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惜别
惜别 [日]太宰治 著 于小植译 ------------ 《惜别》之意图 ------------ 打算从明治三十五年、 当时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后来的世界文豪鲁迅）心中燃烧着在日本学习医学、以此重建他那到处是病人的祖国这一美好理想、作为清国留学生到达横滨写起。在他多感的眼中日本的土地映现为怎样的景象？在横滨开往新桥的火车上，眺望窗外日本风景时的兴奋，以及随后两年间在弘文学院的单纯、宁静的留学生生活。他曾经怎样爱着、怎样理解东京这座都市？不过，他对于留学生同伴们怀有近似于厌恶自我的排斥，明治三十七年九月进入连一个清国留学生都没有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此后两年间他在仙台的生活甚至成为决定了他一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受到医专两三个日本学生的恶意对待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似乎是作为超额的补偿，他拥有了难得的日本良友与恩师。特别是关于藤野严九郎教授那比大海还深的恩爱，他在后来甚至写下《藤野先生》这篇充满感恩之情的名文——文章写道∶“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仙台镇，作为唯一的清国留学生在民间旅馆居住下来之后，他逐渐地开始理解了真正的日本的形态。正值日俄大战激烈进行之际，接触到仙台人们的爱国挚情，即使是身为外国人的他也曾数次惊异、感奋。他本是心中燃烧着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之情的俊才，但与眼前所见的日本的清洁、活泼的姿态相比较，想到自己国家疲惫的老态，心情几近绝望。但不能失去希望。日本的勃勃生机来自何处？他开始怀着异样的紧张感观察周围日本人的生活。本来，清国青年来日本留学并非认为唯有日本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国，真实的想法好像是∶应当学习的依然是西洋文明，但日本已经在择取西洋文明之精粹而进行运用方面取得了成功，无须专程去遥远的西方、在近邻日本学习就能以很小的代价吸取西洋文明。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同样怀着那种想法渡海来到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经过各种细致观察的结果，是不得不肯定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与西洋文明完全不同的、独自的、凛然而又难以侵犯的品格。清洁感，这在中国完全看不到的日本的清洁感究竟来自何处？那美的根源难道不是隐藏在日本家庭的深处？——他开始这样思考。或者，他又注意到日本人似乎全部没有例外地拥有在他的国家不被接受的单纯的洁净信仰（称作理想也可以）。但是，依然不是十分明白。他的思考慢慢地开始往上追溯到关于教育的敕语、赐予军人的敕谕。 这样，他终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中国自身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也变得岌岌可危，绝不是因为中国人肉体上的疾病，显然是起因于精神的疾病，即起因于丧失理想这种懒惰、傲慢、可怕的精神疾病的蔓延。他认为为了改造此种病态精神、将其提高至中国维新之信仰，借助于美丽而崇高的文艺是最近的捷径，明治三十九年夏（六月）从医学专门学校退学、 告别了以恩师藤野先生为首的朋友以及仙台那些亲切的人们、心中燃烧着文艺救国的希望重回东京。作者打算在他气宇轩昂去东京的地方搁笔。如果仅仅叙述梗概，会出现过多讲道理的情形，那是不行的。作者打算着力于周树人在仙台与日本人的令人怀念的、美好的交往。打算让各种各样的日本男女、以及幼童（周树人曾经非常喜爱儿童）出场。作者对鲁迅晚年之文学论无兴趣，故晚年鲁迅之事一概不涉及，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亦绝不进行浅薄之煽动，欲以所谓洁白、独立亲睦之态度对年轻之周树人作正确、善意之描写。所怀意图为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之效果。 —— 译自《太宰治全集》第九卷。筑摩书房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出版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月号） ------------ 青春文学名著中的鲁迅（1） ------------ ［日］藤井省三 作家创作“作家传记小说”并不多见。更何况是由理应称作现代日本“永远的青春文学作家”的太宰治（1904－1948）将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1881－1936）的青春时代小说化。这可以说是东亚文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创作了《哥儿》、《三四郎》的夏目漱石（1867－1916），与创作了《挪威的森林》、《奇鸟形状录》等作品的村上春树（1949－），再加上这位太宰治，称之为日本三大青春小说家亦不为过。 《惜别》创作于日中战争末期的1945年、并且是以二十世纪初叶留学日本的鲁迅作为模特儿，这是意味深长的。在日本东北某村行医的老医生对“遥远的四十年前”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与同班同学鲁迅的交往、与任课教授藤野先生的交流进行回忆。－－《惜别》是这样一个回忆的故事。 在该小说的一个场景中，仙台医专同班同学的“我”作为叙述者在去风景名胜地松岛旅游的时候，偶然听到鲁迅在唱小学生的歌曲《云之歌》。对于当时鲁迅的歌声，叙述者“我”的评价是∶“说是跑调儿吧，或者说是什么吧，实在是糟糕。”鲁迅从少年时代起即对美术怀有浓厚兴趣，上海时代还喜爱电影，但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未曾对音乐表示过兴趣。可以说太宰治有关“鲁迅五音不全”的描写表现出了十分敏锐的洞察力。 这位在松岛展示“五音不全”的鲁迅与同班同学“我”住到旅馆里之后，随即改变了面貌－－小说叙述说“周先生（鲁迅本名周树人）一换上旅馆的棉和服，简直就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鲁迅在东京的住处身着和服套装端坐于榻榻米上的照片，现在在各种附有图片的《鲁迅全集》等书籍中都容易看到，但是，创作《惜别》时的太宰治大概没有看到鲁迅留学时代照片的机会。“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的身着棉和服的鲁迅，也是来自太宰治卓越想像力的逼真的描写。 《惜别》这样精彩地描画出虽然“五音不全”但却高傲、面带笑容的青年鲁迅，尽管如此在日本的评价却不高。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之一应当是太宰治同时代的鲁迅研究家、具有超凡魅力的竹内好（1910－1977）的酷评－－“公然无视鲁迅的文章、仅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捏造的鲁迅形象－－与其这样认为不如说是作者的自画像。” 竹内好在战争正在进行的1943年11月写完了评论著作《鲁迅》，第二个月就接到征召令应征入伍，被送往中国前线。《鲁迅》经竹内的挚友武田泰淳校对在1944年12月出版之后，遵从竹内好的愿望也送给了太宰治。另一方面，太宰在阅读了作家朋友小田岳夫相赠的《鲁迅传》以及七卷本日语版《大鲁迅全集》（改造社1936－1937）之后，“为了了解仙台医专的历史……仙台的历史”而进行实地考察，进而熟读竹内的《鲁迅》，然后创作了《惜别》。关于这一过程，太宰本人在《后记》中有如下记述∶ 小田先生已经创作了《鲁迅传》这一春花一样甘美的名著，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恰在那之前，完全出乎我预料地，竹内好先生把他刚刚出版的、像秋霜一样严厉的名著《鲁迅》惠寄给了我。〔略〕那本书的跋记载着这位支那文学的俊才似乎是从前就爱读我那不高明的小说这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实，我感到慌恐和脸红。而且，感奋于这奇缘，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开始了这项工作。 太宰在这里将小田的《鲁迅传》评为“春花一样甘美”，大概是因为该书从头到尾都是一部令人感动的伟人传记。与此相对，竹内的《鲁迅》在未做任何评论与解说的情况下单刀直入地断言“鲁迅的小说索然无味”，用“《肥皂》乃拙劣之作，《药》乃失败之作”、“我认为《伤逝》是坏作品”之类的言辞痛贬鲁迅的作品。太宰治将竹内的《鲁迅》评为“像秋霜一样严厉”，多半是交织着作为作家的对鲁迅的同情。 而且，竹内是用政治与文学的对立这一图式展开其鲁迅论。