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两个奥兰人 ｜ 艾玛
本文作者简介
艾玛，作家，现居青岛。2007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小说集《白耳夜鹭》《白日梦》《浮生记》《路过是何人》，长篇小说《四季录》。多次进入收获文学排行榜等重要年度排行榜，曾获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排行榜奖、山东省第二届、第五届泰山文艺奖、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上海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
加缪1957年10月10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 Gey / Bettmann / Contributeur
加缪（卡提耶-布莱松摄影）
另外两个奥兰人
艾玛
阅读阿尔贝·加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去冬今春想起他的时候比较多……加缪的作品中，我读过多次的大约只有《局外人》，从前我并没有多爱读《鼠疫》，近来拿出来翻了翻，心境不一样，阅读的感受自然也大不同。不过，让我想得更多、更远的，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为自己的申辩。“亲爱的巴特……你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就我本人而言，我已经古怪到足以认为如果我们甘愿接受这样的想法，我们就应该接受人类的孤独。我远没有感觉到置身于孤独中……”这是加缪给罗兰·巴特的信。巴特批评《鼠疫》忽略了真实的历史，加缪回信为自己辩护。世界上最多余的事，大约就是一个作家按捺不住从幕后冲出来，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但加缪为自己的争辩却不给人多余之感，无论这争辩是发生在他和萨特间的，还是和巴特间的，他们诚实地表达，不曾为了愚弄大众刻意把水搅浑，也让后来的人可以更多地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一代知识分子为何迷失。而这都发生在二战结束后没多久……想起来这些时，会忍不住问：苦难到底能教会人类些什么呢？
《鼠疫》刚出版时获得了如潮的好评。五年后，加缪的随笔集《反叛者》出版，事情于是起了变化。尽管《反叛者》得到了汉娜·阿伦特的盛赞，还是迎来了狂风暴雨般的批判，萨特称加缪的人道主义和非暴力观荒唐又虚伪。很快，批判之火回烧到了《鼠疫》。来自思想界和批评界的声音大多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鼠疫》是一部居高临下的形而上的小说，无法从形而上学的反抗转换到历史性的反抗。萨特更是忘掉了曾经对《鼠疫》的肯定，转而说它是神秘模糊的产物，并由作品及人，讥讽加缪这个巴黎文学界唯一的殖民地“黑脚”，“苦难并没有委托您什么！”（奥利维·托德）
很难说这场批判到底是针对作品还是针对作者。
罗兰·巴特并没有马上加入到这场足以与伏尔泰、卢梭之争相提并论的争论中去，大约《鼠疫》出版后的第十年，巴特说：“人们无法把对鼠疫的抗争和对德国纳粹的抗争联系起来，这是对抵抗运动的不适当的移位。”也许是感念《零度写作》赞誉《局外人》的情意，加缪对巴特的回应远比当年回应萨特一派时平和节制，甚至有些温情。在回信中加缪对巴特说：“我向您保证，这友好的讨论绝没有改变我对您的才华和您个人的高度评价。”就正如萨特会站在与纪德的分歧之上向纪德表示敬意那样，加缪站在与巴特的分歧之上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敬意。此时的加缪几乎与巴黎知识界决裂，作为“一个不光彩时代的最高贵的见证人”（托尼·朱特），相比作品，他更关注阿尔及利亚的命运，阿尔及利亚不断恶化的政治局势使他痛苦。《鼠疫》是否成功，时间已多少给出了答案，（至少销量不错。）对批判之声他早已不再在意。另外，与萨特一派的知识分子将他推离历史、反对他的立场不同，巴特的批评多少还是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内，他们之间的分歧，更多的是两个个人主义者关于小说艺术上的分歧。战时的创伤使战后的法国知识阶层对法兰西现实制度和政体既失望又“恶心”，他们普遍抱有通过发生在工会、车间等地方的集体奋斗抵达理想世界的幻想。