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论文十篇
外交思想论文篇1
【关键词】印度 政治文化传统 外交思想
在对外交往中，国家外交政策以本国利益作为基点。虽然作为整体的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国家生存和发展受到直接威胁时，如何定义国家利益，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决策者由国家精英阶层组成，而精英阶层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外部环境长期刺激下形成的，也包含了该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因此研究一国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历史进程、价值观念，以及更宽泛的文化加以考察。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承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外交思想深受其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中蕴含的二元性特性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印度的外交思想。印度政治文化传统既有从“法胜”思想到“非暴力”主义的道义观念，也有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激进的“斯瓦拉吉”主义的现实价值取向。独立以来，印度在批判和继承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
一、具有二元特性的传统政治文化
印度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的大国。古印度诞生了许多贤哲，这些贤哲的思想是印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古代文明并没有因历史的发展而泯灭，而是深深地镌刻在印度人民的心灵深处。这些思想对当今印度的外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古代印度人就创造了源于印度河的以哈拉帕文化和摩亨佐达罗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河文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凭借武力进入南亚次大陆，与当地人一起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印度文化。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古代印度社会曾出现过如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这些都为后来印度强大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对印度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考底利耶主义
在历史长河中，次大陆小国林立，各国征伐不断。因此，各国对其周边的事态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局势，有实力的王国进行了诸多努力，但都无果而终。直到公元前4世纪旃陀罗笈多的出现才打破这样的局面。孔雀王朝的武力征伐使得周边众多的小国和王朝臣服，而此时孔雀王朝出了位贤能的大臣，名叫考底利耶。为了维护王国地位，他提到“国家的安全对其他社会体和个体公民的安全而言是必要的条件”。他假定，未来征服者即国王的终极目标是征服整个印度次大陆（Bharatavarsha），然后依据“达摩”（教法）来施行统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致力于扩张的国家与自卫的国家之间会不断发生纷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也很难维持现状，因此战争与征服便成为家常便饭。为了巩固王国的地位，在对外方面，他提出了“曼荼罗”（类似中国的“远交近攻”）地缘政治思想。
这位被后人称之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的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其著作《治国安邦术》（又称《政事论》）中的治国要义包括内政、外交、民政、军事、经济、法律等内容。考底利耶认为在对外关系中国家与国王可以遵循欺骗法则，提出国家可以采取非伦理的方式和伎俩行使其外交，而一国的国王要求得生存，唯一的途径就是欲图成为一个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因素，才能遏制外来入侵者。考底利耶的著作及其指导思想成为旃陀罗笈多一世及其后继者的从政指南，成为古代印度政治、外交和治国的重要文献。《政事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套“法令森严”的政治制度。“皇帝，他的军队、他的官吏，出色的各部的组织，在边远省区内拥有副王身份的皇亲，组织良好的侦探制度——所有这些在我们面前显露出一副十分周密而雷厉风行的画面。关于这一切，有一种坦率的现实主义看法。”
（二）“法胜”思想
公元前261年阿育王在征服羯陵伽的战役中，看到了自己在试图扩大帝国疆域、寻求更多财富、贪图更大的权力之时，所造成的杀戮增加了人们的困苦。阿育王为此感到非常悲痛，他断然提出放弃自己所主张的“赢得正义”的想法。阿育王认为正义是一切胜利中最伟大的胜利，人民需要唤醒从小隐藏在心中的“佛”，即正义。在与佛教高僧长谈后，阿育王认识到佛教所提倡的正义、赞扬正义和维护正义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这就是阿育王倡导的“法胜”思想。
在倡导“法胜”思想之后，阿育王宣布帝国将不再主动发动战争，即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也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他把佛教的教义落实到治国理念中来，下令将他的诏令和“正法”的精神刻在崖壁和石柱上。他倡导的正法，包括以下内容：对人要仁爱慈悲，包括孝敬父母，善待亲戚朋友和其他人，也要尊重动物的生命，因为它们也是众生平等的一部分；要多做有助于公众的好事，如修桥造路、种树建亭等；要对其他宗教宽容，给予耆那教、婆罗门教、阿耆昆伽教应有的地位，禁止不同教派之间的互相攻讦和冲突。阿育王认为“达摩”（虔诚法）之热心遵行极为重要。他对“达摩”的解释是：“父母必须服从；对众生一视同仁予以尊重，此点必须坚持；必须说真话。这些就是本分‘法’的美德。”阿育王提倡“每个人都应当在所有场合，并以一切方式对别的教派给予充分的尊重。”为了向民众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在所统治范围内各地树起许多石柱，刻上诏文，表明自己的决心，希望获得大众的支持。这些诏文是用多种文字写成的，被称为“阿育王诏谕”。他的思想经整理，最终写成《论事》。
阿育王创造了与前代君主不同的治国理念。他提倡非暴力，建立正义的帝制机构，宣称对人民的热爱，使用朝觐的方式令天下臣服。
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二元政治文化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以提拉克和甘地为首的精英阶层提出了关于民族独立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不仅对印度的独立起着指导作用，也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印度的外交思想。
（一）提拉克的“斯瓦拉吉主义”
提拉克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他不仅深谙印度古代的传统思想，而且对西方的政治理念也相当熟悉。他主张对印度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以适应印度独立运动的需要。在实践方面，英国学者伊恩提到，“提拉克通过言语和文章来促进印度‘复兴主义’（revivalism）”。
在民族独立问题上，提拉克于1895年4月在《狮报》上发表文章来纪念17世纪的民族英雄希瓦吉（Shivaji），并为修复希瓦吉墓进行募捐。同年6月，提拉克在《狮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人们要像希瓦吉那样来争取印度的自治。提拉克提出，“斯瓦拉吉（Swaraj，即‘自治’）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将拥有它”。提拉克的这一口号迅速在印度次大陆传播开来。从此印度各地的激进派就有了斗争目标，开始在斯瓦拉吉旗帜下，携起手来共同战斗。
提拉克认为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上，仅仅靠说服是不能成功的。应当用战斗的方式。提拉克说：“没有一个人靠乞求能得到什么东西……当鼻子没有被捏住的时候，嘴巴是不会张开的……温和派认为，政治权力可以靠说服赢得。我们认为‘斯瓦拉吉’只是通过强大的压力获得。”提拉克一方面利用国大党来进行合法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组织，准备武装斗争。
提拉克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为了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从印度古典文献中寻求依据。他用《薄伽梵歌》中克里希那的教导宣传武装斗争的思想，号召人们准备积极的斗争。1897年，提拉克发动了纪念甘奈希（Ganesh）节的活动。在此之后，秘密革命组织都很尊崇提拉克，并希望提拉克能指导他们的武装斗争。
（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
作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另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是一位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政治活动家。他注重寻求政治与宗教的结合，并提出了“神即真理”、“真理即神”的论断。甘地认为“好男人或好女人首先要值得信赖”。他同时写道：“我把信神作为唯一真理”。甘地在1909年出版的《印度自治》一书中勾画了自己的理想蓝图。如何才能实现真理呢？甘地提出了非暴力学说。
甘地从人性和印度教本身的特性来阐述他的非暴力主张。他指出，“非暴力（即爱）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的法则；非暴力是印度教的特性，是印度文明的传统。”在英国的殖民统治问题上，甘地指出，“没有自身完善，即使把政权夺回来，也不会改变现行社会状况。而印度实现了精神完善，英国就统治不下去了，就会归还印度的政治自。”甘地希望通过印度自身的完善来感化英国殖民统治者。1918年，当获悉罗拉特委员会报告书后，甘地认为：“有自尊心的人决不能屈从这些建议……如果当局不顾人民反对，把这些建议变成法律，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抵抗。”1919年3月，当罗拉特法被通过后，甘地号召群众进行罢工，停止工作。但是，这场活动最终还是演变成了暴力冲突，酿成了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甘地不仅对英国殖民当局的行为表示愤慨，也对人民的暴力斗争表示不安。甘地说：“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样的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此后，甘地领导了多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的思想不仅影响着独立运动，而且也对独立后印度的内外政策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尼赫鲁对甘地评价道：“他像一股强有力的新鲜气流，使我们振作起来，深长地松了口气；他像一道亮光，穿透黑暗，并拔去了我们眼睛上的翳障；他像一阵旋风……最重要的是激起了人民运用思想。……甘地总是在那里，象征着不妥协的真理……影响着印度千百万人民。”
