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创办20年（1998
由【独立】与【诗歌阅读】联合推出！
独立创办20年（1998-2018）
纪念集4目 录 《独立》:二十年为中国民刊的扛鼎续命历程（修订版）/西域复魅于自然的诗歌/孙谦 大地：黑虎在蹑足而行/易杉拾穗人点燃的精神篝火/高亚斌致敬大凉山/史鸷
(选自《独立》16期，2013年)
《独立》：二十年为中国民刊的
扛鼎续命历程（修订版）
◎西 域 西域：原名张俊鹏，湖北省房县人。70后作家诗人，湖北省作协会员，现在本地某医院工作。在国内二十几种文学杂志发表有诗歌、评论、随笔等计30余万字。当清澈的溪水穿过葱郁树林覆盖的山间岩石，而起伏的麦浪也滚过知了欢唱的夏天，有风拂过的木窗传来水车轮回的乡村牧歌……，所有这些关于人类生态美好记忆宛如斑驳灿烂的流年告别在信息大数据与意识大一统的双重碾压的时代；而在以快餐文化、市场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互联网等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语境之下，投影在诗歌文本上的汉语古老窈窕身姿也在发生着她千面一容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是以物质为特征的现代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日渐蚕食，一方面是具有自身辨认特征的世俗价值、地域民俗、民族文化等传统文化体系的日渐式微；而当文学／诗歌经过数年的历劫渡波渐渐适应孤寂与冷场的常态之后，意识形态的思想高度禁锢又推波助澜，把劫后的场域再劫掠一次；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奉命文学的表面繁华再大行其道，一方面真正有良知有承担的文学写作越来越远。曾经，少数具有危机意识与写作自尊精神的民间精英知识分子使用民刊这种古老而实效的形式与时代对抗，而保留着文学自由生长的野荡火种。但是随着意识形态对思想自由空间的越来越收紧与打压，民刊的现状哀鸿遍野，民刊的未来前途多舛，民刊的主办人命运凶险。而在这一片险波恶浪之中，民刊《独立》以它一贯的勇毅与坚定，勇立潮头，逆流而上，展示着不屈不挠的顽强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说，《独立》就是在为中国民间诗歌中国民刊扛鼎续命，使中国民间诗歌的火种不至于熄灭；也让后来的探路人依稀看到微薄的希望。诗评家赵思运在《民刊何以“民刊”？》中写道：“毋庸置疑，近20年的中国新诗史基本上是由民间诗歌报刊推动、改写的，无论是诗歌精神、诗歌观念还是诗歌文本，都是如此。”如果以20年计，这正是《独立》所走过的历程。民刊《独立》以一年一本（或多本）的速度，已连续出刊二十八期，这在中国鱼目混珠的民间诗歌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她的这种坚持与执着，她先入的赋予了自身一种圣性的光芒，常此以往，这种光芒深入自身，成为一种精神，无论岁月变黄，前路苍苍，而她已渗透中国民间诗歌骨髓，沉积为血脉与钙质。我们不妨来回首《独立》二十年来走过的路，从中来辨认民间诗歌那潜行在山间与野地的孤寂光芒。 1997年4月，四川大凉山诗人发星出资在西昌举行了一次同仁性质的“民间诗会”，集合了当时大凉山的汉、彝青年现代诗人一半以上的新生力量，会后发星遂开始创办彝族诗人专刊《彝风》，1998年7月1日又创办《独立》，开始走上中国民间诗歌的坎坷曲折之路。开始的《独立》受囿于经费原因，前三期一直是打印、复印，印数少，传播也受限，2000年后，《独立》改为速印；2003年后为正式印刷厂印。“其间印数与质量的提高，随着‘地域诗歌’写作的推进与影响而提高（发星语）”。《彝风》已出13期，为间断性不定期出刊，主要为彝族诗人作品与相关专题资料。有时《彝风》又作为《独立》之中的一个栏目，《彝风》的传播对象为彝族诗人和研究彝族文化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而《独立》一直是连续出刊的，其影响也越来越大。《独立》的原初含义是：“具有独立精神品质、独立个性人格的诗歌作品以及其它与诗歌相关的作品”。《独立》的创办是为了“聚积与团结《非非》移居成都和大凉山其它民刊在本地消失后留存的诗歌血脉”，所以《独立》最初的出现是打着“大凉山第二诗界”的旗帜，像揭竿而起的绿林好汉从山中密林一跃而出。今天来考察“大凉山第二诗界”的提法，如果“第一诗界”即代表着官方、公开、体制内这些元素的话，则“第二诗界”就意味着民间、地下、体制外。今天随着”地域诗歌”的逐渐形成，“大凉山第二诗界”的称号渐渐的消隐，也是顺其自然而为。此外，“大凉山第二诗界”的提法，与这一地域所产生的诗人也有某种冥冥中的联系，周伦佑、周伦佐兄弟曾经在大凉山周边生活过多年，“非非”的主将蓝马、吉木狼格亦是大凉山人。另外林珂、叶延滨、吉狄马加、晓音等著名诗人都出在大凉山。当这一批人走后，剩下的自然也需要“第二诗界”来补上。1999年7月10日，《独立》第2期出刊。其中刊登的诗人张守刚有关“打工题材”的作品，是第一次为“打工诗歌”定名，而两年之后，民刊《打工诗歌》（2001年）才在广东正式亮相。这一期的《独立》上发星的评论《世纪末的大扫帚，乱刺十八枪——对中国新诗二十年来的大扫除》被《科学时报》选载，引起部分诗人的不满争议。1999年7月10日，《独立》3期出刊，主发青年诗人梦亦非的文论与诗歌。同年11月《独立》第三卷出刊，这两期梦亦非与发星的部分文论与诗歌先后被《花溪》（1期、4期）广东民刊《诗歌与人》黄礼孩主编的《中国70后诗人诗选》等刊发。1999年11月《独立》再出刊第4期，为“海上诗歌专辑”。这是《独立》第一次主发一个诗人的作品，也是国内第一次一个民刊专发一位诗人，在刊物中极为少见，体现了编辑的气度与创新。2000年5月1日，《独立》第5期出刊，为《梦亦非的诗歌理论作品专辑》：“九十年代中国诗歌梳理系列”。此期梦亦非作品先后被《岁月》以及民刊《审视》、《诗文本》、《诗歌与人》等转载。2000年10月28日，《独立》6期出刊，为《大西南四棵年轻的女性之树专辑》，刊发的是周薇、柯红、湄子、尚华四位女诗人的作品。周薇等诗人作品后被《诗林》《冀》选发。2001年4月5日，《独立》第7期出刊，刊登梦亦非、胡应鹏、阿翔、哑默、陈小蘩、曾蒙、远人、韦白、湄子、马惹拉哈等人作品。此期为“地域诗歌写作专辑”第一次定位为《独立》之独立方向，其中文论“九十年代主要民刊掠影”（阿翔、发星著）为研究民刊的重要文章，刊出后影响极大，特别是阿翔的民刊史料写作体列一直影响到后来近16年间的民刊史料整理写作。此期的部分作品先后被《诗选刊》（2001年7月“民间专号”）、《诗歌月刊》（2001年9月“民间专号”）以及民刊《守望》等转载。2001年5月，《独立》第8期再次推出《海上专辑》。2001年12月，《独立》第9期再次刊出“地域诗歌写作”专辑，发表海上、陈小蘩、庞余亮、安琪、梦亦非、孙文涛、周佑伦、张嘉谚、黑陶、发星、林忠成等人作品。此后2002年由《诗选刊》主办的“首届中国民间诗歌发展研讨会”上，重点介绍了《独立》及其精神追求。同年的2月，日本文学杂志《蓝》7、8期推出“发星、张联诗歌专辑”（占10多年页码）。2002年5月，《独立》第10期“1978—1980后”诗人专辑出刊，本期由在南京读书的诗人老刀主编并集资。入选诗人老刀（病雨）、柳果、海裔、新鲜虫子、鬼鬼、春树、林红、梁鹏、林华、土豆、凤梨、刘清泉、小幻、王晓亮、李傻傻、西毒何殇、张进步、非击、艾痖、崔澍、吴默、冯昭、南北、王兆阳、萧然、果味、夏春花、原上白马、王梦灵、谷雨、野兔的似水流年、王园园、柏承祥、周斌、牛慧祥、曹贺林、许多、方石英、Cenitmeter、果酱、烂烂、阿斐、楼河、马梦、水水水、恶鸟、张稀稀、枫叶青青、不必、张小静、乌青、李小羊、张羞、张4、熊盛荣、田荞、伍开堂、巫女琴丝、刘东灵、方为、唐纳、莫蓝、李德波、陈旧、但影、啊松、周公度、冰马、郑小琼等人作品，这是民刊中第一次推出许多80后诗人，由于当时“70后”“中间代”“女性诗歌”如火如荼，本期没有引起预定的影响，后老刀参军入山秘密闭修三年，后出山后北漂南下等，和诗歌渐渐远离，可惜雄才去失。但有意思的是，本刊在编辑要进印厂时，发星要老刀等下，推荐了后来影响极大的郑小琼的处女作《内心的战争》《自叙者》（一）发在上面，这可能是郑小琼第一次在民刊上发表作品，对才下南方打工与写诗的郑小琼来说，是极有重大影响的。另外在同一时期，发星从郑小琼寄来的诗稿中读到郑小琼迫切需要读到《金斯伯格诗选》，发星就跑到西昌去给郑小琼购了一本寄去，开始了他们纯真的诗歌友谊。2003年9月，《独立》第11期出刊，第三次推出“地域诗歌专辑”。刊发梦亦非、海上、西域、孙文涛、粥样、胡应鹏、郑小琼、张守刚、吴若海、张嘉谚、哑默、陶春、熊盛荣、阿库乌雾、吉狄兆林等诗人作品。此期，第一次设立“首届中国民间诗歌奖”，共设有独立诗歌奖、诗歌评论奖、民间诗歌编辑奖、诗歌贡献奖、诗歌新人奖、诗歌精神奖、诗歌理想奖7大项。获奖者分别为周伦佑、海上中（独立诗歌奖）、梦亦非（诗歌评论奖）、黄礼孩、安琪、布咏涛（三人同获民间诗歌编辑奖）、阿翔（诗歌贡献奖）、郑小琼（诗歌新人奖）、张联（诗歌精神奖）、孙文涛（诗歌理想奖）。现在看来，当时的奖似乎有点多了，但这亦是反映了《独立》对民间卓越写作者的挖掘。而最大的获奖者应该是发星本人。此时，《独立》已在诗界积累了名气，引起很大反响，评论家杨远宏、王耀东等来信鼓励，《独立》开始形成自己较固定的诗歌阵地，形成了“50年代诗人”：海上、孙文、孙文涛、张嘉谚。“60年代诗人”：发星、阿库乌雾、吉狄兆林、吴若海、张联、沙马、波眠。“70年代诗人”：梦亦非、胡应鹏、西域、张守刚、黄漠沙、湄子。“80年代诗人”：郑小琼、熊盛荣、鲁娟、阿索拉毅等四代诗人等位齐观的局面。2004年10月，《独立》第12期刊出“地域诗歌写作专辑”，发表张嘉谚、鲁娟、阿索拉毅、熊盛荣、湄子、王志国、张联、西域、发星、郑小琼、孙文涛等人作品，其中郑小琼的主要作品长诗《人行天桥》《完整的黑暗》发表在此期《独立》上，《完整的黑暗》是首次发表，《人行天桥》是第三次发表，《人行天桥》2003年首次发表在打印的发星主编的《彝风》诗刊上，后四川民刊《存在》第二次转发，《独立》因第三次转发时刊物在广州黄礼孩处印，印数与设计等质量颇高，并印500册，有大部份刊物是通过黄礼孩寄往全国知名诗人、评论家，引起极大反响。