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论文范文
环境伦理论文篇1
［关键词］ 技术伦理；《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编号：ZX1202）
［作者简介］ 陈首珠，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技术哲学，江西 赣州，341000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2-0014-0004
一、文献调查计量统计说明
技术伦理是一个新兴的具有交叉性质的学科，属于一级学科哲学下面的研究领域，它既属于科技哲学研究范畴，也属于伦理学研究范畴。考虑到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成果一般会发表在相关专业学术期刊上，加上国内还没有出现专门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或科技伦理方面的期刊，所以，本次计量统计从相关专业选择了六种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期刊，即《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原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时间节点从1997～2011年。当然，研究结论的获得仅就这六种期刊而言的，对于这六种期刊，从事科技哲学和伦理学（含技术伦理）研究的人员是比较关注的。由于在中国从事技术伦理研究的人员主要集中在科技哲学和伦理学领域，所选的六种期刊在这两个领域有着很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因此，由这六种期刊综合统计出来的相关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技术伦理研究的大概状况。
为了使得本次调查统计数据更加准确，本次调查统计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首先，分别收集六种期刊1997～2011年每期所载论文目录。由于《伦理学研究》是2002年创刊的，所以它涉及不到1997～2001年的论文目录，其余五种期刊创刊较早（都在1997年以前创刊），因此都能涉及。
其次，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将每种期刊每期目录中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筛选出来。由于六种期刊都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技术伦理或科技伦理栏目，所以有关技术伦理类论文目录的收集基本是在“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等栏目中。筛选的原则是：
1. 本次调查收集范围仅限于技术伦理相关的论文目录。考虑到科技伦理的研究范畴是包含技术伦理的，所以，笼统谈科技伦理问题的论文也包含其中，但注意，收集的范围不含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科学伦理、生命伦理等专题，因为严格讲，它们不属于技术伦理范畴。
2. 对于某些文章，如会议消息、通知、短评等，即便与技术伦理有关，也不在统计范围内，因为它们不是真正的学术性论文。但是，考虑到文章的学术影响力，对于六种期刊中所涉及到的与技术伦理有密切关系的书评、学术会议综述等，如果篇幅较长，学术性较强，则算作论文并进行统计。
3. 在完成每种期刊1997～2011年技术伦理类论文目录收集后，再从中按照科技伦理总论、技术伦理总论、计算机（网络）伦理、生物（基因）伦理、工程伦理、纳米伦理和其他专题共七个专题进行筛选，收集并整理出每一刊物每年每一专题的相关文章目录。
4. 在完成各种期刊上述相关目录的整理后，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得出中国技术伦理十五年总的研究概况和各专题研究情况[1]。
5. 认真阅读统计到的六种期刊1996～2011年刊载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对其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并对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未来的走向进行大胆的推断。
二、十五年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总体概况
首先，考察六种期刊1997～2011年每年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总数和变化趋势(见表1和图1)。
根据表1，1997～1999年六种期刊每年所发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总数涉及10篇，从2000年以后，每年刊载论文总数都达到了10篇及以上，尤其是在2002～2008年，六种期刊每年所发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总数都达到了18篇以上，虽然在2009年论文数量只有11篇，有所下降，但在2010年有关“技术伦理”的论文数又飙升到34篇，这些数据足以表明学者们对“技术伦理”的研究和关注具有持续性。应该讲，近些年“技术伦理”问题是学术界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其次，比较1997～2011年六种期刊历年发表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科研成果的情况。
根据表1，刊载“技术伦理”方面成果最多的期刊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它每年都刊载有关方面的文章，最近一些年，该刊保持每年刊载4篇以上有关技术伦理的文章；《道德与文明》期刊每年都会刊载有关方面的文章，十五年共刊载54篇；《伦理学研究》自2002年创刊以来每年都会刊载“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共发表56篇；另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在十五年内分别刊载49篇和21篇；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方面论文数最少的期刊是《哲学研究》，仅13篇。比较六种期刊，总的来看，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成果多见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四种期刊。
综观国内的研究，学术界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于各种技术的种种具体“伦理问题”的分析、预见与对策研究，以及种种具体“伦理原则”的研究。
三、十五年技术伦理研究各专题研究情况
（一）十五年技术伦理各专题研究总体概况
针对六种期刊1997～2011年所发各专题论文总数进行统计，并对其占“技术伦理”类论文总数百分比进行计算，得到图2。从图2可以看出，六种期刊各个专题在所有年份所载论文总数百分比由多到少的顺序是：科技伦理总论（23.05%）、生物伦理(20.57%)、计算机伦理(17.73%)、工程伦理(17.73%)、技术伦理总论(15.96%)、其他专题(4.26%)，最少的是纳米技术伦理(0.71%)。从发表文章的总数看，科技伦理总论刊载文章数量达到65篇，远远超过其他专题。
（二）十五年技术伦理各专题研究具体情况
十五年每一专题研究的变化情况，可以从该专题每年刊载论文数量及其变化概括性地看出。鉴于此，我们统计了六种期刊每年所发各专题论文总数（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各专题研究在过去十五年内随时间延续的变化情况。
“科技伦理”专题：该专题每年都有文章涉及，尤其从2002～2007年每年都有5篇以上的文章发表。
“技术伦理”专题：从统计情况看，该专题在1998年出现1篇题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伦理意蕴”的文章，严格来讲，还不算“技术伦理”的范畴；1999年，徐少锦在《道德与文明》第3期发表了“深入开展技术伦理学研究”的文章，这是以“技术伦理”为主题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统计六种哲学期刊的角度看）。
“计算机伦理”专题：该专题在统计时包含了网络伦理、信息技术伦理等。从1998年以后，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有关该专题的文章每年都有出现。
“生物伦理”专题：该专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99年以后，2004年有10篇该专题的文章发表。
“工程伦理”专题：从1997～2001年，仅在2000年有1篇有关该专题的文章（肖平的“工程中的利益冲突与道德选择”发表在《道德与文明》第4期上）。从2002～2011年（2004年除外），每年都有涉及。2011年《自然辩证法研究》还集中刊发了7篇有关“工程伦理教育”方面的文章。
“纳米技术伦理”专题：该专题十五年来仅有2篇文章发表，分别是李三虎的题为“纳米伦理：规范分析和范式转换”文章（发表在《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6期）和刘松涛与李建会的题为“普雷斯顿对纳米技术的环境伦理审视”。实际上，近些年来，纳米技术伦理问题已经引起国内不少学者的关注。考虑到纳米技术是新兴技术，有关的伦理问题也是一个重要也值得关注的话题，所以把它单独列出来。
“其他”专题：2007年涉及到1篇有关海洋科技伦理的文章和2篇有关传媒伦理的文章；2008年涉及了1篇空间技术伦理和2篇核技术伦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3期发表了1篇有关建筑伦理方面的文章，2010年第5期发表了1篇核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伦理学研究》2010年涉及了1篇医疗伦理和2篇建筑伦理方面的文章。由于涉及不多，在这里，把它们都归到有关“技术伦理”研究的“其他”专题里面。
综合国内学术界对技术伦理的研究来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集中研究了科技、技术、计算机、生物和工程伦理的内涵、性质、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责任伦理和职业伦理范畴内对生物技术伦理、网络技术伦理、工程伦理等有关问题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
四、中国技术伦理研究可能的走向
由于传统的技术伦理关系理论，如“伦理道德决定论”、“对立说”、“技术决定论”、“互动论”等等，依然大行其道。所以，历史地看，人们对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伦理应对方式并没有质的改变。这种技术的“进步性”与伦理应对的“不变性”的悖论本身凸显了“问题之所在”、“问题之所是”。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一，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落后的技术被淘汰，新技术不断出现，但也受到社会伦理的考量，在这种新技术伦理实践环境下，重新思考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尤为迫切。新的技术革命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变化，还有很多在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碰撞。学术界必须尽快实现技术伦理研究方法的突破和研究视角的创新，以早日实现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协同发展。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二就是研究的理论成果趋向于可操作性，也就是越来越注重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实现。学术界已有的一些成果更多地关注于种种具体“伦理问题”的预见，种种具体“伦理原则”的提出，而在处理技术与伦理的矛盾关系方面显得不够。技术伦理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它的理论成果应该在社会领域中得到运用，比如技术伦理学要解决核技术、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面对很多技术伦理问题（如核技术伦理问题、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等）已经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当前我国技术伦理建设需要实现社会化和制度化。
