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唉，资本！——全球流水线上的人生（1981）
原作者：Barbara Ebrenreicb and Annette Fuentes翻译：Apeiron导读：【合辑】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对应选文114；单篇选文翻译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欢迎加入我们翻译120+篇不同领域的选文本文章基于CC BY-NC-SA 4.0发布，仅供个人学习，如有侵犯您的布尔乔亚法权，请联系提醒号主践行游士删文跑路伦理网哲邻人部，一个自由自主的联合协作哲学翻译社群，欢迎有志者私信加入或投稿（翻译或原创）：lab_on_roof@163.com
在墨西哥的华雷斯城，安娜·M.早上5点起床喂儿子，然后开始她前往组装工厂的两小时巴士之旅。他将与其他四个孩子一起在邻居的一居室里度过一天。安娜的丈夫因找不到工作而沮丧，并在六个月前去了美国。当她仔细地涂抹她的新唇彩时，她想，是否仍应认为自己是已婚的？或许参加夜校并成为一名秘书会是一件好事，但她很少在晚上八点之前回家，而她缝制胸罩的工厂——这些胸罩将通过彭尼公司在美国销售——每周只支付给她48美元的工资。
在马来西亚槟城，朱莉.K.在她的另外三名年轻女性室友之前起床，开始加热昨天晚餐的剩饭。她穿着公司的绿色镶边制服，看起来很好看，并且她很自豪能在一家归属于美国的现代化工厂工作。只是不再像三年前刚开始工作时那么骄傲了——她一边想着，一边眯着眼睛看着门外路过的女人。她的工作是终日通过显微镜观察，将细细的金线粘合到将被放进袖珍计算器的硅芯片上。21岁的她担心自己再也看不清了。
每天早上4点至7点，成千上万像安娜和朱莉这样的女性去上白班。在华雷斯城，她们挤在破旧的货车里，从贫民窟前往城市郊区的工业园区。在槟城，她们挤在从村镇到巴扬勒帕斯自由贸易区低矮现代厂房的车里，一次可多于六十人。在台湾，她们从宿舍走出来——此时夜班工人已经在尚有余温的床上睡着了——穿过包围厂区的高栅栏上的检查站。
这是世界上新的工业无产阶级：青年，女性。第三世界，从“第一世界”的角度来看，她们仍然是没有面孔、没有性别的“廉价劳动力”，仅仅通过“香港制造”（或台湾、韩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菲律宾）的标签或微小印记来表明她们的存在。但她们可能是1980年代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女性力量集团之一。保守估计，第三世界目前有女性产业工人两百万，求职者数百万，而且人数逐年增加。如果你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印象是背负着婴儿的古雅农民，那你该更新一下印象了。就在过去十年里，第三世界妇女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跨国公司扩张的一种关键“资源”。
甚至用不到二年级以上的数学水平就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美国，一个流水线工人的工资可能在每小时3.10美元到5美元之间，这取决于她的工作年限。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做同样工作的女性每天能挣3到5美元。根据《亚洲商业》（Business Asia）杂志的数据，在1976年，非技术性工作（男性或女性）的平均时薪在香港是55美分，在韩国是52美分，在菲律宾是32美分，在印度尼西亚是17美分。这样的状况中有一种令人信服的逻辑：为什么要付给马萨诸塞州的人5美元时薪，让他们去做马尼拉人以2.5美元的日薪就能做的事情呢？或者我们可以推论说，在任何情况下，为什么要付给男性工人100%的工资，让他们去做女性工人以40%到60%的工资就能做的事情呢？
因此，几乎所有可以打包的东西都被运往第三世界；不是重工业，而是任何轻到足以运输的东西——服装制造、纺织、玩具、鞋类、药品、假发、电器零件、磁带卡座、电脑部件、塑料制品。在服装和纺织等行业中，美国的工作岗位流失，且最大输家是女性，通常是黑人和西班牙裔。但目前的问题远不只是车间外迁。经济学家正在谈论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在这种分工中，生产过程被分解，片段被分发到世界各地。一般来说，低技能的工作被外包到劳动力成本极低的第三世界，而对整个流程和技术的控制仍安全地保留在美国和日本等“第一世界”国家的公司总部。
美国电子工业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电路刻印在硅片上，并在加利福尼亚进行测试；然后硅片被运往亚洲来进行劳动密集型工序，在这里它们被切成微小的芯片并连接电路板；最终组装成产品（例如计算机或军事设备）的工序通常在美国进行。