而巴特毫无保留地想要通过自我奋斗寻求个人主义的更好生活，这与拥护个人自由、“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的加缪不谋而合。巴特批评加缪在《鼠疫》中没有延续《局外人》的风格，而早在《鼠疫》还在构思阶段，加缪就在《手记》中写道：“瘟疫具有社会意义和形而上学的意义，两者就是一回事。《局外人》也是同样的双关。”巴特还批评了《鼠疫》中对疾病隐喻的利用，认为当文学用寓言和符号超然于事实时，它主张的伦理也会与历史、现实脱节。加缪亦不接受。在《西西弗神话》中，他就表达了自己对艺术创作准则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加缪坚持“多样性是艺术的家园。”基于此，加缪辩称关于《鼠疫》的解读也应是多种的，不能仅仅归为寓言式的抵抗叙事。
《鼠疫》出版时，罗兰·巴特刚从“阿尔卑斯山的牛津大学”——疗养院下山，此时他是萨特的支持者，布莱希特主义戏剧家，或者可以说，“新式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安迪·斯塔福德）。”五十年代中期，着手写作《神话学》的巴特把当时法国社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视为死胡同，已不抱希望，转而关注人类如何理解他们周围的现代世界。这与加缪所说的“对人类处境绝望，对人永抱希望”如出一辙。而在巴特对《鼠疫》的批评里，也还藏着一个悖论，他无法避免地试图通过使用外部（意识形态）标准来评判的同时，他也拒绝像萨特那样，将文学还原为纯粹的立场选择行为本质。毕竟，人们刚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战争，现实世界又令人沮丧，他方那些带着陌生气息的新制度新世界着实令人沉醉……而抵抗这种沉醉需要一点朴素的清醒，恰好加缪和巴特都不是那种会被轻易点燃的人，他们不缺那点清醒。有人把《神话学》视为巴特思想成熟期的开始，批判《鼠疫》时，他正在翻过青春这道青葱的山岗。和加缪一样，巴特一直站位左翼立场，加缪和法国左派知识分子水火不容，又同时和右派针锋相对，他是孤单的，但并不孤独。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这个时代只是孤身一人，但我同时又是和这个时代结为一体的，非常紧密地结为一体。”而巴特则不在乎孤单或是孤独，他只是孤身一人，拒绝与任何时代结为一体。他专注于著述，远离实际政治参与。——比加缪渴望的更远（加缪一直渴望过上一种清净孤独更有利于写作的生活。）此时深陷争议漩涡的加缪，《访苏归来》的作者纪德可能是最能理解他的人。罗兰·巴特也许要等到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与文学批评家雷蒙·皮卡德之争时，才能理解加缪为何说“远没有感到置身于孤独中”。他指责皮卡德对新文学批评的攻击带有集团性、意识形态的烙印，而这种烙印恰好是人们在批评加缪时表现出来的特征。1965年，为回应雷蒙· 皮卡德的批评，巴特在《批评与真实》中宣告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观，开放式的、有风险的文学批评，“它赋予作品某种特殊意义的话语，产生一种意义而不是分析意义如何产生。”此时的他如果再评《鼠疫》，应该会是另外的情形。
巴特与加缪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在一岁多的时候失去父亲，战争及纳粹主义使他们成为遗孤。失去了父亲的他们都由年轻的母亲带回到外祖母家生活，巴特由瑟堡去了巴约讷，加缪由蒙多维去了阿尔及尔。他们的记忆里都没有父亲。母亲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爱、最信任的人。他们都在中学时代患上肺结核。都喜欢纪德。（加缪一度把纪德的《阿曼塔斯集》视为自己的圣经。）都爱写手记。（巴特写在小卡片上。）都受女性的青睐……甚至他们离开世界的方式都一样：死于车祸。
他们也都有毕生不愿提及的事，在巴特的作品里，读者几乎看不到“战争”二字（乔纳森·卡勒），而加缪，几乎不说“结核病”，他用“那个”，或者“毛病”来指代，像谈论一个他不喜欢但却甩不掉的老朋友。
