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中露西的爱情研究
查尔斯·狄更斯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双城记》是他的代表作。作品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揭示资产阶级与劳苦大众之间尖锐的社会矛盾，批判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表达狄更斯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以及对下层人民苦难的怜悯，一经出版，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作品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但与其波澜曲折的故事情节有着紧密联系，而且也离不开狄更斯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但是在传统文学理解中，人物的分析既古板又模式化，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去解读人物，获得不同的时代信息。本篇论文选择了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人物露西作为分析对象，着重阐释露西的爱情。露西是《双城记》的女主人公，是狄更斯笔下理想女性的代表，她美丽而又善良，毋庸置疑是文中最为美好纯洁的一个人物，但事实上露西的形象也最为模糊。这个天真善良的女性一直在为他人考虑，常常忽视自己真实的想法，顺从着别人的心意，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作者自己。正是因为露西在狄更斯心中被烙上了女性美好的“爱之美”，她的存在充满了张力，变得神秘莫测。
研究《双城记》中人物形象的文章有很多，而研究露西的文章就不是很多了，关于露西爱情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而且写得都是露于表层的美好幸福的爱情。就露西的爱情而言，是与当时社会真实状态下女性的生存有着巨大反差的，并不像文本中那么幸福美好，露西爱情的深层内涵值得我们研究。
露西是《双城记》的女主人公，她被称作光明的“吉神”，博爱的化身。她对周围所有人都极尽善良，更是用爱将两个原有仇恨的家族联结起来，她化解仇恨的方法体现了狄更斯人道主义的理想。我们可以发现，露西是作者笔下着意刻画的理想女性形象。
露西这一形象贯穿全文，她用纯洁、善良、孝顺感化着每一个人。在她的悉心照料下，神志不清的父亲马内特医生逐渐恢复了理智。当家庭遇到困难时，露西虽然悲伤、担忧，但仍然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达奈入狱时，露西为了尽可能让监狱里的丈夫看见她，每天下午风雨无阻地坚守在关押丈夫的监狱厚墙外。面对好友卡顿的堕落，她不断地给予安慰与鼓励。
（一）露西的“爱”——圣母形象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深远，许多心理障碍和心理异常问题与个体的早期经验有关，他们在潜意识里“执着于过去生活的某一时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8页。]]。如果一个人童年有缺憾，那么他潜意识里的补偿机制就会在他长大的过程中自觉弥补这种缺憾。
年轻时的马内特先生是有名的内科医生，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贵族艾弗勒蒙德兄弟接去给一对遭受迫害的姐弟义诊，后因试图揭露侯爵兄弟的丑陋罪行而被含冤送入巴士底狱，并且一关就是十八年，那时露西还没有出生。露西的母亲用尽心血去寻觅丈夫的下落，但都毫无结果。马内特太太因失去丈夫悲痛万分，她决心不让女儿知道父亲被迫害的事实，并在此情况下独自抚养露西。两年后马内特太太离开人世，临终前她将女儿托付给洛里先生。所以，露西年幼就“丧失了父母”，缺失了有关父母的记忆。
露西从小寄宿在洛里先生家，她的童年是和佣人普罗斯一同度过的。普罗斯待她很好，这给她缺失的亲情带来一丝慰藉。当露西知道自己的父亲没有死并且正在承受痛苦时，她非常震惊，因为母亲出于呵护向她隐瞒了父亲活着的事实。露西此刻的内心是近乎崩溃的，同时也为父亲活着而感到激动，甚至差点儿昏过去。恢复意识后，露西立即赶往法国接回父亲。从小缺失亲情的露西渴望父爱的滋润，她想要通过好好照顾父亲来弥补亲情的缺憾。
露西对父亲的“爱”超越了亲情，是一种更高形式的爱。小说中有段对父女情深的描写是对露西的“爱”最为深刻的表达。露西与父亲初次见面时说道：“吻我，吻我！啊，亲爱的，亲爱的！”[[[]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当我告诉你，最最亲爱的，你的痛苦已经过去，我到这儿就是为了带你脱离苦海……由于我那可怜的母亲的爱，对我隐瞒了他遭受的痛苦，因而我从来没有为他终日奔走，彻夜不眠，哭泣，为此我必须向我尊敬的父亲下跪。”[[[]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他那冰冷冷的白头和她那金光闪闪的头发混在一起，她的头发温暖并点亮了那白头，放佛那是在他身上闪耀的自由之光。”[[[]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她更紧地搂着他的脖子，把他像小孩子似的搂在怀里摇着。”[[[]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面对一个从未谋面的，从未对她履行过赡养义务的父亲，露西仍然对他怀有最真挚、最深沉的爱，她想到的不是父亲对自己十几年成长缺失的陪伴，而是自己没能履行做女儿的义务去寻找父亲、好好照顾父亲的愧疚，露西用最热烈、最真挚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爱，这是浓于血的亲情。露西如此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感情，并没有因为长久的分离变得冷漠无情，我们在思考露西的这些表现时，不得不把露西和基督教的博爱思想联系起来——仁爱、宽恕，用善良来融化一切。
