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
自成祖去世后，明代结束了铁腕人物统治的时代，进入了守成之君持泰保盈的承平之世。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朱高炽即位不满一年便撒手西归，把大好河山、紫禁深宫和锦玉衣食留给了27岁的皇太子、后来的宣宗朱瞻基（1399—1435）。年轻的风流才子朱瞻基会否躺在先人创下的基业上贪图享乐和骄奢淫佚，能否经得住欲望的诱惑和历史的考验呢？事实证明，他虽然有突破太祖和成祖构筑的娱乐围城的冲动，但基本上仍然徘徊在天理（礼乐规范）与人欲（个人娱乐冲动）之间，达到了动态的平衡。他在位十年，登基时不到而立之年，去世时未到不惑之年，如一团火和一阵风一样，迅即而来，飘然而逝，留下了明代宫廷娱乐史上的风流佳话和政治史上的“仁宣之治”。宣宗在北京宫中和郊区的流连和游览，使他爱上了这座北方名城，拖延甚至更改了乃父仁宗迁都南京的决定，导致大明首都在其子英宗时正式定鼎北京。
一、合乎礼乐规范的娱乐行为
娱乐是人追求快乐的活动和行为，但娱乐在传统农业社会却常常受到压制，因为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意识强调“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认为嬉不仅荒业而且败德，尤其是君主一旦沾染游乐的习气，将会祸国殃民。于是，儒家以及接受儒家思想的开国皇帝，便设置了庄重肃穆的礼乐制度与娱乐规范，将帝王的娱乐约束在“发乎情止于礼”的方向上。这种礼乐虽有娱乐成份，但却使后世帝王深感僵化和乏味，极力想突破娱乐围城，寻找个性抒张的途径。然而，明代的第五个皇帝宣宗朱瞻基，却能将娱乐与礼制较好地结合起来。宣宗是儒臣培养起来的儒雅君主，又受到祖父朱棣的喜爱和提携。朱棣在位时，继承太祖遗志，大力推行儒家文化，下令编纂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完善了宫廷礼乐制度，设定了子孙娱乐规范。作为仁柔之君的宣宗皇帝，无法突破这种娱乐围城，便转而接受并沉浸在礼乐制度中自得其乐。
宣宗将娱乐与礼制相结合，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在国家典制中寻找娱乐元素，一是在娱乐中寻找政治意义。
宣宗在各种礼乐制度中寻找娱乐，使自己适应这些繁文缛节的国家典制。他对于国家的各种朝会、郊祀、节庆、宴享中的礼乐活动和礼仪项目都满怀兴趣，不像后世其他的君主那样充满厌倦。早朝是任何皇帝都深感沉重的每日功课，而宣宗却时常怀有娱乐的心情。一次他“夙驾上朝堂”时，忽见东方的朝霞孤光独现，继而五色绚烂，灿若锦绣，使得“宫阙皆照耀，金碧互明焕”，他觉得这朝霞“即此足娱目”“予意可以玩”。（《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以下所引诗作，除特殊注明外，皆出此书）。另一次早朝遇雪，宣宗诗兴大发，赋诗描写宫中的雪景和四郊的景致，说自己“瑞雪飞花不厌看”，因为瑞雪兆丰年，所以“洁白人心共有欢”。每临节日，作为大明皇帝，宣宗都要朝会群臣，举行庆祝仪式。如某年元旦，宣宗在朝堂上接受各国使臣和文武大臣的朝贺时，就怀有娱乐的心态，赋《新正》诗描写人人同乐、四海雍熙的景象：“承天继统御华夷，喜值新年事物宜”，“太平有象人同乐，巩固皇图亿万年”。