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宗和韦皇后·第二十五章·小人得志便猖狂

　　就这样，桓彦范、敬晖、袁恕己一个接一个地被周利贞杀害了。根据《旧唐书·卷九十一·列传第四十一·桓彦范传》的记载，桓彦范在前往流放地的时候，一到贵州，便被周利贞命人捆在了竹筏子上，再被人拖着走路，导致他的身体不停地摩擦着土地。可想而知，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私刑。当他的骨头被土地磨出来以后，这个酷刑才算结束，可是，他也很快就被人活活杖打而死了：“桓彦范，润州曲阿人也……彦范赴流所，行至贵州，利贞遇之于途，乃令左右执缚，曳于竹槎之上，肉尽至骨，然后杖杀，时年五十四。”此外，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二年丙午》的记载，敬晖被周利贞抓住之后，就被一刀一刀地割掉了身上的肉。很显然，这种私刑所导致的痛苦并不亚于桓彦范所遇到的私刑，因此，他最终的死因很可能就是休克而死：“秋，七月……辛未……得晖，剐而杀之。”相对于桓彦范、敬晖死无全尸的惨状，袁恕己倒是留了一个全尸，但是，根据《旧唐书·卷九十一·列传第四十一·袁恕己传》的记载，他在被杀害的过程当中也饱含着剧烈的痛苦。原来，他平时有服用黄金碎屑的养生方式，而这种养生习惯最忌讳服用野葛汁，否则就会中毒。杀害他的凶手非常清楚这一点，便故意强迫他喝下了好几升野葛汁。于是，他很快就在毒性的发作下，痛苦地满地打滚，不得不通过抓挠土地的方式让手指受伤，继而通过手指上传来的疼痛，去缓解毒性带来的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了缓解毒性，还往嘴巴里塞了不少泥土。等到他的手指甲都被泥土活活磨掉之后，就被人用棍棒活活打死了：“袁恕己，沧州东光人也……寻为周利贞所逼，饮野葛汁数升，恕己常服黄金，饵毒发，愤闷，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殆尽，竟不死，乃击杀之。”

　　问题就这样来了，周利贞在杀害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其他简单而省时间的杀人手段，反而要用各种复杂而费时间的杀人方式呢？原因就在于，他就是趁着这个机会来公报私仇的。根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三十六·酷吏·周利贞传》的记载，周利贞曾经因为遭到政变五大功臣的妒忌而被贬外放：“周利贞，神龙初为侍御史……为桓彦范、敬晖等五王嫉之，出为嘉州司马。”他也就因此和政变五大功臣结下了梁子，自然会对他们心怀怨恨。所以，当他们的性命落在他手里的时候，出于泄愤的动机，他便对他们使用了酷刑，让他们在无穷无尽的痛苦当中死去。

　　可是，周利贞为什么竟然敢用这种过于招摇的杀人方式呢？难道他就不怕被人举报然后被革职查办吗？有没有可能是武三思指使他虐杀他们的呢？答案是否定的。要知道，武三思即使恨不得要消灭政变五大功臣的肉体，倒也不至于要虐杀他们。否则，他为什么没有采取同样的报复手段，去对付同样被贬外放的毕构、宋璟呢？如果他就是专门针对政变五大功臣才这样嗜杀的，那毕构、宋璟和他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呢？不都是在政治上反对他，最后还被贬外放的大臣吗？如果硬要提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也是政变五大功臣涉嫌参与了宣扬韦氏和武三思通奸的大字报事件，而毕构、宋璟没有牵涉其中。可是，在那个时代，这种涉及风月的丑闻对当事人带来的心理打击，论程度也是做丈夫的最大，做妻子的次之，做情夫的反而是最小的，即便到了今天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李显、韦氏比武三思更有资格因为大字报事件，就去痛恨涉嫌参与了这件事情的政变五大功臣。但是，任何一个发布命令的皇帝、皇后，往往只在乎命令的执行结果，并不在乎命令的执行过程，所以，他们只会在乎政变五大功臣是否死了，并不在乎政变五大功臣是怎么死的。

