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传统文化：中华古圣先贤 你知道多少？ 五
接上期：
列子——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
列子（约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5年），名御寇，亦作圄寇，又名寇，字云。战国前期道家代表人物。郑国圃田（今河南郑州）人，古帝王列山氏之后。约与郑繻公同时。先秦天下十豪之一，道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列子是介于老子与庄子之间道家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归同于老庄，被道家尊为前辈。创立了先秦哲学学派贵虚学派（列子学），对后世哲学、美学、文学、科技、养生、乐曲、宗教影响非常深远。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道家”部分录有《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八卷，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或为后人根据古代资料编著。全书共载民间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等134则，题材广泛，有些颇富教育意义。
人物生平
列子，姓列，名御寇，战国时期郑国圃田（今河南郑州）人。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后被尊奉为“冲虚真人”。
列子的活动时期应该是约于战国早中期间，与郑繻公同时，晚于孔子而早于庄子。列子聚徒讲学，弟子甚众，一次，列子往谒南郭子时竟挑选“弟子四十人同行”，可知列子后学众多。
列子先后著书二十篇，十万多字。
据庄子《逍遥游》，列子可以“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似乎练就了一身卓绝的轻功。因为庄子书中常常虚构一些子虚乌有的人物，如“无名人”“天根”，故有人怀疑列子也是“假人”。不过《战国策》《尸子》《吕氏春秋》等诸多文献中也都提及列子，所以列子应该实有其人。
列子弟子存名者有伯丰子、百丰、史疾。
主要影响
思想理论
列子是介于老子与庄子之间的道家学派重要传承人物。先秦道家创始于老子，发展于列子，而大成于庄子。其思想主张存在《列子》书中。列子最早提出宇宙生成四阶段思想；《列子》中的“天体运动说”“地动说”“宇宙无限说”等学说，都远远早于西方的同类学说；开创融寓言与哲理为一体的先秦散文文风。
《列子》又名《冲虚真经》，相传战国列御寇所著，后被尊为《冲虚真经》，其学说被古人誉为常胜之道。
《列子》是中国古代先秦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典籍，属于诸子学派著作，是一部智慧之书，它能开启人们心智，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录《列子》八篇，班固曰：列子“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该书按章节分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八篇，每一篇均由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寓道于事。
唐天宝元年，唐玄宗下旨设“玄学博士”，诏告《列子》为《冲虚真经》，北宋加封为“至德”，号曰《冲虚至德真经》。列为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
宇宙生成论
《列子》一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化”。它具有多重义项，但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宇宙生成系统中的“生化”，认识论和境界层面上的“物化”，以及政治和社会理论层面上的“教化”。宇宙生成系统中的“化”具有本源与万物两个相互联系的主体角度；认识论层面上的“化”是境界层面上“化”的基础；而政治理论层面上的“化”则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易纬》说“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时，就是采用了《列子》学说的系统。
批判思维
《列子》对于社会的不公平，对于人心的险恶，存在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嘲弄了一番。首先，《杨朱》明确地否定君臣纲常、礼义教条。明确指出，应该让君臣之道止息，认为礼义是伪名，不过是追逐个人荣利的遮羞布。以讽喻的手法先提出“厚味、美服、好色、音声”是获得公民保障的前提，并称之为“达乎生生之趣”，然后反戈一击，抨击侯王为寿、为名、为位、为货的行为，倡导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认为正确的生活态度应该是“不违自然所好”，只有抱着这种生活态度和这样处理人际关系，才能保持人的天性，进而达到做人的理想境界。并指出名声是虚伪的，并以古讽今，对子产准备私授其弟以禄位丑恶现实是厌恶的，是极具批判锋芒的。“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对于社会不公平，对于人心险恶，在作出了犀利的揭露和批判。这就是要求儒家侯王放弃名利和各种私欲，做到返朴归真。
“贵虚”
虚者，有无（空）皆忘，万异冥一，故谓之虚。《管子·心术上》：“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文子·精诚》：“若夫圣人之游也，即动乎至虚，游心乎太无，驰于方外，行于无门，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拘于世，不系于俗。”“贵”这个词不是列子本人所取，而是战国其时的学者概括列子其说的总结。列子认为虚无贵可言，一言贵就已经是有而不是无了。真正的无，需要有无（空）皆忘，差别消融，而这正是虚的意义。虚一旦彻底，也就无所谓贵贱有无（空）等等的概念。
以道为本
列子“贵虚”，其根本义旨与老庄思想接近，关涉的是精神境界问题，属于养生治身的学问。虚即道，表示冲虚自然，不执不为之义。它既是宇宙生成的起源，即万物存在变化的根据，又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根本准则。《列子》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消解种种执著，上达于虚无之境，实现心灵的自由和完善生命的存在。这一以“贵虚”为要旨的根本精神，大体包括以道为本、齐物为一、体道求真、无心之境、安命处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道何以能成为万物生化的宇宙生成的起源？照《列子》之说，这需要从双方的物性看，处于永恒流转变化的过程，属于有限的存在物，因而不可能成为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据。道的物性是“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实际上，道无所谓“往复”。具体事物往复变化，道贯于万物中而生化之，关涉于万物“往复”，故也说道体“往复”。道体生化万物，因此可以不受一形一象的限制而成为万物生化的根据。其次，凡具体事物各有其特定的功用。例如，天能“生覆”，地能“形载”，圣人能“教化”。但一有具体功用，就有局限，“随其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若天不能“形载”，地不能“教化”，圣人不能“违所宜”。因此，一切具体事物只能成为被统摄的对象。与具体事物不同，道非阴非阳，非柔非刚，不具有具体的功用。正因为它不具有具体的功用，因此反而可以成为“生生者”、“形形者”、“声声者”、“色色者”、“味味者”，成为万物的本体，运化万物而有无穷的妙用。道永恒存在，有无穷的功用，这就是它能成为万物根据的道理所在。