服装制造业也经常被分解为地理上分离的步骤，其中重复性最强、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被转移到南半球的贫穷国家。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欢迎在新的劳动分工中出现的任何工作，而主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如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AID)——鼓励它们接受它们能得到的工作。
任何经济学家都能告诉你上述事实，然而新兴国际劳动分工的性别细分却更少引人注目。在流向第三世界的低技能装配工作中，有80%到90%是由女性完成的——这与外国主导工业化的早期模式相比有显著转变。
到目前为止，在外国公司的支持下，“发展”通常意味着男性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女性的经济地位下降。但跨国公司和第三世界国家政府都认为流水线工作——无论是芭比娃娃还是导弹部件——都是“女人的工作”。
原因之一是，在许多国家，女性的合法薪酬仍然低于男性。但这些工作的纯粹单调加剧了跨国公司对女性工人的偏好——例如，一家墨西哥报纸的广告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偏好：我们需要女性工人；年龄大于17岁，小于30岁；单身且没有孩子；最低教育程度为小学，最高教育程度为一年预科（高中）；适用于所有班次。
这是管理层的信条：只有女性能做，或者愿意做那些美国企业向第三世界输送的单调而艰苦的工作。比尔·米切尔的工作是吸引美国企业到华雷斯城的贝穆德斯工业园区，他带着某种大男子气的骄傲告诉我们：“一个男人就是不会保持做这种乏味的工作。几个小时后他就会八公。”一家台湾轻型装配工厂的人事经理告诉人类学家琳达·盖尔·阿里戈：“年轻男工们太坐不住了，缺乏耐心去做没有职业价值的单调工作。如果不高兴，他们会破坏机器，甚至威胁工头。但是女孩们最多也就哭一下。”
事实上，我们采访的这位美国商人声称，第三世界的女性真的很享受做那些会促使男人去攻击和破坏的工作。“你应该看看这些孩子工作的样子，”比尔·米切尔告诉我们，“你在这儿看不到一点脾气。她们是微笑的。”一位专门为美国公司提供工厂搬迁建议的顶级管理顾问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概括：“工厂女孩真的很享受她们的工作。她们远离家人。她们有零花钱。她们可以买摩托车，等等。当然，这也是一种受管理的体验——有宿舍住——所以是一种健康的体验。”
在新兴的第三世界工业劳动力中，女性的真实经历是什么？传统的西方刻板印象跃入脑海：你无法真正进行比较，标准如此不同。……在温暖的国家中，一切都更容易。……她们确实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惠普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在评论公司付给新加坡女性工人的低工资时说：“她们在这里的生活与我们大不相同……”但最终的差异非常简单。首先，她们的钱更少。
在新兴的第三世界劳动力中，绝大多数女性的生活水平仅有或接近于维持生计，无论她们是在跨国公司工作还是在归属于本地的工厂工作。例如，在菲律宾，归属于美国的电子厂的起薪在每月34美元至46美元之间，而生活成本为每月37美元；在印度尼西亚，每月的起薪实际上比生活成本少7美元左右。在这些情况下，“生活”应该被最低限度地解释为：一顿饭、鱼干和水——一瓶可乐可能要花半天的工资——住在一个由至少四人居住的房间里。东南亚资源中心的研究员瑞切尔·格罗斯曼发现，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美国跨国公司里，女性工人要么按四到八人一个房间住在寄宿公寓，要么挤在工厂附近寮屋扩建的狭小房间里。即使公司确实为员工提供宿舍，也不是我们那位公司的信息提供者所说的那种“健康的”、学院式的宿舍。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报告称，宿舍空间“很可能会因为与班次轮换并行的床位轮换而变得拥挤——当一个班次工作时，另一个班次睡觉，多的时候一个房间有20个人”。在泰国的一个案例中，他们发现宿舍“肮脏”，工人们被迫在“碎裂的地板、生锈的金属片和脏布碎片”中找自己睡觉的地方。
