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2）
断奶之后的人类婴儿无法自求生存，因为他们没有这些机械与心理技能。他们需要成年人教导，受教育的十年二十年间也需要成年人喂养。我们这些问题，就像许多其他的人类特征一样，在动物界也有先例。例如狮子与许多其他肉食动物，父母都得训练幼儿猎杀的技巧。黑猩猩的食物也很复杂，有种种不同的觅食技术，会协助幼儿取得食物，而且能使用工具做一些事（波诺波猿就不会）。在这些方面，人类显得突出，但是与其他动物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有程度的差异：对我们而言，必须学会的技巧——也就是父母的负担，比狮子、黑猩猩多得太多了。
由于人类父母的负担极重，父亲的亲职付出，与母亲的同样关系到婴儿的存活。红毛猩猩父亲对子女的“付出”，不过是当初的精子；大猩猩、黑猩猩与长臂猿父亲的付出，还包括保护子女。但是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父亲，还得提供一些食物，负起主要的教育责任。人类的觅食习惯，需要一个社会系统支持，也就是说，男性“射精”之后，还得和那个女性保持关系，等到孩子落地，负起协助养育的责任。不然的话，孩子存活的几率不大，父亲的基因就难以遗传。红毛猩猩的系统——父亲只负责“射精”，在人类可行不通。
黑猩猩系统——几个成年雄性都可能与同一个发情的雌性交配——也行不通。那个系统的结果是：没有一个父亲清楚群体里的婴儿谁是他的骨肉。不过黑猩猩父亲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他们对群体里的婴孩并没有什么付出。对人类父亲而言，由于他得劳心劳力照顾“自己的”骨肉，他最好搞清楚孩子的确是他的。举例来说，将孩子的母亲视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不然的话，他的心力可能协助了“野”男人的基因，而不是自己的。
要是人类像长臂猿一样，每一对配偶都生活在自己的地盘上，彼此分散，不相往来，每一个雌性除了自己的“老公”不大可能遇上其他的雄性，那么男性就不必担心“戴绿帽”了。但是几乎所有人类族群都由成年人的群体组成，即使男人因此而陷入浓密的“绿帽”疑云中，也在所不惜，为什么？当然有令人不得不服的理由：人类的狩猎与采集活动需要群体合作，或者男人必须合作，或者女人合作，或男女一起来；大部分人类的野生食物，在自然界分布得很散，不过会在一些地点集中，足以供养许多人；结群生活易于抵御猛兽与外敌，尤其是其他的人类。
简言之，我们的社会系统，是由我们与“猿”不同的采食习惯而发展出来的，我们看来似乎非常“正常”，但是以猿的观点来看，就奇特得很，在哺乳类中，更是独一无二的。成年的红毛猩猩，是独行客；成年的长臂猿，雌雄配对后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地盘上；成年大猩猩组成“多偶后宫”，其中有好几头成年雌性，并有一头成年雄性能够支配所有成员；黑猩猩社群可以描述成“杂交”群，其中以一群雄性为核心，雌性从“外地”加入；波诺波猿的社群，更是乱七八糟的“杂交”群。但是我们的社会与狮子、狼的相似（我们的饮食习惯也一样）：许多成年男性与成年女性一起生活。至于社会的组织方式，我们与狮子、狼的就不同了。人类社会中两性配对、组成家庭。可是在狮群与狼群中，每个成年雄性都能与任何成年雌性交配，谁都不知道新生婴儿的“父亲”是谁。人类奇特的社会，非要在动物界找可以类比的例子的话，只能到群居的海鸟中去找，例如海鸥与企鹅也是以成对的雌雄配偶为基本单位。
在大部分现代国家中，单偶制（一夫一妻）是法定的，大概也是常态。可是大多数仍然“残存的”狩猎－采集社会中，“轻微的”多偶制似乎是常态——我们讨论人类社会在过去100万年中的演进，这类社会才是比较好的模型。（这儿我略去了“婚外”性行为，下一章我会仔细讨论这个有趣的题材。）我所谓“‘轻微的’多偶制”指的是：狩猎－采集社会中，大多数男人只能供养一个家，可是有少数“强人”能娶好几个老婆。象鼻海豹实行的“多偶制”，是一个“强人”独占十几二十甚至上百个雌性，这样的“多偶制”狩猎－采集社会中的男人想也别想，因为男人得协助抚养子女，而雄性象鼻海豹不必。历史上有些统治者以妻妾成群、充斥后宫著名，那是农业兴起、集权的统治机器发明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统治者征税，等于让万民供养他的子女。
现在我们要讨论这种社会组织如何塑造了男人与女人的身体。首先，就拿男人的身材比女人的高大一些来说吧。平均说来，男人比女人高8％，重20％。一位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看一眼我太太（173厘米）和我（178厘米），就会猜我们这个物种实行的是“‘轻微的’多偶制”。也许你会问：这可能吗？从两性的相对身材推测交配模式？
其实，在“多偶制”的物种中，“后宫”的大小与两性身材的差异成正比。也就是说，雄性娶老婆最多的物种，通常是雄性身材比雌性大很多的物种。举些例子吧。长臂猿，雌雄性身材没有差别，搞“单偶制”；雄性大猩猩，通常后宫中有3到6个老婆，他们的体重大约是雌性的两倍；但是南半球的雄性象鼻海豹，后宫中平均有48个老婆，他的体重可达3吨，而雌性的体重只不过300多公斤。怎样解释呢？是这样的，在“单偶制”的物种中，每个雄性都能赢得一个雌性；而在“多偶制”的物种中，大多数雄性都输掉了赢得老婆的机会，只有少数雄性占据了支配地位，将所有雌性关入“后宫”。因此，“后宫”越大，雄性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这时身材就成为重要的制胜关键了，因为身材高大的雄性通常都会打赢。我们人类，男人的身材只比女人大一点，实行“‘轻微的’多偶制”，完全符合这个模式。（不过，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男人的智力与人格，成为比身材还重要的生殖因素：男性职业篮球员与相扑运动员，比起赛马骑师或赛艇选手，不见得老婆比较多。）
因为在“多偶制”的物种中，竞争配偶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在“多偶制”的物种中，两性除了身材之外，往往还有别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吸引异性的第二性征上。例如“单偶”的长臂猿，隔着一段距离来看，两性没有什么分别，可是雄性大猩猩即使远远望过去，也一眼分明，因为他们的头顶有一道向上凸出的骨脊，而且背上的毛是银色的。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两性形态，也反映了我们“‘轻微的’多偶制”。男人与女人的形态差异，并不像大猩猩或红毛猩猩那么明显，可是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也许仍然能分辨男女，例如男人身体与面孔上的毛发、男人的阴茎（在动物界这种尺寸并不寻常），以及女人的乳房（第一次怀胎前就大到那种程度，在灵长类中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现在要讨论性器官了。男人的睾丸（有两个，左右各一），平均重量大约是42.5克。要是我们发现体重200公斤的雄性大猩猩，睾丸比人类的还稍微小一点，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是自然界的“一条活龙”呢？可别得意得太早，看看雄性黑猩猩，体重只有45.5公斤，睾丸却有113.4克。为什么与人类比较起来，大猩猩那么“衰”，而黑猩猩又那么“壮”呢？
“睾丸尺寸理论”是现代体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的重要成就。英国科学家测量过33种灵长类的睾丸之后，发现了两个“趋势”：性交次数频繁的物种，睾丸比较大；“杂交”的物种，雄性经常有轮番上阵与同一雌性性交的阵仗，特别需要大的睾丸（因为射精量最多的雄性使雌性怀孕的几率最大）。
因此，大猩猩与人类睾丸尺寸的差异，可以这么解释：雌性大猩猩在生产后，大约要过三四年才能恢复性交，而雌性大猩猩每个月只有几天能性交，直到怀孕为止。即使一头雄性大猩猩成功地收纳了7位妻妾，性交也是少有的“放纵”机会：要是他运气好，一年大概有几次。相对而言，他的睾丸毫不起眼，可是既然“需求”那么稀少，应付起来也就绰绰有余。雄性红毛猩猩的性生活比较活跃一点，但是也不怎么样。而黑猩猩“杂交群”中的成年雄性，就好像生活在“温柔乡、脂粉丛”中，每个雄性黑猩猩大概每天都有机会“解放”，波诺波猿每天可能有好几次。因此，为了使“花心”的雌猩猩受孕，每个雄性都得设法“大放送”，“淹没”其他“弟兄”的精子。于是黑猩猩的睾丸特别发达——“精子竞争”的结果。我们人类的睾丸的确没有黑猩猩的大，因为男人性交的次数，平均说来比大猩猩、红毛猩猩多，但是比黑猩猩少。此外，有生殖能力的典型女性，不会迫使几个男人为了“授精”而进行“精子竞争”。
因此，灵长类的睾丸，设计完全符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原则，以及计算“得”与“失”的演化分析。每一物种的睾丸，都很“实在”，足以达成任务，绝不虚大。身体制造更大的睾丸，须花费更多成本，而收益不见得成比例增加。（身体有了更大的睾丸，就必须牺牲其他组织的空间与能量，得睾丸癌的风险也增加了。）
这个科学解释，精彩万分，却凸显了一个难以忽视的失败：20世纪的科学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阴茎长度理论”。阴茎勃起后的平均长度：大猩猩3.18厘米；红毛猩猩3.81厘米；黑猩猩7.62厘米；人类12.7厘米。视觉上的突出程度，也是同样的顺序：大猩猩的阴茎即使勃起了也毫不起眼，因为是黑色的；黑猩猩的阴茎勃起后呈粉红色，由于背景是无毛的白色皮肤，所以非常抢眼。雄猿的阴茎若不勃起，根本看不见。为什么男人需要巨大、显眼的阴茎？再说一次：男人的阴茎在灵长类中是最雄伟的。干吗？既然雄猿也能成功繁衍后代，男人为什么不把花费在雄伟阳具上的“成本”节省下来，投资在其他的地方（例如增加大脑皮质，或更灵活的手指）？
图4、5 雄性身体比雌性身体越大，雄性拥有的性伴侣越多。
两性的性征越显著，雌性的性伴侣越多。
箭头代表阴茎长度；小圆圈代表睾丸大小。
人类雄性最显著的性征是阴茎。
人类雌性最显著的性征是乳房。