三、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二元性”存在的原因及其特点
独特的地理特征和历史传承使得印度政治文化既充满自由感又怀有不安全感。种姓制度的等级分层维持了次大陆的稳定。印度与其他大国相比，其政治文化与独立后的外交思想结合并受制于国内政治文化的影响更加明显。是什么原因造成印度政治文化呈现出二元特性，本文将给出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印度独特的地理特征与悠久的历史传承，使其政治文化中既充满了自豪感，也蕴藏着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南亚次大陆位于亚洲的南部边缘地带，东、西、南三面环海，北部有喜马拉雅山屏障，把南亚次大陆与外界隔开。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印度政治文化的发展不易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在历史上，在次大陆内部，王国之间的征伐不断。在征伐中，孔雀王朝战胜列国，形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在阿育王时代，孔雀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而孔雀王的“法胜”思想更是表明了印度人的自信和自豪。然而，次大陆也在不断遭受外来势力侵袭。从最早的雅利安人入侵后，印度不断地被外来势力征服。特别是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对印度的传统文化形成了极大冲击，使得印度政治文化笼罩着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印度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可以安详地发展，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其独特性仍相当明显，使印度人充满了自信。印度不断被征服的历史也使得印度人怀有危机感和不安全感。
第二，作为有悠久政治文化传承的国家，种姓制度对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的产生有相当的影响，也对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雷启淮先生指出：“最重要的变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它就是种姓制度的建立。……依社会地位高低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种姓制此后经历了发展、深化，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对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且影响之深，印度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就深深镌刻上了种姓制度的烙印。孙士海先生指出：“由于种姓制度规定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可以在举行人教礼仪后获得‘再生’，即精神上的再生和血统、宗教上的承认，从而成为‘再生’者。首陀罗则没有这种资格”。这样就造成了印度社会的二元对立。“按世袭职业分划等级和强调各自特定社会角色的种姓制度如同一张深不可测、巨大无比的网络，将每一位社会成员包纳在内，无力自拔……这种趋势的不断强化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僵化、封闭和停滞。”这种有严格规定且长期存在的种姓制度，维系着印度政治文化的“二元性”。
第三，执政者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印度“二元性”政治文化的诞生。执政者一方面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暴力机器并实施权术来维护统治，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了思想统治的重要性。从考底利耶的《政事论》在政治文化上体现的现实主义倾向到阿育王理想主义——“法胜”思想的诞生，是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特征最明显的例证。宋德星先生指出，“这源于考底利耶主义与阿育王思想传统之间明显的价值分野”。
第四，作为思想文化基础的“超自然中心主义”的存在，使得印度教的信徒缺乏对君主的忠诚和拥戴。由于婆罗门教的发展，印度民众开始对超自然神的崇拜。赵建国先生在阐述其影响时指出：“这导致个别神如因陀罗脱开其自然的属性转向了人格化的超自然的性质方面，而个别超自然的神就成了民族宗教最受崇拜的神……”民众对超自然神的崇拜，使得“超自然中心主义”成为印度民众思想文化的基础；民众对超自然神的崇拜，又使得民众缺乏对君主的拥护和爱戴。这种局面的存在导致了执政者在考虑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必须兼顾民众对宗教崇拜的需要。这也是导致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存在的一个因素。
第五，就政治文化传统而言，印度在历史上并没有完全形成统一的国家，使得民众缺乏对国家整体的认同。这样，印度本身的分裂性和多元性就相当明显。即使是后来的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也没有完全改变次大陆的这种局面，从而使得权威中心与普通民众的间隙始终存在，这种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使得印度的政治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
在上述五种原因影响下形成的二元性政治文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印度政治文化“二元性”特征跨时长、连续性强。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斯瓦拉吉主义”，体现了印度现实主义取向的政治文化；从“法胜”思想到“非暴力主义”，体现了印度道义观念的政治文化。印度二元性政治文化的连续性跨越两千余年，即使在穆斯林进入次大陆和英国殖民者确立在次大陆的统治地位时期，都没有中断印度政治文化的二元特性。
第二，包容性强，与宗教难以割舍。“印度政治文化的形成源于宗教因素。印度人认为，人的一切活动，最终目的是宗教职责的积累。”印度人非常注重宗教、道德等精神领域的积累。由于这种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实质的存在，印度为了追求完美的精神目标，对外来思想的吸收很强，也极具包容性，整体性特征明显。阿育王对各宗教采取宽容政策，独立后印度也实施宗教宽容政策，都体现其包容性。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也是在继承和吸收“法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考底利耶主义”到“斯瓦拉吉主义”，既有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也吸收了西方思想。与此同时，印度政治文化二元特性的宗教烙印也比较明显，并塑造了印度中心观。马利克（J.Mohan Malik）指出：“印度人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
第三，自豪感与不安全感对立特征明显。南亚次大陆的地理特征与印度独特的文化使得外来的征服者都融入了印度文化之中，使印度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但是，来自西北边境的入侵与英国殖民者的海上侵略的历史，使得印度的文明受到极大冲击，导致印度产生明显的不安全感。
第四，融合性强，影响深远。印度政治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对其他文化和民族进行融合。当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进入次大陆后，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这些希腊人在著名的佛教学者龙树的影响下，先后皈依了佛教，被印度完全同化。”后来的贵霜王朝的贵霜族人和匈奴人也被同化，成为印度人。即使是后来进入次大陆的穆斯林，也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印度既有的政治文化。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也没能改变印度传统的政治文化特性，反而是印度吸收了英国的政治文化思想，并把它融合到印度的现实政治需要中。印度传统政治文化极强的融合性，为其保持政治文化的“二元性”创造了条件。其影响的扩散效应时至今日也相当深远。
四、政治文化传统在印度外交思想中的体现
作为有悠久历史传承的文明古国，印度的政治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其独立后外交政策的形成，并因此而产生独特的外交思想。
（一）坚持“印度中心观”不动摇
印度从独立以来就矢志不移地为成为世界大国而奋斗。尼赫鲁曾提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而印度的大国抱负的思想源于政治文化传统。早在孔雀王朝时代，考底利耶就认为在一个无序的社会中，实力强弱对于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十分重要，而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就得坚持“实力至上”的理念。考底利耶提出，只有自身的强大才能抵挡任何侵略者，主张用武力征服来实现国家的目标。考底利耶《政事论》提出的六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国王应该发展国家，增加实力和资源，一边进行征服战争（不这样做，就是等着被别人征服）”。在考底利耶看来，国力强大的孔雀王朝居于他所描绘的地缘政治版图的中心地带。这对后来次大陆的统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学者斯蒂芬·科恩就指出：“即使是来自次大陆外部的征服者后来也都以印度中心观来看世界。”与此同时，印度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豪也为其努力成为世界大国奠定了文化基础。这种观点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它来自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的世界观”。印度认为：“自己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文明，可以有重要的东西提供给其他国家，……因而独立后的印度在新兴民族国家中应该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对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尤其是对自身文明的深刻内省，孕育了印度的大国观。
