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成都（中）
原标题：显微镜下的成都（中）
坐茶馆与吃闲茶
成都给外地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其闲逸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茶馆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光顾茶馆成为很多人一生的日常习惯，因为“成都人，生来就有种闲散的脾气，随便什么事，都满不在乎，朴实无华之中，带有恬淡、休闲的性格，所以养成了爱上茶馆的习惯”。许多人，特别是老人，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到茶馆“吃早茶”，这时天还未亮，整个城市仍然在沉睡之中，餐馆也没有开门。他们早上一起床，便提着鸟笼到茶馆，待很长的时间，称为“坐茶馆”，在外人看来，他们坐在那里是无所事事，荒废时日，“不管有事无事，坐茶馆几乎占据了生活的部分时间”。但成都居民对自己营造的悠哉乐哉的生活气氛颇为自珍，且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即使同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大大地改变了。只要有时间，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便来到茶馆。茶馆中的中老年人占大部分，他们一般都到住处附近的茶馆吃茶，成为最忠实的客人。如果茶馆里讲评书，他们几乎每晚必到。成都有许多大户人家子弟、城居地主、有产寓公，他们不少来自外县，寓居异乡，沉湎于成都的生活方式，更成为茶馆的常客。大多数日夜讨生活的下层人，如轿夫、黄包车夫、小贩等，也到茶馆解解渴、歇口气。一些茶客可以说上茶馆成了“瘾”，他们如果不去茶馆，就真像丢了魂一般。
我们对清末民初茶馆生活的细节所知不多，但李劼人在其小说《大波》中，描写了晚清几个受过很好教育的年轻人聚会，其中有人建议：
我们每人只出两角半钱，这比戏园副座的票价还少半角钱。我们先去劝业场吃碗茶，可以看很多女人，地方热闹，当然比少城公园好。然后到新玉沙街清音灯影戏园听几折李少文、贾培之唱的好戏，锣鼓敲打得不利害，座场又宽敞，可以不耽心耳朵。然后再回到锦江桥广兴隆消个夜，酒菜面三开，又可醉饱，又不会吃坏肚子。每人二角半，算起来有多没少，岂不把你们所说的几项耍头全都包括了？
这个建议得到大家赞同。虽然他们囊中羞涩，但作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聚会，去茶馆看戏既体面，花费亦不多，然后再到餐馆享口福，也是可以承受的消费。在这部小说的另一个情节中，故事主角楚用想找一个地方打发时间，便去了武侯祠，那里古木参天，还有一个道士开的茶馆。巨树之下，摆放着方桌和八仙桌。楚用发现方桌都占满了，客人似乎都不像喝完茶即离开的游客，而主要是避暑的小贩或手工匠，穿着短褂，吸着叶子烟。一些在打牌，一些在下棋，有的甚至手上还做着活路，真是消闲和做工两不误。这里比大多数茶馆清静，人们讲话的声音很轻。在另一个炎热的下午，由于去看戏“时候又不对头”，楚用又来到武侯祠的茶馆，却发现“没有空桌子。有一张桌上只坐了两个手艺人，都戴着牛角边老光眼镜在做活路，有两方空着”，但他又不屑与他们为伍。
图2-3 抗战时期一家露天茶馆，看得出来顾客主要是学生和文人
李约瑟（Joseph Needham）摄于1943—1946年。
资料来源：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University。
普通人比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更经常使用茶馆。直至晚清，成都的现代工厂微乎其微，大多数是手工工场的工匠，或店铺的店员、餐馆的跑堂，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的雇工，他们无须像现代大工厂的工人那样遵守严格的上下班时间，工作时间非常灵活。例如，那些在街道两旁铺子里做工的工匠，休息时便到街角的茶铺。这些茶馆为各种普通人服务，像砖瓦工、木匠、石匠、挑水夫、裁缝、车夫等，他们多在街头谋生。即使那些必须按时上下班的工厂工人，一有机会，也到茶馆消磨时间。清朝覆没之后，这种生活方式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18年的《国民公报》上有一篇讽刺小说，描述了农村人怎样留恋成都的生活，原因之一便是在那里，人们可以在热闹的茶馆里尽情喝茶休闲。
舒新城则记录了他1920年代到成都时的观察，发现了成都人日常生活的独特之处：
这许多的男男女女在茶馆戏园中度日子，你将以为这样地耗费时间与金钱，未免太可惜！你（如）果这样想，你之愚蠢真不可及。你要知道钱是以流通而见效用的，用钱又以能满足欲望为最有价值：他们的欲望既在此，每日用去几文自然是“得其所哉！”而况在茶馆里坐一日，若仅只喝一壶茶，所费不过一百或二百文——合大洋三分或六分——就是吃一顿面也不过费三四百文，再加一二百文的点心，每日也不过费大洋二角。戏院中头等票只六百文，二三等只要四百三百文，就是天天购头等票去看戏，每月也不过费大洋五元而已，比上海一个工人的纸烟费还少，所谓耗费金钱实在是很少的事……“虚耗时间”几个字，在这里是很少有人道及的，你又何必替他们白着急。
显然，他很欣赏而且试图为这种生活方式辩护，当时西化的精英对成都茶馆的批评日趋尖锐，认为人们在那里浪费时间和钱财。像舒新城这样著名的教育家和新知识分子为茶馆辩护，应该说是一个异数，特别是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抨击传统、拥抱西方正在成为一种时髦。
1934年沙汀对喝早茶的人有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了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由于起来得太早，他们一坐在茶馆里，实际上便处于半迷糊的状态，当打了一会儿盹，“发觉茶已经泡好了的时候”，他们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点，润润眼角”，这样可能会使自己清醒一些，然后才“缘着碗边，很长地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喝下大半碗去”。喝早茶的人，鲜有不抽烟者，他们“于是吹着火烟筒，咳喘做一团，恰象一个问话符号似的”。等到茶馆里又有茶客坐下了，“这种第一个上茶铺的人，才现出一个活人的模样，拿出精神来”，便可以拉开了话匣子。
喝完早茶以后，他们才回家洗脸、刷牙、吃早饭。由于家里用热水不便，不少顾客甚至喝茶洗脸同时进行，如睡眼惺忪的茶客会向堂倌说：“还没洗脸呢。”于是“堂倌拖过一张凳子，摆在客人座位边顺手的地方，打了洗脸水来。象这样，要洗脸，是不必改变蹲着的姿势的。只需略微侧一侧身子，斜伸出两只手去，就行了”。然而，这位洗脸的顾客或许不愿哪怕中断一刻与其他茶客正在兴头上的谈话，从水中提起的毛巾，随时会停在半空，甚至可能把毛巾扔在盆里，所以“要洗一张脸子，那时间是会费得很长久的”，有时堂倌还不得不再换一次热水。从这里可见茶客聊天的瘾之大，而且茶客们真是被殷勤的堂倌给惯坏了。
茶馆外面都有卖小吃的摊子，顾客们甚至不用回家吃早饭，如一位茶客把茶留在桌上，悠闲地“一边趿上鞋子，扣着纽扣，一边踱往街对过的酒酿摊上去，躬着身子向装着物事的担子打量一回，然后点着指头，一字一字地叮咛道：‘听清白了么？——加一个蛋。要新鲜的。好，就是这一个罢。您照照我看……’”这段文字是描述一个茶客怎样在茶馆外面买醪糟蛋（四川很流行的用酒酿煮鸡蛋的吃法）的，“您照照我看”意思是将鸡蛋对着天，如果是透光的话，便说明鸡蛋很新鲜。当然，很多茶客还是要回家吃早饭的，但茶馆总是使他们流连忘返，所以经常“直到家里的人催过三五遍了，他们才一面慢腾腾地，把茶碗端到茶桌子中间去，叫堂倌照料着，说吃过饭再来，一面恋恋地同茶客们闲谈着，好象十分不愿意走开去似的”。
茶馆里是如此随意，有的茶客甚至把家务事也带到茶馆来做，这样喝茶、社交、家务三不误。如他们坐在茶馆里，“小菜贩沿着清冷的街市叫卖起来了的时候”，他们总是买一点豆芽，“堆在茶桌上，一根一根地撷着根，恰象绣花一样的精致。从他们的神情上看来，这还是一种近乎阔气的举止呢”。菜择好以后，“家里的孩童们，是自会来收回的”，当时没有手机，他不用同家里联系，家人自会直接到茶馆里找他取准备好的菜。家人与茶客如此默契，说明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也照例不用动步，“只需千篇一律地关照道：……多加一点醋，炒生一点，嗯！”
现代化和西化的精英对普通民众的这种悠哉乐哉的生活方式是颇为怜悯的：“全个早晨的时间，已经给他们花费干净了。但他们毫不觉得可惜。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等到肚子一饱，又有许多时光，在等待着他们，象阔人使用资财一样地浪费了。”但是精英不能理解，并非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惜时如金的，知识精英与芸芸众生有不同的时间观，我们可以想象，如此松散闲逸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对那些每天殚精竭虑谋名声或权力的精英，可能也会抱几分同情吧。
许多人是在父辈的熏陶下成为茶客的。海粟回忆1930年代初，父亲每天晚饭后带他到第一泉茶社的情景：这个茶馆离他家仅一街之隔，他父亲买一碗茶，但占两个座位，他喝茶，小孩则吃一把花生，“当我把花生吃完便沉沉欲睡了。等他茶瘾过足，我已进入梦乡，父亲只好把我背回家去。久而久之，我也成了一名‘茶客’”。海粟的经历说明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茶馆的环境和文化、顾客的言谈和举止等，使人们了解社会，建立社会网络，甚至形成了个性和习惯。即使那些白天必须工作的人，一旦有机会，也会光顾茶馆。例如1930年代，东门外某工厂的一群工人，每天中午休息时，都到东门大桥头的一家茶馆，边钓鱼边品茶。茶馆老板也是钓鱼爱好者，他们成了朋友，老板还帮他们保存渔具，钓到了鱼则为他们烹调。而政府雇员中午则喜欢去农园茶社和联华茶社，有的甚至工作时间跑去坐茶馆，例如，有一名警察上班时间在茶馆里泡，被上级看到而受到惩罚。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难当头也未能阻止人们到茶馆消闲。周文回忆七七事变不久——1937年10月，他在成都一家茶楼看到的情形：街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茶楼上靠街边的栏杆上密密的现出一排头颅在望街心”。他刚进入茶馆，开始往楼上走，那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他回忆说：当跨进二楼，“密密麻麻的人头立刻扑进我的眼帘，好像筐子里装满的苹果似的”。而谈话的声音则“形成一道浩浩荡荡的河流”。由于抽烟者太多，室内烟雾缭绕，他觉得一阵头晕，正准备退出，听见有坐在栏杆边的人叫道：“你看你看，那女人多么瓜！”（“瓜”即成都话“傻”的意思——引者注），许多人便伸出头去张望。作者在这里的细节描写，实际上是在批评这些人漠视国家的命运，对茶馆中的噪音、烟雾、拥挤的状况也很不以为然。1938年的《成都导游》也提到，居民闲逸的生活节奏可以从茶馆的数量以及那里“日日客满”的盛况中显示出来。每天清晨人们来到茶馆，直到晚上9点，“在茶馆内中可以看报，谈天，吃零食，消磨一整天的时间非常容易”。这种生活方式的确给外来人以深刻印象和无限的遐想。
