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超越报应正义，成为人之所是
“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在说不完的莎士比亚中，最说不完的作品，的确当推《哈姆莱特》。我自己讲述《哈姆莱特》，不下七八次，每一次都能读出不同的况味，常常丰富甚或否定之前的一些看法。作为“法律与文学”的视角，我们也只能撷取其中有关正义的层面展开，而无法兼顾太多的焦点。尽管《哈姆莱特》千人千面，我们还是要强调：根据文本的上下文，遵循大致合理的阐释规则，其呈现的内涵并不是任意的，就如虽然正义有多重面孔，却并不表明正义是相对的一样。
《哈姆莱特》创作于1601年，是一部血雨腥风的故事。波斯纳称赞它为古希腊以来最伟大的复仇文学作品。剧情如下：
克劳狄斯毒死自己的哥哥丹麦老国王，攫取王位，并娶了王后兼嫂子葛特露。老国王化为幽灵，告诉儿子哈姆莱特自己被害真相，要求儿子复仇。为了复仇，哈姆莱特装疯卖傻，导演一出老贡扎古被毒杀的短剧，请新王与王后观赏，以试探叔叔反应。国王当场色变。
当晚，母后和哈姆莱特摊派，情绪激动的哈姆莱特失手杀死躲在帷幕后面偷听的大臣波洛涅斯。国王派人送哈姆莱特去英国，试图借英王之手杀死他。哈姆莱特将计就计，借英王之手杀死了两位监视他的使臣，随后赤身回国。
在这期间，波洛涅斯的女儿，也是哈姆莱特的情人奥菲莉亚遭丧父之痛而发疯并落水而亡，波洛涅斯的长子雷欧提斯为了复仇，与国王克劳狄斯共谋与哈姆莱特比剑，涂剧毒于剑锋，并在酒内下毒，试图害死哈姆莱特。不料王后误饮毒酒身亡，哈姆莱特、国王、雷欧提斯都互相被刺身亡，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继承丹麦王位。复仇最终导致八人死亡、家国破灭的惨重代价。
《哈姆莱特》涉及的法律问题有这几个方面：
01谋杀
主要是克劳狄斯毒杀老国王、克劳狄斯设计欲置哈姆莱特于死地；哈姆莱特将计就计借英国国王之手杀死两个监视他的使臣；
02复仇
除开哈姆莱特为试探真凶而导演的复仇剧中剧，主要有三个复仇事件：
1）哈姆莱特为父亲之死向克劳狄斯复仇；
2）雷欧提斯为父亲和妹妹之死向哈姆莱特复仇；
3）挪威王子小福丁布拉斯为父亲死于老哈姆莱特之手而复仇。
03决斗
哈姆莱特的父亲与福丁布拉斯一世的决斗；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的决斗。
这里值得一说的是，老福丁布拉斯和老哈姆莱特之间的决斗算不算是决斗？小福丁布拉斯入侵丹麦的举动，是不是正当的复仇？两者其实是大有疑问的。
事情的原委是：丹麦老国王曾经接受骄傲的挪威老国王福丁布拉斯的挑战，决斗中把对方杀死。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和骑士精神的协定，战败者不仅丧失生命，而且要把所有的土地划归胜利的一方。既然如此，本来决斗的失败方是没有理由再发动新的复仇的，没完没了的复仇下去，决斗就没有意义了。小福丁布拉斯招兵买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夺回父亲丧失的土地。那么他是不是违背了当初双方不再复仇的承诺？也许违背了。
但注意，这里涉及的是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国际政治比拼的就是实力，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承诺。决斗规则看来更适用于私人之间，国家之间若以决斗来确定和平安全和土地利益，是靠不住的，小福丁布拉斯之所以如今敢于挑起战争，是因为他兵强马壮，实力强大了，就这么简单。他所宣称的为了复仇或矫正正义，不过是外在的借口而已，目标是重新找回国家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老一辈的决斗，不算决斗；小一辈的入侵，也算不上复仇。
04继承
主要是丹麦王室继承权的归属问题，这是宪政的重大问题。具体包括：克劳狄斯的篡权；邻国王子继承丹麦王位的正当性。当时不一定都是嫡长子继承制。
05通奸
虽然基督教不禁止哥哥去世后弟弟娶嫂子的行为，但毕竟是不道德的，更何况从文本线索可推测，在老国王去世之前，叔嫂之间就有了不正当关系。
06伪造文书
哈姆莱特在去英国途中，更改了克劳狄斯写给英国国王的亲笔信。
07自杀
奥菲利亚因为父亲的死而神志迷乱，在河边挂花环时，从树上掉入河中淹死。她是自杀还是偶然事故？基督信仰认为自杀是一种罪，因为生命的主权是在上帝，甚至有规定，自杀未遂的，判处死刑；自杀既遂的，还要把棍子扎透尸体，并埋在大路上任人践踏，自杀者所有财产要被没收。在这部戏剧中，对自杀者最明显的惩罚性规定是死者没有资格以基督教仪式埋葬在教堂的公墓领地。
08英国普通法术语
戏剧中出现的很多与法律相关的英国普通法术语，比如扣押证书、承诺书、和解协议、二重证人、转让证书等。
09对律师和法律职业的讽刺
比如第五幕在墓地哈姆莱特的台词：“这不会是个律师的头颅吧？他的狡诈、他的分毫必争、他的诉讼案子、所有权、他的巧妙诡计现在都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他现在肯让这位鲁莽的家伙用肮脏的铁铲敲他的脑壳，不去控告他一个殴打罪？”事实上，对普通法繁文缛节、神秘主义、垄断利益等的批判，在英国一直不绝如缕，到边沁达到顶峰。
《哈姆莱特》是公认的经典复仇剧，却不是大快人心的类型，而是通过复仇悲剧，促使我们对复仇作为正义实现方式的功能及局限，进行深入反思。所以我们有必要适当结合文本，从法理角度，对复仇制度做一番审视。
（一）复仇的功能
霍姆斯认为，法律起源于复仇。法律中的矫正正义（恢复被破坏之前的平衡关系）和罪刑相适应等法律原则，都是复仇的遗留。复仇的感情仍然在法律的运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仍然推动着法律制度的执行，因为受害者及其亲友有抓获罪犯的动力。复仇的情感因素以及牵涉的正义难题，使得复仇成为文学传统中伟大作品的重要主题。荷马、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赵氏孤儿》等等，都是典型。复仇的激情看起来好像是与理性的、工具性的思考对立的，其效果往往是情绪化的、破坏性的和徒劳无用的，尤其是忽视了经济学要求忽略的沉淀成本——覆水难收，眼光朝前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但是，复仇有很多好处：