但倘若把道仅仅理解为宇宙生成的起源，则尚未尽其全幅义蕴。《列子·天瑞篇》引黄帝书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谷神”“玄牝”都是对道的比喻，表示“冲虚”之义。冲虚者，无执无为之谓也。道体冲虚，无执无为，表明道不是实物或实体，而是表示一种意义，表示万物生成变化的所以然之理。说道体冲虚、无目的、无意志，因此，《列子》进而以“自然”解说道体之性。所谓“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所显示的就是自然之义。万物的生成变化皆在其自己，皆是自然而然，此即是道。这说明，在万物之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主宰者。因此，“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意谓，认为有一个有目的有意志的实体作为万物生化之源是错误的。
《列子》以冲虚自然规定道体之性，并以道作为万物的宇宙生成的起源，这就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确定了一个根据。它意在表明，道不仅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则，而且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原则。人生的方式和目标，就是求得与道体合一，达到冲虚自然之境，使生命存在获得无限的意义，实现心灵的自由。
齐物为一
如何达于理想之境，获得心灵的自由，《列子》归之于认识上的转变。人生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差别的世界。人们往往执着于这些矛盾和差别，以此为是，以彼为非，故安于此而不能安于彼，这就是人生痛苦的根源所在。照《列子》的看法，事物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因此，执于物我、内外之分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只要齐物为一，即可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列子·周穆王篇》由真幻无别、觉梦一体论证了万物齐一的道理。世人皆以地上王国为真，天上王国为幻。《列子》借“化人”之口分析说：“且曩之所居，奚异王之宫？曩之所游，奚异王之圃？”天上和人间，一幻一真，这是人们的成见。其实，真幻有何差别？觉梦之别也是如此。古莽之国，其民“五旬一觉，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中央之国，其民“一觉一寐，以为觉之所为者实，梦之所见者妄”。其实，觉梦有何差别，不过是人们执于常情妄作区分而已。
《列子·汤问篇》由物之无始无终，进而论证了万物齐一的道理“物这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事物的变化，在此则谓之终，在彼则谓之始。终始相循，哪有分际？终始如此，“巨细”、“修短”、“同异”之别亦复如此。事物的差别，都是相对的。从这一方面看，万物是有差别的；从另一方面看，万物之别则可以浑化为一。
生死可谓是人生的最大问题，所以《列子》对此着墨最多。《天瑞篇》指出：“寿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恶。”执于生死之别，好生恶死乃人之常情，也是人生痛苦的一个重要根源所在。可是，“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安知其不相若矣。”按照《列子》的气论思想，生乃气之聚，死乃气之散，散则复归于原始状态。人之生生死死，乃一气之往复变化。人死于此，安知不生于彼？生死又有什么差别？人们往往以生为乐，以死为悲，这是不懂得生死一体的道理。
《列子》强调万物齐一，其根本目的是要转变人的认识，祛除人的常情，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缓和心灵的痛楚。《列子·仲尼篇》借龙叔之口揭示了这一道理：“得而不喜，失而弗忧；视生如死，视富如贫；视人如豕，视吾如人。”龙叔所说的实际上就是万物齐一的道理。人懂得了这一道理，便可以对社会生活的贵贱、荣辱、得失以及生死寿夭采取超然的态度，于动荡变化中不动心、不留情，此即冲虚自然的境界。
体道合真
在《列子》中，道作为万物的本体，同时又是体道合真的方法或功夫。要实现与道体的合一，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个求知的问题，而是一种心灵的体验活动，因此，不能采用逻辑的或概念性的方法。《天瑞篇》说：“至道不可以情求。”意指用名言概念的方法不能体道的。《仲尼篇》说：“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神听形智以求之，弗当矣。”无论是运用耳目的感性方法，还是运用心智的理性方法，皆属于逻辑概念的方法。《列子》认为，用这种方法求道是不恰当的。
体道合真作为一种内心的自我体验活动，这就决定了它不是外向的，而是内向的，用《仲尼篇》的话说，不能“务外游”，而要“内观”。《黄帝篇》把这种“内观”的方法概括为两种。一是“纯气之守”：“壹其性，养其气，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却。物奚自入焉？”人之天性纯真，心灵虚静，有自然之德，原本与大道一体，因此，只要自觉地作“纯气之守”的功夫，即可全其真性，养其天德，保持心灵的宁静状态而不失。二是借用老子或庄子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致虚”或“坐忘”。
《黄帝篇》借列子之口，集中地阐述了这一方法。这一提升精神境界的方法，包括四个阶段：“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所谓“是非”、“利害”、是指人生所面临的种种纠葛和矛盾。人不同于自然界万物，而是有意识的存在。他有知识，有欲望，有种种情识活动。正是这种情识，使人心迷执于分别，背离于大道，丧失了本有的自然之德、纯真之性。“致虚”或“坐忘”的方法，就是通过自我修养的过程，不断地超越“是非”、“利害”，化解一切差别，忘却外物、自我的存在，重新恢复自我与大道的统一，使心灵重归于冲虚自然、无执无为的状态。
无心之境
在《列子》中，无心之境即是冲虚自然之境，也就是《郑长者》书中说的，“无见”，“无现”。这是一个内外合一，物我无别的浑化境界。人达于此境，他的生命意义就发生了根本转变，虽有限而具有无限的意义。他身处尘世中，却无往而不顺通。因此，无心之境所显现的是一个完全自由自在的心灵。但这种自由自在不能理解为外在的、肉体的，它无关乎现实，完全是心灵的自我体验。
《黄帝篇》的一些象征性的语言和寓言故事，皆在显示这种自由自在的心灵。如说：“至人潜行不空，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华胥国之民“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等等。这种无往不适、无比自由的生活，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因此，它是落在心境上，是具有理想之境的人所特有的一种感受和体验。
在“郑巫季咸”故事中，“地文”“天壤”“太冲莫眹”实是对至境特点的集中概括。“地文”的特点是“不震不止”。此是指心境之“静”，亦即“无”。主体超越种种是非之别，欲念不起，故此心境为“无”。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实是有体无用，故“无”只是抽象之“无”。“天壤”的特点是“灰然有生”，象征心体之“动”，亦即“有”，此是心体之用。心灵动则必外现，有种种活动，所以用“有生”说之。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有用无体，因此，其“有”只是一个抽象之“有”。关于“太冲莫眹”，张湛引向秀注：“居太冲之极，浩然泊心，玄同万方，莫见其迹。”此指心境之“静”。又说：“无心以随变也。”此指心境之“动”。至人之境，虽静而动，虽动而静，故动、静皆为具体之动静。动静相即，有无不离，此体用合一之境，是最高、最圆满之境。
至人所呈现的三种境界之相，关涉到如何理解理想境界的问题。照上面所说，无不能遗有，有不能离无，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无心而必应世成务，就世成务而必体无。单应世成务而不能体无固是一偏，但孤悬一个无心而遗弃外物，这也是一偏。因为，把无心孤悬，实际上是把有无对立起来；而一有对立，便不是无心，而是有心。因此，真正的理想境界必是虽有而无，虽无而有，是超越双边的有无统一。这一理想境界，通于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说得通俗一点，不过是强调人们当不执无为、体悟自然之道生活而已。这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理想原则。这一“知命安时”的生活态度，实际是至人“无心”之境的一个体现。而达到逆过即是顺的顺应自然的境界，这既是化解种种差别而提炼境界的功夫，又是浑化之境的本身，因此，它构成了《列子》“贵虚”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力命”