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领袖人物之一的提拉克就以恢复印度昔日的荣光为号召，提出“斯瓦拉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将拥有它”。而甘地主张“罗摩统治”，用罗摩规则唤起人们对印度辉煌历史的尊崇。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国观对印度外交影响颇深。尼赫鲁总理指出，“除了美国、苏联和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先进的、高度文明的国家。但是如果你窥测未来，假如一切正常，没有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生，第四个国家显然是印度。”印度谋求成为世界大国，进行了诸多努力和尝试。印度认为，成为大国的条件之一就是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大国。为此，印度继1974年进行核试验后，于1998年进行了五次核试爆，成为正式的核国家。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也是成为大国的标志，印度为此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达特（V.P.DUR）在阐述政治文化传统与印度大国抱负的关系时指出：“争取印度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被看作是一场持续的斗争，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印度欲图成为世界大国的外交实践与其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印度中心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视南亚次大陆为外交关键、不容他国染指的地区外交思想
视南亚为印度化世界的重点是印度精英阶层的共识，他们认为次大陆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一个整体。早在印度独立以前，尼赫鲁就拟建立一个“大印度联邦”。当然，这种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治下的次大陆”观念影响，但更能在印度文化传承中找到思想渊源。印度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的国度，外交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南亚的地理环境。科恩指出：“南亚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区域，在自然地理、文化、社会、政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方面都与周边区域相隔离。”在阿育王时代，考底利耶把孔雀王朝和受其影响的周边国家看成是一个松散的政治文化整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印度化的世界。考底利耶在描绘这个印度化世界的区域范围时指出，“印度化世界的地理范围是从北方的喜马拉雅山脉一直延伸到南部海域，从东到西的距离有上千瑜伽纳斯（yojanas，一种距离测量单位）。”印度古代统治者认为只要确立在南亚的统治即可，到次大陆以外去征服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
独立后，印度把南亚其他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其他国家染指，而视阿富汗和中国为缓冲区，从而保证印度的安全。中国于1950年解放后，印度表现出极大的不安，积极拉拢周边小国，试图把邻国的外交政策纳入自己的外交需要中。尼赫鲁对小国的看法是，“小的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可能成为一个文化上的自治地区而苟延残喘，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英·甘地指出：“印度将不干涉此地区任何国家的内政，除非被要求这样做，但同时也不能容忍外部大国进行干涉；如果有的国家需要外部的帮助对付内部的危机，则应首先在区内（即向印度）寻求帮助。”印度积极发展与周边小国的友好关系，难以容忍地区内国家的挑战，谋求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维持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同时，防止他国干涉南亚地区事务，从而实现南亚地区是“印度化的世界”。古杰拉尔指出：“印度的力量和规模会被南亚其他国家积极地视为一种财富。”独立以来，印度历届政府的地区政策表明南亚地区仍是印度外交的关键。
（三）形成以防御而非扩张为重点的国家安全外交理念
在孔雀王朝诞生以前，次大陆呈现出的是诸多王朝并立的局面。在阿育王的统治下，次大陆几乎被囊括进了一个统一的帝国中。在考底利耶看来，孔雀王朝要维护现有的权势就必须增强实力去征服别国，但是他也仅仅限于次大陆的征服，没有制定更宏伟的目标去实现区域外的征服。他提出一国要“始终采取谨慎路线，宁要和平不要战争。”孔雀王朝没有制定出征服更远、更辽阔土地的大战略而是采取防御为主，当阿育王提出以“达摩”思想来维持孔雀王朝的秩序时，这种防御而非扩张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文化的辐射。
纵观印度古代时期的历史，各国间的征战从未停止过，即便像孔雀王朝这样的大帝国，其权力也没有触及整个次大陆。印度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分裂和诸国并立的情势之中。“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次大陆的分裂也是导致其采取防御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异族侵入次大陆时，出现了两种情形：一种以争夺土地、掠夺财富为主，使得掠夺和被掠夺的国家都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实施扩张政策，转而采取防御政策；另一种情况是侵略者欲图在次大陆建立权势，一旦权势确立后就必须与次大陆的社会文化相融合，最终也被“印度化”了，进而亦采取防御措施来阻止外来征服，而不是积极向外扩张。阿育王提倡向外宣扬“正法”，使南亚国家和周边地区都深受其影响，但这仅仅是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而非国家政权的延伸以及国家层面的扩张战略。有印度学者指出：“由于地理、文化、宗教与政务管理的原因，历史上几个具有泛印度特征的帝国从来没有对南亚次大陆以外的地区进行过领土征服。他们甚至没有跨越分隔南亚与中亚的兴都库什山脉的意图。次大陆土地的肥沃和物产的丰富使得中亚人到来之后没有理由再去征服其他地区……印度战略思想也基本上是内向型的。”
独立以来，印度在国家安全观上采取的是防御战略。尼赫鲁指出：“我们不需要什么国防……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军事威胁，军队应该放弃，警察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随着情势的变迁，印度外交安全观也在适时而变，但是防御性安全理念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四）坚持“不结盟”外交思想
印度政治文化传统方面关于道德、平等的认识以及强调和谐与非暴力的思想使得印度外交思想具有和平、和谐和道义的特征。独立后，印度提出的“不结盟”政策就源于印度政治文化传统中道义观的和谐、非暴力、平等、正义等理念。尼赫鲁曾指出，“我认为我们从阿育王、甘地和其他思想家与政治家那里继承下来的方法和哲学——即‘自己生存，也要别人生存’、非暴力、宽容、共存的哲学是解决我们现时代各种问题惟一可行的办法。”在探究“不结盟”思想渊源时，中国学者马孆指出：“印度哲学和文化传统的基础是宽容，并坚信无人能独占真理，强调用法（达摩）创造和维护和谐，用非暴力求和平。”有学者指出，“就政治层面来讲，不结盟是对印度这一哲学和文化传统的解读。”
印度在独立运动的过程中，高举甘地提出的“非暴力”旗帜，与英国殖民者抗争来实现印度民族独立。独立后，印度坚信“非暴力”思想也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尼赫鲁认为不结盟植根于印度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中的道义法则，主张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战争，争取各国间的谅解，增进各国间的团结与友谊，维护世界和平。
为了能使不结盟的思想深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印度等国组织并召开了第一次亚非关系会议。正如英国学者指出，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印度“对这种自我理解角色的彩排，其载体是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承诺和对日益受冷战支配的世界中不结盟概念的依恋”。无论是尼赫鲁的“不结盟”，还是英·甘地政府提出“积极不结盟”，都表明印度秉持个性、坚持和平的理念。时至今天，具有和谐统一、主张用非暴力求和平的“不结盟”思想仍然指导着印度的外交实践。
结语
外交思想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外交思想论文篇3
【关键词】曾纪泽；局限性；原因
曾纪泽（1839一1890），字?赂眨?琶握埃??搴梢短寥恕M砬濉爸行嗣?肌痹???ぷ樱?俏夜???飞现??耐饨患摇T?驮蟪鍪刮鞣桨四辏?群蟮H巫びⅰ⒎ā⒍砉??梗???す?抑魅ê兔褡謇?孀鞒隽酥卮蟮墓毕住＠?囱?踅缍栽?驮蟮难芯慷嗉?性谧吭降耐饨怀删蜕希?云渫饨凰枷牒屯饨换疃?木窒扌匝芯可形?蛔悖?疚氖宰盘轿龃宋侍狻
一
曾纪泽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与王权思想的杂糅。
曾纪泽的国家思想还不能摆脱封建王权思想的束缚，他还不能将“国家”与“朝廷”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来。曾纪泽就任驻英法公使时，向两宫皇太后表示“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①可见，曾纪泽深受理学绝对忠君思想的影响。他将办理外交事务，维护国家权益，作为忠君、报君的一种方式。但是，曾纪泽这种封建王权思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后外交活动的顺利进行。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君” 日益与西方列强相勾结，成为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昏君”，阻碍着“忠君”者的爱国行为。在中法越南交涉中，拥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的曾纪泽为清政府四处奔劳、呕心沥血，却最终被当权的投降派排挤出了外交舞台。这正是一个绝对忠于王权的外交家的悲剧。
第二，平等观念与“天朝上国”观念的交织。
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曾纪泽意识到“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②他主张改变传统的夷夏观和因循守旧的态度，以广阔的胸襟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但同时曾纪泽又极力论证“西学中源论”，以获得自信心。“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可以知后世之泰西”③ “‘云雷经纶，’圣人预言电线之理。……即以西学而论，种种精巧，亦不能出其范围。”④此理论虽有利于减轻守旧士人学习西学的心理阻力，但这种将西学比附于中学的认识实质上是曾纪泽“天朝上国”虚骄思想的体现，反而会限制向西方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一名在传统外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曾纪泽思想深处难以避免地存在宗藩体制的根芽。一方面，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他依据国家平等的原则，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藩属国，他沉浸在自己的礼义文明和“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丝毫不言平等二字，仍以宗主国居高临下的姿态干涉其内政外交。在条约体制下，西方列强无视和肆意破坏宗藩关系，曾纪泽多次呼吁清政府设法加强对藩属国的管理。