我向搞生物学的朋友提出这个疑问，他们通常举出一些人类交媾的“特色”，然后假定长阴茎有利于那种搞法：例如人类常以面对面的姿势交媾；人类会摆出各种特技姿势来交媾；人类“交接”，讲究不疾不徐，动静有度。可是这些解释都经不起检验。面对面的交媾姿势不是人类的专利，红毛猩猩与波诺波猿也喜欢，偶尔大猩猩也会那么干。红毛猩猩在交媾时，除了面对面的姿势，还会变换背腹式（雄后雌前）以及侧向式，他们可是悬吊在树枝上“办事”的：比起我们在舒适的卧室中，他们更需要阴茎特技。我们的平均“交接”时间，大约是4分钟（美国人），大猩猩是1分钟，波诺波猿15秒，黑猩猩7秒，可是红毛猩猩可达15分钟，而比起袋鼠类（12小时），人类的表现“如露亦如电”。
因此，“伟大的阴茎才能使人完成有人类特色的交媾大业”，根本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于是有人另外想出了一个理论，认为雄伟的阴茎是炫耀用的器官，和雄孔雀的尾巴、雄狮的鬃毛一样。这个理论还不错，但是我们不得不问：炫耀什么？对谁炫耀？
自负的男性人类学家毫不迟疑地回答：炫耀吸引力，向女性炫耀。但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许多女人说男人的声音、腿与肩膀，比较容易让她们春心荡漾。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可以参考：美国女性杂志《生机》最先刊出裸男照片，但是市场调查发现女性对裸男照片不感兴趣，就不再刊出。于是该杂志的女性读者增加了，男性读者减少。很明显，男性读者购买《生机》杂志，是为了其中的裸照。我们同意男人的阴茎是炫耀用的器官，但是炫耀的对象不是女性，而是其他的男性。
其他的事实也证实：男人雄伟的阴茎，是威胁其他男人用的，或向其他男人炫耀自己地位的玩意儿。请回想一下，所有蕴涵阳具崇拜的艺术品，都是男人创造给其他男人看的；还有，所有男人都对自己那玩意儿的尺寸在意得不得了。男人阴茎演化的惟一限制，是女性阴道的长度：要是男人的那玩意儿太巨大了，会伤害女性。要是男人的阴茎不受女性解剖学的限制，而且男人能够揽下阴茎设计权的话，阴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我能猜得到，阴茎会像“阳具鞘”一样。新几内亚高地的一些土著，男人会把一个有装饰的套子套在阴茎上，叫作“阳具鞘”。每个套子的长度（可以长达60厘米）、直径（10厘米）、形状（弯曲或直筒）、与身体的角度、颜色（黄色或红色）、装饰（例如尖端有一簇毛），都可以别出心裁。每个男人都有一组“阳具鞘”行头，尺寸与形状各不相同，每天任他选择，视当天早晨他的心情而定。觉得困窘的男性人类学家，认为“阳具鞘”是用来表示“谦逊”或隐匿“羞耻”的工具。我的老婆第一次见到“阳具鞘”之后，简洁地答复了那些人类学家：“那可是我见过的最不谦逊的炫耀谦逊的办法。”
所以，男人阴茎的重要功能仍然不清楚，你也许会很惊讶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上一节谈解剖学，这节让我们进入生理学。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人类的性活动模式——以其他哺乳类的标准来衡量，人类是个“怪胎”。大多数哺乳类一生中大部分时光，过的都是无性生活。只有在雌性“发情”的时候，它们才会性交。雌性在发情期间会排卵，可以受孕。雌性哺乳类看来“知道”她们什么时候排卵，因为她们会向周遭的雄性展露阴部，“招揽恩客”。为了不让雄性“会错意”，许多雌性灵长类会更进一步：阴道四周的区域会肿胀，变成红色、粉红色或蓝色，有的物种，雌性的屁股与乳房也会有类似的变化。这种雌性视觉“广告”对雄性猴子的影响，和穿着性感的女性对男性的影响，是一样的。视野中若出现了阴部肿胀鲜艳的雌性，比起不发情的雌性，雄性猴子猛盯着雌性阴部的几率大增，血液中的睾丸酮逐渐增加，更跃跃欲试，插入得更快，插入前的预备动作越少。
人类的性周期非常不同。女人在整个周期中几乎都可以性交，并没有什么“发情期”。真的，科学界已经花费了大量资源，想找出女人“性趣”的变化周期，可是仍然没有共识。也没有人知道女人的“性趣”是否有高潮期与低潮期。
女人排卵没有征兆，科学家直到1930年左右才搞清楚女性周期的排卵时刻。此前，许多医生认为女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受孕，还有医生相信月事期间最易受孕。雄性猴子为了传宗接代，只要搜寻阴部肿胀鲜艳的雌性就可以了，男人就惨了，他根本无法判断周遭的女人哪个正在排卵、能够受孕。女人自己呢？她也许可以学会辨识一些排卵的征兆，例如感觉身体的变化，或借助科学仪器，例如温度计或阴道分泌物试纸，但是并不容易，误判的几率很高。还有，现代女性以那些方法侦测排卵，以避孕或求子，是通过冷静的理性应用好不容易才得来的科学知识。她别无选择：其他雌性哺乳类的身体，有内在的热情冲动负责广告“性趣”，挑逗自己、撩拨雄性，她没有那种内在机制。
人类女性排卵没有征兆，几乎随时都能交媾，可是每个生殖周期中只有固定的短暂时刻才能受孕，因此人类大多数交媾都发生在“错误的”时刻，没有生殖意义。更糟的是，人类女性的生殖周期长度，比其他雌性哺乳类，来得不稳定；不同女性，或是同一位女性的各个生殖周期，并不一样。结果是：即使一对年轻新人想生孩子，他们高频率地做爱，每个周期的受孕几率也只有28％。要是养牛人家发现他们高价买来的种牛只有那么低的生殖率，必然非常懊恼，事实上他们能够在适当的时机以人工授精的方式，一次就达成75％的受孕率。
无论人类交媾的主要生物功能是什么，绝对不是生孩子，怀孕是偶尔一见的副产品。在人口日益膨胀的今天，最反讽的悲剧就是：天主教教廷仍然主张人类交媾的自然目的是生孩子，而“安全期法”（在排卵日禁欲）是惟一可以接受的避孕法。“安全期法”对大猩猩与大多数其他哺乳类，是最好的办法，对人可不。人类以外，没有一个物种把交媾的目的搞得与怀孕不相干；也没有一个物种不适用“安全期法”避孕。
对其他的动物，交媾是非常危险的奢侈品。当陷入忘我之际，动物必须燃烧珍贵的卡路里，忽略采集食物的机会，说不定天敌在一旁虎视眈眈，竞争地盘的对手也可能伺机下手。因此交媾是为了受孕才做的事，而花的时间越少越好。人类的性事就不一样了，以受孕来衡量的话，简直浪费时间与精力，是演化的失败。要是女人保持祖先的“发情”特征的话，我们的狩猎－采集祖先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交媾，说不定能多杀几头剑齿虎也不一定。从这个观点来看，任何一个狩猎－采集游群，要是女人全都有明显的“发情”广告，就能多生一些孩子，形成比较大的社群，将邻近的竞争游群甩在后头。
因此，人类生殖演化的热门问题，就是解释“隐性排卵”的演化缘由，以及没有生殖意义的交媾的功能。学者仍在热烈辩论。对科学家而言，光是说“很爽”算不上答案。很爽？没错！那是演化的结果。要是夜夜春宵没有巨大的演化利益，那么没有性趣的突变人就会演化出来，占领世界。
与隐性排卵相关的另一个谜团，是“隐性交媾”。所有其他的群居动物都公开交媾，无论是杂交，还是持久的配偶。海鸥成群在海岸上栖息，每一对佳偶都在光天化日下交媾；一头发情的雌性黑猩猩，可以连续接纳五六个雄性，完全公开。为什么人类那么独特，特别讲究做爱的私密性质？
对于隐性排卵与隐性交媾，目前至少有6个理论可以参考，生物学家还在辩论，并无共识。有趣的是，这场辩论像是心理学的罗尔沙赫氏测验（Rorschack test），反映的是科学家的性别与世界观。以下是这6个理论与支持者：
1．许多传统男性人类学家偏爱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隐性排卵与隐性交媾在男性猎人之间，可以促进合作、降低相互的敌意。要是这些男人一大早起来，发现有个女人“发情”了，难保不争先恐后，说不定会打起来，误了当天的狩猎大事。这个理论的寓意是：女性生理会影响男人之间的团结，所以很重要；男人才是社会的真正推手。不过，我们可以扩张这个理论，让它看来不那么“男性沙文”：明显的发情征象与公开交媾，会颠覆社会，因为那会影响女人之间、男女之间、男性之间的团结。
这个理论经过“增广”之后，举个例子来谈，比较能够透露它的精髓。我要以一出肥皂剧让大家想象：要是我们排卵、交媾都不是隐性的，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出肥皂剧有6个角色，鲍勃、卡罗尔、塔德、艾丽斯、拉尔夫，还有简。其中鲍勃、艾丽斯、拉尔夫还有简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男人负责外务，女人负责会计。拉尔夫与简是夫妻；鲍勃的太太是卡罗尔；艾丽斯的老公是塔德。卡罗尔与塔德在别的地方工作。
一天早晨，艾丽斯、简睡醒后，都发现自己阴部、屁股肿胀鲜艳起来，表示她们正在排卵期，并且可以接受男人交媾。于是艾丽斯与塔德在出门上班前做爱。简与拉尔夫一齐上班，一天下来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公然做了好几次爱。
鲍勃看见艾丽斯、简肿胀鲜艳的阴部，又看见简与拉尔夫公然做爱，不由自主地对艾丽斯与简想入非非。他无法专心工作。他不断向艾丽斯与简示意。
拉尔夫将鲍勃从简身边赶开。
艾丽斯对塔德非常忠实，拒绝了鲍勃。但是鲍勃的骚扰不停地打断她的工作。
一整天下来，卡罗尔在办公室里很不快乐，她一想到艾丽斯与简就妒火中烧，因为她知道艾丽斯与简已经发情，让鲍勃魂不守舍，而且鲍勃瞧都不瞧她一眼。
结果，这间办公室的效率大幅降低。同时，其他办公室的效率提高了，因为工作人员的排卵与交媾都是隐性的。最后，鲍勃、艾丽斯、拉尔夫还有简的办公室灭绝了。能够继续存活的办公室，只有排卵与交媾都是隐性的工作人员。
这个寓言表明：传统理论（隐性排卵与交媾是为了提升社会的凝聚力演化出来的）颇为可信。不幸的是，其他的理论也一样可信，以下就是简短的介绍。
2．许多其他的传统男性人类学家偏爱的理论。隐性排卵与交媾，巩固了夫妻的联系，奠定了家庭基础。女人一直维持对男人的性吸引力，又可以随时满足男人的性需求，就能将男人拴在身边，协助抚养子女。随时可以享受交媾，是男人协助抚养子女的报酬。这个理论非常的“男性沙文”，寓意是：女人是为了使男人快乐而演化的。这个理论无法解释长臂猿的例子。长臂猿雌雄成对，终身厮守，共同抚养子女，可以作为婚姻典范。可是长臂猿小两口大概隔几年才交欢几次，所以性不可能是它们的“婚姻”黏合剂。
3．一位比较现代的男性人类学家提出的理论［西蒙斯（Donald Symons）的理论］。西蒙斯注意到：雄性黑猩猩猎到一只小动物后，比较可能与发情的雌性分享，与没有发情的雌性分享的几率比较低。于是西蒙斯推测：人类女性也许是为了能够长期分享鲜肉，而演化出“长期发情”的生理状态。女人以性交换猎人的鲜肉。西蒙斯的理论另有一个版本。他注意到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女人，都没有选择丈夫的自主权。那些社会都是由男性支配的，父系宗族相互交换女儿，以巩固宗族间的盟谊。但是，由于女性处于长期发情的状态，女人即使嫁给下层社会男人，也能够私下色诱上层社会男人，使自己的子女拥有比较优秀的基因（假定男人凭本事打天下）。西蒙斯的理论虽然仍以男性为中心，但是在他眼中，女性懂得利用自己的天赋，追求一己的利益，代表男性学者向“自主女性”形象跨出了一步。
