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速递 | 李婉君:生活图像与身体表述——对北方传统“坐月子”习俗的文化解读

  栏目按语

      这里是社会学视野公众号栏目“佳文速递”。每逢周一,我们将推送一篇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的近期发表摘要,并不定期呈现本系优秀学生作品全文,以供诸位阅览。

       《身体、叙事与主体性:医学人类学论文集》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合集。全集共收录七篇文章,皆出自八零、九零后年轻学子之手。七篇论文中,有两篇与大学生的身体经验与实践有关,两篇与生育有关,一篇探讨围绕香烟所产生的话语与身体体验,一篇涉及医患纠纷处理中的叙事,另有一篇涉及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所面临的困境。本次推送为该合集第三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08级博士李婉君,现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后续本栏目也将陆续推送论文集内其余全文,欢迎关注。

  生活图像与身体表述

  ——对北方传统“坐月子”习俗的文化解读

  李婉君

  一

  引言

  这篇文章写的很意外,更多的是无奈……

  自从学习人类学以来,就想象着自己能够去一个足够“他者”的遥远地方,在剧烈的心灵与文化的撞击中做出一篇地道的民族志作品,它如此新奇又如此神秘,而我作为一个文化见证人与记录者,在落寞无声与繁花似锦中随时穿插切换,提炼真金……每每想到此便激动得坐立不安,要满屋子转悠几圈儿方能缓过劲儿来。

  生活总有意外,正在我雄心万丈地计划着每一个步骤,具体每一个细节的时候,作为女人的我怀孕了,一方面是孕育新生命的喜悦,另一方面却是不得不调整整个选题与方向,第一次感觉到束缚理想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身体,于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也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想。毕业论文终究是要写的,只好另选议题。整个怀孕期间,我想了无数的议题,甚至对照着北京地图一个个的“百度”上面最小的村庄,试图以此嗅到一星半点人类学气息。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能在家门口找到一个“有故事”的田野,不需要太特殊,能支持我作一篇博士论文就可以了。但终究,我没找到特别合适的题目。

  生产前的几个月,我庞大的身躯已经很不灵活,除了固定的散步,大多数时间靠在家看书打发时间,那时候根本没心思看学术书籍,却几乎收集了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关于怀孕、生产、坐月子及照料新生儿的书籍,涉及大陆、台湾、日本及欧美各国的产育资料,试图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做好充分的物质与精神准备,以便应对接下来的各个生育环节。在这个读书备产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所有书籍在怀孕、生产和照料新生儿三个方面所描述的内容大致相同,唯一让人疑惑的地方就是如何“坐月子”,因为只有这个内容,各方产育权威们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有专家建议“产后一周内禁食麻油、酒、人参,以免影响子宫收缩;产后24小时即要下床活动,下床后开始做产后保健操”(马良坤,2008,84-85);有的专家则认为“产后第一周要每天都吃麻油猪肝、麻油鸡酒以达到恢复子宫促进新陈代谢的目的。坐月子期间,产妇不应离开房间,不起身做任何劳动”(庄淑旂,2006,8-17);“产后喝红糖水被认为有益血养血、健脾暖胃的功效,因其含铁较高,可促进生血”(吴凌云,2005,15);日本的产后饮食则建议“以营养平衡为准,建议多食用鸡蛋、肉类、鱼类、豆类及黄绿色的蔬菜和水果,少吃甜食”(母子健康手账,平成22年,56)。诸如此类的冲突观点不胜枚举。一时间,竟看的人疑云丛生。

  产下胎儿后,还没有从生产的疲惫和喜悦中过度的我,一回病房就开始进入到“坐月子”程序中,那时才深切体会到事情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之前所看的各类指导书籍完全被抛诸脑后,那段时间似乎没人顾得上医学专家们在书上都说了什么。这时候我必须、只能听我妈还有月嫂这两位“专家”的话,尽管这俩专家有时候意见也不完全统一。

  在我生产后不到一天的功夫里,各种“坐月子”的规矩被一一告知,不要随便走动;不要脱袜子;不要见风;不要吃蔬菜;不要多说话;不要生气;不要刷牙;不要洗脸;不要梳头……更多的规矩我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列举。总之,这些早就被我理有据一一反驳过的规矩开始正式实施了,而我的反驳终究不被重视,话语权几近为零。从医院回家的第一天,我想把提前收拾好的孩子衣物一一找出,在我满屋子走动翻箱子的时候,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用一种焦虑又愤怒的眼光在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的偏执狂。月嫂一个劲儿的劝“你找什么告诉我们就行,你快上床躺着吧。”妈妈则似乎对我的行为有些生气,“你这孩子大人说什么都不听,哪有刚生完孩子就满地溜达的!”后来的每一天几乎都有类似的冲突,平常被妈妈奉若神明的医学专家已经沦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其撰写的如何科学“坐月子”之类的书籍更是一派胡言,万万轻信不得。

  在这个“月子”里,自己遭遇到的一切都很难与平日的知识与经验挂钩,仿佛瞬间被带回到另一个时空,吃穿住行处处小心,而这些讲究的依据周围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大多是主观的经验之谈,但随便为我列举的例子都是刻骨铭心,影响终老的大事情,绝不能由着我任性一时而悔恨终身。尽管我一直对这些说不明白且虚张声势的“案例”不以为然。但不管我怎么想,月子还是按照妈妈的意思坐了下去。所有这些事情让我不断思考着:中国“坐月子”的民间习俗究竟是如何传承的;为什么在西方医学占据绝对话语权的今天,“坐月子”依然可以兴盛不衰;为什么我自己在月子里把之前设计好的坐月子方案全盘丢弃了呢;我放弃了什么立场;妥协的原因是什么;甚至会想想汉族文化的根脉究竟在哪里;华夏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为何依然还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若是想从“坐月子”这样的琐碎小事去推究华夏文明生命力这样的大话题,难免有想入非非、不自量力之嫌,但从整体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未尝不是一次可待验证的文化“手诊”。

   

  1999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宋丹丹和崔永元合演的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中有如下的对白:

  白云(宋丹丹饰演):人家倪萍都出本书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黑土(赵本山饰演):听她吹牛吧,你要写《月子》,那我也写本书,就叫《伺候月子》。

  两句简短的台词引来台下一浪高过一浪的笑声,如果说“日子”能给人以沉静的思索,对人生的品悟,那“月子”就成了难登大雅之堂引人发笑的“包袱”。但就是这个不登大雅之堂的“月子”却是中国传统习俗中根深蒂固的一项内容。在我的访谈对象中,不论产妇的年纪、学历、专业、经济状况,都会尽全力在产前为自己安排一个圆满的“月子”。所有这些安排表面上都直指一件事——“月子病”,为了避免“月子病”,整个家庭和产妇本人都会有种种防范与对策,在中医妇产科典籍中提到的种种办法至今仍然被沿用。南宋成书的《妇人大全良方》一书中就详细描述了对产后第一个月的护理:

  未满月,不宜多语、嬉笑、惊恐、忧惶、哭泣、思虑、强气离床行动,就坐,或作针线,用力工巧,恣食生冷,粘硬果菜,肥腻鱼肉之物;及不避风寒,脱衣洗浴,或冷水洗涤。当时虽未觉大损,满月之后即成蓐劳,手脚及腰腿酸重冷痛,骨髓间嗖嗖如冷风吹,继有名医亦不能疗(陈自明,南宋,221)。

  比对上面的文献,可以看出现代的坐月子及禁忌与南宋时期基本一致。产妇在这个特殊时期经历着一场身体的变化,角色的变化。月子中的遭遇无论大小,甚至都会成为一辈子反复谈论的话题。医学发展改变了学理界对于传统坐月子习俗的看法,各种科学产后调养的文章数不胜数,但人们对传统坐月子的方式却依然趋之若鹜乐此不疲,而随之催生出的商业经济如月子会所、月子餐、月嫂等,更有推波助澜的功效。调查过程中我甚至想尽办法也难以找到一个在中国主动不坐月子的案例。不做月子的华人经历几乎全部发生在国外。如果说“过日子”是“家庭生活的过程,是一个人的生命在家常日用中的展开”(吴飞,2009,36)。那么“坐月子”似乎更像是一场仪式,是生活在家庭私密领域里的调整和践行。不过这又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看小品的时候,大家为什么笑呢?大抵是因为“坐月子”同“屎尿屁”一样具有“隐与脏”的属性,只要是当众说出来就是个十足的笑话。

  在当下中国诸多传统习俗中,大部分面临日渐衰微的前景,包括表象与内涵的双重消退,而像寒食节、浴佛节这样的节庆已经是名存实亡。而端午节里要喝的雄黄酒、重阳节要佩的茱萸花、乞巧穿针、曲水流觞更只有在古典文学作品中追忆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坐月子”习俗却呈现出一种红红火火的态势,不仅势头丝毫不减且花样翻新。可以查询到关于最早对于如何“坐月子”的记载于西汉成书的《礼记 内则》中,“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至于生子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夫齐则步入侧室之门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 疏:妇人出产必因病虚羸,当产三日之内,必未能以礼相接,应待负子之后应在前为之故知补虚强气宜速故也。”此后历代的医药文献与风俗文献中,对坐月子的具体事宜均有纪录。