1）复仇的可能性能阻止未来的侵犯，带来潜在的收益。让侵害者相信自己在必要时会以非理性方式行动，这就能保证安全。
2）具有复仇本能的人在生存竞争中更可能获胜。总是逆来顺受的人在任何社会都会吃亏倒霉，类似于爱哭的孩子有奶吃。权利和尊严，都是靠自己的力量积极争取来的。复仇的愿望由此成为人类基因构成的一个部分。
3）复仇文化强调荣誉。哈姆莱特之所以必须复仇，不仅因为父亲被杀，而且因为克劳狄斯的篡权以及夺走自己的母亲，给自己带来了双重羞辱。复仇主题大都表现的是儿子为父亲复仇，在父权制社会，这也是男人顶天立地、维护家族尊严，从而确保家族繁荣的核心利益所在。而荣誉、耻辱和复仇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交换、平衡、互惠、补偿等概念。这些都是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的制度工具。
4）复仇倾向于血亲复仇、团体责任、严格责任，这就使自己的家人亲友都被迫卷入。“亲属关系不但增加了潜在复仇者的数量，而且增加了潜在复仇目标的数量。通过这一点，它降低了复仇的成本……因为有了这种集体责任，人们就更有动力来管束自己的亲属，防止某个亲属的不当行为导致他们而不是他本人受到报复。”
（二）复仇的成本
不过，作为社会控制体系，复仇的成本是高昂的，并且方式是笨拙的。
首先，它妨碍劳动力的专业分工，因而让正义扭曲，因受害者同时是警察、公诉人、法官、执法者。复仇责任因而会落到很不适合复仇的人身上。
其次，复仇伦理使大规模的协作很难出现。过于自尊的人很难同他人合作。复仇培养了对小团体的忠诚，却阻碍了对城邦、民族的忠诚。
第三，报复行为会倾向于变得随意和野蛮。随意，是指复仇行为来自情感，出于维持可信性的目的，他必须用最大的恶意来解释对自己的所有伤害，从而夸大、无节制。正如国王对雷欧提斯所说：“报仇雪恨不应受任何拘束。”但可笑的是，在这之前，当国王发现雷欧提斯的复仇可能伤及自己，赶紧说：“难道你的复仇是把朋友和敌人搅在一起，把赢家和输家都一扫而光？”可见他也害怕复仇的随意。粗糙，是指缺乏比例原则，不区分有无主观过错，倾向于绝对责任，不符合罪责自负原则。
第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既让复仇沦为无休无止的苦毒，也强加了一种不必要的责任。从人性来讲，随着时间流逝，复仇的欲望会降温，这会使责任成为人的重负，那些不适合复仇的人，一辈子成为了为他人复仇的工具，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自主的存在，而是为了他者的存在。为此，复仇体系鼓励愤怒、敏感、不宽恕，正如国王激发雷欧提斯时说，愤怒会随着时间而冷却，因此，“想做的，想到了就该做。”这当然不利于文明秩序的建构。
（三）对复仇的规制
对复仇的节制有：
1）报应原则。复仇要遵循完全对等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乃是对血亲复仇的节制，降低了世仇的可能性。
2）赎罪金。鼓励受害者家属接受某种伤害赔偿金，叫做赔命价，以替代复仇。
3）双向亲属制度，比如冰岛通过父亲和母亲两个方面计算亲属关系。一旦发生复仇，争议两边都有亲戚，杀的都是自己人，所以复仇就不必要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斗殴的双方都去找帮手，结果纠结起来的都是同样一伙人。
4）怜悯和同情原则。
但上述原则都有缺陷，很难稳定地制度化。在从复仇这种私力救济向公共执法的过渡阶段，还出现了决斗、战争决断、神明审判等实现正义的形态。决斗是指按照传统的或约定的程序，双方拿起武器做一个公开的了断。决斗表示终结，不容再去复仇。雷欧提斯最初挑战哈姆莱特，是出于复仇动机，但在他们最后正式比赛击剑之前，哈姆莱特已经通过积极的沟通以及道歉，表明雷欧提斯的父亲是误杀，以及他深爱雷欧提斯的妹妹。
所以他俩最后的斗法，纯粹是一场尊严之战。但在这场决斗中，雷欧提斯并不光明磊落，他没告诉对方剑头涂有毒药，从而无视规则，使决斗沦为单方面的杀人计划。历史上，决斗规则的发展使得决斗越来越不可能导致死亡。而决斗过程中，也出现不少感人肺腑的宽恕的故事。比如先开枪者故意不上子弹或故意把子弹打偏。
最终取代复仇的是法律诉讼的做法。国家或公权力垄断了暴力及救济渠道。但是，如果像《哈姆莱特》那样，作恶者克劳狄斯作为国王实际地高于法律，哈姆莱特作为王子也不会因为杀死波洛涅斯而受到法律惩罚。这就意味着法律救济无法实现，失效了，且没有其他替代选择，于是会倾向于复仇，“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然而，在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复仇戏剧中，复仇者都会死去。这可能不但反映了基督徒对于复仇道德的矛盾观点，也反映了一种新的认识：每个复仇行为都是新的罪恶，本身也需要受到惩罚。如果留下复仇者不死，观众就总想知道谁会来杀死这个复仇者。
这种矛盾心态也典型体现在哈姆雷特误杀了波洛涅斯后的一段话中：“我很后悔自己一时鲁莽把他杀死；可是这是上天的意思，要借着他的死惩罚我，同时借着我的手惩罚他，使我一方面自己受到天谴，一方面又成为代天行刑的使者。”
波斯纳因此评论说，“哈姆莱特的死充满了悲剧性尊严，如果他顺利地完成了父亲鬼魂交给他的任务，那么他的死就不会有这种悲剧性尊严。”
对于复仇伦理的最激进的摈弃是《新约》。《哈姆莱特》有可能是提醒观众想起《罗马书》：“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在现实中，尤其在异教徒的世界，确实是很难做到的。我将其概括为“反本能的伦理原则”。
事实上，文明正是建立在对本能的规训、重建的基础上的，正所谓化性起伪。不可复仇的原则，落实成为宽恕的准则，在个人和政治生活中，预示着新的出路。毕竟，几千年的复仇文化，虽然发展为法律救济这样的人间正义形式，但终究还是有限的，需要有新的制度想象和可能。哈姆莱特的悲剧，实质就是对这种新政治可能进行探索而发生的悲剧。