一次，在接见西南边疆来的木邦使者时，宣宗对“骅骝作队衔金勒，驯象成群络翠缨”的阵容感到新奇，继而心升娱乐情怀：“华夷何幸皆宁谧，一统为家乐治平”。南郊祀天是明朝皇帝亲临亲为的重要祀典，具有隆重和肃穆的色彩，但宣宗却能把庆祝祭天礼仪完成的庆成宴办成一次盛大的娱乐活动，只见金銮殿上清风徐来，筵席摆满了殿堂，君臣分享祭品，一片欢声笑语，“箫韶乐奏来祥凤，仙醴香飘出玉罂”，“光禄珍羞兼福胙，教坊鼓吹奏新声”。宣宗不禁诗兴大发：“大祀南郊礼告成，臣工拜舞庆升平”。
宣宗又在娱乐活动中寻找政治意义。首先，他将游乐与巩固统治相联系。作为一个年轻气盛的皇帝，他曾三次出宫游猎，巡幸北边。宣德三年九月，宣宗率师北征，以三千铁骑打败蒙古兀良哈部骑兵，杨士奇把这一战果谱成铙歌、鼓吹曲词十二篇。宣宗对这次北伐，印象很深：“却忆当年曾破虏，三千铁骑凯歌还。”宣德五年及九年，宣宗又两次向北京西北方向巡边围猎。他十分得意于自己亲率六师的壮观景象：“六军分队载旌旄，万骑前驱总属橐”，不过他自道巡边狩猎是为了不忘武备，“暂行田狩难忘武，亲饬边防敢惮劳”。出居庸后，幸临宣府，表白此行的目的是“巡临喜看边防好”，为加强国防而来。尽管多次出宫巡边，却并未像武宗那样受到指责。
其次，宣宗把巡游与尽孝合而为一。宣德元年（1426年）清明节，他奉母亲张太后前往北京昌平万寿山拜谒朱棣的长陵和朱高炽的献陵，既为已故的父祖表达了孝思，又对母亲尽了孝道。宣德五年，宣宗再次奉张太后“谒长、献二陵”，并亲自骑马为前导，到一桥头时，下马为太后扶辇舆。宣宗还带着母亲游玩万岁山等景观，据《明史?后妃传》称：“是时海内宁泰，帝入奉起居，出奉游宴。”宣宗的巡游，由于常与母亲同行，而赋上了孝道的色彩。
其三，宣宗还把游玩与沟通君臣感情相结合，表明自己不是“独乐”，而是“众乐”和“与臣同乐”。宣宗曾与大臣张辅、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金幼孜等同游西苑。（《皇明异典述》卷六《赐禁苑乘舆》）。在元宵佳节时，他还与大臣们一起赏灯。宣德八年元旦，宣宗在接受群臣朝贺后，特别降敕，说“上元节近，正当共乐太平”，因此下令从正月一日为始，赐百官节假二十五日，“军民悉听饮酒为乐”，京师大举张灯结彩，取消宵禁。宣宗在西苑彩扎灯山，“诏文武百僚由西安门入，同观之。既夕，赐坐于圆殿万岁山前、太液池之上。环池至于山顶，万灯齐举，光焰烛天，晃焉如昼。命光禄设宴，教坊呈百伎，传宣群臣，乐饮至醉”。（《古廉文集》卷四）
深受儒家伦理教育的宣宗，在娱乐中比较重视天理与人欲的平衡，在纵情娱乐的同时，仍然保持理性的思考，对娱乐怀有一定的戒惧之心，知道以圣人的经典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他有一次登楼游观时，尽情欣赏“旷然四郊外，一览山水清”的景致，但很快就觉得不能过于放纵，“安静以养微，予惟体圣经”。他在禁中赏菊时，正“置之樽俎间，陶然足怡情”时，仍然不忘“嗟予忝民上，岂独为己营。所愿及臣庶，餐之同寿宁”。参加过宣宗八年宫中元宵灯会的士大夫，在总结宣宗的娱乐特点时认为：“今皇上嗣登大宝，动法古昔，聿遵成宪，故能隆守成之业，以抚方夏之大。佳时令节，思与民臣同享太平之乐，而必以敬慎为先。”（《古廉文集》卷四）可以说很好地概括了宣宗时代娱乐有度、动必以礼的特点。
二、文体兼顾、动静相宜的娱乐