环境伦理论文篇2
[关键词]伦理研究；伦理；道德；东南大学。
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方面，全球变暖、环境恶化、网络黑客以及克隆技术等等，使我们亟待把握自身所应遵循的伦理法则，以应付越来越不可预料的周边世界，寻求外界的有序和内心的祥和；另一方面，传统的伦理资源被解构，大量的恒定伦理准则被碎片化，与此同时，我们想获得的新的道德文化资源有待整合、有待获取普遍有效的价值认同。如何多维度地把握和重建我们的道德文化，展现伦理学应有之思和应承之责呢?樊浩、成中英两位教授主编的《伦理研究》(道德哲学卷·2006)无疑是彰显了“东大伦理”之问题意识与学术特质。
一、道德哲学：筚路蓝缕。阐幽发微
如果要重塑道德、再构伦理，道德哲学基本理论研究无疑是最为基础，同时也是最繁复的工作，因为一系列的伦理核心问题需要深入解决。而首先要面对的是道德哲学深层次的研究路向问题，以及道德哲学理论突破的研究对象问题。樊浩教授的《论“伦理世界观”》一文则对这些问题做出具有“东大标识”的解答。
他认为“伦理道德作为实践理性，当以‘意识一意志’的复合为研究对象”，接着他提出道德哲学的研究路向应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意识和法哲学意义上的意志，就是合理的伦理体系和伦理精神的两个理想要素，由此伦理学的研究必须实现现象学与法哲学的璧合”，整个问题的关键点就在这里被发掘出来，即“如何找到现象学与法哲学之间的概念中介”。为解决这个问题，樊浩教授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法哲学原理》中导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中介概念“伦理世界观”，即意识与意志整合、现象学与法哲学璧合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把握住“伦理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在伦理精神中原初的对峙与对立，绝对义务意识对伦理与自然关系的抽象统一，伦理行为达致的伦理与自然的现实统一”，这都是“伦理世界观的辩证结构和其生长的具体一抽象～具体的辩证过程”；而这个概念的“根本价值追求和基本品质”即是“伦理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伦理世界观”从“伦理世界”的形成、“伦理实体”的造就、“伦理规律”的体现三方面申言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成为“民族伦理精神造就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樊浩教授行文中的“思之浪”翻腾而来，宏大且细密；其文间表露的思之深邃，灵动且厚实，让人在为其伦理之思的飞扬叹为观止的同时，也深感其筚路之繁累、深耕之艰辛。
高国希的《当代伦理学对道德基础的探索》立足于当代伦理学，试图重新找到道德的真谛；在《论社会事实与三种价值的内在关系》一文中，龚群论述了“价值包容于社会事实之中，并且不同的价值决定了社会事实的不同特性”；陈泽环以冯契、张世英为例，探寻面向未来的道德哲学；江畅探讨的人类生存的四种基本方式，等等论文，无不勾勒出伦理学人对道德哲学基础研究的深入而细致、精致而宏大。
二、传统资源：追本溯源，返本开新
道德哲学的研究离不开
三、科技哲学：砥立潮头，运思构哲
科技伦理是东南大学的传统学科，也是为了与道德哲学形成学科结构互补互动而展开的前沿科学。从上个世纪中叶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使人类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价值与规范课题，在科技赋予人类全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将可能造成的种种威胁摆在人们面前，因而必须对这些最新技术予以伦理学的评判，以廓清前景。无疑，东大学人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
田海平的论文《环境伦理与21世纪人类文明》认为：“环境伦理作为一种目光长远的伦理，必须正视现代科学的本质并限定其控制自然的条件”；“环境伦理作为一种实际有效的伦理必然代表21世纪人的类型的转变、文明的演进和伦理发展的基本方向”。于是，他指出：“对于21世纪人类文明来说，环境问题要求我们重新反省和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地球生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展开了‘与存在相与’而不是‘与存在相对’的难题。”所以，人类“环境伦理与文明发展方向”应该 是“走出‘控制自然’的迷误”。由于“环境伦理是与人类的原始存在经验相一致的一种世界经验或宇宙经验，而遵循生态伦理是对人的原生命体验的遵循”，因此“遵循环境伦理的问题，既是21世纪人类的必然抉择，又最终指向我们对生命真谛的领悟”。
人类已经跨入了信息时代，对于这全新时代的把握以及时代对伦理挑战的回答，亦是现时代学者的重点研究课题。陈楚佳的论文《论信息时代的结构性变革与伦理性变革》认为，信息化生产已经引发了社会结构性变革：包括世界和地球环境生态结构的变动、人类地缘关系结构上的某些变化、社会产业结构的改变、世界性投资结构的重新考量与大幅变动、各个行业全方位的产业结构的改造、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结构的变革、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社会教育结构的变化等等，最后使得国家管理结构的深刻变革。于是，产生了与社会结构性变革相适应的社会伦理性变革，此两者的二重变革具有全球性及世界性。
科技发展提出的伦理挑战几乎波及人类社会全部生活领域，作为回应，孙慕义对汉语生命伦理学进行了后现代反省；陈爱华探讨了高技术的道德选择何以可能；王雨辰揭示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伦理意蕴；马向真则对科学家越轨行为进行了多维分析，提出相应的道德防范举措，等等。这表现出东大学人对时代的前沿问题把握的敏感态度，对重大的科技挑战予以伦理化以解决之勇气，既符合其“重大应用”标识，又流露出其哲恩的时代感与使命感。
环境伦理论文篇3
论文写毕，感慨良多。三年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回首过往，2007年9月踏入哲学院伦理学殿堂，一个书生的书海独行，品老师们思想的盛宴，曾经是那样的快乐。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一个伦理学梦，真正想学一点伦理学，不过，感觉自己的心是浮躁的。伦理学，这是一门智慧的学科，三年研究生时光，自己或许还是滞留在“水面”，并没有沉入“水底”，但想来还是欣慰，学习过程中，我也向业师杨清荣教授聊过这个问题，杨老师告诉我，要想真正学进去，学深入，必须静下心来研读，必须有一种坐得住冷板凳的精神，必须有一种耐得住寂寞的心境。按照杨老师的说法，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最终成文，得到了业师杨清荣教授的精心指导。从选题来说，还是得到了杨老师的肯定的，因为在此之前，哲学院伦理学专业的师兄师姐们未曾涉足这个论题。但杨老师告诉我，研讨王阳明致良知的伦理思想，相关的文章很多，要想写出新意就有难度，如果没有写出新意，文章就会变得平实。我还是写了这个论题，是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人参考这本身也就是一种价值吧。说到业师杨清荣教授，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课堂上的讲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严谨并具有逻辑，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他修改到文章的字词与标点符号，他的严谨与逻辑体现得淋漓尽致。杨老师主要讲授伦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立身严谨，立教严谨，有儒者之风。学生们可以感受得到，杨老师对自己从事的学问、对传统文化的精义与价值由衷的热爱。他对学生的开导可谓是尽心的，对杨老师的关爱、教诲，学生会铭记于心。
感谢专业老师刘可风教授、胡真圣副教授、陈燕副教授。课堂上，刘可风教授的幽默和智慧、胡真圣老师的视野与和蔼，陈燕老师的认真和执着，给了我很大益处。对他们三年来对我学习上的帮助和教导，我深表谢意。感谢已经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的倪瑞华老师，她的环境伦理学课堂上，主张学生要有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给了我启发。感谢已经去上海任教的葛四友老师，我上过他的课，在课堂上，他讲授如何做研究写论文，他教授的“证成”理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也特别感谢龚天平教授，在我撰写论文期间，龚天平老师送给我邓名瑛老师写的书，《寻找生命之真——明代心学的本体追求》。拿到书的那一刻，我打开扉页，上面写道：“龚天平2000.9.25湖南长沙”，我猜想，或许是龚老师在读博士时看的一本书。简单的字迹，刻画着一个青年学者的学术情怀。
感谢论文开题报告时给我建议的王文贵老师，虽然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没有在课堂上得到王老师的教诲，但王老师就我的论文如何写得更加好，给了许多建议。感谢论文评委张春香老师，虽然也未在课堂上得到张老师的亲授，但在论文答辩时得到张老师的指导和建议，我想说，谢谢您，张春香老师。
环境伦理论文篇4
关键词：普世环境伦理；跨文化借鉴；默会知识；家族相似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1-0046-08
学术的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基本上起源于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最早详细讨论哲学与环境的著作是1972年约翰?柯布的《是否太迟？一种生态神学》，其关注的焦点是宗教，同时也包含大量的哲学研究。澳大利亚的理查德?路特里（Richard Routley）（后来改名为西尔万Sylvan）撰写了第一篇环境伦理的论文《需要一种新的、环境的伦理吗？》，并在1973年第五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宣读了该论文。这篇论文引发了另一位哲学家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写了整本书来回应，他在《人类对大自然的义务》一书中驳斥了路特里的观点，并试图阻止创立环境哲学这一单独的研究领域。
以上三位学者都深受同一篇文章的影响，即林恩?怀特（Lynn White）于1967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该文将基督教视为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并指出西方人需要“发现一种新的宗教，或者对旧宗教进行反思”。林恩?怀特的观点开启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关于基督教责任的论争，至今也没有平息。这场争论对比较环境哲学乃至整个比较哲学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当我准备编辑一本名为《宗教与环境危机》的论文集时，我需要寻找一些来自亚洲的论文，但却很难找到。最终我不得不重印了《环境伦理学》杂志上发表过的一篇有关道家思想的文章，尽管连作者本人都认为他的这篇文章跟宗教没有多少联系。直到三年后，亚洲与比较研究协会组织了一系列的专题讨论会，并在此基础上由克利考特（J.Baird Callicott）和安乐哲（Roger Ames）出版了论文集《亚洲传统思想中的自然：环境哲学论文集》，自此比较环境伦理的研究状况才有所好转。
