死。假设她不进入这个“文明社会”，却能很好的活在自己的“野蛮社会”里，正是这个强迫她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让她更直接的感受到身为“野蛮人”与边缘人的卑微，最终走向了死亡。

　　二、农村对城市的精神反哺

　　年酒与喜宴：农村青年择偶的公共空间

　　临近春节，嘉明镇的各家各户都在办年酒，这是一年一度亲人团聚的时节。与城市三四人的小家庭不同，农村的年酒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各家各户的七姑八嫂六姨子都汇聚一堂。套用一句学术俗语，这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幺外公的八十大寿尤其隆重，坝坝宴摆的桌子都有四五十桌。这是一个“视亲”的惯例。在五湖四海奔波的人们，在这个过年与寿辰的双重节日汇聚一堂，喜气洋洋，敦睦亲情，友情。当然还有一项神秘的功能，就是沾亲带故的年轻男女利用这样一个济济一堂的日子，互相打听，传递着异性对象的信号。

　　在西华师范大学读大三的小C跟见到自己的表哥后，首先拿出手机给他看手机里闺蜜的头像，而同样读大三的表哥则在细心品评。刚刚大学毕业的小W打扮时髦，虽然马上要去昆明实习，却依旧跟在场的同龄异性亲切交谈。这种交谈不是随意的，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出现的青年男女，在事先父母辈的交谈中，已经获得了对方的一些基本情况，甚至已经有了互相交往的意向，而年酒和喜宴的存在，使得这些平时难以碰面的青年男女，有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相亲”机会。这种碰面是微妙的，在第一眼的碰面和接下来简短的交谈里，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爱好如何，工作如何，对异性伴侣的要求如何，都在这种不经意的交谈中完成，是否继续深入交往的意向就这样自然的产生。与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不同，在这个熟人社会里，“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以双重变奏的形式进行，无需额外成本，无需不自然的尴尬，一切在自然而然的心照不宣中进行，成本虽小，成功的概率却很有可能高于大城市刻意组织的辛苦相亲。与那些出身城市的青年男女比较，这些出身乡场，与熟人社会并未切断联系的农村青年，其成为剩男剩女的概率要小得多，大多二十岁出头就已经解决了个人问题。

　　候鸟式的迁徙：游子归来

　　在以往的印象中，农村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远远低于城市的聚落，是一个单向接受城市物质反哺的形象。但是，由于农村公共空间和家庭本位文化的在场，使得原子化个人主义盛行的城市渐渐开始寻求乡村的精神反哺。一方面，农村年轻人们不断外出打工，渴望成为城里人，但另一方面，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顺利成为城里人，甚至在外发达，“我其实不属于城市”的乡愁也在潜滋暗长。“叶落归根”的传统乡土观念与难以割舍的熟人社会生活方式，使得他们有了另一种选择的可能。返乡民工将资金与资源缓慢然而不断向乡场回流，每个外出打工的家庭，都把打工所得建起了小楼，一栋栋造价30万左右的乡村小别墅正在兴起。而这样天然的别墅若是在北京保守估计上千万。与城里人的家庭装修不相上下，通电通水通暖气，条件好的家庭都有太阳能热气器。农民工春去冬来的候鸟式生活，同样适用于那些因为读书或者经商而在外“发达”的家庭。一些人在老家修建了别墅，有的别墅斥资上百万。在他们看来，在外面赚钱，最终回乡生活是一种更经济跟舒适的生活方式。村里的万耕男家更可以作为这种寻求精神反哺的代表。G先生原是村中的教书先生，四个儿子都很优秀，都在北京工作。其中一个儿子在北京中关村开电脑公司，先是回乡建造了别墅，然后又个人出资八十万，修通了团山堡到嘉明镇的乡村公路，而这条路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都因为没钱而搁置。G家在北京、老家和海南都有房子，每年固定有一段时间会回到团山堡居住，他们同样不会错过重大的乡间喜宴和年酒，虽然身在北京，但他们与乡土的联系并未割断。故乡明丽的山水，家族团聚的喜庆，清新的空气，吸引着他们，他们的根在这里，他们在北京与故土，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之间，过着候鸟般迁徙的生活。

　　与G家过着类似生活的还有D先生，他是早年外出打工而后成为包工头致富的典型地方精英，多年无子的他在村中老人的游说下，出资12万元重修了观音庙，重修一年之后，他喜得贵子，打算在明后年再出资50万继续扩建观音庙。这种虔敬的信仰与善报对当地村民的公共生活也有一种“正能量”的示范效应，原本年久失修，无人问津的观音庙现在每年有三次庙会，香火不断，而大年初一在此举办的喜宴更是村中盛事，有二十多桌。民间信仰的回归，也给D先生这样常年外出打拼的人以精神上的归属感。G先生与D先生这样的地方精英在向故土回流的过程中，一方面给予着故土以物质的反哺，另一方面，也接受着故乡的精神反哺。而宅基地允许有偿转让的新政策出台后，打工青年小Y家破败的老房子多次被老板问津，希望以五十多万的价格买下，被他拒绝。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精英回乡建房养老或者休闲的模式将会为成为常态。

　　改革开放初期，外出谋生的打工者与大学生以及生意人，是以一种单向抽空的形式别离故土，正与近代科举制废除以来，乡村精英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一致，农村因此成为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留守之地，荒芜之地。但是农村熟人社会的继续存在，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名存实亡，使得家庭本位与家族观念依旧牢固。

　　与科举时代致仕的官员、士人们一样，这些早年离家打拼的地方精英在承受了大城市的孤独与陌生感之后，也开始纷纷回流。这种回流的趋势在未来的几十年如果持续下去，将极大的改变农村的经济生态与文化生态。这种趋势给了我们一个乐观的可能，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将会改变，城市中国与乡土中国将会实现“双赢”，人们将习惯于过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乡土中国将作为城市中国的“母体”与“肺叶”存在，而不会盲目重复模仿北上广模式，推进城市化的老路。这种城市与农村的双向反哺，会自然的带动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人力、物力、财力的回流达到一定程度，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商业、旅游业，服务行业也就有了经济与文化的基础，而不会仅仅成为政府文件上的纸上空谈。

　　结语：文化生态的重建

　　早年外出的地方精英叶落归根的趋势，给原本凋敝的乡村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乡村的教育事业，尤其是曾经扮演着传承文化使命的私塾教育的斩断，使得乡村文化的重建依旧任重道远。直到1950年左右，当时回乡征粮剿匪的外公，还在团山堡村的幺店子张贴过教授四书的告示，据我幺外公回忆，当时求学的人数达到六十多人。直到四清时期，这种民间私塾和读经的风气才彻底绝迹。历经多年斩断，家庭本位的观念和熟人社会的生活样态在今天的团山堡村依旧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与之相对应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却仍然是空白。乡村生态的重建，不仅需要经济的重建，更需要文化的重建，否则，“一切向钱看”的时代潮流下，乡村也难以成为置身事外的“世外桃源”。而这，恐怕是今后乡村文化生态重建最困难的议题，这需要国家、社会、学术界、地方精英等多方面的合力。只有这样，以城市化程度区分文明与野蛮的观念才会在乡村慢慢成为历史，而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才有实现“双赢”的可能。

　　 

　　文章来源：共识网，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曾经的辣椒君”

　　详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qmq/201502261213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