在很多论者看来，哈姆莱特本来可以简单明快、干净利落地结束克劳狄斯的性命，达到复仇目的，而他却一再犹豫、拖延，失去很多机会，耗费太长时间和波折去完成复仇任务，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犯了很多错误，导致除元凶克劳狄斯之外的七个无辜者的死亡，这七个人分别是：重臣波洛涅斯；波洛涅斯的女儿、哈姆莱特的爱人奥菲利亚；波洛涅斯的儿子、哈姆莱特的朋友雷欧提斯；两位糊里糊涂的侍臣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巨人之间的争斗，平民最好不要卷入）；哈姆莱特的母亲葛特露；哈姆莱特本人。
施莱格尔认为哈姆莱特属于“思索的悲剧”。换言之，就是想得太多，做的太少；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直接导致他优柔寡断，缺乏决断能力。
柯尔律治更明确指出，“哈姆莱特是勇敢的，也是不怕死的；但是，他由于敏感而犹豫不定，由于思索而拖延，精力全花费在做决定上，反而失却了行动的力量。”
歌德也说，哈姆雷特不能行动的原因在于理性主义的束缚，发达的智力会麻痹人行动的力量。
丹纳的观点表面相反，他认为是过度的激情伤害了理智，也会使人不能起而复仇，但实质还是认为情感的敏感阻碍了行动；
别林斯基则主张，哈姆雷特不能行动是出于意志不够，枉有巨人的雄心，却只有婴儿般柔弱的意志。
从某种角度看，哈姆莱特确实是一个内心交战和挣扎的人，一件在那个时代认为是勇敢男儿的必要而简单的事情，在他这里却不断拷问行动的正当性。
可是，不要忘了，哈姆莱特的基本身份，其实并不是一个理智的知识分子或感伤的文人，而是一个王子，一个至少见证过许多宫廷斗争，并且按正常程序将继承丹麦王位的王子，一个目前正处于险恶之中的政治人。
当然，无可否认，哈姆莱特具有哲人的气质。读过柏拉图的《申辩篇》的都知道，哲人和城邦的冲突，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而吊诡的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对话中，城邦最大的善或福祉，在于哲人王统治，即哲人成为政治统治者或政治统治者成为哲人。哈姆莱特的身份体现了这样的撕裂与焦虑。
有关哈姆莱特的思考阻碍了他的行动，在文本中看起来有充分的证据。最为突出的是哈姆莱特在三个场景下的三大段心灵独白。
第一段独白的背景是哈姆莱特装疯后，开始经受爱情幻灭的考验，他和奥菲利亚即将当面“断交”；
第二段独白的背景是哈姆莱特遇见了杀死克劳狄斯的最佳时机，却因发现对方正在祷告而纠结该不该下手；
第三段独白的背景是在丹麦原野，哈姆莱特看到了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的意气风发，而陷入自我拷问。
这三段独白构成了整部戏剧的悲剧力量的精髓。我们把这三段精彩独白引述如下，并分别做些评述，以阐明哈姆莱特是在什么意义上犹豫，以及他对复仇的真实态度是什么。
第一段：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这是哈姆莱特最著名的一段台词，展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生死抉择的对立结构。实际上，它是对主体身份的严峻的自我拷问。“认识你自己！”——哈姆莱特困惑的焦点在于他对自我身份的迷惑。
他说，为了证明“我是谁”，我可以有两极选择：要么挺身反抗，要么默然忍受，哪一种更高贵？哪一种才能证明自己的主体性？困难在于我不知道死后会怎样，要么死了睡着了一了百了，要么还会做梦，那么你即便干净利落结束生命，其实也并没有结束；所以死不能证明就是勇敢的，活着不见得就是懦弱的。之所以不行动，不是因为考虑现实利弊的选择，而是对此生此世的伟大事业开始怀疑。我们以为伟大的、正确的，有意义的事情，不一定真的有意义。
复仇也是一种具有死亡意味的终结行动，但这种终结是真的终结吗？能证明人的行动的价值吗？哈姆莱特在行动上其实并不懦弱，但他在这里的思考却富有价值。哈姆莱特一直在想，对于个体、国族和人类，复仇是不是真正的出路？
这段话提出了一个经典之问：“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is the question”。紧接着这个问题的两句话问道，到底是该忍受命运，还是要挺身反抗。根据前后文，大概把“to be or not to be”翻译成“干还是不干”，恐怕更直白和恰当些。
然而，接下来，哈姆莱特思考了死了好还是活着好的问题。在他看来，to be更是一件苦差事，但又因为不知道not to be后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而对死亡充满恐惧。所以翻译成“生存还是毁灭”或“生还是死”，似乎又比较恰当；但是，从更形而上学的角度，按照字义翻译为“存在还是不存在”、“是还是不是”，也许意涵更丰富。按此理解，to be or not to be是对人的生命的存在与不存在的思考。
当莎士比亚说存在，他关注的是当下的意义，当他说不存在，他关注的是灵魂和天堂的意义。二者都很重要，但哈姆莱特感受到自己无力在这样的二元选择中作出真正的选择。
所以，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是信仰和哲理思考的元问题，关乎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以及人的属性到底为何。
《圣经》里上帝在火棘中回答摩西的询问“上帝到底是谁”时，上帝说：I am who I am。和合本翻译为“我是自有永有的”，我翻译为“我是我所是”。上帝是最初，是终极，是自足的、完全的，但人却不得不陷入是或者不是的困惑之中、依存之中、外求之中。