另外这期《独立》封三印有第二届“中国民间诗歌奖”名单公布，杨远宏、孙文、远村、程蔚、默默、郁郁、鲁娟、阿索拉毅、湄子、熊盛荣登分获“独立”“精神”“贡献”“理想”“编辑”“新人”等奖，“理论奖”空缺，《独立》已经以独立的身姿屹立在大西南，这期上的鲁娟、熊盛荣（后改名熊焱）、王志国10多年后获得“四川10大青年诗人”称号，像是《独立》早在10年前知道了什么，就像郑小琼在《独立》上最初入诗初道一样，也是光阴冥冥中有神根潜存或生长。另外此期发表的重要文章还有杨远宏的《重建诗歌精神》、孙文的《梦想的诗学》等。《独立》13、14两期和贵州诗人梦亦非合办为《独立，零点》，后经过2005年的休整，2006年后，《独立》依然独立，并一直独立出刊。2006年10月，《独立》在延刊两年后，隆重推出“10年纪念专号”，以此纪念《独立》成立10周年。这期《独立》无论是从刊物装帧到内容作品堪称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期。据悉印刷得到诗人胡应鹏的帮助（胡出资4000元，另外里面的图片拍摄为普格本地摄影家游小军所拍），在绵阳印刷完成。开篇有8页的插图，为“1980—2006年中国有重要影响与极具个性的诗歌书籍民刊部分图影”，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内容除了“地域诗歌写作专辑”、“独立访谈：关注四个农民现代诗人”、“《诗歌报》停刊8年专访：乔延风”、“独立特稿：南北专辑”、“独立人文：孙文涛”等栏目外，最大的看点就是“中国民间现代诗歌运动简史（第一部分）”，此栏挖掘了自80年代诗歌运动开始，以省为单位分布在各地的风起云涌的诗歌运动简史，包括四川、上海、广西、东北、湖北、湖南、山东、浙江、福建、河南等11个省的诗人写的11篇追寻文章，阵容堪称蔚为壮观，计有10多万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极大规模的推出民间诗歌史料文章，这一期刊物也因此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许多文章被上传网络，很多官刊、民刊都不约而同的刊登和转载，并影响引发写作民间诗史的潮流。2008年，《独立》第14期在汶川地震后在绵阳出刊，继续承接纪念专号的恢弘气势，再次推出“中国民间现代诗歌运动简史（第二部分）”，刊出贵州、青海80年代诗歌运动简史和在诗界引起广泛关注的《今天》《一行》《大陆》《新大陆》等民刊简史，以及“莽汉主义”、“九十年代北大诗歌” 等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留下重要足迹的诗歌流派与现象的回忆文章。与此相对应的是“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栏目，对潜行于80年代民间诗歌行动者的深情追忆与深刻怀念。此外，十四期《独立》首刊“前沿话题”与“历史文献”栏，鲜明的凸显出《独立》深厚、浓郁的学术气质。这是这两期的《独立》旗帜鲜明的思路与独立不依附的办刊理念以及对历史整理的精神，开始把《独立》推向民刊的制高点和自身的辉煌时期。这期《独立》主要是2007年后，发星在西昌认识周伦佐老师后，经常到西昌去求教与交流，伦佐师对发星在刊物精神上帮助很大，这期刊物深深印上了一个大者（周伦佐）曾经辉煌的身影，这应谢谢2016年10月化鹤而去的伦佐师对发星的极大支持帮助，人生在关健时期有高人相助乃成大事。《独立》13、14两期20多万字的民史收集整理推动，是《独立》创刊以来最灿烂的篇章之一，并由此为在民间诗界影响深远。在这之后，《独立》似乎进入了一个休整期。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时，《独立》于2009年12月出刊第15期，这一期一改以往的编辑策略，开始关注“边缘”与“少数”，此期为“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专辑”，虽然是“边缘民族”的少数民族诗歌专辑，但在这少数之中，我们依然看见了诗歌艺术的庞大与勃勃生机。此次参展的共有来自十四个民族的七十二位诗人的作品。纵观其意，如同笔者曾在这一期上所言：“现代诗歌从发端至今，无数的诗歌事件，诗歌派别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都从来没有一次关涉边缘民族（或曰少数民族）的诗歌回眸与展示。从这一意义而言，此次《独立》的边缘诗歌大展可谓填补这一空白。虽然它的到来有些晚，而有一民刊来做这一事情，本身就说明了公开文学传媒的极度软弱与文学观念的严重滞后，再一次证明了民刊的伟大以及它们对文学的贡献”。2010年7月1日，《独立》16期出刊，这一期定名为“二十一世纪自由精神史”。此期除继续推出“地域诗歌写作专辑”外，对“自由精神”的挖掘尤为独到，刊出“知识分子群像——独立行走的自由人访谈”，对精神与作品双向卓绝而独立的诗人哑默、海上、周伦佐、周伦佑、张嘉谚等的文学访谈录，同时刊出“中国民间诗人笔述漂泊精神史访谈”，共推出海上、南北、孙文涛、安琪、西域、阿翔、丁成、蓝紫、游建明等9位曾长期漂泊与生活民间的诗人的访谈文章。2011年5月16日《独立》第17期出刊，为“地域诗歌写作专号”。《独立》开始再一次进入“地域诗歌”的作品与理论的双向建设。这一期重点对“地域诗歌”中新出现的和主要的诗人的作品进行指认，并从评论上确定他们的写作。还有“胡亮专栏”中青年诗评家胡亮对洛夫、柏桦、燎原、张默、赵毅衡、沈奇、阿吾、蓝马、哑默等前辈诗人的专访亦是此期的亮点。2011年12月31日《独立》第18期出刊，这一期专辑经过历时4年的准备，是民间诗歌史上不多的流派选集之一，是研究21世纪中国现代诗歌集群发展新象的重要资料，极具收藏价值。再一次显示了主编发星卓越的才华、高瞻远瞩的目光与超强的组织能力。“非非主义”创始人周伦佑先生在序言中认为“走向流派，便是从自发走向自觉；便是从无元走向建元”。此“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专辑计有“非非主义：后非非诗歌”、“《独立》：地域写作群体”、“《存在》诗群”、“打工诗歌群体”、“北回归线诗群”、“新死亡诗派”、“垃圾诗派”、“《活塞》诗群”、“神性写作”、“现代禅诗派”入选。当然，从当前诗歌现状来看当下诗歌流派远不止这些，但此十大最具代表和最具活力，而且一直处于诗歌写作的前沿。尤其是“非非”、“《独立》”、“《存在》”、“《北回归线》”等从八、九十年代持续至今，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当代诗歌史。2012年5乃月27日《独立》19期出刊，此期设“西昌现代诗40家”、“大凉山彝族现代诗32家”、“后非非诗人10家”、“贵州铁血诗影”、”《100个女工生存史》专评”、“八十年代大学生书信”、“十大流派专评”等专栏，此期刊物存达260页，为16开大本，字数近40万字，从栏目设置也显大刊格局，这是发星诗歌编辑资源的又一次自然汇聚，大凉山作为发星写作与办刊的大本营，汉、彝两大诗群体共同推同，显示一种天下胸怀，对贵州地下诗史料，郑小琼最新打工力作的评论，十大流派的评论等，发星总在第一时间给你编辑的先入夺人之势，这是这个山中编辑者的强人之处。2013年9月28日《独立》出刊，此期为“中国边缘诗歌评论群体的专号”，将10多年来团结在《独立》周围的诗评者们的理论文章作了汇集，《独立》发星除发掘诗人的写作才能外，还发掘诗人们的理论才华，这本20万字左右的评论集就是明证，张嘉谚、孙谦、西域、谢银恩、孙守宏、阿索拉毅、鲁子元布、沙辉、孙阿木、阿优、高亚斌、麦吉作体、吉克布、黑惹子喊等都因为与《独立》有缘，而写出许多重要的文论，再一次证明，边缘，只有边缘，远离名利与虚空，才是自由写作者创造的大境。2013年10月《独立》第21期推出“大地访诗人专号”，本专辑是自费行走采访者、诗人孙文涛对底层诗人孙鉻、王德席、许仲、笔尖、罗德远、发星、泥文、尹宏灯、川北澡雪、方其扬、王小忠、徐非、容浩、徐源、末末、阿索拉毅等17位诗人的访谈笔录和日记随笔。孙文涛20多年来断断续续的或停或息的漫长行走与采访，本身也是向现实对抗的一种诗意行为和一种当下少有的精神长程。2014年6月《独立》第22期推出“边缘的自由诗歌史”专集，该专集设六个专栏：一、“书信卷”，从16年交往朋友来信的1千多封手写书信中选出代表性的数百封组成，它们还原见证新世纪前后中国民间诗歌江湖的恩怨风云、情真侠道，赤子诗怀，同时是100多位诗人一生中珍贵的精神记忆，计有18万字；二、“朋友眼中的《独立》”，集中16年来，与《独立》交往的40多位诗人兄弟、评论家朋友们对《独立》的成长评定、批评，文中许多是诗人在《独立》中的成长历史记录或个人诗歌史重要组成部份，计有15万字；三、“名家眼中的《独立》”，主要为16年来主流重要的诗歌评论家与民间有重要影响的刊物谋体对《独立》的评价选辑；四、“《独立》野史及其它（第一部）”为《独立》创办人发星撰写的自已从1984年以来，30年的诗歌写作、民刊创办历史，以及大西南民间诗歌运动的许多重要人物、事件，以及《独立》朋友们交往回忆，涉及诗人名有80多人。计有3.5万字；五、“《独立》简介及主要影响”；六、“《独立》1-21期总目录（1998.6-2013.10）”（《独立》历史，让人们了解《独立》的风风雨雨及所做的事情。）。本专集总计40万字。2014年11月，发星主编的《独立》23期推出《大地的根系——地域诗歌写作十四年纪念专集（2000－2014）》。本期纪念专辑是对近年地域写作文本与理论的一个整理与归档，以吉克布、阿索拉毅、麦吉作体、鲁娟、吉格喜珍、马海五达、吉妞乌鸽、马布杰伊、鲁子元布、格衣木乃、孙阿木、雷晓宇、赵滇、黑惹子喊为代表的新一代地域写作群体以崭新的作品显示了他们的探索精神，而以龚盖雄、孙谦、海上、高亚斌、西域、狂氓、孙守宏、黑惹子喊、沙辉等形成的评论群体，则从理论上解开地域写作的诗学意义。而90后诗人：吉妞乌鸽、扎西加措、宸安、沙蓝、灵鹫、索尔只斤·阿尔木等的汇入，更让地域诗歌写作获得延血传承的更多可能。2015年5月《独立》25期“边缘的自由精神群像——诗歌回忆录（1949－1999）”出版，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人传记（1949－1999）”三个部分，刊登诗人张嘉谚、孙文涛、杨克、孙谦、董辑、龚盖雄、杨然、袁勇、林忠成、白鹤林、刘泽球、谢银恩、楚子、阿翔、唐朝晖、安琪、杨勇、狂氓等关于诗歌创作、历史历程等文章。集中展示了诗歌丰富多彩的历史华姿。2016年《独立》27期为“《独立》民间诗歌奖获奖诗人纪念专集”（2001－2015），恢复停了11年的《独立》诗歌奖项，推出了“第三届《独立》民间诗歌奖”：１、“诗歌独立奖”：海上、孙谦、龚盖雄、野牛。2、“诗歌评论奖”：苏文健、谢银恩、西域、高亚斌。