（二）露西对爱情的选择
长大后的露西在从法国接父亲去往英国的路上邂逅了青年查尔斯·达奈，一路上得到达奈的悉心照料。达奈是艾弗勒蒙德侯爵哥哥的儿子，他由于憎恶家族的罪行，毅然抛却贵族身份和遗产，移居伦敦，白手起家。到英国后不久，达奈陷入了一场莫须有的官司中，搭乘同一艘邮船的露西成了他的证人，而帮忙打官司的律师助手西德尼·卡顿因相貌与达奈酷似，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这次机缘后他们俩成了医生家的常客。
1.露西与达奈
达奈出生于罪恶的贵族阶级，他是侯爵的后代，艾弗勒蒙德侯爵是达奈的亲叔叔。艾弗勒蒙德贪图享乐、纵欲好色，为了自己的淫欲杀害了发狂女子和她的弟弟，还凭借自己的特权将马内特医生送进监狱。一出场便是以他坐着马车在街上疾驰，横冲直撞压死了一个小孩的形象。文中的艾弗勒蒙德侯爵冷漠地指责小孩的家人照顾不了自己，也照顾不了孩子，随手扔下一枚金币便扬长而去，毫无人性可言。他把农村压榨了很多年，不惜把土地变作荒蛮供自己打猎作乐，在打猎的过程中，侯爵时而追逐野兽，时而追捕人民，残酷地欺压着下层百姓，他是资产阶级中丑陋形象的代表。
但是达奈出淤泥而不染，达奈的母亲自幼教导他善良、赎罪。他的母亲是睿智的，也许她早已预料到革命会到来。但是“艾弗勒蒙德”——即使抛弃了财富、地位、身份，甚至更名，也始终是那个家族的一员，虽然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过，可达奈连同家族都无法逃脱那场看似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浩劫。达奈憎恶、谴责自己家族的罪行，他向叔父说道：“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我们都竭力维护我们的地位……维护到了这种地步，我相信，我们的姓氏，比法国任何姓氏，都更遭人痛恨。”[[[]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表面上看来，这儿的确很漂亮；可是，在光天化日下全面看来，这是一座靠浪费，管理不善，敲诈勒索，债务，抵押，压迫，饥饿，赤贫和痛苦盖起来的，即将坍塌的塔楼。”[[[]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达奈并不仅仅停留在语言的谴责上，他还付诸了实际行动：主动抛却财富、地位、姓氏，只身来到英国过简单自足的生活。不重视金钱、地位、权力是达奈最真实的写照，他痛恨艾弗勒蒙德家族为了享乐侵害他人的权益，对于特权的放弃这无疑是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达奈与艾弗勒蒙德侯爵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种残暴，欺凌弱小；一种反躬自省，用良知缓和阶级矛盾，他们展示了资产阶级的两种前景。
达奈待人真诚、同情弱小，也正是因为这些品质吸引了露西。达奈的美好品格主要表现在：当收到昔日管家寄来请求营救的信时，他不顾个人安危踏上回国的路途，终于还是中了复仇者们的圈套，身陷囹圄。达奈在入狱期间，没有为自己可能被处死而感到害怕，他心里想着的是岳父和妻女，达奈一再写信安慰马内特先生，请他不要为“告发信”感到自责，又让妻子要振作起来好好生活。达奈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尚品质正是狄更斯心中理想青年应具备的。
达奈和露西在油船上初次相遇，达奈对露西一见钟情，那时便很照顾马内特医生，后来达奈被污蔑，露西焦急地为他作证。达奈被善良的露西深深吸引，但没有直接表白，多次拜访后走捷径向露西的父亲坦露心意，他明白马内特医生在露西心中的重要地位，向先生保证自己将始终忠诚。达奈考虑到露西会舍不得父亲，答应婚后与马内特医生同住。
2.露西与卡顿
西德尼·卡顿的长相与查尔斯·达奈非常相似，但是两个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他们都是露西的爱慕者，但是他们对爱的付出不一样。
卡顿的出场是以一种不羁的形象。他望着天花板，懒懒散散的，又带着一身忧郁，一点也不像个律师。实际上卡顿是斯特赖弗最为得力的助手，帮助斯特赖弗解决过很多诉讼，有着出众的才华，可是他对任何事情都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在众人看来，卡顿每天都浑浑噩噩的，想要得过且过，其实他看透了这个社会，并且不能忍受时代的平庸。思想超前的卡顿亲手筑起了一道高墙将自己与功名利禄隔绝开来，也就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了。
卡顿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不得志的为别人卖力的小伙计，他不关心任何人，别人也不关心他。但是露西出现了。从那时起，卡顿的生命里出现了阳光和彩虹，露西就像是滋润他干涸心灵的雨露。他自称从不关心任何人，可是初次和露西在法庭上见面就注意到她差点晕过去。在之后的相处中，卡顿爱上了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为此他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坏习惯，但最后又放弃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自甘堕落的废物，这一生都无望了，没有资格得到露西的爱。后来露西结婚，他虽然痛苦，却仍送来最真挚的祝福。