　　那么，是不是因为有了武三思的撑腰，周利贞才敢用那种过于残忍的方式杀害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呢？答案也是否定的。要知道，周利贞在历史当中的定位是一名酷吏，可是，酷吏之所以是酷吏，就是因为他碰上了需要酷吏的皇帝，否则，他也没有机会变成酷吏。毕竟酷吏是一个非常得罪人的职业，如果不能确定皇帝需要酷吏，那么，谁也没有那个底气成为一个酷吏。一旦有人做了酷吏，那一定是他得到了皇帝的直接吩咐或间接暗示，而皇帝做出这种授意的时候，往往还会对他许诺一定的好处。这也就意味着，皇帝才是酷吏的靠山。

　　说到这里，也许有的人就要问了，周利贞不是在崔湜的推荐下，由武三思安排他去杀害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的吗？而且，相关史料也没有记载李显和他之间有什么联络，所以，周利贞的靠山应该就是武三思。那么，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本身就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逻辑问题。毕竟武三思和崔湜的对话，已经涉及到了矫制杀人这样的重罪。如果他们真的有过这种非常机密的对话，那也不会蠢到当着第三人甚至更多人的面谈论，也就不可能为他人所知，更别说被记入史书里面。再加上政变五大功臣和李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积极反对韦氏垂帘听政，又企图率领王公大臣架空李显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显、韦氏比武三思更不希望政变五大功臣回到权力中心。而武三思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那就没有必要担心“晖等异日北归，终为后患”，继而“遣使矫制杀之”。此外，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二年丙午》的记载，在桓彦范、敬晖、袁恕己被杀之后，回到洛阳的周利贞就升了官：“秋，七月……丙寅……利用（此处为利贞的误写）还，擢拜御史中丞。”而这样的人事安排，只可能出自李显的个人意志。

　　由此可见，这起泄愤杀人的一系列事件虽然是由武三思安排周利贞出面制造的，可是，幕后真正的主使者其实就是李显。只不过，恨不得政变五大功臣去死的李显，并不方便对他们公然下手，否则就会违背他曾经对他们每个人做出的“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这样的承诺，还会留下“诛杀功臣”的恶名，反而不利于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可是，如果要让他们继续活着，李显也不会甘心，韦氏更不会善罢甘休，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用非常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武三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矫制杀人”的，实际上就是“奉旨杀人”，奉的就是李显的旨意，甚至可能还有韦氏的意思。在这个过程当中，武三思只负责传递李显、韦氏的命令，而接到这个命令的周利贞，也就因此有了虐杀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的底气。

　　当然，李显、韦氏不会专门下达除掉政变五大功臣的诏书，他们只会对武三思做出口头上的交代，甚至只用暗示的办法，就可以让武三思在领会他们的意思后采取相关行动，事后，武三思和周利贞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说白了，武三思就是“借刀杀人”中的“刀”，这也让李显、韦氏加深了对他的信任程度。在政变五大功臣死亡之后，他也就因此得到了更为膨胀的权势，这个权势甚至还有超过李显的迹象：“三思既杀五王，权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的武三思已经进入了“小人得志便猖狂”的状态，否则他不会猖狂地说：“我不知道这世间什么叫做好人，什么叫做坏人。我只知道，对我好的人就是好人，对我坏的人就是坏人。”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至于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暂且不说，可是，大家都会觉得，这样的心态并不完全占理，因此一般只会放在心里想想。而武三思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把这样的心态表露出来，其实是不正常的。而武氏家族在政治上对李显的重要程度，也就给了他不掩饰这种心态的底气。

