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差异论文汇总十篇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H32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Sino-French Cultural Difference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French and Chinese Language
ZHANG Y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Hu'nan 411100）
Abstract Languag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but also the carrier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is paper， a detailed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French in the title， the meaning and origin of foreign language difference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rench culture， and fully explain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al differences； comparison of French and Chinese language； language
1 文化
“文化这个词源于拉丁语“colere”。这个词的第一要义便是培植、创造，即对土地的开垦和耕作；后来延伸到精神生活中；艺术、诗文、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历史、政法、宗教等，都属于文化概念的范畴”。①文化的传播主要依靠语言文字进行，而语言的进步也正是文化发展历程的写照。一句话总结就是，文化是语言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语言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中法两国的文化背景相差甚远，所以两国的语言也就自然体现出这种矛盾。本文通过对汉语和法语在称谓、词义等方面的详细对比，从而进一步研究两国在文化层次上的不同之处。
2 法汉语言中的称谓差异
（1）亲属称谓的社会化问题。在汉语中，为了表示尊敬或者亲近，经常将亲属间的称谓扩展到不是亲属的人中，将其社会化。例如，我们经常会称呼周围的邻居“王奶奶”、“李伯伯”、“张大妈”等等。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亲属称谓，在法语表达中基本上是很难见到的。在法国，对于不太熟悉的人，女士一般用Madame，而称陌生男士就用Monsieur。即使是对和自己的父母同辈，甚至是祖辈的男士、女士亦称Monsieur和Madame。这就像在中国称呼“某某先生”和“某某女士”，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看来，这似乎就有些不守规矩。
（2）职务称谓问题。为了尊重对方的职业或职务，中国人习惯于用职务+姓来称呼别人。如，张院长，谭校长，刘老师，王司机等等。法国人见了这些称谓，定会觉得非常好笑，在职业方面他们只保留了少数几个传统称谓，如prsident， docteur， ministre等。
（3）中国特色称谓。中国人常在熟人的姓氏前加上“老”和“小”来称呼对方。如：老张、小李。其实这里的“老”和“小”并不能从字面来理解，认为它只指年龄差异，实际上它还包含了身份差异、地位差异、经验差异等等。也许老张并不老，小李也不一定就很年轻。另外，中国人为了表示对长者的敬重，常称其为：“张老”、“刘老”等。如果用法语直译出来就是vieillard ZHANG、vieillard LI。这在法国却丝毫没有敬重的意思，反而因为法国人最忌讳别人说他老，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在法语中也并没有这样的表达。②
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法汉两种语言体现出来两国文化理念上就存在在分歧，中国人看重伦理关系；法国人看重个性自由。即中国人重“情”，法国人重“理”。这种分歧又突出的表现在了各种语言称谓上。
3 法汉语言中的词义差异
词的概念意义是词的基本意义，这种意义被收录在词典里，不和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对概念意义的理解不会因人而异，但是，作为语言的基本“建筑材料”的词，放在日常语言交际中使用就会发生不同的意义。③下面就从词的风格意义、感情意义以及双关意义来进行对比。
3.1 词的风格意义
中国《诗经?卫风》中写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这是一首描写美人的诗。译成法语大致如下：Les mains comme les bourgeons tendres， la peau comme la graisse solide， le cou comme une larve de saperde， les dents comme des graines de gourde comestible， la tte comme une cigale et les sourcils comme un phalne……
法国人读到这个译文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哪里是个美人，明明是个丑女。其实，这是中国古代审美以及诗歌风格融合后的产物，这种诗歌的风格意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一种需要细细品味的含蓄描述，而一向拥有直线性思维的法国人则很难体会其中奥妙。
3.2 词的感情意义
“好”这个词，从单个词来看，它可以根据词性翻译成bien或者是bon。《红楼梦》中，黛玉在临终之前突然哀怨的叫着：“宝玉！宝玉！你好……”这个“好”字该如何理解？我们仍然可以简单的直接将其翻译为bien或者是bon吗？应该不会有人一味采取直译法，把这句话译成 “BAOYU！BAOYU！ Tu es bien ……”这个“好”字蕴含了黛玉太多欲言又止的细腻心思，法语中简单的bon或bien都不能很好的表达出这种复杂的情感。
3.3 词的双关意义
所谓双关，是指一个词语同时表达出两种不同的含义，这种现象在法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但由于两种文化背景不同，很多时候没有读到原文是无法理解一些词语的双关意义的。如，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④汉语中的 “晴”和“情”两个字是同音异义字，当翻译成法语时，我们却很难找到合适的法语词汇来翻译这种双关意义。
在法语中也有同样的例子。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有一段话：Ah a， dit le fossoyeur， vous tes sonneur de cloches. Din don， din don； vous ne savez dire que a. Allez vous faire lanlaire .