工资确实会随着资历的增加而增加，但这些钱不会用来购买单间公寓，也很可能不会用来购买摩托车。1970年，一项针对香港工厂年轻女性工人的研究发现，其中88%的人将一半以上的收入交给了父母。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如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部分地区）或男性失业率很高的地方（如墨西哥北部），一个女性工人可能是整个大家庭的唯一现金收入来源。
但是，与一个11岁的美国孩子上门送报所得报酬不相上下的工资，以及与恩格斯在19世纪曼彻斯特发现的状况相类似的生活条件，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其余的故事从工厂门口就开始了。跨国公司输出到第三世界的工作不仅是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部分，而且往往是最危险的部分。这些工作的输入国大部分都将保证没有来自卫生和安全检查员、公会甚至自由改革者的干涉。因此，大多数第三世界工厂女工的工作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已经或将会损害她们的健康（或神经），而且往往是在她们达到工作年限、能赚取维持生计以上水平的工资之前。
首先来看电子行业，它通常被认为是最安全、最清洁的输出行业……
韩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电子产品组装工人在工作仅仅一年后就出现了严重的眼部问题：88%的人患有慢性结膜炎；44%的人近视；19%的人出现散光。惠普公司马来西亚工厂的一位经理在接受瑞切尔·格罗斯曼采访时否认存在任何眼部问题。“这些女孩习惯使用‘显微镜’来工作。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眼部问题。但是看这些东西确实会让我眼花。”
据回忆，电子产品是出口行业中“最清洁”的。服装业和纺织业的状况堪比19世纪（或20世纪——见下文）的血汗工厂。一些公司——一般来说是美国大型连锁店如彭尼公司和西尔斯百货的当地分包商，以及一些小型制造商——通常比跨国公司更不关心员工的健康。在服装和纺织业引发了国家“经济奇迹”的韩国，被记录在案的情况更糟。工人们挤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那里夏天的气温在100华氏度以上。空气中充满了纺织粉尘，可造成永久性肺部损伤。当有紧急订单时，管理层可能会要求员工强制加班，一次长达48小时。如果这似乎超出了人类的承受限度，公司还会贴心地为员工提供兴奋剂和安非他命注射剂。30岁的缝纫机操作员闵钟淑在日记（最初发表在一家现已被韩国政府禁止的杂志上）中写道，她在一家服装厂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11点半：“当（学徒们）抖落衣服上的废线时，整个房间都充满灰尘，令人难以呼吸。自从我们在这样尘土飞扬的空气中工作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患上肺结核、支气管炎和眼部疾病。而身为女人，拥有一张苍白的、不健康的、布满皱纹的、像干瘪的菠菜的脸令我们如此悲伤……在我看来，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血液溶解在了纺线和接缝里，伴随着叹息和悲伤。”……
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剥削并没有引起国际上的抗议——没有来自联合国大会的激烈谴责，没有来自不结盟国家会议的愤怒决议。社会学家罗伯特·斯诺多年来一直在追踪跨国公司的南迁和东迁，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第三世界政府希望跨国公司迁入。他们为吸引企业而进行激烈竞争。＂……
还有世界银行，在过去的十年里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为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业务所需的道路、机场、电力甚至一流酒店提供资金。斯里兰卡的服装业，正如依靠转包给西方大公司而生存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服装业一样，是在世界银行的建议以及它提供的2000万美元贷款下建立的。这种特殊的“发展”试验为年轻女性提供了全球范围内的工作，每周工作6天的工资低至5美元。当我们问到世界银行在促进剥削第三世界妇女方面起到的作用时，世界银行妇女与发展项目负责人格洛丽亚·斯科特显得很不安。
“我们的工作是帮助消除贫困。如果跨国公司进驻并且提供如此低的工资，这也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政府的责任。”然而，世界银行197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强烈呼吁在贫穷国家设置“工资限制”的必要性……