柯布和帕斯莫尔都对林恩?怀特论争倾注了大量精力。柯布认为，一种新的基督教是可能的，非西方宗教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并不比基督教更加有效。如在他的书的副标题《生态问题与西方传统》所显示的那样，帕斯莫尔认为，更普遍地讲，非西方传统与西方传统不相容，因而不存在一种能够延续西方传统的替代方案。他写道：
伦理……不是那种能够简单地决定要有的东西；“需要一种伦理”绝不像“需要一件新衣服”那样。一种“新的伦理”只能从现有的态度中生发出来，否则就根本不会产生。
帕斯莫尔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我们很容易想到某些偶尔发生的跨文化借鉴的事实，但他的说法代表了当时在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领域学者中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即西方传统正面临着被不恰当的非西方传统所取代的危险。
但实际出现的危险恰恰相反，西方的做法和价值观更加频繁地出现在非西方文化中，且经常造成十分糟糕的后果。例如，1962年，西方人在乌干达一个名叫IK的部落所居住的地方创建基代波河谷（Kidepo）国家公园，由于西方理念中的公园是没有人的地方，该部落被迫搬离了公园。但是，重新安置造成了极为严重的饥荒，给部落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带来了毁灭性影响，整个部落传统几乎全部瓦解。柯林?特布尔在他的著作《山里人》中详述了这一悲剧，大卫?哈蒙在其所撰写的《文化多样性、人的生存和国家公园理念》一文中将其界定为一种跨文化问题。有关西方环境哲学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最著名的批评也许应属印度学者古哈的那篇《极端的美国式环境主义和荒野保护：第三世界的批评》和Ik部落一样，印度人民也被以国家公园、荒野保护和为像老虎这样的动物建立保留地等名义剥夺了传统的牧场。
西方环境哲学内部对此也出现了大量批评，如女性主义和后现代批判。这些批评称西方环境哲学是帝国主义的、专制主义的（totalizing）、精英化的（essentializing）和殖民主义的。吉姆?切尼（Jim Cheney）这样解释这一问题：
专制主义的、殖民化的话语可能源自这样一种理解，即认为概念和理论能够从一些范例中抽象出来且用于其他地方。尽管这些抽象只有在其产生的、使这种抽象获得生命的特定环境中才能够被完全理解，但在对外输出这种理论的时候，输出者可能只是根据该理论自身逻辑的一致性进行了阐释，并以某种表面上完整的形式输出和应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境。但实际上，能够应用某种理论的情境应该是内在于该理论，由该理论所规定，能在其典型的环境中被清晰地抽象出来的。问题在于，即使该理论在一种新情境下取得经验和道德上的一致，但这种理论不是要为阐明新情境服务的，相反，在行动层面和主动理解新情境及相关因素方面，该理论事实上可能对新情境中某些经验维度构成了一种抑制机制，因而导致了混乱和阻碍。
国家公园理念和荒野概念就是这种专制主义的、殖民化影响最好的例证。但它们实际上不过是美国自然保护的一种做法而已。被抽象过的对外输出的版本是将人剔除在外的一种国家公园的运行方式，但实际上至少还有另一种自然保护方式被忽略了，即美国森林管理的运行方式。这种方式并不要求因创建休闲或荒野保护区而转移人口，通常这些保护区还允许放牧。如果这种自然保护方式应用于印度和非洲，其产生的破坏性就会比较小。当然也存在着在本地发展出某种根本就不受美国或欧洲理念的方式的可能性。
某些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殖民式的跨文化借鉴的术语反映了在不久的过去，欧洲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当这些国家控制了非西方世界时，他们的观点、价值观和方法常常取代了那些非西方文化中的传统观念。其他一些精英化的、专制主义的术语则反映了，当某些观念剥离了其原先产生的情境，而被应用于其他地方，但却没有充分意识到新情境的差异的这种对观念的抽象。当差异被忽略，各种并不相同的情境却被同等对待时，被误导的跨文化借鉴就很容易产生。伯奈特和坎格瑟在《班图人心中的荒野》一文中谈及肯尼亚时指出：“如果西方人从未闯入班图，荒野保护的问题最终会自己呈现出来。”但是，
西方的入侵仓促地打断了允许过剩人口将荒野改造成人类空间，使他们通过努力获得地位、财富和安全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过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这一过程的突然中断是当地人憎恨荒野保护区的原因，而且欧洲入侵者允许人口的迅速增长，但同时，除了越来越举步维艰地为基本生存而进行的农业生产和不断恶化的城市贫困，他们没能找到替代荒野开发的其他有效经济手段，因而使得问题更加棘手。
两位作者指出，如果班图人有机会（能够被允许）自己了解荒野的理念，他们也许会沿着西方人采取的道路最终爱上荒野，但由于建立国家公园实际上是作为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直至今日他们仍对国家公园充满了憎恨。
即使对学校里的孩子们进行荒野价值的教育，这种憎恨也依然在延续。伯奈特和坎格瑟表明，对肯尼亚学校儿童进行的关于西方野生动植物和荒野价值观教育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教育者假设，“可以在孩子们把从家庭和社区获得的非洲观点内化之前就给他们灌输西方的观念”。而我认为，孩子们之所以拒绝西方价值观是因为他们已经内化了非洲观点，即使他们不能清晰地表达，但他们本能地发现西方价值观与非洲观点难以兼容。
任何社会中的人们都不需要任何正式的教导就会获得通俗的社会知识。当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我曾卷入到一场保护洞穴免受污染的政治斗争中。后来我开始对我对手观点的来源产生了兴趣，并且应用这些观点。我了解到我的对手们所持的观点与德国土地使用的传统有关，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年，当罗马人第一次来到德国的时候。德国人将这些观点从欧洲大陆传到了英国，后来这一传统在英国被封建土地法所取代。但是，600年后，这些观点在美国得到复兴，在美国大多数农村地区依然被广泛应用，且这一土地利用的传统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相符合。相反，我的观点建基于根据风景画、诗歌和小说、风景园林和生物学、植物学、地理学等博物学而来的现代的审美和科学态度。在冲突中，双方都没有意识到各自观点的源头。尽管大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对方的观点，但很难清楚地表达这些观点。而且，双方都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代表了看待这个世界的正确的方法，而对手所表达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泰勒在《尊重自然》中主张，直觉根本不应该成为任何论据的一部分：“由于伦理学中的直觉判断强烈地受到我们早期道德情境的影响，而且不同社会给孩子们灌输了不同的关于如何对待动植物的态度和情感，因此我们不能将我们或任何其他人的道德直觉作为接受或反对一种环境伦理的依据。”他还写道：
对那些我们坚信的内在信念，道德直觉是最不该依赖的理据。道德直觉与真理性或谬误性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依赖道德判断的倾向严重阻碍了对真理的探索。我们会认为自己所坚信的道德信仰是正确的，而其他人的那些相反的信仰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对自己信仰的肯定程度和我们毫无差别。除非我们能提供充分的、好的理由来说明我们的信仰，否则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其他人的那些直觉的信念是错误的。
泰勒建议我们忽略自己的直觉，只依靠理性（逻辑）。但这要做的结果有好有坏，因为直觉也可能成为指引我们走向正确方向的向导，极力避免考虑直觉很可能将我们指向错误的方向。
我和我的对手们在岩洞污染事件中所应用的那种直觉知识即波兰尼在《默会维度与个人知识》一书中所称的“默会知识”。波兰尼认为“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够表达的要多”。他指出，我们能从上千人、甚至上百万人中辨认出一个人的脸，但无法讲出是如何做到的。同样，我们可以在对离心力、回转力都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学会骑自行车，这些知识对骑车基本没什么帮助。就如同关于土地使用的直觉或默会知识与出于审美和科学的保护一样，除非深入了解这些知识的来源，否则对解决分歧很难有帮助。例如，洛克曾就他的财产权理论声称，当个人对一块（经过他劳动的）土地主张所有权时，他并没有不公平地对待其他人，因为那时候可以获得的土地远比人们能够完全占用的土地要多，但这种说法在今天显然就是错误的了。同样，环境主义者们所持那些基于长达四百多年历史的风景画、诗歌、散文、园艺、博物学等知识的审美判断，也可以从一种个人的（武断的）偏好转化为接受讨论、分析和认同的具有传统的社会偏好。认识到存在一种具有四百年历史的传统对于帮助解决这一环境争议十分重要，因为那些不了解他们所代表的这一传统的环境主义者们在争议中往往不能突出自己论点的力量，连他们自己都认为他们不过是在表达一种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了一种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并理解的悠久的传统。
对我而言，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弄清楚我们直觉背后的默会知识并认真对待它，是比泰勒所建议的简单拒绝更好的方法。如果泰勒认为的直觉代表着“我们最强烈持有的内在信念”正确的话，那么对其漠视的态度显得非常不明智。尽管单纯作为社会直觉，它们可能不具有明显的真理性或谬误性，但它们肯定是些真实存在的社会信仰，因而其实际的真理性或谬误性应该得到进一步的考量，以便更好地判断这些“我们最强烈持有的内在信念”是否具有实质性意义，是否应该在解决环境事务中被当做重要的因素考虑。
这一方法在美国尤其重要。例如，在关于土地使用的直觉与自然保护直觉的冲突中，大多数公民对这两种内在信念都认同。与忽略这些信念相比，通过明晰其背后的默会知识来检验这些信念的合法性和正确性应该是一种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泰勒声称的“对真理的探索被依赖道德判断的趋势所阻碍”的说法正相反，如果道德判断不受到检视，那它们就只能成为阻碍。
许多年前，当密苏里州自然资源部部长读了我对该问题的一篇文章后曾写信给我，告诉我这篇文章改变了他在过去工作中对那些土地拥有者的看法。他先前认为那些土地拥有者是疯子，但现在他意识到这些人所持的土地使用的立场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连续性的、理性的态度，尽管他们并不是这样表达的。我的文章改变了他对那些土地拥有者的理解，也增强了他与这些人谈判的意愿和能力。
但这种方法在跨文化情境中可能没有那么有效，因为在跨文化情境中，各种直觉通常基于某一文化内部的广泛的默会知识，却很难支持外来的理念或概念。大多数情况下，即便了解那些能够支持来自另一文化的理念和概念的信息，除非外来的信息恰巧以某种方式与当地传统产生共鸣，否则这些信息也会因为与原有文化缺乏兼容而难以获得充分的信服力。因此，我们可以把帕斯莫尔的观点改为一种弱化的版本，即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种新伦理会“从既有的态度中产生，否则就根本不会产生”。换种说法，按照泰勒的观点，在任何文化中，已有的传统直觉通常会成为建立一种新伦理观的“阻碍”。
默会知识的问题令我们很难想象会存在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环境伦理。问题不仅简单地因为帝国主义式的、专制主义的、精英化的和殖民主义的西方环境伦理不恰当的入侵，而是在于来自任何文化或国家的任何环境伦理的引入都存在障碍。如果有人试图为所有国家、所有文化创造一种环境伦理，必然会与各种地方性传统和直觉发生各种冲突，产生各种问题。当一种伦理被引入其他国家，试图对其作出调整以包容这些国家传统的努力很可能只会在取得进步的同时创造新的冲突，陷入一种新问题、新冲突不断产生的永久循环中。