表面上，to be or not to be，是要通过完成某种外在的目标或事业，来完成对人本身的认证，实际上，哈姆莱特的这番拷问，与一个人外在的功名利禄，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哈姆莱特有一种身份的焦虑，他痛苦地追究“我是谁”的问题。与“我是谁”相比，作为最高统治者重要吗？实现复仇重要吗？或者，复仇和抱负，能否成就我是谁？我的意义到底何在？我们可以说，哈姆莱特的一生就耽误在这个问题当中，并且酿成了重大悲剧。不过换个角度，这是耽误吗？哈姆莱特恰恰是因为拷问这个问题，超越了一切的复仇者，成全了他自己。
第二段：
“他现在正在祈祷，我正好动手；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了仇了。不，那还要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我的父亲；我，他的独生子，却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啊，这简直是以恩报怨了。他用卑鄙的手段，在我父亲满心俗念、罪孽正重的时候趁其不备把他杀死；虽然谁也不知道在上帝面前他的生前善恶如何相抵，可是照我们一般的推想，他的孽债多半是很重的。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不！收起来，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惨酷的机会吧；当他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或是在乱伦纵欲的时候，有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的行为的中间，我就要叫他颠踬在我的脚下，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
这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幕，因为哈姆莱特错过了最好的复仇机会。可是，就复仇本身的逻辑而论，哈姆莱特的选择未尝不具有正当性。复仇强调的是对等原则，加害者所受的苦一定要等于甚至多于受害者所受的苦，才算解恨。所以，哈姆莱特面临的，其实是复仇效果的计算问题。他的计算的标准比一般的复仇标准更全面、更长远。在一般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外，他还加上了以魂还魂，我们非但不能说这种计算有问题，反而要承认这种计算更彻底和精准，更符合复仇的宗旨。
比较一下雷欧提斯对待复仇的态度，可谓简单粗暴。雷欧提斯说，“我要在教堂里割断他的喉咙。”“忠心，到地狱里去吧！让最黑暗的魔鬼把一切誓言抓了去！什么良心，什么礼貌，都给我滚下无底的深渊里去！我要向永劫挑战。我的立场已经坚决：今生怎样，来生怎样，我一概不顾，只要痛痛快快地为我的父亲复仇。”
雷欧提斯的复仇行动似乎坚决果断，也够酣畅淋漓。只要能复仇，不惜下三滥手法，比如在剑头抹毒药，才不管对方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但仔细追究，他的做法其实比哈姆莱特更令人遗憾。要知道，雷欧提斯也出身高贵，受过一流教育，按理该把尊严看得高于一切。没想到被复仇的情绪冲昏了头脑。相比而言，哈姆莱特希望以一种更体面的方式，把仇敌送入地狱，让对方永劫不复。他要“探视到他的灵魂的深处”，“发掘国王内心的隐秘”，才能实施复仇。这既符合他的高贵身份所决定的决策视野，也恰好表明在复仇问题上，哈姆莱特比雷欧提斯更精于算计、更彻底狠毒。
第三段：
“我所见到、听到的一切，都好像在对我谴责，鞭策我赶快进行我的蹉跎未就的复仇大愿！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上帝造下我们来，使我们能够这样高谈阔论，瞻前顾后，当然要我们利用他所赋与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和灵明的理智，不让它们白白废掉。现在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要干的事，可是我还是在大言不惭地说：‘这事要怎么怎么干。’可是始终不曾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像鹿豕一般的健忘呢，还是因为三分懦怯一分智慧的过于审慎的顾虑。像大地一样显明的榜样都在鼓励我；瞧这一支勇猛的大军，领队的是一个娇养的少年王子，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一块不毛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荣誉遭遇危险的时候，即使为了一根稻秆之微，也要慷慨力争。可是我的父亲给人惨杀，我的母亲给人污辱，我的理智和感情都被这种不共戴天的大仇所激动，我却因循隐忍，一切听其自然，看着这二万个人为了博取一个空虚的名声，视死如归地走向他们的坟墓里去，目的只是争夺一方还不够给他们作战场和埋骨之所的土地，相形之下，我将何地自容呢？啊！从这一刻起，让我屏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
哈姆莱特因为误杀了波洛涅斯，国王克劳狄斯以此为借口将他放逐英国，等待他的，是完全未卜的命运。旧仇未报，又添新恨。恰在此时，哈姆莱特遇到了和自己同年龄的新一代领袖福丁布拉斯，其意气风发给哈姆莱特带来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我们需要细致辨析，哈姆莱特这段话中的羡慕和懊悔，有针对自己行动迟缓的一面，但他更在意的是自己没有意识到为了尊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然而，进一步追问，为了尊严在所不惜，真的为哈姆莱特所赞赏吗？哈姆莱特并非沉迷酒色吃喝玩乐之人；他也珍惜上帝赐给的言说能力及灵敏的理智。
哈姆莱特感到困惑的，其实是人算不如天算。如果有违天意，那么不管采取复仇行动是犹豫还是果决，都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复仇的精心算计往往会因为一个意外而前功尽弃，比如误杀波洛涅斯。波洛涅斯被误杀，是故事最大的转折点。再说明确些，哈姆莱特误杀波洛涅斯，算是毫不犹豫吧？结果一样糟糕。一次行动、一个城邦或文明体系的建立，需要理性的规划，但也需要时运。