但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莱尼·西格尔说，美国参与的最显著形式是“我们一贯对那些资本主义、政治专制、不争取经济独立的第三世界政府提供军事援助”。讽刺的是，“在某些情况下，美国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AAFLI）等组织或其他形式的政治压力，进行了大笔投资，以确保任何成立的公会都将是相当温和的。接着，我们甚至投入更多的钱去支持那些根本不允许公会存在的专制者。”如果这都不算是重复支出的充分例证，美国政府还（通过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海外跨国公司提供保险，以抵御很可能存在的暴动或非法侵占带来的风险。
我们的政府有什么要说的吗？很难得到一个直接的答案——官僚机构中少数处理妇女和发展问题的部门似乎与那些关心更大的外交政策问题的部门几乎没有联系。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告诉我们，如果跨国公司提供恶劣的工作条件（他对此表示质疑），这不是他们的过失：“这只是不同国家的标准不同。”他的话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生活是受到保护的：“如今的企业通常比十年前更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可以期望它们会以最好的方式对待员工。”但面对一连串令人不悦的例子，他承认，“当然，只要人类还在做事，你就会遇到问题。”我们的下一站是美国国际开发署(AID)的妇女司。工作人员埃米·西蒙斯意识到人们对跨国公司提供的就业质量的批评，但她警告说：“我们可能会陷入这样的想法：这是剥削，而没有真正考虑到女性的替代性选择。”她说，国际开发署担心的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超出了农业生产能力，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从她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至少提供了某种选择：“这些人有地方去了。”……
然而，在第三世界的工业劳动力中，成千上万的妇女选择为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斗争。这些斗争很少被北美媒体报道。我们从教会和应援团体的零星报道中了解她们。
?1973年，墨西哥新拉雷多：负跨导管电子公司的2000名工人八公声援少数被不公正解雇的工人。两天后，8000名八公工人聚集并选举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公会领导层。
?1974年，墨西哥墨西卡利：3000名工人封锁了梅克斯特尔公司（美泰公司的子公司），设置了24小时警卫来阻止公司为了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而搬迁。经过两个月的对峙，该公司搬走了。
?1978年，韩国：位于首尔的美泰玩具公司的1000名工人举行了一次八公，抗议他们25美分的时薪和12小时轮班制。该公司生产芭比娃娃和玛丽·奥斯蒙德玩偶。
?1979年，韩国：YH纺织和假发厂的200名年轻女员工进行和平守夜以及绝食，抗议该公司关闭工厂的威胁。8月11日，即守夜的第五天，1000多名防暴警察手持棍棒和钢盾，闯入她们所在的建筑，强行将她们拖了出来。21岁的金敬锡在混战中丧生。正是她的去世在韩国引发了广泛的骚乱，许多人认为这场骚乱导致了朴正熙总统的毁灭。
萨拉里·汉密尔顿是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她参与组织了1978年在爱荷华州得梅因举行的“妇女与全球公司”会议。她说：“跨国公司故意把妇女作为剥削的目标。如果女性主义要对全世界的女性都有意义，那就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抵抗国际上的企业权力。”她设想建立一个由基层女性组成的全球网络，能够分享经验、传递信息，并最终为彼此的斗争提供直接支持。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少有女性有钱乘坐洲际飞机，甚至是打长途电话，但至少我们开始看到了这条路。“我们都过着同样艰难的生活，”韩国服装工人闵宗硕写道，“我们被同一根线相互联结。”
女工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