茶楼上真是一个观风望景的好地方。人们在楼上看得到什么呢？本篇开头曾提到1949年10月的某一天，青年马悦然便正坐在春熙路一家茶楼的栏杆边，现在让我们借用马悦然的眼睛，看看他所观察到的街景：
我坐在二楼上，面朝着街，这里描述一下街景。我看到一个人担着竹筐走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挡了他的路，骑车的是一个学生，骑的国产车，周身都在发响声。一辆载满灰砖的板车过来了，有五个人拉，轮子是胶皮的，走起来没什么声音。拉车是一件非常苦的差事，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她拉得很吃力。这种运输方式只在华南见到。这个夏天我北行到甘肃的兰州，并不见人们像牲畜一样拉车，人们赶骡子和毛驴。这里却不见这类牲畜。
下面街上的黄包车夫摇着铃铛，拉车人声音洪亮，朝着挡了道慢行的人叫嚷。一个老妇坐着黄包车过来，她膝上还坐着三个小孩。街上不少人朝茶楼上看，我看见两个穿制服的先生望着我，他们不知道这个外国人在做什么。还有一个士兵骑着自行车，肩上挂着枪——老式来复枪，可能根本就不能用了。街上经常看见军人，数量不少。
下面这个场景很有趣：两位女士走在一队人前面，抬着一个大箱子，里面有一双鞋，一把椅子，椅子上有一顶帽子和各种水果等。这是送亲的队伍，也即是说是在婚礼前，是婚礼的前奏曲。新郎将礼物送新娘，新娘将礼物送新郎，等等。
这时，街对面书店的生意也基本停顿了，大家都在看茶楼上这个自说自话的洋人……
坐在高高的茶楼上看着街头的人来人往，犹如在观看真实城市生活的纪录片，每一分钟，每一个镜头都截然不同，而且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充满新奇和期望，难怪许多人可以在那里看一整天的街景。
1941年精英讨论怎样利用茶馆进行宣传时，也认识到其“休息娱乐”的重要作用：“工作疲劳，欲求休息，生活枯寂，欲求娱乐，乃为人群之本性，茶馆设置普遍，二三知己，相携入座，听评书，赏道琴，玩杂技，半日消遣，娱情遣兴，无论贫富，不分城乡，皆得享受，而成都市车夫，以工余在茶馆休息娱乐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聚集群众，娱乐休息，不啻为一简单之俱乐部也。”1942年，一个地方文人归纳了成都有四类茶客，首先便是“吃闲茶”的人，他们一般是在春熙路、商业场、少城公园、复兴门外等区域的大茶馆。春熙路和商业场店铺众多，许多中产及以上家庭的妇女到这里购物。这篇文章讽刺道，许多来这里茶馆喝茶的顾客并非真的喝茶，无非是来打望女人，一饱眼福。一碗茶不贵，顾客可能花更多的钱在香烟、炒瓜子、水果上，还有脸帕、小费等开销。在那些雇女招待的茶馆里，许多顾客也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是想同女茶房吊吊膀子，因此到这些茶馆的人经常被认为是“浮浪子弟”。不过，这也未免太以偏概全。实际上，抗战时期女茶房很普遍，各种茶馆都有，为来自各行业各阶层的茶客服务。
这时在成都的小说家张恨水，深刻感受到茶馆之于成都的重要意义：
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街口，必有一家油盐杂货铺（兼菜摊），一家粮食店，一家煤店。而在成都不是这样，是一家很大的茶馆，代替了一切。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其需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
茶馆是可与古董齐看的铺，不怎么样的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若是晚间，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电灯与油灯同），矮矮的黑木桌子（不是漆的），大大的黄旧竹椅，一切布置的情调是那样的古老。在坐惯了摩登咖啡馆的人，或者会望望然后去之。可是，我们就自绝早到晚间都看到这里椅子上坐着有人，各人面前放一盖碗茶，陶然自得，毫无倦意。有时，茶馆里坐得席无余地，好像一个很大的盛会。其实，各人也不过是对着那一盖碗茶而已。
张恨水的这段话写的是1940年代他在成都的经历。作为一个外来人，他为成都人勾画了一个准确生动的轮廓，抓住了成都人日常生活最突出的特点。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象简陋茶馆里的热闹气氛。
从内战开始到国民政府崩溃，茶馆生活仍然能保持活力。如1946年，甚至到了深夜，“茶厅前人像潮水一般涌了进去，一面又（像）奔悬的飞泉，不间断的泻了出来”。1947年的《华西晚报》发表关于成都茶馆的评论，指出许多店铺工人把茶馆视为“半个家”。他们自己的住房狭小、简陋、阴暗，不宜久留，那些在晚上耐不住寂寞的人，只好到茶馆找乐子。许多来自外地的工匠和学徒就住在店里，而这些地方生活不方便，亦没有热水，因此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茶馆里度过的，早上到茶馆洗脸，到晚上洗了脚才回去睡觉。对那些有家室的人，茶馆还有另外的妙用，它是家庭矛盾的一个缓冲地带，或防止家庭矛盾激化的“避风港”。如一个男人与太太吵了架，“一气之下到茶馆坐上半天，碰着几个朋友谈谈或是租一两份报纸读读，此刻已经心旷神怡，情绪平和”。
地方精英指责成都居民太懒散、太悠闲，其主要论据之一便是茶馆生活。但成都人并不为此感到内疚，1949年，甚至有人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是标准茶客”：
成都这环境造成我，还是我血液里本就先有茶癖？我说不清。总之，凡我附近的茶馆，没一家不承认我是标准茶客。“标准”在这里，没有“雅”和“品”，“潇洒”“清高”“上等”等妙意，而是指：光顾得很勤，不赊欠，不麻烦这种好买主。无论茶馆之堂皇、肮脏、热闹、冷静，一样进出，毫不拘泥。无论其为花茶、芽茶、香片、茉莉、下关、龙井，都无二味。倘要选择，我就特别喜欢那冷僻一点，“下力人”消闲那种茶馆，吞毛茶，可以看书、写稿。过去很长几段失业光阴，就这样“喝”下去，不论寒暑，不分阴晴，除了吃饭拉屎，几乎整天停在里面……只觉得上吞下泻是件舒服事儿……因而我往往为了一碗茶钱，舍得“当”一件衫衫，一床铺盖。
这还真有点像是茶客的宣言书，也是对那些批评的回应，同时也是一幅茶客的自画像，我们知道他喝什么茶，怎样看待自己，在茶馆里干什么。有趣的是，作者显然是一个文人，并不在乎去“下力人”的茶馆，在那里“看书”“写稿”也并不觉得别扭。作者宣称为喝茶肯付出任何代价，似乎倾家荡产也要喝茶。不过，所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任何由于喝茶而破产的人。显然，当成都茶馆和茶客遭受攻击时，这位先生无非是要以这种绝对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宣泄自己的情感。
社交：一个社区和信息中心
茶馆不仅用来休闲，也是最好的社交场所。1940年代有人在谈到茶馆的重要性时，便对茶馆作为社交场所的特殊功能，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描述：
茶馆为民众普遍之聚会场所，不期而会者，往往在数十人或百数十人以上，此来彼去，交换轮流，不断离开，不断加入。于是茶馆与民众实际生活，时时发生密切关系，需用至广，要求极多，举凡通都大邑，县城重镇，穷乡僻壤，□□野店，莫不竹几横陈，桌凳罗列。上自政府官吏，下至走卒贩夫，各以其需要之不同，环境之各别，盘踞一席，高谈阔论于其间，会人者，议事者，交易者，消闲者，解渴者，种种行色，不一而足。于是茶馆无形中有吸引群众，使以此为活动中心之趋势，其适应能力至强，无人不思利用之也。
李劼人所描述的晚清便表明了市民对茶馆的依赖：“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竟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一首竹枝词也写道：“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在成都，熟人在街上相互打招呼，他们总是说：“口子上吃茶”“茶钱该我的”。虽然这经常不过是做一个“姿态”，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但是由于人们经常在茶馆会面，所以这个招呼又是非常恰当的，也的确反映了茶馆中会友和社交的重要性。有人写道：“‘闲来无事把茶喝’是有风味的。可是，‘有事在××茶馆会’差不多已成了目前成都的中下级人士的习惯。”由于他们的居住环境不便，普通人有事相商或会友总是安排在茶馆里；由于那里既方便又舒适，即使居住宽敞的精英阶层也把茶馆作为他们的会客厅。吴虞在1915年3月的一则日记里写道，他雇了一乘轿子到城郊一个叫龙桥的乡场，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饭后，到熊定山茶铺喝茶，等着开市。然后又与朋友“至彭大旗铺内吃茶”，在那里与佃户见面，讨论佃金的事。这个日程展示出一个文人怎样度过他的一天，细读他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他经常在茶馆里见客和处理日常事务。
茶馆成为人们的聚会地，在那里可以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关于日常生活的许多决定也是在茶馆里做出的。徐维理（William Sewell）关于成都1920年代的回忆便提到，如果一个朋友遇到麻烦，他们便到茶馆去讨论解决办法。还有人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馆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馆，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来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便也不舒服，因此茶馆是个好地方。
人们去茶馆不仅是喝茶，也是去交流最近的新闻，传播小道消息。如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想知道这几天有什么事发生，他便先去茶馆。特别是那些喝早茶的人，起来这么早到茶馆，固然是一种习惯，亦是一种心理需求，例如某人“在夜里发现了一点值得告诉人的新闻，一张开眼睛，便觉得不从肚子里掏出来，实在熬不住了。有时却仅仅为了在铺盖窝里，夜深的时候，从街上，或者从邻居家里听到一点不寻常的响动，想早些打听明白，来满足自己好奇的癖性”。即使他们没有什么消息急着要告诉他人，或并非迫不及待要打听什么事，照样一清早到茶馆。按沙汀的说法是“因为习惯出了毛病”，不到茶馆便难受。“他们尽可以在黎明的薄暗中，蹲在日常坐惯了的位置上，打一会儿盹。或者从堂倌口里，用一两句简单含糊的问话，探听一点自己没关照到的意外的故事”。在成都人的日常对话中，经常听见这样的说法：“我进城那天，就在茶铺里听见说了”，或者，“怎们〔么〕茶铺里还没听见人说？”的确，茶馆在邻里和社区扮演着信息中心的角色，所以有人评论道：