3、“乡村坚守奖”：李龙炳、狂氓。4、“民刊创办奖”：陶春、易杉、孙守红。5、“民刊创意奖”：非亚、江雪、徐慢。6、“诗歌编辑奖”：阿索拉毅。7、“民刊收藏奖”：世中人、阿翔、姜红伟。8、“老牌民刊先驱奖”：《启蒙》《今天》《中国实验诗歌》《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大学生诗报》《汉诗1986》《非非》《巴蜀现代诗群》《一行》《中国天体诗歌星团》《大陆》。9、“老牌民刊奖”：A、《北回归线》Ｂ、《诗参考》Ｃ、《自行车》Ｄ、《存在》。E、《东北亚》F、《诗丛刊》K、《诗歌与人》。2017年2月，《独立》28期隆重出刊，此期新设的“当代世界文学流派（群体）诗歌展（一）”专栏，是百年诗歌史上，第一次推出俄罗期、日本、非洲三个“国外民间现代文学社团”的诗选，它们的译者全是以90后诗人为主的近年崛起的“xxxx”成员，周伦佑是80年代最具影响民刊《非非》的创造者之一，作为诗歌界的重要历史人物，他身上的一切都是中国诗歌史上重要的人文遗产，《独立》在民间首发周伦佑的访谈，显示对其诗歌历史价值的尊重。《诗歌随笔和评论》《诗人回忆录》都是近年《独立》在民间诗界颇有影响的栏目，诗人除了写诗，他更多的意义与价值应体现他在天地之间的生存环境中的所言所行，诗人随笔、回忆、史料等得到展现，让诗的自由疆域得以宽延，就像有的诗人忽然间成了画家，或星象师一样，诗人打通了世间之灵洞之穴后，自由的出入各种创造的山谷，这才是世界真正的好诗。《周伦佐纪念专辑》是纪念2016年10月逝去的“体制外民间思想家、哲学家、文革史专家”周伦佐而设的，出刊之际，缘蓬清明，正好祭思，这个专栏的意义在我们忆思的同时，为得是承传他独立的精神与品质，这点更加重要。本期再次显示发星的编辑才华，至此《独立》已屹立于大西南，成为一面黑色而富积的诗歌民间群山。 《独立》创刊二十年来，一直坚持独立的品质与精神，并在时间的淘滤中逐渐确立了自己。而这种精神融进“地域写作”中，像大凉山上纯洁的野花，已漫山开放，芳飘四溢。二十年来《独立》受到了文学界，尤其是诗歌界中众多的著名诗人、评论家，如哑默、周伦佐、扬远宏、张清华、林贤治、张嘉谚、黄梁、蒋登科、张桃洲、赵思运、杨四平、谭五昌、王耀东、胡亮、谢银恩、孙谦、木斧、孙文涛、海上、史幼波、杨然、西域、王若冰、陶春、易杉、孙守宏、高亚斌、苏文健等的高度评价与赞誉，以及《诗歌报月刊》《诗林》《岁月》《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上海文学》《作品》及海外的《蓝》（日本）《新大陆》（美国）和民刊《大陆》《非非》《存在》《圭臬》《诗家园》《守望》等多种文学杂志的转载推重，入选《70后诗人诗选》《中间代全集》《诗歌与人——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中国新文学大系2006年—2010年卷（诗歌）》《2000—2006中国最佳诗歌》《二十世纪民间诗人二十家》《中国新边塞诗选》《神性写作流派史全集》《70后诗全集》等数十种选集。并被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荷兰莱顿大学中国民刊研究收集中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京汉语诗歌资料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等大学与机构收藏。而《独立》在中国民间诗界的独特地位，一是它至创刊以来连续二十年的出刊∕不死现象，二是它坚持独立的精神，穿行在汉语与少数民族诗歌文化之间的边缘存在。即以边缘民族文化为写作资源，倡导并实践“地域写作”，建构并探索边缘民族现代文化及精神实践，建构大地域、大边缘的“大文化观”。近年来伴随着文学尤其是诗歌写作中人文与独立自由精神的迅速沦丧，写作的价值取向像一面随风的招幡，摇晃不定，而且意识形态中的固步自封与极权封闭愈越来越背离写作的自由诉求，也许是意识到这种迫切与必要，《独立》近年来越来越从对诗歌文本的建构转向对诗歌精神的挖掘。毋庸置疑，《独立》的坚守与其说是民刊立场的坚守，毋宁说是主办人发星个人品质与文学精神的血脉流淌。中国“地域写作诗歌流派”的确立与发展、成型依靠于民刊《独立》二十年来对作品的夯实与理论的建设，有别于其他所谓“流派”与“诗派”，《独立》是依据作品与理论的双轨并驱，齐头并进，相互存在交叉与重合，来达到一个诗派的标准与要求。“地域诗歌”写作的确立与定型是以十多年来在这一概念下的实际操作来完成与巩固的。这在诗歌界林林总总的派别与宣言的大而不当和空洞无物理论脱离实际，实际缺乏理论的大背景下，是仅有的完整与可验正的诗歌流派。它的出现无疑丰富了“地域诗歌理论”的完善，为“地域诗歌写作”创建了地基与框架，提供了参照的谱系与写作的向度。而除了大凉山——西昌——贵州——大西南这一条主线上地域诗人们对自身诗歌写作与地域身份的建设确认的努力外，“地域诗歌”最大的推动还是直接来自诗人发星，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依赖发星一人之力推动了一个崭新的诗歌写作风尚的建立。这在当代文学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浸透在其中的酸甜苦辣与血汗之劳只有发星一人自知。就我了解，《独立》其中几期的编辑印刷完成后，发星就曾经大病过几次。发星把自己定位为“民间诗歌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者”，并且，他亦朝此目标工作着，用自己对文学的真挚，磨练自己并影响着《独立》周围的朋友，身体力行以自身的工作诠释着“独立之独立人格与精神”，并潜移默化的把这种品质与精神传递给诗人朋友。所以，团结在《独立》周围的诗人，后来几乎都会因受发星人格魅力的感染而成为诗人加朋友。女诗人安琪曾经在对发星的访谈中说道：“我经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无处存生，或许可以到普格找发星，也许他会为我搭一间小茅屋让我在里面读书写作。这种想法来源于传说中你经常帮助一些处于困境中的诗人，和你的文本中体现出的正义感。”此话中亦见发星的影响与侠义名声之远播。我与发星神交多年，至今没有谋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发星的精神在召唤与感染着我，事实上也在督促和鞭策着我，让我不至于在浊流的世道上丧失清流的梦想。我想这样的受发星精神之光普照的人可能不止我一人。我只是经常在照片上见到发星，从照片上看，发星常年居住在普格那座小县城并不大，但山地清爽，天色蔚蓝，在这片远离中心可以静心思考的偏僻之地，发星以一颗赤子的诗人之心义无反顾的朝精神的圣殿艰难而孤独的跋涉着。学者、历史学博士王东杰先生文章中言道：“常有人终其一生，足迹不出于乡里，而关怀所向，仍不失为国士、天下士者，正因一隅之中即可窥见整个国家以至天下。”发星，授之不愧。 2017年7月25日
复魅于自然的诗歌
——地域诗歌写作印象
◎孙 谦 孙谦：50后，回族穆斯林诗人。投入诗歌创作三十余载，在新古典诗歌、伊斯兰宗教诗歌和艺术诗歌三个界面写作，并各有独立文本支撑。晚近致力于伊斯兰宗教诗歌的写作，在汉语诗歌中注入伊斯兰文化语境，藉于诗歌回归人间宗教，试图创立中国伊斯兰神性本体诗学，开启其诗学源头。地域诗歌写作理念由大凉山汉彝混血诗人发星和贵州布依族诗人梦亦非在1997年提出和确立，至今已经历了二十年的诗坛风云变幻，地域诗歌写作的发轫虽地处偏远，与诗歌热闹繁盛的大都市八百竿子打不着，但在发星和梦亦非的极力倡导和拓展下，已经成为诗坛上一道受人瞩目的风景线。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风景线，并非是说地域诗歌是一个作秀的角色，恰恰相反，它真打实干地为自己争得了诗坛的地盘不说{地域诗歌的品牌杂志《独立》二十年间每年出版不辍，并出版多种诗歌、哲学和美学白皮书}，并且它以坚守自己特异的地域性写作的诗学原则，在创作和理论实践的结合中，也在实际生活现场中建立其不可褫夺的存在感。已经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推动生态诗歌运动的流派，且在诗坛上有极高的认同度和人缘。地域诗歌写作是一个在厘定的原则指导下的诗歌流派，是建立在相应的理智、伦理和规则下的诗歌运动，从其一路风尘仆仆走来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流派的创立者所诉诸的意志、热诚和精力用以巩固的基础，已从各个方面和层面画出一个基本轮廓。它所提供的普遍实用的诗歌写作方式，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语言伦理和土地伦理的联姻。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给出这样的表述，土地是最亲切的东西，它是维系血脉、源头、根基和原型的所在，比任何其它的东西更直接地为我们所知，也比任何其它的东西都更值得诗歌去表达。当我们试图进入我们的人性并通过诗歌完全了解它，那么关注土地终将是一种基本行为，一种对现行诗歌规范的公然挑战，这现行的种种诗歌规范，致命之处就是有意无意的隔离土地，漠视自然力所维系的灵魂因素。而正是无所不在的土地，定义了无所不在的灵魂。地域诗歌的推动，帮助我们深思灵魂的本质在认领土地的感受时，如何观照它。提倡地域诗歌写作，是倡导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体验认知范围，是一个族群或社会群体，一个地点或一个地域，一种事物的特质或种种事物的特质的认同、理解和原模原样的保有。它将灵魂与原始图腾，与巫祭，甚至与宗教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与关于祖先的传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活人的一部分，也还是亡故者的一部分。因此它强调认识的深层，因此它如同莫测的生活一样无法从一个方向把握。随着时间的推移，个性化的发展不可避免。梦亦非和他的《零点》在深置于土地关怀和对祖先踪迹的探询中，在想要找到某种发现和洞悉时，将诗歌的触角探入到了语言深处，他痴迷于探索土地伦理和语言价值的N度活动空间，在一种受进化、发展、变革的诗歌中，驱动他语言炼金术的实验。意向的自觉，自我的充实，领悟和净化的渴望，与初创的地域诗歌理念和方式出现了差异。