4．由一位男性生物学家与一位女性生物学家共同提出的理论。这两位学者是理查德与凯瑟琳·努南（Richard Alexander & Katherine Noonan）。根据他们的理论，要是男人能够辨识女性身体的排卵讯号，利用这项知识，他可以与老婆“按表操课”，百发百中。然后他就能“安全地”弃老婆于不顾，出外串门子，勾搭妇女，处处播种。反正他的老婆即使没怀孕，也不再容许男人亲近了。因此女人演化出隐性排卵的生理，迫使男人接受永久性的婚约，因为男人无法确定女人生的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由于男人不知道老婆的排卵时刻，只好长相左右，夜夜春宵，以求中奖。这么一来，他就没空出外逛大街，泡其他的女子了。这样的安排使老婆获益，而老公也获益。他相信老婆生的孩子，是他的种；他也不必担心早上一觉醒来，发现老婆屁股红得鲜艳欲滴，引得狂蜂浪蝶上门。看！这真是个讲究两性平权的理论。好不容易啊。
5．一位女性社会生物学家的理论。她就是赫迪（Sarah Hrdy）。她注意到：杀婴在许多灵长类社群中频率都很高，包括猴子、狒狒、大猩猩与黑猩猩。当然，被杀死的，都不是凶手的婴儿。不过婴儿的母亲因此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殖周期，再度发情。往往她会与凶手相好，增加“他”的生殖成就。（这种暴行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常见：男性征服者将战败部族的男性与小孩杀了，只留妇女活口。）于是赫迪推论：女性演化出隐性排卵特征，作为反制雄性暴力的手段。因为没有人知道她的排卵时刻，搞不清楚状况的男性，也搞不清楚她生的孩子究竟是谁的种。女人只要“水性杨花”，就能引诱一堆男人帮助她抚养孩子，或者至少不杀她的孩子，因为男人都自以为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无论这个理论是对是错，我们必须为赫迪喝彩，她颠覆了历来的男性本位观点，让女性掌握了性权力。
6．另一位女性社会生物学家的理论。伯利（Nancy Burley）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人类婴儿初生时平均3.2公斤，大约是大猩猩婴儿的两倍重，可是大猩猩母亲的体重，却达90公斤。由于人类婴儿与母亲体重的比例，比大猩猩的大得太多了，因此女人生产的历程，特别痛苦，风险又高。在现代医学兴起以前，女人经常死于生产，可是我从未听说大猩猩或黑猩猩母亲遭到同样的命运。人类的智力不断演进，一旦了解受孕与性交的关系，发情的女性就可能避免在排卵期间性交，以求避免生产的痛苦与风险。但是这样的女性就会留下比较少的子女，甚至不会留下子女。隐性排卵在男性人类学家看来，是女性为了男性演化出的生理特征，伯利却认为是女性为了欺骗自己而演化出来的。
这6个理论中，哪一个是正确的？生物学家并不清楚。事实上，隐性排卵这个问题，最近才在生物学界受到认真的对待。这个困境可以用来说明演化生物学家只要从事因果分析，就一定会面临的问题：无法进行“控制”实验，以操纵变项找出因果关系。其实不只演化生物学，任何研究领域，只要无法进行“控制”实验，研究人员就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例如历史学、心理学等。“控制”实验能提供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因果关系或功能。要是能够找到（或“制造”）一个部落，其中所有女性都有明确而显著的发情状态，例如阴部变得肿胀红艳，那么部落、夫妻的凝聚力就崩溃了吗？还是女性会利用排卵期的知识避免怀孕？不能做这样的实验，我们就无法确定：要是女性没演化出隐性排卵的性状，人类社会今天会是什么样的？
今天许多事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但是它们的功能我们很难确定，那么过去发生的事，就更难确定其功能了。我们知道过去人类的形态与工具，都与现在的不同，而且各时代都不同，而隐性排卵是在过去演化出现的，至于究竟在过去的哪一阶段出现，完全不清楚。也许人类的性行为，包括隐性排卵的功能，过去与现在的不同，可是我们现在难以把握。对于过去的解释，免不了冒些风险，让人觉得不过是“吟唱古事的诗”：从一些化石碎片中编织出来的故事，透露的只是研究者的偏见，不能反映过去的真相。
然而，既然我已经举出了6个听来合理的理论，我就不能一走了之，至少得试试贯通折中的手段，看看能不能自成一家。这里我们就必须面对另一个因果分析必然会遭遇的问题。像隐性排卵这样复杂的现象，不大可能只由一个因素造成。说隐性排卵是由某一个因素导致的，就像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某一个因素导致的一样是笑话。其实，在1900年到1914年之间，有许多独立的因素将欧洲局势推向战争，也有许多因素导向和平。最后战争爆发了，因为推向战争的因素占了上风。但是那并不表示我们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复杂的现象，列举出所有相关因素，就算解释了，而不分别主从。
为了从这6个理论中分别主从，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独特的性习惯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演化的，必然有些因素支持它们继续存在。但是过去的“起源因素”与目前的“支持因素”不必相同。具体地说，理论3、5、6也许在过去是主要因素，而现在就不是了。只有少数现代女人利用性在许多男人那里换取食物或其他资源，或同时引诱许多男人，使他们搞不清楚生下的孩子是谁的种，甚至因此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于隐性排卵与隐秘交媾在过去的角色，这3个理论都是“吟唱古事的诗”，虽然听来很合理。让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目前的“支持因素”——隐性排卵与隐秘交媾现在有什么功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即使必须猜测，也有点根据——内审诸己，外察众人。
理论1、2、4揭示的因素，我觉得今天仍在起作用，它们是同一个人类社会组织特征的不同面相。这个特征其实奇特得很，那就是：每一对男女，若希望自己的子女（基因）顺利长大成人，就必须长期合作，共同负起抚养的担子，但是，他们也必须与附近的其他夫妇合作，经营经济生活。每对夫妇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常与其他的成年男女互动，但是规律的性生活，将夫妇的关系拉近，凸显了“夫妇”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差异，我想用不着多说。隐性排卵与随时可以性交的女性生理，加强了这个新的“性”功能——强化夫妇的关系（其他哺乳类的“性”功能只有一个——繁殖）。理论1、2的传统版本，流露的男性沙文主义，不能突显这个新功能的完整面貌。性不是冷静、机诈的女人敷衍饥渴男人的手段，而是维系夫妇关系的黏合剂，两性都受益。在众目睽睽中消失的，不只是女性的排卵信号，还有夫妇敦伦大礼。夫妇关系是私密的，非比寻常的，不能与大众分享，其他的关系无法比拟。那么，长臂猿的例子怎么说呢？长臂猿雌雄长相厮守，共同抚育子女，可是一辈子却没敦过几次伦。我认为那很容易答复：长臂猿夫妇不必与其他成年长臂猿“搅和”在一起，它们没有什么社会与经济互动。
男人睾丸的尺寸似乎也是同一个人类社会奇特的后果。我们的性生活，比大猩猩的活跃多了，因为人类交媾不只为生殖，还为了“敦伦”，所以男人的睾丸比较大；可是黑猩猩的睾丸比男人的还大，因为人类不像黑猩猩那么“乱搞”，比较谨守单偶制的规范。至于男人的雄伟阴茎，可能只是炫耀用的“性征”罢了，而性征的演化不见得有什么逻辑，雄狮的鬃毛、女人的乳房，又有什么道理？为什么母狮没有大乳房，雄狮没有大阴茎，而男人不长出鬃毛呢？要是有的话，我看功能不会有什么不同。那为什么不那样呢？可能只是演化的意外；也许雄狮演化出鬃毛，比人类容易得多。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讨论仍有未竟之处，还有一个基本面相没有触及。我谈过人类性行为的理想型：一夫一妻（以及少数的一夫多妻）共同生活，先生对妻子生下的孩子，没有任何“绿云罩顶”的疑虑，并尽心尽力协助妻子抚养子女。我描述这一“虚构”的理想型，绝非无的放矢，而是人类性行为的实况的确非常接近这一理想型，而不似狒狒或黑猩猩。但是理想终归理想，难免虚构。任何一个有行为规范的社会系统，都无法防止作弊，只要作弊的利益大于风险就成了。因此这是个“数量”问题：作弊的人有多少？要是太多，整个系统会垮掉；或者作弊的人不多；或者甚至没有人作弊。就人类性行为而言，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人类的新生婴儿，有多少是婚外情的产品？90％？30％？还是1％？现在让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及其后果吧。
第四章 婚外情的逻辑
许多理由让人说谎，掩饰婚外情。因此我们很难得到可靠的科学资料，显示婚外情流行的程度。目前只有几份资料可信，其中一份是始料未及的副产品——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个医学研究计划。那个研究计划的发现，从未发表过。
那个研究计划的主持人，是个非常著名的医学研究者。由于他不愿曝光，所以这儿我称他为X医师。我最近才从他那里得知那些事实。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做的一个研究，X医师想发现的，是人类血型的遗传学。血型指的是红血球细胞膜上的分子，大约有几十种，我们从父亲或母亲遗传了制造那些分子的基因。那个研究的执行步骤非常直截了当：到一所著名医院的妇产科病房；收集1000名新生婴儿的血液标本，父母亲的也要；鉴定所有血样的血型；然后使用标准的遗传推理，找出血型的遗传模式。