宣宗的娱乐还具有文体兼顾、动静相宜的特点。在传统社会中，文艺娱乐具有文雅、宁静的特点，一般符合儒家的礼乐规范，而体育娱乐则具有张扬、多动的特点，常为儒家所排斥。宣宗将体育与文艺相结合，使他的娱乐活动基本上符合儒家的礼乐规范，而较少受到臣下们的抨击。
宣宗的体育娱乐，包含巡游、狩猎、骑射、蹴鞠、投壶、围棋等多方面的内容。宣宗虽是儒家体制培养出来的文雅君主，但也受到祖父朱棣的军旅训练，多次随祖出征蒙古，形成了好动尚武的个性。但随着明代对蒙古守势的形成，宣宗不得不把北征蒙古的尚武精神，转化为郊外的狩猎、巡游和宫中的秋千、蹴鞠、投壶、围棋等娱乐活动。
宣宗常常通过游猎活动来转化北征蒙古的精力。《明宣宗行乐图》有一段画的是宣宗率领浩大的游猎团队，在禁苑中围猎的场景。宣宗头戴黑色猎帽，身穿黄袍红袖，骑着大白马，身后两个侍从，各骑一马，帮他背着雕弓和箭囊。群臣则身着红衣绿袍，骑马背负弓箭等候围猎的命令。另一幅《明宣宗射猎图》，画的是宣宗身背弓箭，两手正在搬一只射死的小鹿，准备往站在旁边的黑马背上安放，他的头则向另一个方向远望，盯着一只受惊后拼命逃奔的成年鹿。画面很好地表现出这位帝王得陇望蜀的心态和游猎不倦的精力。另有一幅《明宣宗出行图》，画的是宣宗头戴圆尖黑帽，身着长袍，背着箭囊，手提缰绳，骑在一匹奔跑的黑骏马上，驱马前行，显然也是在外出狩猎。
明宣宗行乐图轴
明宣宗射猎图轴
明宣宗射猎图轴
然而，游猎最易受到儒臣的阻拦和攻击，所以并不能常去，于是宣宗的尚武精神便转化宫中的体育娱乐。每天早朝之后，宣宗都要与宫中的宦官和宫女们一起游戏取乐，或荡秋千，或踢球蹴鞠，或在禁园中骑马驰射，或投壶、下围棋。
明宣宗曾写过一首《春日即事》诗，里面提到了宫中荡秋千的娱乐活动：“秋千架上香风细，罗绮筵中丽日迟。”“秋千架上香风细”，说明当时在荡秋千的是宫女，宣宗从旁观看、技痒难耐的时候，他也会上前显示自己矫健的身姿。
宣宗还喜欢蹴鞠（踢足球）。收藏在故宫的《明宣宗行乐图》，其中有一段是描绘宣宗观赏蹴鞠的场景。他端坐在一个四柱支撑的顶篷下面，全神贯注地望着前面的球场，场内有六位宦官正在踢一只白色的球，其中一人正伸脚将球踢起。在《宣宗御制集》中，有《蹴踘》诗一首，表达他观看蹴鞠时的感受：“密密清阴接贝宫，锦衣花帽蹴东风。最怜宛转如星度，今古风流气概同。”当然，宣宗不会甘于仅仅作一个旁观者，高兴时肯定会上前踢耍一番的。宣宗喜欢蹴鞠，因此特别善于发现“体育特长生”，有一次，看到汉王府军属王敏善踢球，便把他阉成宦官，带入宫中陪他踢球，或表演给他看。（《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
宣宗还喜欢打马球（也称为“击球”）。早在做皇太孙的时候，他就被祖父朱棣带到禁苑的球场上，与众人一起打马球。即位后，宣宗在北京宫中经常击球戏耍。《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有一段，画的就是打马球的场面。宣宗坐在一个围成半圆形的帷幕中，面对球场。只见五位马上健将，手执曲头球棍，其中一人一马当先，正挥棍将球向球门击去。球门后一人骑马挥旗，正在裁判球是否击入门中。单从这幅画来看，这场马球不是分朋比赛，而是各人依次击球入门，因此激烈程度比不上分朋厮杀。宣宗并非总是像画中所示那样坐着观赏，激情洋溢之时，他也会下场骑马驰击一番。击球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步打球”，不骑马，只拿着球棍，入场击球。《明宣宗行乐图》中有一段描绘的就是这种场面。球场上设置了东南西北中五个“垒”，各插一面旗帜，宣宗正挥棍将球向正中的“垒”上打，击中为胜。场内外站着几位宦官在观看，或准备捡球。