我们由此发现梦亦非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变化，他揭示了语言在诗歌中的一些新特性：作为知识和技艺的机制，预示着存在与体验的彼此接近，基于揭示的必要，就此摆脱规范化的普适的语言方式，在一种陌生化的从个人气质衍生而出的语境中孤立地接受存在感，其呈现的形态，仿佛是对在时空中漠然漂荡的语言的复魅。发星高度警惕异化，只想坚守本在，他与他的《独立》独扛地域诗歌写作的原始大旗，举步蹒跚，却毅然前行。发星所要实现的是自然状态在诗歌中的复魅，也可看作是诗歌在自然迹象中的复魅。地域诗歌的刊名命名为《独立》，个中原因是出于发星潜意识的作用力，还是头脑中的一道灵光，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我想发星本身地处大凉山彝人之中，有自身特别的存在意识，而他的诗歌创作又是受到周伦佐、周伦佑周氏兄弟的启蒙，得到精神上的支撑，那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不受他人干扰，特别是不受体制的干扰，拒绝被体制收买或收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自主、自立、自治的认可。体制外写作，这一诗学或观念体系的影响，就等于说地域写作的精神属性是解放的、开放的，属于过去、现在、将来，无论任何人的，但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一种诗歌写作。在这种前提下，充分释放衍生于土地中的自然状态下的诗歌潜力，使那古老悠久的文明意识在现代的背景下重新抬头，让诗歌整合、承载被现代化破坏的支离破碎的原生文化，令其重新复活，再度焕发生机。同时把这种写作置于诗坛的大环境之中，与汉语诗歌的大系统建立一种互动的联系，藉于扭转偏远民族地区与城市地区诗歌写作的不对称性，弱化或消除对少数族裔和偏远地区的文化隔离、歧视和偏见。尤其是在倡导借鉴互补的同时，抵抗有意识的同化和异化。地域诗歌编辑的打工诗人专辑，在中国首先为打工诗人正名，并定位打工诗人的人道性和底层民众吁求的合法性，在此过程中，把被城市纸醉金迷熏染的，被物质异化的，被卷裹在大机器轮下辗轧的受伤灵魂呼唤到土地的怀抱中来，在复位的过程中得到抚慰。这里所说的复位就是在去属地化的大趋势下，逆向而行，全力主张回归属地化，回归生活形式的属地化和诗歌文学写作的属地化，都被刻不容缓地提上日程。而诗歌的属地与生存的属地血脉相连，无论是对过去的留恋还是对未来的恐惧，都到了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地域诗歌的选择正当其时。持存独立自主竭力回归属地的意识，坚守土地源头写作的走向，地域诗歌的第一种复魅就在此间。赢得边缘，就获得了平衡与中心关系的资本，从而赢得中心。诗歌的边缘说白了就是语言的边缘，发星们在这个边缘的语境中找到的诗歌语言，就是与自然的有形和有生世界之间的机体和感觉，它是遗传的，是环境滋养熏染的，也是在知觉中生成的，它是恒定的，又是在流变的，这是一个极为广阔的界域，语言所获得的现实，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表征和型塑。它自在的重力、广度和持续时间，皆适配于自然的节律。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和自然界的事物，如日出、日落、风声、雷雨、牛叫，羊咩、鸡鸣，火把、咒语、诵经等等生物的孤独，事实的声音和色彩，灵魂的伤痛等等，这些表征所诉诸感觉的接触点，协调着诗人的思维范畴和知识。由此在语言和其形式的知识及技艺的关联中，形成一种相互的沟通和促进，呈现为流畅而随意的语言运作。在这种状况和氛围之下，诗歌的语言或许会逸出常规，以非理性、非逻辑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其组词造句是错位的、生僻的、怪诞的、谵妄的、灼热或冰冷交织的，但在这个特定的情状下，它的运作的有效性，把它推到了实验诗歌的前沿，而它其实只是它自己，地域诗歌的惯例。当我们把这类诗歌与通常所见的作品进行交流时，它的形式又开辟了互补和多元的道路。发星的《在大西南呼吸的九十九个词》、阿索拉毅的《星图》、比曲吉布的《复狱》都有自动化写作的动量，其语言随机的变异性，就是处在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形式、传统所赋予的，其风格粗犷、朴实、明澈、直接，表露淋漓，在飘宕的状态中，对接神秘意识。它们顺应了自己的倾向，也就为诗歌的复魅做出了推动。而诗歌的复魅应当与祛魅同步运作，所谓祛魅，就是对当下诗坛诗歌语言中过度迷信语言修饰；过度迷信西方语言；过度迷信口语的矫正，使其在传统语言、自然语言和灵性语言中找到诗歌的方位。还原语言的原生性，根性，灵性和元神，围绕高山和流动的河流，揭示动物植物、精灵鬼怪，祖先祭祀和神灵世界的秘密与语言存在的内在关联，当是地域诗歌在自然属性中的第二种复魅。众所周知，地域诗歌写作的标志是以地域性为认同感的向度，并且它的发端之地是在大凉山，其内容离不开彝族人的口味、环境、历史、风俗及习惯，但它却宣称自己的理念和方式是一种普世价值的体现，那么着重于某些地域，某类人群，某些事物的诗歌写作，如何启发大地上种种地域，种种种族，种种人群呢？因为人类生活有众多的共性，正是这些共性维系了人类世界的基本生存，正如我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的特异性非常突出，并得到有效彰显时，这个民族才会吸引其它民族的注意，令其才智人士设法了解，并给予传播。而一些偏远地区民族的鲜明的地方性、排他性，也需要在种种交流沟通中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并借机获得更多启蒙和开放的机遇。多异性是美学理想的一种终极诉求，多异则美存，失异则美亡。地域诗歌由彝族自身的特异之魅，去吸引、激发其它族群诗歌创作，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多民族多声部的混声合唱。《独立》曾编辑出版民族诗群大展，便是打开交流局面的动作，它由内向外的拓展，为族群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获得相互映衬而大放异彩，为各自语言特征的凸显，及意义的构想，缔结了关联的效应。现代知识对人类从自然界生成的各种现象进行着永无止境的缩减或剿灭，其主要特征就是对于灵魂世界的淡化和漠视，而地域诗歌所营造的这样一种朝向大地的意向，以最大限度地还原人类在自然生态环境下的各种现象，诗歌的魔法非常狂热，它解除理性和抽象的枷锁，直接接洽自然力赋予世界的众多超凡的力量，而此种力量贯穿人类所有的经验，当此之际，灵魂，就存在于这种种经验的心境之中。以民族性打通通向世界性的通道，这便是地域诗歌写作第三种复魅所在。目前地域诗歌写作已在创作和诗论、翻译和比较、传播和交往多个界面开展工作，在发星之后，经阿索拉毅和比曲吉布等后继者的有效拓展，已发展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诗歌流派，这是非常可喜的，也是最为值得庆幸的。为了承认地球、土地的魅力和诗歌的魅力在其相互作用中具有意义，地域诗歌提出了一个行动的方式，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诗歌类型，它当然是一个调和的结果，而非偏执的样本。中国诗坛在空前繁荣和空前迷乱的混战中，已将诗歌的魅力大幅削弱，地域诗歌藉于复魅的方式，把一个丰饶的精神世界呈予世人，如果说这个事实给予诗歌以希望，毋宁说给予我们的生存以希望，那就是被逐出乐园的人类如何复返乐园。诗歌语言从自然世界取来的论据，所证明的自然的原初的灵性的复魅，并非仅仅止于暗示。
2017-11-21于浙江义乌梅湖泊居地
大地：黑虎在蹑足而行
——写给《独立》二十周年之际及诗人发星
◎易 杉
易杉：1964年12月生于四川新都。诗人，诗歌评论人。出版诗集《螃蟹十三梦》（2014），《拐角蜗牛》（2017），《四川诗歌地理》执行主编，《圭臬》诗刊主编。转眼又是秋天，绵密的虫声把黄昏渲染得格外伤感。雨水就在窗外，与刚刚过去的夏天比较，沉闷和病痛已经被通透的凉风轻轻吹拂，所有的生命自在于它们自己。无论我们怎样的空穴来风或者想象千里，文字的色彩与光线，节奏与旋律的铿锵与悱恻构成不能言说的永恒。物理世界，精神世界，时间与空间的锦绣花园，虚构与真相的交相辉映，苦难与幸福的更迭，短暂的激情澎湃，长时间的沉重之轻。物性、人性与诗性的纠缠，天空、大地和神灵，以及必死的人类。我们何以存在？何以言说？语言的困兽，精神的黑虎，曾经有过斑斓色彩的黑虎，如今拥有永远的黑夜，它在没有尽头的大地蹑足而行。无论怎样的理想主义，怎样的浪漫主义，怎样的现代主义，人永远立于天地之间。《独立》所涉及的精神气脉，恰好呼应了中国西部大凉山的物理环境。相对封闭的独立的山峰，东西—南北走向的气势，形成了浑厚、凝重，同时一气呵成的外在气象。土地的农业性的贫乏，给生物的生存造成了物质的窘困。雨水季节短暂，但有浓烈的潮湿。多么漫长的干旱，火辣辣的太阳。忍性，几乎成为所有生物的个性。正是这种极端的天气，造成了生物们血液速度的高低悬殊。自然力量的多变，河谷深切，地面破碎等等造成生物性的变幻多端，情绪的张扬，心理反差如金沙江河谷一般湍急。物理形态折射出的万丈光芒，照耀了生机勃勃的生物世界。与高原的纵横千里和平原的一览无余相比，作为山地中行走的《独立》主体诗人，它们由于驰骋的艰难，所以，他们的身体更是耽于想象或者梦幻般的万马奔腾。加上崇山峻岭，交流的阻隔，个人性，独立如山峰般的言说成为他们存在的方式。所以，迷信，巫术，甚至身体的神秘感比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类要强烈一些。纵观当代从这里走出来的诗人，都有写长诗歌的冲动，都有挖掘身体原欲，地域根性，野性，还原物理环境生态的语言述求。甚至自然的律令凌驾于道德立场之上。自然主义的价值情怀大于社会性功利愿望。地大于天，地大于神的人生态度直接决定了《独立》主体的语言生态。《独立》深处大凉山的野性、根性和原欲的语言生态环境，少数族裔和汉语的混杂，其间的诗歌活动，恰好应和了诗歌语言的巫术特征。“诗歌的语言的重大人类学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感觉方式”。特别是彝族语言为人类的原创生命和精神形态保鲜，包括它的节奏，速度，发音都应和了古老人类最为朴素的生命述求。