结果令X医师十分震惊，他发现将近10％的婴儿，是婚外情的结晶。证据不容置疑，只要婴儿的血型中有“父母”都没有相符的基因，那就是了。有时只凭一种血型还看不出来，几种血型的资料摆在一起，就真相大白。婴儿的母亲是谁，不可能有“疑义”：因为血样是在产房采取的。婴儿的血型，若母亲体内没有相应的基因，那必然是从父亲遗传来的。要是母亲的先生也没有呢？——必然就是另一个男人的啰，那还有什么问题。婚外情实际的发生率，当然高于10％，因为有许多血型，20世纪40年代还不知道，所以没有检验，而且大多数性交不会制造结晶。
X医师发现那个事实的年代，调查“‘性’行为”在美国仍是个禁忌，所以他决定按下不表，从未披露过他的资料。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让我公布他的数据，可是他仍然拒绝现身，不许我泄露他的名字。不过，后来有好几个同样的遗传学研究，证实了他的发现，那些研究的结果都公开发表了。根据那些研究，美国与英国的新生婴儿，约有5％～30％是婚外情的产品。同样地，那些接受调查的夫妇中，妻子出轨的实际比例可能更高，理由我已经提过了。
还记得上一章结束时我抛出来的问题吗？“婚外情在人类社会中，是罕见的异例？不算少见的‘例外’？还是普遍流行的现象，婚姻形同虚设？”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了。只要谨守“中庸之道”，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大多数父亲，抚养的都是自己的骨肉；人类的婚约，也不是废纸一张。我们可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黑猩猩，挂羊头卖狗肉。可是，“外遇”又的的确确是人类交配系统的一个“组件”，尽管从未受到社会的祝福。对于交配系统类似我们的其他动物种——雌雄长期结合养育子女——学者也观察到“外遇”的情事。而黑猩猩与波诺波猿的交配系统，都与我们的不同，因此讨论黑猩猩的“外遇”并无意义。黑猩猩与我们有过共祖，我们的祖先想来也没有“外遇问题”，因此我们的祖先必然在演化的道路上“重新发明”了“外遇”。所以，我们讨论人类性行为，以及性行为在我们演化成“人”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能不仔细研究“外遇”的科学。
我们有关外遇发生率的资料，大多数是研究性生活的专家从访问调查中得到的，而不是从鉴定孩子的血型下手。20世纪40年代以后，一连串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纯贞”——“婚外情”不是罕见的例外。金赛【1】报告，是始作俑者。然而，即使现在已经是世界末日的“解放年代”，我们对于“婚外情／通奸”仍然耿耿于怀，难以释然，可是“致命的吸引力”又让人莫名地焦虑与兴奋。大家都觉得“婚外情”令人兴奋：电视肥皂剧要是缺了这个“元件”，观众就不捧场。笑话的题材中，比得上“婚外情”的，绝无仅有。可是，弗洛伊德指出过，我们往往以幽默应付极端痛苦的事。一部人类历史，“婚外情”导致的谋杀与不堪的伤痛，大概没得比。写作这个题材，不可能十足地正经八百，也不可能对社会处置“婚外情”的各种野蛮机制保持冷静，无动于衷。
结了婚的人，有什么理由玩“婚外情”的游戏呢？他／她当然可以不玩，理由又是什么？科学家对许多其他的事都有一套“说法”（一般叫作理论），所以“婚外情”也有科学理论应该不会让人惊讶。许多动物种从来没有“婚外情”，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婚姻”。举例来说，地中海地区的叟猴，雌性一旦发情，就会与队群中每一位雄性交媾。不过，有些哺乳类与大部分鸟类都选择了“婚姻”，就是说，两性长期相守，共同抚养或保护子女。只要有“婚姻”，就等于为“混合型生殖策略”开了门。“混合型生殖策略”是社会生物学家使用的“科学”术语，以普通话来说，就是结了婚的人搞婚外情。
有“婚姻”的动物种，搞“混合型生殖策略”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异。长臂猿（“小猿”）似乎没有任何“婚外情”的“科学记录”，可是雪雁搞“婚外情”却是常态，见怪不怪。人类各社群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不信有哪个社群的人会像长臂猿一样“忠贞”。为了解释所有这些差异，社会生物学家发现“博弈论”的逻辑非常有用。换句话说，生命可以看作一场演化竞赛，留下最多存活子女的个体，才是赢家。
竞赛规则是由物种的生态学与生殖生物学设定的。参赛者面临的问题是：规划赢的策略，坚贞不二？杂交（大同世界）？或者“混合型生殖策略”？但是我话得先说在前头：虽然这个社会生物学进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动物的“外遇”行为，但是对人类“外遇”的问题社会生物学能不能提供睿见，颇有争议，我会在后面讨论。
我们一旦以“竞赛”看待问题，立刻就会恍然大悟：两性的最佳策略不同。因为两性的生殖生物学，在两个方面有深刻的差异：为了达到生殖目的，最低的必要投资，以及受骗的风险。我会在下面进一步说明；其实我们人类对那两个差异并不陌生，只不过熟悉并不带来甜蜜，而是痛苦。
对男人来说，生育的最低投资，是交媾的行动，所费时间与精力有限。今天让一个女人受孕的男人，明天可以让另一个女人受孕，他做得到。不过，对女人来说，为了生孩子，她除了交媾，还得怀胎，并花上几年抚育（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女人逃得掉）——那可是个巨额投资。所以，男人的生殖潜力比女人大多了。19世纪有位英国人访问印度南部海德拉巴邦尼扎姆王朝宫廷，这是个容许多妻的小国。根据他的报道，在他逗留的8天之中，后宫就有4位嫔妃生产，而且还有9位正在待产，预产期在下个星期。最高的男性生殖记录，是摩洛哥嗜血的穆莱·伊斯梅尔国王创下的，据说他有888个孩子。而最高的女性纪录，是19世纪的一位莫斯科妇女创下的，她生了69个孩子，不过其中有许多三胞胎。生产超过20个孩子的女性就很少了，可是在多偶制的社会中，有些男人很容易达到那个目标。
由于两性的生物差异，男性从“婚外性行为”或多偶制能够得到的“好处”，比女性多得太多了，要是以“生殖成就”（子女的数目）做判断的话。（女性读者要是觉得非常愤怒，准备把本书丢开了，或者男性读者觉得“受到鼓舞”，我得警告你：请继续读下去，“婚外性行为”问题比你想象的复杂多了。）人类“婚外性行为”的统计资料并不容易建立，但是人类多偶制的资料是现成的。世上惟一有记录可考的“多夫制”社会，在中国西藏，学者发现：有两个丈夫的女性，平均子女数目比较“少”。相对地，19世纪美国摩门教徒中的男性，从多妻制得到巨大的生殖利益：只有1个老婆的男人，平均有7个孩子；2个老婆，16个孩子；3个老婆，20个孩子。摩门教男人平均有2.7个老婆，15个孩子。至于摩门教的男性领袖人物，平均有5个老婆，25个孩子。西非塞拉利昂的滕内人也是多妻制，男人的平均子女数目，与老婆的数目成正比：1个老婆，1.7个孩子；5个老婆，7个孩子。
另一个与交配策略有关的两性“不对称”，是当事人对于“亲生子女”的信心。任何一个动物，要是花时间、精力照料的是“野种”，就是演化竞赛中的输家，下种的是赢家。女人不可能遭到欺骗养育别人的孩子，因为孩子是“亲生的”，除非在医院里给人“掉包”了。实行体外授精的动物，雄性不可能“戴绿帽”。举例来说，某些鱼种的雄鱼会看着雌鱼产卵，立刻跟上授精，并将受精卵藏好照顾，以确定“自己的种”能安全孵化。然而，实行体内授精的动物种，包括人类，雄性就很容易受骗，“戴上绿帽”而不自知。男人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授精”这回事，然后那位女士就生了个孩子。除非那位女士的受孕期受到全程监控，确定没有别的男人下种，不然他无法确定生出来的真的是他的种。
解决这个“不对称”问题的一个极端方法，是印度南部的纳亚尔人（Nayar）发展出来的。在纳亚尔人社会，女性非常自由，爱交多少男朋友就交多少，同时交或者轮流交，百无禁忌，因此先生无法确定老婆生的孩子究竟是谁的种。那他怎么办呢？他不与老婆同住，也不照顾老婆生的孩子；他与姊妹同住，照料外甥。至少，他的基因平均有1/4可以在外甥体内找到。
请记住这两个“性别不对称”的事实，然后我们才可以务实地讨论最佳生殖策略，以及有利于“婚外性行为”的情况。让我先列举三个男人可以采纳的“作战计划”，它们一个比一个复杂。
A计划：男人应随时随地寻求“婚外性行为”的机会，反正本小利大，何乐不为！让我们以狩猎－采集社会的实况来谈，因为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基本上过的就是那种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女性一辈子最多可以养大4个孩子。她的先生只要成功地“玩”上一次，就能提升1/4“终生生殖成就”：几分钟“劳动”就有那么大的“收益”，谁不心动？这个计划天真得可以，请读者想想问题在哪里？
B计划：A计划有个根本的缺陷，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发现——A计划只列举了“婚外性行为”的潜在利益，却忽略了潜在代价。显而易见的可能代价有：要是给发现了，可能会被对方的丈夫打伤或杀害；自己的老婆也可能出走；与别人老婆上床的当儿，可能有别人爬上自己老婆的床；花心的人可能没时间照顾自己老婆生的孩子。因此，花心的人得“花”得高明，B计划就是提高收益、降低风险的计划。不是吗？
C计划：蠢男人的B计划，就是从一而终，拒绝任何诱惑。更蠢的是，他从来没想过：人类的常态交媾模式，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而且是一男一女。换言之，每一个玩“婚外性行为”的男人，床上都有一个女人。A计划与B计划的共同缺陷，就是忽略了女性策略；要是不考虑女性，任何男性策略都注定失败。C计划就是将女性策略与男性策略合并考虑的产物。但是，由于一个丈夫已足以满足女性的最大生殖需求，那么吸引女性搞“婚外性行为”的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考验着每个时代的男人，可是现在的理论社会生物学家，却把它当作一个知识的挑战，正在大伤脑筋。
为了对C计划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我们需要可靠的“婚外性行为”资料。由于调查人类的性习惯极不容易得到正确的资讯，让我们先研究最近发表的鸟类资料。那些鸟成对地筑巢生活，抚育子女，交配系统与我们的非常类似。（亲缘关系与我们最近的动物种——两种黑猩猩——的交配系统与我们的反而不同。）以那些鸟儿与我们比较，我们搞不定的，就是它们搞“婚外性行为”的动机。但是我们不会有什么损失，反正我们访问搞“外遇”的人，也得不到真相。研究那些鸟儿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收集资料非常方便。因为那些鸟儿群聚在一起生活，研究者坐在一旁，花几百个小时观察，就能弄清楚谁搞过谁。从来没有一个人类族群，有过同样品质的科学资料可供参考。