我们可以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有一种单一的、普世的环境伦理出现，但试图在各地强行创造一种初步的范本，然后将其修补为最终形式的做法只能产生无尽的混乱，直到这一努力最终被取消。一种更为合理的方法也许是在各个国家现实的文化传统中发展各种独立的环境伦理。当其在某一特定社会中出现冲突时，通过解密那些制约创造环境伦理的直觉背后的默会知识以解决这些冲突。当各种环境伦理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发展，我们可以把这些各自独立的环境伦理视为一个集合，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因素，然后将这些因素提取出来作为一种单一的、普世的环境伦理的草案的组成部分。
然而，对我而言出现一种唯一的环境伦理的可能性还很遥远，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环境伦理的所有因素需要在世界上所有文化中代表同样的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就将面对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挑战。而在我看来，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结果可能是如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以术语游戏为例指出，不存在某一种能够使游戏成为游戏的特征。我们最多能够建构一组特征，包含其中的某些特征能够成为将某一特定活动称之为游戏的理由。根据家族相似概念，两个都被视为游戏的活动可能不具有任何相同的特征，而不是说二者具有该组特征中的不同特征。
尽管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拥有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环境伦理，但我们最终可能创造一个环境伦理家族。认可这样一个目标也许是我们前行的一种更好的选择，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仍可以进行跨文化的借鉴，只不过不是将一种文化强加于另一种文化。即使在特定情境下跨文化借鉴没能发生，也应该意识到其他方法对环境伦理来说并非都是阻碍，因为认可其他方法也有可能有助于促进变革和进步。
环境伦理论文篇5
关键词：生态文明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 价值驱动力； 五个一； 从个体到集体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4-0066-03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针对全体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然而，如何强化思政课对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培养？本文拟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探讨和总结，以期抛砖引玉。
一、思政课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必要性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产生以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作为应对环境问题重要举措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相对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等前文明而言的“完全合乎文明的本质规定性”[1]的真文明。而建设生态文明，重要路径之一就是提高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态文明素质。
在校大学生（以下简称“大学生”、“学生”）是我国特殊的社会成员。特殊性在于大学生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比例较低，目前仅是同龄人的25%，占全国总人口的2%左右。但大学生一方面有热情，愿意充当志愿者，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宣传生态环境知识，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活动等；另一方面大学生将来进入社会中，具有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的认知、观念、意识和行为会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其他社会成员。因此，大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生态文明素质，直接决定了他们能否承担起宣传、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给予他人良好影响，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责任。但我国当前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状况堪忧。据调查，大学一年级新生和其他年级学生对生态文明概念的了解程度基本一致，选择“很了解”的分别只占8.77%和7.23%。而且大学生的生态文明实践行为以“偶尔会做”为主导，能够坚持一直做的学生则很少。[2]因此，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培养。
培养我国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的路径，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主张，如有学者主张“高校要利用理论教育、环境熏陶、公众参与、实践养成等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手段”[3]。但在我国，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应当是思政课。这是因为生态文明素质是指人们所具有的对生态环境良好认知、认同以及尊重、保护、合理利用的素养，即生态文明素质包括基础性的对生态环境的良好认知，关键性的对生态环境的尊重意识，目标是保护、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行为。而对生态环境的良好认知一方面是基于环境学的环境知识的认知，另一方面是关于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认知。如果说前者属于“硬件”的话，后者则属于“软件”，“硬件”必须要有“软件”的驱动才能发挥作用。而“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学科性质来说，正是属于思政课的伦理道德、法律等范畴。对生态环境的认同、尊重意识也完全属于思政课的学科内容。“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行为”也需要技术上的“硬件”基础和意识、价值上的“软件”驱动。而后者同样属于思政课的内容。因此，思政课承担着培养大学生对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伦理、法律等的认知，认同、尊重生态环境的意识，以及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行为能力；并且其培养的“软件”是其他学科或课程培养的“硬件”的 “价值驱动力”。
“生态价值本身就是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古今德育工作所固有的一种价值形态。”[4]从我国大学的思政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0年版）的实践来看，第三章人与自然和谐；第四章环境伦理问题；第五章则明确了保护环境是社会公德的五大主要内容之一，并且介绍了《环境保护法》的主要内容；第七、八章有关生态安全、生态保护等的法理与法律制度。因此，思政课是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主渠道。
二、思政课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五个一方法”体系
方法是为达到一定目标使用的工具、手段，良好的方法可以顺利地达到目标。如何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学者们各抒己见，如有学者主张“教师要学会充分调动学生接受生态文明素质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在讲授生态文明知识时，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培养学生对自然的热爱和尊重的情怀，激发学生对生态文明的认同和对生态环境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是教育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环节”[5]。这些研究全面探讨如何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因而较为宏观，并且提出的多是原则性观点。而笔者主张以思政课为主渠道，并且认为思政课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可以采用“五个一方法”体系。
第一个“一”是“一次生态环境伦理、法律的理论教学”。大学生对生活在其中的熟悉的生态环境产生“审美疲劳”，需要通过开化生态文明智慧，让大学生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并以生态文明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生态环境。而大学生生态文明的智慧开化并不能自发产生，只能依赖于外在信息输入。通过教师在思政课中讲授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环境法规等理论教育，从哲学上阐明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伦理上回答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论、生态中心主义等不同的生态伦理观对生态环境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并且从伦理和法规上回答了人类应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从而通过理论教学激发大学生对自身生活在其中的生态环境进行反思。
第二个“一”是“一次生态环境的社会调查”。大学生对自身生活的生态环境的反思需要通过对现状的了解来体现，因此，需要安排大学生对自身生活的生态环境进行普遍的调查研究，类似日本为培养青少年生态文明素质而专门设计的社区垃圾收集、处理规则的调查，以及公寓中狗吠、卖场大音量卡拉OK引发的噪声问题的调查。在实施调查活动时，教师只布置学生进行社会调查，而调查目标、对象、内容、方法等都由学生自行设计和实施。通过这个过程让学生学会关注、了解、思考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以及生态环境伦理、规则、法律等，实现生态文明素质教育。
第三个“一”是“一次生态环境的社会热点案例分析”。如果说社会调查是对生态环境现状的普遍了解，那么，学生通过有关生态环境的社会热点案件的分析，可以更深刻地对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热点案例教学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由学生任意、随机选择当前有关生态环境的社会热点案例，然后学生对选取案例的案情进行详细调查，分析社会各界人士对该案的主要观点，学生本人的观点以及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这样的案例为什么会发生？如何防止类似案例再次发生等。这种由学生直接选取自己身边或感兴趣的原始案例，让大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到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的复杂性，从而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打下基础。