对于生存在战争状态下的竹内来说，“政治与文学”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但是，鲁迅所生活的1910至1930年代的中国的政治与文学的状况，与竹内所直面的战时日本的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竹内好的言论作为鲁迅论是毫无价值的观念论。与竹内的《鲁迅》不同，太宰治是“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不卑视中国人，也不进行浅薄的煽动，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如果太宰在九泉之下读到竹内“仅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捏造的鲁迅形象－－与其这样认为不如说是作者的自画像”这一批评，也许会原封不动地将这一批评全部交还给竹内吧。 但是，以太宰“像秋霜一样严厉”这一对竹内《鲁迅》的评价为据，太宰从竹内《鲁迅》“受到强烈冲击”的神话形成了。例如，奥野健男（1926－1997）为新潮社文库本《惜别》（1973）写的解说中就有如下记述∶ 知道了不同于自己、即自己无法拉近的鲁迅形象，明白了以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为基础形成的小说世界的失败。可是，战争结束前将任何事物都用于小说创作的观念是“农民式的执拗”。于是也把竹内好的鲁迅拉向自己身边，借鲁迅创作了内容并非鲁迅而是太宰治本人自我表白的故事。 ------------ 青春文学名著中的鲁迅（2） ------------ 此外，《惜别》曾为“战争协力文学”这一事实也影响到对作品的评价。小说出版是在日本战败第二个月的1945年9月，但就象尾崎秀树指出的，该作品是以大东亚会议（1943年11月）共同宣言所谓的“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确立大东亚之和睦”为据、接受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与资助金而创作的（参阅《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71）。 战后，太宰治创作了《斜阳》、《人间失格》，1948年殉情自杀。与此不同，竹内好致力于鲁迅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相继出版了《世界文学手册·鲁迅》（1948）、《鲁迅杂记》（1949）等鲁迅论著以及《鲁迅评论集》（岩波书店1953）、《鲁迅作品集》（筑摩书房1953）等翻译作品，其鲁迅阐释甚至被称作“竹内鲁迅”。不过，在此期间竹内的鲁迅论也发生着显著变化。例如，围绕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战争中曾有该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用口语创作或反封建的主题之类、而在于“依靠这个稚拙的作品某种根本性的态度被确立”这种评论，但是，在1966年的《鲁迅作品集》解说中，这种“回心说”完成了向“这是根据鲁迅的根本性主题、并且是最大的主题－－即暴露中国社会的旧制度、特别是家族制度以及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儒教伦理的虚伪－－而创作的作品”这种观点的大转变。 可以认为，在竹内好的鲁迅论发生这种质变的过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所谓人民革命的成功给与了很大影响。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日中两国曾经是共同学习欧美、致力于国民国家建设的竞争伙伴，但到了甲午战争（1894）之后，在现代化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摹仿欧美的殖民主义开始进入中国，最终经过“九一八事变”导致了日中战争这种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后，战败国日本在1952年恢复独立之前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下，而在中国，经过国共内战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建立了“玫瑰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前的“先进日本·落后中国”这一图式发生逆转，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众多日本人的眼中闪耀着光芒。以竹内好等中国文学研究者为代表的许多日本人对人民共和国抱着过度的期待，赞美社会主义中国。这也是对半个世纪间的蔑视与侵略之历史的逆反。 从那之后以至于晚年，竹内好又出版了《现代中国论》、《国民文学论》，作为以中国为镜子展开日本批判的评论家活跃于学界。战后竹内好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这种名气，使其在战争中所著《鲁迅》中描绘出的苦恼于政治与文学之对立的鲁迅形象在日本的读书界传播开来，并驱逐了太宰治在《惜别》中描绘的笑容满面、人情味儿十足、富于个性的鲁迅形象。 日中两国的现代历史共有着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大约一百五十年的时空。如果用人生来比喻这一百五十年，那么可以说∶在两国迎来青春期的二十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在两国即将进入成年期的1930年代至1940年代前期日中战争爆发、太宰治创作了以鲁迅为主人公的传记小说。太宰治的《惜别》是在距今六十年前、以一百年前的留学生鲁迅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不过，如同太宰文学是“永远的青春文学”一样，《惜别》所提出的问题依然包含着对于现在乃至将来的日中关系来说应当认真思考的追问。 现在，随着于小植小姐所译《惜别》中文版的出版，这部包含着复杂问题的作品能够被许多中国读者阅读，我谨表示发自内心的祝贺。非常遗憾的是，我忙于研究和教学工作，此前无暇阅读于小姐的译稿。尽管如此也想略述感想于此，权作序文。 承蒙编辑于九涛先生的好意，本书收录了董炳月博士所译拙文《太宰治的与竹内好的》（原载东京《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2002年12月号）。期待着拙文也能和《惜别》中文版一起得到众多中国读者朋友的指教。 2005年11月30日写于东京大学本乡校园 （董炳月译） ------------ 姗姗来迟的“太宰鲁迅” ------------ 董 炳 月 新星出版社的于九涛先生打电话来谈出版太宰治《惜别》中译本的事，大概是在今年（2005）六月。明知出版此种书籍可能会赔钱、要冒商业风险，但我当时依然是竭力怂恿。这是因为我觉得《惜别》是一部许多中国人早就应当读却一直没有读的小说。据说，五年前河北某家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书系的时候曾经将《惜别》列入出版计划，但不知何故计划未能实施。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恰巧也是《惜别》出版六十周年。在这一年筹划出版《惜别》中译本，可谓独具慧眼。在《惜别》构思阶段的1944年3月，太宰治曾向日本文学报国会提交《之意图》一文，他在文中表示希望即将创作的《惜别》能够被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阅读。可惜，在太宰治1948年6月自杀之前，《惜别》被翻译为中文的条件并不具备。现在，六十年过去之后，《惜别》中译本即将出版，太宰治九泉之下有知亦应感到欣慰。 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岛修治，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但在中国，除了日本文学研究界的人们，他似乎少为人知。堤重久的《恋爱与革命·太宰治评传》（讲谈社1973）和细谷博的《太宰治》（岩波书店1998）都是深入浅出的太宰治入门书，但尚无中译本。1909年6月19日，太宰治出生在日本东北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町（即当年的金木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当地纳税大户，对国家贡献颇大，因而成为日本贵族院的敕选议员。太宰治早熟、多愁善感，1923至1927年在青森中学读书期间即立志于文学创作，与同学们一起创办了《星座》、《蜃楼》等同人杂志。在弘前高校读高中期间（1927－1930），他又创办《细胞文艺》，身为高中生，居然向远在东京的林房雄、舟桥圣一、井伏鳟二等知名作家约稿并支付稿酬。