最近发表的鸟类“通奸／外遇”资料，来自5种水鸟，苍鹭、海鸥、鹅都有。它们都群聚在一起，雌雄成对筑巢、生育子女，单偶制是基本的社会制度。没有成鸟照料的巢容易遭到侵袭，所以单亲无法抚育幼雏，因为它必须离巢觅食。一个雄鸟也无法同时照料或守护两个巢。因此，这些鸟儿的生殖策略，基本准则如下：不可搞多偶；搞单身雌鸟并无意义，除非那雌鸟马上就要和另一个雄鸟筑巢，一齐抚育幼雏；偷偷搞别人的老婆，倒值得尝试。
第一个研究是在美国得州进行的，观察的对象是蓝鹭与白鹭，这两种鸟的体型都很大。它们都是雄鸟筑巢，然后守着巢追求造访的雌鸟。要是小两口看对了眼，就会交配20来次。然后雌鸟在巢里产卵，并且白天大部分时间在外觅食，雄鸟负责守着巢与卵。在小两口成其好事的头两天，一旦雌鸟外出觅食，雄鸟往往会立即追求其他过往的雌鸟，但是不会发生“婚外性行为”。雄鸟的半吊子花心行为，反而像是“离婚保险”——万一老婆一去不回，还有“备胎”老婆可用。（根据观察资料，老婆一去不归的可能性可达20％。）被雄鸟当作“备胎”追求的雌鸟，对雄鸟心里怀的鬼胎毫不起疑：它正在找配偶，也无由得知热烈追求它的雄鸟已经有了佳偶，一直到女主人返回后，将它赶走。（女主人会偶尔回家探望一下。）最后，雄鸟终于放下心来，相信雌鸟不会弃它而去，就不再追求过路的雌鸟了。
第二个研究是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进行的，观察的对象是小蓝鹭。这种鸟本来可能只是“离婚保险”的行为，演化成更为“严重”的形式。研究者记录了62次“婚外性行为”，大部分是雄鸟闯入邻家偷腥——雄鸟出门觅食，雌鸟独守空闺。大多数雌鸟半推半就，有些雌鸟还更热衷偷腥。花心的雄鸟为了降低自己戴绿帽的风险，出门觅食总是行色匆匆，不忘随时回家探望，免得老婆遭人勾引；至于自己的风流韵事，只觊觎邻家少妇，算计的也是可以随时回家探望。雄鸟偷腥的对象，通常是还在产卵、仍然能够受孕的雌鸟。不过，偷腥时总是草草了事（8秒钟；夫妇平均12秒），所以受孕率可能低些；有过出轨记录的巢，大约一半后来都放弃了。
密歇根湖畔的鲱鸥，有家室的雄鸟35％搞外遇。这个数字与1974年美国《花花公子》杂志公布的32％几乎一致。但是这种水鸟的雌性与人类女性，却有不同的行为。根据《花花公子》杂志的数据，美国少妇有24％搞外遇；而雌鲱鸥有了配偶之后，就坚拒诱惑，也不勾搭。所有雄鸟搞外遇的对象，都是“未婚幼齿”。为了降低戴绿帽子的风险，“花花公子”花比较多的时间守着还能受孕的“妻子”，它能让老婆“死忠”，秘诀在：喂老婆很勤；只要老婆能受孕，就多“玩”。
最后一组可靠的数据，是在加拿大南部的马尼托巴搜集的。那里的雪鹅与前面提过的小蓝鹭一样，“婚外性行为”大部分是雄鸟闯入邻家偷腥——雌鸟独守空闺。雌鸟也是半推半就；它老公不在家，是因为在外面勾引别人的老婆。表面上看起来，雄鸟似乎所得有限，不过它可不是笨蛋。只要老婆还在下蛋，它就会守在巢里，看着老婆。（老公守在身边的雌鸟，遭到诱拐的可能性，是老公不在的1/50。）一旦老婆产完卵，它能肯定产下的卵是它的种，它就外出风流去了。
这些鸟类行为研究，可以证明以科学方法研究“外遇／通奸”的价值。它们揭露了花心的雄鸟采用的策略，那些策略都精心算计过：退可守（甜蜜的家庭），进可攻（“播种”让别人养），占尽了便宜。那些策略包括：“离婚保险”——只要有妻子不忠的疑虑，就引诱单身雌鸟作“备胎”；看管还能受孕的老婆；喂得饱，“泡”得勤，让老婆“死心塌地”，即使独守空闺，也能冰清玉洁；精密计算外出风流的时机——邻家老婆可以受孕，而自家老婆不能。不过，即使是科学方法，也有时而穷，我们还是不清楚：雌鸟搞“婚外性行为”所为何来？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雌鸟是骑驴找马，反正货比三家不吃亏。另一个可能是：在一些水鸟中，雄鸟数目较少，找不到配偶的雌鸟“借种”产卵。（这类雌鸟也可以两两“配对”，互相扶持，养育幼雏。）
这些鸟类研究的局限在于：雌鸟往往看来半推半就，对于“婚外性行为”并不积极。为了了解比较主动的女性角色，我们得回到人类社会——虽然研究人类的行为，必须克服各种困难，例如文化差异、观察者的先入之见、受访者的可信程度。
根据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社群的调查资料，比较两性的差异，通常会得到下列结论：男人对“婚外性行为”比女人感兴趣；男人比较喜好尝试不同的性爱“口味”；女人陷入“外遇”，主要是因为对婚姻不满，并（或）期望新关系能长久；对露水姻缘的对象，男人比较不挑剔。举例来说，我认得的新几内亚高地族群，男人搞外遇的理由，通常是觉得老婆不再有趣；女人搞外遇，很少因为老公床上不行（例如，年老力衰的结果）。在一家电脑择友中心，几百个美国年轻人回答了问卷，结果显示：女性在几乎每个方面都对伴侣有比较强烈的偏好：智力、地位、舞技、宗教、种族等。男人惟一比女性重视的是：面貌／身材。约会之后，男女双方再回答一份问卷，结果是：比较多的男人觉得电脑选的伴侣散发出强烈的浪漫引力，是女性的两倍半。简言之，对于挑选伴侣，女人挑剔，男人随缘。
对于“婚外性行为”的态度，要是我们期望大家都能诚实回答访谈人员的问题，未免不切实际。然而，人们会用法律与行为表达他们的态度。特别是，人类社会普遍有虚伪与幸灾乐祸的特征——因为男人只要动念搞“婚外性行为”，就得面对两个根本的困境。第一，采取“混合型生殖策略”的男人，企图鱼与熊掌兼得：他勾搭别人的老婆，却禁止自己的老婆与别人搞。因此，有些男人必然会占其他男人的便宜。第二，我们已经讨论过，男人普遍是担心戴绿帽的偏执狂，这是生物学的现实（体内授精）导致的，而不是“心理有毛病”。
通奸法律是一个清楚的例子，显示了男人处理这些困境的方式。直到最近，所有这种法律都是“不对称的”，不管是希伯来、埃及、罗马、阿兹特克、伊斯兰、非洲、日本，还是其他，只要你找得到。这些法律只有一个目的：让结了婚的男人放心，“自己的”老婆生下的是“自己的”子女。所以这些法律对于“通奸”的定义，只着眼于女方的“婚姻地位”，至于男方，管他的。结了婚的女人搞“婚外性行为”，无异“背叛”自己的丈夫，因此丈夫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甚至包括暴力报复，否则就离婚、让女家退还聘金。结了婚的男人搞“婚外性行为”，不算损及老婆的利益。要是给抓到了，女方若已婚，女方的老公是利益关系人；女方若未婚，利益关系人就是她的父兄（因为她的“价值”被“奸夫”破坏了）。
自古以来，先生不忠甚至不算犯罪（刑事犯），直到1810年法国才有法律规定：未得“家花”同意，先生不得将“野花”养在家中。综观人类历史，现代西方近似“平权”的通奸法律，其实是个新鲜事物，是在最近150年间发育成形的。即使在今天，要是先生逮到妻子红杏出墙，当场愤而杀人，美国与英国的检察官、法官与陪审团，往往会将凶手的罪名减轻，不以谋杀罪起诉、审判，而改以较轻的罪名，例如过失杀人，或者不起诉。
为了让男人肯定妻子生的子女是自己的种，传统中国宫廷发明的一套制度，大概是世上最严密的。明代内宫设有敬事房，由太监掌管，负责皇帝与后宫后妃的性事。每次皇帝与后妃“办事”，都有敬事房太监记录年、月、日，作为受孕的证据。皇帝后宫既然养了大量美女，当然得设法防止其他男人觊觎。任用太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晋朝张华（公元232—300）著的《博物志》，就记载了监视处女的办法：用赤砂喂食蜥蜴，等到蜥蜴通体赤红，再捶捣万杵，然后“点女人肢体，终本不灭，有房事则灭，故号守宫”。
其他文化类型的男人，为了肯定妻子生的子女是自己的种，采用的方法也许没那么复杂，却可能更恶劣。这些方法限制妻子“出墙”的能力，或者使女儿或姊妹“守宫”，以便待价而沽。相对来说温和一些的措施，包括监控甚至监禁女性的身体。地中海国家广泛流行的“荣辱”规约，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形成的（搞“婚外性行为”，是我的权利，不是你的；要是你搞了，会使我蒙羞）。更过分的措施，还有野蛮的毁阴手术——把阴蒂或者大部分外阴部割除，降低女性的性趣（无论婚内还是婚外）。还有一种名副其实的锁阴术，更万无一失，就是将大阴唇缝起，让女人无法交媾。女人的大阴唇缝了之后，为了生产或孩子断奶后让丈夫下种，剪开缝线就是了；要是丈夫远行，也可以再缝死。目前世界上仍有23个国家保存毁阴／锁阴的习俗，分布在非洲、沙特阿拉伯与印尼群岛。
要是通奸法律、宫廷记录，甚至强制禁锢，都无法保障男人的“父权”，最后的“绝招”就是谋杀了。美国许多城市的谋杀统计显示：“性嫉妒”是最常见的谋杀动机。通常是被戴了绿帽的先生干掉老婆，甚至老婆的情人；不然就是这位老公被“奸夫”杀了。我将美国底特律1972年的统计数字表列出来，让读者对真实世界有个概念。人类历史上，“性嫉妒”一直是战争的导火线，希腊史诗《伊利亚特》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木马屠城记）是个典型的例子。在现代新几内亚高地，“性嫉妒”仍然可以引爆战争。直到中央集权的统治机器出现，“职业军人”才改变了战争史的轨道。
性嫉妒造成的谋杀案（1972年，美国底特律）
不平等的通奸法律，以及各式各样监控女人“性行为”的方法（包括毁阴／锁阴），是人类独有的“特色”，都是“人性”的成分，就像文字一样（文字也是人性的成分）。更精确地说，在雄性自然史上（或者两性斗争史上），雄性已经演化出种种散布体内基因的方法，可是人类的那些建置，是史无前例的、崭新的。我们倒没有放弃“传统”，许多其他动物会的把戏，我们一样也不少：谋杀、暴力、杀婴、强暴、集体火拼以及通奸。男人搞出来的锁阴手术，有些昆虫也会——一旦交配完毕，就将雌性阴道封死。
动物两性战争的细节，各物种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社会生物学家对那些差异，已经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从他们最近的研究成果看来，动物的行为也由“自然选择”打造，而不只是身体的解剖构造。几乎没有科学家怀疑“自然选择”塑造了我们的身体。可是生物学社群中却因为社会生物学而分裂，双方以尖锐的言辞互批，争论的焦点是：自然选择能不能塑造我们的社会行为？本章讨论的行为，大部分现代西方人都认为是野蛮的、不文明的。有些生物学家对那些行为感到义愤填膺，社会生物学家以行为的进化理论解释那些行为，更让他们寒心。对他们来说，“解释”某些行为，与为那些行为辩护，两者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界限，这样的“不确定”令人不安。