古彝（夷、羌）早在距今8000年前就有了文字，发源于今天的云南，扩张到中国西南各省乃至长江中上游蜀地和楚地，最远影响到中亚、东亚和美洲。是一种古老的，别具一格的“自源文字”，象形和表意的音节文字，具有图画、象形、厚实、灵动之美。尽管，与外在联系不紧密，但是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看，作为《独立》的本地语言具有开放的空间，向外扩张的性质，同时，这种语言本身是强调主体自我的，从崛起于中国80年代的非非主义诗歌，到抒情诗人吉狄马加，到《独立》诗人发星、比曲吉布、阿苏越尔、西域、孟晓宇、祥子、吉狄兆林、阿库乌雾、阿索拉毅、吉克·布、孙守红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体征就是书写自己，书写“这里”，用“地方主义”诗歌倡导者诗人谭克修的说法就是“个我方言”。我个人认为一个在语言多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个体，他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处于不断的转化的流动状态，声音的转化是否就让其间的如《独立》主体一样，天生具备了思维上的起码的二元的互相的参照系统，造成了语言的多彩。鸟兽如云的森林，一定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独立》主体语言色彩呼应存在客体，相对于汉语单纯的语言主体，他们的语言已经天然地具备了弹性张力。你看，他们把太阳称为铜血，黑虎的能指与所指的海阔天空，充满了隐喻和独自诗性命名，成为他们自在自为的、自我规定的连续活动。主体的个性张扬，生命朝内的狠劲，蛮荒之力的护佑，都有可能成就一座孤绝的语言山峰的横空出世。所以，当代诗歌的语言现场，无论旗帜或者宣言，与《独立》气质相当的诗歌，都可能生发出一统天下的价值幻觉，但是，他们确实为语言的创造性和诗歌的现代性突围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契机。《独立》主体身处农耕文化与狩猎文化交融掺和强烈的地带，尊天敬祖的朴素人文精神，以及鬼神观念的深入人心，甚至对图腾的过分崇拜，心理力量过分地依赖脚下这片厚土。火把节点燃的身体欲望的“无政府状态”，身体的早熟，生命本体的快乐源泉挖掘，所以，《独立》主体精神趋向自然主义。斯图亚特·霍尔在1992年《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一文中指出，文化概念聚焦在日常生活的意义。《独立》主体的生命形态对应于它们的文化特征，闲散的心理节奏，给主体性的自由想象提供的诸多可能空间，对物理世界的绝对优势的服从和迷恋，决定了他们的语言趋于对外在物象的歌唱性语体特征。内心的交付，身体的交付，思想的交付，主体与客体的倾斜，不平衡，朗朗乾坤，泱泱河山，《独立》诗歌意象群落所展示的就是一幅广阔的地人合一的精神奇观。它所倡导的不是精英主义的文化立场，而是启蒙大众修得圆满功德。追思怀远是《独立》主体把持存在当下求得诗性超越的生命体验。由于地缘的历史原因，《独立》主体群落涉及北方文化（匈奴、鲜卑、羯、氐、羌）、中原文化和大西南蜀文化等的大杂烩，他们的身体里荡漾着曾经辉煌历史的血脉，一旦喷发，他们透过语言的才华就淋漓尽致地苏醒了他们高贵的血统。藏匿的、锋利的、敏感的、肉质的精神生活造就了一个复杂而晦涩的文化聚落。与现代生活的工商业、娱乐、政治意识形态的吵闹不安比较，《独立》主体的思想倾向宁静和自足，土地的贫瘠，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他们信奉身体的力量，汗水的力量，肌肉的力量。尽管局限于一块小小的土地，他们的身体和精神还是勤于行走的，在行走中捕捉生存的希望，捕捉想象的自由时空，捕捉天赋中的语言赋形。在汉语大地乡村文化日益吃紧的当下，全球性心灵危机造成的诗性丢失，蓝天白云所赐予的灵魂安息，已经成为当代汉语诗歌面临的重新思考。《独立》二十年的语言坚守，它所传达出来的精神信息，已经成为当代诗人生命、语言、价值的警示。生命的不及物，思想的不及物，精神的不及物。汉语近百年表达集体无意识的语言过度，在为什么的道路上徘徊得太久，费的心思太多。往往忽略了我们眼前的物之“是”和“非是”。导致了描述的落不到实处，描述的夸大其词，描述的无病呻吟，描述的趋炎附势，描述的鬼鬼祟祟，降低了文本的可信度。《独立》所倡导的地域写作由此生发出来的关于存在本体论海德格尔式的诗性栖居，语言成为居所，人无所不在地成为流浪者，永远没有家园，那么作为漂泊者的诗人，他们的命运就是流浪，不是形式上的浪迹天涯，或者永远的客死他乡，而是立足脚下这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这里”，既是本地人，又是外省人。只有放下身份的确定，在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在空间世界与时间世界，做一个路上的人，这样，我们日益枯竭的灵魂也许会迎来遥远时空的雨露甘霖。从世界诗歌的角度考察，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地域培养出来的，无论拉美作家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还是东方作家的泰戈尔、莫言。如果没有生机勃勃、独一无二的地域，就没有伟大的心灵用语言去确立人类自身与土地的语法关系。地域的精气神直接决定了伟大作品的精气神。地域成为一切伟大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地域让一个伟大的作家成立，同时让伟大的作品成立。由出生地，生长地和生活地，一切安身立命的“本地”或者“这里”构成的现实与精神的地域谱系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为之倾心，为之劳作不息的激情文字。地域的名词，地域的动词，地域的形容词，地域的副词……它们是一群黑虎，在群山之中，在河流之中，在草丛，在树上，在铜血的朗朗白天，在黑铜的慢慢长夜，词语在蹑足而行。我思想，我此在，续脉历史的铿锵刀剑，续脉言辞的原滋原味，从身体出发，从地域出发，从我们时时刻刻的呼吸出发，回到本相中，回到能指和所指的自焚之中，语言涅槃，形象涅槃，所有远离的，所有赶来的，终归于寂静。所有的次序在次序中瓦解，所有的瓦解在瓦解中瓦解。悖论的地域，飞翔的地域，千回百转的地域，黑白颠倒的地域，颠倒黑白的地域。生我毁我的地域，死去活来的地域，生生死死的地域，空空如也的地域。
2017-8-31 新都马家丽元山
拾穗人点燃的精神篝火
——《独立》二十周年纪念
◎兰州交通大学 高亚斌 高亚斌（1973— ），男，甘肃静宁人，文学博士，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有散文、诗歌600多首（篇）见于国内外各类期刊，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若干年前，当我还是菁菁校园里一个负笈求学的在读博士，在阅读《郑小琼诗选》的时候，读到了后记里发星兄写的相关评论文章。然后试向他主编的《独立》投稿，竟得到了发星兄的抬爱，他又热情地向我约稿，向我推介彝族诗歌群落。由是，我得以走近《独立》，目睹了它的成长与风雨。倏尔之间十年已经过去，《独立》也到了二十岁的好韶华，回首往昔岁月，追忆《独立》历程，不禁令人低徊不已，感慨系之！ 一、地域性视角与出发点 《独立》的立足点与“根据地”，是四川地区的彝族诗群。这是一个少数族裔的诗群，也是一个地域性的诗群，从他们进入当下诗歌的视野算起，时至今日，已经跨过了两个世纪的交接，出现了好几代彝族诗人更迭嬗递的代际景观。期间，出现了包括吉狄马加、阿苏越尔、巴莫曲布嫫、吉狄兆林、阿库乌雾、发星、阿索拉毅、鲁娟等在内的大量诗人。他们犹如一列列雄壮的山脉，层峦叠嶂，尽显秀美凉山的神奇瑰丽与动人风姿。彝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大凉山是一块诗性的土地，绚烂浪漫的巴蜀文化在这里积淀，作为高端科技象征的西昌卫星发射，又把这里推向文明前沿的巅峰，催生出传统与现代交互纠结的璀璨景象。大凉山又是一块有着往事与故事的地区，按照《独立》创办者发星的历史梳理，这里从明代时期就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迁入的内陆知识分子，他们带来了中心文化的异质火种。在这里，古老的彝族文化与外来文明相遇，与当地原始蛮荒的文化孑遗交融碰撞，于是在文学上形成了机缘辐辏，必然缔造出非凡与神奇，爆发出火箭升空般的龙腾辉煌。从上个世纪80年代涌现的叶延滨、林珂、周伦佐、周伦佑、蓝马、晓音、吉狄马加、吉木狼格，再到后来的阿库乌雾、发星、阿索拉毅、鲁娟……一排排的浪涌推动，共同构成了这里的诗歌创作流脉，以及地域的思想与精神谱系。而作为诗歌创作的一大阵地，《独立》起到了重要的缔结和纽带的联结作用，还培养出属于自己的诗歌理论队伍，其提携鼓动之功，自不可没。在如今，地方性这个术语已经在文学中炙手可热、被反复炒作得沸沸扬扬，而真正的地方性、地域性反而暧昧不清，甚至几乎荡然无存。但《独立》的确禀赋着地域性的精神传统，甘于植根于远离文化中心的西南一隅，坚守着脚下并不丰饶和深厚蕴藉的土地，诉说着他们生命原初的纯净与神奇，寻找到诗歌与这块土地的联结脐带。《独立》以及彝族诗群，把诗歌的触角敏锐地延伸到包括自然风物、底层草根、民族意识和宗教文化等等不同的叙事层面，尤其彰显其自在天然的质朴品质。他们摈弃了外界的喧嚣，与大地之间建立了血脉与精神上的深刻联系，在自我与万物之间展开了交流与感应，相互传递着来自生命内部的涌动与言说。在他们的创作中，甚至在与诗人朋友、《独立》同仁之间的往来信笺中，也都借用了自然意象的隐喻，在人与林木花草之间，产生了精神上的对应，这成为《独立》以及彝族诗群的一大表达主题。与那些被商业文明熏染得油渍斑斑的诗歌话语相比，犹如拂过的一缕清新的飔风，的确令人精神为之一爽。《独立》倡导“地域诗歌写作”，并以之作为诗歌写作的一种方向。较之上个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以及与之俱来的地域文化思潮，这种地域性更侧重对地方性的凸现，而非寻根文学所企望的溯源民族文化的传统之根。因而，它不是地域文化意义上的简单跟风，而是别有怀抱。他们既立足于这片土地，又能够超越现实的羁绊，凭藉民族文化与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的力量，表现出浪漫主义的翱翔之姿，令人为之神往。