有些学者认为《列子》是宿命论，其实不能对《列子》这样去解说。因为《力命》篇中“命”还有“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说法，似乎还有明显反对“预定”、“决定”、“因果”的涵义。即使评价《列子》是“命定论”、“宿命论”的学者，似乎也并不认为自己在评述《列子》中的“命”时是在通常所理解的消极层面上的“早已预定”、“绝对必然”、“唯有绝望接受”这个、意义上使用“命定论”“宿命论”这些词的。
萧福登指出，“《列子》所主张的'命’有别于'一般主张有主宰者安排的宿命论’”，皆是自生的结果。“因果关系”是宗教式“命定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列子》中“自生自化”“非物非我”的说法，是否定因果联系的，因而《列子》也不构成“命定论”。由此看来，我们不能用笼统的用“宿命论”、“命定论”等标签来指称《列子》的“命论”，这样的解释往往因为带有歧义而有失准确。一方面，《列子》既没有宣扬冥冥中有主宰者的意思，“命”或出于天，但无意志、无目的，《列子》所说的命也罕有惩罚或恩赐的含义，换言之，《列子》不过是对于不可抗拒又无法解释的事情姑且言之为命而己，“命”不可抗拒、无法解释似乎又带有些必然性；另一方面，《列子》虽没有褒扬和突出"人力”，但《列子》总体说来却并不废人力。先秦诸子多是肯定“力”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列子》与之相比，有些不同，《列子》作者的态度是没有偏执、没有非此即彼，甚至说是有些保守的，可以说《列子》的力命观，既不突出“天”之“命”，也不突出“人”之“力”，《列子》力命观似乎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知命之行，知事之变，才全也。所安者自然，所体者自解。什么是自然？自其然而未尝不然者也。什么是自解？帝之悬解。命就像下雨时晒在外的衣服会被淋湿。而解就像漫步在雨中去收衣服。苏轼在定风波中的何妨吟啸且徐行就是种自解，是对《力命篇》的继承。《力命篇》的命是万物自生所呈现的状态。是万物自生的结果。《淮南子·泛论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生态思想
列子思想遵循了道家传统的自然主义世界观的立场和方法，其环境伦理思想包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保护自然，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界产生不良影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
从《庄子》中可以看出列子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影响很大。《淮南子·缪称训》：“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测度日影的天文仪器）而知持后矣（《列子·说符》：“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
《列子》一书，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西汉时仍盛行，西晋遭永嘉之乱，渡江后始残缺。其后经由张湛搜罗整理加以补全。全书共载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134章，基本上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众多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列子一书被誉为默察造化消息之运，发扬黄老之幽隐，简劲宠妙，辞旨纵横，是道家义理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两小儿辩日》被编为小学语文人教版6年级下册第1课。列子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可见真正做到了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境界，故而列子在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列子等道家思想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与道举的学说。
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老》《文》《列》《庄》取代黄老学派成为道家思想的主流。对于列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封建帝王尤为重视，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封列子为“冲虚真人”，所著《列子》诏称《冲虚真经》；宋徽宗封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北宋景德年间加封“至德”，号曰《冲虚至德真经》。列子著书常言人之所未言，气伟而才奇简劲宏妙，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文学成就
《列子》中多记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杞人忧天》等，都选自此书，篇篇珠玉，形象鲜明，含义深刻，妙趣横生，隽永味长，发人深思，具有较高的文学意义和思想价值。
主要作品
列子一生安贫乐道，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约十万多字。一般人认为《列子》的原著在西汉以后便已散失，唐代柳宗元已经怀疑此书的来源，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首先认定《列子》是伪书，现存的《列子》已经不是原著，而是晋人凑杂道家的思想而写成的，叶大庆、钱大昕、姚鼐、钮树玉、章炳麟等人都以为此书为伪。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更指出释氏轮回之说出于《列子》，非常可笑。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提出《列子》受佛教思想影响，可知是魏晋时代的伪书，但也指出《列子》全书“窜取佛说，声色不动”，“能脱胎换骨，不粘皮带骨”。
《列子》最早的整理者和注释者张湛认为，《列子》一书不是先秦古籍。《列子》一书的内容颇多佛学思想的渗透，而语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载体，这意味着《列子》的文本肯定有一些与佛经有关。章炳麟《菿汉昌言》卷四“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季羡林做过非常具体的研究。1949年2月，季羡林撰《〈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该文为《列子》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证，指出：“《列子》既然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285年）。”《列子》的《周穆王》篇乃摄取汲塚书《穆天子传》而成，《穆天子传》的流传必在束皙等人的整理本完成以后，即太康二年至太康六年之间（281—285年）。由此可以断定，《列子》一书应当始创于太康六年之后永嘉五年之前这26年之间（285—311年）。“愚公移山”和“机关木人”的故事都见于《列子·汤问》篇，愚公移山故事来自竺法护的译经《佛说力士移山经》。如此看来，《列子》的始创者曾经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法护译经。
轶事典故
御风而行
列子修道九年之后，就能御风而行。《述异记》中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立秋日就反归“风穴”，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吕氏春秋》说：“子列子贵虚”。他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列子贵虚尚玄，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他驾风行到哪里，哪里就枯木逢春，重现生机。飘然飞行，逍遥自在，其轻松自得，令人羡慕。