社会生物学就像核子物理，以及所有其他的人类知识一样，会遭到滥用。虐待别人或谋杀，我们从来不缺借口，但是自从达尔文发表了“进化论”之后，演化逻辑也成为现成的借口。对人类性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讨论，可以当作男人监控女性身体的借口，或两性不平等现实的理论根据，就像传统体质人类学被用来支持白人奴役黑人、纳粹杀害犹太人一样。生物学家批判社会生物学的文字中，两种恐惧不断地回荡、交织着：证明某种野蛮行为的演化根源，无异于主张那种行为是正当的；证明某一行为有遗传基础，无异于宣告不可能改变那种行为。
在我看来，这两种恐惧都没有根据。就拿第一个来说吧，任何事物的起源都可以研究，无论那些事物是令人厌恶或令人钦羡。研究谋杀犯的动机，就是为他们开脱吗？至于第二个恐惧，我们不只是演化结果的奴隶，甚至不仅是遗传特征的奴隶。现代文明已经成功地阻遏了一些古代的恶习，例如杀婴。现代医学的主要目标，就是阻遏人体内有害基因的作用以及微生物；事实上，要不是深入了解那些基因与微生物，也不可能想出对抗的办法。社会生物学家说明锁阴习俗是一种雄性生殖策略，反对锁阴习俗的呼吁与运动并不会因此而丧失立场。我们谴责锁阴习俗，是基于人道的关怀：没有人有权毁坏别人的身体。
尽管社会生物学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行为的演化脉络，我们切不可认为它是惟一的方式。人类行为的目标不可一概而论，“留下更多的子孙”不是惟一的考量。一旦人类发展了文化，文化就有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目标。今天许多人在辩论要不要生孩子，已经有许多人决定不要孩子，他们要把时间、精力投注在其他的活动上。我认为演化推论可以帮助理解人类社会行为（与习俗）的“起源”。可是理解人类社会习俗的“现状”，我不认为演化推论是惟一的方式。
简言之，我们与其他动物一样，在演化过程中必须赢得生殖竞赛。我们过去发展出的生殖策略，塑造了我们。但是我们也发展出了道德意识，为了追求道德目标，即使违反生殖竞赛的目标与方法，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我们能有天人交战的经验，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差异。
第五章 择偶的逻辑
异性美与性感有没有普遍的标准？中国人、瑞典人与斐济群岛岛民，外形上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有共同的美感、性感标准吗？要是没有，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口味”，那么那些“口味”是怎么来的？是基因，还是向“同胞”学来的？我们究竟是怎样挑选配偶与性伴侣的？
这是个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或者至少可以说，比起另外两种黑猩猩，这个问题对我们更为重要。也许你会觉得惊讶吧？我们已经讨论过，人类的婚配系统（理想上一男一女维持长期的关系）是人类创造的。波诺波猿与人类完全相反，从不挑剔性伴侣：雌性与许多雄性轮流交媾，同性之间也有频繁的“性交”。黑猩猩并不那么“乱交”，有时一雌一雄会离群“幽会”，过好几天才回来。不过以人类的标准来衡量，黑猩猩也是“乱”得可以。人类对性伴侣非常挑剔，因为把孩子拉扯大，光靠单亲（通常是母亲）非常困难，尤其是在狩猎－采集社会。另一个原因是：一对共同抚养孩子的男女，“性”是“黏合剂”，使他们的关系显得与众不同。对配偶或性伴侣很挑剔，在自然界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特色，其他许多（名义上）实行单偶制的物种，由于“配偶”关系也是长期的，所以寻找配偶时颇为讲究。但是我们类似黑猩猩的祖先，已经丧失了这个特色，我们是在演化过程中重新创造这个特色的。许多鸟类，以及我们的远亲长臂猿，都讲究择偶。
上一章我们讨论过：尽管理想上单偶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但婚外性活动仍有很大空间。我们挑选婚外情的对象，比我们挑结婚对象，更讲求“性感”；出轨的女性，比男性更挑剔。所以，无论是为了结婚还是露水姻缘，我们挑选性伴侣的方式，是“人性”的另一块重要基石。我们的自然根源是黑猩猩之类的动物，演化成人的过程涉及的不只是改造骨盆结构，还有择偶的方式，两者都是人类演化的基本面相、塑造人性的基本力量。甚至人类的“人种”，都可能是我们的“审美标准”的副产品。挑选性伴侣，牵涉之广，岂仅是一家一姓之兴亡？！
除了前面所讲的理论兴趣，我们择偶的方式，本就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题目。大部分人的大部分人生，念念不忘的就是寻找意中人。我们之中的孤家寡人，每天都会梦想意中人。要是我们比较同一社群中的人对意中人的不同口味，这个问题就更有意思了。只要问问自己：对什么样的人感兴趣？就成了。要是你是男性，请问你喜欢发色浅的女性（例如金发），还是发色深的（黑发／褐发）？小胸脯或丰满胸脯？小眼睛或大眼睛？要是你是女性，请问你中意的男性是留胡子的，还是每天刮胡子的？高的还是矮的？笑面迎人的还是愁眉冷峻的？你可能不会见到任何人都喜欢，只有某些类型的人才吸引你。有些离过婚的人，再婚的对象活脱脱是前妻或前夫的翻版，你也许也有这样的朋友。我的一位同事，交过许多女朋友，她们都是貌不出众、瘦小、褐发、圆脸的女性。最后他终于找到一位合得来的结婚。不论你对异性的口味如何，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你的朋友的某些口味与你完全不同。
我们在人海中浮沉，每个人都在寻觅自己的意中人，这正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搜寻参考意象”的一个例子。（所谓“搜寻参考意象”，是一个心灵意象，我们在搜寻过程中，不断将身边的人和物与那个意象比较，以便迅速认出自己想要的。）我们如何在心中发展出对意中人的“搜寻参考意象”？我们寻觅的，是熟悉的类型，像我们一样的？还是陌生的类型，与我们很不一样的？要是有机会的话，大多数欧洲男人都会对波利尼西亚女子倾心吗？我们寻觅的对象，是拥有与我们互补的特质的人吗？举例来说，有些男人的确娶了像妈一样的女人，享受母性的温暖。可是这样的配对是典型的吗？
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好多年。他们收集了许多对夫妻的资料，分析了许多变项，只要想得到的，巨细靡遗，包括长相的特征与其他的条件，目的在于找出“做夫妻”的“道理”。他们的结论，可以用统计学的“相关系数”简明地表达出来。要是你以某个标准将100个先生排成一行，例如身高，再以同样的标准将他们的太太排成一行，“相关系数”描述先生在他那一行中的位置，与他太太在太太那一行的位置，对应倾向有多大。“相关系数”如果是正数1，表示双方有完美的对应关系：身材高的先生配身材高的太太；身高第37名的男性，与身高第37名的女性正好是一对夫妻等。“相关系数”如果是负数1，关系正好相反：最高的男性娶了最矮的女性；身高第37名的男性，与身高倒数第37名的女性正好是一对夫妻，等等。最后，如果“相关系数”是0，那么男女的配对就没有逻辑可言，至少身高与做夫妻扯不上关系。其他的项目也可以计算相关系数，比如收入、智商等。
如果你找到的夫妻够多，测量的项目也够多，你会发现相关系数最高的项目（约正0.9）是：宗教、族裔、人种、社会经济条件、年龄与政治观点。换言之，大多数夫妻，先生与太太有相同的信仰，是同一族裔等。你也许不会惊讶，相关系数次高的（约正0.4）一组项目中，包括人格与智力的测量，例如内向还是外向、讲不讲究整洁，以及智商。邋遢的人与邋遢的人有配对的倾向，但是邋遢的人也可能与有洁癖强迫症的人结婚。
那么夫妻的体质特征有没有配对关系呢？要是你只观察过几对夫妻，答案大概不会令你立即有会心之感。因为我们选择配偶，并不看重身体特征，倒是为自家的赛犬、赛马或肉牛“配种”时非常挑剔。但是我们的确会挑。要是你观察过许多夫妻，答案就会出奇地简单：平均而言，夫妻间稍微有点相似；可是在体质上，几乎每一项特征都显著相似。
要是人家问你理想的意中人的模样，你心中浮出的第一个“意象”就是与你差不多的：身高、体重、发色、眼珠色与肤色。但是你理想的意中人的许多其他特征，即使你一时举不出来，也与你自己的条件差不多，那些特征种类繁多，例如鼻宽、耳垂长度、中指长度、腰围、两眼间距以及肺活量！学者在各地调查，都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波兰的波兰人、密歇根州的美国人、中非乍得的非洲人。要是你不相信，下次出席结婚宴时仔细观察一下。
夫妻体质特征的相关系数，平均是0.2，不比人格特质（0.4）与宗教信仰（0.9）高，可是仍然显著地大于0。有几项体质特征，甚至高于0.2，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中指长度，相关系数是0.61。至少在潜意识中，大家似乎对于意中人的中指长度非常在意，对发色或智商倒没那么在意。
一言以蔽之，物以类聚，同气相求。造成这个结果，有许多原因，举其荦荦大者，空间距离非常重要，显而易见：我们的居住社区，通常在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与族裔方面，有高度的同质性。举例来说，在美国的大城市中，你可以指出富人区在哪里，贫民区又在哪里，而且犹太区、华人区、意大利区、黑人区等也都历历可指。我们走进教堂，遇见的是同宗教信徒；我们在日常活动中，总是遇见社会经济地位、政治观点相似的人。由于在那些场合，遇见与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相似的人的机会比较大，难怪我们比较可能与背景类似的人结婚。但是人类组成居住社区，并不以居民的耳垂长度为准，因此必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使得配偶间在耳垂长度这类体质特征上表现出相关性。