第三，诚信外交理论是传统外交与近代外交双重因子的复合体。
在曾国藩以“诚”为宗旨的家庭教育下，早年曾纪泽形成了“诚”、“敬”的人生原则和“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道义外交思想。⑤但在日后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曾纪泽的诚信外交在其父辈的基础上增加了资产阶级外交思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力求和平的方法是谨守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卑躬屈膝，妥协投降。曾纪泽的诚信外交主张中西平等友好往来，消除成见与隔阂，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并增强国家实力和战备，进而阻止西方列强的侵略。相比而言，曾纪泽的诚信外交是更强硬的，也更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充斥的国际社会，曾纪泽并没有完全摆脱曾、李妥协思想的影响。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后，曾纪泽把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正义之举视为激怒英人，引发战争的原因。他认为“西人之初入华境，固皆恭顺驯良……而文忠复言，贩烟之船，他货亦当充公，全船人众皆当治罪，始致激成战事。”⑥这显然与英国强行输入鸦片，蓄谋挑起战争的事实不符。从中可见，传统的妥协外交思想在曾纪泽脑海中打下的烙印。
第四，理论知识的欠缺导致外交认识与实践上的失误。
首先，曾纪
泽对内政与外交的关系的认识缺乏科学性。曾纪泽过分地夸大外交的作用，甚至将其置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之上。他曾比喻说，邦交和国内建设就好像是修理房屋与安排屋内陈设的关系，只有先把房子修好，门窗安牢，方谈得上“清理内务”。同样，只有把邦交搞好，使国家地位稳固，然后，才谈得上国内建设及整顿内政。⑦然而，对于弱国而言，在不公正的国际环境下，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外交谈判顺利地解决问题。唯有强国御侮，提高综合国力，再辅之以外交，才能真正地发挥出外交和平商讨、平等互谅、折冲樽俎的作用。
其次，对列强的侵略本质以及某些侵略策略认识不清楚。曾纪泽对于西方国家联合侵华的本质认识是深刻的，但具体到某一个国家，认识又显得模糊。例如，对于在近代攫取中国利益甚多的沙皇俄国，他却认为“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芥之嫌，未肇边疆之患。”⑧另外，曾纪泽对于西方国家经济侵略的危害性估计不足，他认为只要给予西方侵略者商务上的利益，就可以有效地遏制列强的侵华步伐。可事实是，西方国家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对中国发起了更为猛烈的军事侵略和政治勒索。
最后，曾纪泽外交辞令的不当，在外交活动中造成了不良影响。1878 年12月，因在出使途中受到香港总督的热情招待。曾纪泽坦言“中国愿与英交好，英国所交亲，中国亦以与国视之；英国所抵牾，中国亦以仇国视之。”⑨很显然，他的言论没有考虑到俄、德等国的感受。又如在中法越南战争中，法国占领凉山之后，全军欢欣鼓舞，作为驻法公使的曾纪泽却在报上撰文将刘永福在越南山西的惨败与普法战争中法国在色当战役的失败进行比较，其嘲讽之意不言而喻，这也为曾纪泽之后的撤职埋下了祸根。 此外，由于自身的局限，曾纪泽思想中“三纲五常”、“女子不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并没有因出使西方的经历而改变。曾纪泽对英国妇女因“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的评价是“甚矣，人心之难餍也”⑩可见他对女子参政的不赞同。
二
曾纪泽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中存在的局限性与时代背景、家庭教育以及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曾纪泽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是“西洋各大国，近者专以侵夺中华属国为事”{11}的时期。曾纪泽感叹到：“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独有协以谋我之势”。{12}国际交往中充满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国家常以坚船利炮相威胁，贫弱国家毫无独立平等可言，尚能被各国用来捍卫国家权益的国际公法，常会被列强随意的附会和解释，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内政外交多置于列强干涉和欺诈之下。这样严峻的国际坏境，让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困难重重且成效甚微。
1840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与西方“夷狄”打交道有着本能的反感和不屑。之后西方列强侵华脚步不断加快，中国的和利益遭到巨大破坏，清政府方才认识到西方国家是拥有强大的武器，我方无力抗衡的强国。于是，对西方列强的恐惧伴随了整个晚清。面对西方国家，清政府为了力保和局，不是虚以应付，就是妥协求全，并要求官员在外交事务中以“和戎”为基本原则。这样，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得不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便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促进了中国士大夫的进一步觉醒。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士大夫大胆承认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主张向西方学习，发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技术，但对其政治文明从不问津。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文化大规模充斥进来，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摒弃“天朝上国”的虚骄，承认西方政教远胜于中国的事实。在中西文化激烈冲击和碰撞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派办理洋务以及士大夫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这样的主客观矛盾注定改革终会失败。
从家庭教育环境来看，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是近代史上尊崇和恪守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将义理置于诸学之首，在外交上，他提倡儒学的“忠、信、笃、敬”。对子女的教育遵从“传统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纲常，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奉君事亲的忠臣孝子，使子女成为一个符合传统价值观人才，为大清帝国效命”。{13}曾国藩一边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边不忘指导曾纪泽作诗作文，还时常让他来到军营，言传身教。在父亲的影响下，曾纪泽渐渐形成了对内维护三
纲五常，对外讲求忠信笃敬、守订和约的思想体系。这种自幼接受的教育，从根本上决定了曾纪泽无论日后怎样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其思想深处，从本质上来说都遗留着封建文化思想。{14}
就曾纪泽本人而言，一方面，曾纪泽从小深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经史著作。《大学》、《中庸》、《论语》、《周礼》、《孟子》、《周易》、《阳明传习录》等书的阅读，使曾纪泽头脑中不免包含封建落后思想，轻易难以动摇。另一方面，曾纪泽又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科技和文化。曾国藩幕府中多博学广识之士，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翻译了大量西学书籍。曾纪泽在其间，耳濡目染，结交朋友，翻阅书籍，西学知识多有长进。在京城候补期间，曾纪泽阅读大量西方书籍，接触和参与多样的西方事物和活动，西学认识有了更为广泛的基础。1878—1885年出使英、法、俄的几年间，曾纪泽直接而深刻地感受了西方文化，他感叹“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窃，始信昆仑别有山。”{15}在这样不断的对外接触中，曾纪泽头脑中传统的封建文化与近代西学文化的矛盾和碰撞更为剧烈。这二者在良性互动和相得益彰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曾纪泽陷入了两者交织的洪流与矛盾之中。
此外，在出使西方前后，通过阅读和外交活动，曾纪泽对通行于西方社会的国际公法与外交原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尝试将近代外交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外交中。但是曾纪泽从事外交，属于半路出家，自学成才，也没有接受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外交理论的系统学习，这导致了他理论知识的欠缺。而且，晚清外交开的晚，清政府没有积累下任何成功的外交经验可供曾纪泽借鉴。所以，曾纪泽还不能游刃有余地灵活运用国际公法力挫强敌，最终取得谈判的圆满胜利。
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但是瑕不掩瑜，曾纪泽卓越的外交成就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熠熠发光，赢得了世人广泛的肯定和赞美，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才干的爱国外交家。
注释：
①《曾慧敏公遗集·日记》卷一，第4-6页。
②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194.
③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63.
④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77
⑤杨鹏程，谭扬芳.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2（3）.
⑥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916，917.
⑦《中国先睡后醒论》，载于《新政真诠》初编附录。
⑧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53.
⑨郭嵩焘日记[m].岳麓书社，1984：822.
⑩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73.