译文如下：挖墓穴的人说：“哦，还是这些，您简直就是敲钟人，叮咚叮咚的家伙，您就会说这些吗？去去去，离我远点。”
其实法语中的“Din don”连起来写时，便成为dindon（蠢人）。如果从声音上讲，“叮咚”既是指钟声，又可听为“愚蠢”。不过是双关语的铺垫。但是用汉语无法将两个意思很贴切的同时表达出来，只好择一弃一，然后用注释的方式来解释另一个含义：“蠢人”。⑤
同样是双关语，法语中的这个双关语因为涉及到拟声词，并且双关所指词语一目了然，马上就能明白作者的意图。而中文中的那个双关语，需要读者仔细推敲，并结合上下文才能明白其中意味。
汉法语义的分歧要放到社会文化环境内加以区别。从法汉词义的对比可以看出，法语多为音义词，表达更形象、直接，；而中文多为意义词，多用一些值得推敲和耐人寻味的词，需要人去“意会”。即法国人思维是直线性思维，直接热情，目的性强；而中国人思维则是曲线性思维，含蓄内敛，需要铺垫。
4 结语
从法、汉两种语言的对比就可以看出，不论是称谓、词义还是外来词，两者都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两个民族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可见文化因素是学习语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要学好一门外语，就必须对所学语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
注释
① 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② 方仁杰.法语社会语言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23.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2）
一、“差异”与“差异政治”的内涵
差异，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早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就业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和表现，它处于二种尚未激化的矛盾状态。简而言之，差异就是矛盾或对立统一的幼体。
然而，在后现论视野中，辩证法“总是错误地解释差异，它是对谱系学的一种混乱倒置”。因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学者虽然也使用“差异”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却是与辩证法迥异的。他们承认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反对把差异最终归入更高的统一之中。尤其在德里达那里，“差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常用“延异”加以替代。
“延异”(diferance)是德里达自撰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其锵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性概念。从词源上考证，德里达的“延异”是由“diference”(差异)演变而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和“差异性”。按索绪尔所说，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或本质的关系。不仅如此，符号还有严格的区别意义的作用，即差异原则。语言是一种差异关系而无确切的意义系统，语义主要“撒播”在一连串能指的转换过程中，它是压抑差异或不断变动的结果。
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经德里达继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异”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达的说法，延异是“不再以在场(pres-ence)／缺场(absence)的对立为基础而构思的一个结构或运动。延异是差异、差异的踪迹和诸因素得以相互关联的间隔(spac．ing：)的系统游戏。这种间隔同时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没有这种间隔的产生，‘完整的’术语就不能指示其意义，就不能发生作用”。在德里达看来，延异至少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即它同时既指差异(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异包含着“在场”与“缺场”之间的非同一性或差异；另一方面，延异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而是指意过程成为可能的游戏，“在场”既与“缺场”相异，又延宕到“缺场”，同时“缺场”又延滞了“在场”。德里达认为“延异”是无法明确界定的，它必须避免概念化，否则它将会使“中心”与“根源”等含义重新进入“延异”之中。如此说来，“延异”是一个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权威。
概而言之，“差异”或“延异”是德里达用来借以消解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策略性用语，它具有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异性、非意义性和非真理性等内涵。
说到差异政治，就是指在后现代思潮中，用差异性原则或策略对当代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进行理解的一种方式。具体说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德里达的“差异”或“延异”、利奥塔的反对“宏大叙事”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多元政治观和差异政治观为基线，反对建构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大一统政治哲学，强调政治价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维化倾向。无论是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抑或后现代女权主义、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等，无不具有浓厚的差异政治色彩。
后现代政治观的首要目标是反对现代政治学中的宏大统一叙事体系，进而要求建立具有异质多元的差异政治观。这一差异政治观多从政治文化论研究人手，随着文化学研究视角的不断转向而形成并扩展。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的代表罗尔斯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一方面坚持了《正义论》一书中提出的“无知之幕”，即将人们用于选择权利的生活基础“虚化”；另一方面，针对哈贝马斯、“社群主义”等等的挑战，提出了所谓在诸差异的理解基础上的“交叉共识”观。这一观念，与哈贝马斯的以商谈交往为基础、以真理为内容而具有强烈重建现代主义愿望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
库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不存在凌驾于众多语言之上的“世界语”。差异政治观对于自启蒙学派以来的现代政治学的“统一、宏大叙事方式”以及抽象统一的思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对西方“中心论”的政治观也存在着深刻的批判性。它强调多级主体性，并关注异质性，这都有助于当代政治学的思维范式由单一主体论向多级主体交往实践的政治学的转型，进而推动着世界多级格局的最终形成。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差异政治观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从差异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将差异政治和多元文化、文明并置或联系在一起，从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理解差异政治的基础，从而为现代政治学进入后现代轨道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二、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
帕依认为，现代政治学一直将政治权力视为一种抽象的、统一的和总体性的存在。而实际上，现代政治学在基础方面存在着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重大差异。在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亚洲权力与政治学——权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统地考察了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及其运作”在理解方面的差异的史实，进而提出了政治文化差异观。他认为“那种追寻有关权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论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在所有社会现象中，唯有权力是一种对文化细微差异都成为最为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样可能性和界域总是由时间和空间来规定的”(帕依，1985)。
具体而言，他的差异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学基础观上，他反对现代政治学的抽象同一观，强调政治学基础的差异性。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导出的抽象统一的现代政治学，是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它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与现代国家政治都纳入到同一概念体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历史的；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忽视了各种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主导性影响，所以是非辩证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影响，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对论认为，政治和文化一样，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然而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决不存在谁优谁劣的事实。
(2)其文化差异决定论。在探究政治差异的基础上，帕依认为，不同模式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政治观的差异。这是一种关于政治学理论基础方面的“文化差异”决定观，他指明了政治权力对于所属的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对于权力等政治运作现象的观念就会不同，当然其评价合法性、合理性的标准也就不同。他通过对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的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了不同文化中对权力和权威的“应是什么”、“实是什么”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还具体分析了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机理，他认为，由于西方个人价值观主导性，决定了西方政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于亚洲的群体价值观的主导性，相应地产生了权威主义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是从社会文化机体中“总和地”酝酿产生的。帕依从公众文化、社会心理、政治运作等多元视角对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产生的原因作了独特的分析。从公众文化层面来说，整个亚洲社会对于像权威和权力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它们总是普遍深入地存在于政治文化的“集体经验”中，甚至内化于每个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熏陶下的人们懂得必须对占有权力和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以及其神圣权力本身顶礼膜拜，而在这种崇拜权力的活动中必然也使权威和权力的政治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同化和加强，从而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打下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看，亚洲人对权威的接受是满足其个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对他们来说，西方的自由和个性是“异在”的。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寻一个能隶属的群体，即寻找一个适合于己的家长制权威形式，使自己能隶属于其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从政治运作层面来看，亚洲后发式“赶超型”的现代化要求权力的高度统一，因此，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也是符合他们的效率观念的。帕依认为，考察亚洲社会内部诸文化模式的差异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内部文化差异对于政治运作的主导性的影响更有意义。他认为，亚洲诸文化民族善于把握依顺性，并将之变成行为心理意义上的运作的能量释放——这是一种最具深刻意义的依赖性。通过“民族主义的亚洲形式”或由“种族的同一性”、群体的依赖性等因素构成了亚洲权威主义的新形式，而亚洲社会政治的运作则主要依赖于这种“权威一服从”的两极纽带。所以没有权威主义，亚洲的政治运作就失去了准则和模式。