第四个“一”是“一次生态环境的模拟活动”。模拟活动教学法是创设特定的活动情境，学生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到活动中，通过活动的进行而达到教学之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日本、美国称之为角色扮演法，可以是人与人关于生态环境的论争，也可以是人与生态环境的论争。人与人的论争主要应当是以具体的有关生态环境引发的民事案件、行政或者刑事案件为例，由大学生分别扮演原告（被侵害人）和被告（侵权人）、公诉人和被告人（环境犯罪嫌疑人）、证人、法官、仲裁员等进行模拟法庭、模拟仲裁等活动，展示生态环境问题表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本质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人与自然的论争同样可以由大学生分别扮演人类和特别的环境要素如动物、植物，以及法官、裁判员、证人等，进行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实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对话。整个模拟活动通过学生的自主组织、实施，包括查找资料、阅读资料、创作剧本等，实现全程教育。
第五个“一”是“一篇生态环境论文”。学生撰写论文在于加深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要求大学生以“生态环境”为主题，阐述生态环境关系、生态环境的现状、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使大学生全面而深刻地思考生态环境问题，帮助大学生树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观念和意识，确立建设生态环境的理性主义思想。
其中，生态伦理、法律等的理论教学是提供认识生态环境的价值准则。以此价值准则对大学生生活的现实生态环境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就是社会调查。在社会调查对生态环境现状“博”的了解基础上，通过热点案例分析、模拟活动更深刻地对生态环境的特定问题进行深入认知和理解，是对生态环境“渊”的理解。最后，通过论文将理论与实践上的“博”与“渊”结合，进行深刻的分析并提出建设性对策。从而形成从理论到实践、从面到点的教学模式。
三、思政课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五个一方法”的实施
在思政课中实施以“五个一方法”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时，需要观念更新、强化实施组织，以及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1.观念更新：从隐蔽到凸显，从分散到集中
传统的思政课没有将生态文明素质培养作为重要目标，将生态环境有关教育分散到各章节，从而进一步消解了生态文明教育效力。因此，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必须转变观念，一是思政课以培养高素质社会主义建设者为目的，而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因此，高素质社会主义建设者应当是高素质生态文明建设者，为此思政课应当将生态文明素质作为重要目标之一。二是为达成这一目标，应当明确生态文明素质的结构，并据此明确思政课中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应当集中加强生态伦理、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等的教育，而不应当采取分散的方式将有关生态文明素质培养遮蔽在其他目标和教学内容中。
2.强化组织：从个体到集体
一方面生态文明素质结构丰富，培养生态文明素质的五个方法构成有机体系（见图1）；另一方面思政课中培养生态文明素质的“五个一方法”中，需要以个体与集体结合原则强化组织管理。个体与集体结合原则具体要求：一是宏观而言，理论教学坚持教师对每个大学生个体的教育，而社会调查、案例分析、模拟活动则以5～8名大学生组织的团体进行活动，生态环境论文则由每个大学生个体分别撰写，从而实现一种从个体到团体再到个人的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深化的逐渐深入过程；二是微观而言，社会调查、案例分析、模拟活动团队由各个个体组成，各个个体在团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相互交流、研究，形成集体的意志，是集思广益；三是无论是个体的结果还是团队的结果，通过课堂讨论、辩论等方式进行广泛的交流，从而在宏观、微观上实现个体或团体认识差异到集体共识。
3.激励机制：从被动到主动
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五个一方法”中社会调查、案例分析、模拟活动、论文写作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都由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环境自选方向、题目、收集资料等。为此，应当建立激励自觉性的机制。首先是建立交流评价制度。正处于向成人发展的大学生内心迫切渴望得到教师、同学、社会的认同。在“五个一方法”中，建立交流评价制度，即个人或团队成果进行广泛的交流，并通过交流对成果做出评价。如果学生没有充分准备和仔细思考，全班同学都会做出不利于自己和团队的评价，得不到老师、同学的认同；反之，则可以得到认同。另一方面借鉴美国一些高校的做法，提高案例分析、社会调查、论文、模拟活动等在结业成绩中的比例，以此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参考文献
[1] 徐海红.生态文明的历史定位――论生态文明是人类真文明[J].道德与文明，2011（2）：129-134.
[2] 仲艳维，朱平芬，张雪雯，等.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实践途径的探索[J].中国林业教育，2011（S1）：41-46.
[3] 叶志清，俞晓菁.论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培养[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96-100.
[4] 王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概念的再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1）：42-45.
环境伦理论文篇6
关键词：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11-0204-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58
1 . 引言
当下，家长更为重视儿童教育，为满足家长和儿童的需求，翻译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相比之下，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得不到有效理论指导，译作良莠不齐。为促进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给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译作，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儿童文学翻译博硕论文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知网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博硕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促进作用。
2 . 研究方法
笔者收集了中国知网2005年至2014年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相关的硕士论文338篇。将这些论文分为传统理论视角和特定理论视角两大类。传统研究视角39篇，其中包括31篇语言视角，8篇文化视角。特定理论研究视角299篇，其中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94篇，描写学派视角52篇，美学/接受美学视角62篇，语言学视角25篇，功能对等理论视角23篇，哲学视角12篇，生态学视角5篇，计算机技术辅助视角5篇，心理学视角4篇，伦理学视角3篇，“信达雅”视角2篇，社会学视角1篇，信息学视角1篇，另外10篇归入其他视角，主要包括一些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3 . 分析
3 . 1 总体分析
笔者发现2005年至2014年有一篇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博士论文，其他皆为硕士论文，这说明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论文数量来看，2005～2014年分别为4、11、12、13、23、22、30、66、79、78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各类论文的数量上可以看出，特定理论视角研究多于传统理论视角研究，特别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和美学/接受美学视角为主流，另外也有一些崭新的视角，但数量较少。
3 . 2 分类分析
3.2.1 传统视角分析
3.2.1.1 语言（对比/差异）视角
这类研究以英汉语音、词汇、句法、语篇、修辞等对比为基础，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为儿童文学翻译提供方法、技巧、策略等方面的指导。裴斐从语音角度出发，讨论音美再现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以赵元任译《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为例，分析了音美再现的相关技巧。
3.2.1.2 文化（对比/差异）视角
这类研究基于英汉文化因素的对比，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为儿童文学翻译提供方法、技巧、策略等方面的指导。张霄指出翻译时出现的文化缺失问题是由不同历史和社会背景导致的，添加注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通过制作调查问卷，分析读者对《丛林之书》译本中注释的满意度和重要度的评估，指出与“语境”、“文化特色”相关注释的重要性。
3.2.2 特定理论视角分析
3.2.2.1 功能主义/目的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角度转向德国功能主义研究，主要理论有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的文本类型理论，赫兹?曼塔利（Holz-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汉斯?费米尔（Hans J. Vermeer）的目的论，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的文本分析模型（Munday， 2010： 73-88）。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和策略，对译者来说了解原文翻译目的及译文要发挥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吕浚生分析了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启示，并对比赵元任和吴钧陶《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的翻译，以目的论“关联”和“连贯”概念为参照，分析译文的不同翻译策略和功能，体现了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
3.2.2.2 美学/接受美学