{11}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208.
{12}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26.
{13}邓李?.家庭教育对曾纪泽的影响[j].文教资料，2008（3）.
外交思想论文篇4
关键词：和谐世界理念 和谐社会 和平与发展 体系构建
外交思想论文篇5
论文摘要:中国的近现代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各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化交流的最有价值成果。现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拙，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如果从社会史或者文化史的角度去看时代，特别是从现代化运动的角度看，那么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现代化起步，直到本世纪(二十世纪—引者注)晚期，都可以称作‘现代”。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留学兴起、科举制取消、新的文化思想发展等，正是这一时期的开放性环境促进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各种思想的产生，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最有价值成果。
一、现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扎根、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正是现代文化交流使马克思主义被介绍至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合，并找到了长期发展的土壤。
现代文化交流促使“新文化”在中国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这种落后一定程度上是“愚昧”造成的。但也正是这种极端的落后状态使得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寻求进步的道路，学习西方的要求更加迫切。科举制废除、新式学堂兴起，为“新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开辟了道路。新式学堂的开办是新思想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新的文化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甚至私塾中也进行新式的教育，除了教授“四书五经”之外，还教授地理及自然科学知识。直至“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长期以来占据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受到严重动摇。“新文化”地位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成为可能。
现代文化交流形成的开放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被接受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化交流不仅使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思想传人中国，而且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使得外来思想能够在中国找到了“一席之地”。“五四”前后是中国的文化思想论坛相对活跃的时期，各种思想争鸣，使得文化环境相对开放，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被接受创造了客观条件。譬如，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饱安在1919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蔡和森在1921年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这些文章都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而此后，早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和思考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发起启事中指出:“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著在这里多说了。由此可以肯定，现代文化交流所创造的开放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不断获得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的指导作用是以文化交流创造的开放环境为前提的，正是现代文化交流促成了各种思想被引进，也正是现代文化交流开阔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眼界，帮助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现代文化交流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
现代文化交流开创了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更显示了国外先进文化的巨大“魅力”，使得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立志于到国外学习。在国内，更多的民族企业得到发展，从而也促进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聚了力量。
现代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企业的兴起，大批产业工人的存在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现代文化交流中自然科学和科技知识的传播，促进了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也使得工人的数量快速增加。据统计，江苏、安徽、山东等省的新式农垦企业在1912年为59家，而在1919年已达到100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在1919年也达到了1，110，，000人。产业工人在数量上的增加必然代表其力量的壮大，1918年全国工人的罢工次数仅为25次，在192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35次。这一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多出身于下层，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更注重在下层民众中发展力量，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人阶级逐步成为先进的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转贴于
现代文化交流使留洋学习成为学习先进知识的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在勤工俭学中成长起来的。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留洋学习兴起后，到外国学习的风气一直发展.成为学习接受外国先进知识和最新科技成果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引领了中国的文化发展。在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中，也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譬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都有留学经历。又譬如，刘少奇曾在俄罗斯东方大学学习，张闻天曾经到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学习等。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早年也都在国外勤工俭学。刘少奇等在东方大学学习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刘少奇“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留学经历，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从深层次的意义看，现代文化交流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并使先进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三、现代文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一种主流思想都必须被绝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基础才会获得最广大的支持力量。现代文化交流对于开启民智、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起了推动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现代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并引导众多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中国以重要启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关注俄国，关注中国的前途。许多研究俄国的文章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1919年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等，这一时期国内甚至还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更是“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是在现代文化交流的影响下逐步认识了中国实际，走上革命道路。
外交思想论文篇6
关键词:俄罗斯 欧亚主义 文化 外交
一、前言
欧亚主义思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国外侨民知识界中间,为一些着名俄侨学者所提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当时的欧亚主义思想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空间及影响,但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大地上欧亚主义思想得到复兴,即使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依然方兴未艾。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俄罗斯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应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同时,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自身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比较强调国家的作用,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