1930年春太宰治离开故乡到达东京，考入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科。参与非法的日本共产党的左翼运动，反抗地主家庭，与艺妓恋爱，这种“堕落”导致了1930年10月的“分家除籍”（家庭与之断绝关系）。1929年12月和1930年11月，刚过二十岁的太宰治两次自杀，均未遂。对于太宰治来说，自杀未遂表明的并非胆怯，而是死亡的艰难。第二次是在东京郊外的海边与银座咖啡店十九岁的女招待一起情死，女招待身亡，太宰治却侥幸获救，于是被警察以“帮助自杀”的罪名进行审讯。自杀未遂反而成为杀人嫌疑犯，足见人生之荒诞。因为此类原因，“太宰治”这一笔名（1933年开始使用）的来源之一被研究者解释为“太宰”与“堕罪”的谐音（日语读音均为dazai）。“人为恋爱与革命而生”－－太宰治晚年代表作《斜阳》的主人公和子这样认为。实际上此言也是太宰治的心声。为了从“恋爱与革命”的烦恼中解脱，太宰治最后依然是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堤重久将自杀身亡视为太宰治本人“恋爱与革命”的最终结局。1948年6月13日深夜，太宰治抛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在东京西郊与情人山崎富荣投河自尽。自杀之前，他在山崎富荣的房间里给妻子留下遗书、手稿，给孩子留下玩具，给朋友留下临别赠言，他与山崎富荣两个人的照片前还供着香火。好像是自杀得从容且有些浪漫。时值梅雨季节，搜寻困难重重，直到六天之后的6月19日，两个人的遗体才在井之头公园里的一座桥下被发现。好像是命运的安排，这一天正是太宰治39岁的生日。 太宰治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3月发表短篇小说《鱼服记》算起仅有十八年，但却留下了《富岳百景》、《右大臣实朝》、《津轻》、《斜阳》、《人间失格》等名作。其作品或取材于现实生活，或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记述，大都具有独特的构思和别致的语言形式，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1947年《斜阳》的出版甚至在日本社会促成了“斜阳族”的诞生。与上述名作相比，战争末期接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委托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惜别》不仅内容令人生疑，艺术表现也显得粗糙。显然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惜别》在日本学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没有被收入筑摩书房1977年出版的《太宰治全集》。我强调《惜别》的价值，主要是立足于中日现代关系史和日本人的鲁迅观。这部作品在中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上将鲁迅的复杂性、太宰治本人的复杂性展示出来，包含着文化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多重纠葛，与鲁迅的名文《藤野先生》构成了奇特的关系，具有多侧面的认识价值。 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使鲁迅成为“东亚的”（而非仅仅是“中国的”）文豪，对鲁迅的认识构成了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一部分，并且构成了日本现代思想的一部分。竹内好（1910－1977）是现代日本著名思想家，也是现代日本研究鲁迅的第一人。1943年，他怀着近于写遗书的心境撰写了研究著作《鲁迅》，完稿之后即应征入伍，被派往中国战场。《鲁迅》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竹内好阐释的鲁迅则被称之为“竹内鲁迅”。《鲁迅》出版于1944年，那正是太宰治的《惜别》出版的前一年。恰恰是这位竹内好，在《》（1946）、《花鸟风月》（1956）等文章中对《惜别》进行严厉批评，认为太宰治歪曲了鲁迅，对鲁迅的屈辱感认识不足。这种批评主导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对《惜别》的认识。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简单、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本体”存在于鲁迅的复杂性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作为小说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对于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太宰治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接近鲁迅的复杂性。借用“竹内鲁迅”的命名方式，我把太宰治理解和想象的鲁迅称之为“太宰鲁迅”。无论是“竹内鲁迅”还是“太宰鲁迅”，都不仅仅是本体意义上的鲁迅，而是被特定的主体相对化的鲁迅。作为概念它们均具有二重主体性。以《鲁迅》为代表的“竹内鲁迅”和以《惜别》为代表的“太宰鲁迅”哪一个更接近鲁迅本身？－－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差异本身。这差异有可能是鲁迅内部差异的对象化，同时也是日本内部的差异。在此意义上，将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对照阅读是必要的。换言之，读过《鲁迅》的人应当读这本《惜别》。好在竹内好的《鲁迅》已经有两种中文译本出版。 就对中国的了解而言，与曾经留学中国、懂汉语、以中国研究为职业的学者竹内好相比，作家太宰治是个门外汉。不过，这种身份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太宰的中国观、鲁迅观在价值层面上一定处于竹内好之下。职业化的中国研究能够深化对中国的认识，但“习以为常”也有可能造成偏见与钝感。置身“门外”使太宰治保持了更多日本人的纯粹性，而此种更为纯粹的日本人的眼对鲁迅、对中国的观照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非专业”的背景有可能使太宰治表现出“日本人”的另一种敏感与另一层真实性。毕竟，在日本国民中中国研究者是少数，而更多不以中国研究为职业的人同样在“想象”着中国。 给《惜别》以足够的重视对于太宰治的整体研究来说同样是重要的。《惜别》是太宰治在战争状态下投入巨大劳动创作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与太宰治的其他作品并非绝缘。如果将《惜别》置于太宰治的作品谱系中来看，某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比如，基督教在《惜别》中的投影与在《右大臣实朝》中的投影有何关联？《惜别》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太宰治创作的短篇小说《新郎》、《十二月八日》具有怎样的相通性？《惜别》与同样创作于1945年初的《御伽草纸》均将叙事语境设定在空袭警报下，但却保持了轻快的叙事风格，何以如此？－－类似的问题均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此种研究有助于更前面、更具整体性地认识太宰治。不仅如此，太宰治的“革命”与孙中山的“革命”之间的关系，竹内好批评《惜别》时所谓“花鸟风月”（风花雪月）涉及的认识问题与小说美学问题，同样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中日两国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交恶，两国关系百余年来多有波折与挫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正常化”并且迎来“蜜月期”，但三十年过去之后的现在又冷到冰点。六十年前太宰治在《惜别》中试图解决的问题现在依然摆在我们面前，并且摆在日本人面前。所幸，在灰暗的中日现代关系史上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是一抹亮丽的玫瑰色。无论是在太宰治的《惜别》中，还是在中国人对鲁迅《藤野先生》一文的解读中，这种关系都被赋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意义。太宰治希望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阅读《惜别》之后能够“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六十年的时间间隔之后，中国读者由阅读《惜别》而生的“感怀”与太宰的希望无疑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无论怎样的感怀都可以作为理解日本的起点。