总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就的政治差异的现实性，这对于消解政治观上的“西方中心论”，尊重各国政治价值观多元存在的现实，推进在承认差异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对话与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体阐释亚洲政治文化何以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机理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长制”、“权威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赖性的“权威一服从”式的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理论，其科学性则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说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停留在比较政治学层面，那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等论文中就将差异政治观应用于全球政治结构分析，以“文明”为单元建立起国际政治理论。从思维范式转型角度来看，亨廷顿完成了从单一主体观或抽象统一政治学范式向多元主体的差异政治观范式的转化。
现代政治学理论话语的核心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国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个政治学的思考方式和观视方式都源于l7一l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援用的两大哲学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观视方式”。它以单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观构筑政治学的基础，以抽象的理性构筑政治学方法论，沿用自然法的宏大叙事结构，采用元理论和元叙事所产生的等级体系。由此可见，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政治哲学无疑是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单一主体性哲学，这一哲学视野的基本缺陷是单一主体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义基础观、抽象普适方法论观念和具有严格逻辑与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理论叙事话语，遭到了后现代政治学的猛烈批判。后现代政治学以“多级主体交往观”为哲学基础，是无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没有可以制约主体的客观底板。因此，多级主体产生多级、多元视野，在彼此对话和交往中是开放和互动的。它只有游戏规则而无真理制约，主体间性是由差异的、异质的主体彼此交往而构成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后现代政治哲学色彩的“差异政治”观。亨廷顿在其一系列论文中一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以多级主体差异政治观来勾画全球政治学。在亨廷顿看来，冷战时代是建立在以美苏为代表的西东两个集团各自“具有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性”的“单一主体性”的视野基础之上的。而现在，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需要有一个多级主体间的差异结构的全球政治观。亨廷顿认为，这种差异政治的基础在于差异性的文明，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也不是民族国家之阿的竞争。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文明间的差异是差异政治观的主要源泉。文明通过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不同文明的人们对一系列政治价值观的见解有着重要的分歧。这些文明差异是差异政治观赖以生存的“语境”，它作为历史积淀并非短期能够清除，因此它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等于冲突，但却是冲突，尤其是持续长时间激烈冲突的导因。世界正在变小，不同文明间(主体际)人们日益频繁交流强化了文明意识(文明的自我认同)，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的认同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从而推动了不同文明问的差异甚至敌意的增长，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文明的寻根意识。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们超越了原先民族国家和地方区域性的狭隘眼界，从而从“比较文明”的差异性角度追寻对“跨国界文明的认同感”。
亨廷顿还认为，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意识崛起、强化。这种文化特征和差异具有稳定性，因而它比政治、经济特征更难协调与变更。在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或改变之。而在文明冲突中，问题变成“你是什么人?”而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变的。另外，经济区域主义使文明内部的聚合力增强，也使差异文明的离异度增强。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政治(人权、正义、价值观等)、经济(贸易和发展权等)到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和观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观”进行推广，越容易激起来自其他文明的反对，文明间的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
总而言之，差异政治观成为亨廷顿观察世界政治、建构全球政治学的基本范式。在亨廷顿的视野中，文明问的差异和冲突成为主宰全球政治的主范式，较之帕依的“文化差异决定政治差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次提升和发展，而且是一种朝向极端方向的发展。许多差异政治论者由差异必然性而导出了相互宽容、忍让、理解、尊重等后现代结论，而亨廷顿却将之推到另一个极端，强凋“冲突”主题政治论，无疑是重蹈冷战时期的“集体对抗”思维的覆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四、差异政治观之启示与误导
综上所述，无论是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将多元文化、文明与政治差异相关联，将政治的差异性、多样性归因于文化、文明的多元性，进而与现代主义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成为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一种典型现象或典型形态。他们是借“文化”之异而强调“政治”之别，其内涵是通过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揭示政治范式、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话语中异质存在性和差异性，由此导出多级政治主体问存在着一种异在(无统一范式)的交往关系。既然主体际的政治范式各异，因而就难以通约，难以将之再统摄到一个更高、更大的范式中并加以转换。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3）
1前言
全球化促进了“跨文化交际”的发展，“跨文化交际”一词最早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霍尔的《无声的语言》中出现，指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不同的民族因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地域环境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式、交流方式、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给“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天然的屏障与阻碍。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文化特征是国际间“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内容，结合当前“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误解和冲突，接下来笔者将从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出发多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做一详细分析，并探寻有效解决文化交际冲突的方法途径。
2中西方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2.1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方在对待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内在的表现在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我们中国的思维方式在注重直接感受的基础上实现从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过程，而西方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西方的认识过程是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体现在认识的模式上，中国素来重视“天人合一”，即人的发展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性思维中国认识世界的基础；西方在自然科学的指导下，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保护个人的利益和自由、独立发展等西方观念体现出了西方的个体性思维。
2.2价值观念的差异
有学者提出“跨文化交际”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要想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真正发展，必须正确认识中西方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在家庭观念上，中国传统的家庭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和血脉观念，家庭内部长幼有序、辈分有别。但是在西方的家庭中，儿女18岁后就离开父母，对父母也不承担赡养的职责。在对待个人隐私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注重团结和坦诚，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而西方人比较注重个人隐私的问题，贸然问一名西方女子的年龄，会引起西方女子的极大反感。
2.3法律观念的差异
法律是在文化土壤中盛开的鲜花，不同的文化催生了不同的法律精神，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法律观念的差异上。中国注重“以和为贵”和“家和万事兴”，打官司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是有伤和气和不光彩的事情，制定法律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由于缺乏明确的公共意识，法律的执行也要依靠道德的规范。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浓厚，法制精神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西方法制化国家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一所大型商场因建筑不恰当形成旋风致使老人摔倒，商场被告上法庭，老人获取了高额赔偿金。
3中西方日常生活中的差异
3.1风俗习惯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十分重视中西方文化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尴尬和误会。“狗”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下多用于贬义，影射坏人、笨蛋或背叛的人，如“狗东西”、“狗屁不通”和“走狗”。但是西方的语言环境下，从“a luck dog”中即可看出与中国的“狗”意象就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再如中西方在数字使用习俗的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喜欢偶数，例如“好事成双”“十全十美”等都寄予了中国人的美好愿望，而在西方国家了人们偏爱奇数，认为单数是吉利的数字。
3.2交往习惯的差异