荣辱不惊
列子心胸豁达，贫富不移，荣辱不惊。因家中贫穷，常常吃不饱肚子，以致面黄肌瘦。有人劝郑国执政的子阳资助列子，以搏个好士之名，于是子阳就派人送他十车粮食，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受实物。妻子埋怨说：“我听说有道的人，妻子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我却常常挨饿。宰相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我真是命苦啊。”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子阳并不真的了解我，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以后也可能听别人的话怪罪我，所以我不能接受。”一年后，郑国发生变乱，子阳被杀，其党众多被株连致死，御寇得以安然无恙。这样的列子遗事今郑州民间还在流传，康熙三十二年《郑州志》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历史评价
刘向：“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
《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列子贵虚”。
《战国策·韩策》：“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与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
张湛《列子·序》：“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为表，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仕，顺性则所至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
吴筠：冲虚冥至理，休道自元通。不受子阳禄，但饮壶丘宗。泠然竟何依？挠挑游太空。未知风乘我，为是我乘风。
王洋《画列子图和韵》：稻梁戒鸟啄，馈粟辞子阳。神明久不死，宇宙一鸟翔。若人据槁枯，中自含宫商。其游车泠风，其息形坐忘。豆山瀛四等，念往即褰裳。盖去任去来，岂谓符弛张。老商顾之笑，是事何轻扬。云风驾旬余，日月车舟两傍。拊掌一戏笑，何异侏儒场。后人致引慕，竹林焚馨香。飘飘大人赋，气夺千丈强。吾闻孔仲尼，道盛涵化光。雅言书当理，不见一日长。放乎子列子，君其乐彷徉。
刘彭城《咏列子》：御寇卧郑都，子阳归之粟。固辞得无受，妻子怨窘束。君非自知我，人事故反复。俯仰未及终，类傌首邦族。始知至人心，避荣乃避辱。如何当路子，扰扰事干禄。
吴莱《列子》：“真梦本非梦，万事蕉下鹿。力命每相持，御风身乃足。”
耶律铸《醉读列子》：“独醉亭中独醉仙，唯知仙遁办逃禅。等闲嚼蜡横陈际，却味冲虚力命篇。”
徐世昌《海西草堂集·晚坐》：“欲访冲虚子，泠然正御风。”
后世纪念
墓冢
列子死后，葬在了家乡郑州。在郑州市东30里的圃田乡大孙庄村，村东南有一座小型墓冢及墓碑，传为列子墓。
祠堂
列子墓前有潮河，后有丘陵，四周枣林丛丛，附近有列子祠。创建年代无考，据碑文记载，祠曾一度被改为佛寺，明万历八年（1580年）监察御使苏民望巡视河南过圃田时，得知此事，因命奉直大夫知郑州事许汝升重建祠堂，并立《重修列子祠记》碑石。
祠堂原有硬山房大殿、卷棚、左右厢、过厅、门楼15间，呈长方形院落，庭前屋后，点缀有几株青绿刺槐。大殿顶镶鸱吻、宝瓶，望瓦有圆形图饰，楣木、雀替有“天马奔日”、“狮滚绣球”及花卉浮刻。厅前立有明碑一通和清碑三通。大殿在1966年文革时被毁，石碑推倒埋入地下。现存山门、廊房等硬山式建筑。
八卦御风台
列子生前御风而行逍遥游，终得成仙升天，给后人留下了八卦御风台。八卦御风台在郑州东二十里铺南高岗上，为一八角形高台，上绘八卦图，旁有列子塑像。那里山高林密，云缠雾绕，风吹树响，站在御风台前，望着列子像，真能感觉到几分道风仙气。故郑州人将此景色谓之“卦台仙景”，列入郑州八景。后人来瞻列子祠（列子道观），游御风台，佩服先贤的高风亮节，羡慕列子的御风而行，不由慷慨赞叹，吟诗题咏。如宋皇祐年间郑州知州宋庠的《过列子观》，歌颂了列子的高贵品质；清代郑州人侯尔梅的《登御风台》；张钺《卦台仙景》；清光绪二十年郑州学正朱炎昭的《卦台仙景》，写景言情，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道家代表人物》、《中国古代哲学专著》、《道教玄门经典（部分）》、《先秦诸子著名学说》、《道家经典著作》、
二十四-1、屈原——辞圣、爱国诗人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国有名的辞赋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响。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人物生平
屈原早年经历
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正月初七日，一说周显王三十年（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秭归。次年，居乐平里。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周显王四十年（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十分同情贫苦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变法改革
约周慎靓王四年（前317年），屈原担任楚怀王左徒，从事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
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屈原继续深入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屈原谗而见疏
周赧王元年（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
周赧王二年（前313年），秦国张仪破楚齐联盟，楚怀王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汉中郡沦陷，史称“丹阳之战”。周赧王三年（前312年），楚国发兵反击秦国，在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大败。楚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周赧王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屈原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周赧王六年（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十五城而去。
屈原流放汉北
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初次流浪汉北（汉江以上，今河南南阳西峡、淅川一带）。
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挟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六城。
屈原放逐江南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楚绝交。屈原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二十四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九章·哀郢》分析，是从郢都（今湖北江陵）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今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今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在今安徽青阳县南）。时间长达十六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等。
屈原自投汨罗