茶馆之中，时时可闻政情如何，军事如何，地方有何种新闻，某姓有何种事变，以及史料掌故之阐述，狐仙鬼怪之奇谈，均为各层社会分子所关心而亟欲知悉者，一至茶馆，各种资料，源源而至，辗转相告，传播迅速，发挥尽致，无孔不入，甚有好事之徒博访周咨，借充谈助，而自解其见闻之广，亦有留心社会情报，以求足不出户庭，能知天下事。至于奸宄之徒，无聊之辈，混迹其间，或任意雌黄，混淆黑白，或捕风捉影，画蛇添足，以致蜚语谰言，摇惑人心者，亦往往发生于其间。
也即是说，茶馆既是得到信息之地，又是小道消息、流言蜚语传播的地方。这恐怕就是国家总是力图对这个空间严加控制的原因之一。
茶馆也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场所，正如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所指出的，“日常的接触发生在自己的空间……日常生活清楚展示其空间，空间的经历和空间的理解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在茶馆，交谈便是日常接触最基本的形式，也是赫勒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的部分”。大多数茶馆谈话是随意的，没有什么目的性，正如民间俗语所说：“茶铺里头的龙门阵——想到那儿说到那儿”，西门附近的一家茶馆干脆就叫“各说阁”，把这种漫谈的气氛发挥到了极致。加入这种茶馆闲聊不需要任何准备或资格，人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只要没有冒犯在场的任何人，实际上也很少有人真正严肃对待茶馆里的闲言碎语。在茶馆中，陌生人之间也能够夸夸其谈，也可以只是洗耳恭听，不言一语。所以李劼人写道，如果“你无话可说，尽可做自己的事，无事可做，尽可抱着膝头去听隔座人谈论，较之无聊赖地呆坐家中，既可以消遣辰光，又可以听新闻，广见识，而所谓吃茶，只不过存名而已”。这即是说，对某些人来说，喝茶本身并不重要，而意义在于与茶馆里人们的交往。三教九流都到茶馆，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或听来的故事，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高谈阔论。例如，少城公园几家茶馆的客人，很多是退伍军官、下野政客、政府职员、教师学生、文人骚客、棋类爱好者、妓女掮客、有产无产者，等等，所以成都有句流行语：“少城一日坐，胜读十年书。”虽然这是夸张之词，但茶馆的确是一个了解社会的最佳场所。如果一个茶客没有谈话兴头，他可以读书看报。在1930年代，顾客可以花几分钱从小贩那里租报纸看，看完一份后，还可以与他人交换。
在相当程度上茶馆即意味着“公共论坛”，茶馆聊天经常反映了“公论”。所以时人评论道：
民众真正意识，往往于茶馆中尽情发抒，盖吾人于茶余酒后，纵论古今，月旦人物，是非政法，表彰公道，善者则称颂不置，黠者则贬斥有加，里正乡绅，俱惧流言而不敢肆意恣行，恒恃此清议，以觇人心之向背，村夫愚妇，畏人指责，而不敢犯法为非，亦藉兹谠论，以维风俗于不坠，是无形之制裁，潜移默化，其功用足以补助法制者不少，苟能利用得当，则于茶馆中亦可收赏善罪〔罚〕恶之功效也。
这段议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茶馆议论实际上起着“舆论监督”的作用。过去精英和国家总是批评茶馆是一个散布流言蜚语的地方，但该文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做了一个相反的解读。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来说，茶馆里无遮拦、无控制的议论，按那些不喜欢茶馆议论的人来说可能是“流言”，能使他们“不敢肆意恣行”。茶馆议论对一般人也有一定警示作用，因为害怕邻里在茶馆议论，所以也要尽量约束自己的不端行为。
在茶馆，人们谈论各种问题，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外交，其内容涉及社会状况、习惯及文化。一名记者记录了一段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对话：
记者昨到花会某茶园，闻二人谈论。
甲曰：“乡间的人不敢穿好衣服，夜晚则穿起睡。”
乙曰：“省城的人衣服极力求好，夜晚脱完盖起铺盖睡。”
甲曰：“乡间人怕匪人抱童子，背起娃娃不敢睡。”
乙曰：“省中一点不害怕，放着娃娃，抱倒太太睡。”
甲曰：“乡人听着枪声，一晚到亮不敢睡。”
乙曰：“省中人晓得墙垣筑得高，是啥都不怕，睡到十二点钟才起来开早饭。”
虽然这份记录没有说明两人的背景，但从他们的谈话态度，可以推之甲住城内，乙住乡村。成都人一贯有藐视乡下人的心理，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乡下人肮脏、愚昧、吝啬等荒唐的故事。虽然这段谈话表面上是关于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活习惯，但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经历和面临的不同问题。生活在城市中相对安全，在乡村却时刻面临危险。城市居民似乎总是觉得高人一等，讽刺乡下人舍不得穿好衣服，怕小孩被绑架。乡下人羡慕城里人的好生活和安全感，但也反唇相讥城里人晚上不管孩子而抱老婆（可能暗示着性），睡懒觉（暗示着懒），这都是传统价值观所鄙视的。
与普通人一样，精英也是茶馆中的活跃分子。学者喜欢在那里吟诗论画，人们称他们为“风雅之士”。有些人把书带到茶馆里阅读，所以有人写道：“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品茶看书，当然颇为高雅。一些地方文人喜欢到茶馆“摆诗条子”，玩这个游戏时，他们把两三张桌子拼在一起，放上几张大纸，上面画许多格子，每个格子填进一首唐诗或宋词。他们有意写错一两个字，邀请在场的茶客纠错。如果茶客改对了便有奖，错了便付十文钱。一些文人还把他们的作品拿到茶馆去展示。例如，吴虞把他写的诗印出，贴在茶馆里供人观看，欣赏的人可以购买。在他1915年的一则日记中，提及自己派人把印好的诗送到品香茶社；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到他去养园（茶馆）会友时，发现那里也贴了不少自己的诗。文人一般都有自己钟情的茶馆，吴虞经常到品香茶社，因为那里有他钟爱的演员陈碧秀，他还在茶馆卖自己所写的关于陈碧秀的诗。吴与朋友上午到品香茶社去看陈的演出，下午约了更多的人到那里。吴在日记中写道，陈为有吴捧场颇显兴奋，“其视线恒在余等，一座皆笑，碧秀亦笑不能禁也”。显然，吴虞为能得到这位名伶的青睐很是得意。看来在民国时期，成都文人似乎对与优伶的来往纠缠并不忌讳。
图2-4 抗战时期一家露天茶馆，可以看到许多顾客是军人
李约瑟摄于1943—1946年。
资料来源：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University。
有的茶馆颇像社会俱乐部，共同的爱好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百老汇和惠风茶园坐落在鸟市附近，因此这些茶馆成为玩鸟人的聚会处。黎明时分，他们便提着鸟笼来到茶馆，或互通心得，或做交易，或只是聆听屋檐下或树上鸟笼里各种鸟的歌唱。中山公园的乐观茶园也是养鸟爱好者的集中地，人们在那里做鸟雀的生意，交流饲养经验，形成有名的“雀市”。一名记者1936年报道，他到乐观茶园，发现里面热闹非凡，间杂着各种鸟叫。人们不仅在那里买鸟作为宠物，还买麻雀等在阴历四月初八的放生会释放。该记者以负面的语调描写这些待售的鸟不断地“悲鸣”。一个卖鸟食的小贩告诉记者，不少鸟是作斗鸟娱乐和赌博用。这些斗鸟的食物颇为讲究，都是鸡蛋、鸡肉和牛肉，甚至还有人参等补品。在茶馆里卖作为鸟食的虫子，一天可以挣几千文。
养鸟不仅是一个爱好，鸟还成了“挣钱的工具”。而斗鸟赌博经常是在茶馆里进行的。民国时期，斗鸟经常在城外进行，像西门外的洞子口和北门外的天回镇等地。这是一种公开活动，参加者众多，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还有裁判，胜者还要穿红。斗鸟不过是茶馆中多种赌博活动之一种罢了，打麻将、玩牌下棋、抽签等都可以赌博。晚清作为赌博工具的麻将被禁，但到民初禁令松弛，死灰复燃。1928年，彩票进入成都，在繁荣的商业区到处是售卖彩票的铺子，彩票业公会便设在北城公园的静安茶社，每个月阴历初六，人们挤在茶馆里急切地等待公布号码，公会还要为获大奖者披红，骑马在街上遛一圈。赌博形式多样，除了玩牌和麻将、下棋、斗鸟等大众方式，还有更“高雅”的做法，例如警察报告在中山公园的中和茶社，一些“无聊文人”以吟诗进行赌博。
精英和政府皆认为茶馆赌博是一个严重问题，虽然颁发了不少规章，但这个问题并未能解决。一篇1918年发表在地方报纸上，题为《扑克害》的所谓“警世小说”，便以批评赌博为主线，讲述一名年轻人在茶馆碰见一个爱玩牌赌博的朋友，结果他们正在茶馆聊天时，警察把他的朋友带走了，罪名是偷窃。这篇小说以这样的句子开始：“一少年危坐于公园之某茶社，其年纪约略二十左右，着革履，眼垂金镜，周身衣服均缘以火盆似青缎边，举止浮薄，一望而知为浪荡之少年。时夕阳西下，几行雁字似指引游人之归去。坐客亦渐稀，茶博士则收拾其桌椅，清洁其地面，为状至忙碌。顾少年则仍坐不稍动，面色一若重有忧者……”作者将茶馆作为小说的场景，是有其特殊用意的。茶馆总是人们休闲解闷、看朋友、玩牌下棋、赌博之地，也是人们最经常去的地方，因此作者很容易把读者带进他所设计的情境之中。
人们喜欢到茶馆喝茶，还因为那里是一个自由世界，无拘无束。人们可以“提高嗓子”畅谈，不论是“家常话，要紧话，或是骂人，或是谈故事”，可以“不必顾忌旁人”。虽然是公共场所，茶馆里似乎没有什么礼节可讲，比如夏天燥热，“喜欢打赤膊”的顾客“只管脱光，比在人家里自由得多”。茶馆一般都提供理发服务，茶客可以理发喝茶两不误，而且经常就在茶座上进行，“哪怕你头屑四溅，短发乱飞，飞溅到别人茶碗里，通不妨事”。茶馆还有修脚匠，尽管把鞋袜脱了，“将脚伸去登在修脚匠的膝头上”，也无伤大雅。一次，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同我闲聊四川茶馆，回忆抗战时期他身处四川，1937—1942年在江津时，还是一名中学生，也喜欢光顾茶馆，如果要去买东西或去河里游泳，他就把盖子翻过来，表示还要回来，堂倌便不会收茶碗。从堂倌的服务态度上来看，似乎顾客待的时间越长越好。位子不够了，加椅子便是。成都人也有这个怪脾气，清静的茶馆他们会怀疑生意不好，留不住客，越拥挤他们越要去，觉得这家茶馆一定是好茶馆，如果茶馆挤得水泄不通，不正说明茶馆合顾客之意么？