“太宰鲁迅”姗姗来迟，但依然能够给中国读者带来新鲜的感受。 《惜别》中译本的面世当在2006年年初。正是在100年前的1906年初春，青年鲁迅带着背面题有“惜别”二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片离开仙台回到东京，投身文学事业。这种巧合似乎也暗示出《惜别》中译本出版的另一种必然性。 2005年12月5日记于寒蝉书房 ------------ 仙台医专（1） ------------ 这是在日本东北的某个村子行医的一位老医师的手记。 前几天，一位自称是这里报社记者的中年男子来找我，他胡须满面，脸色也很灰暗。 “我听说您毕业于现在东北帝大医学部的前身——仙台医专，没错吧？”他问我道。 “是这样的。”我这样回答了他。 记者又一边从怀兜里掏出小记事本一边急切地问道：“您是明治三十七年入学的吧。” “我记得的确是那个时候。”我回答道，并对记者不平静的态度感到很不安。确切地说，对我来说，与这位报社记者的谈话由始至终都很不愉快。 “那个人很好。”淤血般的脸露出轻薄的微笑，“这样说来，您应该一定认识那个人了。”他用强硬得近乎呆板，甚至有些指责的语气说道，并翻开记事本伸到我的鼻尖前面。翻开的那页上用铅笔大大地写着“周树人”三个字。 “是的，我认识。” “是吗？”记者似乎很得意地说。“他应该是与您同届的吧。而且，这个人后来就以鲁迅为笔名出现在支那文坛上，成为了大文豪。”记者语气似乎有些兴奋，脸也有些发红了。 “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不过，即使周先生后来没有成为那样有名的人，即使仅仅是当年与我们一起在仙台学习、游玩的周先生，我也一样尊敬他。” “啊。”记者睁圆了眼睛，一副似乎十分吃惊的表情说道：“也许他年轻的时候就很伟大吧。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天才吧。” “不、不是那个意思，用通俗的话来说，年轻时代的周先生的确是一个真诚的、真正的好人。” “比如说，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记者伸出了一条腿又继续说道：“其实，我是读了鲁迅先生的一篇叫做《藤野先生》的随笔，了解到鲁迅先生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的时候，在仙台医专读书，并得到了名为藤野严九郎的先生的照顾……嗯，文章中大概是这样的，于是我想在我们报刊的正月首刊上发表这种关于中日亲和美谈的文章，而又听说您那时候也正是在仙台医专学习，于是我便来这儿，想与您聊聊。那时的鲁迅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当时就经常是一副深沉忧郁的表情呢？” “不，不是的，”一面这样说着，我一面变得忧郁起来了，“倒也没觉得他当时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怎么说才好呢……他那时十分聪明又十分沉默……” “请您不必有太多顾虑，我并不是想写鲁迅先生的坏话。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是为了我们东方各国的亲和关系，才想将这个作为新年读物写出来的。尤其是，这也是与我们东北有关系的事，说起来，还可以刺激地方文化的发展。因此，就请您为了我们东北文化的繁荣，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尽情地畅谈吧！绝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不，我并不是在顾虑什么。”不知为什么，那天，我心情很沉重。我说道：“无论如何，也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绝没有想要隐瞒什么的意思，只是我在想，像我这样一个俗人的一些无聊的记忆，真的对您有帮助吗？” “要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事都需要谦虚地说一些客套话的年代了。要不这样吧，我问您几个问题，只要您能想起来的，就请您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于是记者问了我足足一个小时当时的事情，并带着一副对我语无伦次的回答十分失望的表情离开了。但即便如此，今年正月，这家地方报纸还是发表了题为《中日亲和之先驱》的文章。文章是以我的回忆录的形式写的，并且连载了五六天。真不愧是有商业手腕啊，通过巧妙的取舍竟能把我的那番语无伦次的话写成十分有趣的文章，我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只是那文章写到的周树人也好，恩师藤野先生也好，就连是我自己，也让我觉得好像写的是别人一样，很陌生。我个人的事情被写成怎样都无关紧要，但看到恩师藤野先生还有周先生被描写得与我心底的影像大相径庭，那时候我感到非常痛苦。这大概是我当时回答得乱七八糟的原因。只是那样面对面如连珠炮般地被提问，我好像不由得就变得语无伦次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愚笨的人来说，一时间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形容词，一紧张，自言自语的某句无聊的话却被对方记下，并曲解我的意思的地方一定不少。总之，我是很不善于这样一问一答的谈话的。因此我对这位记者的来访感到十分困惑，因为自己语无伦次的回答也很生自己的气，记者走了后，我还难过了两三天。 终于到了正月，读了报纸上连载的文章后，觉得很对不起藤野先生和周先生。自己已经年过花甲，即将到了离开这个世界也未尝不可的年龄，如今我认识到，将心底里真实的影像准确地描画下来传达给后人，并非没有意义。尽管如此，我无意要针对那家报纸连载的文章《中日亲和之先驱》，也无意要挑毛病。像那种怀有社会的以及政治性意图的读物，用那样的写法也是不得已吧。即使与我心底里的画像不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我，一个在农村行医的、碌碌无为的医生，仅仅是以一种对过去的恩师和旧友的思慕之情来描写，与怀有社会的或是政治的意图相比，我想尽量客观地描绘我对他们的印象。虽说如此，其实我也并没有什么准备。 ------------ 仙台医专（2） ------------ 有这样一句话，“与其宣扬大善，不如积累小善。”纠正恩师和旧友的形象，似乎是很小的工作，但这也许确实是与人伦这种大道相通的事情。总之，这是需要年事已高的我拿出全部精力来做的工作。这些日子，东北一带总是响起空袭警报，令人惊恐，但是每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我的朝南的书房即使没有火盆也温暖如春，我有快乐的预感，写作好像能够顺利地进行，不会因为敌人地空袭而受阻。 说到我心底里的画像，其实也很难保证它的准确性。即使我想如实地描绘，但仅凭我留下的愚凡的印象，很可能像群盲摸象时围成的圆那样，将一些十分重要的地方忽略。何况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的愚凡的印象也已经有些模糊了，即便我决心如实地描绘恩师和旧友，也不禁有些底气不足。因此，我决定不抱有太大的幻想，而是怀着一种哪怕只能反映片面的真实也就满足了的心情下笔。人一上了年纪，无论是发牢骚，还是辩解，都不能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反正我也写不出什么名文、美文来，就不再罗罗嗦嗦地申辩、不再左顾右盼了，只求“辞能达意”，能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你所不知道的，别人也将它舍弃吧！” 我毕业于东北的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然后，来到被称作是东北第一大都会的仙台。明治三十七年的初秋，我成为了仙台医专的学生。同年二月日本对俄宣战，我刚到仙台的时候，辽阳一下子被日本攻陷，紧跟着日本又发动了对旅顺的总攻击。而这时性急的人们一边高喊着“我们一定能够攻下旅顺”，一边已经开始商量胜利后如何开庆祝会的事了。尤其是从属于被称作榴之冈队的黑木第一军的仙台第二师团第四联队，首战（也就是鸭绿江渡河战役）就取得了胜利，接着又参加了辽阳战役并立了大功。这些战绩被仙台的报纸以“神勇的东北兵”等等十分引人注目的题目不断连载，在叫做森德座的小剧场里还上演了名为“辽阳陷落万万岁”的乔装戏剧，全市都沸腾了。我们医专的学生也穿戴着崭新的制服制帽，怀着似乎期待着世界黎明的心情在学校附近的广濑川对岸，也就是供奉着伊达家三代灵牌位的瑞凤殿里拜祭、祈祷战争的胜利。 大多数的高年级学生志愿当军医，希望能马上奔赴战场。要说起当时人的想法，也不知该称作是单纯还是意气风发，住宿的学生们彻夜地讨论关于新武器发明的事情。而那些讨论，让人现在想起来还忍俊不禁呢。比如，谈到了让旧藩时代的鹰匠训练鹰：先在鹰背上绑好炸药，然后让鹰从高处俯冲下来，落在敌人火药库的屋顶上，从而可以炸掉敌人的火药库。