哈姆莱特被放逐后，逃过暗算和劫难，浴火重生，回到丹麦，总结说：“有时候一时的孟浪，往往反而可以做出一些为我们的深谋远虑所做不成功的事。”但“轻举妄动”真的能带来好的结果？
事实证明，哈姆莱特最后答应比剑，正是轻举妄动、过于仓促的结果，因此导致了更大的悲剧。看来，考虑得太多，是错；考虑的太少，也是错。哈姆莱特的悲剧，岂止是敏于思考拙于行动的悲剧？哈姆莱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自身进退维谷的情景中，深谋远虑地探索着运送正义的中庸之道，探索着文明的出路。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哈姆莱特的这些思索，就以为他too simple, sometimes na?ve. 在现实的复仇和政治斗争中，与其说哈姆莱特爱玄思，不如说他工于心计。
我的看法是：从一开始，哈姆莱特就在主导着这场复仇大戏。他洞察一切，却不得不审时度势。
在父亲的幽灵告知哈姆莱特真相之前，哈姆莱特的表现就非常反常，他似乎沉浸在过度的、长时期的悲伤中。篡位者克劳狄斯对他说，儿子为父亲尽孝道而服丧守制，是必须的，但“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悖理的愚行”，“表现出一个不肯安于天命的意志”。
哈姆莱特内心愤愤地说，父亲才死了两个月不满，母亲就嫁给这个丑陋的男人。尽管严格来说，确实是服丧期未满，但基于国家紧急危机的需要，母亲和叔叔成婚未尝不符合法理。我们这里姑且不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哈姆莱特的心理伤害及其偏见，但从王位继承人的角度，哈姆莱特的过度哀伤的表现是柔弱、多余和无益的。所以，他的忧伤另有深意。
我们还注意到，哈姆莱特长期在德国威登堡求学，跟父亲的感情再深，也不至于发展到恋父情结的状况。此外，哈姆莱特并非天真无邪，这一点很重要。他对克劳狄斯诚然有偏见和不信任，但他愤怒的主因，是从人性的角度，早就直觉地看清对方的邪恶，以及母亲和叔叔通奸的实情。在霍拉旭告诉他父亲幽灵出现，他的第一反应是要对方保密，并立即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我恐怕这里面有奸人的恶计。”
而当父亲的鬼魂要他报杀身之仇，还没待说出全部真相之际，哈姆莱特就叫到：“啊，我的预感果然是真！我的叔父？”他为什么有这么个预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是因为这个预感正是他的欲望本身，他欲望杀了他的父亲。但从政治人角度，恰好说明他的敏锐和机警。
从理性司法的角度，鬼魂的出现或托梦的方式，并不能构成可靠的可以采信的司法证据。以此为凭质控叔叔，一定会认定为信口雌黄，反而落下把柄让对方反戈一击。
在我看来，戏剧中父亲的鬼魂，毋宁更像是个隐喻，是哈姆莱特内心判断的投射，哈姆莱特早已通过自由心证，断定父亲是叔父所杀。父亲的幽灵告诉他许多具体被毒杀的细节，但这些细节，或许大多来自哈姆莱特带着疑惑、两个月来不断调查各种蛛丝马迹而得出的推测。
此后，哈姆莱特一路上演装疯卖傻、与情人断交、跟监视他的使臣斗法、借戏剧表演揭穿真相、伪造国书借刀杀人、流放路上经历惊心动魄的考验、临死前立下政治遗嘱等险象环生的政治斗争技艺。此外，还不要忘了，他身旁有勇有谋的效忠者霍拉旭一直在助力他渡过难关，完成大业。所有这些，都在在说明他具有政治统治者的优秀素质。正如他自己透露的，“他们会埋地雷，我要比他们埋得更深，把他们轰到月亮里去。用诡计对付诡计，不是顶有趣的吗？”
以上分析遇到的最大质疑是：为了达成复仇目标，为什么哈姆莱特不采取隐蔽的方式，做好准备，一出手便致命一击，而是过早暴露了自己知道真相并想要复仇的意志？尤其是他的装疯卖傻，以及排演毒杀贡扎古戏剧，是不是弄巧成拙，导致叔父的警惕，使自己遭遇迫害，酿成复仇延误的惨剧？
为了打消这些疑惑，我们必须进入处境化的分析。
哈姆莱特对于自身的危险处境，其实有非常清醒明智的判断。戏剧的第一幕第二场，继任的新国王克劳狄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是听闻挪威王子招兵买马准备入侵丹麦，赶紧致信挪威老王，要求对方遵守当初老哈姆莱特和老福丁布拉斯的决斗契约。
第二是公开宣布哈姆莱特将是王位的直接继承者。
这两件大事，老实说，都做的很不漂亮。
第一件事，似乎取得了外交成功，挪威王子答应不攫取丹麦土地，但请求为袭击波兰而借道丹麦过境。克劳狄斯得知此消息后，慷慨应允，觉得自己运筹帷幄，化解了危机，然后继续花天酒地。此后，我们没见丹麦做过什么备战措施。这显然是严重的政治幼稚病。挪威王子觊觎丹麦已久，不过又找了个借口，待其攻打波兰回来，乘着胜势，焉有不取丹麦之理？
第二件事，他允诺哈姆莱特是今后的王位继承人，你们信吗？反正我不可能相信。哈姆莱特更不可能相信。不要忘了，在空口承诺哈姆莱特将来继承王位的同时，克劳狄斯就要求哈姆莱特不要再去威登堡求学，其用意是掌控哈姆莱特的行踪，防止王子在外面拉帮结派，做大做强。
哈姆莱特导演毒杀剧，让国王拂袖而去。一方面是彻底确认了克劳狄斯是杀人凶手，另一方面，和他装疯一样，也是重要的心理战。许多人疑惑，哈姆莱特有必要装疯吗？他们认为，在此之前，国王对他并没有防备，他的疯癫和反常，却使国王立刻警惕起来。这种看法是主观推测。从文本中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在哈姆莱特装疯之前，国王是信任他的。
更大的可能是，国王早已在观察哈姆莱特的一举一动，就待合适时机找借口把哈姆莱特做了。所以，从斗争策略看，哈姆莱特的公开化，就是要让克劳狄斯知道哈姆莱特知道克劳狄斯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这种心理战是很微妙很重要的，可以让克劳狄斯更加心虚，不敢轻易出手。这就是阳谋而非阴谋。当然，正因为是心理战，哈姆莱特的装疯，也可以视为其排解巨大精神压力的极佳方式。
克劳狄斯之所以没有早早下手，其实他本人就有交代。
首先，为了他深爱的王后，因为“王后，他的母亲，差不多一天不看见他就不能生活；至于我自己，那么不管这是我的好处或是我的致命的弱点，我的生命和灵魂是这样跟她连结在一起，正像星球不能跳出轨道一样，我也不能没有她而生活。”