投壶也是宣宗喜爱的体育娱乐项目。《明宣宗行乐图》中还有一段画的是宣宗投壶的场面。宣宗坐在一个亭子的阶陛之下，正向前面的一个箭壶里掷箭，旁边侍立着一些宦官。壶是细颈宽腹，有三只箭已经投入壶中，另有三只箭落在地上。看来他的命中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明宣宗行乐图卷
宣宗还喜欢下围棋。他曾经让户部尚书黄福陪自己下围棋，但黄福却回敬道：“臣不会下棋。”宣宗问：“何以不会？”黄福冷冰冰地回答：“臣幼时老师严厉，只教读书，不学无益之事，所以不会。”宣宗不快，不久便将他调到南京户部赋闲。（《天顺日录》）
除了体育娱乐外，宣宗在诗文、书法、绘画、音乐等文艺活动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并沉浸其中，优游其间，成为一种高雅的娱乐活动。他经常与“台阁体”文学家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相互唱和，在宫中随时随地地吟诗弄句，盛赞和粉饰太平盛世，在《永保皇图万万春》、《千年景运庆升平》等诗中，通过渲染皇家活动的雍容奢华和宏丽气势，来达到身心上的愉悦。宣宗君臣还作诗盛赞祥瑞之物，以此营造喜气洋洋的氛围。他对白雉这种祥瑞之物很是好奇：“五彩成章世有之，一姿纯素古来稀。”认为是“天地嘉祥昭至理，国家盛治介繁禧。”宣宗从赋诗中获得了快乐，多次表明自己对诗的欢喜之情：“千载明良同燕乐，新诗喜得继嘉鱼”；“共对春光酌春酒，题诗更将续台莱”；“畅怀最喜韶光早，彩笔银笺好赋诗”；“君臣契合皆千载，既醉无忘诵抑诗”。宣宗还喜欢写散文，并练就了很好的文字功力，“长篇短歌，援笔立就。每试进士，则自撰程文曰：‘我不当会元及第耶！’”（《列朝诗集小传》）更令儒臣们欣赏的是，他们的皇上还以读书为乐，这与他们的口味是十分相投的。宣宗在政务之暇，经常书窗诵读，博览群书，曾令人抄录《四书》、《五经》及《说苑》诸书，放置在自己经常游览的皇家殿阁中，以便随时阅览和玩赏。
除了以诗文和读书为乐外，宣宗还特别喜好书画艺术，并作为重要的娱乐活动。根据《宣宗皇帝御制集》中的题诗，可以发现他观赏过很多的绘画作品。如《题柳塘鹭鸶扇面》、《题山水画屏》、《画山水》、《阁中看画》、《兰亭图》、《题竹石图》、《题竹》、《画马》、《题四时小景》、《观画》、《题赵子昂兰石》等。这些画有的是宣宗自己的作品，有的则是前人或同时代画家的作品。
体育娱乐多是动态的激烈的，体现了力的张扬和动态的特性，容易与以阴柔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发生冲突，然而，宣宗又是一位儒雅君王，对诗文、书画等文艺娱乐也怀有浓厚的兴趣，这又符合儒臣们的娱乐界限和游戏口味，并进而对他的体育娱乐也能够接受。因此，终宣宗之世，他在娱乐上除了玩蟋蟀受到抨击外，很少有负面的评价。文体相兼、动静相宜的娱乐活动，使宣宗的政治和生活基本上保持在健康的范围之内，没有特别出格的荒唐行径，在明代前期乃至整个明代帝王中，仍然算是个英明之主，保证了“仁宣之治“政治局面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