有学者认为,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复兴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长期陷入危机和混乱状态,人们对“欧洲—大西洋主义”越来越感到失望,同时又担心“民族—爱国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太大。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固然与苏联解体后本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结构的瓦解有关系,但是其内在原因究竟何在?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考察,不了解俄罗斯文化特征也就难以客观正确审视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
二、欧亚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
东方化和西方化之争,一直伴随着俄罗斯文化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着名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可以这样说,别尔嘉耶夫的这段广为引用的论述是对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最好概括和总结,这种双重文化性是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地缘政治因素:横跨欧亚两大洲,兼有东西方特点,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就更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可谓是东西方向摇摆不定。从公元988年接受拜占庭东正教的“罗斯洗礼”开始,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俄罗斯国家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精神作用;自蒙古人人侵及长达近250年的统治,不仅向俄罗斯灌输了东方的制度规范,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俄罗斯人的灵魂世界,“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没有俄罗斯”;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在中央集权基础上建立了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从17世纪开始向西方靠近,彼得大帝改革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西化,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西欧文化的大量引进加速了俄罗斯的西方化进程。出现于19世纪30~40年代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在俄罗斯社会意识及理论研究中就存在着欧亚主义思想萌芽。俄罗斯文化的二元结构以及俄罗斯文明和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在俄罗斯历史的每一个极其重大或者危机时刻都可以引发争论、论战和关于非常重要的切身话题的对话。
如前所述,20世纪初期欧亚主义思想文化流派已在俄侨知识界中广泛出现。即使在苏联时代,欧亚主义思想虽被封闭限制,但在俄侨中继续产生着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价值和思维体系的迷茫,使俄罗斯人开始了从自己祖国精神文化遗产中苦苦找寻摆脱自身民族危机途径的进程,在与西方化的较量过程中,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开始复兴。毫无疑问,欧亚主义的复兴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而发生的,俄罗斯千年发展史的文化积淀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促使俄罗斯欧亚主义再度兴起的原动力。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俄罗斯欧亚主义具有俄罗斯文化发展史的显着特征,强调可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的主张是其理论独特之处。这里,须强调的是,从俄罗斯文化发展史角度固然可以认识俄罗斯欧亚主义的文化特征,但还应该把其理论内涵作为另一切入点进一步探究。
三、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分析
欧亚主义者认为,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讲,俄罗斯地缘政治分布在东西两大文明中心之间,是连接欧亚两大洲的桥梁,其地理空间在俄罗斯的地理环境与其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体系,是一种特有的欧亚现象。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文化虽在东西方文化中占据中间地位,但既不属于东方文明,也不属于西方文明;他们认为俄罗斯应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欧亚主义不同于斯拉夫主义,它不排斥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以外的文化进行合作的思想意识。
一些欧亚主义者关心的另一焦点是俄罗斯历史意义以及俄罗斯独特文化。欧亚主义认为东正教思想是俄罗斯精神的基础,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具有凝聚作用,是俄罗斯能够实现统一的保证,千年东正教思想意识的影响一直存在于俄罗斯人民的心中;苏联解体至今十几年来,东正教在俄罗斯日趋兴盛,各地东正教教堂重建现象十分普遍,俄罗斯人民对东正教的信仰热情有增无减,东正教思想是有利于把独联体国家各个阶层的居民同世界文明联系起来的精神纽带。
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地位,强调国家的作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的文化,完全走西方道路;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寻求俄罗斯走向现代化的中间道路。同时,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复兴的欧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各种文明之间关系的交互性”,应当“培植居住在俄罗斯的全体人民,所有民族之间互相深深尊重,实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并联合起他们的力量以实现并达到代表共同利益的目标”。
建立统一的欧亚文明是欧亚主义者的一贯追求,其思想方案之一是俄罗斯的双重社会文化战略。该战略方案认为,因俄罗斯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千年文化传统决定了它只能采取“有选择的社会文化保护主义策略”。欧亚主义者认为。相对于西方来说,俄罗斯自己是落后的社会,俄罗斯应该坚持欧亚政策,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借助特殊社会文化扞卫自己的国家地位。相反,俄罗斯相对于东方而言,是先进的社会,而且对它负 有传统的历史责任。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强调国家作用,强调俄罗斯独特性,确保欧亚“双向”平衡及提倡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积极因素,是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精髓。让我们来看看苏联解体后至今俄罗斯外交政策进程,不难找到复兴欧亚主义的痕迹,也就是说,复兴的欧亚主义思想显现于俄罗斯外交中。
四、俄外交中的欧亚主义思想
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和两极世界格局的最终结束。俄罗斯成为苏联的直接继承者。然而,它已不再拥有昔日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得不随着世界形势的总体变化而在外交策略上作大幅度调整。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尤其在科济列夫任外长期间,奉行亲西方外交政策,竭力争取西方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以尽快摆脱国内危机。这种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并没有改善俄罗斯低迷的经济境况,反使俄罗斯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处境变得更加窘迫。随着欧亚主义思潮日益高涨,一些学者认 为应使欧亚主义思想成为俄罗斯全国团结一致的思想意识,以便解决国家的经济增长及恢复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问题。这些学者大体上从地缘政治和文明两个角度对欧亚主义进行研究和介绍,进而使欧亚主义的影响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很多在俄罗斯政界身居要职的人,使欧亚主义成为影响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想,加快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进程。
谈到外交政策中的欧亚主义思想,不能不提到普里马科夫。具有欧亚主义思想倾向的普里马科夫出任外长一职,改变了过去“一边倒”亲西方外交政策,加大了全方位外交力度,对西方国家及对亚太地区和独联体的外交,为俄罗斯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创造了机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东方”外交取得很大成效。可以这样说,普里马科夫的任职标志着俄罗斯外交政策基本完成了由西方化到欧亚主义的转变。让我们再看看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外交。普京正式出任俄罗斯总统后,优先考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普京继承了前任叶利钦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推行的东西平衡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以实现国富民强为目标,对俄外交进行了适时的调整。他强调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提出了“欧洲方向”和“亚洲方向”的思想。普京的外交政策明显注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在其外交思想中更多展示出来的是实用主义,强调同西方搞好关系、融入欧洲的重要意义。自美国“九一一”事件以来,更是全方位展开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外交。在反恐问题上积极与欧美国家进行合作,甚至有时放弃自己以往的势力范围和战略空间,力求最大程度争取经济实惠;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寻求一切机会尽力修补俄美关系以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同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通过与它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世界多极化,以制约美国的单极化图谋,并借此提升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事实证明:普京的外交政策确实为俄罗斯争取了最大的经济利益。普京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取向的多边实用主义外交,与欧亚主义所主张的欧亚并重的思想不谋而合。