  宋朝以后的中医典籍中对产后将养提出了日渐详细的论证与描述,这些中医典籍成为支撑坐月子合理化的理论支柱。坐月子习俗中有许多与现代医学理论相悖,甚至与生活常识相悖之处,但这丝毫不能让产妇及整个家庭摒弃这种传统习俗,不能洗澡、不能刷牙、不能吃水果、不能见光见风……这些在平日里难以想象的规则一旦被实施,产妇们的态度往往是心甘情愿,伺候月子的人更是对执行这些条条框框乐此不疲。汉人社会自古被礼教文化所浸染,难怪有学者说“礼”性思维的特点之一就是“传统和忌讳要大于是非”(张力升,2008,268)。在坐月子的场景中,似乎印证了这个说法。若仅仅拿出西方医学的价值体系衡量中国习俗,自然是百试不通。

  但仅认定分析坐月子习俗要从“礼教”与“中医”入手,则在现实中遭遇另一重难题。进入调查研究后发觉所谓的中医和礼教在当事人的意识存量中少之又少,能够坚守的原因大多只是女性长辈的口耳相传,以及众多难辨虚实真假的传说故事。更为有趣的是,在所有的访谈对象中,无论月子中多么周密安排、悉心休养、严守规范,最后能够无病无症、十分满意出月子的人却是凤毛麟角。要么有身体上的不适,要么有情绪上的不满,更多的则是二者兼有。这么说来,中国的“坐月子”习俗似乎是件不完全可靠的事情,不仅对预防产后疾病效果不佳,由于家庭人员的变化,往往额外又产生出许多矛盾,成为家庭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特殊时段。访谈对象们似乎都对月子里发生的事情记忆深刻,对我倾诉着当时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怎样微妙的变化,更为一致的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表达,无论这种情绪是正是负,你都能清楚的感受到那个月一定是段不同寻常的日子。更值得一提的是,月子里的矛盾与平日的矛盾事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强度大、记忆深,甚至会左右当事人一生的家庭格局,对这种恶性后果,当事人在当下场境中又往往意识不到,一旦新的家庭矛盾与格局形成则很难改变。

  在坐月子期间涉及的婆媳矛盾大多是较难解决的焦点问题,往往在日后还会扩大成母子矛盾与夫妻矛盾,儿媳甚至从此与婆家不相往来的案例也有。“孝道”曾经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母慈子孝的美好场景一旦因婆媳关系紧张化而有所改变,自然将演变成“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批判剧。“孝敬公婆”无论从“社会公德”还是“家庭私德”来看,都是女性不可推却的义务,这个义务往往绵延几十年。儿媳在人生的关键节点如果没有得到婆家的支援,那么对这种尽义务的心气儿顿时荡然无存,坐月子从某种程度来讲,也成了儿媳考验婆家的试金石,也是家庭中各方讲述自己正义与否的关键事件。换成大白话可以这么表述,“我在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尽心尽力,那以后你需要我的时候也就别想指望我了,一报还一报”。

  而种种演化出的矛盾使得少子化的家庭关系中,人际关系更加疏远,祖孙情感建立困难,而没有经过“孝于亲,所当执”的耳濡目染,矛盾最终指向的是新一代的亲子关系。

  通过现代女性对“坐月子”习俗的理解与处理,或许可以挖掘当下中国家庭伦理纲常的现代性变迁;对于家庭重心转变带来的各种正、负效应进行客观的认识分析;并对构建良性互动的文化干预机制提供有益思考。

  二

  讲述中的罗生门——兼论代际的诉求差异

  “罗生门”一词,原出自日本佛教故事集《今昔物语集》。最原始的意义是指设在“罗城”(城的外郭,即外城)的门,即“京城门”之意。由于古代日本常年战乱,尸横遍野。许多无名死尸会被拖到城楼丢弃,年积月久,罗生门在人们心中产生了阴森恐怖、鬼魅聚居的印象,故而产生了“罗生门”是通向地狱之门这一鬼谈幻象之说,该词也因此拥有“生死徘徊”的意味。在1950年黑泽明导演的电影《罗生门》中,剧本采用了芥川龙之介的另一篇小说《竹林中》,因此“罗生门”演化成指“当事人各执一词,各自按自己的利益和逻辑来表述证明,同时又都无法拿出第三方的公正有力的证据,结果使得事实真相始终不为人知,事实结果一直在‘真相’与‘假象’之中徘徊,最终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与反复,从而无法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状态。

  类似的感觉在我的访谈中也会时常遇到。

  在几十位访谈对象中,所有的当事人似乎对月子里发生的事情都记得格外清楚,谁说了什么话,谁送了什么东西,自己当时有什么样的内心感受,总是能描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在这样的讲述中,作为访谈者,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致命的问题,只有一方的讲述,真实性与完整性难以保障,也就是讲述内容的信度问题,而由此为依据的研究似乎也存在类似的隐患,我一再地问自己,会不会陷入“罗生门”困境?为了打破这样的被动局面,我试着从代际框架中还原和解构月子中的情景,从全局的视角来理解当事人的情绪和诉求。在这一部分,我选择了三个特别的案例作为分析样本。

   

  1.  大家妇不如鸡犬

      周汝珍老人是我访谈对象中岁数最大的一位,87岁。周奶奶出身大户,年轻时爱时髦、爱看戏,爱烫头。在娘家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逍遥生活。21岁时由家里指派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但没想到婆婆凶悍,从此以后的日子变得异常艰辛。加上一解放,夫家的成份问题立刻将家庭的尊严打入谷底,经济生活也随之拮据起来。周奶奶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1952年。说起坐月子,周奶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的儿媳妇哪儿是人啊?就不用提了。”

  “大家妇不如鸡犬,说的一点儿没错!进了夫家的门,也没人养你,每年三十,娘家得给婆家送东西,送五子、年画、杂样、糖堆儿、一年的衣着花粉,连来例假的草纸都得送来。婆家什么都不管,就结婚那套东西,说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九年你就别想添置东西。那时候娘家还是我大爷当家,记得他那屋墙上贴着长长的一张纸,上面写着什么时候家里该给这些出嫁了的闺女送什么东西,到了什么日子口都得送什么东西,年节的就不说了,人家里谁过生日谁过寿、办红白事也都不能落下。生怕忘了哪样,孩子在人家受白眼儿。我快生的时候我娘家妹妹就把准备好的鸡蛋、大小尿布、褥子、白米、小米、挂面、红糖、孩子的衣服,斗篷什么的都送了过来,一清点东西就忘了准备油布,婆婆让我妹妹买去,他二婶说让成渝买吧,这可是让婆家买了三尺油布,被婆婆骂了好几天。”

  周奶奶的月子不仅费用几乎全由娘家承担,甚至还遭到婆婆的克扣,“我那个月子娘家送来了几百个鸡蛋,我最多吃了十个,到第四天吃了几个鸡蛋,婆婆就叫唤开了‘你还吃鸡蛋,我还养病呢。别以为那是你娘家送来的?到了庙里就是和尚的,你做不得主了。坐月子?庄稼佬不懂得什么叫养孩子,叫“下人”,一样的结实。’月子头几天就是我娘家妹妹来伺候我,一早来,晚上回去,我婆婆说话那个难听啊,‘这就是店里的臭虫——吃客’。我妹妹性格跟我不一样,不像我这么窝囊,见了我婆婆就说‘我来了,我可不吃您家东西,您想什么吃了,我给您买去,想好吃的才能想得着我吧。’我那婆婆也真是没脸,听了这话还要东西呢。这俩人啊,也算对上了。我拿眼瞪我妹她也不管,反正话也说了,来了就干活,到了饭点,我妹妹就说‘我下馆儿去了,活儿回来再干’。月子是30天里都讲究不下床的,可我妹也不能总这么着成天来我们家干活连口饭都不吃吧?十来天的时候说什么我都让她回去,以后别来了。(我自己)怎么就不能干了,没那事,我自己起床干活,就跟奴隶一样。有一天我大姐来看我,正看我在院儿里做饭呢,当时眼泪儿就下来了,这让我婆婆看见了,大声骂,‘这一家子的损鸟啊,要不我这身子怎么就不好了呢,要不是娶了这么个玩意儿,能成这样么?没出息的大人还能养出好孩子来?不就生了个死孩子么,要是死了我接窗户砍出去。’你说,这说的是人话么?我大姐也不敢说话,放下东西就走了。那时候别看是娘家人,什么话都不敢说,知道说了以后更麻烦,早晚还得找回到我头上。大姐嫁的更是大户人家,早晚有两个老妈子伺候着,洗脸都有人把热毛巾给拧好了递手里,那也没用,一天到晚的也是要伺候公公婆婆,就算不用你干活,你也得在旁边站着伺候,总不能点个烟,倒个水的都让下人干吧,那要你干什么用啊,那时候我大姐成天站着小腿肿老悍的就是下不去”。

  “月子里什么都吃不上,哪里能有奶?他二婶提议给买了代乳粉。我婆婆成天说她,‘你是受了高人传授了,从前可没这话。’知道她那是说给我听呢,我就当没听见一样,怎么着也不能让孩子饿着吧。有钱人家讲究礼,穷人家心痛人,就半不拉大的人家没理。我婆婆常说,‘媳妇就像墙上的泥皮,扒了一层还有一层呢’。那意思就是你死了才好呢,外面有的是人等着进门。那时候啊,自己成天流眼泪,也不敢让人家看见,平时还好,一吃饭就挨骂,坐月子别吃肉,怕你吃坏了肚子,吃多了说你肚子里打开里外套间儿了,吃少了说你挑三拣四了,有一天自己就是想吃面片儿,偷偷下了点,让婆婆看见,骂了我有一个礼拜,想起来就把我叫眼前骂一通。”