不同的是，巴特到外祖母家的那天起，就开始过着一种与外部世界隔离的生活，他几乎不出门。成年后他也从不提及生活里失去的，就像他极少提及父亲。他声称想不起自己的过去，“生活在音乐空气中”是他对童年唯一的总结。他写过一本自传，《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却刻意回避了自传的种种范例，以第三人称的疏离姿态描述了一个真假难辨的“罗兰·巴特”。加缪常感叹：“阿尔及利亚是我的肺、我的病灶。”无论是巴约讷还是巴黎，巴特很少流露出对它们的情感。对他来说，它们都太大了，他愿意铭记的是那些小而美的东西，钢琴、茶点、资产阶级闲谈、摘无花果的奇巧工具，“花园的草地上栽满了玫瑰、绣球花、路易安娜花、大黄，旧板条箱里被精心安置草叶，还有一棵大木兰，它的那些白花开到了一楼卧室边上。”（迪费娜·萨莫瓦约） 他在法兰西学院开设“小说的准备工作”一课时，关注的也多是作家生活中的细节。如果说，加缪是以入世的方式抵抗生活的荒诞，那么巴特毕生都在以出世的方式秘密实践自我的个人冒险：尽可能多的遗忘，尽可能多的情调……战争期间，巴特因肺病被免除服役的义务，到阿尔卑斯山的疗养院疗养，在那他读书、排演戏剧，开展不多但有益身心的社交，像个悠闲的局外人。正如巴特自己所言，“疾病是一种生活方式。”尽管它中断了他的学业、事业，但跟战争相比，它并没有多糟。某种程度上，他正因了疾病得以免却许多烦扰，（他甚至做好了在疗养院度过一生的准备。）专注于阅读、著述，享受自由的捉摸不定的人生。
而加缪毕生似乎都困在了“奥兰”。自他那葡萄园农业工人的父亲战死沙场后，加缪一家就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他在外祖母位于阿尔及尔贫民区贝尔库三间狭小的房间里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靠抚恤金生活，是教育和阅读拯救了他。中学时代加缪受到理性主义启蒙，开始读哲学家阿尔芒·库维利尔编写的《哲学教程》 （阿尔芒·库维利尔可能是第一个将海德格尔称为纳粹的哲学家），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哲学不再是关于世界的认识，而是关于世界认识的思考。”在病床上，加缪则靠阅读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作品来鼓励自己，“疾病只是对身体的羁绊，对意志则不是。”在阿尔及尔大学上学期间，加缪结交了许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师友，开始模仿尼采写作，和同学玩审判的游戏，背诵波德莱尔，给文艺月刊投稿……他甚至一度加入了阿尔及尔共产党。加缪宣称，“我将要诚实地去经历，会永远拒绝在生活与人之间放上一册《资本论》” 他既不想让任何一种信仰隔离人与生活，也不想像爱比克泰德所批判的，“把信仰挂在墙上。”1943年，加缪病情好转，他离开位于法国南部的疗养地帕讷利耶去了巴黎，也就是在这一年，加缪开始参与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为抵抗组织的秘密报纸《战斗报》工作。加缪还曾多次申请服兵役，但都因疾病被拒。终其一生，加缪都称得上是个积极介入现实的行动派。如果把他所处的世界比作《鼠疫》中的奥兰，那么加缪一直在城中，他不是呆在房间里，而是一直在街头。
与巴特在作品中刻意回避自己不同，加缪则把自己融入到了作品里。
《鼠疫》中的奥兰城“坐落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地中央……城市前面是美不胜收的海湾。”阿尔及利亚有座同样叫奥兰的港口城市，正如《鼠疫》开篇点明的那样，是阿尔及利亚滨海法属省省会。“可惜此城是背对海湾建造的，因此，除非前去寻找，谁都不可能瞥见大海。”奥兰背向地中海而建，古老狭窄的大街小巷向高处延伸，形成三个新的街区，峭壁、码头、防波堤和船坞将城市与大海隔离开来。加缪在奥兰度过了1940年的头两个月。1942年8月，他再度离开奥兰，启程去帕讷利耶养病。在奥兰的这段时间，加缪肺病复发，由一位热衷于研究小鸡胚胎的医生给他开气胸，和自由区的朋友靠一种最多只能写十五行字的卡片保持时断时续的脆弱联系。奥兰当局忠实于维希政权和德意志帝国的排犹政策，对各种信息进行过滤。加缪和家人、朋友的抵抗就是，安慰、帮助失去工作的犹太朋友，收听BBC了解外面的信息，信号不好，收听也时断时续。彼时奥兰城斑疹伤寒蔓延，当局在城郊建了一座隔离营地，派塞内加尔土著兵持枪看守。朋友来探望加缪时，会向加缪描述隔离营的情况，加缪默默做笔记。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加缪外出散步，一直走到奥兰海边，边走边构思《鼠疫》。战争、斑疹伤寒是现实，鼠疫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写作进行得很不顺，加缪和《鼠疫》中热爱写作的小公务员格朗陷入了差不多的困境。格朗费了不少功夫，厚厚的稿纸上始终只有一句话：“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士骑着一匹华丽的枣骝马在花丛中穿过树林小径……”