普京外交与西方主义者“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有着根本的不同。普京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再追求与西方同步一致,坚决扞卫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过:“俄罗斯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挑战。俄罗斯仍然具有大国属性。俄罗斯决心在世界上显示其权利并经常以任意的、威胁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近些年来,欧盟内部的大西洋主义思潮,欧盟支持鼓励俄罗斯周边国家的所谓民主转型,对俄构成了一定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推动的北约东扩、“”及建立反导系统等,已严重削弱俄罗斯与西方的互信基础。2007年初,美国欲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导弹防御基地,这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不满,威胁要停止履行《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基于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基于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考虑,俄罗斯已不可能回到亲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上去。在俄罗斯对外战略构想中,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采取欧亚大陆权利均衡原则。
外交思想论文篇7
关键词：外交思想；和戎；主战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4 ― 0105 ― 03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列强加强“条约口岸体制”为核心的体系，通过修约谈判或者武力威胁，在不平等条约中获得更多优惠条款，保障贸易有利可图，或者通过赔偿割让条款获得直接经济利益。同时这一时期教案纠纷不断，边疆问题纷至沓来，清廷内部派系不断加重，清政府统治危机不断加重。无论是李鸿章①还是清流派②，他们的对外思想都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但因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其外交思想也存在差异。
一、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修变法”
李鸿章外交思想以“外须和戎”为中心，这是他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时的总方针。主要表现在于主张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在关乎国家和国防安全方面的对外关系上，李鸿章都极为谨慎，避免冲突，为晚清赢得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建设条件和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对外战争方面，李鸿章更是尽力维护一个中外和平的局面，避免战争。他同时主张主动了解外情，办好交涉，认真学习西方的长处以求自强，反对仍然闭目塞听、不承认现状的顽固态度。
他的外交思想首先来源于他对于国际时局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是在早期是与外国合作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产生的，在随后几十年与西方的交涉活动中，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外时局变化“三千年一大变局也”而由此带来的实力悬殊，他逐渐形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实力外交观。在《行抵直境分兵边界折》中，李鸿章写道：“臣向在江南办理外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庋嫔约酢…盖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李鸿章认为只有“严兵”，即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真正实现“和局”。然而当时中外实力差距悬殊，晚清政府虽然不断地采取措施加大军备建设，但是落后的经济制度、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压力、不稳定的国内国外环境、腐朽的官僚体系难以支持建设的开展，也难以改变中外实力对比。
因而，在他看来通过实力的对抗带来和平这条路是行不通的。1883年的中法战争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这条路在现实条件下不但不能带来“和局”，反而将会把清朝拉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在战争中原本就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事实力的落后，清军的损失相较于列强将会更多，在中法战争中中国约有10000人伤亡，但是法军则仅有2100人伤亡。即使是一场战争胜利了，面对强大的对手，其后的战役中也难保最终的胜利，同时即使是这场战争战胜后也没有实力作为底气在谈判桌上向列强提出更高要求，因为稍不留神谈判的“和局”便有可能因为谈判条件成为下一个“战局”的导火索，因此乘势见收才是恰当的决定。1885年李鸿章与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中法新约》虽不平等，但与其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甲午战争所订的条约相比，中国的损失要小得多，以并不太大的损失结束一次中外冲突，在外交上是一次不大的失败。①李鸿章始终认为，只有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局面，清朝才有机会稳定下来发展实力，最终实现军事实力的建设，才有机会为后来的战争取得胜利，为战胜后有底气、为最终的和平提供基础。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还秉承1861年恭亲王奕D等人奏准《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情拟章程六条折》，即清政府对外关系的最高准则的“按照条约，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秉承政府基本准则不逾矩，是处理外交事物较为安全的选择。李鸿章即使有挽救变局的抱负，但是必要的自保是其底线。他作为官僚的一员，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的晚清朝廷，秉承朝廷准则办事一方面体现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和忠诚，另一方面，追责对他压力较小。
他的外交思想也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诚信”的外交思想，“诚信相交论”成为其外交思想的基础。曾国藩对于外交事务的看法是，“夷物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②李鸿章同曾国藩谈到对外交涉，曾又说：“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或不至过于吃亏”。③李鸿章继承曾国藩衣钵，认为不必要过多计较琐碎，而应该与外国推诚相见，争取到和平的环境，加速自强的步伐。
李鸿章是身处外交活动、洋务运动第一线的实干者，外交思想基本立足于“弱国”、“和戎”两个方面，对于时局有着更加清楚和现实的把握，对于战局和和局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提出的外交思想的背后是谨慎的考虑。但是如李鸿章一样与列强打交道的官员实属少数，对于列强有清醒认识的人在整个清朝也不占多数。
然而他思想也存在着缺陷和矛盾，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客观环境以及身处官场事务繁重，李鸿章对于列强的判断，对于复杂的国际政治不可能获得完全深刻的了解，使其在运用“和戎”思想在外交事务当中，他的求和思想被列强所利用，列强以战争作为恫吓要挟，李鸿章高估列强的实力，常常示之以弱，导致在外交中出现误判和失败。1876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向清政府讹诈，李鸿章在谈判中对态度蛮横的英使威妥玛尽量迁就以图“了事”，为接受新的不平等条约定下基调。
李鸿章外交基础的诚信相交论，体现中国接受国际法原理和国际生活准则，但是由于其过分相信国际法的作用，而忽视了欧洲“均势”的现实局势，即弱肉强食的本质，同时相信外交中的“友谊”，希望通过联络加深外使得私交来影响该国外交政策。体现出李鸿章对于外交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有着理想主义和幼稚的一方面，但这在李鸿章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下来看确是能理解的。
二、清流派的“反ν仔，对外主战”
清流派是由朝廷中一部分不掌实权的言官组成，大部分是缺乏与外国直接交流，未曾参与洋务运动，缺乏对外战争经验的京官，他们对于国际局势的认识相较于李鸿章模糊许多。每当交涉事起，清流派必争相上疏或联名奏章， 形成一时“尊王攘夷之论糜漫全国”，成为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清流派外交思想的主体是由抨击卖国行径和妥协论调、坚决主战、积极备战等成分所组成，它全面反映出清流派在其外交思想中坚持对外采取强硬态度这一特征。④
清流派强硬外交立场的思想核心之一是“反对妥协”。儒家的传统思想也是其根基，他们的思想表达来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族精神，也体现出这一特殊时代抵御外侮的社会共鸣。1879年10月，崇厚在沙俄的胁迫下，未经清政府同意与俄国签订了《利瓦吉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骇然，舆论下几种不同的观点在朝中形成，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允约徐图补救”，认为“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提出对条约“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因此主张批准条约，再用立法与用人来“徐图补救”⑤。而清流派李鸿藻、张之洞则认为应当修改条约重治崇厚罪。他们一致认为《条约》必须废除，斥责李鸿章等人为崇厚辩护“实摄于俄人恫吓，英法居间”，无非苟安求和，这体现出了清流派坚决主战御侮的思想，体现出外交上为维护国家不向强敌妥协的强硬立场。