   

  周奶奶一提起往事依然是神情怆然,几十年前的场景一幕一幕地描述起来,还是有条不紊记忆深刻。对此,周奶奶对自己遭遇的总结是“我这辈子,没结婚时候什么都好,一结了婚就好像咕咚掉到大泥沟里,再也爬不起来了”。似乎这一切的不幸都是由一场不幸福的婚姻,一位刻薄的婆婆造成的。如果再从侧面了解一下周家奶奶的婆婆,你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个恶毒婆婆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遭遇。婆婆十五岁嫁入周家门,先后生育了十三个孩子,但大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夭折,甚至有两个儿子长到二十多岁最后还是没了。只留下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小儿子出生三个月时丈夫又去世,自己把幸存下来的一双儿女独自养大,中间又遇战乱,财产公有化,女儿嫁给了国民党一个飞行员去了台湾,解放后再无音信。一时间除了儿子和几间瓦房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不用再追究细节,寥寥几句已经勾勒出这个女人不幸的一生。儿媳成了她唯一可宣泄人生愤懑的人选。

  “老话说:婆婆坐个大圈椅,没理也是有理。那时候见天都不敢说话,不敢抬头,整天的就是埋头干活,日子熬过一天算一天,可没想着能活到今天。我现在对儿媳可不那样,她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尽自己的能力能帮多少就帮多少。我结婚的时候,婆婆不让挂窗帘,我难受了多少年。婆婆57年没了,我出去就买了个玻帘,那时候还发布票,我五个孩子,哪个不穿衣穿鞋啊,根本不够用,就那样我也使劲省,有一次合作社里进了大红的窗帘,我一气儿买了俩,留着给两个儿子结婚用。儿媳妇生孩子,我给孩子做的全套小衣服,小棉袄,都是缎子面、盘扣的。可不能像过去婆婆那样儿了。”

      周奶奶在遭受婆婆常年的刁难中,除了感叹有“女儿不能嫁寡妇婆婆家”外,深深痛恨寄人篱下的儿媳遭遇。在几十年的岁月里终于熬成了婆婆后,并没有变本加厉地行使婆婆的特权恶对儿媳,而是量自己的能力给后代尽可能多的空间和体贴,至少周家奶奶认为自己算是个问心无愧的好婆婆。

  2. 人是婆家人,亲是娘家亲

      陈淑玲,56岁,生育一个孩子,产后的月子是由自己母亲照顾的,这是个被动的选择。

  “在我妈家坐的月子。那时候他们老两口一个小院,两间平房,平时都住东房,我坐月子就在西屋。月子里其实心情不错,但有点生自己婆婆和丈夫的气,觉得他们没有照顾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当时都是在婆婆家坐月子,过去讲究不在娘家生,因为你是嫁给人家了,是人家的人了,你坐月子不在你自己家坐你去娘家坐干什么,娘家就是外人是亲戚家了,过去说在娘家坐月子带害呢。我这个人傻咧咧的,过去就完了。但当时周围的人家都对我回来坐月子这事议论纷纷的,觉得这婆家真不够意思,太抠门,不出人也不出钱。我好朋友当时就跟我说,你又不是娘家的人了,他家人真好意思让你回来啊。”

  婆婆家对我一点儿不管,怀孕的时候问都不问,生了孩子婆婆就拎了一碗片汤,到医院看了看就走了,出了院我就直接去我妈家了,我爸可伤心呢,说我闺女嫁错人了,找这么个人家。其实找对象的时候我爸就不同意找他,说他长了个猪眼,就算成了龙也是尿泥捏的。为啥婆家不管?跟人家也没有血缘关系,死床上也管不着。别说坐月子,结婚也没人管,我们结婚的时候就送了一条单人床单,两套被褥,也不知道那条床单给谁送的(冷笑),当时被子还是破棉花,也不是破棉花,别好像什么人家似地,就是棉花套子用网子绷的,哪像我妈给的被子,都是新棉花一层层絮的。看我给姑娘做的被子,用的都是最好的棉花,感情在这儿放着呢。

  “月子里是我爸我妈一起伺候我,我妈是主力,我爸就管做饭,当时都是在屋子里拉尿,那时候家里也没有厕所,都是我妈给倒的。我回娘家坐月子,我二弟可不高兴呢,觉得自己妈给姑娘伺候月子,不给自己媳妇看孩子,觉得我妈偏心眼儿,他家孩子比我孩子小8个月,伺候我月子的时候,他那儿才怀孕,这也争。我妈可招呼孩子呢,但我爸家长制太厉害,我二弟老跟我爸吵架,事儿多了,当时文革大串联,家里穷得饭都吃不上,二弟跟我爸闹腾,你就不能给我弄点钱让我去串联吗?我爸牙缝里抠出的钱凑了11块钱,给他串联去。回来了,饭盒里有俩馒头,我小弟弟看见了要吃,二弟就是不给,被我妈说了一顿,‘那是你弟弟,给弟弟吃点呀’,他才给吃的。反正就是特自私。后来就因为我妈给我看孩子算是和弟弟结了仇,好多年都没走动”

     “坐月子的时候家里也没什么人来,大门外面挂了红布条,意思就是不让外人进,怕踩了孩子抽风,踩了产妇没奶。红布条不大,指头宽的红布条挂门头上,人们看见了就不进了,也是种辟邪的意思。家里就我和孩子,我爸我妈,我妈说啥是啥,那时候什么都不怀疑,什么都是听老人的,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净顶撞老人,有自己主意。我妈说不能见风,30天我根本就没出屋。在屋里有时候还在耳朵里塞棉花,怕耳朵受风。除了大小便,基本不下地,在炕上坐也是盘腿坐,说这样能收缩骨盆。我妈说啥我就听。我总想,老人总是为你好,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总是有益无害。所以一丝一毫的怀疑都没有。我爸特先进,没啥忌讳,除了不能吃炸馒头片,烙饼,大块的肉怕消化不了,其他的都吃。那时候我坐月子就够先进了,当时别人坐月子都不敢吃硬的,连包子饺子都不敢吃,我爸就说,肚子里一个疙瘩下来了,还不能吃东西,那不更是脚踩棉花套子了?不管他,咱们吃,每天就是鸡汤,挂面,包子,饺子,米饭什么都吃,我妈让吃啥我就吃啥,端过来我就吃,主要就吃猪肉,鸡肉、白菜,豆腐,金针菇,海带,其它的东西想吃也没有。文革刚结束,经济那么差,也没有大棚,正是2、3月份,大冬天什么都没有,大白菜还是菜窖里储存下来的。当时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走的后门儿弄来的那些东西,那时还是供应制呢。40天回自己家是第一次出门,当时回了家冷冰冰的,连炉子都没生,还是我妈现生的炉子。丈夫也不在家,上班去了,不顾家的人。后来我爸总安慰我说,你是找人呢不是找他们家过,我也就不生气了。”

  讲实惠的话,在娘家坐月子自然是舒坦自在。但从夫居的观念让所有人都认为坐月子就是应该婆婆伺候,婆家的不闻不问,娘家弟弟的坚决反对让陈淑玲的月子过的很不体面,加上周围邻居的议论纷纷,父母甚至认为自己的姑娘嫁错人了。在无力扭转的局面下,只能靠主动划分界限来安慰自己女儿,“你是找人,不是找他们家”。陈原本和婆家的关系式较为和谐的,虽说结婚时对聘礼感觉不如人意,但自己在婆家还是很有受重视和礼遇的。而仅仅因为婆婆没有伺候月子,陈淑玲和婆家的关系一下子被拉远了。时至今日,讲述起往事来,依然会把焦点放在结婚、月子这样有特殊意味的时点上。

  3. 我的月子我做主

  赵妍今年28岁,月子是自己找月嫂伺候的,妈妈也过来帮忙,老公月子里主要负责买东西。人员配置听起来很完美。我问了一句“你婆婆呢?”“岁数太大了,身体不方便”。赵妍随口就说出了理由。

  问起赵妍和婆家的关系,赵妍先是沉默了一下子,“怎么说呢,在我来这个家之前,我下定决心要好好把这个新家营造好,一定要孝敬公婆,让他们晚年幸福,那时候其实相处的还挺好,心里特别愿意接近他家人,看见他家缺什么东西,心里总是惦记着给买了,爱屋及乌吧,虽然有时候觉得他妈脾气大,动不动就爱急,但都还在能接受的范围内,况且那时候他家人在我面前也挺收敛的,不是那么能吵,我也没太在意。越到后来就发现他妈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天生就是攻击性特别强的那种人,没什么事都能给你整出点事来,然后再小事变大事。我从小家庭比较和睦,家里没什么吵架的,我要是和家里人生气了,顶多进自己房间里赌气不说话。哪见过一家人吵架闹翻天的架势啊?后来可能是对我也无所谓了吧,反正也娶进了门,他家人的毛病就现了出来,整天为鸡毛蒜皮的事大呼小叫的。”