配偶间有相似的倾向，另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婚姻并不只是选择，婚姻是协商的结果。我们不会在大街上盲目寻觅，直到发现一个人，他拥有合适的眼珠颜色、合适的中指长度，于是我们走上前去，向那人宣布：我们结婚吧。对大多数人而言，婚姻是求婚的结果，而不是单方宣言的结果，而求婚是某种协商的高潮大戏。协商的双方，在政治观点、宗教与人格特质上越相似，协商的过程就越顺利。平均来说，已婚夫妇比热恋中的男女，人格特质更接近，而婚姻美满的夫妇比婚姻不美满的夫妇，维持婚姻关系的夫妇比离婚的夫妇，也一样。但是这并不能解释夫妇间耳垂长度为什么相关，夫妻闹离婚，很少以耳垂长度不相配做理由的。
除了空间距离与协商顺利之外，让人们决定结婚的因素，就剩下体貌的性感了。那不该令人惊讶。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对显而易见的体征，例如身高、块头与发色，都有特别的偏好。乍听之下会让人惊讶的，倒是许多其他体征的重要程度，例如耳垂、中指与两眼的距离，因为我们通常并不自觉对那些特征有兴趣。然而，我们一见到中意的人，就立刻惊为天人，情难自已，内心充满“蓦然回首”的惊喜，所有那些其他特征都在潜意识里促成了我们的决定。
举个例子好了。当年我和我太太玛莉才刚认识，我就觉得一往情深，她也有同感。回想起来，我能发现原因何在：我们两人都是棕眼珠，身高、体格与发色都相同。但是，另一方面，我总感觉玛莉不知怎的不太符合我理想中的女友形象，可是我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劲。直到她与我第一次约会，一起去看芭蕾舞，我才解开了谜团。我把我的望远镜借给玛莉，让她仔细欣赏舞者的舞技，她看了一会儿就还给我，让我也能欣赏。可是我拿起她还给我的望远镜，却无法将目镜对准眼睛，原来她将望远镜调整了一下，使两个目镜的水平距离缩小了，才对得上她的双眼，这样一来，我得将望远镜恢复原状，才能让眼睛对准两个目镜。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玛莉的眼睛，距离比较近，而过去我追求过的女孩，眼睛都和我一样，分得比较开。还好玛莉的耳垂与其他特征抓住了我，不然，我和她两眼距离不相配，还真不容易妥协。要不是那副望远镜，我也不会觉察到我喜欢两眼距离比较大的女孩，我从来没有发现那个特征有那么大的魅力。
我们会与类似的人结婚，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了吧？但是——且慢，与一个女人最相似的男人，是拥有这个女人体内一半基因的男人，也就是这个女人的父亲或兄弟。同样地，一个男人最速配的女人，是他的母亲或姊妹。然而我们大部分都遵守伦理道德，不会与自己的父母或异性同胞结婚。
依我看，我们结婚的对象，并不是与自己相似，而是看来与自己的父母或异性同胞相似的人。我们对未来的性伴侣，“搜寻参考意象”从小就开始发展，那个意象深受我们身边异性的影响。对大多数人而言，父母、同胞与童年密友，是日常生活中与我们互动最频繁的人。我们的行为，20世纪20年代一首流行的歌，有精辟的描述：
我要一个女孩
就像那
嫁给我亲爱的老爹的
女孩一样……
读者，现在可别找出把尺来量自己与老伴的耳垂，看看究竟差了多少。或者你已经找出父亲（或母亲）与兄弟（或姊妹）的照片，仔细对照老伴的面容，居然看不出丝毫相似之处。要是你的老婆唤不起你对老妈的记忆，可别丢下书不读了，也不必担心自己必须请教一下心理分析医生，看看自己的“搜寻参考意象”是不是出了差错。请记住：
一、所有研究都显示：宗教与人格特质之类的因素，比体貌更强烈地影响我们择偶的决定。我前面所谈的，只是指出体貌特征有某些影响。事实上，我相信一夜情的双方之间，比起夫妻之间，体貌特征的相关系数比较高。因为我们挑选露水姻缘的对象时可以完全以体貌特征为标准，而不理会宗教或政治观点。这个观点仍有待测验。
二、同时，请记住：除了父母、同胞之外，你的“搜寻参考意象”也受其他人的影响，只要他们在你成长期间经常出现在你周围，例如你的童年玩伴。也许你老婆像是你童年的隔壁小女孩，而不是你老妈。
三、最后，请记住：“搜寻参考意象”容纳了许多彼此不相关的体貌特征，因此大多数人找到的配偶，都是在许多特征上平均说来与“搜寻参考意象”接近的人，而不是在少数特征上最接近“搜寻参考意象”的人。这就是所谓“丰满的红发女郎”理论。要是一个男人的母亲与姊妹都是丰满的红发女郎，他也许长大后对丰满的红发女郎特别感兴趣。但是红发女郎本就不多，丰满的红发女郎就更少了。而且，这人即使找一夜情的对象，都可能讲究其他的体貌特征，挑起老婆来，就更婆婆妈妈了，无论对孩子，对政治，对金钱的态度，都得考究。结果，一群丰满的红发女郎生的男孩子，长大后只有少数幸运儿能找到条件和老妈一样的女人结婚；有些人娶了丰满女郎，但是头发不红；有些人娶了红发女郎，但是身材不丰满；大多数人娶的老婆，普普通通，不丰满，头发也是深色的。
读到这儿，你也许要抗议，指出我的论证只适用于恋爱结婚的社会。从印度和中国来的朋友，立即提醒我：自由恋爱是美国与欧洲在20世纪的特殊习俗。在过去，美国与欧洲不兴自由恋爱，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也不兴，婚姻由双方家长做主，是家族的事。甚至有时新人在婚礼之前，连面都没有见过。我的论证怎么可能应用在那样的婚姻上？
要是我们只谈论合法婚姻，当然不成。但是我的论证仍然适用于婚外情对象的挑选。婚外性活动也能创造孩子，比例不小，正如英、美初生婴儿的血型调查所透露的。事实上，在女性已经享有婚姻自主权的社会中，如果婚外性活动都能创造出那么多孩子，那么在女性没有婚姻自主权的社会中，婚外性活动可能会创造出更高比例的新生儿，因为只有通过婚外性活动，女性才能伸张性自主权。
所以，我并不主张：斐济群岛的男人会偏爱斐济群岛的女人，而不是瑞典女人；或斐济群岛的女人偏爱斐济群岛的男人，而不是瑞典男人。我们的“搜寻参考意象”具体得多了。不过，这些睿见仍然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们寻觅伴侣的“参考意象”，是遗传下来的，还是学习来的。要是让我从我妹妹与一位陌生女子中，挑一个性伴侣，我一定不会挑选妹妹，也许连表妹都不会选。要是从表妹与一位陌生女子呢？我会不会因为表妹比较像我而挑她呢？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决断实验”（crucial experiments）来解答这些问题。例如将一个男人关在笼子里，让他与亲疏等级不同的“表妹”在一起，看他最“宠爱”哪一位，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个实验得多找几个男人做，然后再让女性与表哥们做。当然，我们无法用人做这样的实验。但是科学家已经用好几种不同的动物做过这样的实验，结果发人深省。下面我会举出3个例子：喜爱表亲的鹌鹑；喷过香水的老鼠与小老鼠。（无法以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做这样的实验，因为它们太不挑剔了。）
首先是日本鹌鹑。这种鸟在正常情况下，由亲生父母抚养，与亲手足一起长大。科学家在卵没有孵化之前，把它从亲生母亲的巢里移到另一个巢里，让它由“养母”孵化、养育，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同胞”一起长大。然后拿它做实验，看它的“性偏好”如何表现。
为了测验雄鹌鹑的性偏好，把它与两只雌鹌鹑一齐放入笼里，然后观察雄鹌鹑对哪一位雌性比较好，相处较久，或交配次数较多。要是这只雄鸟和陌生的雌鸟（虽然有些是亲生同胞，但从未见过）在一起，只要它有选择的机会，它会偏爱表妹，疏远一点的表亲或没有亲缘关系的雌鸟都比不上。但是要是关在笼里的是表妹与亲妹妹，它仍偏爱表妹。很明显地，雄鹌鹑成年后记得一同长大的姊妹（或母亲）的长相，因此找的配偶，与姊妹有点像，却又不会太像，暗合“中庸”要旨。就像生命中的其他事情，“内婚”只要不过分，似乎是好事。一点点，有益；多了，有害。举例来说，在没有亲缘关系的雌鸟中，雄鸟偏爱不熟悉的，对与它一起长大的“姊妹”则较没有兴趣。（虽然不是真姊妹，可是仍然能触动雄鸟体内“不可恣意乱伦”的机制。）
老鼠与小老鼠都在童年学会找配偶的诀窍，不过它们不凭体貌，而是凭气味。小老鼠的实验，针对的是雌性。婴儿雌性由反复喷过香水的父母养大，成年后对带着香水味的雄性比较感兴趣。在另一个实验中，婴儿雄鼠的母亲，奶头与阴道都喷了柠檬味。雄鼠长大后，与雌鼠关入同一个笼子，有的雌鼠身上有柠檬味，有的雌鼠没有。雄鼠与雌鼠的互动，都用录像机录下，然后重播录像带，记录关键情节的时间。结果发现：身上带柠檬味的母亲养大的雄鼠，遇上带柠檬味的雌鼠，插入与射精比较快，遇上不带柠檬气味的雌鼠，比较慢。由身上不带柠檬味的母亲养大的雄鼠，表现则相反。具体而言，有柠檬味的母亲养大的雄鼠，遇上带柠檬味的异性，就兴奋得不得了，11分半就射精了，可是不带柠檬味的异性，就要17分钟。但是，身上不带柠檬味的母亲养大的雄鼠，遇上带柠檬味的异性，得花17分钟才射精，而不带柠檬味的异性，只花了它12分钟。雄鼠受母亲体味的挑逗而兴奋，显然是学会的，那个知识不是遗传的本能。
这些鹌鹑、小老鼠与老鼠的实验，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们传递的信息很清楚：那些动物种的成员，在成长过程中学会辨认自己的父母与同胞，成年后，体内便形成了一个程序，引导它们寻觅理想的配偶。它们的理想配偶，与父母、同胞中的异性蛮相似的，但是，绝不会是父母或同胞——不得乱伦。它们也许遗传了某种“搜寻参考意象”，告诉它们老鼠大概的长相与构造，但是很明显的，对于谁是漂亮、性感的老鼠，它们的“搜寻参考意象”是学来的。
我们可以立即评估：需要什么样的实验，才能得到确凿的证据，显示这个理论也适用于人类。我们应该选一个中等幸福的家庭，父亲每天在身上喷香水，母亲哺乳期间每天都在奶头上涂抹柠檬油，然后等待20年，看他们的儿子、女儿会娶、嫁什么样的人。算了，别提了，为了建立关于人类的科学真理，我们还得过五关、斩六将，想起来就令人丧气。但是有些观察与“意外实验”，仍然能让我们蹑手蹑脚地接近真理。
就谈乱伦禁忌好了。科学家一直在辩论：人类的乱伦禁忌是本能产生呢？还是养成的？就算我们不知怎的养成了乱伦禁忌，它的应用范围是学会的呢，还是遗传组中储藏着那份信息？通常，我们在我们最亲近的亲人（父母与同胞）身边长大，所以我们后来回避他们，不把他们当性伴侣，不管是先天机制（遗传），还是后天机制（学习），都一样说得通。但是养子女在养父母家中成长，也有发展乱伦禁忌的倾向，这意味着：回避亲人的行为，是后天养成的。
以色列合作农场的一组有趣的观察资料，支持这个结论。以色列的合作农场，实行“集体制”，大人各有职掌，可是所有的孩子组成一个大团体，由大人共同照顾、抚养。农场上的孩子，自出生到青少年时期，都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姊妹。要是空间距离是主要影响婚配对象的因素，大部分农场孩子的嫁娶对象，应该是“自己人”。事实上，研究人员分析了2769个农场上长大的孩子的婚姻，发现只有13对新人出生在同一个农场；所有其他的农场孩子，成年后都与“外人”结婚。