说《鼠疫》是以奥兰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
可《鼠疫》中的奥兰城却并不仅仅只是奥兰，你能从它身上看到加缪的出生地蒙多维，也能辨认出加缪长大的城市阿尔及尔。如果把奥兰城比作一枚硬币，那么阿尔及尔就像是这枚硬币的另一面。传记作者埃尔贝·洛特曼说，“旅行者到达阿尔及尔后就会居高临下，把城市、港口看作古希腊或古罗马的露天剧场。”加缪似乎是刻意把奥兰城建在了这座露天剧场的背面，因为要上演的剧，这个露天剧场已容纳不下。阿尔及尔面向海湾建造，南部有道天然屏障，泰勒阿特拉斯山，山坡上长满粗大的软木橡树。库尔贝贫民区的孩子加缪常和朋友们去“热得像马尿”的海里游泳，带一个软木做成的救生圈。（埃尔贝·洛特曼）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加缪和朋友经常去的不是海滩，而是植物园，“那里有种着悬铃木、棕榈、竹子和桉树的林荫道。”还有相互勾着小手指、耳后插着茉莉花的阿拉伯少年。（奥利维·托德）加缪自己则在《黑脚》中提到了阿尔及尔的天竺葵、橄榄林和桉树，并在给女友的信中浪漫地抱怨“桌子被山楂花压弯。”“阿尔及尔像一道伤口，敞开在苍穹之下。”加缪忆及阿尔及尔，深情又感伤。巴黎、里昂和帕讷利耶对加缪意义重大，奥兰看上去和它们也不一样。“她问巴黎怎么样，我说，很脏，有鸽子……”（《局外人》）
但《鼠疫》中的奥兰没有树，也没有鸽子。
“在那儿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翅膀，也听不见树叶沙沙作响。” 陷入困境的世界没有色彩，也无生机。加缪凭此寥寥几笔，将虚构与真实稍作区分。
在《鼠疫》中诸多人物身上，也都能看到加缪自己的身影。曾有朋友问他，“塔鲁就是你自己，对吗？”加缪迟疑了下，答：“不，我想我可能是里厄医生。”（奥利维·托德）
《鼠疫》里首先出场的是里厄医生，（最先出场的总是医生。）《鼠疫》未曾提及他如何度过青春时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熟的无神论者，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什么兴趣，感兴趣的是如何做人。和塔鲁一样，里厄医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有神圣的责任感和同情心，而且，也不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一如加缪自己。无论是平时还是危时，里厄医生都是奥兰最不可缺少的人。他完全进得了圣人堂，——如果奥兰有。
里厄医生最先发现异样，（和我们的医生一样。）有天出门巡诊时他发现了一只死老鼠，巡诊归来也发现一只。越来越多的死老鼠。他的病人发着烧，淋巴结肿得异常大。门房发烧死后，里厄医生打电话给他的同行们，得知几天之内大约有二十个类似病例，几乎全是致命的。于是里厄医生像我们的医生一样发出了警告，他致电里沙尔，要求奥兰医师联合会的书记里沙儿采取措施，将病人隔离。里厄医生的要求被拒绝了。“谁告诉您这病有传染的危险？”在里厄医生的坚持下，作为奥兰医师联合会书记的里沙儿表示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事报告给省长。在省长主持的医生联合会上，大家对如何称呼这个“可能会夺去本市一半人生命的瘟疫”也有一番争论，到底是叫它“鼠疫”还是叫“增长热”？最终省政府给它命名“恶性高烧病”，白色小型布告张贴在城里最不起眼的地方：“在奥兰各社区的确出现了些恶性高烧病例，但尚不能肯定其是否有传染性。” 布告很有技巧地回避了“鼠疫”二字，但却无法回避掉鼠疫杆菌。世界上的悲剧大抵都有这样相似的开局。
再没有人比里厄医生更清楚诚实对抵抗瘟疫的重要性了。
“战胜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诚实！”可是，诚实是多么不容易得到。战争期间，经朋友介绍，加缪到《巴黎晚报》做过一段时间的排版编辑。正是这段经历，让加缪认识到了一点：信息垄断是一切权力的本能。当德军古德里安的部队打到色当，第二天的《巴黎晚报》却写道：“敌人每天要损失一百多架飞机。”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后，《巴黎晚报》称：“德国空军百分之六十的斯图卡轰炸机已被击落……”百姓如同鼠疫悄然降临后的奥兰市民，虽已身处不幸，但对不幸仍然知之甚少。