卡顿对露西表露爱意时不奢求回应。自从第一次见到露西，卡顿就已经喜欢上这个女子了，但他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卡顿和别人聊起露西时常常冷言冷语，嘲笑她像个金发娃娃，这恰恰表明露西在他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露西遇到困难时，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她身边给予支持的是西德尼·卡顿。卡顿知道自己懦弱无能、虚度年华，会给露西带来痛苦和悔恨，便早早地退出情场角逐，选择默默守护露西。卡顿在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向露西表明爱意，“我愿为你，为你的任何亲人，做任何事。要是我一生中能遇上那样好的时候，有牺牲的机会，或可能，我会为你，为你的亲人，作任何牺牲。”[[[]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6页。]]
卡顿的爱是无私的。这个表面上无所作为的酒徒从来没有想过占有露西，他的内心极为崇高、纯洁。他像家人一样陪伴在露西身边，体贴、关心着她，甘愿为她付出一切。婚后的露西仍与卡顿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卡顿一直以能为露西分忧感到幸运，他把露西当作生命里的太阳。在行使自己登门拜访的特权时，常常宿醉的卡顿不再醉醺醺的。当得知露西的丈夫有难时，卡顿想出了“调包”计，还再三嘱咐知情者洛里先生要瞒着露西，最后替达奈奔赴断头台，完成了对露西的誓言。即使在断头台上，卡顿仍保持着沉着与冷静，因为在他眼里：生命相较于爱微不足道。
露西对于卡顿的感情伴随着她做决定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通过文本中卡顿对露西表白的一系列对话来理解。
他被领到楼上，发现露西一个人在那里干活。在他跟前她总不大自在，他在她的桌边坐下时，她便有些局促不安地接待他，但是，她在相互问候时抬头看着他的脸，发现了那脸上起了变化。
“我担心你不大舒服，卡顿先生。”
“是的，我过的日子，马内特小姐，于健康不利。能指望这种浪子过什么日子，他又有什么指望呢。”
“难道——请原谅；挂在我嘴边的问题已说开了头——不能好好过日子，不令人惋惜吗？”
“的确，这是可耻的！”
“那么，为什么不改变一下？”
她又温柔地瞧着他，发现他眼泪盈眶，吃了一惊，也很难过。他回答时，声音里也含着泪：
“要改也晚了。我改不好。我还会堕落，会更坏。”他把一只胳膊肘靠在桌上，用手蒙着眼睛。接着一阵沉默，桌子在颤动。
她从未见他这样软弱，心里很难过。他虽没有看她，也知道她的心情，于是说道：
“请原谅，马内特小姐。我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你愿意听吗？”
“只要说了对你有好处。卡顿先生，只要能使你愉快些，就会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你的心真好，愿上帝保佑你！”
过了一会儿，他露出脸，平静地说道。[[[]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142页。]]……
在文本中，狄更斯描写了露西与卡顿相处时的一些表现。首先是露西对卡顿一向就有些不大自然，当卡顿在她桌旁坐下时，她有些局促不安地接待他。这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子面对喜欢的人时真实的娇羞状态；其次是露西对卡顿正常化的要求，在她脱口而出询问卡顿为什么不做出改变好好过日子时，她又同往常一样温柔地看着卡顿，那眼神里充满着真挚的关心与爱，这时的她想让卡顿变好，或许他们会有未来。可是卡顿拘泥于自己难以符合社会的规范，要是和露西结婚，会让露西悔恨自己的决定，会拖累她和马内特先生。露西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努力改变，但卡顿自己先放弃了，并且因为露西对他的关心深受感动。卡顿觉察出露西对他的情谊与要求，这对于他而言就是爱，但是这种爱无法成长，所以他拒绝了，并决心为爱自己的露西付出一切代价；终于，露西在卡顿话语中觉察到他们对未来不同的期待，他们之间的感情很难长久，露西为此感到绝望，最终决定放弃卡顿，也放弃他们之间感情的发展。
3.达奈与卡顿
达奈是作者笔下理想化的人物形象，狄更斯着意突出了达奈的道德水平和人格修养。达奈有着美好的生活信念、人生追求，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符合英国中产阶级的标准；卡顿因为对生活和未来的悲观、绝望和无力反抗，展现出他的沉默与缺乏行动；外在表现为放荡不羁、自甘堕落。但卡顿表面的颓废并不能掩饰其内在纯洁高尚的爱的精神，这一精神在他选择用自己的生命与血换回倾慕对象露西的丈夫时达到了高潮。狄更斯十分喜欢卡顿这一形象，为此使得笔下看似颓废、懦弱的卡顿为爱献出生命，完成了一个人灵魂的成长，这种成长是爱的最高形式。
卡顿的退出是狄更斯无奈下的有意为之。露西和卡顿一直互相关心着，他们是十分亲密的好友。假设在这段三角关系中，卡顿没有退出，恐怕露西很难做出抉择，会使文本进入尴尬的境地。
（三）露西对爱情、婚姻的态度
童年父爱的缺失使得露西对亲情十分珍视，她渴望拥有稳定的婚姻和家庭。因为是个美人胚子，追求露西的人很多，常来拜访的青年有达奈和卡顿。面对经常来访的这两位，露西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意图，但她想要同父亲共度一段属于两个人的美好时光，毕竟这份亲情来之不易。露西同达奈、卡顿都保持着美好的友谊，她的这种做法无疑给这两个男人都送去了希望，他们的交往成为了三角关系。然而自卑的卡顿认为自己不会带给露西幸福，选择主动退出，露西尝试追赶过他的脚步，却最终望尘莫及。而达奈又走捷径向马内特医生表明心迹，露西是个孝顺的女儿，她会顾及父亲的感受，同时达奈是一个博爱、善良的青年，有着稳定的家庭教师的工作，可以带给她稳定的生活。在多种因素的考量下，露西接受了一个稳定、妥适的婚姻，选择和达奈结婚。
《双城记》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写成的历史性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露西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英国生活，直到十八年后露西的父亲在巴士底狱被释放，也就是说露西主要生活的背景是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一个时期。露西在英国成长不可避免会打上英国的烙印，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时代英国女性的一般状况，从而进一步了解露西。