美学视角是从儿童文学作品本身美学特点出发，探讨儿童文学翻译对美学信息的传达。潘华方介绍了巴金的翻译美学思想，以其所译《快乐王子及其他》为例，从语言、意象、风格三方面分析译文对原文美的体现，以期大家对儿童文学翻译有更深的认识。
胡开宝、胡荣指出“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根据接受理论，读者是文本接受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和能动的主体。读者的先在理解或期待视野和审美能力直接影响文本的理解和接受。”姚思解释“期待视野”为“一个所指系统”或“一个假设的个人可能赋予任一文本的思维定向”（姚思、霍拉勃著，周宁、金浦译，1987：339-341）。胡君分析了接受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以《哈利?波特》为例，分析现代儿童期待视野扩展与变化下对文本选择的要求、译文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优缺点，建议译者满足儿童读者扩大且变化的期待视野。
3.2.2.3 描写学派
20世纪七十年代，除了德国功能主义研究，翻译学研究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代表人物以色列文化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提出了多元系统论，在此基础上，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提出了描写翻译学理论及翻译规范。
Even-Zohar认为“翻译文学不仅是文学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活跃的部分”。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的位置将决定翻译实践。邓琴运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和图里的翻译规范对安徒生童话汉译的四个时期进行描写性的历时研究，揭示了不同时期安徒生童话译本选择、接受和翻译规范体现的不同特点及文化环境、社会条件等决定因素。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èvre）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改写的动力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文学系统的控制因素有业内专家、赞助人和主流诗学，诗学、意识形态与翻译相互作用。李颖昕以《小王子》三个中译本为例，分析了翻译操纵论中的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对于译本形成的影响，指出了《小王子》大量复译背后的操纵因素。
描写学派的发展促使人们认识到译者主体地位，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术语――“创造性叛逆”，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谢天振，1999：137）。胡波分析了儿童文学的特点，解释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以赵元任译《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为例，分析其创造性叛逆的合理性。
3.2.2.4 语言学
维索尔伦（Verschueren）提出了顺应论这一重要语用学理论。他提出语言有变异性、协同性和顺应性。宋志平在探讨翻译时结合顺应论，指出翻译“是一个连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毛慧青从顺应论的四个主要方面即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程度分析《柳林风声》的两个中译本，指出儿童文学翻译是为达到上述四个层面的顺应而不断做出选择，从而满足儿童需求的过程。
关联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由斯波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提出，理论认为人类语言交际是明示―推理过程，话语的关联取决于语境效果和处理话语时付出的努力，最佳关联即在最小认知努力下获得最大语境效果。格特（Gutt）受此理论启发，认为翻译的基本原则就是关联。赵彦春指出“关联理论不是翻译理论，但可以有效地（1）解释翻译活动；（2）指导翻译活动；（3）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郭贵丽用关联理论解释翻译过程，通过实例为译者达到最佳关联提出建议，分析如何将直接和间接翻译理论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实践。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语言学的重要理论。韩礼德将语言的元功能分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语气和情态系统实现语言的人际功能。徐涛针对儿童文学的特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语气和情态系统对人际意义塑造的作用，比较探讨了两位译者语言的不同，对翻译过程中人际意义的传达提供借鉴。
3.2.2.5 功能对等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指出翻译不应拘泥于形式，而是动态对等，找到最贴近原文的对等语，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对等的阅读效果。王洁在该理论指导下，以《汤姆?索耶历险记》为例，从意义、风格、文化上分析儿童文学翻译如何实现功能对等。
3.2.2.6 哲学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的主要论点为“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自有自己的视界。他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王岳川，1999：216）。包红玉基于哲学阐释学的三个主要观点，分析比较《快乐王子》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译本的译者策略、句法、词汇和修辞，解释了重译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
胡塞尔在其现象学中提出了“主体间性”，“世界不是作为个体的先验的自我的意识活动的对象，而是作为个体的主体间社团（an intersubjective community of individuals）的意识活动的对象……世界是在各个个体的主体间社团这个共同体的意识活动中被构成的，而个体的自我就‘体现’在这个主体间社团中”（王岳川，1999：30）。陈大亮认为主体间性理论超越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王红敏基于该理论，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沟通的重要性，以《秘密花园》的两个中译本为例，提出译者要如实再现原作者要传达的主题、人物等，并创作儿童喜爱的语言表达方式，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提出的重要理论，强调没有他者，就没有不同于‘我性’的‘他性’，对话是无法完成的。王铭玉分析巴赫金所提“解释”和“理解”的不同，“在解释的时候，只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解释不含有对话因素。反之，在理解的时候，则有两个意识、两个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对话性的”。鲁S从对话理论的视角出发，说明译者应以读者为中心，展现儿童的狂欢主义文化，并以《狮子，女巫，魔衣橱》的不同译本展开案例分析。
3.2.2.7 生态学
胡庚申指出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翻译生态环境”、“译者适应”、“译者选择”等是其重要概念。钟声分析了译者的生态环境――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以任溶溶和杨静远翻译的《柳林风声》为例，指出优秀的译本是译者同时适应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产物，证明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能够适应多方面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
3.2.2.8 计算机技术辅助
语料库是20世纪50年代新兴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项研究。廖七一指出20世纪90年代蒙娜?贝克（Mona Baker）等翻译理论家将其运用到翻译研究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工具和新的研究思路。臧光亚以汉语为导向，自建小型儿童文学（6～12岁）翻译语料库，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和特点进行描述分析，指出儿童文学翻译文本词汇、句法特点，词汇、句法层面欧化导致语言拖沓、句子冗长，口语化程度低等给儿童阅读造成障碍，提醒译者注意这些问题。
翻译软件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也大有裨益。黄湘雨介绍了使用翻译软件SDL Trados Studio2011开展翻译项目的过程，并指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3.2.2.9 心理学
儿童处于特殊发展阶段，有独特的心理特征，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概括儿童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帮助人们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要考虑到儿童心理的特殊性，才能使译文更贴近儿童、为儿童喜爱。陈路结合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探讨了如何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儿童采取有效翻译策略。
3.2.2.10 伦理学
骆贤凤指出“翻译，和其他的人类行为一样，是一项在人的意识支配下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意图所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活动。可以说，翻译活动就是一种伦理活动……正确的翻译伦理观有助于协调翻译主体之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翻译活动及翻译研究的良性发展。”张雪介绍了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的五个主要翻译伦理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伦理，分析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和翻译现象，同时指出了理论的局限性，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也为翻译伦理学发展提供实践支持。
3.2.2.11“信达雅”
“信达雅”理论首先由严复提出，“信”指译文准确，“达”为译文通顺，“雅”为译文优雅有文采。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成为我国传统译论的精髓。丁丽萍在“信达雅”标准的指导下，从语音、词汇等层面分析儿童文学翻译如何传递童真、童趣。
3.2.2.12 社会学