这是克劳狄斯的内心自白，可以表明他对王后的爱是真爱，毕竟为了得到王后，他连老国王都杀了，尽管他杀国王还有别的目的。文本中还有大量证据证明，王后与他非常相爱。
其次，“还有一个重要的顾虑：一般民众对他都有很大的好感，他们盲目的崇拜像一道使树木变成石块的魔泉一样，会把他戴的镣铐也当作光荣。我的箭太轻、太没有力了，遇到这样的狂风，一定不能射中目的，反而给吹了转来。”
也就是说，哈姆莱特作为年轻王子的形象，如同挪威的王子福丁布拉斯一样，寄托着新一代领袖使国家复兴的希望。克劳狄斯，在民众看来，顶多不过是过渡人物罢了。所以若要采取卑鄙手段干掉哈姆莱特，不是不可以，但更需要考虑周全，万无一失，否则反受其害；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即便在抓到哈姆莱特误杀波洛涅斯的把柄后，他也只能采取借英国国王杀死哈姆莱特的方式。而在最后，阴险的克劳狄斯也是借雷欧提斯的手来杀死哈姆莱特。
只要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对哈姆莱特而言，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一切都公开化。越公开、越表现自己的脆弱，越能获得民众同情，越能保证自己安全。而一旦把一切公开化了，只要哈姆莱特有个三长两短，民众都会认为是克劳狄斯做的。
此外，哈姆莱特的政治担当，也让他内心有一个期许，那就是必须光明磊落、名正言顺地进行复仇，把克劳狄斯送进地狱而不是天堂。善和正义，必须以有形可见的、合乎天道的方式实现。
雷欧提斯在劝妹妹奥菲利亚别跟哈姆莱特恋爱时，提出一个重要理由：“他有这样高的地位，他的意志并不属于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也要被他的血统所支配；他不能像一般庶民一样为自己选择，因为他的决定足以影响到整个国本的安危。”
正因为同样是充满抱负的年轻有为的人，且也受过一流的教育，并且谙熟宫廷政治，所以雷欧提斯是很懂哈姆莱特作为王子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的。
他的这番概括，足以说明哈姆莱特的政治视野及行动，都会有更全面的权衡和考量。相对而言，当朝重臣——雷欧提斯的父亲就显得糊涂，他劝女儿放弃爱情的原因只是想欲擒故纵，抬高身价，这就很幼稚可笑了。他死于非命，也是缺乏基本的政治判断力使然。
当哈姆莱特看到福丁布拉斯的雄心壮志，非常感叹：“瞧这一支勇猛的大军，领队的是一个娇养的少年王子，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一块不毛之地，拚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
难道哈姆莱特真的丧失了政治的激情，只能自惭形秽了吗？并非如此。他们其实都是杰出的新君主，根本区别在于他和福丁布拉斯面临的处境不同。
福丁布拉斯之所以敢于大肆征伐，更合理的原因大概是，他在国内同样经历残酷的政治权争，他只能通过对外作战，打垮政敌，获得民心，树立权威。这种方式在政治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福丁布拉斯真的只是为了尊严而慷慨力争吗？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政治成熟的政治家，他就不会这么冲动。尊严、荣誉，相比于现实的政治安全和利益，很多时候根本不值一提，也只能作为幌子。
战争是需要成本的，为了不毛之地大动干戈，这种古代英雄主义的精神，在哈姆莱特时代早已没落。福丁布拉斯如果敢于如此不惜代价，也只能说明，这种代价并不是由他买单，而是由他的政治对手买单。
所以，不要因为哈姆莱特在被放逐路上的一番感叹，就认为他否定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和判断。在戏剧最后，继承了丹麦王位的福丁布拉斯这样赞美哈姆莱特：“要是他能够践登王位，一定会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的。”我想这绝非是拿到好处后的虚情假意的恭维，他们两位作为新一代的一流政治领袖，可谓惺惺相惜。
哈姆莱特能成为伟大的丹麦国王吗？我相信福丁布拉斯做了一个正确的评价——会的。虽然哈姆莱特没有机会了，但他的思考和判断，可以说是为丹麦的新型政治的建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哈姆莱特羽翼还没丰满，就遭遇复仇事件。他运气不好，死于偶然。政治事业，需要理性权衡，但也时时有运气成分。
然而，哈姆莱特的死亡，他对复仇的审视，也是对抗政治偶然的光辉行动。传统的宫廷政治，正是充满了阴谋诡计、拉帮结派、破坏规矩、偶然无常。谋杀与复仇，不过是这种政治戏剧的常规表演而已。这一套东西，能够支撑起丹麦的政治和国运在现代处境下的兴旺吗？显然不能。
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是个边陲之地，处于现代欧洲的边缘，在异教徒的旧世界和基督徒文明的新世界的中间。
北边是挪威，一个满是无赖之徒的难驯服的地方，充满好战的英雄；南边是欧洲的心脏，比如像巴黎这样的高度文明的城市。哈姆雷特从两方面都发现自己倾慕的英雄，比如在威登堡念过书的理性控制的模范——好友霍拉旭，又比如代表英雄战士的挪威的模范——福丁布拉斯。哈姆莱特的心灵因此“成了一个十字路口，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异教徒和基督徒、古典的和现代的价值观狭路相逢并展开战争，直到战争停止，留下哈姆莱特，让他不能够对任何一套价值观保持一种纯粹的态度，因而不能够进行他的具体情况所要求他去完成的特殊任务。”
换言之，哈姆莱特处在一个政治制度急剧转型的时期。他不得不担负起重大的使命。
哈姆莱特在父亲幽灵告诉他被杀真相后，曾经说道：“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振乾坤的责任。”