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18至19世纪的英国正在经历工业革命，处于农业向工业社会转型期间，那时大多数妇女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束缚，自觉接受从属地位。“妻子对丈夫的顺从在上层及上层中产阶级中是确然无疑的状况”[[[]劳伦斯・斯通：《1500-1800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7页。]]，“农妇以恭敬称谓称呼丈夫，绝不和男性同桌吃饭，并总走在先生后方一两步。”[[[]劳伦斯・斯通：《1500-1800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6页。]]
其次，从文学文本研究角度来看，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作品《傲慢与偏见》写的就是18至19世纪中层阶级女性的生存状况，作品的背景是18世纪末期，当时的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前期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渡期间，男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受到了压迫。首先表现在经济上，女性被剥夺了经济地位和权益。小说中，本内特先生有一宗房地产，但是“因为没有男性继承人，这宗产业就得由远方亲戚来继承。”[[[]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其次，婚姻问题上，“对于绝大多数的女性来说，婚姻是她们必须置于其中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制度”[[[]王晓焰：《18-19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它影响亲属关系、社会地位、经济利益等；“对于受过良好教育但财产不多的年轻女子来说，嫁人是唯一的一条体面的出路，而且尽管能否得到幸福毫无把握，嫁人也一定是她们最惬意的可以免于贫困的避难所。”[[[]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所以嫁人成了许多资产不多的女人生存的重要手段，直至19世纪的英国仍保持着这种观念。再次，从社会地位来看，女性没有说话的权利，只能服从男性。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直到19世纪上半叶时期的英国，女性依然处于从属地位，没有财产拥有权和继承权，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基督教传统观念的影响。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期，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文化、经济领域空前发展，女性的独立意识也逐渐觉醒。
第三，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1500-1800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中关于16世纪至19世纪英国家庭在婚姻安排上有以下观点：“第一种形态是选择完全由父母、亲属、家庭等‘友人’来作，而不考虑新郎或新娘的意见。第二种形态是选择是由父母、亲属、家庭等‘友人’来作，但子女被赋予否决权（双方父母、亲属同意婚配后会举行一两次会面，当事人若不喜欢对方则可否决父母的决定）否决权只能行使一两次，且倾向于让新郎而非新娘行使……第三种（应个人主义兴起而生的）形态的选择是由孩子本人来决定，但这选择必须考虑到双方门当户对，而父母则保有否决权。第四种（到本世纪才出现的）选择是子女自己作决定，只把决定的结果告诉父母。”[[[]劳伦斯・斯通：《1500-1800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84页。]]
由此看来，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英国女性在经济、婚姻、社会中多半处于从属地位，并且在择偶方面，较多地受到了父母、家庭的约束。
（一）普通女性爱情
在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失去了自主权，《双城记》中所塑造的普通女性同样如此。她们因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自觉承担着家务劳动和生养后代的职责，尤其是那些嫁给中下层人民的普通女性。婚后，她们把全部心血都放在家庭和丈夫身上，而她们的丈夫往往给不了她们幸福的生活，有时甚至对她们冷眼相待。比如文本中的看林人太太，她还年轻，看起来却像个老太婆，她的丈夫死于穷苦，她连立一小块刻上丈夫名字的石头或木块的钱都没有，只能哀求侯爵老爷大发慈悲，最后还被残忍拒绝；村妇们看见过路车子掉在街上的酒桶裂开了，一起轰过去抢酒喝，还一边用头巾沾酒喂婴儿喝；克伦彻太太在三口之家中处于最低地位。克伦彻对妻子的祷告，见一次骂一次，他将生活的不如意、赚不到钱归咎于太太的祷告；农家妇女们不仅要谋求生计，还要照顾孩子，省吃俭用抚养他们长大；红衣女子为了方便照顾生病的情人早早嫁给了他，做好同他在茅草屋度过贫困一生的准备，却没想到在结婚后几个星期里就被丈夫借给艾弗勒蒙德侯爵当玩物，她视之为爱情的东西在强权、金钱面前变得一文不值。而处在上层社会的侯爵夫人，一个善良、富于同情心的女人，却因为侯爵弟弟不信任、不喜欢她，侯爵一家都漠视她。