还有，比如在子弹里塞进辣椒，并使它正好在敌人军队的上方爆炸，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的眼睛被辣得看不见东西，等等。学生们当时十分热衷于谈这些很原始但又很奇妙的发明，尽管这些话题与文明开化时期学生该谈的很不相适宜。而且我还听说医专的两三个学生联名，把用辣椒将眼睛弄坏的方法寄稿给了部队大本营。 更有血气方刚的学生，觉得进行种种发明的议论还不够劲，半夜爬上宿舍的房梁上吹喇叭，于是，这种军队喇叭便又在仙台的学生们中间流行起来了。学生们一方面觉得这种讨论啰哩啰嗦，全是废话，应该停止，一方面又想将活动搞大，于是鼓吹成立喇叭会。总之，刚开战的头半年，国民的豪情壮志几乎能将敌人吞没，但却令人感到有些太过夸张又有些可笑。当时周先生就笑着说：“日本人的爱国心太单纯了。”周先生这样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过分。当时不只是学生，即使是仙台的市民也偷偷地像天真的孩子一样骚动不安。 在此之前只知道农村的几条旧街道的我，有生以来初次看到了有大城市味道的事物，兴奋不已，又接触到了弥漫于整个城市的异常活跃的状况，变得更无心学习了，每天都无所事事地在仙台的大街上闲逛。 把仙台称作是大都会，也许会被东京人笑话。而那时的仙台，已经将近有十万人口，电灯之类的东西也早在十年前甲午战争的时候就有了。像松岛座、森德座这样的地方，在耀眼的灯光照射下，经常定期的有一些出名的歌舞伎演员的表演。而入场费也有只要五分钱或者八分钱，就是以大众的低廉价格站着欣赏表演的所谓“站立席”。像我们这样的穷学生一般要买“站立席”的票，当然这一类的只是一些小剧场。除此之外，还有像“仙台座”这样的轻轻松松就能容纳一千四五百人的气派辉煌的大剧场。到了正月或者盂兰会这样盛大的节日，最有人气最出色的演员会在大剧场演出，当然门票也是很贵的。除了正月或盂兰会以外，仙台一年活动不断，像浪花节呀、魔术表演呀，还可以看无声电影等等。在东一藩巷还有一个叫做“休闲馆”的很不错的小说书场，随时都有义大夫（曲目名）或者单口相声表演，东京有名的艺人几乎都来这里表演过，我们还在这里看过竹本吕升表演的义大夫，感觉很过瘾。 那时侯仙台的市中心有很多时髦的洋房，芭蕉也搬到了仙台的市中心居住，但从繁华这点来说，市中心还是不及东一藩巷的。东一藩巷晚上的热闹是十分特别的，演出一般要进行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在松岛座的前面一般都插着旗帜，十分威武，而且一般还都挂着五六个让人不由得止步的十分刺眼的招牌，上面写着什么“四谷怪谈”啦，“鬼故事”啦等等，还有一些很受欢迎的男招待，在门口大声招呼客人的声音。最令我们怀念的，是这里的酒馆、荞麦馆、天妇罗店、斗鸡菜馆、烧烤、年糕小豆汤、烤红薯、寿司、野猪肉、鹿肉、火锅、牛奶店、咖啡店……总之，东京有而仙台没有的东西，恐怕也只有市内铁轨吧。仙台既有大商场、面包厂、糕点店、洋货店、乐器店，又有书籍杂志店、干洗店和洋酒厂、进口香烟店，还有叫做“兄弟轩”的西餐馆、可以听唱机的小店、照相馆、台球厅、夜间花店……间连着间、店连着店，家家都挂着装饰灯，呈现出让人感觉不到是夜晚的花街的趣味。熙熙攘攘的人群使人觉得小孩子似乎马上就有走失的危险。而这一切已经足以让我这个从没去过东京小川町、浅草或是银座的乡下人惊叹不已了。 仙台的藩祖政宗公，似乎就是一个十分时髦的人物。据说，早在长庆十八年就常常派支仓六右卫门常长出任特使，前往罗马，令其他藩的保守派们瞠目结舌。而政宗公给仙台带来的影响一直波及到明治维新以后。仙台市内到处都有基督教会，其影响已经到了若要谈论仙台风气则一定要考虑基督教的程度。基督教风气很浓的学校也比比皆是，明治时代的文人岩野泡鸣，年轻时代似乎就是在东北学院接受的圣书教育。另外，听说明治二十九年岛崎藤村从东京来到仙台的东北学院任教，教授英语和作文。我在学生时代一反常态地喜欢读藤村在仙台时写的诗，我还记得他的诗风也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的。就这样，当时的仙台虽然在地理上看，似乎离日本的中心很远，但在所谓文明开化这一点上，却从很早就与日本中心的进展紧密地融合了。 ------------ 仙台医专（3） ------------ 我为仙台城市的繁华感到吃惊，另外，让我震惊的是仙台到处都是学校、医院、教会等等文明开化的设施。仙台从江户时代起就有审判所，维新以后又有了高级法院，后来又出现了控诉院。在仙台，律师的广告牌多得使人吃惊，这大概是由于仙台自古以来就有注重法律这一传统的原因吧。裹着红毯子的身体结实的乡下人每天都在街上悠闲地溜达，他们显得那样的自然，使同为乡下人的我也安慰了许多。 我一面为仙台市内的文明开化感到兴奋，一面又自豪地游历了仙台周边的名胜古迹。为了祈祷战争胜利，我首先参拜了瑞凤殿，然后登上了向山，俯瞰仙台全市的风貌。我莫名叹了口气，向右边望去，远远的太平洋烟波渺茫，真想大喊几声，年轻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会觉得对自己来说是很重大的事情，欢心雀跃。之后，我又到了著名的青叶城旧址，当我自由地进出于那还像原来一样万分庄严的城门时，我在想，要是自己出生在政宗公的时代会怎么样呢？接着，我又分别走访了三泽初子的墓（民间也有人认为是先代萩政冈的墓）、支仓六右卫门的墓、尽管没钱却不想死的六无斋林子平的墓。我在墓前深深地鞠躬，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缅怀之情。除此之外，我还去了榴之冈、樱之冈、三龙温泉、宫城原野以及多贺城址等等。最后，我决定向远方延伸我探索的足迹，利用这两天的休假，去游览号称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 从仙台出发，我徒步走了大约四里路来到了监釜。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秋风冷飕飕的，我不禁有些心里没底儿了，便决定明天再去松岛游览。当晚我只参拜了监釜神社，然后在监釜的一家古老破旧的便宜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搭上了去松岛的游船。 搭这条船的共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一个和我一样穿戴着仙台医专制服制帽的学生。他鼻子下面留着短短的胡子，看上去似乎比我大，可是他那缝着一圈绿线的医专的制帽还很新，帽上的徽章也闪着耀眼的光，于是我断定他肯定是今年秋天才刚刚入学的新生。我觉得自己在教室里似乎也曾见过他一两次。可是，那年学校面向日本全国招生，因此新生一共有一百五十人，不，也许更多。什么东京帮啊、大阪帮啊，来自同样地方的学生们各自成帮结伙。 他们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到了仙台的大街上，都是三五成群地在一块儿嬉闹，从我乡下的中学到医专来的学生只有我一个，再加上我天生不爱说话，如您所知，又很土气，便没有跟那些新生在一块儿开玩笑的勇气，反倒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孤独了。我借宿的地方离学校很远，不用说我与那些同届的学生们没有什么亲密的交往，就连我的房主，我也很少与他们说话。这是因为尽管仙台人说话时东北味也很浓，但他们一听我的乡下口音，也立刻会觉得这不是本地话。东京的普通话，倒不是我不会说，但我觉得，别人都知道我是从乡下来的，如果勉强地、装模做样地说普通话，很可耻。我的这种感受只有乡下人才会理解，如果我满嘴的乡下话，会被人耻笑；如果我很努力地说普通话，也许会更加被人嘲笑，因此，除了沉默寡言，我别无他法。 我那时与其他新生疏远，除了语言上的障碍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作为医专的学生，有种优越感，不齿和那些人说话。一只鸟停在枯枝上时，它的姿态是美丽的，它漆黑的羽翼看起来闪闪发亮。如果数十只鸟聚在一块儿喳喳乱叫，那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垃圾一样索然无味。同样的道理，如果医专的学生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一边走路一边大笑，那么制帽就会变得毫无尊严，让人看起来既愚蠢又肮脏。我要维护自己作为一名“高级学生”的尊严，便经常躲避他们。说是因为这些理由，倒还算冠冕堂皇。但坦白地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刚入学时，对仙台感到很新鲜，于是整天在街上到处溜达，常常无故旷课，便自然而然地与其他新生疏远了。 在松岛的游船上，遇到那个新生时，我吃了一惊，心情很不愉快。我本以为自己是这条船上唯一高洁的学生，准备得意地进行松岛之旅，却没有想到船上会有个和我一样穿戴着相同制服制帽的学生。而且那个学生很像城里人，十分文雅，无论怎么看，都比我更像个秀才，真是个碍眼的家伙。一定是个每天都准时到校、努力学习的好学生。他用十分清澈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我十分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样怎么行呢？如果有两只鸟儿停在船舷上的话，那么不好看的、翅膀颜色也不鲜艳的那只一定很不起眼。我有些伤感，便蜷缩地坐在了离那个学生很远的一个角落里，并且尽量不朝那个学生的方向看。