跨文化交际加深了国际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强调了把握中西方交往习惯的差异的重要性。首先在称呼上，中国重视“长幼有别”，所以不能直呼长辈的姓名，而在西方亲属之间直呼姓名是亲切和礼貌的表示。其次在见面问候时，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关心之意，常常说“你去哪里？”或“你吃饭了吗？”，而面对西方人“你去哪里？”明显冒犯了他人的隐私，“你吃饭了吗？”西方人会误解为你要请他吃饭。最后再告别用语上，中国人注重表达自己的关心和感激，例如在告别时说“多谢您的指点，学生我受益匪浅！”，而西方在告别时多说“Happy talking to you ！”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欣赏之意和交往过程的评价。
3.3教育方式的差异
教育方式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教育方式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中国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目的着眼于未来找到一份高薪、稳定的工作，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在这一教学目标的指导下，片面注重学生的成绩高低，忽视了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此外，中国孩子缺少必要的社会教育，造成社会使用能力比较低。目前，中国教育不断进行素质教育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西方的教育重视孩子多元化的发展，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自由民主精神和探索精神的人才，在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上与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3.3饮食文化的差异
“民以食为天”，中西方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具有悠久的饮食文化，对食物强调“色、香、味、意、形”俱全。中国人习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团圆饭”，中国人的饮食工具“筷子”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形象代表。西方人在饮食上追求简单和营养，十分重视进餐礼仪。西方人出于卫生的考虑，在进餐是实行分餐制，以“刀、叉、匙”为饮食工具。
4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下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途径
4.1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深中西方之间的沟通了解
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深中西方之间沟通和了解，是在差异下实现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文化没有贵贱之分，跨文化交际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世界人民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共同发展，在文化交流中，我们中西方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尊重对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最终实现世界文化的多元化。
4.2在坚持入乡随俗的原则上提升和完善自我
“入乡随俗”是跨文化交际过程避免出现误会和尴尬的有效方法，实现“入乡随俗”的前提是了解西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即通过交流和学习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有效的语言交流要考虑特定的语境和交流环境，如见到中国朋友仍旧以“你吃饭了吗？”的形式打招呼，见到西方人则说：“How are you ！”此外，跨文化交际者要汲取世界文化营养，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交知识和社交技能，扫除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阻隔和文化障碍。
5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交往习惯、饮食文化等方面，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和完善自身文化素养是扫除文化差异障碍的有效途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西方的文化不断交流和碰撞，跨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共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最终也将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逐渐消失。
参考文献：
[1]董芳.跨文化交际背景下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J].理论观察，2012（4）
[2]邵彤.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3]黄耘.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J].南方论坛，2010（3）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103-1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植根于文化，文化影响着语言。唯有深刻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跨越语言鸿沟，从而使翻译中的问题迎刃而解。自从有了语言，有了交流的需要，翻译就应运而生。翻译作为人们了解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主要手段，是一种词汇的双向流动，必须要考虑到东西方的思维差异和文化差异。异化与归化作为主要的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归化”与“异化”的说法已经突破了语言本身的束缚，“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本文旨在从翻译实践中探究归化与异化理论的具体应用。
一、两种翻译理论：归化及异化
（一）归化理论
奈达从圣经翻译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的“归化”理论并提出了“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观点。“归化（domestication）”主张译文应该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 也可以说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他认为“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读者反映应该是译者最主要的考虑因素。面对持“异化”翻译观点的学者提出的质疑， “归化”论认为“把源语的语言规范强加给目的语，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同样，试图把源语文化的体系强加给目的语文化也是危险的。”归化翻译以删除原语文化特征的方式来避免文化冲突。
（二）异化理论
“异化（foreignization）”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保留原文的语言与文化差异，以原文作者为中心，要求译者向原文作者靠拢。异化论的代表人物是韦努蒂。他提出翻译“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和实践，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指导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差异”。他主张在翻译中不要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将源文化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让读者在最大程度上体会到“异国风情”。同时也要相信读者有能力通过“异化”的翻译了解从源语文化移植到目的语中的内容。
二、归化与异化理论的具体运用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主要来源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包括地理、政治及经济环境，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同时，也是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说，东方以佛教、道教为主，而西方以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因此在翻译佛祖、上帝一类的词汇时就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
英语谚语是深深的植根于人们的生活当中的，是人们智慧的体现和文化的反映。由于东西方相似的经历和意识，我们可以在很多谚语当中找到相似的表达方式和思想意图。例如：“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翻译为人多好办事。“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翻译为趁热打铁。但是绝大多数的谚语需要通过归化或异化的翻译方法来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归化翻译以传达谚语内容为主要出发点，可以舍弃原本的一些容易造成误解的比喻或是和文化息息相关的内容，让读者可以更好的理解谚语的真正意义。例如：在翻译 “Every Jack has his Jill.” 时如果按照异化的方法翻译为“每个杰克都有他的吉尔。”那么读者将会不知所云。这时，我们就需要了解杰克和吉尔在英语文化中的真正意义，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杰克和吉尔泛指男人与女人，所以翻译为“人各有偶。”更为恰当。在翻译 “Speak of devil and he will appear.” 时如果将 “devil” 一词翻译为 “魔鬼 ”， 那么整个谚语的意思和感彩都发生了变化，这时，翻译为“说曹操，曹操到。”更为恰当。类似的例子还有将 “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 翻译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但是，我们要注意了解“异域风情”是我们翻译谚语的主要目的，谚语是我们了解西方地域文化，人文风情，宗教习俗的重要途径。因此保留原语生动形象的语言形式和浓烈的民族文化色彩是翻译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例如，在翻译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时，我们可以采用异化翻译为“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还可以归化翻译为“十赊不如一现。”但是归化译法中舍弃掉了原文生动的形象，虽然也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可是却无法保留谚语的味道，失去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总之，归化和异化没有绝对的优劣高低之分，两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前者主要以目的语为出发点，以读者的感受与理解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后者主要以源语为出发点，以将异国风情介绍给读者为主要目的。翻译策略的选择要结合翻译的目的，类型，具体的实例和语言环境，以求最大程度的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5）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比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的高语境／低语境理论、古迪孔斯特(william b.gudykunst)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汀·图梅(stella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以及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大众文化传播理论等。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核心理论问题——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却缺乏专门深人的研究，很多中外学者大多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比如萨默瓦(larry a.samovar)、波特(richard e.porter)和麦克丹尼尔(edwin r.mcdaniel)说：“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跨文化变迁的多样性，也产生了大量的应用性理论，尽管有了这些进步，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主体来说，还远远没有完善，从其他学科获得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数据，还没有被充分的整合。已有的很多信息更多的是关注当下社会的、种族的和民族问题的反映，而不是试图去定义和解释跨文化传播。”这是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大欠缺。对跨文化传播的性质缺乏深度认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和标准，跨文化传播学的多学科整合就会失去学术一致性。