“惯习”“场域”“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重要社会学概念。彭郅洁指出布尔迪厄提出的惯习“是一个同时具备了持续性与变换可能性的性情倾向（dispositon）体系”。布尔迪厄的理论概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殷翠玲介绍了我国译学界对惯习的运用，指出译者的惯习包括职业和语言惯习，分析《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的赵元任译本和王永年译本，找出其中的差异，并分析了两位译者职业、语言惯习对他们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成人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要突破自身的不利惯习的束缚。
3.2.2.13 信息学
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是信息论的创始人。信息论基本原理被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就将信息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之中。万泽介绍了奈达在信息论指导下提出的翻译过程两种传输负载形式――形式负载和意义负载，分析两种负载形式在马爱侬译《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中的体现，指出译者要从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和儿童的心理特征出发，减少传输负载，创作出儿童易于接受的儿童文学译作。
3.2.2.14 其他理论
一些翻译家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如许渊冲先生提出了音形意“三美”，高健先生提出了语性理论。刘燕妮分析了高健先生的语性理论，并在其指导下，分析了儿童文学翻译中如何体现源语风格。
综上，翻译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跨学科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的多元化可以体现出这一点。视角的多元化体现了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另外，视角的运用不是单一绝对的，例如上面提到的语料库研究与传统语言对比研究就是紧密结合的。本文所划分的视角是基于论文的主要视角。
4 . 反映的问题
（1）重复性研究。目的论视角的论文数量最多，约占27.8%，且所分析的案例范围窄，集中在《爱丽斯漫游奇境记》《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等。笔者建议应该拓宽视角和案例范围。
（2）新视角偏少。翻译研究是跨学科的，只有多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才能不断发展，社会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在当今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值得更多借鉴。
（3）研究体裁的局限性。所研究体裁大多集中在儿童文学中的小说、童话上，儿童文学的体裁很丰富，包括儿歌、儿童诗、儿童戏剧、图画书等等，每种体裁都值得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一两种，这样才可以丰富完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5 . 结语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作品越来越多，体现了社会对儿童的关注，在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不断增加的同时，相关的理论研究应该同步迈进，才能更好地促进翻译实践，为儿童创造出更好的翻译作品。
上述研究反映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方法意识、创新意识正逐步增强，但仍然有待提高，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和范围，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本次研究为近十年博硕论文，时间跨度小、材料范围窄，具有一定局限性，下一步研究希望能够有所改进，使时间跨度更长，材料范围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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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论文篇7
1．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最早是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开始的。《寂静的春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译著，该书被视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书中描写了滥用农药、杀虫剂给生物及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忽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尽管该书并不是真正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份在中国登台亮相的，但它在客观上为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国内虽然陆续译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等一些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译介方面成果较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1996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关春玲写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关春玲1996:25-30)。之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妇女和环境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近十五年来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笔者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哲学、伦理学、宗教等方面开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1996年，曹南燕和刘兵二人合作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论述了女性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原因，较为详细地评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分析和总结(曹南燕、刘兵1996:54-60)。之后，陈喜荣(2002:525)在《生态女性主义述评》中，把生态女性主义归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该文还详细陈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指出“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台湾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种环境伦理。”二元论究竟是不是对妇女和自然双重压迫的根源?这个问题仍将继续探讨下去。李建珊和赵媛媛(2008:1-6)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2000年，肖巍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一文，这是典型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表了《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一文，该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有关女神的)中发掘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以期提炼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学陈霞(2000:37-40)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探讨了中国道教独特的女性观念及其对妇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义。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对美国女神学家鲁赛尔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已经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表明，从文学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局面，涉及批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韦清琦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研究的前景相当乐观”(韦清琦2002:35-36)。同年，陈晓兰(2002:42-48)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批评。从2004年开始，一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作品加以阐析的论文涌现出来，例如左金梅的论文《〈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戴桂玉的论文《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王文惠的论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张燕的论文《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吴琳的论文《解读“海洋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单乳女性家族回忆录———〈避风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等。笔者近些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图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相结合。2008年，笔者完成了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论文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阐析和解读，试图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借鉴作用。例如2006年，韦清琦在《江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文中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类似，在参与经典的重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还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差异。通过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他向我们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借鉴作用。