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这一年大概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屈原当时六十二岁左右。
屈原文学成就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十一篇，《九章》（《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二十三篇。其中《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采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还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李白的诗篇，也是大量罗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等入诗，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
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九章·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懑的情绪，写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屈原在许多诗歌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愤慨中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创作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地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歌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屈原是爱玉之人，在他自己作品中描述了对玉的认识和感受：“抚长剑兮玉珥”“白玉兮为镇”“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chéng，一种美玉）美之能当”。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楚辞》这种诗歌样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而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楚辞》也突出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情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后人因此将《诗经》中的《国风》与《楚辞》中的《离骚》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屈原政治功绩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屈原此次变法的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非常简略，后人无法窥其全貌。而从《离骚》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变法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结为六条：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商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第二，举贤能。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田齐的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若鹜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当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地直达楚廷。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第五，明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体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用法律形式来约束。
屈原人格精神
屈原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时间对于屈原来说，最现实的意义在于早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政治生命远远高于他的生物生命。另一方面是自恋人格和人格编织的臣妾意识。屈原一生以侍奉君主为自己的终生使命，至死也忘不了要为楚怀王尽忠，这就是屈原的臣妾意识。屈原在作品中常常用到“美人”“香草”“婚期”“成言”“媒里”“求女”等，所以屈原《楚辞》中最重要的“比兴”材料是“女人”，而这“女人”是象征他自己，一个被君王抛弃的妇人。在屈原的作品中深深隐藏着“臣妾意识”，即使怀王不知君子小人情状，以忠为邪，即使自己陈情自白，指天为誓，即使自己饱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依然希望是昏聩的国王醒悟过来。屈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份天真，无疑是一种激情澎湃的政治理想主义，值得后人深思。自屈原而下，中国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识”不断强化和稳定，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政治人格——臣妾人格。一旦官场失意，美人迟暮的自恋自伤便婉转不尽。辛弃疾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辛弃疾参透了南宋苟且偷安的必然结果，但辛弃疾依然难以释怀，随着年华的老去，随着君臣苟且的继续，国家大事，恢复大业，变得越来越渺茫，他的心情如同屈原那样唯有“断肠”当之。可以说，辛弃疾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真正在人格和艺术创作上自觉继承屈原的一个典型。他的被弃置，他的“忠君爱国”，他的臣妾意识，他的艺术创作特色，无不是屈原的异代知音。
屈原文学作品中的爱国精神对后世的影响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给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离骚》中有许多表现屈原拳拳爱国之心的诗句。汉初贾谊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谪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更是对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正确地肯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史记》是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它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也正是屈原伟大文学精神的继承。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伟大诗人李白非常景慕屈原，他藐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就是屈原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另外，中国历代诗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压迫的关头，总是写出慷慨激烈的爱国诗篇。还有许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时代，坚持理想，坚持斗争，不隐瞒自己的爱憎，甚至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这种伟大的精神，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