本文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性，提出跨文化传播的三大本质特征，由此确立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和阐释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它不仅要求对已有文献和经典理论进行深入的参阅，而且要求对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为此，本文的分析和讨论只是一种尝试性的解释。
一、特定异文化群体间的传播
人们通常把跨文化传播解释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很多学者都有大致相同的表述，比如中国学者关世杰先生说：“跨文化交流是一个涵盖面比较广的通用术语。它通常是指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所进行的交流。”美国学者萨莫瓦和波特说：“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只是跨文化传播的偶然特性，或者说外在特性，不能揭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因为我们可以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发现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传播的特性。我们以大众传播为例，进一步讨说明个问题。按照大众传播的一种常识，大众传播的受众是“庞大的、异质的、及分散的”因此，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大众传播的传者与受者之间既可能是同文化关系，也可能是异文化关系。就文化差异存在的普遍性而言，严格地讲，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必然会在某个领域、某个层面上构成传者和受者的异文化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活动必然经常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不是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传者和受者双方的特殊指向性，即跨文化传播是在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我用“特定的”这个词语，想要强调的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
我们观察和研究大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时，可以发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者和受者——既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又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当我们把中国和美国看作是两个文化群体的时候)、两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或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传者和受者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意味着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文化身份的明确认知，意味着跨文化传播必然是在两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的传者和受者非常明确我们是谁、他们是谁，非常明确在文化群体意义上的谁在和谁进行传播。这种特定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构成了非常特定的传者与受者的文化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当传者和受者明确对方所属的某一个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跨文化传播活动才能产生。比如2010年初在中国上演的美国电影《阿凡达》，从传者(制作者)的角度讲，《阿凡达》在全世界的播放是一个大众传播活动，不是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就是在电影拍摄和发行的时候并没有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但是，当某些受者把《阿凡达》看做是一部美国电影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受者确定了传者所属的文化群体的时候，并且受者也同时明确了自己所属的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比如中国文化的受者，播放和观看《阿凡达》成为了一个跨文化传播活动，我们可以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讨论《阿凡达》这部电影。
传授双方的文化身份确认是跨文化传播的要素之一，如果传者和受者不能确认对方属于哪一个文化群体，不能确定彼此的文化身份，就不能构成跨文化传播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在特定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
二、跨越特定文化差异的传播
跨文化传播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是是特定异文化之间的传播，这样一个特性意味着影响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核心要素是某种特定的文化差异。
人们通常把文化看作是影响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跨文化传播之所以为跨文化传播，不是文化影响了传播过程，而是文化差异影响了传播过程。从拉斯韦尔开始，人们在研究传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文化对传播的影响，比如施拉姆的经验场论。但是，跨文化传播的发现和研究，是因为发现了在两个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由于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导致了传播的失败。跨文化传播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根据他的切身体验说：“不同文化的成员在感知现实方面的基本差异是最根本性的传播失效的原因。”可以说，没有文化差异，就没有跨文化传播。
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不是两种文化的总体差异，也不是某一文化要素的程度差异。而是维度差异。不同的文化只有从不同的维度上才能进行比较，发现差异。文化差异是在价值判断上的，或者用霍夫斯泰德(geerthofstede)的说法是在心灵程序(mental programs)。上的分歧和对立。就两个特定的(比如精英文化群体和大众文化群体)不同的文化群体而言，他们在某个维度上可能有差异，比如权力距离维度；但在另一个维度上就可能没有差异，比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因此，在传播的条件下，当传者和受者在某一个维度上有差异的时候，而且这个维度的差异影响到了传播过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传播活动看作是跨文化传播活动。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维度差异，不是抽象的，独立于传播过程之外文化维度差异，而是某个特定的讯息将传受双方带入某种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引发出的某个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如图：
比如我们向法国传播中国的茶文化，那么“中国的茶文化”就是这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定讯息。为了让法国人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茶文化，我们要研究中国的茶文化和法国饮食文化、酒吧文化或休闲文化的特定文化差异，并在这个特定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确定向法国传播中国茶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再比如，某企业总经理要向员工讲解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假定这个总经理属于一个文化群体，而该企业员工属于另一个文化群体，那么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就是跨文化传播的特定讯息，为了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该项跨文化传播活动不是要跨越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文化群体的文化差异，而是这两个文化群体在“奖金”问题上的文化差异。这样才能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
总之，超越特定文化差异意味着(1)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而不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总体文化差异；不仅如此，与之密切相关的是(2)跨文化传播的还要研究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对传播的特定影响；并且(3)研究超越特定维度文化差异，是实现有效跨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法。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笔者另有专门讨论，这里仅仅是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引出的一些结论。
三、实现意义共享的传播
从传播活动的过程上看，传播是一个信息编码、信息交换和信息解码的互动过程。从这个过程上看，跨文化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其他传播活动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和传播效果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接收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信息接收的一致性是指接收的信息与发送的信息相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指的是受者对某一信息意义的理解与传者对信息意义的理解相同。这两个一致性程度越高，传播的有效性就越高。当然这里所说的“相同”只是理论上的设定，在传播实践中只可能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无论如何，传播的有效性都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对传播讯息／文本，或者说对传播符号的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没有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传播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比如中国人之间打招呼常说的“你吃了吗?”这句话，无论说这句话的时候传播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有多少个人的、组织的或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或技术的因素介入，对这句话基本的意义共享是存在的，否则就不能理解这个讯息(你吃了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打个招呼)，更不可能理解这个信息的意义(表示友好)。但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恰恰没有构成有效传播前提的这个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规范，不同的象征符号系统，导致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几乎是必然的会出现：其一，是讯息／文本意义的缺失；其二，对讯息，文本意义的误解。讯息意义的缺失指的是受者接收到了讯息／文本中的信息，但是没有发现该信息有什么意义，也就是接收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信息，中国俗语说“对牛弹琴”就是意义缺失的极端表达。对信息的误解就是受者解读出来的讯息，文本意义与传者的意图总是缺乏一致性，经常出现的是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