在当下西方化、全球化的诗歌语境之下，“地域诗歌写作”体现出对于本土文化的倚重，对于盲目追随西方文化的反思与质疑，成为精神堕落和信仰迷失时代的耀眼灯塔。《独立》所提出的地域写作，至少在不断激发和启迪着当下许多诗人和作家的创作，为这个没有主题的时代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写作途径，其意义不言自明。 二、清醒的边缘意识与坚守 文化总是特定场域的文化，有着中心、主流与边缘、非主流的分野，诗歌也是如此。占据主流地位的诗歌，一方面左右着整个诗歌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以强势的话语风格，影响甚至扭曲着非主流诗歌的发展。但从文学包括诗歌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心固然重要，但边缘也很重要。文学史上就有过许多主流文学纲纪松弛、无主题的“无共名”的时代，其他非主流的边缘文学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与推动作用。对于《独立》来说，特殊的地域与少数族裔的处境，使其天然地处于主流文学的中心之外。加上长期以来，《独立》仅以发星个人一己之力，在体制的保障之外，推毂着它的艰难前行，其边缘性自不用说。更为重要的是，《独立》有着自觉的“边缘意识”，它甘于自居于中心话语的影响范围之外，对中心话语形成质疑、挑战与促进、推动。对此，发星在《独立》中有过精彩的论述：“中心的形成，是边缘的拥抱与簇拥；如果边缘散去，中心便死亡。而中心的激越与闪电，是边缘跃跳去千万只蛮虎。”可见，边缘性是《独立》一以贯之的坚定姿态，无论在民族属性上，还是在地域的层面上，它都体现出这一明确的价值取向与精神立场。对于《独立》来说，它无意逐鹿中心，无意在如此众说纷纭的喧嚣时代谋取自己的所谓话语权，以期在各种利益分享中分一杯羹。这本身体现出一种精神风骨与境界，与那些为了个人名利而蝇营狗苟的圈内人物和现象相比，其高下自是判若云泥，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中心与边缘本身也是相对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情形：貌似主流的文学形式，却并不能代表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准和艺术成就，也不能作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和大众的精神特征的表征，历史上那么多盛行一时的所谓宫体诗之类的应制文章，都是如此，晚近“文革”文学中地下文学的现象，即是一例。如同孕育出沈从文的多民族杂处的湘西边城世界一样，大凉山地区也流淌着以彝族为主的，包括汉族、藏族、土家族、摩梭族等多民族的文化血脉。由于疏离于文化中心，没有受到主流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太多渗透与强加，这里得以遗存原生文化的绚丽与浪漫，原始血性与民间活力还在滋生蔓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灵魂野性与生命激情得以恣肆张扬。正是立足于丰厚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与馈赠之上，《独立》四无依傍，感受着来自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人类、地域与世界的八面来风，传递着民族、民间、底层等等不同层面的鲜活灵动的声音。在这中间，对于民族文化包括远古神话、民间传说与宗教信仰的热情汲取，构成了《独立》的精神底气；而对于现实人生的肌肤相亲、对于底层生命的鲜活与感性表达，成为《独立》的精神标志。《独立》特别倚重彝族远古图腾中虎的形象与意象，并对它进行了现代性的发扬与阐释，使之透露出青春勃发的凌厉之气，表征着边缘文学的盎然生机与活力。彝族文化里猛虎的英雄气质已经苏醒和难以遏制，它要掀起一场诗歌的、文学的乃至整个文化的叛乱和暴动，对那些貌似庄严、不可侵犯的伪神圣的事物，对那个趋于僵化、遭受扭曲的主流诗坛，给予瓦解和颠覆性的致命一击。在现代文明与外来文化的相互浸润下，在这种多元思想与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必将升腾起类似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般的瑰丽彩虹。毋庸讳言，由于《独立》是民间的边缘的，因而它在诗歌写作与诗学理论上有着某种驳杂与混乱。而这种无主题、不确定的无序状态，正是民间由混沌趋于明晰的日渐澄明的过程，体现出其文学观上的丰富与兼容。杨万里在表述江西诗派的时候曾说：江西诗派“人非皆江西也”（《〈江西宗派诗〉序》），彝族诗群也是如此。它所包容的诗人队伍并不仅限于四川一地，也不仅限于彝族，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诗人的会聚，彝族诗群只取其地方性特征与地域写作的旨趣而已。也许，这其中还有《独立》对于地方性的超越，它要在更加宏阔的文学视野上，实现由地方性向世界性的雄奇跨越。在这方面，《独立》没有拘囿于一家之言，没有狭隘地方性的偏颇，体现出其博大非凡的胸襟与气度。 三、民间立场与拾穗者姿态 “民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的文学词汇，它关涉到非主流、非官方、大众化以及地方性等等一系列范畴的理念和话题。随着它的日渐盛行，难免出现了对它的冒领和滥用，在许多场合下，它开始被人们蓄意篡改甚至肆意歪曲，成为立山头、坐地分赃的旗帜与标榜，被有意无意地涂抹得面目全非。在这一方面，《独立》较好地体现了“民间”的精神实质与理论骨髓，它立足于本土，不为各种外界诱惑所动，在个体与群体的层面上丰富与拓展着“民间”的内涵与外延。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这一诗学词汇和话语空间，在这里仍得到较为纯净与完美的诠释与表达。与民间相互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文学理念就是底层。《独立》从一开始就是以底层为关注视角，以在场的姿态诉说当下和现场，对那些社会边缘群体与弱势部分倾注了极大的人文情怀与生命关怀。《独立》曾经出版过“关注底层民间诗人专号”等专刊，以平民的质朴与亲切视角，发现那些被遮蔽与疏失的草莽精英。《独立》以“农民诗人”、“拾荒诗人”、“洗脚房诗人”、“大凉山隐秘诗人”等别具一格的称谓，对这些无名和失语的诗人们作出了命名；通过展示底层诗人的作品，《独立》在用诗歌文本的形式，雕塑着底层劳动者和写作者的精神群像，言说着他们的坚韧生存与不屈抗争。在包括《独立》在内的许多关注底层的刊物的倡导下，掀起了后来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的创作与理论研究热潮，也涌现了像许强、郑小琼、张守刚等一系列走向全国、走向主流文学核心的作家、诗人和学者。这一方面，《独立》体现出其超前时代的卓越眼光，其作为文学前驱的筚路蓝缕的贡献，自不必说。可以看到，在对底层文学、打工文学作家的发现与挖掘方面，《独立》走在了许多主流文学思潮和刊物的前面，其作为民间草根的前瞻与敏锐及其先锋意识，于此可见一斑。彝族人们沿袭的是传统的农耕文明生产方式，他们很少走出大山，是安土重迁的本分农民。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外来的空气日益进入大凉山区，许多知识者开始以读书考取大学等方式，进入大城市里；还有一些是进城的农民打工者，以及出门经商的生意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融入城市。《独立》既忠实地记录了彝族诗人们作为地域性的存在，又以开放性的视野审视着他们的漂荡与栖止。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抑或他们的写作抵达了何种境地，他们都没有离开《独立》一如既往的关注与期待。于是，诸如漂泊、流浪、民工、打工等等词汇，还有厂房、生产线、洗脚屋、发廊等等底层场景，以及异乡、乡愁等等诗歌主题，开始进入了《独立》的诗学范畴。在好几期《独立》的专号中，还组织了专门的“中国漂泊诗人笔述史”、“中国诗人回忆录”等等的专题，通过对话与独白的形式，对那些都市漂泊的诗人作出了精神实录。于是，《独立》成为一个时代的目击者与见证人，参与了现代化进程的苦难进程，言说着由乡而城、由传统而现代的过程中，底层生存的精神蜕变轨迹，彰显出传统文明的深重创痛。多年来，在四川西南群山的一角，在“发星工作室”这间小小的个人作坊，《独立》犹如一盏小小的灯火，散发出温暖光明的火焰，记录着民间美好的散佚，照亮着一段无言的历史。多少个寒来暑往和昼夜交替里，《独立》持续流淌着创作与理论研究的热情，在做着搜集整理和保存史料的事业。为此，《独立》积极响应由诗人孙文涛发起的所谓的“大地访诗人”的采访计划，举办了诸如“首届少数民族现代诗展”、“关注底层民间诗人专号”等民间诗歌活动。发星以诗歌义工的精神，不计得失和报偿，从事民间刊物和史料整理的工作，俯首捡拾散失遗落在民间的草莽与荆棘，留下了生动感人的精神拾穗者形象。对于新人的发现与奖掖，成为《独立》自觉坚守的文学职责与使命，无论是对新生代的诗人，还是对年轻的诗歌理论研究者，彝族民族文化研究者，乃至整个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相关研究者，都备受到《独立》的高度关注与支持揄扬。许多初涉诗坛和籍籍无名的诗歌创作者，《独立》成为了他们起飞的支撑点。从《独立》走出了包括郑小琼、阿索拉毅、孙文涛、鲁娟、马海阿晶嫫等在内的众多作家诗人，也走出了包括海上、张嘉谚、梦亦非、西域、孙守红、高亚斌、苏文健等在内的众多诗歌评论家，他们都以各自的创作与理论研究，反哺和回报着《独立》这一精神园地，弘扬着《独立》的诗学立场和写作方向。在《独立》的外围，还有着《存在》、《彼岸》、《大地》等各种民间刊物，它们与《独立》一起，致力于诸如地域写作、底层写作等诗歌流脉的缔造，致力于对民间诗歌精神的形塑。在这一点上，《独立》完成了一次细致的民间写作的打捞工作，以此也完成对自我的言说。 四、黑色的灵魂与野性的活力 一个流派要延续其持久的生命力，必须具有某种醒目的精神标志和特立独行的品质。