他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前景(韦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尝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一种绿色女性主义的解读范式(韦清琦2009:28-30)。王明丽(2010:107-112)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用以解读晚清女性小说，发掘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p#分页标题#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除了上述几种视角之外，还有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学术思想发展等视角，由于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极小，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评述。此外，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而且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已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局面。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论思潮，其理论思想还远未成熟，在理论建构方面还很薄弱，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还是刚刚起步。 2．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探因 生态女性主义进入中国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理论传播和接受的特点来看，这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受“本土”实践需要的制约，二是受历史文化的制约。从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当代现实语境压力所致，是改变当下人们生存状态这一现实需要的呼唤。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质，而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进程又加剧了贫富分化，大多数人尤其是贫困妇女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成为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建国五十多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这不但影响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现实需要之外，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还有赖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它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道家阴阳和谐的关联性思维，化二元性为二级性，避免了本体上的二元对立;道生万物的哲学观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连续性。著名汉学家安乐哲指出，在道家哲学中，关联性思维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阴”和“阳”作为关联关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义现象某个本质特征的普遍原则，而是表述具体差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的解释性概念范畴(安乐哲2002:257-259)。阴和阳不是构成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相对而成的。“阴”和“阳”二者之间不是逻辑或因果的关系，而是一种美学秩序。它揭示了一种由不可取代的个别项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体事物的这种执着的特殊性和这种特定统一性的和谐具有紧张的关系。”(安乐哲2002:80)也就是说，理解具体事物时，应承认其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整体性，把每一个具体事物都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看待。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父权制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导致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因此，它提出“彻底的非二元论”的主张，提倡多样性，尊重差异性，强调整体性，相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道家的这种非二元模式的整体性的思维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 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曾指出，老子“将女性作为无为和自然原则的象征而加以赞颂”(史华兹2004:209)。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陈鼓应1984:89，342，237，265)。这里，老子明显表现出对与女性相关的品质“柔”的偏爱和推崇，强调女性的特性和价值，赞扬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在主要观点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提。 中国现实的妇女和环境问题证明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贵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契合点，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合理整合内外资源，构建和谐正义的世界。 3．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自引入中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对环境哲学、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生态女性主义以独特新颖的视角拓宽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环境问题，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揭示破坏自然、压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种压迫都源于同一种力量:父权制文化。在以父权制文化为基础的权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权意志的统治和剥削。在生态学家看来，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世界观，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才是造成这一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她们不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且还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评，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理论，拓展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内容，推动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用生态学的观点补充完善女性主义，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相互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意义重大。它促使女性主义把对性别压迫的挑战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压迫非人类自然在内的其他各种压迫形式。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反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且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等任何形式的压迫。它力图消灭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二元论和统治逻辑，提倡尊重差异，主张和谐、正义的原则，呼吁恢复女性长期以来被压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扬女性美德，诸如平等意识、宽容精神、对他人的关爱等。#p#分页标题#e# 生态女性主义既关注生态与性别的关联，又注重考察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将其置于具体的权利关系和物质层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生态文明，这对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妇女问题，把性别与环境、性别与发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历史的、语境的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整体地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虽然不能直接解答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但是它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为文学批评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解读文本，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揭露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掠夺，批判一切压迫形式和观念，使文学作品中一贯被作为背景和陪衬的、被读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显出来，从“缺席”转为在场，从无声变为有声，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有助于人们改造内心世界，达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为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和自然观提供精神资源，为缓解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危机、实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男性和女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将“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