传播效果是某一信息对受者的影响，有影响就是有效果，没有影响就是没效果。而所谓影响描述的是一种因(信息)果(认识、态度或行为的改变)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包含着这样一种假定，即受者可以理解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受者能够理解信息意义的前提下，才有传播效果的产生。但是，如果把这个逻辑置换到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就完全不适用了。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不是追求认知和态度的改变，更不是影响或支配人的行为，而是能够用恰当的讯息，准确地传递信息，并且能让受者理解和认可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人类其他传播活动而言，意义共享是传播活动的前提，而对于跨文化传播活动而言则是传播活动的目的。跨文化传播必须在传播的过程中才能构建共享的意义，这是跨文化传播活动和其他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差异。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差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汀一图梅把跨文化传播定义为“分享意义的象征符号的交换过程。”。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6）
一、引言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且相互制约。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无论从语言的符号观还是社会观来看,其都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语言的文化性集中表现在语言的文化属性、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等方面。作为语言内涵的文化,给予语言的影响是全方面的。汉英民族在价值观念、、民情风俗、历史背景、地理条件、社会制度、生活经验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给各自的载体语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为这两种语言之间互译带来了重重困难。本文拟从汉英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着手,企图以归化和异化策略来寻求其间的语义文化对等翻译。
二、汉英文化差异
因为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汉英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1.地理环境引起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常常给该地区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国和英国,因为地理环境的迥异,气候条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对的异域文化。英国是岛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其民族创造出的语言就沾上了该地理特征。象我们熟知的习语:spend money like water; make water; all at 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华民族祖居亚洲大陆,其文化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上文所说的“挥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还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胜枚举。至于气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异的例子也是举不胜数。单就“东风”“西风”之说来看,两种文化就大相径庭。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正是对春的讴歌。Charles 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说:“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 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然而汉语中的“东风”却战胜了“西风”,是春风,是温暖的使者。“西风”是秋风,有萧瑟秋风之说。马致远之词作“古道、西风、瘦马”,又同是马曲的“醉乡中,东风唤醒梨花梦”也说明这一点。词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让异域人士费解。
2.民情风俗造成的差异
汉英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及其丰富。诸如,talk horse(吹牛); get on one’s high horse(趾高气扬);horse and horse(并驾齐驱)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 willing horse”.不光如此,汉英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三、翻译策略
汉英文化的差异性给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这并不是就说明两种语言之间就不能相互转化。语言共性论认为:虽然人类的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在生存环境、身体结构、生理需要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这就使语言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语言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如果说每种语言都能表达所指的一切,那么,从原则上说,某种语言所表达的一切都能被译为另一种语言(蔡毅)。不同语言之间的这种转换常常借助于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策略。
1.异化翻译策略
异化就是不改变原文的文化、语言、文体等特征传达原文的内容,要求读者向作者靠拢,适应原文。它翻译的前提是,认为语言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与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复杂化。异化翻译承认并发展差异,并且在目的语中表现文化差异。异化翻译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
2.归化翻译策略
归化翻译就是遵循目标语文化的当前价值,对原文进行同化翻译。该翻译法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地道畅通的目的语进行翻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目的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归化翻译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对于译者来说,要全面了解一种异域文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翻译过程中因为对本族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便使译文通顺。
四、异化归化,各得其所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异化和归化翻译各有其优缺点。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不可取。那么,在实际的翻译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标准呢?关于翻译的标准,清末的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译事三难”,即“信、达、雅”。“信”指忠实原文,“达”指语言通顺畅达,“雅”指文字古雅。鲁迅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风姿……”钱中书提出了更具体的“化境”文学翻译标准。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显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境”。从这些翻译名家对翻译所定的标准可以看出,“忠实”和“通顺”是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缺一不可。那就是说,既要将原文的信息(包括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全部传达,语气和风格与原文一致,又要使行文流畅自然,易于理解接受。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找到异化和归化翻译的最佳结合点,让异化和归化更得其所。一般说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间的关系分为:文化交织、文化鸿沟、文化冲突三种。不同的文化关系对翻译的策略的选用有极大的影响。文化交织是指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些相似和相同的地方。这样语言之间的交流因其共同性而不难理解。为了更多地接触异域文化,异化翻译方法就显示出优越性;文化鸿沟是指两种文化中存在着文化差距。这时,我们可以选用归化翻译方法,如果选用异化翻译方法的话,就必须用直译加注,才能做到理解和传递信息的两全其美;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文化对某些物质,事物和现象有完全矛盾的理解。处理这种文化现行,归化翻译方法更能大显神通。
参考文献: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7）
Abstract: A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ranslation is that translation should not read like a translation but should read like a work written in Chinese by the original writer. For this reason, the language used in translating, i.e., the target language, in our case, Chinese, should be standard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 In actual fact, however, the target language is a kind of dissimilated Chinese. Dissimilation is a linguistic behaviour and a cultural phenomenon common in translation work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its culture, and points out that dissimil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may be considered a confront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two languages and two cultures. A good translation provides palatable dissimilation and thus achieves optimiz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Optimiz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will be the new trend of translation in the new age in China.
Key words: target language; dissimilation; translation language culture; optimization
引言
译即易,谓易换言语使相解也。翻译以言语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与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使读者产生隔膜,发生误会。这三种情况都与译语的异化与优化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译语变异现象的剖析来窥探译语的形态,以便正确识别与其有关的理论问题。
一、 翻译即异化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审美观念。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把翻译看作译语对原作的同化过程,所以在确立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时,把求同作为基点,追求同而排斥异,所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译论家天真地认为译语应该与原语对等,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翻译理论。
求同的翻译,讲究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视语言为传达意义的工具的语言本质观。