我想他一定是个东京人，要是他一会儿十分流利地跟我说起普通话来，那可坏了。于是，我彻底把脸转向一边，装作一副完全沉醉的样子，欣赏松岛的风光。我太在意那个学生了，就连芭蕉笔下描写的： “岛岛相连欲冲天，微波窄起惊云巅。 叠叠重重形无单，左边分开右边连。 分分连连共缠绵，如怜子孙情无边。 劲松蓊郁遮人眼，虬枝海风共寒暄。 苍然古景自不凡，巍巍山祗神公现。 造化天公在人间，泼墨道明需万年。” 如此绝景也是以一种忐忑的心情欣赏的。船刚一靠雄岛岸，我便第一个跳下船，象逃跑似的快步朝山那边走去。啊，终于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松了一口气。 宽政年间，出版《东西游记》的著名医师桔南谷在他的《松岛纪行》中写道：“来松岛游玩的人，一定要坐船，而且一定要登富山。”因此，尽管有直接到松岛的火车，但我还是特意先徒步走到监釜，再从监釜搭船来到这里，可惜我却与一个跟自己穿戴着完全相同制服制帽、而且看起来又比自己优秀很多的学生共搭了一条船，我没了兴致，即便面对这并不亚于洞庭西湖的日本第一美景，也无心欣赏了。只觉得自己看到了海、岛、还有松，其他什么感觉都没有，十分遗憾。 于是，我决定先登富山，鸟瞰松岛的全景，来弥补一下乘船时的遗憾，便疾步朝山的方向走去。可是哪儿才是富山呢？我完全弄不清楚。算了，哪儿都无所谓，总之，先登上高的地方，俯瞰松岛湾全景，也算完成了任务。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浪漫的心情了，像个粗野的男人一样，拨开秋草，沿着细细的山路朝山顶走去。走累了，我就停下来，回头看一看松岛湾。不行，还远远不够，如果就这么点儿景色，桔氏绝不会有这样的赞叹：“松岛由八百零八个相互连接的小岛组成，宛如一幅风景画，并与支那的西湖十分相似，极目远眺，飘飘渺渺，如烟如梦，堪称天下第一的绝景。” ------------ 仙台医专（4） ------------ 桔氏一定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眺望的，我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向山的更深处走去。不一会儿，我发觉自己好像走错路了，陷入了苍郁的树林中，根本没有能向下眺望的地方，我赶紧穿过树丛一看，发现自己好像是走进了山的里侧，所能看到的风景，是平淡无奇的田地。这样的景色只要坐上沿东北线行驶的火车，随处可见。看来，我是登过头了。我感到很无聊，便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忽然觉得有点儿饿，便吃起了借宿那家为我准备的饭团子，吃饱了，我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迷朦中传来一阵悠远的歌声，侧耳细听，是那时的一首小学校园歌曲，叫《云之歌》。 “转瞬间你已跨过山 定眼看时你又漂到海那边 唯有你才如此奇妙变幻 云呀云呀云呀云 看着你变成雨化作雾 如此灵怪如此神奇 云呀云呀云呀云……” 听着这歌声，我不禁哑然失笑，也说不上是跑调了还是怎么的，总之，实在是糟糕。唱歌的并不是小孩，而是一个有着副怪里怪气公鸭嗓子的大人。那真是一种令人吃惊的歌声。我上小学时唱歌也很差劲儿，能唱好的只有《君之代》这首歌。不过，同刚才那位令人吃惊的家伙比起来，我想自己唱的或许还要好一些。我默默地听着，而那家伙却愈加旁若无人、肆无忌惮起来，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唱着这首《云之歌》。也许那唱歌的人早就知道自己唱得不好，为此很苦恼，才在这远离人烟的山里悄悄地练习唱歌吧。这样想来，同样唱不好歌的我，不由得对那练习唱歌的家伙产生了几许同情，涌起想去见识见识那家伙的冲动。 我站了起来，寻着那不堪入耳的歌声传来的方向在山里转悠着。那歌声忽远忽近，但始终没有停止。我转着转着，最后差点儿没和那个唱歌的人撞个满怀。我很不安，而那个人似乎更加狼狈和尴尬。他就是刚才我遇到的那个模样像秀才的学生，他白净的脸变得通红，很害羞地笑了，说：“刚才……失礼了。” 他说话有口音，肯定不是东京人——我很快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因为对自己的乡下口音很苦恼，所以对别人言语中的乡音土语才那么敏感。我想：说不定，他是来自我故乡那一带的学生呢。于是，便对这位唱歌的“大天才”产生了亲近之感。 “不不，是我失礼了。”我也特意露出故乡口音说道。在我的身后，是长满了松树的小山，在这儿观赏松岛湾的景致相当不错。 “啊，真是一处好景致呀！”我和那学生并肩站在山上，眺望山下号称日本第一的美景。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不太懂得欣赏景色，我刚才在山上溜跶时就在琢磨：这松岛的景色到底好在哪里呢，真是想不通。” “我也搞不清楚。”那学生用别扭的东京话说。“不过，我觉得大体上还是明白的。这种安静，不，应该说是寂静。”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苦笑着说了一句德语：“silentium（德文，“安静”之意）。实在是太静了，静得令人不安，我就大声唱起歌来，可还是没有用。” 我本来想说“不，您的歌声把整个松岛都震动了。”不过还是没说出来。“过于安静了，真希望这里能再多些什么。”那个学生认真地说，“到了春天，会怎么样呢？海岸，樱花漫堤岸，花瓣波上散，雨做伴。” “是呀，春天要真是那么美，倒是能让人理解了。”他可真是个有趣的人，我想着，并暗暗佩服他能脱口说出俳句。 “这种景色似乎很适合老年人。实在是太单调，太缺乏情趣了。”他又乘兴说了这句无聊的话。 那学生点烟的同时，脸上浮现出似有似无的微笑。“不，这大概就是日本的情趣吧，总是让人觉得还想要什么东西，沉默。Sittsamkeit（德语，“庄重”之意），也许真正的艺术就是这种感觉吧。可惜我还不太懂。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古代的日本人会选这样寂静的地方作为日本三景之一呢。这里毫无尘世之气，我们国家的人是无法忍受这种寂静的。” “您家乡是哪里？”我不假思索地问道。 对方露出奇异的笑容，无声地看着我的脸。 我感到几分茫然，再一次问道：“是东北吗？是吗？” 对方的脸色突然不高兴起来：“是支那，您不会不知道！” “啊。”我突然明白了。听说今年仙台医专来了一名清国留学生，并和我们同时入学。这样看来，他就是那个清国留学生了。怪不得歌唱得不好，说话时也是一副演讲的语调，十分生硬呢。是这样啊，这下全明白了。 “真对不起，我实在是不知道。我来自东北乡下，既没有朋友，又觉得课程无聊，经常缺席，因此对于学校的事，什么都不知道，我是只孤独的鸟。”能这么流利地说出自己想的事，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这是我后来想到的事了，我是那样害怕和从东京、大阪等地方来的学生相处，虽然不至于讨厌所有的人，但是，就连对借宿的那家人也无法敞开心扉。这样一个认生的我却能与来自遥远异国的留学生毫无芥蒂地亲密交谈，这应该归功于周先生人格的伟大魅力。还有一个比较卑劣的原因，那就是只有在和周先生谈话时，我才能把自己从乡下人的忧郁感中完全地解放出来。事实上，我和周先生谈话时，丝毫都没有为自己的乡下口音感到苦恼，总是能很轻松自在地说话或是开玩笑，这一点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还暗暗逞强、鞭策不会卷弯儿的舌头，用东京的语调说话，对方如果是日本人，一定会对故意卷着舌头说话的乡下人感到厌烦，我还曾经为此被人大声地嘲笑过。而这位异国来的朋友，似乎没有注意过这点，从没嘲笑过我的口音。有一次，我曾经这样问他：“您不觉得我的口音奇怪吗？” 他十分诧异地说：“当然没有了，我觉得您说话时抑扬顿挫，很容易懂。” 总之，我看到了讲东京话比我还费劲的人，觉得心情好多了。这说不定就是我和周先生亲密交往的开端。可笑的是，我因为比一个清国留学生的日语好而产生了自信。因此，我在松岛的那个山坡上，知道对方是支那人之后，充满了勇气，颇为自负地说道：“您要是会说德语，我就跟您用德语对话。” 像只孤独的鸟的我，竟然说出了这种令人作呕的装腔作势的话来了，但那个留学生似乎很喜欢“孤独”这个词。 他一边自言自语着“Einsam”（德语，“孤独”之意），一边看着远方思考着什么，突然说：“但我是Wandervogel(德语，“候鸟”之意)，我没有故乡。” ------------ 浅薄的社交姿态（1） ------------ 候鸟。的的确确，说得很高明。我觉得他德语说得比我好许多，便瞬间改变了作战方法，决定不说德语了。 “如果您回到支那，有像样的房子吧？”我问了他一个很俗的问题。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脸微微有些发红，笑着说：“今后，我们好好相处吧！您讨厌支那人吗？” “还可以。”现在想起来，为什么自己当时会做出那样毫无诚意、那样轻薄的回答呢？我想当时周先生一定实在难以忍受自己身上的那种孤独寂寥，于是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与家乡附近的西湖风景相似的松岛，但还是不能解除忧愁，便自暴自弃地大声唱起难听的歌来，在这里，又无意间遇到了愚蠢的日本医专的学生，就真诚地想结交朋友。 可是，我原本就对这个并非内心没有追求的貌似东京人的人毫无顾忌，而且一下遇到这么合适的朋友，实在太兴奋了，所以，丝毫也没有体谅别人的心情，便乘兴说：“还可以。”