　　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景龙元年丁未》的记载，就在这一年的春天，由于长安发生了旱灾，李显就派遣武攸暨和武三思前往乾陵举行求雨的祈福仪式：“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诣乾陵祈雨。”这场活动结束之后，没过多久，长安就下起了雨，总算缓解了久旱不雨的灾情。李显因此十分高兴，便下令恢复了曾经迫于大臣的压力而不得不废黜的崇恩庙和昊陵、顺陵，又把用来祭祀韦玄贞的酆王庙改称为褒德庙，还把埋葬韦玄贞的陵寝改称为荣先陵：“既而雨降，上喜，制复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因名酆王庙曰褒德，陵曰荣先。”此外，他还下令从今以后，崇恩庙的斋郎一律由五品官的儿子充任：“又制崇恩庙斋郎取五品子充。”

　　很显然，李显发布的这些命令，都是为了抬举武氏、韦氏这两家外戚，却也违背了当时的礼仪制度。因此，杨孚就站出来表达了反对意见，只不过，碍于朝堂上的形势，他也只敢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的细节说事而已：“李家太庙的斋郎都是由七品以下官员的儿子担任的，现在崇恩庙让五品官的儿子当斋郎，那李家太庙应该让几品官的儿子担任斋郎呢？”李显一听就觉得很有道理，便下令李家太庙的斋郎也按照崇恩庙的标准，由五品官的儿子担任：“太常博士杨孚曰：‘太庙皆取七品已下子为斋郎，今崇恩庙取五品子，未知太庙当如何？’上命太庙亦准崇恩庙。”结果杨孚又说了：“臣子仿照君主的标准，就已经是逾越本分大逆不道了，更何况还要君主仿照臣子的标准呢！”到了这个时候，李显就无言以对了，只好不再让五品官的儿子就任崇恩庙斋郎：“孚曰：‘以臣准君，犹为僭逆，况以君准臣乎！’上乃止。”

　　不过，李显的动作并没有就此结束。没过几天，他就下令把每个州府的中兴寺、中兴观全部改名为龙兴寺、龙兴观，又下令从今往后，臣民递交的奏疏不可以再提到“中兴”这个词语：“庚寅，敕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自今奏事不得言中兴。”那么，这件事情的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根据《旧唐书·卷七·本纪第七·中宗本纪》的记载，李显在刚刚复位的时候，为了庆祝李唐王朝的复辟，曾经下令在每个州府建造中兴寺、中兴观各一所：“神龙元年……二月……丙子，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但是，对一个王朝来说，“中兴”的意思就是，它在面临衰落甚至快要灭亡的时候，遇到了力挽狂澜的君主，便回到了从前兴盛的状态，从而避免了持续衰落甚至直接灭亡的重大危机。这样看来，它就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正面词语，所以，在神龙政变之后，它就成了朝野上下经常使用的词语。可是，久而久之，李显便回过味来了，因为这个词语虽然在吹捧他是一个力挽狂澜的中兴之主，却也等于认定武周王朝的统治导致了李唐王朝短暂的衰落，也就等于否定了武周王朝的合法性。到了这个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李显就不希望天下人继续用“中兴”这个词语来称呼自己的时代了。

　　因此，当武三思、武攸暨在乾陵成功求雨之后，李显便借着这个机会颁发了一份《不许言中兴敕》。根据《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四》的记载，这份敕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强调并认可周唐一体，李武一家的政治体系，认为这样的江山社稷一样可以传承万世，永享太平：“唐周之号暂殊，社稷之祚斯永。”与此同时，它还强调武则天就是这个政治体系的创建者，又强调武则天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创建这样的政治体系，因为从永淳年间开始，到天授年间为止的这一段时间内，就一直有奸臣贼子在朝堂上兴风作浪，导致国家动荡不安，所以她才不得不按照高宗天皇大帝的嘱托，在非常时期审时度势，用变通的手段和忘我的精神拯救了皇家的天下：“往自永淳，至于天授，奸臣称乱，鼎运不安。则天大圣皇后思顾托之隆，审变通之数，忘己济物，从权御宇。”就这样，李显通过这样的方式，大肆宣扬上天对武周王朝和武氏家族的肯定，不许人们再把武周王朝当做不合法的王朝。