20世纪西方兴起的语言学美学,影响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20世纪的西方美学界破除了语言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这一观念,转向了语言创造并构成意义的新立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的变化,引发了语言学若干认知模式和方法论的变动,从而导致一些相关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在这种诗学潮流的背景之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翻译的本质和审美原则。在西方诸多新的翻译理论模式中,在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把翻译的本质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意义的可译性问题,或者从翻译理论的高度来看待语言的本质问题。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却存在的价值(作者已死!),而文本的意义在读者对语言符号的阅读中产生。解构主义学者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译者(读者)决定的。有趣的是,在解构主义学者那里,忠实性原则变得可有可无,译者用不着担心有人责怪他的译文不忠实,甚至可以倒打一耙,责怪原作对译本不够忠实。如此看来,博尔赫斯(J.L.Borges)的幽默(指他责怪原作对译本的不忠实)不无道理。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文献沃尔特·本亚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认为译文与原作之间是一种延续与创生的关系,本来就无“忠实”可言。文本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在解构主义学者看来,译本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原作文本的再生(afterlife)。翻译不仅仅是传达原作内容的手段,而更主要的是使原作得以生存的手段。他们以“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个概念来解释译作与原文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从而把译者置于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德里达以“延异”(difference,是德里达自己创造的词汇,有区分、延搁、播散三重含义,有的学者译为“分延”)的概念来表示意义的不确定性,显现翻译的异化过程。他认为,不同的语言在意义、句法和语音上的差异,构成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而翻译就是在“同”与“异”的纠结之中正确地表现“异”。人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真正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认识不同语言的特定的表达方式。因此,解构主义学者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一部译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通顺程度,而在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
我们认为,西方解构主义学者如此旗帜鲜明地标举译语的异化,并不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从另一个角度对翻译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的揭示。
其实,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家早就认识到翻译的异化功能。《法句经序》记述的那一场关于“信”、“达”、“雅”的讨论,已涉及异化的问题。当时的译论家已注意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
实不易,并且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来凸显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指出译语在翻译过程的异化。道安论翻译的“五失本”,第一条就指出“胡语尽倒”,强调胡语与汉语在语法上的差异。鸠摩罗什曾指出汉语与胡语在文体上的差异,批语直译派的作品“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赞宁把翻译比作将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指出译语与原语的差异。
我国古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发现翻译中的差异现象,说明翻译的异化是客观存在。
我国现当代学者也很重视翻译中的异化问题,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实际上是倡导异化。钱钟书标举化境,提醒译者不要因为中外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是针对异化而采取的对策,许渊冲针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提出“优势竞赛论”,也涉及翻译的异化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翻译活动是译者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的艺术地把握,翻译离不开异化,翻译本身就是异化。
二、 异化与译语文化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8）
（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必然要求
教育的基本功能可概括为个体的社会化和个体的个性化。教育从属于社会的子系统，其发展必要受到社会的种种制约尤其是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恩格斯曾强调：“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换言之，人的发展必须首先适应社会的变化，这样才能生存然后谋求生活。那么社会到底需要什么要的人才呢？“全球化”、“信息化”、“知识经济”、“多元化”等已成为当今世界知识和文化的代名词，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与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交流和碰撞甚为紧密，我们借鉴了许多西方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但并不意味着即将走入一个大一统的社会。相反，人们在这种多极化的格局下正寻找属于本民族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教育承担着经济、政治、文化等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在文化方面，教育正是通过对文化的继承、发扬和创新来发挥其功能，现今在“多元化”的背景下催生出“多元文化教育”即要求：“每一个任努力去认同他人文化、生活方式、学习特点等，在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上，尊重差异与特殊性，既要放眼世界，又立足本国实际，既坚持自身文化特点和独立性，又能对外来文化进行合理的借鉴融合。”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要求我们个体学习多种文化，接受多种教育，它的精髓在于尊重个体和群体间的差异，正确看待差异和允许差异发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要求教育培养出多样化且富有个性和创新性的人才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学生”的人才培养观早与时代不相符，必须坚决摈弃。我国进入21世纪亦非常注重多元化人才的培养。教育部在2010年3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划（2010-2020）》中提出三个树立：“树立全面发展观念，树立人人成才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
（二）教育历史演变和进步的必然趋势
“差异教学”继承了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思想。古代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个别化教学，没有形成正式的学校教育系统。孔子弟子三千，放到班级授课制中乃一个大“班级”，但并不影响这位先哲因“材”施“教”，他对每一位弟子的优势、性格缺陷、文化背景等“材”了如指掌，“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才有“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因材施教的经典案例。不仅是孔子，《学记》、《中庸》等古典著作亦显现出“因材施教”的思想。可见，我国古代教育非常重视差异教学。随着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社会急需一大批专业人才，个别化教学由于教学效率低下而被逐渐忽视。于是乎固定场所、固定时间、固定人数、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标准的班级授课制应运而生。班级授课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提高了教学效率。然而，班级授课制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其局限性逐渐浮出水面。“时至今日，机械化、程序化、僵死化仍然是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与当代社会学生丰富多样的教育需求和社会对个性化的需求是相抵触的，已经成为学生个性发展、差异发展的严重障碍。”“差异教学”正是对班级授课制的教学改进，改变其过于注重共性和统一而忽视个性和多样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策略。
（三）个人健康成长和成才的必然需要
教育的本位功能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现在大多数高校打出的标语或校训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那么如何促进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呢？首要的前提乃遵循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1983年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的诞生给教育界带来了一阵春风，它打破了过去以单一智力评估学生狭隘的评价观和学生观，推动了教育教学的一场新的变革――差异教学。“有一种形式的教育与多元智能精神相左，那就是”统一制学校“的教育。什么是可替代的方案？另一种选择可能就是因材施教―一种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差异的教育，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精心设计实践的活动，让不同类型思维方式的学生都能得到同样的满足。”多元智能理论是差异教学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建国以来，我国的教育目标是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理论为基础而定，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这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然而过于统一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使原本千差万别的学生进入学校十几年后大多数都变成书呆子，没有丝毫个性而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前后，国家已经清楚意识到当前教育的严重弊端。对于高等教育来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在年龄、性别、地域、风俗习惯、语言等存在明显差异，假如高校只用一种方法一个模式去教育学生显然是不合适的。“差异教学”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个体差异的普遍性且尊重差异，使学生在原有差异的基础之上通过有差异的教学实现个性发展。
二、差异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据教育部官方网站统计，2005年全国小学生在校人数就有10864.07万人。中小学平均每班人数至少在50-60人左右。那么，“差异教学”实施在我国现实国情下是否可行，回答是肯定的：
（一）理论基石
国内关于“差异教学”研究是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后正式开始的，该决议明确规定了要面向全体学生，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的需要施教，全面提高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此后，关于“差异教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学者们对“差异教学”研究热情和关注度锐增。通过笔者的检索，自1999到今天，“差异教学”一直是人们的关注热点，共检索到相关文献500余篇，可谓理论研究成果丰硕。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有：2001年华国栋的《差异教学论》，山东师范大学的曾继耘《关于差异教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论差异教学思想的历史源流与现代启示》等，此外还有国内学者翻译经典的国外关于“差异教学”研究成果：美国戴安的《差异教学―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成功》，本书系统具体的介绍了如何在3至12年级各种各样的教学情境中开展差异教学，教师通过研习本书，再根据自己班级的实际情况和教师本人的教学风格开展差异教学，实践应用价值广泛。另外一本是美国汤姆林森的著作《多元能力课堂中的差异教学》本书是根据差异教学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多元智能理论和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系统阐述了差异教学的本质规定，实施策略和教师角色等。虽说国内关于“差异教学”理论研究成果起步较晚且不够成熟，但以上列举的诸多成果为我们一线教师实施差异教学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石，教师要想熟练的驾驭“差异教学”，必须首先上升到理论的台阶，对关于“差异教学”的国内外相关著作和论文进行阅读和学习，要读“懂”、读“透、读”熟“，这样才有利于教师更好地在实践中实行差异教学并帮助他们解决在课堂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二）实践试点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9）