1940年代初，沙汀生动描写了成都附近一个乡场的茶馆生活，可以说基本上也是老成都下层茶馆的写照：“有着上等职业和没有所谓职业的杂色人等，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日程，而那第一个精彩节目，是上茶馆。他们要在那里讲生意，交换意见，探听各种各样的新闻。他们有时候的谈话，是并无目的的、淡而无味和繁琐的。但这是旁观者的看法。当事人的观感并不如此，他们正要凭借它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并找出现实的利益来。”他所描写的北斗镇很小，只有一条街，还有两条被称为“尿巷子”的窄巷，两边都是粪坑、尿桶、尿缸，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小乡场，竟然有八九个茶馆，赶场天甚至增加到十多个，因为有些茶馆只有赶场天才开门营业。每家茶馆都有自己的固定茶客，这个划分是由社会地位、个人关系及其他利益所决定的，“所以时间一到，就象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一个人情绪不好时，一般都到茶馆。正如沙汀所描述的一名地方士绅：“他懒懒地走上畅和轩的阶沿，懒懒地对付着茶客们的招呼。而且，坐定之后，仿佛故意要避开与人接谈，实则是想赶走那些残余的不大愉快的想头，他吩咐堂倌去找老骆来替他挖耳，借此排遣一下心里的闷气。”
茶馆是最便宜的休息和社交场所。一个人可以独自到茶馆，躺在竹椅上几个小时，读书，嗑瓜子。虽然一碗茶的价格在不断上涨，但较之其他东西，吃茶仍然是相对便宜的。1949年的一篇文章说，“年头不对，在苦闷中生活着的人们”，在这个“可恶的时代”，如果“想换得喘口气的机会”，“那我劝你上茶馆坐坐吧！躺在竹椅上，两手一摆，伸下懒腰，什么不如意的事，都会忘得一干二净，马上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茶馆实际上是一个避难所，人们在那里可以暂时得到安宁和满足。因此，批评坐茶馆的人，可能很少站在普通茶客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们喜欢茶馆的真正原因。
1946年陈善英在《新新新闻》上发表《茶馆赞》，以抒情散文的形式，热情洋溢地对茶馆的社交功能进行赞誉：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如果当你从工作房出来，而感到有些微倦意的话，那么，我一定建议你不忙回家，到茶馆里去喝一会儿茶再说吧！首先，当你一跨进茶馆的大门，你便会感到有说不出的轻松和解脱，像是去拜访一处名胜似的，心胸颇觉得开阔起来，把一天的累，从身上、心上，像尘埃似的拂去了。你可以看到一堆堆的人，老的、少的，散布在不同的地方，喝着茶，谈着天，小贩们，堂倌们，算命的老头，擦皮鞋的小孩子……穿梭似的，川流不息似的，将整个茶馆织成了一幅花团锦簇的图案。这时你也许会碰到朋友，加入桌上谈话……阔别多年的友人，畅谈一通……但是，如果疲倦了，或觉得无必要，找一个干净的角落闭眼喝茶，这时会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敲着他的箱子，向你兜生意，你不妨伸出脚去，让他打扫一番，几分钟后，你的破皮鞋便会一改前观，很亮很亮了……听吧！在另一边的桌上，又有几个人在那儿大谈生意经，他们说黄金又上涨了，他们这招棋下对了……电灯亮了，茶馆的人越来越多，茶馆也加倍热闹了，一些人开始散去，脸上闪动着愉快的光辉，像饱吮了露珠的花朵。
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各种人物在那里休闲、会友、谈生意、下棋、讨论新闻，顺便也把皮鞋擦了。到了晚上，茶馆更为热闹，然后人们带着满意的神情离开茶馆，为一天的日常生活画上了句号。当然，这是一个爱茶馆者的心声，但是现实就是那么奇怪，有人爱茶馆爱得如此之深，亦有人恨茶馆恨得如此之切。从茶馆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股力量的长期较量。
茶馆文化：茶馆中的语言和习惯
成都茶馆形成的习惯成为地方大众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从茶具使用、喝茶方式、茶馆术语到顾客言行，等等，都是茶馆文化之展示。茶具作为茶馆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了生态、环境以及物质资源的状况。四川茶馆所用茶具为“三件头”，即茶碗、茶盖、茶船，去茶馆喝茶称为“喝盖碗茶”。茶船即茶托，用它端碗以免烫手。茶盖可以使水保持温度，还可以用盖来拨动茶水，使茶香四溢，滚烫的水也凉得快一些，以便着急的客人赶快止渴。另外，茶客喝茶时，可以从茶碗和茶盖之间的缝隙把茶叶撇开。茶具相对来讲较贵，所以下等茶馆尽量延长其使用期。按照李劼人带有讥讽的描述，茶碗“一百个之中，或许有十个是完整的，其余都是千巴万补的碎磁”。而补碗匠的手艺高超，“他能用多种花色不同的破茶碗，并合拢来，不走圆与大的样子，还包你不漏。也有茶船，黄铜皮捶的，又薄又脏”。碗匠可以把不同的碗片拼在一起，民初寓居成都的传教士徐维理如此评价他们高超的技术：这些碗片拼好后，如果不从碗的下面，“几乎看不出是补过的”。
茶馆里的桌椅也展示了茶馆文化。四川有丰富的竹子资源，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经常被用作建筑材料或起居用品，像筷子、工具手柄、家具等。在公园和成都郊区，茶馆一般坐落在竹林之中，夏天，人们在里面享受着阴凉。茶馆的椅子都有靠背和扶手，坐在上面舒适方便，与矮方木桌非常般配。因为使用经年，被磨得油光铮亮，如古铜一般，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当然，成都茶馆的设施也是不断变化的，1920—1930年代，许多茶馆仍然是“高桌高凳，顾客颇称不便”。但1940年代，“各茶馆对环境之布置亦甚注意”，有人认为，“茶馆之改进，亦可看到成都工商业一般的进步情况”。
物质文化的变迁对茶馆的影响引起一些人的担忧。例如，《成都晚报》上有一篇短文以幽默的口气写道：“温瓶出，茶道亡”。文章称，越来越多的饮茶者使用温水瓶，这样就不用持续烧开水了。作者认为，温水瓶的开水用来泡茶，其茶水的外观和味道都是与用“鲜开水”不能相比的，“每饮必无好水，不堪辨味，则损于茶事者良多也。沸水滞积壶中，热不散，不仅水热而老，老而且疲，无论甚么好茶叶，无论甚么好泉水，两好一旦相遇，就此都成不好了”。没有好的鲜开水，喝茶不再是一个“道”，温水瓶实际上是在摧毁“茶道”。虽然作者有如此的批评，但他也宣称：“心里恨热水瓶又舍不得打碎热水瓶。”这反映了其对新的物质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复杂态度。一方面，这些新东西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但另一方面，它们又造成了人们骄傲和珍视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改变。其实还有一个结果是这篇文章所没有提到的：温水瓶的使用可能使一些人在家中喝茶。过去茶馆是唯一对普通居民提供鲜开水的地方，温水瓶的使用，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那些对开水要求不是很高的茶客，要喝茶也不是非去茶馆不可了。
茶馆中使用的器具也反映了经理人怎样做生意，需要什么条件。资料很少显示茶馆（甚至其他小商铺）中使用的日常必需品，其实这是了解物质文化的重要部分。虽然这些小东西并不显示重要历史意义，但可能揭示小商铺是如何管理的及其相关的物质文化。幸运的是，我发现若干由于茶馆中斗殴而损坏器具、茶馆要求赔偿的记录，虽然一些茶馆用品可能没有包括在内，但是这些清单至少告诉我们，经营一家茶馆应该主要准备些什么东西。除了茶具、茶壶、桌椅、茶叶等，茶馆还提供吸烟用品，包括叶烟、烟杆、纸烟等。有趣的是，一些日常用药也是必需品，所以可能有的茶馆也卖药，以备顾客的不时之需。
茶馆还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和词汇。茶博士用他们特有的声调来迎送客人，增进了茶馆热闹的气氛，路过的行人也被感染，被吸引过来。茶馆中还使用大家都理解的“行话”。例如，在一家茶馆开张的前一晚，要举行仪式，称“洗茶碗”，或叫“亮堂”，当晚提供免费茶给客人，他们大多是老板的亲戚朋友或地方的头面人物。这个仪式不仅是为了开张大吉，也是为了争取地方权势人物的保护。茶馆一天的生意也有闲忙之分，忙时称“打涌堂”，闲时称“吊堂”。穷人买不起茶，可以买白开水，茶馆允许顾客自己带茶叶到茶馆，只需要付开水钱便可，称“免底”，或叫“玻璃”。附近居民到茶馆买的开水和热水，称“出堂水”。
成都茶馆一般也允许穷人或小孩到那里去喝客人留下的剩茶，称之为“喝加班茶”。一些成都老人对过去喝加班茶的情景记忆犹新。据刘振尧回忆，他孩提时代经常去安澜茶馆，这是一家有三间房的两层楼茶馆。老板人不错，从不驱赶来喝加班茶的小孩。他在街上玩累了渴了，便经常径直跑进茶馆，叫一声“爷爷”或者“叔叔”，“让我喝点加班茶”，不等对方反应，便已经端起茶碗一阵狂饮，放下茶碗也不说声谢谢，便一阵风似的跑掉了。茶的主人也并不在意，继续他的闲聊。当然，这可能是一家茶馆及其客人善待小孩的一个特例，其实到茶馆喝加班茶也是有规矩的，特别是对成年人，他们只能喝那些没有加盖的茶，因为这表明客人已离开，还不能直接端茶碗喝，而是用茶盖从碗里舀茶水喝。
一些茶馆与顾客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允许顾客先赊账，以后再付茶钱。例如，1940年代初，为了在日机轰炸时更快疏散城内居民，南城墙被挖了一个大洞，在府南河上建了一座桥，连接南北岸。这时的府南河清澈见底，鱼虾成群。南门外的田野黄色油菜花盛开，蜂舞蝶飞。有人在桥的南头，搭了一个简陋的棚子，开了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四张桌子，不到20把椅子。虽然小但口岸好，外加景色美丽，江面、桥、田地、树荫等浑然一体，因此生意兴隆。客人饿了还可以在茶馆买面打发肚子，所以人们可以在那里待一整天。这家茶馆很快成为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聚集地，老板很善待穷学生，如果没有钱可以记账，以后有钱再付。账写在墙上的一块小黑板上，名字旁写“正”字，每个“正”字代表五碗茶。账清后名字即擦去。
茶馆中形成了一些习惯，人们在茶馆里形成因茶聚会的团体，称“茶轮”，一般是二三十个朋友、熟人或同行，定期在一家茶馆碰面，轮流坐庄付茶钱。这些茶馆，特别是城外乡场上的茶馆，在墙上的木板上写着参加者的姓名。这些小团体建立起紧密的社会网络，可以在经济、社会生活甚至政治活动上相互帮助或支持。他们交换关于生意、政府政策、地方新闻等信息，如果某成员有了麻烦，也首先在成员内部寻求支持。一些团体的形成是由于共同的爱好，例如“打围鼓”便是戏曲爱好者在茶馆聚集，他们在一起唱戏，仅用简单的乐器，不用化装，不穿戴行头，基本没有动作表演，所以又称 “板凳戏”。打围鼓经常吸引众人观看，有的人经年累月参加这项活动，不知疲倦，甚至炼造成了职业演员。
茶馆里最有地方特色、最经常的习惯便是“喊茶钱”，充分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成都，一个人进入茶馆，已经在那里的朋友和熟人会站起来向堂倌喊：“某先生的茶钱我付了！”这便是“喊茶钱”。叫喊声可能来自茶馆的任何一个角落，当然也可以相反，刚到者为已经在那里喝茶的朋友熟人付茶钱。这种场景每天在各个茶馆可能发生不知多少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朋友一般都会笑着回答“换过”，意思是“另换一碗新茶”，不过这经常是做做姿态，很少真的会另换一碗茶。有时真的换了茶，但客人因事须马上离开，他会揭开盖子，喝一口以表示感谢，这称为“揭盖子”。