屈原屈氏家族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姓。该姓相传出自祝融氏，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宜昌）。这就是屈原的故乡。春秋初期，约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据屈原《九章·惜诵》诗句“忽忘身之贱贫”，可知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
屈原生辰八字
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约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贞于孟陬”意为太岁星逢寅，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则说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学界一般定为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
屈原取名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意思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叫做“平”，字叫做“原”。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司马迁曾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怀王熊槐为本家。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儿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领，因为瑕王子本来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错，就让他去享用屈邑的物产，人们于是称他为“屈瑕”。由此，楚王为芈姓熊氏，屈氏就成为了熊氏的一个支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后来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这个问题。
屈原历史评价
古代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班固《离骚序》：”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王逸《楚辞章句序》：“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洪兴祖《楚辞补注》：“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虽死犹不死也。”李白《江上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苏轼：“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朱熹《楚辞集注》：“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
近现代梁启超：屈原是“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郭沫若：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毛泽东：“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闻一多：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胡乔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张正明《楚文化史》：“老子学派的发展有两个趋向：其一是发展为庄子哲学，其二是发展为稷下精气说。稷下精气说在南方的代表是屈子哲学。”龚鹏程《中国文学史》：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当年全世界纪念的四大名人之一，当年的《文艺报》集11号社论《屈原和我们》：“屈原是世界性的伟大诗人，是登上了世界文学史上最高峰的人物之一。”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论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屈原诗篇有着固有的民族特色，然而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屈原的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屈原辞赋垂千古》：“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不朽名字，排在中国诗歌、世界语言艺术最优秀的作者的前列。屈原作品是属于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现象，它的伟大和社会意义，越是到后来，便显行越充分、越清楚。”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学教研室主任谢列勃里亚可夫《屈原和楚辞》：“楚辞最主要的作家屈原的英名也赫列于世界文豪之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和艺术科学院成员、亚洲研究协会成员詹姆士·海陶玮《屈原研究》：“一个大诗人，又如此追求创新，这在世界文苑中确实极为罕见。”
屈原人际关系
屈原父母
根据《楚辞·离骚》的说法，屈原父亲叫伯庸。屈原在《离骚》诗中说：“朕皇考曰伯庸。”此句黄寿祺译为“我已去世的父亲字伯庸”。大多数学者认为伯庸就是屈原父亲的名字。屈原的母亲则难以考证。
屈原配偶
根据《屈氏宗谱》，屈原妻子为邓夫人。晋代《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初五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意思是说屈原投江以后，他的妻子每年五月初五这天向汨罗江中抛投食物祭祀屈原。清代《古今图录集成》记载，湖南益阳县西南六十里有一座凤凰庙，专门祭祀屈原的夫人和儿子，清代《益阳县志》也有同样的记载。陕西省山阳县清代同治十一年《屈氏宗谱》上有屈原妻子的画像，注为“灵均公元配邓夫人遗像”。
屈原子女
根据湖南邵阳乾隆屈氏族谱、四川泸县与双流清代屈氏族谱以及何光岳《中华姓氏源流史》，屈原有四个儿子，分别叫承开、承元、承天、承贞。另外，根据湖南汨罗一带的传说，屈原有一女，叫女嬃。
屈原相关争议
屈原任职解释
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对内“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对外“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现择其要者而举之：
一、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近现代学者褚斌杰、赵逵夫等人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二、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三、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四、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五、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六、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七、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八、王一军说：左徒即楚怀王左司徒。王一军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现代语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写。根据《屈平列传》中的相关记述，屈原所任职务即起草宪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与《周官书》所规定的大小司徒职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为正，左司徒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书》的大小司徒之名称。