在克伦彻眼里，太太的首要责任就是把她的孩子养肥。儿子小杰里在耳濡目染下，“他要求他的母亲尽她首要的责任，不管她还干了，疏忽了什么，首先要特别着重履行他父亲那么动人而体贴地指出的做母亲的职责。”[[[]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小杰里甚至在监视妈妈时毫无孝心地发出假警报，还乐此不疲。斯特赖弗认为，“一个男人想回家的时候（在不想的时候，他可以住在别处）有个家，是一件愉快的事”[[[]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家是男人在工作了一天后，卸下“重担”的地方，而这个时候女人就该为他们服务。
斯特赖弗在找女人的观点上，秉持着功利的态度。在他的观念中，女人不仅是他与上流社会交际的门面，也是他未来生活自由幸福的保障。他认为马内特小姐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会十分出色，能够为他增光添彩。他坦言“露西是个迷人的姑娘，我也下定决心过舒心日子：总之，我认为过这种日子我还负担得起。她会得到我这样相当富裕的男人，地位迅速高升的男人，有点名气的男人；对她来说，这是好运气，不过，她也配享受这份好运气。”[[[]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斯特赖弗把婚姻作为生活的调剂品，他对露西的追求，就像是在法庭上辩论似的，只谈金钱和声望，并且有着自以为是的神气。他盛气凌人地奉劝卡顿找一个财产不多的体面女人结婚，以防不测。可是当得知露西不愿意选择他时，他的丑陋面孔完全暴露，到处去宣扬露西当初是如何“勾引”他的，最后为了金钱娶了有三个孩子、带着一笔财产的寡妇，得到了自己向往的无所顾虑的生活。
由上我们可以获知，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英国，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择偶观方面，婚姻当事人的选择权有所加大，虽然女性仍受到较多的限制。
（二）特殊的女性——露西
露西是文本中一个特殊的女性，她从形象到品格都符合当时时代男性的期待，这里既包含作品中虚构的男性达奈、卡顿等，也包括塑造露西的作家狄更斯。
露西的特点之一是充满了女性美。《双城记》中有对露西外貌的相关描写：“露西是典型的法国尤物，她的身材矮小，苗条，很美，一头丰厚的金黄色头发，一双蓝眼睛，带着询问的眼色跟他的眼睛相遇，那前额有一种奇特的能力（记得那前额是那么年轻，平滑），能在一抬一蹙之间露出一种说不上是困惑，是惊奇，是惊慌，或仅仅是专心注意的神情。”[[[]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从内在角度来看，露西心地善良、真诚友好。当她得知父亲活着的消息时，她找到父亲，极力照顾父亲，帮助父亲恢复神志。露西总是为他人考虑，在照顾丈夫想法的同时，又为卡顿先生感到同情与抱歉。她对待所有人都极尽友好，更是用爱化解了两个家族的矛盾。当遇到困难时，她又会表现出脆弱的一面，惹得大家心生怜爱，露西由内而外符合那个时代男性对另一半的要求。
露西的特点之二是顺从与牺牲。露西内心柔软，常常做出退让来顺从别人。只要别人有需要，她愿意耐心倾听所有人的想法。当洛里先生告知露西有关她父亲还活着的消息时，露西有些难以承受，却仍强忍着痛苦让先生一次把话说完，听完后便晕倒了。当卡顿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向露西倾吐自己放荡、堕落、荒废的一生时，露西想要阻止他，可是又不忍心打断他，并且为卡顿的痛苦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无辜的丈夫在法庭被判处死刑时，因惊吓过度而倒地的露西快速地站起来，流露出爱和安慰的神色；露西的顺从和牺牲还表现在情感的选择上。与父亲团聚后的露西，为了能很好地照顾父亲，没有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提上日程，也不在父亲面前表露心意。后来马内特先生又一次发病，露西考虑到父亲需要人照顾，达奈又答应婚后与医生同住，露西最终选择了父亲喜欢的达奈。同达奈结婚后，露西完完全全变成了家庭主妇，她为达奈生儿育女，忙着照顾家人的日常起居。当露西得知达奈是害父亲入狱的艾弗勒蒙德侯爵兄弟的后代时，她希望父亲不要痛恨达奈，她愿意和丈夫一起经受折磨，一起为艾弗勒蒙德的过去而忏悔。在丈夫为救昔日管家被害入狱时，露西义无反顾地离开温暖的家，来到危机四伏的巴黎。
露西的特点之三是能够自由选择婚姻。结合18世纪的英国现状来看，只要条件允许，人们在择偶时较为普遍也较为合理的做法是，兼顾社会经济因素与个人情感因素，且这一点与所处的阶级有关，财产不多的中下层妇女相对自由些，因为她们受到较少的经济、地位等方面的约束，露西处于中产阶级。另一方面，马内特医生对露西疼爱有加，他与女儿经历了长达十八年的分离，自己又因常年监禁缺失对女儿成长的陪伴，心中难免会产生愧疚感。为此，马内特医生在露西选择另一半时，一定会照顾到女儿的想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露西的结婚对象是达奈，男方早已脱离了艾弗勒蒙德家族，也就没有了家庭的约束，露西同他结婚不需要离开父亲，他们婚后能和马内特医生一起居住。综合以上几点，露西才能较为自由地选择婚姻。
（一）灵与肉的分离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普通女性们疲于生计，她们有的吃不饱，有的忙着照顾丈夫和孩子，有的被生活折磨成老太婆的模样，有的整日卑躬屈膝。她们与丈夫之间缺乏爱，她们中很多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一个家庭的运作。露西在结婚后也完完全全担任了家庭主妇的角色，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履行自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义务，满足了男性对女性的期待，成为那个时代所接受的“屋子里的天使”。但是露西与达奈的爱情本质上不是一种单纯的男女之爱，在这里我们混淆了爱与牺牲、奉献之间的区别，把露西的牺牲与奉献等同于露西的爱了，忽视了露西真实的情感。我认为露西真正的情感之爱是对卡顿的爱，露西对于达奈的爱混合了男女之情的爱，男女朋友之爱，理智的爱，道德的爱等多重因素。