最后我竟然还对他说了“我十分喜欢支那人。”这样平时自己想都没想过的话。 “谢谢。这样说似乎很失礼，但您很像我弟弟。” “是我的荣幸。”我表现出一种像地道的城里人那样很浅薄的社交姿态，说：“您弟弟一定和您一样聪明吧？这点似乎与我不同。” “是吗？”他无所顾忌地说，“您是有钱人，我弟弟是穷光蛋。这点你们也不同。” “啊。”即使是外交家，对他的话也毫无应对之法。 “的确是这样。我父亲去世后，全家各奔东西。虽说故乡仍在，但宛如没有。在相当不错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突然失去了家，就必须要看到‘人世’的根本面目。我寄居在亲戚家，被说成是要饭的。可是，我没有服输，不，说不定已经服输了。Der Bettler（德语，“乞丐”之意）。”周先生小声说着，并把烟扔在地上，一边用鞋尖碾，一边又说：“在支那，要饭的人被称作：ホワツ，写作：花子。那些人一面讨饭，一面又anmassen（德语，“认为自己有权利”之意）喝Blume（德语，“啤酒的泡沫”之意），这在支这并不是Humor（德语，“幽默”之意）。这就是Eitelkeit（德语，“纯粹的”之意）愚蠢。没错。在我的体内也许也正流淌着这种虚荣的Blut（德语，“血液”之意）。不，现在支那的风貌，ganz（德语，“完全的”之意）是这样。当今世界上每天无所事事、醉生梦死地活着的人，只有支那的那些Dame(德语，“女士、夫人”之意)和那些Gans(德语，“蠢女人”之意)。” 他激动起来，连续说着德语，即便是专业社交家也会无法应对。和东京话比起来，我的德语更糟。感到很困窘，便说：“看来，比起您本国的语言，您似乎更擅长德语呀。”我回敬了他一句，反正总要想办法，让他不说德语。 “那倒不是。”对方好像不太明白我的讽刺意味，认真地摇头说：“我认为我讲的日语不大好懂。” “不，不。”我抓住这句话，赶紧说：“您的日语非常好，无论如何，请完全讲日语吧！我的德语不行，对不起。” “别那么说。”对方突然变得腼腆起来，换成了一副很平稳的语调说，“刚才说了一些愚蠢的话，不过，我今后想认真学习德语。日本医学的先驱杉田玄白也是先从语学开始学习的。藤野先生在第一堂课时，就给我们讲了杉田玄白学习兰学的苦心，您，那时……”他话说到一半，看着我的脸，奇怪地笑了。 “那时我缺席了。” “是吧！总觉得那时没有见到您。不过，在开学典礼那天，我就认得您了，您那天没戴制帽就来了。” “唉，总觉得戴那顶角帽很害羞。” “我就知道您一定是那么想的。那天没戴帽子的新生有两个人，一个是您，另一个，是我。”说着，他抿嘴笑了。 “是吗？”我笑了：“那么说，您也，是这样――” “是的，实在不好意思，因为那帽子很像乐队的帽子。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学校，都在找您。今天早上看到与您同乘一条船，感到很高兴。但您一直都在回避我，从船上下来之后，就找不到您了。不过，总算在这里遇到了。” “风冷起来了，咱们下山吧。”我不禁害羞起来，于是，转变了话题。 “是啊。”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静静地跟在周先生的后面下了山。觉得这个人很像自己的亲人。后面响起了阵阵松涛声。 “啊。”周先生回过头来说：“这是一种完美。如果还想要什么，听听这吹动松枝的风声，松岛就完美了。不愧是日本第一呀。” “您这么一说，我也有这种感觉。可是我总觉得还有一点不足之处。据说有棵‘西行返回松’就在这一带的山上。所说的‘返回松’，并不是西行感叹某棵松树的雄姿，而返回来再次欣赏那棵松树的姿态，而是来到松岛，总觉得有些缺憾，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去的途中，觉得似乎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有看，感到十分不安，于是在那棵返回松之处，又回到了松岛。” “那是因为您太爱国了，才会有这种不满吧。我生于浙江绍兴，那一带被称为东方威尼斯，附近有著名的西湖，许多外国人经常来这儿，对美景赞不绝口，但在我们看来，西湖的景色经过人工雕琢的地方太多，不能令人感动。可以说西湖完全是人类历史的雕琢。西湖是清政府的园林，像西湖十景啦、三十六名迹啦、七十二胜啦，这些地方都是经过人类雕琢以后才出名的。松岛却完全没有这些，它是与人类历史隔绝的，文人墨客们也不能污染这里，就连天才芭蕉似乎也不能做出关于松岛的诗。” “不过，芭蕉好像曾把松岛比做了西湖。” “那是因为芭蕉没有看到过西湖的风景，如果真看到了，就不会那样说了。西湖和松岛完全不一样。相比之下，松岛也许更像舟山列岛。可是，浙江的海却不像松岛的海这样平静。” ------------ 浅薄的社交姿态（2） ------------ “是吗，日本的文人墨客从古代开始就相当仰慕贵国的西湖，因为松岛酷似西湖，所以人们才会从很远的地方来这里参观。” “我也是听说如此，才来这里看看的。但的确一点儿也不像。贵国的文人要早一点儿从西湖之梦中醒来才好呀。” “可是，西湖一定有其独到之处吧，您也正是因为过于热爱自己的家乡，所以评价的标准才会这样严格吧！” “也许是吧，真正的爱国者，反而会经常说国家的坏话。可是，比起所谓西湖十景，我却更喜爱浙江乡下普通运河的景色。我国的文人墨客大肆称道的名胜，我一个也不能认同。钱塘江大潮或许还能让我有些兴奋吧，其他的就不行了。我不相信我国的那些文人墨客，那些人和贵国的浪荡子弟一样，他们的文章脱离现实而且很堕落。” 我们从山上下来，来到了海边。大海在夕阳的照射下，波光粼粼。 “这里不错！”周先生微笑着，把两手背在后面又接着说道：“您觉得这月夜如何，今天应该是阴历十三，您马上就要回仙台吗？” “还没决定呢，学校明天不是也休息嘛。” “是啊。我想看看月色中的松岛。一起看吧！” “好。”我暗暗想：我是怎么样都可以的，学校即使不休息，我也经常说缺席就缺席。利用这两天连休日出来旅游也是碍于我借宿的那家人的情面，如果他们认为我是个懒惰的学生，总是不太好，所以我才规规矩矩地选择了连休日出来，实际上，对我来说，两天的连休日还是三天的连休日都是没所谓的。 由于我过于唯唯诺诺，周先生似乎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于是提高了声音，笑着说：“但是，后天到了学校，要和我一块儿记讲义的笔记啊！虽然，我的笔记记得很差，但笔记是我们学生的……”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像Preiszettel（德语，“价格卡片”之意）一样的东西。”他又用了我不擅长的德语。“是几块或是几十块钱的标志。没有了这个，别人便不会相信我们。这是学生的宿命。即使是索然无味的课，也不能不记笔记。不过，藤野先生的课是很有趣的。” 从我们初次交谈的那天起，周先生就多次提到藤野先生的名字。 那天，我和周先生一起住在了松岛的海滨旅馆。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对周先生的毫无戒备似乎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正直的人总是给人一种安全感。我已经对这个清国留学生感到完全放心了。周先生一换上旅馆的棉和服，就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在语言方面，他的东京话似乎也在我之上，只是他对旅馆的女佣人所使用的诸如“就请那样做好了”、“真是有些冷呀”之类的近乎女性用语的话，使我感到很不舒服。 实在无法忍受的我噘着嘴抗议说：“别用那样的口吻说话了。” 周先生露出十分诧异的表情：“在日本，对小孩子讲话要用小孩子的语言：おてて、だの、あんよだの、さうでチュカ、さうでチュカ，要这样说话吧。那么跟女性说话时也应该用女性用语吧。” “但那些只是装腔作势的，要真的听起来可让人受不了。” 听我这样一说，周先生对“装腔作势”这个词十分感慨：“日本的美学实际上十分严格。‘装腔作势’这种戒律，世界上大概哪儿都没有，而现在清国的文明却是极其装腔作势的。” 那天夜里，我们在旅馆里喝了点儿酒，一直谈笑到深夜，几乎忘了欣赏月色下的松岛了。 周先生后来也说：“来日本以后，还从没有过这样畅所欲言的夜晚。”那天晚上，周先生以惊人的热情跟我谈了他生平的志向、希望以及清国的现状。他曾多次重复说：对于东方各国而言，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说日本的飞跃也是由一群兰医拉开了序幕。如果不早日吸收西洋科学的精粹，以对抗列强，支那尽管无知地醉心于老大帝国的自赞,也只能渐渐地重蹈邻国印度命运的覆辙了。东方自古以来，在精神领域就领先于西方。听说西方最优秀的哲学家也暗自为之折服。但西方把在精神领域的匮乏用科学加以补充。科学的应用给人类的现实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好处。执着关注现世生命的红毛人，取得了异常的进步，这些进步也渗透到了东方的精神世界。 日本很早就意识到了科学的力量，并率先学习了科学，用来保护自己的国家，这不但没有使日本的国风混乱，还使日本成功地消化了科学之后，成为了东洋最先进的独立国家。科学未必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珍宝，但如果一个国家一只手握有玄妙的思想之玉，另一只手又持有先进的科学之剑，那么任何国家都无法碰这个国家的一根手指，这个国家将会成为举世无双的理想国家。 清国政府面对科学的力量无能为力。