屈原子女数量
关于屈原有几个子女，主要有六种说法。一、“四子”说：湖南邵阳一带于清代乾隆年间修撰的屈氏族谱说屈原有4个儿子，长子承开，次子承元，三子承天，四子承贞。湖南省社科院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于2003年出版的《中华姓氏源流史》，以及四川泸县、双流县的清代屈氏族谱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二、“三子”说：在陕西耀县和安徽东至县发现屈原有3个儿子的说法。《耀州志》上说：屈原死后，他的3个儿子都进入秦国，其中一个在耀州改姓为孙，并说隋唐医学家孙思邈是其后裔；一个家居蒲城，仍然姓屈；另一个在韩城，改姓为房。但都没有记载具体名字。安徽东至县黄荆村保存的乾隆四十一年屈氏族谱记载屈原有3个儿子，长子称孟师文华公，次子称忠虞武安公，三子称季敏孝思公。三、“二子”说：北京国家图书馆和江苏大学、常熟市图书馆珍藏的《临海屈氏世谱》记载屈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屈署，一个叫屈鲋，又称屈侯鲋。四、“一子一女”说：清代《长沙府志》说屈原有一女名叫绣英，也称纬英，并说其墓在湖南益阳花园洞。清代《桃江县志》有同样的记载。明代《蕲州志》说屈原有一子，俗名“黑神”，同治年间的《益阳县志》又说“俗呼凤凰神”。五、“一子”说：麻城市沈家庄保存的民国七年的《熊氏族谱》记载屈原有一子，名“岳”，并说屈原受“屈”也就是受“冤屈”而死，所以他的这个儿子又恢复为熊姓，因为屈原的远祖叫熊绎。六、“一女”说：湖南汨罗一带民间传说屈原有一女叫女嬃，汨罗屈原纪念馆原馆长、屈学专家刘石林写有一本《汨罗江畔屈子祠》一书，其中对此专门有考证，认为女嬃为屈原之女。
屈原后世纪念
屈原悼念文章
宋玉悼辞
屈原死后，当时社会不少人都不认可他，就像司马迁说的“不容于世”。唯有宋玉却为屈原写悼辞，他是第一个为屈原写悼辞的人。其辞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众，时来则应，物来则济。应时而不谋己，济物而不务功，是以惠无所归，怨无所集。”宋玉在悼辞中表达了对屈原的理解和惋惜。宋玉在辞赋上学习屈原，并且在屈原的基础上对楚辞进行了发展，所以在当时人们将宋玉称作是继屈原以后最杰出的辞赋家。吊屈原赋西汉初年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创作的《吊屈原赋》是纪念屈原的骚体赋名篇。汉文帝四年（前176年），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被贬途中经湘水时感怀屈原而作《吊屈原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乃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贾谊在赋中深切缅怀了屈原光辉的人格、壮烈的理想和悲剧的一生。
屈原文物建筑
秭归屈原祠
屈原祠最早建于唐朝元和十五年（820年），建设三峡工程时，与重庆的张飞庙、白鹤梁、石宝寨一起成为三峡库区文物搬迁复建的四大单体建筑。复建的新屈原祠占地2万多平方米，投资5000多万元，是三峡湖北库区规模最大的地面文物复建工程。新屈原祠采用石木结构，继承了老屈原祠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工艺。屈原祠内共分12个展览陈列厅，分别为前殿、南北陈列室（其中包含屈原作品及历代诗人赞颂屈原作品碑廊）、大殿（祭祀厅）。秭归屈原祠，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屈乡儿女缅怀先贤的动人事迹，也保存了屈原祠风雨沧桑的历史过程及其古风遗韵。屈原墓
屈原墓
屈原墓有两处。一处是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凤凰山屈原故里景区内。屈原墓重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1976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时搬迁到秭归老县城向家坪。2006年因三峡工程兴建，湖北省文物部门复建到凤凰山上，以恢复其历史原貌。另一处位于湖南汨罗市城北玉笥山东5公里处的汨罗山顶。因在2公里范围内有12个高大的墓冢，这些墓冢前立有“故楚三闾大夫墓”或“楚三闾大夫墓”石碑，相传为屈原的“十二疑冢”。
屈原岗
南阳西峡屈原岗（扣马谏王发生地）
屈原岗位于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回车镇。相传屈原流放于汉北，他听说楚怀王欲到武关（今陕西商洛东）与秦王会盟，便在此岗拦住怀王“扣马谏王”，秦如虎狼，决不能去。怀王不纳，屈原在岗上捶胸顿足，仰天长叹：“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恐皇舆之败绩。”后怀王被俘，客死秦国。后人为纪念这一事件，将此岗称做“屈原岗”。岗上原有一座屈子庙，内塑屈原披头散发、面孔朝天的行吟图像。现仅存“屈原岗”三个大字的青石碑一方。屈原岗是全国唯一历史遗存下来用屈原名字命名的古地名，已经成为西峡屈原文化的一张名片。明代诗人李蓘《屈原岗》诗：“灵修何到此，应问古迹难。试向高冈想，将无是屈原。”明嘉靖《南阳府志》：“内乡县（今西峡县历史上隶属于内乡县）有屈原冈——三闾大夫扣马谏怀王”。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内乡县志》卷一详细记载：“屈原冈在（内乡）县北60里，昔楚怀王兴师伐秦，为秦兵所击，败北归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盖史记所载大破楚师于丹淅时也。”
屈原庙河南西峡屈原庙是中国最早的屈原庙。《后汉书·延笃传》：延笃“遭党事禁锢，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这里关于南阳屈原庙的记载，是已知见于正史的最早的关于屈原纪念建筑的记录，这说明最迟在东汉，南阳已建立了屈原庙。
南阳西峡屈原庙
屈原庙位于屈原岗上，有三座各三间的清末建筑风格砖木结构瓦房，是历代文人墨客祭祀吊唁屈原西边那座正间后山墙镶有清戊寅年间（1878年）内乡知事高袖海题写的石碑文，石碑正中竖写：“楚三闾大夫屈子神位。”左右两侧镶刻有对联，上联为“清节表三闾想当年芷泽行吟香草馀骚客赋”；下联为“忠魂昭一代怅今日菊潭奉祀落英犹是楚臣餐”；横批为“清忠一世”。西山墙上镶嵌有民国重修着屈原庙石碑，碑文记载：“此屈夫子祠也，据屈夫子祠肇建于关帝庙东边，渺焉，斗室不堪容膝，乡人士爰改建于兹，规模极欲其合法，栋宇力求其宏畅，庶有以慰夫子在天之伟大忠魂于既祗，申屈拜者亦得以进退周旋而无憾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吉日。”屈原庙的墙壁上绘制有大量具有楚风格的壁画，屈原庙现存主要文物还有：明朝“犀牛望月”柱顶石、“八仙过海”洗舆用具、清朝“二龙戏珠”碑碣、功德碑等文物30余件。中国屈原学会的专家曾到屈原庙考察，认定屈原庙里的壁画和湖南马王堆里有相似的地方，并在屈原庙的墙壁上发现有唐代的方砖。由此推断，屈原庙在唐代已经修建。
屈原端午佳节
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相传是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端午节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一带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屈原在这一天死去，便演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始于南朝的文献。端午节起源于屈原，最早就是流传在荆楚地区的传说。南朝梁宗懔编撰的记录古代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荆楚岁时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端午竞渡的习俗，也是荆楚地区人们纪念屈原的方式之一。《隋书·地理志下》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到了隋唐一统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就不仅限于荆楚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Tianwen）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后续行星任务依次编号。该名称源于屈原长诗《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