露西最真挚的男女之爱是给予卡顿的。在卡顿面前，露西会流露出小女孩的娇羞，有时候即使让人感到悲伤，她也不忍心打断卡顿说话，如果卡顿有需要，露西愿意倾听他的心声。同时卡顿总是在露西需要帮助时出现在她身旁，给予她支撑与鼓励，露西在同卡顿交往时是快乐的。在露西面前，卡顿毫不遮掩地将自己懦弱自卑的一面流露出来，常常惹得露西又难过又同情，露西希望卡顿能够充满力量地生活，无愧于自己，有所作为。露西关心着卡顿的前途与未来，这中间不乏有对自己未来的关心，可是卡顿觉得自己无望了，他用自己的绝望浇灭了露西心头温存的最后一丝希望，露西放弃假构的和卡顿会有未来的不理智念头，接受了卡顿退出情场角逐的事实。但是，放弃一个人并不等于放弃对这个人的感情，露西在已为人妻，甚至当了妈妈之后，仍保持着与卡顿的联系，怜悯又敏感于他的一切。当丈夫闲谈提及卡顿怪诞的言行举止时，露西把丈夫的话放在了心上，她请求达奈给予卡顿更多的体谅和尊重，面对丈夫的追问，露西选择保护卡顿的秘密。这时的露西仍然相信卡顿能做好的事，宽厚的事，甚至是高尚的事，她相信卡顿的品质，他始终是一个善良、真诚、超脱的人。
露西对达奈的爱混合了男女之情，朋友之爱，理智的爱，道德的爱等多重因素。法庭上，被强加以卖国罪而成为被告的达奈处于劣势，作为同船证人的露西向大家尽力证明他善良美好的品行，这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达奈和露西的交往都是在马内特先生家中，达奈一直没有向露西表明心意，但是偷偷会见了马内特医生并向他吐露心声。“中产阶级妇女从小就开始为结婚做准备，但在选择配偶这一决定自己终身的重大问题上……如果父亲满意的一位男士看中了女方，他不直截了当向她求婚，而是先去找她父亲以求得同意。这时，不管对男方是否满意，作女儿的都要顺从家长的意愿。”[[[]王晓焰：《18-19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而且就在坦白当晚，医生又有些失去理智，这不禁给露西带来一些压力，即使父亲尊重露西的选择，露西也会考虑父亲的想法，他们父女俩总是在为对方考虑。从小缺乏安全感的露西依赖性很强，她希望父亲能开心，能一直陪伴自己，而且没过多久卡顿主动退出了情场角逐，亲密的三角关系中只剩下达奈。权衡之后，露西决定和达奈结婚，不管是为了父亲的病情，还是自己的未来，达奈都是最为理想的结婚对象。结婚后，露西把家人照顾得周全万分，把家事料理得有条不紊，履行着妻子“爱”丈夫的义务。
达奈是一名有着较大发展前景的教师，行为品格符合中产阶级的标准，既满足了露西对稳定生活的渴求，也符合她最爱的父亲的心意；卡顿为人处世不着调，虽然尝试过改变自己，但终没能成功，思想超前、放荡不羁的卡顿显然不符合中产阶级的要求，并且后来主动退出了情场角逐，所以露西最终选择了达奈。
（二）露西爱情——道德、风俗、宗教约束下的爱情
露西的爱情是道德、风俗、宗教约束下的爱情，露西选择达奈考虑的因素太多了。结婚前，她想要成为一个孝顺父亲、听话的好女儿。露西与父亲经历了十八年的离别之苦才相聚，她要履行自己作为女儿的孝道，就理应一直陪伴着马内特医生。结婚后，露西履行着一个女人应尽的义务，料理家务、照顾家人，成为了一名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但枯燥日常的背后，露西似乎对生活有些不满。她常常感到迷惘，“最初，尽管她是个极为幸福的年轻妻子，有时候，她的活计也会慢慢从她的手里掉下来，两眼朦朦胧胧……她心里怀着令人不安的希望和疑虑——那是对她还未体验过的一种爱的希望，是对她是否还能留在世上享受这种新的欢乐的疑虑。”[[[]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她遇见了一个喜欢的人却不能和他在一起，年纪轻轻已被禁锢在婚姻的牢笼里。露西试图挣扎，可内心道德宗教的力量告诉她要守好本分，于是“借全心奉献于子女来排除寂寞”[[[]王晓焰：《18-19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几年后达奈被关进福斯监狱，露西尊奉自己作为一个忠实善良的女人的准则，同往常一样精心料理家务，教小露西功课。但到了夜间爆发出她压抑过后真实的想法，她害怕丈夫出事，担心这个世界上除了父亲再没有别的依靠。我们可以得出，露西对于达奈的感情接近于寻找一份依托。
露西主要的追求者有达奈和卡顿，他们在这段三角关系中是主动者的形象。卡顿先生虽然善良，但他超前的思想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他向露西表明心意时没有像其他男人那样说甜蜜的话，给予关于未来的保证，而是坦承自己懦弱，不配爱她和得到她的爱，这段爱的真情流露是卡顿退出情场角逐的公告，露西为此十分难过，她既悲伤于卡顿的放弃，又为自己没能使他改变而感到歉疚。而此时达奈一如既往地出现在露西家中，给予她陪伴与鼓励，期间马内特医生又一次失去了理智。露西担心父亲的身体状况，希望父亲能够幸福，于是深知自己和卡顿再无可能的露西选择了父亲喜欢的达奈。
根据以上的阐释，我们的结论是露西是被塑造出来的一个特殊女性。露西的出现和时代对女性的期待、作家的情感需求以及文本衍进有着密切联系。
（一）狄更斯生平、情感史
查尔斯·狄更斯是英国人，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狄更斯的家庭并不美满，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军，爱好挥霍，还曾因债务问题进过监狱，母亲是一名不善打理家务的家庭主妇，受母亲的影响，狄更斯一直想找一位善于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妻子。少年及青年时期，狄更斯为了谋生做过鞋店童工、律师事务所缮写员、报社记者。家庭的艰苦和从小的磨难，使得狄更斯对温暖的家庭充满渴望。
露西对婚姻的选择反映了狄更斯对女性的态度，狄更斯的恋人身上有着露西的影子。那些恋人中为我们所熟知的是他的童年伴侣露西·斯特洛格希尔、妻妹玛丽和乔治娜、妻子凯瑟琳，这些女子充实了他的生活，给他的创作带来无尽的灵感。