清流派另一核心思想是“主战”，这是当时爱国潮流的产物，也是出于外国侵略的愤懑，但他们鲜知国际形势，极力主张保卫国土，却缺乏实际的经验，曾国藩曾评论：“自宋以来，君子好痛低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①此言切中清流派对外思想的要害。在许多对外交涉实际问题上，清流派通常“力主攘夷”，但所提出来的议论常常是大而空泛，没有克敌制胜的具体建议，缺乏实际意义和说服力。他们的主战的思想与李鸿章的“和戎”思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虽然有所冲突，但是两者并非完全对立，虽然清流派缺乏国际局势认识，但是李鸿藻、张之洞等人对敌强我弱这一形势的估计，和李鸿章是相同的，清流派不是单纯的主战，只是反对李鸿章等人对外不做积极抵抗，单纯维持和局，也正因为他们明白李鸿章的才能，他们在许多涉外事件中屡屡奏请重用李鸿章，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在奏折中，认为李鸿章“威望素重”“持重闳深”，建议他与刘铭传一起，防御“京畿门户”天津。②清流派主战的做法，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清廷内部妥协派的滋长，也使李鸿章等人才得重用。但是另一角度来看，他们在涉外问题出现时主张积极抵抗，在具体执行上却推出另一派李鸿章等人完成，事败之后又将责任怪罪在李鸿章身上，清流派的这样做法不得不说有其推卸责任、狡黠的一面。
虽然在对外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分歧，但是在外交手段上，双方则有一致的意见，即是“以夷治夷”，在面对诸国对华的问题，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对付某一时期的要敌，把握外交上的主动权。两者都注意到了在外交上灵活的策略和手段，但是却忽略了虽然各国间虽然有着矛盾，但是对于侵华的态度上是一致的。
清流派是身在朝野当中、置身外交事务之外的评论者，其对外思想顺应的爱国的潮流，遵循儒家传统的民族思想，由于缺乏直接涉外的经验，鲜知国际局势，内心固有的“天朝上国”的理念，使得他们对于外交思想上强硬主战，但是又由于置身事外，其思想大而空泛脱离实际，没有事实作为支撑。尽管历史上对其评价不高，但是并不是说清流派的思想就是毫无意义的。清流派的存在使得李鸿章的“和戎”思想更加具有条件性，而不是单纯地求和，如同一种警示，让李鸿章等实干官员在处理涉外事件不一味妥协，更加客观地分析对手实力，不被列强的恫吓和讹诈所蒙骗，使得国家和利益不会那样轻易地交出。同时，清流派的爱国情怀也引导着社会舆论，虽然官员和人民处于列强带来的灾难之中，但不应因此丧失应有骨气和尊严，对于国家应有自信，这样对国家前景才抱有希望，对于国家的建设发展才有积极性和动力，在列强入侵时也敢于斗争，列强才不会那么轻易地在华攫取利益。
三、结语
李鸿章和清流派的外交思想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产生的思考，各自有其长处和短处，李鸿章“和戎”思想的立足现实实力，恰恰弥补了清流派脱离实际的短处，而清流派强硬的精神，恰恰弥补了李鸿章思想下一味妥协带来的问题，而两种思想产生的作用阵地也是不一样的，李鸿章的思想主要作用于实际的外交事务当中，清流派的主要发挥阵地在于人们的精神引导的方面。两者两者可以说是互补的关系，并无完全的高低之分。
林则徐提出“驭夷宜刚柔互用”的观点，清流派的外交思想还是李鸿章的“和戎”派思想一刚一柔，虽然同时存在，但是没有使晚清政府在外交方面取得好的进展，究其原因，是两派的思想始终站在对立面，却没有逐渐融合在一起取长补短，形成统一的综合的流派，因此在应涉外事件，往往双方争执不下，不能有效形成统一的政策意见。
两个思想未能融合统一，首先是李鸿章和清流派所长的职责没有互通，一方是置身事中的实干者，另一方置身事外的评论者，两方职责过清而无交叉，使得双方不能在对方环境上思考，难以取对方之长，意识到自身之短；其次是，长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即使被列强打开大门，中国对于世界局势的信息仍是闭塞的，传统抱有“天朝上国”的保守的顽固派仍然大行其道，阻碍了统治集团了解外事的积极性，对于国际局势和列强信息掌握的不全面，使得无论是李鸿章还是清流派的外交认识都有所缺陷，易遭列强所利用。在朝鲜问题、东北问题中李鸿章都试图借用沙俄之力制衡日本，可是这种“以夷制夷”的手段更多结局是俄国的背叛收场，根本上还是对于列强的没有深入的了解带来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1〕吴宝晓.从张之洞看清流派的主战观点〔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4）.
〔2〕陈勇勤.略论李鸿章与清流派〔J〕.学术界， 1992.
〔3〕陈勇勤.清清流派思想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3.
〔4〕胡代聪.李鸿章外交思想综论〔J〕.外交学院学报，2002.
外交思想论文篇8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话语传播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导性和有效性问题。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高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高校要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导权，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组织者、实施者和骨干力量，提升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的前提和关键。
一、高校辅导员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内在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与中华民族特色的专门概念”，[1]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自1953年我国开始在高校中设立辅导员制度以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高校的重要职责，而辅导员也成为高校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重要依托力量。实践证明，高校辅导员制度是保障我国大学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性制度，具有内在的规定性。
1．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高校立德树人的永恒主题。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各项事业中的指导地位，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前提。我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对旧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借鉴运用之后，逐步走上了自主创新的特色发展道路，其中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宣传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这一宝贵经验的具体体现。坚持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权，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教育引导大学生，其永恒主题就是解决“用什么培养人”和把人“向什么方向培养”的问题，“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服人、教育人，就不是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2]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保障人才培养的“又红又专”，强调大学生既要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又要掌握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改革开放初期又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新要求；200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并明确提出“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出要以“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根本任务。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任务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始终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学、道德修养与能力提升、智力培育与身心素质发展等方面相统一、相协调，从而也反映了提升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中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一致性。
2．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属性。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坚持党的领导的“生命线”，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就是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错误的意识形态“争夺阵地、争夺青年、争夺人心”，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属性。当前“在国内外日趋复杂的形势下，各种利益、价值观念、错误思潮相互叠加，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干扰主流思想舆论导向，出现了话语权问题”，[3]坚持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需要辅导员围绕高校“四为”办学目标来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属性，即一要坚持人民性，教育广大大学生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二要坚持党性，即教育广大大学生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党的先进性作用；三要坚持特色性，即教育广大大学生立足我国的国情，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要坚持时代性，即要引导广大大学生树立中国情怀、世界眼光和把握时代特征，正确处理个人成长与国家进步、时展之间的关系。
3．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核心要求。
高校是重要的社会组织，肩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在完成这些重要使命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