  “其实我知道他妈压根也没想伺候我月子,要说身体还挺好的,比我妈强多了,我妈有糖尿病,但他妈生了三个儿子,我们又是老三,前面全是儿子,到我们这儿又是秃小子,估计也看烦了,没那心思。从我心里也不想让他妈来,就他妈那个性格我真受不了,上面两个嫂子和他妈处得都不好,我能理解,要我也是处不好,看媳妇怎么着也不对。那时候他二嫂刚生了孩子,还喂奶呢,肯定容易饿啊,吃点东西他妈都看不上,说人家‘喝奶咕咚咕咚的跟小驴儿似的一口气喝两包,也不懂得让让自己,怎么那么馋呢’。哎呦,听得我这个别扭啊,人家还在哺乳期呢,这都什么年代了,当婆婆还有看不惯儿媳妇吃东西呢?反正老爱跟我说他大嫂、二嫂的坏话,没一件事说的是自己在理。当时我就想,说什么也不能让她伺候月子,别平时相处得挺好,别因为伺候了个月子,最后弄得月子没坐好反倒闹出家庭矛盾来。我就先和婆婆说了,‘月子我打算用月嫂,您和我妈都不用管,您这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

     “其实我也不想让我妈来,妈妈只有我一个孩子,还是交给外婆带大的,所以我妈的问题是不会带孩子,其实自己和我妈也有点小矛盾,妈妈从小就是比较强势的那种家长,有什么事情都特爱夸张地数落人或是大声喊,自己离开家多年了,小时候还不觉得,长大了就很难再接受。俩人一说话就容易争吵,加上自己认为坐月子期间最重要的是心情要好,所以如果是妈妈来的话,十有八九心情是好不到哪里去。我从小就不太爱喝粥,尤其是小米粥,也不喜欢吃甜食,我妈居然跟我说月子有什么难伺候的啊,每天喝点小米粥放点红糖就行了,一听这话我就上火,我不爱吃这种东西干什么偏给我吃啊?我提前就声明,到时候我可不吃,我妈说‘行’,可随后又补了一句,到时候你躺床上给你吃什么你也做不了主,我听了特别生气,心想着这哪是伺候我啊?简直没法说。我说你别来了,我要找月嫂,可我妈天天打电话说非要来,还跟我说‘你坐月子我不去,人家怎么看我啊?!’没办法,她要来就来吧。但那天晚上,我自己躺床上一个劲儿地流眼泪,说不清楚为什么,大概是想起小时候不开心的事情。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月子好不了。”

  月子里不仅有月嫂伺候,还有妈妈、丈夫帮忙,按理说应该照顾得无微不至了,但赵妍对自己的月子却不那么满意,“整个月子中间心情说实话都不是很好,情绪挺爱波动的,一点小事要是放在现在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可当时就直掉眼泪,尤其是和我妈,总是有别扭,我妈其实真没什么干的,活儿基本上都是月嫂干了,我妈就负责给几个大人做做饭,而且大部分时间还都是我老公做的。别的还好,我就烦我妈跟我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会儿嫌我老公买的东西不好,抠门,一会儿又说我婆婆家人不来看我,不懂礼。她一说这话我就生气。没事干总挑拨什么呀?有一次孩子拉了把床单弄脏了,我就叫我老公,‘孩子拉了,你把床单赶紧洗了吧,’。我老公还挺高兴的连声答应,‘好好好,来了’,我妈坐沙发上说风凉话,‘现在不假干净了吧,该!’当时就想她到底来干什么啊,什么忙都不帮,简直就是来气我的。”

  “当时用的是老公一朋友介绍的月嫂,性格很好,也会带孩子,已经干了十来年了,生前两个月的时候还见了一面,觉得月嫂人不错,就定了。其他的事情也是自己安排得多,买各种食品、衣物什么的,包括自己怎么坐月子,也查看了不少资料,当时流行台湾月子,都说小S月子坐得最好,我就照着买了许多米酒啊、收腹用的棉纱布之类的。那时候月嫂还便宜呢,一个月5000的工资,现在想想还是值得的,别看我妈在,没月嫂可真是弄不了。整个坐月子期间家里基本上就是月嫂、妈妈、老公,外人来得很少,一个月中探望的人不超过五个,公公没来过,婆婆来了两次,但来了没什么正经话,基本就是说这孩子应该怎么带怎么带的,全是老一套,没一点科学依据,总觉得我弄得不好似的,我有点不爱听,想着要不您就来帮个忙,要不就好好说话,用不着一来就教训我。孩子从生下来就起了一身的湿疹,大夫千叮咛万嘱咐得说要少穿衣服,热了起得更严重,可婆婆一来就嫌我给孩子穿得少,跟她说了多少遍大夫让少穿,可根本不听你说的,总要让我给孩子多穿点多盖点,其实要是真疼孩子老人说的对不对都应该理解,毕竟是好意,但我婆婆叮嘱我的话就特别令人反感,根本不是关心孩子,就是为了显示自己,说是来看孩子,离得老远看两眼,也不抱孩子,除了觉得我带孩子不行就是说些张三李四的闲话,没什么正经。来的时候还带着他二哥家的孩子,每次都是提前打招呼,然后卡着饭点来,吃完喝完抹嘴就走,总共没两三个小时,还要我妈做饭沏茶的伺候着,我除了看着自己的孩子还要哄着那个大孩子,婆婆是既不帮着做饭也不热心看孙子,就是在一边说家里的三长两短,包括跟我数落我公公的不是。记得有一次她又来了,还是穿衣服的事,看着孩子自己也不动手,用命令的口气跟我说,“把这件厚衣服给穿上。”我一听就气往上涌,没等我说话,婆婆语气更不客气了,‘赶紧给穿上啊!’我扭身就走了。估计那次她也看出我不高兴了,也就没再坚持。反正他们来一次我都是身体、精神双重疲惫。自己也没觉得有什么,就是妈妈有怨言。觉得婆婆实在不懂礼数,空手来不说,正经话也不会说。事情也确实是这样,可我妈一说我就更头痛了。”

  坏脾气、不讲理、不操持家似乎和一个好婆婆相去甚远,而对于一个争吵不休的家庭,赵妍能想到的态度是避而远之,这把她一心想要营建新家庭的热情冲击得荡然无存。但无论赵妍的心理活动如何,在正式月子前,赵妍想要营建的新家庭里不仅有自己的爱人,还包括丈夫的父母,和婆婆的关系还处在一种比较稳定和良性的互动中,甚至能探讨两位嫂子的长短。赵妍先以岁数大身体不好为借口规避了婆媳间可能出现的矛盾,也是出于保持家庭关系稳定的考虑。

  开始还说自己家庭和睦的赵妍,提到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时却说两人总是争吵,甚至听到妈妈要来伺候月子的消息会一个劲儿地流泪。母女间的隔阂不言而喻。而母亲来的最重要一点是,别人怎么看自己。而这一点也成了说服赵妍的关键理由。让妈妈来是赵妍相当违心的一个决定。母亲的到来不仅没有让赵妍感觉舒服,反而是不停地和母亲生气。在这个月子里,赵妍的妈妈重新回到了女儿的身边,立刻进入到一种对女儿的争夺和占有状态中,只不过这种争夺的方式过于简单,一是对女儿重新进行身体上的控制,二是试图拉远赵妍和婆家的关系,拉近自己和女儿的关系,她采取的措施却是在说所有婆家人的不好。赵妍从心底里对婆家尽管有不满,一些价值观上也不那么认同,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尤其是和丈夫的感情很好。妈妈的恶语相向不但没有拉近自己和女儿的距离,反而触及了女儿家庭利益的底线,使得母女关系更加疏远。

  周家奶奶、陈淑玲、赵妍三个不同时代里女性的坐月子经历,每个人都是在讲述回忆中的自己和她人,单独看或许有一种理解,但一放到家庭历史的框架中面目就全然不同了。在实际生活中,她们的真正关系是祖孙三人,周家奶奶就是陈淑玲的婆婆,陈淑玲是赵妍的妈妈,每个人都是对方故事中的主角。但在她们的讲述中,似乎怎么也看不出有重叠的情节或是内在的关联,让人产生近似“罗生门”的迷惑。之所以要把三代人的感受经历放在一起,就是想在家庭历史的框架中,展示“坐月子”习俗的真实面貌和它的生长空间。

  传统汉人社会,团体约束力极强,个人角色地位规范极其严格,十分着重于社会界限的控制,个人角色的本分以及社会秩序的建构(Douglas,1973:104)。平日生活里的矛盾大多被稀释在平淡无奇的日子中,而在人生关键转折时期中的行为则关系着当事人的正义与否,而这也是集聚自身家庭政治资本的关键时期。每个人在这个期间努力建构属于自己的正义,从而调整未来家庭的秩序与稳定。日常生活中积累的情感和意愿早已存在,但具体的表现和实施还需要寻找时机,具有丰富仪式内涵的坐月子就是其中之一。

  三代人的经历不一定是她们所处时代最典型的代表,但从多个角度进入的话,却也能从她们身上找到同时代妇女遭遇和观念的缩影。周奶奶形容自己的婚姻如同掉进一个再也爬不起来的泥坑,月子里遭受到的不公正甚至不人道的待遇不过是她在这个家庭里所有不幸的浓缩版。周奶奶年轻时的儿媳生活令人同情,在讲述自己对儿媳的态度和付出时相当坦荡。况且儿媳生产时家里的情况并不乐观,只有小小的两间平房里住着五口人,老伴儿正在病中,最小的女儿还在上学,也确实没有空间和能力再去照顾儿媳的月子。