《独立》及其所集结的彝族诗群，集地方性、民间性与民族性于一身，同时，也是集边缘性、叛逆性与先锋性于一身，在诗歌表现场域及表达范式、语言能指等方面，都进行着坚持不懈的锲而不舍的辛劳探索，丰富着诗歌的主题领域和艺术内涵。由此，《独立》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形象，以及足以绵亘不断的艺术价值与创作活力。《独立》有着可资利用的丰富民族文化遗留，比如，彝族传统文化中的黑色崇拜，以及它对火的信仰，都是具有深刻意蕴与时代活力的文化符号。以彝族崇拜中的黑色崇拜为例，从远处讲，黑色类似于汉民族传说中鸿蒙开辟时分的混沌状态，是能够孕育万有的“无”，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中之“空”……无论从原始思维方面，还是从朴素哲学的角度，都有巨大的思想价值。从近处讲，黑色又在思想层面与现代社会有着高度的契合。可以说，这是北岛顾城笔下的时代之黑，也是翟永明伊蕾笔下的女性之黑……《独立》致力于对本土文明的现代书写，正是在现代性的烛照下，使彝族文化中的“黑”得以被重新“发现”，并获取了全新的诠释。此外，《独立》中还有着对于女性尤其是纯真少女的歌讴，它借助爱情的表达功能，以“美人香草”的风人之旨，点燃了他们的原始激情与美好向往。在以富于抗争与叛逆色彩的“野”性的策动下，生命意识的苏醒与冲动，解脱了传统文化的羁绊，以文化图腾的方式飞扬飘舞于现代性的天空。其中，《独立》主编发星撰写的《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近于一部诗写的《山海经》，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地理肉身与精神地图，成为打开彝族心灵通道的隐秘窗口。《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的文本中渗透着大地无言的品质，弥漫着泥土的腥味与清香，在现代社会的工业烟尘与雾霾瘴疠中，无疑透露出一缕沁人肺腑的芬芳。可以看出，语言的藩篱已经无法拘囿其民族血性的升腾与民间活力的迸射，对汉语能指的质疑与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冲击着中心文化的板滞格局，形成了感奋人心的激荡之势。更为重要的是，《独立》以不遗余力的努力，长期从事着田野考察与原始资料的汇集工作，二十年来，它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时代影像。这点上《独立》体现出宏大的人类学视野和“史”的意识，自觉参与了文学史的建构，在官方的、主流的和趋于僵化的文学史之外，开辟出了民间的、地域的诗写空间。通过一些系列自成体系的诗学理论文章，《独立》一面在为一个时代的诗歌现场作出记录，一面也在那些无名者与失语者发声，极有文本价值与文献价值。《独立》秉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精神，无论身外世界多么瞬息万变，现代生活如何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它都是冷隽的，坚守着那份淡泊与宁静，“伟大的八十年代”在他的精神史上留下了不灭的火焰，给它留下了令人起敬的辉煌面影。时下，受现代市场经济与消费文化的冲击，真正纯文学意义上的诗歌，已经近于绝唱，纯粹不掺杂功利的诗歌品质与精神，几乎荡然无存。许多人在名利之途上奔走趋附，诗歌只是他们优雅的头衔和欺世盗名的幌子，所谓民间、草根也早已蜕变成为他们沽名钓誉的终南捷径。《独立》是从大西南的深山——大凉山走出来的，它带着文化边缘地区新鲜的异质因素，立足于以彝族为主的多民族边缘地域的文化土壤，在一个物欲横流、心灵迷失的时代，如一股从大地深处涌出的汩汩清泉，涤荡着日益庸俗卑污的现实。它永远是一个精神上的独立者和时代书写上的他者，无论是面对意识形态这个“庞然大物”，还是面对商业时代这个欲望的怪兽。这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守护姿态，也是一种坚定的家园捍卫，反之，如果它失去独立，就意味着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对知识分子个人内心的三重背叛，意味着地方性、民族性和个人独异性的彻底消泯与可悲同化，这该是多么可惜与沉痛的丧失。世界日新月异，时代急剧变化，《独立》年方弱冠，道路还正漫长。作为《独立》的忠实朋友与见证者之一，我惟有合掌祈祷祝愿：但愿岁月静美，一路都是风景！
致敬大凉山
——写给《独立》创刊20周年
◎史 鸷
史鸷：成都诗人，从事会计专业。有几年我因工作的原因常去凉山，对凉山的东南西北都有所涉足。在黑松林的山垭口回望晴光下的邛海；昭觉平坦的万亩土豆，高山接近顶部的密密的瓦房院落；峡谷里的水电站；盐源城外如狮子高卧的小高山，山下万亩苹果花开得如粉似雪，盐源平原广袤宁静，青松翠绿的棉垭山道路险峻；带着律师去冕宁县城见一个称病的老头（他的恶狠狠的印象），他用一堆白条和票据花光了一处小水电建设项目的钱，穿黑衣的彝人在街边席地而坐，面前放着玻璃酒瓶，县城外农家墙边堆着的火腿，烤熟的米糕和大块的猪肉砣，山腰的灵山寺，山脚下彝家的白墙青瓦房子繁密。更不用说西昌，邛海，三角梅，蓝花楹，月亮湾，泸山，火把广场，湿地公园……更早的一年，攀西高速刚开始施工，我因急事坐越野车从攀枝花沿安宁河谷北上，经盐边、米易、德昌，颠来簸去（在半路吃了黄焖鸡），天上是一动不动的苍老浮云。我感谢那次旅行，否则可能永远再没机会走那条路，看到在半山坡的米易县城，看到安宁河谷的宁静风光。我喜欢散落在大凉山间的景象，在其中找到了一些童年的印象，那些青瓦院落，牛，羊，手指伸进嘴里的孩童（他们玩泥巴，爬核桃树），流淌着的小河，路上结伴去赶集的彝人。那里水流潺潺，阳光清澈，乡村清朗而贫寒。这些情景都像极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的乡下童年，我有时激动得想哭出来。这也许就是诗吧。我相信假以时日，教育和交通上去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也会发达、富裕起来。
对这莽莽苍苍的山野、荒丘，我认定其中必有些神奇的所在，奇山异水，古老悠久的民族文化，近代的传奇，彝汉文化的碰撞交汇，都预示着这片土地的不凡。尤其对西昌了解增多，比如国民党从这里最后败退去台湾的史实，四川五七干校发配来众多知识分子等，我越发感觉这片土地上应该有些非凡的人物和事件出现。事实上也是这样的，这种神秘最终是以诗歌的形式迸发出来的，从80年代的周伦佑、周伦佐兄弟、吉木狼格，女子诗报，直至当下庞大的彝族诗人群体，发星，《独立》《彝风》《大地》。对西昌的亲切感正缘自对诗歌的崇敬。没想到多年以后，我也会和凉山、久闻大名的发星、《独立》结上诗歌的缘。他们本如天边不可触及的星辰，却因为讯息的发达而在某个时刻一下子变近了。2014年8月，我在一个博客上看到可邮购《独立》16年纪念刊的消息，我按启事向发星的QQ邮箱发了信息，转了款过去，很快收到第22期、《独立》16周年纪念专集《边缘的自由诗歌史（1998—2014）》。后来又购了第23期《大地的根系--地域诗歌写作14年纪念专集（2000—2014）》，和《xxxx》等。发星还给我发来了一些往期的电子档，和他自己的文论、诗歌。当时我仍然未敢冒昧地加他QQ打扰他，恰好有一本小册子，收录了我个人的诗歌散文小说，便按地址给他寄去了一册，因不熟悉，权作交流，没指望有什么回音。不想没几天，在QQ邮箱上收到了他的来信：史兄弟：好！你的来信与诗集收到，谢谢！诗草阅，你很有诗才，特别象《河流》长诗等已露史诗与长诗才华，这些诗和我们搞的地域诗歌是一个路子，发来一些《独立》电子本供参阅！但愿对你有启发！康安！后附了一篇文章《地域写作是人类共有的写作方式》。第二天他又发来回复：
你的专集昨细阅了一下，又发现两闪光点，一是你写吃的《家庭菜谱》那几篇散文，二是你写《山野清香》那些散文，这完全是地域文化写作有亮色的作品，这两个你完全可以继续写下去，成一个系列，或一本小册子，只是写法要新，不重复，必要阅读出新！加上你的史诗地域，这就是你的三个写作强项，游记性的散文与诗建议以后少写，写多了浪费才情，才量散失严重，不成正果，建议你以后集中几个方向，不要遍地开花，人生精力有限，要想作为，必有所择！见谅我直言！康安！看到他的来信我还是有些激动，不仅因为他对我的褒扬、鼓励，毕竟这是发星，编《独立》的发星，他个人的魅力，他在诗人中的影响，在民间诗歌中的地位，我还是从诗人的文字和口耳相传中清楚一二的。他说的自然也很对，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优秀诗人和编辑的敏锐，对朋友的热情，让我感动。交往在进行中，我对发星地域写作的理论也在学习中。我赞同地域写作是人类共有的写作方式，可能和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寻根文学”相似，但又更广，比如福克纳，马尔克斯，肖洛霍夫。发星梳理地域写作的文字和宣言本身就像诗，让人血脉偾张，同时让我认识到有那么多热爱乡土的人在写作，内心升起一些力量和希望。发星邀请我有感觉了也可以写些东西，一起“玩”，他说的是“玩”，这是多么快乐的心境，与他后来讲到的写作是快乐的，愉快地写，想写就写是一致的。但我当时一直没给《独立》投稿，我还在观察，学习，犹豫。再后来通过加QQ、微信，看到他分享的更多文章，我对发星的了解在增多。我称他为“大兄”，这个词似乎出自电影《唐山大兄》，类于有人称呼鲁迅为“大先生”，大者，尊也，虽然他实际上大不了我几岁。他的坚持，付出（20年如一日地以一人之力支撑起《独立》！有些官刊也没能坚持这么久），孜孜不倦，对诗歌永远的热情，和如炬目光，都给我启发良多。他在文体上也给过我启发，他整理民间诗歌史，用诗条或条目的方式，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独创，但确实凝练，精粹，头绪繁多但文字简约，更突出了事物本身。我当小说在读，读得津津有味。
两年过去了。在《独立》28期编辑中，他提到在征集诗人回忆录，让我不妨写点。我借此完成了一篇久未完成的文稿，和一些怪味胡豆样的诗性随笔一起斗胆发给了他，他很喜欢我写的回忆文章，让我有兴趣就继续写下去，90年代、21世纪都可写！于是就有了《独立》28期上的《忆旧：1988年》《山湾和坝子》。他还说：“你身上其实有很大能量，只是没有朝向梳理与定位拓垦！哪时有机会想当面和你聊一下，可能对你有帮助！”我是个有惰性的人，常自我安慰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没有环境，身体有恙，等各种条件具备的那一天再好好写。而这一天似乎一直没有到来。其实本质上是偷懒，兼自身不愿承认的才情不足。发星的鼓励让我多少有些起色，尤其通过写《山湾和坝子》，感觉自己对中等以上篇幅的把握能力又回来了。