甚至那13对新人都应该当作例外，反而证实了“不与自己人结婚”是规则：13对新人中，其中11人都是6岁以后才迁入集体农场的。自出生起就在农场上同一群体中生活的人，不仅没有人结为连理，青少年时期或成年后，也没有人发展过罗曼蒂克（异性）关系，这真是令人惊讶的自制力。朋友，那里可有近3000名年轻男女，每天都有机会“乱搞”，而且他们与“外人”谈情说爱的机会更少。这个研究戏剧化地说明了出生后的6年内，是我们形成性偏好的关键期——我们懂得：在这段期间的亲密伴侣，不可以在我们成年后当作性伴侣。虽然，这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
在我们的“搜寻参考意象”中，有一部分告诉我们“什么人必须回避”，我们在生命的第一个6年内，不仅学习了这一部分，还似乎学习了“什么人必须追求”那一部分。举个例子吧。我有一个朋友，她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却在一个白人社区中成长，整个社区其他的家庭都是白人。等到她成年了，就搬到一个中国人多的社区。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与中国人，白人都约会，最后才觉悟：她觉得只有白人才能吸引她。她结过两次婚，对象都是白人。她的经验使她对其他中国女性的经历非常好奇，于是询问她的中国女友的背景。结果她的女友中，凡是在白人社区成长的，大多数最后都嫁给白人；可是那些在华人区成长的，就嫁给华人，虽然她们年轻的时候，交往的朋友中白人、华人都有。因此，在我们成长期中出现在我们周遭的人，虽然不能当作成年后的性伴侣，却塑造了我们的审美标准，以及“搜寻参考意象”。
朋友，请想想看：什么样的人你觉得性感？你是在什么地方形成那种“口味”的？我敢说，大多数人都像我，可以追溯自己的“口味”到父母的体貌，或同胞，或童年朋友。所以别因为那些有关性感的老掉牙的谚语而沮丧，什么“绅士喜爱金发美女”、“戴眼镜的女生没人看”等。每一条这样的“规则”，只对一些人有效，而且这样的男人（其母亲既近视，发色又深）数量很多。我和我太太都很幸运，我们两个都是发色深、又需要戴眼镜的人，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情人眼里出西施。
第六章 性的选择与人类起源
“嗨！白种人，看看那三位老兄！头一个，是布卡岛来的；他身后的那一个，马基拉岛；第三个，斯凯亚纳岛。你看不出来？你没好好看吧？要不然，你的眼睛可能有毛病了？”
才怪，我的眼睛好得很。那是我第一次访问位于太平洋西南边的所罗门群岛的第一“印象”。我用当地流行的洋泾浜英语告诉导游：那三个人的体貌不一样，我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人，皮肤漆黑，鬈发；第二个，肤色淡得多，也是鬈发；第三个，头发比较直，眼睛比较像蒙古人。我惟一搞不清楚的是他们打哪来。怪不得我，我可是头一回上这儿来，怎么知道各岛上的人各有特色？等我游历完各岛，快要打道回府了，心里也就有谱了，从肤色、头发与眼珠色，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从哪个岛来的。
以那些体征而言，所罗门岛民可以当作人类的缩影。从一个人的外表，你往往就能说出他从世界上哪个地区来，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甚至还能精确地说出他是从哪一国哪一地来的。举例来说，要是从瑞典、尼日利亚、日本各来一个人，没有人会搞错他们的国籍，只要看一眼就够了。穿了衣服的人，变异最大的体征——你绝不会猜错——就是肤色、眼珠与头发的颜色与形状、体型以及（男人）脸上的胡须。人要是不穿衣服，我们也许还会注意到体毛的数量，女人乳房的大小、形状与颜色，女人的小阴唇与臀部的形状，以及男人阴茎的尺寸与角度，这些都不是整齐划一的。所有那些“不稳定”的体征，构成了人类族群差异的基础。
人类族群的地理差异，早就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出外旅游的人、人类学家、偏执狂与政客一直很感兴趣，一般人也一样。对于大家不熟悉的、不起眼的生物，科学家已经解开了许多关于它们的谜团，因此大家也许会以为：对于我们自己的最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不同地方的人长相不同？”科学家早已成竹在胸，掌握了解答的钥匙。要是我们连不同的人类族群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呢？尽管如此，“人种”在达尔文时代仍然是个敏感的题材，因此他在划时代的《物种起源》（1859）中，根本没有触及。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几个科学家敢研究人种起源的问题，他们担心：只要一碰触这个问题，就会戴上“主张贬抑有色人种”的帽子。
但是，我们不了解人类族群（种族）差异的意义，还有一个原因：那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出乎大家的意料。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阐释“物种起源”的“自然选择”理论，12年后，又出版了一部近900页的巨著——《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1871），以我们的性偏好（就是上一章所谈的择偶偏好）解释人种起源，完全拒绝了“自然选择”的角色。尽管达尔文言之凿凿，许多读者却并不信服。直到今天，达尔文的“性的选择”理论在学界仍有争议。现代生物学家一般都以“自然选择”解释各人种之间的体貌差异——尤其是肤色，它与阳光曝晒之间的关系，似乎显而易见，毋庸置疑。不过，生物学家对“自然选择”为什么会在赤道地带创造出黑肤人种，甚至没有共识。我相信在人种形成的过程中，“自然选择”扮演的是次要的角色，而达尔文的性的选择理论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人种之间的体貌差异，大体而言，只是人类的生命循环经过改造之后的副产品。
首先，让我们扩大视野，千万不要以为人类的人种现象是人类独有的特征。大多数动物与植物，只要栖境范围够大，都会发生地理变异，包括所有猿类（只有波诺波猿是例外，因为它们的栖境范围很小）。有些鸟类族群变异非常明显，例如北美洲的白冠雀，或欧亚大陆的黄鹡鸰。有经验的赏鸟专家凭羽毛就可以分辨每只鸟的出生地点，八九不离十。
猿类的族群变异，也包括许多人类表现族群变异的特征。举例来说，大猩猩有3个地理族群，西方低地大猩猩体型最小，毛色灰或褐；高山大猩猩毛最长；东方低地大猩猩的毛色是黑的，与高山大猩猩一样。白手长臂猿各族群也一样，体毛颜色有差异（黑、褐、红、灰），还有体毛长度、牙齿大小、口颚突出的程度、眼眶上脊发达的程度。所有这些体貌特征，不只在大猩猩与长臂猿族群间有差异，人类各族群间在这些项目上也表现出差异。
各个体貌不同的族群，属于不同的“物种”，还是同一物种的不同“亚种”？我们怎样断定呢？我已经解释过，同一物种的成员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交配，并生育有繁殖能力的子女；不属于同一个物种的动物，就不会那么做了。（但是亲缘关系很近的物种，虽然在正常情况下——野外——不会交配，可是在人工饲养环境中，却可能交配，例如狮子与老虎。）根据这个标准，所有的“人种”【2】都是同一物种的成员，因为各地的人种一旦接触，就会发生“混血”的事例，即使双方外观看来很不一样，例如非洲的班图人与俾格米人。人类与其他的动物一样，各族群总是分分合合，往往难以分辨出“纯种”【3】。因此分辨“人种”，没有“科学标准”，主观意识是划分“种族”【4】的“动力”。以交配／繁殖做判断标准，主要生活在热带东南亚的长臂猿，可以分为6个物种——它们在野外不会交配。许多学者推测尼安德特人是一个与我们（“智人”）有别的物种，因为尽管克罗马侬人与尼安德特人有过接触，却没有留下“混血”的证据。【5】
人类的人种现象，至少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不过人类的地理族群，可能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450年，描述过西非的俾格米族、埃塞俄比亚的黑人与一个俄罗斯的蓝眼、红发族群。埃及、秘鲁的古代图书与木乃伊，以及欧洲泥煤坑中保存的古代尸体都证实：几千年前的族群，在头发形式、颜色以及面貌上就不同，与现代族群一样。现代“人种”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至少一万年前，因为各地出土的化石，显示那时各地的族群，已经表现出今日当地族群的头骨形态特征了。一些人类学家的研究更加有争议，研究报告指出了成百上千年种族头骨典型特征的连续性，这一研究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质疑。如果这些研究成果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某些人种差异可能在时间上早于大跃进，并且可能回溯至直立人时代。【6】
现在让我们回到地理族群形成的机制问题。自然选择与性的选择，哪一个比较能够解释我们的人种现象。先讨论自然选择吧，自然选择就是“有利于生存的体征会在演化过程中脱颖而出”的过程。今天没有科学家会否认物种之间的差异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例如狮子脚上有利爪，我们手上有灵活的手指。也没有科学家会否认同一物种的不同族群（地理族群），有些差异是自然选择形成的。以北极鼬鼠来说，生活在下雪区域的族群，体毛有季节变化——夏天褐色、冬天白色；生活在比较南边的族群，终年维持褐色。这种族群差异有生存意义，因为在褐色环境中，白色皮毛有利于猎食者，而在雪地上，白色是保护色。
同样的自然选择逻辑，也可以解释某些人类族群的地理差异。许多非洲黑人体内带有形成镰刀形红血球的异常血红素基因，因为他们生活在疟疾流行的区域，而这种异常基因似乎可以保护主人抵抗疟原虫侵袭（今天疟疾仍是非洲的主要传染病）。其他的人类区域特征，可以用自然选择解释的，还有南美安第斯山上的印第安人的大胸膛（适应高山稀氧大气）、爱斯基摩人的矮胖体型（减少散热）、南苏丹人的细长体型（适于散热）、北亚族群裂缝形眼睛（保护眼球少受寒气侵袭／避免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