  陈淑玲的诉求是责任和重视,婆家人对自己的不闻不问不仅是不负责任,更是心理上不重视自己的外在表现。在自己和娘家人的失落中,只能将丈夫划分到己方,而婆家人成了无可奈何的附带品。陈淑玲全然不提周奶奶的付出,一句什么都不管就下了完整的定义。她对自己女儿的感情又表现的那么真挚与热烈,而这一切在赵妍看来,只能感到被控制的压抑。年轻的赵妍根本不希望婆婆或妈妈插手自己的月子,甚至在妈妈要来伺候月子的时候流了一晚上的眼泪。在她心里婆婆和妈妈的问题是总要左右她建立好的家庭平衡状态,所发起的争吵和中伤一旦造成自己生活的混乱,在自己没有精力和能力平息这一切的时候,宁愿选择远离。

  试着解读上述三个案例,可以发现坐月子习俗在不同代际间的表达和内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提炼出的核心意义却又如此相似。

  首先,当事人试图通过对自己月子情节和背景的讲述,表达出更深一层的意思,通过对家庭其他成员的赞扬和不满,建构自己在家庭政治中的正义地位。

  其次,不同时代的女性,对家庭中自己所遭受的不满情绪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周家奶奶的一味忍受,陈淑玲的怨声载道再到赵妍自己安排一切,试图远离纷争的行为表达,体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关系中自身存在方式的转变。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尽管女性对生活的自主能力越来越强,但不满意的情绪却不可随意张扬,仍然依靠简单的“我对你错”的模式来表达。

  第三,对自身的描述与上、下代际的理解之间,错位严重。原以为对方会心领神会的一切,往往裹挟着满腔幽怨或忿忿不平。怎样才是合理且得体的行为,在“礼”观念混乱的背景中,彼此的理解也处于混乱中。

  代际间如鸿沟般的隔阂。口述中难以比对的事实,更展现出中国家庭关系的复杂性。但深究这种复杂性的根源不外乎两点,一是因为家庭内部缺少统一价值与行为标准。在各行其事、各取所需的独立状态中,彼此间的不满或直接或悄然出现,代际断裂严重。每个人都渴望有一种秩序,要么是礼,要么是情,礼性思维一旦失去了活着的场境,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进而可以推断,在汉民族礼性思维被打乱的时期,个人行为的失范则难以避免。二是因为在家庭情景中,各种细节片段冗杂,每个人都能“断章取义”出自己想要的论据,但无论怎样取舍剪裁,主诉的论点却不会轻易改变。再加上传统文化中对“面子”‘’“讳言”、“和为贵”的推崇, 加剧了家庭成员间彼此沟通的难度,似乎也更能理解为何“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三

  对“月子病”的归因路径

  女性对于自己月子病的讲述明显区别于自己谈及身体的其它病症,所述所讲不仅仅是身体的病情,更多是从一个个的事件片段开始,仿佛不铺垫好场景、人物、情节经过就无法进入到对月子病的正式描述,尤其在月子病相对严重的女性中,更是饱含了浓烈的情感及对自身命运的深深感叹。月子病的隐喻与其他疾病隐喻明显不同,其指向的是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家庭成员。对于倾听者来说,其关注的重心也不是放在讲述人的病情上,而是那些病痛背后的情感故事与家庭纠葛。通常来说,当一个女人说自己有严重月子病时,你几乎只凭这一句就已经可以判断她的月子里一定发生了许多波澜起伏的家庭事件。从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月子病中,几经分析整理,最后得出的内核几乎只剩下爱与恨的表述。至于月子后的病痛,似乎成了一件聊天的副产品,大家都知道有这回事也就罢了。

  1. 恨与病

  程菲身份比较特殊,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小三”,孩子的父亲比她大20岁,并没有离婚,在老家另有妻儿。虽然程菲现在的物质生活十分富裕,但有了这个根本矛盾,两个人偶尔相聚的生活也陷入到无尽的纠缠中。围绕程菲与孩子的名分问题,在生活的无数细节中都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每次见到程菲,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倾述欲望,在和程菲的沟通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一个节点,在节点之前,程菲将自己隐蔽得很好,起初的几次接触我并没有发觉她与“丈夫”有什么特殊关系,只不过是年纪相差悬殊了些,我的头脑中一直默认两人是二婚关系。但因涉及较为深入的私人生活,我并没有通过当面提问的方式来直接印证。但在一次访谈时,程菲在说起男方对自己如何不好的时候加了一句,“要不是看着我给他生了这么争气的一个儿子,他估计都不认识我了,家里那个老婆生的傻儿子他看都不想看。”说了这句话后,程菲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略略沉默了一会儿,随即对我说“这个事没人知道,不然我在这栋楼里都没法住了”。但之后对我的所有防备与戒心也一下子都放下了。在后来对她的访谈中,几乎不需要特意问什么,她都竹筒倒豆子一样毫无保留的将两人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主动告诉我。大多时候,程菲进入到一种自我宣泄的状态,有时候甚至不关心我在问什么,为什么要问。似乎只要能说出来就是一种满足。

  据程菲的描述,自己的身体在生产过后就一直处于莫名的病痛纠缠中,月子病十分严重,几乎可以列入我访谈对象中情况最糟糕的行列中。程菲在一家外资医院进行了水下分娩,能达到的物质条件都被较为周全地安排到了,仅分娩费用就大约为5万人民币,几乎是正常分娩费用的10倍。因为尴尬的身份,两边的父母都不可能来照顾月子,虽然请了一位尽职尽责的“金牌”月嫂照顾了3个月。但据程菲自己描述,“月子过后整个人浑身都疼,精神和身体都不行了”。

   “月子里心情极端不好,物质上是很满足,但精神快崩溃了,我能撑到现在真是很不错,任何事都没人帮我。生之前我都大肚子7个月了,在小区门口还和他打了起来,连过路的人都说他,和这么个大肚子又这么个年轻女人打,这是干什么呢?月子里他偶尔来也是吵架打架,月嫂在我家都跟我说,你要是能凑乎就凑乎过,实在不行快算了。我看电视、打电话,他也发火,拿起什么就扔过来,当时连月嫂都拉不住。月子根本没人伺候,我妈来不了,他家人别指望,你想让他家人伺候根本不可能,我老公说,要是不行,就让我大姐来吧。我觉得我每天都你看脸色了,你大姐来了再给我脸色我还得跟她生气,最好别来,月嫂人家专业,见过的产妇也多,有时候也得考虑一下现实。我俩什么都不一样,连电视都看不到一起去,我家有两个电视,他看他的,我看我的,有时候孩子睡觉我说小点声,根本就不听,他喜欢孩子也是新鲜那一阵子,过了新鲜感什么都是无所谓,对我不就是这样么?我从前还对他有幻想,但那次孩子生病后我就彻底死了心,孩子发烧了4天,我给人家打电话,你猜他说啥,你可真会挑时间,我正给人家当总理呢,然后就挂了我电话,我再打就是关机。一个月了,人家也不回家也没个电话。你忙你不能天天打电话,那一个月都不打?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缺啥少啥的什么都不管,你哪怕让司机上来问问呢?从来没有。我就是想和他掰清楚,把感情的事情做个了断,前几天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用这个号给你发信息,我说‘你无论在哪里干什么,保重好身体,不见’。我已经死了心,最后一次和他说清楚。我俩也不联系,难道还让我去问问他好不好?和别的女人怎么样?我们根本过不到一起,我天天都不知道他在干啥,无论是我怀孕还是生孩子,根本就不管,一个男的要是外面有了人,你怎么样都觉得你烦。我努力过,改变过,但现在还是这样,真得没有用。现在我除了自己一身病,什么都没了,风疹,只要一见风,我身上就一片一片的全是红印,现在关节也痛,腰背颈椎都痛,尤其是眼睛疼,疼起来像针扎一样。我找中医看了,没用,吃了几服药,皮肤倒是变得好了,但就是月子病一点没好。”在访谈中,我也曾经问过她到底是哪方面没有注意而让自己得了月子病,她也只能模糊的回答,“可能是刚生产完没有及时盖被子吧,尤其是从产房往病房推的时候,身上就盖了一条被单,感觉走廊里的风刮到自己身上挺冷的。”

   