这番话仅仅是在哀叹自己不适合承担复仇使命吗？这样理解就未免太狭隘了，它指向的是政治复兴的使命。在最需要父亲在政治上帮自己打基础、铺好路的时候，父亲却撒手而去，留下自己孤苦伶仃，要面对巨大的政治风暴，要从颠倒混乱中重振乾坤，建立新的秩序，这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超乎寻常的压力。
甚至可以说，哈姆莱特根本就不关心复仇。不仅事实上不大关心，而且政治大义上也不应该关心。这个结论有点石破惊天，但合乎情理。复仇是旧制度的产物，复仇的成功，不仅不意味着新制度的建立，而且强化了落后的旧制度。
哈姆莱特需要复仇，是因为政治的正当性离不开对亲情伦理的尊重，政治也不能扭曲人间真情；哈姆莱特需要复仇，也因为复仇是对公众的一个交代，表明他的忠诚、能力及责任感。但所谓的责任，还得区分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个人责任的正当，不一定证明国家责任的正当。政治的正义，需要创造新人，移风易俗。
哈姆莱特必须思考，除了复仇，我们还能做什么？当我们指责哈姆莱特的拖延，期待哈姆莱特干净利落的复仇，其实我们是过分看重了复仇的价值。政治正义，从来不是建立在大快人心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甚至有些悲观的理性权衡、抉择取舍的基础上的。
关于祖国的那些劣根文化，哈姆莱特深恶痛绝。比如丹麦的酗酒风俗：“可是我虽然从小就熟习这种风俗，我却以为把它破坏了倒比遵守它还体面些。这一种酗酒纵乐的风俗，使我们在东西各国受到许多非议；他们称我们为酒徒醉汉，将下流的污名加在我们头上，使我们各项伟大的成就都因此而大为减色。”
哈姆莱特认为丹麦是一座监狱。他拒绝仅仅因为恰巧出身在某地，就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那个地方。“关于政治的问题总会引我们走向关于政治之局限性这一更重要的问题。”终其一生，他都不能充分投入，总是能超越处境来反思。
相比时代，人终究是渺小的，哈姆莱特的目标对于他来说是难以达到的，他需要成为尼采笔下的超人——“具有耶稣心灵的罗马的凯撒”，太难太难。哈姆莱特视野的广阔、对多样性的承认，反而使他分裂，无力完成政治（以及复仇）使命。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的产儿，却必须在野蛮现实的环境中作出政治决断。他视野开放，却必须面对狭隘，这就使他陷入了悲剧。这个世界满足不了哈姆雷特兼收并蓄的欲望。
哈姆莱特临终前为什么要推荐政治对手福丁布拉斯为王？这可是全剧中哈姆雷特最为清楚的一个政治行动。丹麦人一直在为维护他们对挪威人的优势而斗争，比如老哈姆莱特对挪威一战而胜；之后武装准备防止挪威入侵；小福丁布拉斯设法夺回他父亲丧失的土地时，克劳狄斯也试图通过和平外交手段化解危机。克劳狄斯的和平外交做法是一厢情愿，哈姆莱特的做法却是政治实用主义的典型体现。
理由很简单，丹麦经此宫廷斗争的折腾，元气大伤，奄奄一息，挪威则年轻气盛，实力大增。而且，哈姆莱特也要死了，他无能为力。
但他这样做，也并非完全是无奈之举。他有深谋远虑，做出的是正确的决定。
首先，挪威和丹麦王族之间，本来就有亲属关系，正如福丁布拉斯说，“我在这一个国内本来也有继承王位的权利，现在国中无主，正是我要求这一个权利的机会；可是我虽然准备接受我的幸运，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悲哀。”
其次，这样做，也避免了生灵涂炭；
第三，从道义认同上，丹麦以暂时的失势而换取长期的自主基础。政治斗争中，话语权相当重要。福丁布拉斯再得势，一旦进入历史，后人提起，也会评论说是哈姆莱特慧眼识珠，主动让贤。
所以，哈姆莱特虽然具有国际视野和现代视野，但他仍然忠于祖国，他并不是所谓的世界主义者。
哈姆莱特的遗嘱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是对忠诚的好友霍拉旭所作的交代。
他说，“霍拉旭，我一死之后，要是世人不明白这一切事情的真相，我的名誉将要永远蒙着怎样的损伤！你倘然爱我，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让我向那懵无所知的世人报告这些事情的发生经过；你们可以听到奸淫残杀、反常悖理的行为、冥冥中的判决、意外的屠戮、借手杀人的狡计，以及陷入自害的结局；这一切我都可以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
这个嘱托表明，哈姆莱特不仅关心自己身后的名誉，他更在意让后人知道那些“奸淫残杀、反常背理、命运诡诈、意外屠戮、借刀杀人、自害结局”，这些东西，都是今后的新型政治生活需要着力清除的。
哈姆莱特的悲剧说明了现代与传统搏斗可能付出的代价有多大，而且这种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他虽然壮志未酬，但眼光超越了历史，他最终保存了现代性的希望。未来美好的政治，仍然要恢复事实和价值的统一，重建被僭主颠覆的信仰和秩序。
不管哈姆莱特有多么重大的理由，他的思考和行动，毕竟造成了不必要的悲剧。但这个悲剧，并不是源于想得太多、犹豫不定，而是来源于哈姆莱特身上的政治人身份和哲人身份的内在紧张。本来良善的政治统治，需要哲人成为政治家，或政治家成为哲人。
但哲学需要探索真理，政治则需要谎言，所以政治和哲学，常常势同水火。到哈姆莱特这里，更糟糕的是，他的哲学观是虚无主义的哲学观，它消解真理而不是捍卫真理，解构秩序而不是建构秩序。
哈姆莱特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王子位置；父亲被杀的变故；国恨家仇的责任重负；险恶的政治斗争的冲击；恶人没遭报应带来的信仰怀疑；复仇未遂及壮志未酬的挫折感，以及，他的忧郁气质和性情，任何因素，都可能导致他倾向于虚无主义。两位女人的背叛，更是导致哈姆莱特的情感幻灭，尽管所谓背叛，有哈姆莱特主观放大的因素。
且看哈姆莱特对母亲的疯狂指责：