差异教学，是在正确认识学生之间存在差异的基础之上，选取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多样的教学形式以满足不同学生在学习上的不同要求，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小学高段年级学生正处于身心成长的关键阶段，由于知识的摄入和生活经验的不断丰富，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逐渐增大，在语文这类需要理解和运用的学科中则更需要把握学生的差异性，培养学生的审美力、想象力等，并且掌握自我表达的能力。
一、小学高段语文差异教学的现状
1.任课教师对于差异教学的认识不足
差异教学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许多小学高段语文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依赖于自身的教学经验进行实践，忽视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虽然新课标中倡导运用差异教学，但大多数教师还只是停留在较浅的认识层面上，并不能实际掌握相关理论，并运用到教学实践当中。正是由于教师对差异教学缺乏正确的认识，使得教师不能全面理解新课标中尊重学生个体差异的理念，在差异教学中出现问题时也不能在相关理论指导下分析原因并将其解决。
2.差异教学存在诸多误区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逐渐深入，差异教学逐渐普及，但其中不乏跟风改革应用的现象，“邯郸学步”的情况往往存在着诸多不足。另外，许多小学高段语文教师在使用差异教学时简单复制他人的经验，并没有考虑到学生实际情况和教学任务的实际需要，错误地使用一些具体的办法。例如，在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差异方面，教师忽视了必须的事前测查，还不够了解学生的差异；在差异教学的具体实施中，过于注重学生阅读时的独特感受、过分注重范文的影响等。
二、小学语文差异教学的实施策略
1.加强小学高段语文教师对于差异教学理论的学习
为了保证差异教学在小学高段语文中的顺利开展，必须坚持以理论知识为主导，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将理论知识正确运用到教学中，反对以往过于倚重经验而忽视理论的教学体系。
首先，组织教师学习差异教学的相关理论。当教师面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时，如果没有足够扎实的理论作为支撑与指导，则无法明确如何改进教学方式，如何帮助学生得到进步与发展。因此，注重教师对相关差异理论的掌握，从根本上树立小学高段语文教师的差异教学理念，对促进差异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在学习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学校应当定期组织小学高段语文教师进行交流和研讨。通过交流，教师可以将自己在学习相关理论时的心得体会、实际教学中所遇到的困惑和其他教师一起讨论、相互切磋，通过不断的交流，促进高段语文差异教学的实施。
2.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信息的收集
受成长环境、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思考方式。只有在教师充分了解每一个学生之后，才能准确把握学生之间的各方面差异，从而展开差异教学。但是实际上，很多教师并没有花时间了解学生，只是单纯地将教学当作工作任务，并不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和感受；有的教师因为工作繁忙、精力有限，无暇顾及所有学生。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收集学生信息。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细致观察学生，注意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的参与状态、情绪状态、思维状态，通过各方面因素综合了解学生。其次，增强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为了了解实际的教学效果，教师可以听取学生对课堂的建议，根据学生指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改进，使之适应和满足学生的要求，同时也增进了与学生的交流。与学生家长的良好沟通，可以帮助教师深入了解课堂之外的学生，分析学生差异形成的原因。
3.选择多样化的差异教学方法
差异化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针对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满足学生对不同学习目的的需求。所以，针对每一堂高段语文课，教师应该基于不同学生的需求进行多样化的设计，力求做到多种教学方法相互结合，或者安排不同风格的教学模式，尽量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从中受益。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中，观察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兴趣和习惯的学习方法，并不断完善。
例如，在课堂上观察学生的个体差异，让擅长听觉的学生借助录音机学习，播放课文配套的音频，让他们多听课文录音，充分利用听觉优势，从而达到理解课文、背诵课文的目的；对于擅长口语交际的学生，可以让他们在课堂上朗读课文，既能调动起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又能够加深他们对课文的印象；而对于擅长形象思维的学生，教师可提供与课文有关的图片，或者让学生亲自动手画一画课文描写的画面等，增强课堂的趣味性。
语文作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对小学高段学生的基础知识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学生的世界观形成起着重要启蒙作用。小学语文差异教学对于学生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并日益受到教师的关注。如何帮助不同的学生在小学高段语文学习中都取得进步、有所收获，需要多方面的不断努力、不断探索。要让差异教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需要良好的理论基础，也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加以佐证并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李玉芬.小学语文课堂差异教学策略[J].中小学电教：下半月，2008（9）.
[2]金怀德.万紫千红才是春：新课程背景下小学高段语文差异教学初探[J].中小学教学研究，2007（1）.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10）
差异教学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小学语文教学策略，在这种教学形式中，教师应当对于班级上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详尽的了解，并且及时与学生们进行交流，从而正确认识学生之间的差异，了解他们的性格特点。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教师也应当遵循差异化教学的思路，必须要让教学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要求。小学高年级学生正处于一个语文学习的关键时期，由于接触到的知识面更加宽广了，所以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会逐渐增大，因此，教师应当把握好学生们的这种差异性，并针对这种情况开展合适的差异性教学。
一、小学高段语文差异性教学的现状
1.任课教师对于差异性教学的认识不足。与传统语文教学模式不同，差异化教学要求教师们深入研读学生们的内心活动，革新传统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必须要重视教育理论对于实际教学活动的指导作用。然而，很多教师都固步于传统语文教学之中，因而对于差异性教学的认识不够深入，相关的理论掌握得也并不是很熟练，最终导致教学效果达不到要求。因此，教师们必须要树立起正确的意识来面对差异化教学，充分尊重学生们的个性化发展，并且把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学实际进行结合，最终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水平。
2.差异性教学存在众多误区。近些年来，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教育界人士对于教学的探索不断增多，对于语文教育的认识程度也在不断深入，差异化教学已经逐渐走进了小学语文教学之中，但是，跟风改革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在运用差异教学时，有的小学高段语文教师知识简单地搬取其他人的经验，这种复制行为对于改进教学水平没有丝毫帮助，反而会造成一定的阻碍，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学生们的具体学习水平和课堂教学任务，因而就不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二、小学语文差异教学的优化实施策略
1.加强教师的差异性教学理论培训。教师是知识的传递者，只有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够为小学语文差异性教学提供有效保障，因此，学校应当加大对于教师培训的资金投入，定期组织教师们进行外出交流和培训，从而革新自身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让课堂教学变得更加高效，与此同时，也可以定期在学校内部组织交流研讨会，让教师们相互之间交流教学技巧，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差异教学的相关理论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教师要向面对班级上的所有学生，并提出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就必须要系统化地学习差异教学理论，并把理论作为教学开展的支撑和指导。
2.把学生作为教学主题，加强师生交流。每个学生的成长环境和思维方式都是与众不同的，因此，他们也会把这种差异性体现在学习方面，也就是学习习惯和思考方式方面，这就需要教师们针对学生们的这种差异性开展合适的课堂教学，从而实现学生们的个性化发展。要想做好这项工作，教师就必须要多加与学生们进行交流，努力做学生们的朋友，让他们能够敞开心扉，畅谈生活困惑和人生理想，从而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这就需要教师们把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充分激发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和课堂参与性，不断活跃课堂气氛，加强课堂上的交流效率。与此同时，教师也应当采取多种方法来收集学生们的信息，这包括语文课堂教学中观察、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交流等等，总之，教师应当调动起一切积极的方法来了解学生。
3.选择多样化的差异教学方法。要想做好差异化教学，就必须要选择出合适的差异教学方法，这是立足于学生们的实际情况而做出选择的，因而能够满足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教师们应当基于不同的学生制定出多样化的教学安排和教学设计，从而做到多种教学方法的融合，让课堂内容变得丰富多彩。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立足于材料而设定出多种教学风格，从而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教学过程之中，教师应当对学生们进行积极引导，带领他们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语文素养。例如，有的学生听力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可以组织他们利用录音机来进行语文文章的学习，充分利用起语文教材的配套音频资料；有的学生比较擅长口语交际，我们就可以鼓励他们在课堂上进行优美文章的朗读；有的学生擅长于形象思维，我们就可以为他们提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图片和背景资料，从而增强课堂的趣味性。
总而言之，小学高段语文教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语文教育阶段，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差异性教学方法来提升语文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为此，教师必须要加强相关的理论探索和具体时间，从而让差异教学获得长足的进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