“人们不知他从哪里来”的塔鲁是一个给死刑判死刑的人。在法庭上亲眼目睹父亲给年轻的犯人判死刑后，塔鲁离家出走。“我想反抗这个社会，就要反抗谋杀。”这是加缪在借塔鲁之口说话。反对死刑是加缪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一项遗产。如果说失去父亲是一个孩子人生中的洞，巴特选择让那个洞空着，加缪则竭力去用记忆把它填满。童年时的加缪对父亲充满渴望，他曾多次追问母亲，“我长得像他吗？”母亲总是回答：“哦，你们长得一模一样。”从父亲那里，加缪继承了两项重要的遗产，这位蒙多维葡萄园的农业工人爱记日记，蒙多维夏天炎热，“热得鸟都叫不出声来。”还有一项，是从母亲的回忆中得来，年轻的父亲有一次去围观处决犯人，当天回家后他没有吃饭，一声不吭地躺倒在床上，吐了。这一项伟大的遗产使加缪成为了一个终生反对死刑的人。
不仅仅是塔鲁，不仅仅是《鼠疫》，对死刑的表态一直是加缪作品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从《局外人》、《思索死刑》到最后的遗作《第一人》，都有迹可循。加缪对死刑的批判并不像拉德贝鲁赫、贝卡利亚他们那样有足够的理性主义的支撑，他也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反对死刑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我们。”要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个主张“以剑胜剑”的人。如果要从法国历史上再找那么一个作家，那就只有维多克·雨果了。雨果在给巴黎公社捐赠大炮的同时，也深切同情国王的处境，这两件事在雨果那里并不矛盾。在加缪那也一样。加缪一生反抗专制、暴力，嫉恶如仇，他多次为面临死刑判决的人请命，为犹太人请命，为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请命，战后甚至为“法奸”请命……与其说他是在反对死刑，不如说他一直选择站在弱者一边。当惩治法奸出现运动化、扩大化倾向时，加缪是最先站出来表示异议的作家。他对潦草的简易法庭、对一切所谓“正当性”暴力质疑，他“像单刃刀片颤抖不停”，终招致满城非议，成为战后法国知识界的异类。今天，世界上已经有百分之七十的国家或彻底取消了死刑，或事实上取消死刑。有人评说加缪远远领先他的时代，其实这哪里是领先？不过是他一直警惕“多数人当然正义”，不曾为任何伟大的理想、完美的主义出让人道主义的底线而已。而这也是巴特所说的“不可妥协的点。”（《知识分子有什么用》）无论是加缪，还是巴特，他们都清楚，一切强大的体制、集团都会试图调控知识分子，而那些从前门扔出去后又会从后门回来的危险的东西，也通常都有张寻常、甚至是正直好看的脸孔。
《鼠疫》的结尾，格朗说：“我把所有的形容词都去掉了。”格朗家的小黑板上一直写着“花径”一词，力不从心、却又追求完美表达的格朗让它变成长句，后来又变成短句。瘟疫到底还是改变了他，让他明白了什么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是可以割舍的。
与公务员格朗相反，加缪与巴特这另外两个奥兰人历经现实生活的种种残酷后，仍对未来抱有无法割舍的期许。加缪始终怀有一个美好社会的幻想，在那里，人们和谐共居，不公被正义、自由取代。罗兰·巴特的“远方的社会主义”也一样，自由、平等、友爱这类用来形容那个理想社会的词，似乎一个都不能少……世界终究会安排那么一个地方，让那些正直、诚实的持不同意见者重聚。只是，一个奥兰人对生活回答“是”，对未来回答“不”，穷尽所有拥抱今天，另外那个奥兰人却深谙悲极生乐良方，“静坐无所为，春来草自青……”
参考文献：
1、《加缪传》，【法】奥利维·托德著，黄晞耘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加缪传》，[美]赫伯特·洛特曼著，肖云上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罗兰·巴特》，【美】乔纳森·卡勒著，陆赟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4、《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美】托尼·朱特著，李岚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5、《罗兰·巴特传》，【英】安迪·斯塔福德著，和艳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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