人们急切表示为他人买茶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也是“爱面子”的一种表现。成都人觉得必须做出愿意为朋友和熟人付茶钱的姿态，即使他们心里并不那么情愿。如果一个人不如此行事，则可能“丢面子”。为某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么这个人就越有面子。是否收钱以及怎样收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堂倌可能招致顾客不满，如果很多人抱怨的话，老板也可能会把他辞掉。由于“喊茶钱”的大多数人是言不由衷，这使得堂倌很难判断顾客是否真的愿意付他人的茶钱。李劼人曾经描述了一个“喊茶钱”的场景：一个人进入“第一楼”茶馆，在他付了茶钱后，看见两个熟人上楼来，他装着没有看见，一会儿他才像刚看见他们一样，笑着打招呼：“才来吗？”他拿着票子向堂倌挥了挥，叫道：“这里拿钱去！”而新到者也向堂倌吩咐：“那桌的茶钱这里拿去！”堂倌知道双方都不过是装样子，便叫道：“两边都道谢了！”不必劳烦去收任何人的钱。堂倌非常得体地处理了这个情况。
在著名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便生动描述过成都附近乡场上“喊茶钱”的场面：
这时候，茶堂里的来客已增多了。连平时懒于出门的陈新老爷也走来了。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有效。
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零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倌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
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不准乱收钱啦！嗨！这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
这个场面说明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我们还看到，收谁的茶钱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倌是马虎不得的，否则就会得罪人。而这个情节中的那位“喊茶钱”者，似乎是诚心的，如果没有满足他，则可能引起他的不满。
给他人付茶钱，犹如送人礼物一样，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钱可以转化为一种人情，以后将会派上用场。在城市里，人们根据许多不成文法生活，了解这些不成文法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十分重要。“喊茶钱”便是这种不成文法的一种。堂倌处理这类情况的方式、能力、经验、技术都反映了强烈的地方文化色彩，体现了他们与茶客的互动关系，也是他们生存的法宝。
一个有经验的堂倌对收钱的诀窍了如指掌，摸出了一定的规律。当众多人在喊茶钱，收谁的钱要在瞬间做出判断，他必须考虑顾客的多种因素：社会地位高低、年龄大小、本地人还是外来人、老客还是新客，等等。一般来讲，堂倌愿意收生客而不收常客的，这样可以避免把老客人得罪了，如果收错了钱，客人可能因为堂倌“不懂规矩”而不再光临这家茶馆。基于同样的原因，堂倌一般收年轻的而不收老者的，因为老者一般是常客。堂倌一般也收富者而不收穷者的，因为前者较少为一杯茶钱而烦恼。除了这些因素，堂倌尽量从真心想付，而非假装的人那里收茶钱，但是要做出正确判断却非有经验不可。一个有经验的堂倌可以从茶客的动作辨别真假，一个人两手忙着去推他人，而非从口袋掏钱，只是嘴里嚷着“不准收！不准收！算我的！算我的！”这种姿态被谑称为“双手擒王”；如果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大票子在挥舞，叫着“这儿拿去”，这个称为“打太极拳”；一个人拿着钱在远处叫嚷，声音大但身子不动，被称为“伙倒闹”……这些都是不愿付钱的人。当然，上述这些动作不过是一般的规律，堂倌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例如，一般来说，堂倌喜欢从那些拿小票子的、告诉不用找补的人那里收钱，不过，晚上快打烊时，他们不想留太多的小票和零钱，否则结账比较麻烦，也可能收“打太极拳”的人的大票子。因此精明的“打太极拳”者知道“早打大，晚打小”的诀窍。
有趣的是，美国城市中也存在类似“喊茶钱”的习惯，称为“我招待”（treating），这是“最重要的饮酒习惯”，是在“男人中同伙和平等关系的传统之认定”。这种习惯成为“一种社会法”（a social law），“如果一个人在客栈或酒吧独酌，任何熟人进来，不管有多少人，他都必须站起来，邀请他们同饮，并为他们付账”。来人如果“拒绝他的要求，则被认为是一个极大的侮辱——除非进行必要的解释并表示抱歉”。罗伊·罗森维格（Roy Rosenzweig）发现，这个习惯源自爱尔兰乡村，在那里，“地方社会和经济关系经常是基于相互权利和责任系统，而非金钱交易的理性化市场”。爱尔兰农民有着帮助邻人的习俗，这是“相互责任的地方系统”，反映了人们对“相互关系、友善、集体性的接受”。爱尔兰人传统关系的性质，从一定程度上说与成都很相似，虽然它们分别在两个世界，在地理和文化上都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成都人和爱尔兰人习俗的这种相似性告诉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能够创造一种类似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基础是相互责任和建立一种社会契约。无论种族、文化、国别，人们有时具有很多共同点，虽然表现的形式会有所不同，成都的“喊茶钱”与美国城市的“我招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茶馆休闲的多重角色
社会学家乔弗里·杜马泽迪尔（Joffre Dumazedier）指出：“休闲（leisure）并不是赋闲（idleness），如果说赋闲是受雇工作的反义词，那么休闲不过是工作的另一端而已。”不过他定义休闲为“从家务和工作中的解脱”。他认为“休闲的社会学”应该“区别休闲（leisure）与有闲（spare time）”。“休闲是有目的的活动，在文化的层次上满足个人需要”。按照杜马泽迪尔的定义，一个茶客可以是赋闲的人，也可以是在休闲的人，还可以是打发有闲时间的人，这三种类型也可以转化或重叠。在一家茶馆里，一个赋闲的人也可以是在寻求休闲，一个休闲的人也可以在打发时间。正如社会学家塞巴斯蒂安·德·格拉齐亚（Sebastian de Grazia）指出的，在中国，人们不倾向于区分休闲和赋闲，于是中文翻译“悠闲阶级”（leisure class）为“有闲阶级”（having-idleness class）。的确，在中国，“休闲”（leisure）、“赋闲”（idleness）、“放松”（relaxation）之间的异同并没有明确划分，三者都可以用“有闲”或者“悠闲”来概括。而这两个词，犹如它们的发音一样，经常是可以互换的，即使它们的原意有所不同。因此，一个人坐在茶馆里经常被认为是在“休闲”，或者是“赋闲”，或者是“放松”，或者是在打发“有闲”的时间。
茶馆是一个人们追求休闲活动的场所，人们在那里具有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每条街或附近几条街都有一家茶馆作为“社区中心”，人们去那里会友，获得信息，聊天，或者打发时间。虽然喝茶不像饮酒会使人上瘾，但从一定程度上讲，茶馆生活能使人成“瘾”，或许可以说受到一种诱惑，或形成一种习惯。对许多人来说，去茶馆成为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不愿意错过哪怕一天。无论是精英，还是下层民众，茶馆都是他们社交的首选。我们可以看到，茶客中有许多有身份的人，如学者、官员、社会名流，也有学生、工人、苦力、农民。在茶馆里无论是混时间，还是做交易，都花费不多。大多数成都的中等茶馆没有明显的阶级划分，这也是它们可以吸引各种背景的顾客的原因。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们在茶馆里的公共角色是不断改变的。例如，一个白天在茶馆中卖东西的小贩，到晚上也可能只是一位茶客。同样的原因，个人和茶馆的关系或个人在茶馆的角色也随时会发生变化，如前面提到的小贩，即使是在白天，他也可能同时身兼两个角色，他买一碗茶坐在茶馆里，无买主时，放松闲聊；有人买东西时，又做生意。两不耽误，角色随时转换，这反映了普通人与公共空间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公共角色的转化显示茶馆可以为各种人服务，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扮演不同的角色，或同时扮演双重角色。对于不同的人，茶馆对他们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如民间艺人把茶馆当作舞台，流民则把茶馆当作暂时栖身之地。
人们使用茶馆进行公共生活，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成为民间传统的重要部分。在一家茶馆里，顾客之间、顾客和茶馆的关系，也是一种文化关系。茶馆是一个窗口，我们可以通过它观察各种人物和各种活动。那些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因为使用同一个空间而被联系在一起，而那些有关系的人在茶馆里进行个人、社会、经济的各种活动，更加强了他们间的纽带关系。在这个空间里，即使人们喜欢议论纷纷，但至少表面上还是相互尊重的，特别是茶馆主人、掌柜、堂倌、小贩以及其他靠茶馆谋生的人，都尽量讨顾客的欢心。同时，顾客也试图营造一个他们喜欢常待的环境。因此可以说，这些人都为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茶馆文化做出了贡献。
坐茶馆成为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又促进了茶馆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繁荣是基于茶馆能够适应社会、文化、经济生活变化的能力，能够满足各种人物、各个阶层之需要的灵活性。虽然在西方，酒吧、酒馆、咖啡馆等成了社会的聚会所，但它们没能像茶馆那样同时扮演这么多的角色。虽然在20世纪上半叶，茶馆受到大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影响，但它们的基本功能保持了下来。茶馆生活使我们深刻了解：地方日常文化怎样抵制现代化统一性（或同一性）的浪潮，怎样与日益增强的国家对公共生活的干预进行抗争，怎样尽量保持其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在本篇中，我集中讨论了茶客自身经历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很少看到国家的角色、冲突和政治，但实际上，国家权力竭力渗透茶馆生活之中，茶馆也是许多社会冲突的发生地。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茶馆》第二卷中将有进一步的论述。