  虽然程菲和孩子的父亲后来并没有完全了断,但打打闹闹的局面却丝毫没有改观。对于孩子父亲没有离婚的事情程菲和我明白地说过,但在称呼上仍称孩子父亲为老公,周围的人只知道两口子感情不好总是打架,很少有人知道两人真实的关系。家里除了年幼的孩子和一个保姆,程菲的生活里几乎再没有其他人了。一个偶尔才出现的情人也给予不了自己丝毫安慰,反而总是带来不尽的吵闹。程菲的感情归属与未来生活都处于极度恶劣的未知状态中,出于道德观念的压力,程菲既得不到亲人的支持也不能轻易向外人吐露真心。这种无奈的生活像一块重石沉沉地压在程菲的心上。唯一可以正大光明地向人倾诉的就是“老公”对自己的种种漠视与不负责任,这种倾述却又往往是避重就轻,说到激昂处也要小心绕开复杂的男女关系。这一切影射到身体上,就幻化成各种各样的难以查明难以治疗的月子病。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程菲的身体其实十分健康,肤色白皙红润,产后身材恢复得也很好,看不出生育过的痕迹。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吃穿用度自然不用发愁,各种名牌占据着房间的大部分空间。产后雇的一个顶级月嫂就在家中陪了三个月,之后家里也一直有保姆打理家务带孩子,她大多时候的安排是去美容院做身体,带着孩子去早教中心。在这样一个客观环境下,她几乎没有可能得上传统意义上的月子病,这与她自己的描述实在大相径庭。对月子病的过度描述其意图似乎只是在发泄对孩子父亲的不满、对生活现状的不满。程菲有这样一句话,听了让人觉得头皮发麻,“我现在走在路上总担心自己被车撞死,那样孩子就更可怜了。”

  2. 爱与痛

  许萍47岁,虽然身材有些臃肿,但眉宇间看得出昔日的秀丽。二十多年前,她与老公离异后,至今单身,有一女儿已经21岁。离婚的原因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就是因为当年想让自己的丈夫开出租,而婆婆坚决反对,甚至因此就认定许萍心地不良。许萍现在是一名女出租车司机,不为别的,就是想知道知道开出租车到底有多危险,也想着能有一天能在路上碰到小范,哪怕就是远远地看他一眼呢。

  “我年轻的时候特别活跃,喜欢唱歌跳舞,爱说爱笑,和好多人都是朋友,也没正经谈过恋爱,当年我结婚的时候才23岁,那时候也不算早的了,但我其实还不想结的呢,还想多玩几年,但没办法,我妹妹要结婚了,老家就催我,认为老大不结婚,妹妹也不能结。我妹当时已经有了,也没法等啊,家里着急,我也着急,就赶紧让人介绍了对象,当时见了小范觉得那人还行就那么先处着,没俩月我们就结婚了,刚结婚那阵子,我们一家人相处得挺和睦的,我俩感情不错,和他爸妈也挺好,都住在一个院子里面,分开住,但是在一起吃饭。后来就发现家里有点不对劲,主要是他妈,我这个人比较大大咧咧,他妈发怒好几次之后才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当时在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只要跟他们爷俩聊得特别开心,他妈就发怒,我们这儿正高兴呢,他妈一摔碗,扔了筷子就走,头一两次我也没介意,后来发现这是怪我和他们爷俩聊天呢,冷淡了她,所以不高兴。结婚头一年,我公公对我也挺好的,有一次去杭州,给我带了好几块丝绸,进了院子直接到我们屋里,把料子就放我这儿了,当时我还特有心,问他爸,‘您给妈带东西了吗’,老头一怔,‘没带啊’,我赶紧从几块料子中挑了一块花色比较素净的塞到他爸兜子里,说,‘您就说这块是给妈的,不然妈该不高兴了’。老头赶紧回去给他妈这料子。最后他妈还是不高兴,还说这么小一块布够干什么的?什么都做不了的那个意思,反正不满意给我带的东西多。

  大概我的到来让婆婆在家里的地位有所动摇,觉得儿子、老头儿都跟我不错,冷落她了,所以就对我特别不满意。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真挺能干的,洗衣服做饭都干净利落,他们爷俩在的话,都给他们把酒倒好了,筷子摆好了才叫他们吃饭。婆婆就成天甩片汤话,‘衣服脏了?她不是洗得干净么,让她洗呗。她做饭好吃,那饭就都让她做不就得了呗’。她还总是挑拨我和我老公的关系,就说我太花哨,在外面和别人接触太多,我老公降服不了我,要是我出去玩让她知道了,她甚至直接就让我老公打我。其实我从心里还是觉得她挺不容易的,过去日子也挺苦的,把孩子拉扯大,孝敬父母是应该的,我尽量做得好点。我当时还年轻不想要孩子,婆婆也是整天骂骂咧咧,说什么光抱窝不下蛋之类的话,当时我听了多别扭啊,但也没回嘴。说实话,你说我别的也就算了,唯独说我这个可不合适,我婆婆是解放时候的“改良舞女”,你知道什么是改良舞女吧?也不知道是怎么跟得我公公,自己没孩子,我老公也是她抱养的。你自己就没生孩子还成天骂我不生孩子这事?我也不理她,更别说回嘴了,要是说什么点了她的痛处,那日子更别过了。后来我怀上了,其实日子一点儿没消停,反而更乱乎了。我这人比较活跃,不愿意在生活上死等,其实我进了这个家门,真没有说在生活上特别困难的,我自己在工美厂工作,做景泰蓝掐丝,当时我掐得好着呢,什么牡丹啊鸟啊,都弄得不错,挣的钱也不少,一直比我老公多,当时我老公在北京无线电厂工作,那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厂子不行了,大家都知道早晚那厂子要倒闭的,总不能等着厂子倒闭了再想辙啊,平时也就算了,我这一有了孩子,心里就有点不踏实,大人好说,总不能让孩子也跟着过紧巴巴的日子?那时我就劝我老公学开车去,到时候凑点钱买个面包,八几年开出租挺赚钱的。就这么个事,我婆婆有空就骂我,说我没安好心,说开出租怎么怎么危险,就是反对这事。后来我还是劝我老公去开,都是人,马路上这么多人开出租都没事,就他儿子开车有危险?自己哪里跟别人不一样。我从我妈这边借了三万块钱,自己又找朋友凑了点,买了个小面,我老公有空就到北京站趴活去,当时收入一下子就上来了,有时候一个月能挣一千多,我们挣的多了,自然给他妈的钱也不少,就这还是不行,三天两头地挑唆着我俩吵架、打架,一点不管我当时还怀着孕呢。坐月子就更别说了,说是婆婆伺候的我,我也没指望她什么,也就不存在好不好的,她就是早上来给我熬个粥,煮个鸡蛋,中午来做个饭。月子里有挺多讲究的,什么不能着凉水啊,不能洗澡啊,那都是有人伺候才行,我那时基本就是一个人带孩子,还经常用凉水洗尿布,婆婆是不会给你洗的,只能自己来,小范平时出去拉活我也心疼他,不用他洗,自己也没太当回事,当时也是觉得自己年轻身体不可能出问题。后来我这手指关节就疼得伸不直了,又用力又着凉的就是不行。还有个不舒服的地方是左边胳膊肘,孩子生出来就放在我身边,孩子刚刚出生的那个月特别爱睡觉,想和她玩也没机会,我就总是想盯着她看,看她的小鼻子,小嘴,小手,看她的睫毛一点点地长出来,每天都有变化。我家芳芳从小特别白,长得可漂亮呢。我就侧躺在床上,用胳膊肘支着床,托着腮那么看她,可能是支的时间长了,这个地方就总是疼,到现在都没全好。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这么多年了,还是不得劲儿。

   月子里因为孩子的事儿我们大吵过一架。生孩子亲戚朋友还得送个衣服、玩具什么的吧,我妈这边什么好东西都给,吃的穿的用的,不知道怎么心疼这个外孙女呢。他们家人,一根线都没见着。我就是埋怨了几句,小范立刻不干了,嫌我说他们家人了,你们家人要是什么都做到了我能说三道四吗?我也真生气,自己的男人根本就不和我一条心,我心疼你你不心疼我们娘儿俩,什么都是听他妈的,不管我做什么都是别有用心,慢慢的我这心也就凉了。等孩子大了点,也没多大,也就一岁以后,这个家折腾得更厉害了,后来我看真是没法过了,离了算了。离了婚,孩子和房子归我,他妈站在院里骂呀,意思就是我压根就是冲着这房子来的,根本没打算跟他儿子过日子。结婚后再吵再闹还真没动手打过我,离了婚,那可真是上手打过两次架,他们一家子人一起打我,我索性卖了房子带孩子走了。法院判的孩子抚养费,到现在我都没见着一分钱,也起诉过,法院的人都没办法,跟我说,‘那家人就是滚刀肉,你说什么都点头,法官您说的对,什么都对,孩子是我们俩的,我应该出抚养费,这一点儿错都没有,可我就是没钱,给不了抚养费,确实没办法……’其实现在想想,我跟小范真的没什么特别深的矛盾,就是他妈挑唆的,没有他妈我俩离不了。现在我为什么开出租啊,就是想知道知道开车到底怎么个危险了!