屈原史料索引
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西汉·刘安《离骚传》
《屈原的诗文作品》、《中国古代十大文豪》、《历史上大器晚成的著名人物》、《古代诗人的别称》、《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十二花神（男花神）》、《春秋时代左师代表人物》、《战国三杰》、《中国与节日有关的历史人物》、
二十四-2、孟子——亚圣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一说字子舆或子车（参见“人物争议-表字”目录），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后、荀子之前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孟子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被韩愈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为“亚圣”。
孟子的言论著作收录于《孟子》一书。其中《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人之于国也》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篇编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
作者简介
人物生平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城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
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孔伋，孔子之孙）的门人。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统一。而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大约百年左右。关于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的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力于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于子思也罢，子思门人也罢，孟子的学说都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
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失佚了。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
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之书了。
孟子主要封赠
战国齐宣王在稷下学宫册封的第一任“上大夫”就是孟子。1083年（宋元丰六年），升邹国公。1330年（元至顺元年），加赠为邹国亚圣公。1530年（明嘉靖九年），奉为亚圣，罢公爵。明景泰二年，孟子嫡派后裔被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一直到民国3年，73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庆棠改封奉祀官，民国24年改称亚圣奉祀官。
著作简介
《孟子》一书共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
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我们的教科书一样。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长，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直到清末都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孟子》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著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孙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离娄》上、下，（五）《万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尽心》上、下。
《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史记·孟荀列传》：“孟轲所如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谓《孟子》七篇由孟轲自作，赵岐《孟子题辞》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曰：“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此亦主孟子自撰。
清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亦以孟子自作是，且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的主要注本有《孟子注疏》，《四部备要》本14卷；《孟子集注》，《四部备要》本7卷；《孟子正义》，《四部备要》本30卷。另有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本）。
著作节选
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轫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6]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wàng)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hé)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xìn)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hú)觫(sù)，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biǎn)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yuè)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yù)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pián)嬖(bì)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lì)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yú)？”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hé)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gǔ)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sù)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hūn)，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tún)狗彘(zhì)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