　　问题就这样来了，为什么武三思、武攸暨在乾陵的成功求雨，会让李显兴奋得做出上面一系列的举动呢？这就要从神龙元年的一场洪灾说起了。

　　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元年乙巳》的记载，就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洛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都发生了洪涝灾害，受灾的州府至少也有十七个：“六月……戊辰，洛水溢，流二千余家……秋，七月……河南、北十七州大水。”那个时候的人们都很迷信，他们都会认为，一旦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那肯定是上天认为皇帝没有德行，为了谴责皇帝并警告皇帝改邪归正，才会给人间带来灾祸，也就是所谓的“天谴”。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皇帝就需要自我检讨自己的过失，因此，李显下了一份诏书，要求大臣直言规谏自己的过失：“八月，戊申，以水灾求直言。”

　　随后，宋务光就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当中这样说道：“在风水学里面，水被归纳为阴类的事物，在君臣之间就象征着臣子，在男女之间就象征着女人。现在到处都在发大水，恐怕是因为皇后身为女人参与政事而导致的，因此，陛下应当想办法防患于未然；此外，到现在为止，已经下了很多天的暴雨了，朝廷应当关闭坊市的北门，借此向老天爷请求早日放晴，因为按照民间的说法，坊门象征着宰相，朝廷可以用它来调节气候的阴阳变化；还有，皇太子是一个国家的根本，陛下应该早点选择贤良而有才能的皇子立为储君；再还有，现在的外戚势力实在太大了！所以我认为，陛下应当解除他们所担任的重要职务，再多给他们一些俸禄，让他们在家里养老就可以了；最后一点，像郑普思、叶静能这些只凭一些雕虫小技就得到高官厚禄的人，其实都是败坏朝政的蛀虫，陛下应该解除他们的职务才对！”显而易见的是，这份奏疏所提到的每一个建议，几乎没有一个是李显能够接受的。因此，他看完这份奏疏之后，连批阅的兴趣都没有，放在一边就不管它了：“右卫骑曹参军西河宋务光上疏，以为：‘水阴类，臣妾之象，恐后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绝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闭坊门以禳之，至使里巷谓坊门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阴阳也。又，太子国本，宜早择贤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机要，厚以禄赐。又，郑普思、叶静能以小技窃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李显其实不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因此，他大肆起用善于搞迷信活动的旁门左道之流，主要还是为了利用他们，去打压那些妨碍自己行使皇权的大臣。

　　但是，面对灾情，李显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否则就显得他这个皇帝没有把天下苍生放在心上。根据《旧唐书·卷七·本纪第七·中宗本纪》的记载，他后来下令免除了灾区百姓整整一年的税役：“神龙元年……八月，戊申……河南、洛阳百姓被水兼损者给复一年。”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便在明堂举行了祭拜天地的祈福活动，然后大赦天下，又把道教用来攻击佛教的《化胡经》列为了禁书。此外，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风俗，那就是，如果父母在子女马上就要成亲的时候突然去世，那子女就先办婚礼再办丧事，而李显就禁止了这样的做法：“九月壬午，亲祀明堂，大赦天下。禁《化胡经》及婚娶之家父母亲亡停丧成礼。”两个月之后，他就授意大臣们给自己和韦氏上了尊号，又带着韦氏前往太庙拜祭李唐王朝的历代皇帝，并在太庙宣读尊号的含义，最后便宣布大赦天下，同时允许天下人聚集饮酒三天：“十一月戊寅，加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后尊号曰顺天。壬午，皇帝、皇后亲谒太庙，告受徽号之意，大赦天下，赐酺三日。”而李显做出的这一系列动作，就是为了把“天谴”的责任转移到天下人的身上：“上天看到佛道两教的信徒互相攻击，又看到人们为了成亲拜堂就不守父母之丧，才会通过大发洪水的方式去警示你们改正自己的行为！”

　　等到武三思、武攸暨在乾陵的成功求雨，导致宋务光在那份奏疏当中说的话被证伪的时候，李显也就因此暂时解决了“天谴事件”给自己带来的统治危机。可是，由于武三思过于狂妄的作风，导致朝堂上酝酿起了新的政治危机，继而导致李显有了新的统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