  在许萍的讲述中,似乎一直在控诉着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只是因为妹妹要结婚就匆匆忙忙地把自己嫁出去了,又遇上刁蛮的婆婆,愚孝的老公,在触动婆婆的神圣地位后,家里的两个女人开始相互仇恨,视若眼中钉,在不断升级的矛盾中,已经没了对错,只有攻击。短短三年的婚姻里,充满了矛盾和争吵,过多彼此的谴责与谩骂使得原本脆弱的婚姻迅速走到了终点。二十多年过去了,许萍还不能从那段破碎的婚姻中走出来,依然是单身,甚至还以自己开出租的事实来回击着可能早已不在人世的前婆婆,尽管小范一家对女儿不闻不问,甚至不出一分钱的抚养费,在外人看来简直是缺少人性,但许萍仍然期盼着有一天能在北京这个偌大的城市中能远远的看一眼前夫小范,似乎依旧心有所属。许萍讲述的月子里既有爱又有恨,双手的关节疼痛僵直是婆婆的失职,胳膊肘上的病痛则是对女儿的浓浓爱意。

  我和许萍已经相识多年,她平日里就时不时会提及胳膊肘的疼痛,对双手关节的问题要不是因为这次特意的访谈,在我的记忆里她似乎从未提起过。对这件事唯一感到压力的是许萍的女儿芳芳,母女两个人相依为命多年,母女情深自然不用多说,但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隔代人价值观的种种对立,争吵在所难免,讲述胳膊肘的病痛时,许萍的表情却是无比的幸福与开心,对应着坐在一边女儿铁青的脸色,可以想见,这个反复被讲述的充满浓情爱意的“病”对女儿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女儿希望和母亲在平等的立场上就事论事地讨论彼此的观点,而母亲则想在独自艰难抚养女儿的情感氛围中收俘女儿的心,这成了母女两个人的根本分歧点,甚至不需要再介入什么话题,就足以争吵得一塌糊涂了。年近半百的许萍身上已经有了不少这个岁数人常见的病痛,但她很少说起,唯有肘部的疼痛却时不时唠叨两句,为爱女而得的“月子病”是一件可以屡试不爽的法宝,不用直接唠叨给女儿听,女儿仅仅当一个旁听者也足够有震慑力量。因为这个讲述的重点,不是在于肘部有多么疼,而是在表达对女儿深深的爱意。或许生活里没有太多机会来表达,讲述病痛的时候如果能够附带这样的功能,大概可以让自己和女儿的关系中强化爱的经历,让病痛成为维护母女亲密关系的粘合剂,哪怕这仅仅是许萍的一厢情愿。

  私下里女儿芳芳却对我说,“我妈总说这些我其实特烦,她什么意思我不是不知道,可这是解决我俩矛盾的办法吗?”

  3.  愿与念

  周倩是一个可以不断深入话题的访谈对象,在和她的对话中有一段情节特别引人入胜。其实周倩月子里故事也有很多,但她对自己月子病的讲述与反思更加耐人寻味。周倩月子过后身体上最主要的问题出现在脚跟,月子还没结束,脚跟就开始疼了,为此多次找过中医治疗。

  “我月子里挺注意的,但没出月子脚跟就疼,平常还好,抱着孩子站一小会儿就疼得站不住。满月后去看大夫,大夫问我是不是着凉了,我想了一下,觉得可能还真是着凉了,我家孩子睡觉特别轻,稍有什么动静就被惊醒,经常是他在睡觉家里就保持相对比较安静的状态,中间要进入到房间里看他,怕声音大吵醒了,我都是脱了鞋子光脚进去,冬天的时候地板还是挺凉的,或许是那个时候脚底受了凉?”当时周倩就是这么对大夫说的。但在我对她不断追问类似于“有没有其他着凉的可能?”“为什么特别说这个事件?”的问题后,她自己终于忍不住也笑了:“你不问我还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后来发现自己说的这个理由很有意思,因为细细想起来,我让脚受凉的机会其实很多,在医院的3天,我嫌穿袜子勒脚脖子睡觉不踏实,几乎都是光着脚的。回家坐月子的30天里,也是经常洗脚,在半个月后还洗了两次澡。为此,还和我婆婆有些小小的争执。如果说受凉,其实哪一件事都有受凉的可能,但我为什么要说看孩子光脚这事呢?我就想起一件本来以为忘记了的事儿,怀孕的时候喜欢瞎翻书,其中一本是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我当时被其中的一个细节就打动了,溥仪说在进宫之前,自己是跟祖母生活在一起,祖母非常疼爱他,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看他,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了他。尽管后来我几乎忘了这件事情,可是在向医生说自己“病因”的时候,我突然就说起了这件光脚在地上走的事儿,是不是挺煽情的?和大夫说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先小小地感动了一下。”

  记忆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基础,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地。传统的心理学家往往把个人从其生活的社会中剥离出来,并置于理想的实验状态来探讨个体记忆的发生机制。这种心理学实验虽然在探讨记忆的生理基础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却忽视了人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动物,更是社会的动物这一事实。对生活图像的记忆,在情感的串联下往往会出现不一样的轨迹。在周倩这个重要而又精彩的讲述片段中,展示了讲述者对讲述内容的选择及即时的心理状态,讲述内容与隐喻象征的操作就是在这样或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完成了。讲述中流露出的情感愿景,或许才是“月子病”真正想要表达的目的。

  马格利特对“伦理”和“道德”作了区分。“伦理”关乎与我们有特别关系者的责任;而“道德”则是我们对一般人或对人类的责任。前一种关系深厚,后一种关系浅淡。决定深、浅差别的是共同分享的过去和记忆(徐贲,2007:52)。“记忆”是一种特别与伦理有关的责任。道德关乎所有的人,其特点是“地界宽而记忆短”。与此相反,伦理关乎个人或密切群体的关系,因此而具有“地界窄而记忆长”的特点。记忆成为深厚人际关系的关键,它是维持浓厚关系的黏合剂,有共同记忆的群体,才有浓厚关系,也才有伦理。由于记忆在黏合浓厚关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记忆成为伦理关注的显著对象,伦理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如何营建深厚的人际关系。记忆是一种源起于人际深厚关系,并帮助维护这种关系的责任。

  记忆特别与“关爱”相关。关爱也就是在乎、在意、当一回事。关爱是一种“朝后看”的感情,相互关爱是因为在过去有长久的联系。我们关爱谁和记得谁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能说,我关爱一个人,但却记不起那个人了。就关爱的关系而言,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不只是“知道”,而且是“感受”。坐月子的记忆与讲述是想留住女性在人生关键时期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它可以是愉悦的也可以是不愉悦的。既然深厚的人际关系含有伦理责任,能否拥有相同的记忆便成为人际关系是否深厚的一种测试。在日常生活中,伦理和道德的边线是很模糊的,在当下的绝大部分世俗行为中人们的准绳也是游移不定的,但在坐月子场景中,每一个细节都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女性在月子病的回忆与讲述中提醒和强调着人们在伦理与道德,尤其是家庭伦理中的远近关系与正义感,而所有的倾听者都将是这个家庭政治中的伦理见证人,如此一来,女性的讲述才有意义,伦理正义才有可能建立。

  但通常这样的讲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审美、道德标准相冲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和态度。这一态度正是儒家“礼”文化的体现。而旧时对妇女在言辞上的要求更加严苛。《礼记·昏义》载:“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郑玄 注:“妇言,辞令也。”《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择辞而説,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於人,是谓妇言。”《儿女英雄传》第二七回:“妇言……须是不苟言,不苟笑,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总説一句,便是‘贞静’两个字。”意思是说家里的事不要对外说,公家的事不要随便在家说。《大戴礼记》中对妇人“七去”的记载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妇人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四德与七出中都提到了对女性言语的控制,认为女性多言必将离间亲人。即便在现代语境下“大嘴巴”与“长舌妇”的贬义属性仍然强烈。

  倾诉作为舒缓压力的一种方式,其目的并不一定要改变现实,可能只是想达到与听者的情感共鸣。但在传统道德规范的制约下,简单直接的埋怨与指责有可能不仅得不到同情反而易将自己陷入“不孝不顺”之地。通过月子病的隐喻功能,则可以有效避开这些道德上的不义,来堂堂正正的讲述自己的情与爱、恨与怨。

  四

  对小米粥的崇拜

  说起坐月子的饮食,几乎每个北方产妇在月子里都绕不开这样食品——小米粥。为什么一定会喝这个,一句“小米粥最养人”就做了结论。

  成燕燕在北京某医科大学任副教授,在学校教授的课程是临床医学,丈夫是名外科大夫,凭借精纯的技术在业内小有名气。在这样一个西医氛围浓厚的家庭里,“科学”度过产褥期似乎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去访谈之前,我甚至十分期盼,或许这次能碰到一个不坐月子的案例。然而在后来逐步深入的访谈后,才发现这完全是我一厢情愿的猜测,在成燕燕对自己坐月子的讲述中,尽管出现许多西医的解释与名词,但对于传统月子里的规矩却是丝毫不敢怠慢,甚至更慎重。

  “因为我这个岁数已经算是高龄产妇了,对照顾孩子没有太多经验,当时我和他爸就商量必须请个好点的月嫂,因为我们的同事、朋友都是搞医的,大家对我们的忠告是孩子前三个月比较重要,过了三个月各种情况就会比较稳定,要是能顺利带过来以后也就挺顺的,当时就请了位级别相对较高的月嫂,主要是为了孩子,对自己倒是没太在意,就是月嫂安排怎样就怎样”。“每天早饭比较固定,喝小米粥、馒头片或小包子,两个煮鸡蛋。中午晚上就复杂一些,饭菜花样比较多,米饭、面条、饺子什么都吃,吃上面就是挺注意避生冷的,不然对孩子也不好……”

  成燕燕夫妇都是医务体系内部人员,就知识储备来说,存在大量与传统坐月子习俗相悖的理念,但彼时彼刻将所有的现代医学知识都放下,进入到一个放心大胆地将自己交付月嫂安排的情境中,在与她的对话中,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是关于每天必喝的小米粥。在我提问“为什么要天天喝小米粥?”“小米粥有什么营养?”时,成燕燕脸上一副纳闷的表情。而回答也并不出人意外:

  “月子里就是应该喝小米粥吧”;

  “小米具体有什么营养成分我还真有点说不上了,要查查书才确定”;

  “传统有时候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

  坐月子喝小米粥几乎成了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小米粥有营养、可以滋补身体又能促进产妇下奶。但若仅仅因为上述的几个理由,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可替代品数不胜数,但时至今日小米粥依然是北方产妇月子中必不可少的食品,其重要地位无任何食品可出其右。

  1.小米与粟作文化

  想要探究民间对小米粥的推崇,不得不从历史古籍中寻找线索。古代对小米的称呼比较混乱,多数被称之为粟,为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中国的北方地区被称为谷子。小米在中国的栽培历史悠久,是中国人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何红中,赵博,2010,13)。先民驯化狗尾草即粟的年代问题,其实就是北方农业最早发生的年代问题。在旧石器遗址——下川遗址中发现的石磨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采集天然谷物加工成粮食的信息,被认为是由原始采集经济过度到原始农业的先兆(黄崇岳,1979,89)。中国目前发现栽培粟的最早年代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不仅发现了大量与粟做有关的生产工具,还发现了八十余座储粟的窑穴与祭祀坑。此后,接连发现的鹅毛口遗址、北辛遗址、裴李岗遗址、河姆渡遗址进一步证实了粟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在黄河流域为人工所种植,而长江流域以种稻为主(高国仁,1988,17)。

  图1 粟作文化传播示意图(卫斯,1994,6)

  从图1中可以看出,粟作文化起源于中原,逐渐扩展到整个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后,成为北方人民的主要口粮,在诸多的古籍文献中,粟又被称为“禾”、“谷”、“稷”、“梁”,虽然在训诂研究中,这几种称谓有朝代和品种之间的微小差异,但总体来说均指向后世的小米(王毓瑚,1981,82-84)。由于气候条件与水资源差异,形成了数千年来北方黄河流域的粟作文化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小米这种农作物抗干旱、耐低温且保质时间长,成为当时的主粮。据《新唐书 食货志》中记载,“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隋唐以来,重视建仓储粮,以备凶年,粟一直是重要的储备粮。粟自宋之后,因稻与麦的传入,其主粮地位逐渐下降,直至明清。据《天工开物》卷上《乃粒》中记载,“四海之内,燕、秦、晋、豫、齐、鲁诸道,蒸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梁仅居半。”这基本可以推定明朝后,北方人民的主粮已经是小麦了。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岁时节日、风土人情都带有明显的农耕文化特征。粟作文化尽管在晚近的明清逐渐衰落,但其几乎占据了中国整个的农耕历史。与粟相关的仪式、民俗格外丰富。国家又被称之为社稷,其中的稷就是指粟谷。自古中国就设有稷官,掌管天下农事,《书·舜典》疏引《国语》云:“稷为天官,单名为稷,尊而君之,称为后稷。”将稷官尊为天官,可见对其重视程度。这种尊崇就成为后世祭祀稷神的开端。《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在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柱与弃作为稷官在得享祭祀之礼后,成为后世的稷神,由此,在上古的祭祀仪式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祭祀稷神的仪式。《礼记》载“夫圣王之制礼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扦大患则祀之,蚀骨历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五谷,夏至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岛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岛,故祀以为社。”后祀稷与祀社一起成为最高的祭祀仪式,并成为国家的代称。《礼记 曲礼上》载“献粟者,持右契。”可见在具体的祀稷仪式中,粟也是重要的祭品。粟不仅在国之大典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民间风俗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符号性的功能,婚丧嫁娶中,都有粟米的身影,唐《酉阳杂俎》卷一载“近代婚礼,当迎妇,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枲三斤以塞牕,箭三只置戸上。妇上车,壻骑而环车三匝。”婚俗中以粟填臼为祈日后生活富足。北方葬礼中用半熟小米做成的倒头饭,则兼具供奉与神圣的意味。这些仪式中存留下来有关小米的习俗,可以窥见民间文化中对粟的特别情感。

  2.对小米的认知定位

  小米在传统中医药与营养学中也具有重要地位,诸多古籍均有记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本草纲目》与《随息居饮食谱》,不仅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一些民间风俗至今都有较强的解释作用。《本草纲目》一书从药用价值论述了小米的功效,“粟米味咸淡,气寒下渗,肾之谷也,肾病宜食之,虚热消渴泄痢,皆肾病也,渗利小便,所以泄肾邪也,降冒火,故脾胃之病宜食之。”而《随息居饮食谱》则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小米作为饮食的功效,并直接提出了产妇食用粥饭的益处。“粟米色有青黄,粒有粗细,种类不同,亦名梁,俗称小米,功用与籼。”而对籼的描述是“宜主饭食。补中、养气、益血、生津、填髓、充饥,生人至宝。”“粥饭为世间第一补人之物,大能补液添精,有裨羸老,至病人、产妇粥养最宜。”从上面列举的诸多资料中可以了解,小米无论是从文化价值、药用价值还是营养价值来看都具有自身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此外,在传统文化认知中有,“天生万物,独厚五谷,五谷中粟米最佳”的理念。同样是种子,数量越多则能量越大,滋补力就越强,朴素的大众营养观就是看个头的大小(齐国力,2004;32)。不难看出,以传统知识对小米的解释,是与自古以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相符,作为月子里的调养必备品,小米粥的首席地位不可动摇。

  3.“理念先在”的选择

  基于上述种种可以推断出,在北方传统的粟作地区,产妇月内食用小米粥的习惯并非是在一朝一夕间养成,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认同。端在产妇嘴边的这碗小米粥看似平常,却可看作是集中代表坐月子传统习俗的标志符号。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甚至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层文化在千年间上下疏导,其间精深的儒学理念得以通俗化,渗入民众心理,甚至铸成民族性要素(庄孔韶,2000:252)。虽然这一表述在原文中是针对汉人社会中的宗族问题,但推而广之在其他汉人文化具象中依然适用。实际访谈中大多数女性仅仅知道小米粥“最有营养”,但自己并不能清晰表述小米粥的营养与功效究竟有哪些,即便是像成燕燕这样专业的医药人员也不例外。对小米粥的认知通常有两个来源,一是耳濡目染的生活经验,二是得自女性长辈口耳相传的教导,几乎没有人是从文献古籍中获得的相关知识。那些异常饱满的民间文化解释力已经让“坐月子喝小米粥”成为一种惯习深入人心,根本无需质疑,也无需确认。这种无意识的认同十分符合“理念先在”的内涵,即下层民众头脑中的理念,来源于上层知识分子(杜靖,2011:24-26)。这种根深蒂固的“理念先在”烙印,令传统习俗有一种巨大的生命力,得以穿越时空,代代相继。

  五  

  结语

  从丰富的个案中可以看出,坐月子不仅事关产妇身体,还关系着婚姻与家庭里的种种微妙关系。是在漫长的平日生活中调整家庭成员距离,促进新伦理关系形成的关键时点之一。坐月子根本不是个人的事情,还牵连着亲密关系人的责任、义务和声名,是件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完成的重要家庭事件。对产妇来说,既没有与之对抗的理由,也没有与之对抗的能力。与此相对,个人的喜好在彼时实在微不足道。

  访谈阶段,笔者还特意找寻到一些有海外生育经验的华人女性,这部分人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嫁给了外国男性,长期定居在国外;一种是夫妻双方都是中国人,长期生活学习在国外;第三种是为了规避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或为了孩子的国籍而选择暂时出国,一旦生下孩子,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就立即回国。这三种人对待坐月子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差别,嫁给外国人的女性通常不大认同中国的坐月子,而心甘情愿的接受西方的产后护理方式,在没有娘家人介入的情况下,几乎完全融入到当地习惯中。为生孩子而暂时出国的女性则通常在联系好月子中心后动身,即便身在国外,月子却坐的一点都不马虎,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有很真实的反映。长期定居国外的华人夫妇对坐月子的态度就显得较为暧昧模糊,或是因为特殊的食材难以购买、没有合适的伺候人选,或是象征性地坐一下,情况不一而同。但可以确定的是其对坐月子的奉行与国内的情况相比,粗糙马虎了不少。在没有文化氛围与家族支持的状况下,坐月子习俗的生命力可以说相当脆弱。生活在国外的华人女性对传统月子的认知尽管存在,但若在月子中发生了身体的不适,双方对疾病的解释往往大相径庭。这种现象再次证明无论疾病还是习俗都是结构在社会文化中的,对坐月子习俗的研究无法脱离具体场境与文化背景。基于此,本篇论文引入了详细的中医理论文献,并在充满细节的案例中展现传统礼教中的孝道、礼义、面子等概念在现代化背景下所发生的情感与观念碰撞。通过对坐月子习俗的一次小小俯瞰,或可在一个具体的场境中将形而上的“伦理道德”与形而下的“过日子”结合起来。在汉人社会文化逐渐符号化的当代,坐月子习俗以鲜活的生命力,贯穿着过去与当下,超越着传统与现代,凭借简单、真实的存在,存活在汉民族定式思维的体系中,存在于家庭亲历的经验里。而只有在经验后产生的情感与认同才可内化于心、外化于礼。更可从中明确一点,只有在真正的生活中,才能寻找体会到传统的意义。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编辑:长弓

  审核:朱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