第三部分 袍哥：解谜秘密社会
1939年，成都郊区望镇的乡民们，目睹袍哥首领雷明远在青天白日之下，将他十几岁的亲生女枪杀在河滩上。尸体被汹涌的河水冲走，但这冷酷的杀人案却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谁是雷明远？他背后的组织有些什么秘密？为什么他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女？为什么当时在场的乡亲和女儿的母亲对他杀女无能为力？许许多多的问题都留在人们脑海中。六年以后，一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女大学生来到望镇，结识了雷明远和他的家庭。通过一个多月的深入接触和调查，偷偷记录了这次杀戮后面的一切秘密。但是70多年来，她的这份记录鲜为人知，封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
本研究从这桩杀人案入手，层层深入，抽丝剥茧，充分解析这名女大学生的真实记录，辅助档案、报刊、文学、回忆录等其他文献，以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眼光，用叙事、深描、微观史的写作方法，对雷明远及其家庭进行研究，试图把读者一步步带入民国时期中国川西乡村看似简单，其实纷繁复杂的内部。
这虽然是一项微观的研究，却涉及一系列的宏观问题，例如秘密社会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土壤，生产方式和租佃关系，地方权力结构，民间风俗和民间信仰，中国早期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社会的认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和生活，等等。通过1940年代四川乡村袍哥的故事，在更深入的层次上认识乡村社会里，暴力和秩序是如何相辅相成的？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乡村的暴力和秩序？袍哥及其组织到底是怎样在农村社会发挥作用的？人们的生活怎样受到这个组织的影响？
从这项研究我们还将看到，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怎样努力认识乡村，怎样试图解决乡村问题，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怎样影响到他们的这种努力，中国早期乡村调查与这项研究主要依靠的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样，这项研究把一个孤立的，似乎和国家命运和发展关系不大的秘密社会家庭，与民国时期的许多知识精英联系在一起；把成都郊区“望镇”这个小地方，与中国这个大社会联系在一起。
这项研究把内部和外部各个没有联系的线索和碎片，终于拼接在一起，试图从微观的研究取向，了解四川乡村袍哥与地方权力操作的细节，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组织在社会基层的角色和作用，特别是通过以雷明远为代表的袍哥首领的个人经历，从社会的最基层来建构袍哥的历史和文化。这项研究不仅仅是要讲述一个复杂而引人入胜的故事，还对透过微观来考察宏观世界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在事件、文本和传说中发掘历史的真相；拂去那厚重的历史尘埃，找回长期被埋藏的记忆。
川西乡村的命案与调查杀死亲生女
那是1939年发生的悲剧。哪怕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乡民们仍然记得那个残酷的画面：父亲在河滩上对女儿当众执行死刑。“即使是在现在，思想还不甚开通的乡人看来，那做父亲的心，也未免过于狠毒了。”
故事发生在成都附近的“望镇”，一个不起眼却又十分典型的川西平原小乡场。那里住着一户雷姓人家。男主人叫雷明远，虽然只是一个佃户，但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当地袍哥的副首领，或者叫“副舵把子”，并非等闲之辈。这时，他的女儿淑清已经出落成少女了。念完私塾以后，没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她就一直在家做女红。做女红是对传统中国妇女最基本的要求，哪怕已经快到1940年代了，父亲仍觉得，读书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那年，家里请来一个年轻裁缝做衣服，裁缝边干活，边和淑清闲聊。两人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对，时间一久，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今天无从得知他们的关系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反正流言开始在“望镇”传播，“有人甚至还在传说着他们曾干过不名誉的事”。流言传到雷明远耳中，他暴跳如雷，发誓要将这对恋人活捉严惩。雷的妻子——我们不知道她的本名，就按照资料记载的说法，叫她雷大娘——知道事情不妙，偷偷将淑清放走。其实淑清并不是雷大娘的亲生女儿，而是雷明远的原配黄氏所生。黄氏不住在“望镇”，而是在相距不远的另一个叫“全店”的小乡场，侍奉雷明远的父亲。
这对年轻人逃到成都，躲在小裁缝父母家中。雷明远带着他的袍哥小兄弟们，气势汹汹地赶到城里，闯进小裁缝父母家，强行将二人押解回乡。他们被绑回“望镇”，并被枪逼着走向河边。雷明远铁青着脸，虽然恐惧让女儿的脸变为青白色，那个年轻裁缝也直哆嗦，但是他们“依然倔强的沉默，未替自己作丝毫的辩护”。可能他们了解雷明远的脾气，知道无论怎么辩解和求情，也不能挽救自己；也可能他们完全被恐惧笼罩，已经无力申辩。
乡民也都看到了这个“形〔行〕将押赴杀场的行列”，父亲要杀死亲生女儿，很多人不敢出来看“这一幅悲痛的场面”。有人在家中偷偷地哭泣，默默地祈祷；也有胆子大的好心人赶来，试图拦阻这杀气腾腾的父亲。然而他却怒吼道：“妈的，那〔哪〕个要劝老子就连他也一齐开刀，我的手枪是不认人的啊！”就这样，人们无能为力，只能干着急。尽管很多人对他这种非理智的行为气愤不已，但也不敢再言语。他们唯有静静地在河边看着一场杀戮开始，“因为大爷凶狠的脾气是街坊们常常亲身领受到的”。
人们远远地目送着那一队人，一男一女被绳子绑着一步步迈向河边，步履沉重，死神就在眼前。逼着他们走向死亡的，就是紧跟其后那提着枪的父亲。雷大娘也跟在后面，一边拿着蜡烛和纸钱，一边哭泣着。性情泼辣的雷大娘，此时似乎也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继女就要被自己的丈夫、女儿的亲爹处死。雷大娘停止了反抗，在暴虐的丈夫面前，失掉了抗争的勇气，承认继女的死已是无可挽回。此时雷明远的小兄弟们跟在雷大娘后面，时刻准备听从大爷的命令。
临刑之前，父亲告诉女儿：
“大女，没事就不要回来啊！”
“是。”女儿回答。
父亲又说：
“不要回来把屋头弄得乒乒乓乓的呵！”
“是。”
“你要报仇就去找那个害你的，不要找我！”
“是呵。”年轻的女儿依然埋着头硬声回答。
看来这残忍的父亲还是怕女儿的魂灵回来找他算账。过去人们总是相信，一个人的灵魂可与躯体分离，死人的魂灵会回到原来的家，躯体死亡、毁灭了，灵魂还存在，生者和死者的交流可以通过魂游来实现。杀人不眨眼的雷明远还是害怕女儿的鬼魂回来骚扰他。但是这种迷信并不能改变他要杀死女儿的决心。
显然，女儿在这个时刻已经不抱生存的希望。她了解自己的父亲，知道他不会因为骨肉之情而改变主意。维护面子、名声与权威，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此时，她没有祈求，等候着最后那一刻的来临。也可能现在的她，也想一死了之。因为她不知道，如果不死，余下的生活又将怎么过？每天怎么面对这个暴虐的父亲？怎么面对乡民们异样的眼神？怎么面对那些风言风语？如果她真的爱那个年轻人，他死了，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她何尝没有想过，死也可能就是一种解脱呢？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现在，沉默，可能是她所能做的无言的反抗。这样的私刑，她也并非闻所未闻，在宗法制度严格的传统中国，类似的悲剧在乡村社会中不是反反复复地上演吗？
众目睽睽之下，“砰”的一声，枪响了，小裁缝首先被击中，倒在浪花里，鲜血在水里扩散开来。紧接着第二声枪响，女子应声倒下，也一头栽在了河里。有好心的街坊邻居着急地呼叫：“能救起人来的，我愿意给钱，我愿意给钱！”央求雷明远的小兄弟们做做好事，赶快将这对年轻人救上来。
然而，随即发生的事情让人们目瞪口呆：两个袍哥弟兄一跃跳入奔腾的河水中，“反而把女孩的头更死命的往水底压着”。女孩挣扎着，不一会儿便没有了动静，他们松开手，尸体很快随着波浪漂走，消失得无影无踪。河滩上的死刑就这样执行完毕。女儿的死，似乎仍然不能消除他心中的怒气，雷明远第一个愤愤地离开，留下悲伤的雷大娘痛哭流涕，为不幸的继女烧纸钱。村民们也怀着沉痛的心情陆续回家了。河滩恢复了原来的平静，只有河水哗哗地流着，带着浪花滚滚而去，一切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几里外的老家，淑清的亲生母亲、雷明远的原配黄氏听到噩耗，悲痛欲绝，她绝对没有想到，女儿会被她的父亲亲手杀死，她的心被撕裂，淌着血。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无法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悲愤，还必须维护所谓“家庭体面”和“丈夫威望”，她甚至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偷偷抽泣，把“无限的痛苦及无穷的辛酸都埋葬在自己的内心”。她甚至不敢袒护自己的女儿，不敢为女儿洗刷冤屈，只有默默承受着深深的痛苦。小裁缝的父母屈从于雷明远的威风，也不敢为儿子抗争申冤，只能将他的尸体从河里打捞出来，痛不欲生地掩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小裁缝的父母也自觉理亏，他们不清楚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但是流言蜚语已经让他们失去了辩解的勇气。他们可能以为儿子确实做了错事，所以竟然不敢去质问杀死儿子的凶手，或者是把他告上官府。