在网上的交谈中，我已习惯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和发星兄交谈，发星后来不但寄给我了他文集的电子版，还无私地寄了些他收到的其他民刊，计有《圭臬》2期，《湿地》1期，《非非》1期。《独立》杂志（包括电子版）我已读了好几本，有些是深读，有些翻了翻，感想颇多，比如惊异于彝族诗人的众多，有“何颖上之多才也”的感叹；比如00后诗人的涌现，年青人的敏感多思，自由奔放不受旧习约束。印象最深的当然还是发星本人。他学的是财会，终日在干财务，留着长发，敲着电脑或拨着算盘算着账，报着税。尽管我也干过多年财务工作，至今也还在和报表打交道，但我也无法想象身边一个留着长发长髯的会计是什么情况，无法将发星与一个会计搭上界。我对诗人从事的职业有着混杂的兴趣，写诗当然不是职业，也许从来不是，写诗只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超拔。我不认为职业会限制死一个人的思想，但一个人如何从职业中超越出来，如何在庸常中练习精神的白日飞升，却是有意思的事，如古人所说的，在尘世中，又在尘世外，“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这是人生的难题。因为职业的相近，我对发星更多了一层兴趣，但我没有在他的诗歌里看出死板的数字、铜臭这些东西。我猜想他这个会计可能不太称职，但也许又恰恰相反，谁说过诗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应该是出色的？当然，如果他真去认真面对俗务。我看过他在空间和朋友圈分享的年轻时的照片，戴着墨镜，高大，帅气、潇洒（大约这就是天赋异禀，上苍要赐予他非凡的使命的原因吧），一副想飞上天的模样，从何时起一下子转换成了长发长髯的形象？这种转换仍有未解之谜，外在形象的变化也随之带来了文字和精神的脱胎换骨？我相信这是很可能的，有时甚至一个名字的变化，也会带来美学上的蜕变，比如童忠贵改名苏童，刘军而叫作西川，黄江嫔给自己取笔名安琪。发星是在何时一夜之间领悟到了自己的使命？他的不规矩不愿受约束的、蓬蓬生长如乱发长须的文字，他本是一个汉人，自称彝化了的汉人，热衷于彝族文明，长居彝汉杂居之地，对另一种弱小而神秘的文明倾心，产生使命感，这容易理解；爱乡爱土，一辈子不愿离开普格，这些品质都让人尊敬，我相信这里边一定有值得研究的话题。包括发星的家，在千百张照片里和诗人们的文字里出现过，宽敞的农家院落，房后的土地，山林，院场里晒着苞米，夏天去林子里随手一摘就能收获一大堆的新鲜野菌……我虽还未去过，但已似乎身临过其境，“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有诗书万卷，既临近城市，又紧靠乡村，父母、儿女满堂，多和美的场景啊。而发星就在那里终日不停地读书写作，我除了赞叹还有羡慕。他的《仿彝经·影诗》也许正是他日常写作生活的真切写照：饱含使命，心怀激荡： 我明白那些简朴的文字就是我的父母和我 我明白许多彝人举着火把走了进去便成为生动的历史 在我的案头端放这一片巨大的世界
我的头脚常常被搓得绯红 发出奇异之光……
《独立》是与众不同的，是真正的杂志，体现了发星非凡的编辑眼光和视野。这些杂志上除了诗歌，我还对众多诗人间的书信往来、随笔、言论很感兴趣。我认为这些是真正有价值的文章，保留了诗人内心的想法，诗所发生的环境、因素，有很强的史料价值，甚至是文学价值。在我看来，发星具有巨大的热情，激情，抱负，和非常高的编辑家的水准。当代很多诗刊（官刊，民刊），文学刊物，因为官方背景或多人参与，不纯粹，各方平衡的结果是水平良莠不齐，无法让人满意，有的歌舞升平；有的中正和美，雅是雅了，却缺少一种在野的、在场的蓬勃的东西，少了诗的力量，很多诗看了半天记不住一句，不清楚作者要讲什么，有的甚至整首没有一句及物的。《独立》由发星一人编辑，从头到尾一手操办，可以充分贯彻编者的意图，尽力展示作者的才情，诚如他告诫过我的，不要考虑版面、篇幅，任才情一泻而下，畅快淋漓。 发星和《独立》已经融为一体，一而二，二而一。他诗、论双殊，才识兼具，十分难得，堪称是个奇迹，只是因为大凉山自80年代已经形成的诗歌新传统，才不显得那么突兀，才那么理所当然。这片土地上总会有神奇的东西涌现，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这一次，恰好是他，发星。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活成了一个圣哲似的人物，活成了一个象征，他一个人就是一道风景。我个人很看重发星身上体现出的以下显著特点：（1）回忆文字的简约，内容的丰瞻。如《地名中的诗歌往事（1984-2014）》，西昌农专、电池厂、市血站、大营农场、凉山财贸学校，普格县农机厂、普格荞窝农场…，外省的广东东莞东坑五金厂、广东中山坦洲皮革厂、宁夏盐池县小阳沟村、成都市文翁路…，一个地名就是一段诗歌往事，一个诗歌人物。在这些罗列的地名中，一幕幕、一个个相继出场，简约、清瘦、节制，整篇文章就是一出诗歌的传奇史。《地域诗歌写作发展简史（2000-2014）》《家族史》亦相似。这些文字如果换一种写法会非常长，我感觉发星创造或找到了一种适合的表达方式。 （2）诗论的宏大，饱满，试图构建体系的雄心。比如他提出地域写作是人类共有的写作方式，“地域写作的提出，是为面临全球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危难中，显明我们目前人类的人文价值的所处环境与位置，给人们一个提醒与击打，现在是真正到了还乡与找根找魂的危机时刻，我们再不行动，再不重建，我们将陷在现代化的黑暗泥潭中，成为无家无魂无根无心之人之鬼，我们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有什么脸面面对祖先，我们只是败家之子，空无之云。”
（3）诗歌的原始力量勃发。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诗情勃发，作品不断，都还挺长，有时会造出一些词语，如原血、铜血。这些诗歌带着彝族文化的因子和元素，像在创世纪之初，诗人作为大地的第一个歌者，在为山川、河流、植物、作物、动物，天地季候行运而歌，在重新为一片土地和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种族命名，里边包含着神话、民歌、民俗（传统的祭祀、节俗、红白事、酒文化、民间隐性文化等）、俚语、土语等多种文化历史载体的混杂（“你不需要表白什么 你现在所站的地方正是我站的地方/你现在所歌唱的方式正是我歌唱的方式……”“我知道一场雪在开天之初下起便没有停下/雪之下的人们的骨头在雪中受着冶炼和磨砺”“法铃响动时 悬崖已经模糊/天边银架马车隆隆之声 混合雨点”）。如《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这些作品一旦写出，就增添了诗人所居那片土地的光彩。我承认我并不是全部无条件地接受这种诗歌，也不认为这是诗歌的唯一方式，我也写不出来这些诗歌，但我是带着惊叹来看发星及凉山众多彝族诗人这种不竭的情感和持续的能力。我们在高度成熟的文明中呆久了，已经失去了对大地的鲜活的感受能力，失去了热爱，失去了对于大地之上美的惊奇，我们在写另一种诗歌，玩弄字句，能指、所指，碎片化，词句碰撞产生的歧义、张力、理趣、理性，但失去了蓬勃的活力。这值得反思。我把发星的这种诗歌能力归于大地的魅力，他是一位大地之子，植根于大地，又正以丰硕的成果回馈大地母亲。发星的诗歌博大，开阔，那些词句、事物、意象都远远超出了我的视界，我甚至有一种敬畏，我很难想象他的写作方式，灵感的来源是怎样的。我手头发星的诗歌并不多，左眼手术有一段时间了，恢复还要一阵，但我又重新浏览了一下这些诗，内心的惊叹一如之前。我看到这样几句诗，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里边藏着发星诗歌的秘密，也许那同时也是诗歌之于发星的意义： 寒雪在洞外飘逝的时候 我梦幻里的诗歌洁白芳香
我的灵魂必须放置于高山 因为那是我根的来源与成长 我的归宿必须是隐秘 因为我害怕人世间的虚伪与邪恶 ——《故乡普基的位置与幻想·魂源》
（4）视野开阔、包容，对新人的渴望，无私地推介后来者。只有在这样的视野里，才能容纳海上的《她们走了……》这样的奇文，才能编入诗人间大量的书信往来（记录了诗人间的友谊、师承、影响，民间诗歌的生存状态，办民刊的艰辛，诗人内心的挣扎与独白），才能放置长篇的诗人对谈（还原了一些历史事实，产生了思想的碰撞，提出了很好的观点），诗人回忆录（通过诗人的成长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时代）。这里边包含了价值判断，和对诗人、诗歌的真正热爱，对诗人才华的开发、全方位拓展，而不是束缚。这样的文章是非常有价值的，胜过纯展示诗歌诗评的刊物，有些本身就是很好的美文。这样的文字在官刊是不会存在的，在很多民刊里也无法酣畅淋漓。这样的刊物既拓展了诗歌的边界，也为文学史保留了很多重要文献及诗歌鲜活的血肉。发星在《独立》上推出过很多人，包括“xxxx”中的小诗人，对xxxx的连续大篇幅推出。也许唯有他，才会真诚而诗意地说，“郑小琼来了，我们便退下，为她在山中打铁，准备好野火。”这样的年头，诗歌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诗歌也许已不能带给我们更多，但诚如一个朋友说的，诗歌至少可以带来朋友。凉山如此厚重，大山的每一道褶皱里几乎都藏着一些秘密，有着一位诗人。我对这片土地怀有的敬意更重了，期待更高了。如果说四川是中国文化的偏都，因与中原的隔绝产生了很多文化上的“怪力乱神”，那么凉山更是一片诗歌的高地，神秘，引人遐想。现在我看凉山，更感亲切，那里是一种高度，秉承着独立自由的风，高山之上定会绽放出更绚丽的花朵。当前我唯一遗憾的是还没有见过发星大兄，没有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和提点，但我相信发星说过的一个词，“诗缘”，因为诗歌，这份缘一定会在。 2017年8月28日起笔，9月20日—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