“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刚死了两个月！不，两个月还不满！这样好的一个国王，比起当前这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这样爱我的母亲，甚至于不愿让天风吹痛了她的脸。天地呀！我必须记着吗？嘿，她会偎倚在他的身旁，好像吃了美味的食物，格外促进了食欲一般；可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我的父亲的弟弟，可是他一点不像我的父亲，正像我一点不像赫剌克勒斯一样。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
王后很委屈：我究竟干了什么错事，竟让儿子这么肆无忌惮地对我摇唇弄舌？哈姆莱特的谴责，充斥着守护贞洁的道德大棒，充满着歧视女性的文化偏见。然而，在道德和文化的名义背后，隐藏着哈姆莱特因本能的情感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陷入的匮乏状态。恋母的情结、对父亲高大形象的依恋，都因谋杀和背叛而落空，无所归依。他强烈感受到对世界失去了掌控，存在没有了根基。
对于奥菲利亚，哈姆莱特同样刻薄，他心里流血，嘴上却说“我没有爱过你”，他反复诅咒奥菲利亚“进修道院去吧”，称她装贞洁，卖弄风骚。哈姆莱特没办法告诉奥菲利亚真相，只好假戏真做，伤害对方。
而奥菲利亚一方面确实单纯，被表象蒙蔽；另一方面她并不自主，而是受到父亲和哥哥的支使。奥菲利亚虽然并不是有意要出卖哈姆莱特，但她确实听从父亲的话不接受哈姆莱特的来信，拒绝与他见面，当面退回他送的礼物，甚至还充当了国王和父亲用来试探哈姆莱特是否真正发疯的工具。可以想见哈姆莱特内心那种强烈的被背叛感。
对于具有哲人气质的哈姆莱特而言，人生观受到的打击，会迅速转化为他对世界的看法，即形成他的世界观。他对生命的幻灭感在复仇之前就存在了。在母亲的婚礼上，看见国王婚宴庆祝，哈姆莱特就自白，“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片露水！”“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
他学的是历史专业，在看到弄臣郁利克的骷髅时，立刻想到亚历山大在坟墓中是否也是如此，所有尘世的丰功伟业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恺撒死了，他尊严的尸体，也许变成了泥把破墙填砌；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现在只好为人挡雨遮风！”
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不定，他说，“无论我们怎样辛苦图谋，我们的结果却早已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把它布置好了。”“不，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一个人既然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只能一无所有，那么早早脱身而去，不是更好吗？随它去。”一切都是命定的，所以一切也都是无常的。
他厌倦地说：丹麦是一座牢狱。人生更是一座牢狱，所以他但愿能够早点向生命告别！他玄想：人死了，变成蛆虫，蛆虫被鱼吃了，鱼又成为人的食物。
他感叹：“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男人不能使我发生兴趣；不，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一番赞美之后，紧接着便哀叹人的毫无价值，对人也丧失了兴趣。这是哈姆莱特式的分裂，主体与世界的分裂。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哈姆莱特的确具有政治权谋、智慧、决断以及行动的能力。但从根本气质上，他对政治是厌倦的，缺乏激情的，哪怕能建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美好家园，也无法满足他哲人的欲望和意义感。哈姆莱特的最大问题，不是思考太多，不是犹豫延怠，而是他根本上就想置身事外，就想超脱于这个世界。可是他的身份又注定他必然卷入其中。
然而，虚无主义还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一个认识不到虚无的人，不会有自由开拓的冲动，不会勇敢地去探寻新价值和新秩序；反之，一个以虚无主义为满足的虚无主义者，将沦为最大的荒诞，因为虚无主义怎么可能满足和充实？其实，一切终极的叩问，都指向虚无，都因为指向虚无而让生命打开。而一个真正的虚无主义者，会因为认识到虚无而对生命产生了真正的激情。这就是尼采的权力意志，价值重估，在永恒轮回中灿烂每一个瞬间，让每一个瞬间成为永恒，由此实现对虚无主义的克服。
哈姆莱特的气质是虚无主义的，但他并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克服虚无主义的问题。他虽然缺乏政治激情，仍然“责任高于热爱”，在国恨家仇的困境中思考政治的出路问题。哈姆莱特的行动和选择，让我不禁想到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家的期许：
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必须在当下就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在这个意义上，哈姆莱特的行动，同样是对抗虚无主义的行动，而且更加绝望、坚韧和悲壮。那种轻飘飘的虚无主义，对他来说，实在是奢侈品。他无法超然于世，只好以决绝的、拒绝复仇的死亡行动，投入残酷而沉重的政治生活之中，为之注入一缕清凉。
他对好友霍拉旭说，“请你把我的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们的疑惑。”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哈姆莱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