雷明远杀女的悲剧发生六年以后，才被进入这个袍哥家庭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位21岁的女大学生沈宝媛记录下来。她来到成都西北郊区的“望镇”，和雷家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记录了她所了解的这个家庭的点点滴滴，并于次年（1946年）4月完成一篇2万多字的社会调查《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她的毕业论文。这篇调查报告共46页，外加2页的摘要。论文用燕京大学专用稿纸，每页576字，中缝都有“燕京大学毕业论文”的字样，从中缝折叠，其实一页就有点像古书装订的甲乙两页。正文共43页，共约2.4万字。最后3页是附录，1000多字，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袍哥”与“海底”之缘起；二，“袍哥”之定义与别名；三，袍哥令集举例；四，“袍哥”对内禁条“十条三要”须为“袍哥”所遵守者；五，“袍哥”隐语举例；六，“袍哥”书籍举例。最珍贵者，是她对这个袍哥家庭的描述和日常生活细节、经济状况、所面临矛盾的记录，以及这个袍哥及其家庭富有传奇性的故事。附录部分的资料目前虽不难找到，但仍然有相当的价值，因为袍哥并不是有着统一领导的组织机构，而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秘密社团，虽然他们都把《海底》作为组织的“圣经”，但内部的规章、仪式和语言千差万别。从这个附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望镇”袍哥直接相关的内部文献。
如果不是沈宝媛，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悲惨的故事，就像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被遗忘的悲剧一样。沈宝媛无比悲愤地写道，河水“冲走了这一对人世间的怨男怨女，这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这个“旧礼教”，就是传统的伦理和宗法。现代汉语中，“可怜虫”这个词带有蔑视的意思。但我理解，沈称这个悲剧的主角是“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是因她作为事件的记录者，看到在旧礼教的束缚下，这对情侣就像蝼蚁一样被随意地杀死了。淑清“就是当时乡村的一种保守的社会制度，一种闭塞的习俗，一种流言暗示之控制下的牺牲品”。令人悲哀的是，有势力的父亲不但不是她的保护伞，而恰恰是置她于死地的人。父亲是当地袍哥的首领，是“威望阶级”，但袍哥“对于女人的贞操又看得那么严肃”，所以，“在不问青红皂白的情形之下，她遂被杀死了”。而且永远都没有人能为她主持正义。
雷明远杀女，似乎是要巩固他在地方的声誉，不惜把女儿作为祭品。但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从乡下迷信的观点来看，女儿的死，应该是给他带来了霉运。后来雷家的衰败，旁人或许会说，这就是雷明远的报应。重提这场悲剧，把它揭露给今天的读者，已经是这个故事发生的70多年以后了。我们要想知道这场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发生的社会土壤是什么，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去发现事件发生的地域、社会、文化和人群，并进入秘密社会袍哥的内部，考察这个组织的结构、信仰和家庭生活吧！
调查的开始
“望镇”是一个怡人的好地方，一个典型的川西平原小镇，虽然靠近城市，但完全是一派乡村田园的景色。它离省城不远，到城里办事，当天就可以打来回。节日期间去成都看街头演戏、参加庙会等，也并不需要花许多的时间和财力。如果要去城里做小买卖、找工作，也非常方便。这里“绿树成荫，小溪天成，风景绝佳”。川西平原人烟稠密，在清末就达到每平方公里370多人了。抗战全面爆发前，成都人口已经达到近50万，由于战争内迁，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已有70多万。因靠近成都，这个小镇“已渐有城市与乡村混合之风”。不过道路还是典型的乡村土路，“两条高低不平的小路”也只能是供“鸡公车来往的通行”。
沈宝媛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盛夏，稻田里郁郁葱葱，稻子已经开始结穗了，田里的水仍然在缓缓地灌溉。到处是一片青翠，地里有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等到秋天，农民就要收割稻子了，“农田的主人们又用劳动者的欢笑来收获自己血汗的结晶”。农家居住的茅屋就在离田不远的地方，农民可以随时照看他们的作物。也可以在做饭之前，到地里去扯几把新鲜的蔬菜。像川西平原许许多多的农户一样，他们的门口，还有一头乌黑的水牛，在沟里洗澡，要不就在田里打滚，周身都糊满了泥，这样可以抵御夏天的烈日。
和城市生活截然不同，乡村的生活是寂静的。夏天的夜晚，各种昆虫唱着歌，稻田里的青蛙呱呱欢叫着，外面凉悠悠的，清新的空气吹入屋内，在这种环境中入睡，是城里人无法享受到的。天蒙蒙亮的时候，公鸡打鸣此起彼伏，呼唤人们早起。夏天的川西平原，并不忙碌，稻米还没有成熟，农民可以比较悠闲地照顾稻田，或者打理菜园。清晨，农夫扛着锄头缓缓地走在田埂上，眺望一望无际的稻田开始由绿泛黄，该是多么心旷神怡！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便享受着从都江堰流过来的、源自岷江上游大雪山的清澈江水，这是大自然的慷慨恩赐。
这时的乡村，看起来平和、安详，但也不是世外桃源。国家的命运，也和这个小地方息息相关。1911年12月8日，骚乱的清兵洗劫成都，是夜城门亦未关闭，乱兵们源源不断把赃物运出城，市民们便坚守四个城门，堵截运送赃物的士兵。为蒙混过关，许多士兵乔装成女人坐轿，有的雇妓女扮成夫妻，有的把赃物装进棺材冒充出殡。水路走南门，北门则用轿子和马匹运载。这时，袍哥各公口在自卫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们组建民团、募捐筹款、守望相助。革命之后，政权频繁更迭，特别是军阀混战时期，连省城成都都成为战场，乡村更是没有宁日。1920年代，这里土匪横行，而袍哥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维持地方安全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是1926年，沈宝媛来到“望镇”的近20年前，“匪盗大肆骚扰”的时候，袍哥平息了盗匪，从而成为“地方上英勇人物”。真是时势造英雄，平息这场骚乱后，“胜利者成为望镇秘密会社的首领人物”，其中之一便是这项研究的主角——雷明远大爷。
沈宝媛是这样描述对雷的第一印象的：“在夏天，即使是在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也可以看见他戴着墨光眼镜，手拿着一把折扇，穿着黑绸短衫、黑裤，背后系着一顶草帽，匆忙的向店上走去。”这个打扮，就是今天中国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国民党特务”的典型模样。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沈宝媛来到“望镇”的时候，雷的势力已经走向衰落，所以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打理他的烟店。她意识到，要了解袍哥情况，一定要认识这位传奇人物。
其实，沈宝媛这个时候要接近雷明远，恰逢其时。如果雷的权力还如日中天，恐怕是不屑于花时间理会一个大学生的。但现在他已经很清闲，有时间坐下来，整理自己的思路，回忆往昔的事迹。可以想象，一个人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最喜欢回忆过去的辉煌，而且有与别人分享的愿望。沈宝媛下乡一个星期之后，有机会认识了雷明远的妻子雷大娘，不久，雷明远本人又到燕京办事处，替她女儿报名参加补习班，“拜托了老师以后，就很急忙的走了”。虽然时间短暂，但沈与雷之间的直接接触开始了。以后由于女儿上补习班的事情，他们有许多见面的机会，很快就熟悉了。
雷家所住的一院草房，离办事处很近，沈宝媛有许多机会登门拜访。从大门进去，左边是牛棚，右边是织机房，中间是他们的住屋。走进屋内，可以首先看到典型的川西平原的堂屋——正面墙上挂着一副对联，是乡民送的；正中是神位，上面还有祝贺的寿匾，周围有四五面镇邪的小旗。屋内的摆设表明，屋主是信奉佛教的。堂屋的左右两边是卧室，里面床柜都是古式，红的漆，圆的桌，老的镜。来了客人，先请坐上堂屋，泡盖碗茶，如果是男客的话，还要送水烟袋，然后才开始拉家常，“颇有旧世纪的遗风”。主客无拘无束地谈笑，农村风味，土色土香，显示老乡的朴实本色，甚至令沈宝媛这样“陌生的客人”都有了“无限的安心与亲切之感”。
一开始，沈宝媛对首次拜访会有怎样的结果，心里面是没有底的，作为一个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女大学生，和“一个特殊人物”交谈，能谈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信息，是完全未知的。雷明远是当地袍哥的大佬，久经风霜，对社会上的风风雨雨经历多了，每天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会对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持怎样的态度呢？其实，由于科举制度的传统和影响，中国社会对于有知识的人自来都是很尊重的，坊间流传许多“大老粗”出身的军阀礼待知识分子的故事，便是明证。沈和雷的交往，也证实了这一点。对沈来说，雷就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是新经验的尝试”。第一次交谈，虽然主人很亲切，但毕竟彼此不熟，客人揣摩着“主人不露锋芒的大声言笑”，心里还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疑惧”。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彼此加深了解，“日子久了，才渐安心”。
作者在这项调查中，很少用他的名字“雷明远”，而更多地使用“雷大爷”，估计是遵循他家里人和当地人的叫法。一般在四川农村，对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可以叫“大爷”，算是一种尊称；另外，袍哥的首领，一般也被称为“大爷”。我想，人们叫他“大爷”，可能这两种意思都包含了进去。
佃户“舵把子”
沈宝媛在调查报告中说：“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这里所说的“社团”，就是袍哥，即是说袍哥是这个地方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这个乡的正副乡长、治安主任、保安队长、保甲长等都是袍哥，便充分反映了这个现实。而控制和掌握这个社团的人，也就是掌舵的人，就是“舵把子”，因为他掌握着这个组织的方向。其实，并不仅仅是“望镇”，这是川西平原，甚至整个四川的普遍现象。据1946年吴伧的《四川袍哥与青红帮》，在抗战时期的四川，“袍哥之势力异常雄厚，循至任县长者，任参议会议长者，莫不为在帮之袍哥，甚至行政官吏，欲举行一新政，苟不通过袍哥，必至一事无成”。