1.童年“情侣”——露西·斯特洛格希尔
露西·斯特洛格希尔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露西外在的原型，她同露西一样，有着一头金黄飘逸的秀发，可爱的粉红色脸蛋，她爱穿深蓝色的裙子，给人温柔而又清丽的感觉。那个时候的狄更斯和露西还是孩子，狄更斯分不清自己对露西是喜欢还是爱，但童年那种纯真美好的友谊是狄更斯深深不能忘怀的。可以说，露西·斯特洛格希尔留给狄更斯的印象是他人无法取代的。为此，狄更斯虽与露西早已分散多年，但她的音容笑貌在《双城记》中反复出现。
2.妻子——凯瑟琳·霍格思
狄更斯的妻子凯瑟琳·霍格思出生在一个文学音乐世家，她是狄更斯杂志编辑的女儿。凯瑟琳性格温柔、娴静端庄，是一名出色的作家、演员、美厨娘，狄更斯自己也说凯瑟琳是一名很棒的伴侣。在他们刚认识的时候，狄更斯十分崇拜凯瑟琳，他觉得凯瑟琳简直是个完美的女人，凯瑟琳符合狄更斯对于伴侣的幻想：知书达理、会打理家务，我们的女主人公露西身上有着同样的品质。同时，凯瑟琳出生于一个幸福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一点与长大后的露西又不谋而合。当时贫穷、又有债务问题的狄更斯选择与最理想的对象凯瑟琳结婚。
3.妻妹——玛丽、乔治娜
狄更斯在和妻子结婚后很快失去了激情，他发现自己真正爱着的是妻妹玛丽。玛丽活泼、可爱、富有同情心，就像露西一样无时无刻不心系着家人与朋友。玛丽的出现带给了狄更斯许多快乐，不幸玛丽英年早逝，狄更斯为此悲伤了好一阵。后来另一位妻妹乔治娜来到了狄更斯身边，乔治娜长得与玛丽相像，性格幽默开朗，既填补了玛丽在狄更斯心中的空缺，又弥补了凯瑟琳不善交际的不足。她帮助狄更斯主持了家里的许多宴会，充当了狄更斯的助手与管家。乔治娜打理日常家务，悉心照顾孩子们的生活，就像文本中的露西一样，既充当达奈工作上的好帮手，又是家人生活上的好管家。
（二）父权制下女性地位的不平等
18至19世纪的英国处在父权制的模式下。“父权文化是一种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它以贬低女性地位和价值来提高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因此男性被认为是整个社会主宰和世界的中心，他以自身的利益为准则制定道徳、伦理、法律等规范，形成整套的文化体系来约束和控制女性。”[[[]任元元：《父权制下“女性悲剧”的男性角色功能——拉康视角下的“包法利夫人”和“包法利先生”》，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页。]]女性常常被排除在社会工作之外，她们被定义为软弱的、顺从的、缺乏理性的，这在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首先，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数量明显少于男性，且男性都是富有生命力的鲜活形象，而女性多是边缘化的扁平人物形象。比如马内特医生，他既有坚守正义、医者仁心的一面，又有妻离子散后神志不清的一面；达奈对待家人、贫民亲切友好，当仆人遇险时，他勇敢果断地前去营救；卡顿表面上玩世不恭，实际上思想超前，不惜为爱牺牲生命。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除了露西、德法日太太、佣人普罗斯之外，其他人的故事仅用只言片语来交代。作品中的男性则是智慧和力量的担当，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女性沦为他们的附属品。
其次，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落入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天使”和“怪物”这两种俗套，她们都处在文化支配权的空间之外。“男性作者梦想创造的理想女性始终是一位天使”[[[]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巴：《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屋子里的天使’又是男性作者强加于文学女性的最恶劣的形象。”[[[]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巴：《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女主人公马内特·露西是“天使”的化身，她美丽善良，被比作连接两个家庭的“爱的纽带”；而德法日太太则是“怪物”的代表，满脑子只剩下复仇，嗜血、凶狠的她被阶级仇恨折磨得没有怜悯之心，在复仇过程中甚至不愿意放过露西和达奈幼小的女儿。事实上“那些怪物长期以来一直存身于男性创作的文本之中……她们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的恐惧，尤其是表达了男性对女性创造力的讥讽。”[[[]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巴：《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狄更斯不觉得仅凭女性的力量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德法日太太最后也以死亡告终。“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的言说和女性的‘胆大妄为’——也就是说，女性对男性霸权的反抗——是无可逃脱地联系在一起的，并无可避免地体现出恶魔般的特征。”[[[]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巴：《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小说多次借德法日先生、酒店客人以及送信人对德法日太太的颤栗畏惧，展现她因复仇而变得扭曲的形象。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女性都是一个个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存在，她们有自己内心的柔软之处，也有坚强的一面，不像文本中展现的那么单一化。