这个现象在档案中也反映出来。威远退伍军人黄初年，1942年“为增加势力，扩大组织”，乃致函各方，召集资中、内江、荣县、仁寿各县帮会，合组四和兴社，下设总务、评理、交际、庶务、文书五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和兴社任要职的，都是正副乡长，如庶务正主任蒋志诚是新义乡乡长，文书正主任杨君禄是新义乡副乡长。国民党执委对地方政府处理袍哥不力非常不满，指出新场即新义乡，是威远县第三区署及新义乡公所所在地，但是区长杨某“置之不理”，正副乡长“均分任该社重要职务”，这样该社势力非常大，“得以为所欲为”。
沈宝媛的同学白锦娟在考察“望镇”附近九里桥的农民教育情况时，也发现袍哥“在公私生活上有绝对的势力”，而且这是“四川农村的普遍的现象”。在九里桥，实际上“这种不公开的组织已经不秘密了”，而且它“早已控制一切社会的活动”。在这里，“最高长官乡长就是舵把子”。其地方上掌权的人，“一种是政府方面的，另一种是哥老会方面的”。而且她指出：“实际的握权者是舵把子社长，管事的及二管事的一切政治命令、税收及罪罚偷盗、争讼及鸦片都在他们控制之下，社会治安归他们维持，假如没有他们的命令，政府任何命令不能通行。”由此可以看到袍哥在地方控制方面，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这并不是在个别地方，而是四川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
袍哥又通称“社会”，其首领“舵把子”是由众兄弟推举出来，所以在袍哥团体里很有权威，有钱有势、神通广大，上能结交官府，下能控制一般百姓。他有权管理众弟兄和负责处理一切内外大小事务。还有“副舵把子”一名，协助正“舵把子”办理会中诸事。还设有“印记”或“文书”，掌管文书及一切公众函件。其次则为“二哥”“三哥”“五哥”等。新入袍哥者由九排或十排起，拜师并向刘、关、张宣誓，如有功于社团，则由“拜兄”升为“排六”，经常称之为“闲五”，学习各色杂务。如再有功则升为“五哥”。其中“二哥”的地位最不易获得，要结盟三个把兄弟，一为恩兄，二为“引进”，三为“保举”，即可因功递升为“二哥”，若再立功，就能升为“一排”（大爷）。也有从三哥直接升大爷的，这就要看功劳的大小了。大爷若能力很强，处事公正或有钱有势，则可公举为“舵把子”。他们中间有句俗话说：“龙头大爷，聚贤二爷，当家三爷，管事五爷，赴汤蹈火兄弟伙。”从中便可以看出他们之中不同的级别。
他们中规矩很严格，如果不服从上层管事或破坏社规，便可由管家报告“舵把子”，请其除名，叫作“挂黑牌”。如果罪过大者，则由公众议处，甚至可以暗中枪决，或用他种方法处死。如果兄弟伙发生危险，则由“舵把子”及拜兄出具名片介绍函件，至外地避锋，未了之事仍由“舵把子”予以调停。有时真正动枪动刀，出了人命案子，则必须由“舵把子”出面摆平。兄弟们见是自家大哥出面，往往也就无话可说，许多事情不了了之。
雷明远是“望镇社团”——袍哥的副首领。很少有调查者能像沈宝媛有机会对这样的人进行近距离观察。沈宝媛发现，在和雷明远的交谈中，他总是喜欢聊20年前“带兵与捉匪”的故事，而且每次都讲述得“激昂慷慨，有声有色”。雷总是以“纯英雄的姿态”来描述他过去“英勇的事迹”，特别是他当时作为本地保安队长被“绑客”包围的一段，描述得更是“骇人听闻”。他讲到土匪的行踪、打扮、抢劫的种种细节，皆栩栩如生。
抗战全面爆发那年，血气方刚的中年雷明远，头脑里都是想出风头的“英雄思想”，周围是一批忠实强悍的弟兄。他那时家境好，那批袍哥兄弟们住在他家“做食客”，他自己经常在外面“招惹是非”，一次因为发生纠纷，竟然杀死了一个“棒客”（即所谓的“浑水袍哥”），结果引起了附近的“棒客群起复仇”。这其实就是袍哥不同码头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经常都是暴力的。一天，他独自在茶馆里喝茶，一二十人围攻过来，举枪向他射击，他赶快跳到一个小坡上，朝天鸣了三枪，向兄弟们报警。那次真是九死一生的经历，一个人在二十几人的追杀下，竟然安然脱逃，而且反败为胜。脱逃的坡上有一个有丈宽的沟，他竟然一跃而过，把敌人甩在后面。他的人马随即倾巢出动，然后是一场血战，反而打死了好几个来势凶猛的对手。甚至几年之后，乡民们还津津乐道地复述这个离奇的故事。那场大战更巩固了他在江湖的地位，从此以后“棒客”们都不敢再挑战他的权威。
据沈宝媛的报告，这个乡的乡长就是“成都市附近十三县的舵把子”。而前副乡长雷明远是“全店、望镇的副舵把子”，正舵把子是住在“望镇”的佟念生，其他的兄弟伙就更多了。沈经常想从他那里了解“地方行政的概况”，例如他当副乡长的事情，但是他爱说“他也是社会上的人物”，也就是说，副乡长虽然也有地位，但是他却更强调自己袍哥的身份。沈宝媛还看到“望镇”的袍哥常与“特务（当地缉查）勾结”，利用“陈腐的官僚手段”，干着“违反人民利益，反民主的事项”，而且乡公所经常使用“高压政策”，征收“不合理”的赋税，“抗战时抽买壮丁，贩鸦片，严禁人民有思想、言论、结社，甚而至于阅报之自由，也就是借着他们的双重身份，发挥优越势力的原故”。在这里，沈看到袍哥与国民党沆瀣一气，如果我们了解沈所具有的“左倾”思想，那么她对袍哥的这些批评就不奇怪了。
何处是“望镇”
作为一项社会学调查，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沈宝媛在论文中并没有使用真名。她在“论文提要”中写道：“因为本文是研究秘密结社与其领袖人物，故对所论及之对象无公开之必要，此为社会工作者所必须有之职业道德也。所以，在此特书假名，尚祈院长、系主任、导师及阅者诸君原谅！”另外，我们从沈宝媛的论文中，已经知道她的调查地点是在“成都外西望镇”。我查了不少资料，没有找到“望镇”这个地方。虽然沈宝媛在论文中并没有表示这个地名也是为了保护隐私而杜撰，但是显然和人名一样，应该也采取了隐蔽的措施。
在通过沈宝媛本人了解情况的努力失败以后，我继续从文献中寻找有关沈宝媛这次调查的信息，力图找到她进行田野调查的确切地点。我开始阅读关于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后的一切资料，意外地在《燕京大学史稿》书后列的大事记“1945年7月”条下面，发现这样一段文字：
中旬，暑假开始，以“未名”、“启明”、“可犁”团契及“燕京生活”、“燕京文摘”社成员为骨干，得华西坝五大学“学生公社”经费赞助，与华西、金女大同学组成两个乡村工作服务团，由燕大李中、卫永清分别带队，分赴龙泉驿和金堂县姚家渡，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乡村教育、卫生及抗日宣传服务，并开展乡村社会调查……
这个时间，与沈宝媛在论文中描述的时间完全吻合：
我们来乡下的头一天是七月十四日，一直到十九号整整五天之中，都在拜访，尤其本地执政及大爷们更是我们首先拜访的对象。……从七月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四日这一个月零五天的功夫中，每天也收集我论文的材料。
因此，沈宝媛的调查可能是这次暑期活动的一部分，她在论文中写道：“当时，借着学生救济会及本校社会系分发同学至乡间服务的机会……与两位同学连同本校的一位助理一同进行拓荒的工作，大家坚定志向，准备在此地苦干一番。”她还提供了所做的具体工作：“我们的工作基础首先打定在友谊的交往上，先要知道的是农村生活的概况，农民家庭的情形，地方势力的梗概等，而我们所预计的工作有办农民学校，特别补习，医药治疗，防疫协助，卫生指导，代写书信，讲解时事，展览新闻图画及开放电影等等。”这里提到的“农民学校”，应该就是沈的报告中数次提到的“农村补习学校”。
上述大事记提到，学生被分派到龙泉驿和金堂县姚家渡两个地方；而论文中提到，沈宝媛所去的地方，是从“西门北巷子”出城。我查了1940年代的成都地图，发现北巷子更靠近成都北门，如果是前往位于成都东南的龙泉驿，应该出成都东门，往东南方向走，因此龙泉驿当被排除。北巷子在成都东北，刚好是去金堂县的方向。因此，我开始猜测她所称的“望镇”，可能就是金堂县的姚家渡。其他人的回忆中，也提到这次活动。如苏予写道：“我一个暑假都在金堂县姚家渡，参加党的地下组织‘民主青年协会’举办的乡村服务活动，当时我已读完大学新闻系一年级。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偏僻的乡村小镇，我们提前返回学校。”
一段时间里，我倾向于认为沈宝媛的调查地就是金堂县的姚家渡。但是让我困惑的是，沈在调查中几次提到出“西门”或者成都的“外西”，难道是她的笔误吗，还是由于她不熟悉成都的方位？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相信“望镇”是位于成都西北方向的崇义桥，那里有燕京大学设立的一个固定的“农村研究服务站”。在成都复校以后，燕大社会学系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工作，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迁校成都后，地区特点和战争环境给服务实习活动带来困难，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期间实习地点分为边疆、农村、城市三方面，其中农村方面，法学院在崇义桥建立了“农村研究服务处”，实习工作包括农民补习学校、发行农民消息月刊、小农借贷、农家拜访指导、农村青年集中训练等。另据《燕京大学史稿》，1943年春“教育系廖泰初教授率师生在成都北郊崇义桥夏家寺建农村研究服务站。此后三年中，服务站开办农民识字班，进行民众教育与社会调查、小生产加工服务，举办两次农业科学成就展览”。服务站的这些活动与沈在她的论文中提到的她所参与的各种实践，基本上是吻合的。
据一篇回忆廖泰初的文章称，燕大在成都复校后，没有设立教育系，也没开设教育学课，他便“加入了法学院的教师队伍，致力于社会研究与社会服务的同时，见缝插针地搞些乡教工作”。廖发现，成都附近的农村“文化十分落后”，而且“地方上的恶势力也很大”，他选定在成都北门外崇义桥为燕大的社会系办起了一个农村研究服务站，其目的有好几个：“一、 为燕大法学院学生暑期实习，采集论文资料提供便利；二、 为当地失学儿童创办补习学校；三、 为当地文盲的贫苦人民代写书信；四、 为当地办一些生产事业，如一个制造花生酱的工厂；五、 办农业展览，传授农业新知识；六、 向当地人民进行公共卫生教育，并进行简易的医疗。”因此，按照第一个目的的说法，沈宝媛选择崇义桥作为调查地，便顺理成章了。更不用说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老师廖泰初对袍哥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研究，即廖1947年在英文刊物《太平洋事务》上发表的文章，而在发表之前，廖泰初把这篇文章的手稿给沈宝媛做过参考，沈的“论文提要”中也提到过。
又据雷洁琼、水世铮的《燕京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三十年》：“燕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