最后，父权制下的女性缺少理性色彩。露西每每遇到困难，第一表现都是担忧、流泪，有时甚至会昏倒；德法日太太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满脑子只剩下复仇；佣人普罗斯相对好一些，她在危急关头知道反抗，但她用的多是蛮力。普罗斯是个情绪不稳定的人，露西晕倒时，她发火责怪别人，露西嫁人时，她又十分伤感。再来看看男性角色，卡顿在面对危险时想出了“调包计”；马内特医生在被害入狱十八年里记录下侯爵兄弟的丑恶行径；洛里先生每时每刻都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在狄更斯眼里，男性是理性的代表，女性都是感性的，遇事缺乏判断与理智的。
在男性的文本中，女性没有被公平地对待，对于那些理想的女性，作家们一味表现她的软弱与感性，对于和男性一样勇敢的女性，作家们又不愿意承认她们的力量，强行将她们介于两性之间，唆使她们不断“堕落”。正是女性被剥夺了主体性，“她就不仅要被从文化中加以放逐，还要让自己成为文化或崇拜、或恐惧、或爱戴、或痛恨的神秘而格格不入的他者性的极端体现形式。”[[[]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巴：《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露西正是狄更斯文本中理想女性的代表。
露西是狄更斯笔下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不是18世纪至19世纪初女性的真实再现。那一时期的女性受到父权制的压迫，失去了说话的权利，没有得到经济的独立权，没有完全获得择偶的权利，在家庭中处于附属地位。她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嫁人来获得经济地位和权益的保障，露西也不例外地被束缚在这种生活中。关于露西的爱情，她在被动接受过程中也曾动摇过，可她最终没敢反抗道德宗教的力量，选择做一个乖女儿、好母亲、“幸福”的妻子。但在道德、风俗、宗教束缚下的露西没有独立的经济、说话的权利、平等的社会地位，甚至在婚姻问题上需要考虑爱情之外的因素，她俨然成为了一个失去自主选择权的被动者。露西受到了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对所有人都极尽善良，用爱和宽容化解矛盾。她不仅符合男性在寻找另一半时对于女性外在的要求，也符合他们心目中理想配偶内在的要求，这其实也是狄更斯对于另一半的要求。露西的形象是被塑造出来的，露西的爱情是被遮蔽的，这些现象的出现符合当时社会的接受能力，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本中的露西与当时社会状况下的女性生存是有着巨大反差的，她遮蔽的爱情中实则包含了许多的无奈，她爱卡顿，可是卡顿主动退出了情场角逐，露西不得不选择达奈，而露西对达奈的爱又混合了男女之情，朋友之爱，理智的爱，道德的爱等多重因素，做出选择后她又迫于道德、风俗、宗教的压力，履行一个女儿、妻子、母亲的职责，这反映了父权制下女性不平等的地位，露西是时代的产物，是被塑造的女性形象，露西的爱情是虚构的。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M].石永礼，赵文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3]劳伦斯・斯通.1500-1800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M].刁筱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张玲，张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5]王晓焰.18-19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任元元.父权制下“女性悲剧”的男性角色功能——拉康视角下的“包法利夫人”和“包法利先生”[D].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7]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巴.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8]钱乘旦.英国通史（第四卷）转型时期：18世纪英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9]钱乘旦.英国通史（第五卷）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10]祁瑾.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中的受难形象探究——以《无名的裘德》《露丝》和《双城记》为例[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11]杨柳.从《帕梅拉》看十八世纪英国婚姻体系中女性的地位[J].文学教育，2015（08）.
[12]牛文馨.劳伦斯·斯通家庭发展“三阶段理论”刍议——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J].史学理论研究，2017（2）.
[13]范琳，王桂贤.《双城记》人物形象解读[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37）.
[14]鲁永进.《双城记》——社会转型期的人性写真[J].戏剧之家，2016（21）.
[15]张乃丹.浅析《双城记》的人物形象及其思想意义[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