一面受着列国的侵略，一面装出大川不在意细流污染的自信，不肯面对失败，一味地只是急于弥补老大国的面子，完全没有正视并研究西洋文明的本质即科学的勇气，仍然奖励学生学习八股文之类的繁文缛节，已经到了被列国暗自嘲笑为沐猴而冠的滑稽的自尊国的状态。 我的爱国之情绝不逊色于任何人。正因为喜爱，所以不满也很强烈。现在的清国，若以一言蔽之，那便是怠惰。沉醉于不明就里的自负心之中。不止是支那才有古代文明，印度拥有，埃及也拥有，但是那些国家的现状又怎么样呢？支那应该为此感到不寒而栗。得过且过的这种自负心一定会导致支那自取灭亡。支那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必须抛弃自我沉醉，同西方的科学和暴力作战。进行此种作战，他除了毅然投身虎穴，早日掌握其知识精华之外别无他途。我听说是称之为“兰学”的西方科学首先向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敲响警钟。我想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科学之中，我最想学的是西洋医学，为什么在西洋科学之中，自己特别关注医学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幼年时的悲伤体验： 我们家原来有一些土地，日子过得也称得上是殷实富足。我十三岁的时候，祖父就因为一些比较麻烦的事被捕入狱了。一家人因此而受到亲戚邻居的欺辱。而且父亲因重病而卧床不起，家庭生活突然陷入困境。无奈之下自己和弟弟被送到亲戚家收养。可是亲戚家的人却说我是要饭的。我一气之下，回到了原来自己的家里。 从那以后，连续三年，我每天都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而父亲的病情却不见好转。药店柜台的高度和我大致相同，而当铺的柜台比我要高一倍。每当自己往当铺的高台上放上衣物首饰时，总是被当铺的人嘲弄：“怎么有这么多破烂东西。”但换了一点儿钱之后，我马上就跑去药店了。一回到家，立刻又要忙于别的事情。 ------------ 浅薄的社交姿态（3） ------------ 给父亲看病的医生是当地的一位名医，其处方甚为奇怪，必须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我每天早晨都要去河边挖芦根，还要去找经霜三年的甘蔗。这位医生治了两年，我父亲的病却越来越重。于是换了医生，是位更有名的大先生。这次，不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了，取而代之的是要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还有败鼓皮丸等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我们家后院有个百草园，是个杂草丛生的大园子，是我儿时的乐园，那里，能找到许多蟋蟀的穴，我自作主张地断定同在一个穴里的两只就是所谓的“原配”，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药罐的沸汤中完事。 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我紧张起来，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这样，这个“平地木十株”就也解决了。 另外，难找的是“败鼓皮丸”。据说这味药是先生引以为自豪的处方，特别是对父亲这种水肿病人很有效。可惜这种神药，全城只有一家出售，而且，离我家有五里路远。听说这神药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水肿一名鼓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服他。尽管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也不能相信打破的大鼓皮能奏效，但还是往返五里路去买了那味药。令我十分痛苦的是：自己的那些努力全部白费了。父亲的病日渐加重，几乎奄奄一息了。 那位大先生泰然自若，在濒临死亡的父亲枕边说：“这是前世的冤愆，古语有云：‘医能医病，不能医命’。但是，还有一个办法，那是我的祖传秘方，把一种灵丹放在病人的舌头上，古语有云：‘舌乃心之灵苗’，这种灵丹现在很难得到，如果你想要的话，那就以特别便宜的价格让给你好了，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感到很困惑，没有立即回答，躺在病榻上的父亲看着我的脸，微微摇摇头。看来父亲也同我一样，对这位大先生的处方绝望了。我感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只能坐在父亲枕边，眼睁睁地等着父亲的死。一天早晨，父亲眼看不行了，邻居的一位精通礼节的衍太太来到我家，看到父亲的样子，大吃一惊，严厉地训斥我说：“发什么呆呢？你父亲的魂儿要去鬼界了，快叫回来，大声叫‘父亲、父亲’，如果不叫的话，你父亲会死掉的。” 我实际并不相信咒语一类的东西，但现在宛如落水者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叫着“爸爸”。衍太太说：“要再大点儿声才行。”我于是用更大的声音连着喊“爸爸，爸爸。” “再大声、再大声。”衍太太在旁边催促着。我叫得喉咙几乎出血，可是终归没有叫回父亲的灵魂。我一边叫着父亲，父亲一边变冷了。那是我父亲三十七岁，我十六岁那年初秋的事儿。我至今仍然记着自己当时的喊声。我实在无法忘记。每当想起自己当时的声音，我就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既是对自己年少时的无知感到气愤，更对支那的现状感到愤懑。 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败鼓皮丸，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完全是恶毒的欺诈。另外，大声喊叫就能唤回垂死病人的灵魂，真是可耻的思想。还有，“医能医病，不能医命”，是什么暴论？恐怕不过是一些不知羞耻之人的搪塞之辞吧。“舌乃心之灵苗”，不知是哪一位正人君子的高论，也不知是从何谈起的，但完全是废话。支那的圣贤们所说的话，已经成为骗子行骗的利器，我们从小就是一边被迫背诵着圣贤的话，一边成长起来的。东方引以为荣的所谓的“古人之言”，已经堕落成了社交的诡辩辞令。完全是令人憎恶的伪善和愚蠢的迷信。这些思想产生时的内涵业已面目全非了。无论是多么伟大的思想，一旦成为客厅里人们欢谈的装饰，它的生命就结束了，那便不是思想了，而是语言游戏。西方无法企及的东方精神界多年来沉醉于怠惰的自我迷恋之中，裹足不前，原本丰富的思想已经开始干枯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父亲死后，我渐渐对周围的生活开始抱有一种怀疑和反感。我感到懊恼焦虑，终于抛开了家乡去了南京。学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新学问就行。母亲哭着与我惜别，把东拼西凑的八块大洋给了我。我拿着这八块大洋，走上了异路，逃到了异地，探索别样的人生。 到了南京，我想：究竟去什么样的学校呢？最重要的是不要学费的学校，江南水师学堂符合这个条件，我便先到了那所学校。那是一所海军学校。进了那所学校，我立即被命令练习登船帆，可是几乎不教什么新学问，仅仅教一些“It is a cat.Is it a rat?”（英语，“它是只猫。它是只鼠吗？”之意）之类的初级英语。 正好那时，有个叫康有为的人,提出要：“学习日本维新，打破旧体制，探求新世界，以谋求国力恢复之策”。他向皇帝建议“以变法求自强”，皇帝同意后，他们就开始着手改革国政，但很快遭到了以叶赫那拉氏Dame（德语，“女士，夫人”之意）为首的旧势力的反对，新政推行了一百天就失败了。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了免遭杀害而逃亡到了日本。抛开这个戊戌变法的悲剧不提，即使光是每天大声朗读“It is a cat.”（英语，“它是只猫”之意），我也是厌烦透顶，心情完全不能平静。我已经十八岁了，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 我想尽早接触到新知识的核心，便决定转校。这次选的是南京矿路学堂，这里也不用交学费。因为是矿山学校，所以除了地质学、金石学之外，还开设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新的洋学科目，所以总算心情平静了一些。语言方面，也不再教英语“It is a cat.”（“它是只猫”之意）了，而是开始教德语“der Man,die Frau,das Kind”(“他是男人，她是女人，它是小孩”之意)等等。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德语比英语更接近于洋学的核心，因此，这里教德语也是令我愉快的事。 ------------ 浅薄的社交姿态（4） ------------ 校长也是一名新党，似乎很喜欢读梁启超主笔的杂志《时务报》，也暗暗赞成“变法自强说”。语文考试也不像其他儒者先生那样考古代圣贤们说的话，而是经常出些像“华盛顿论”这样的时髦的问题。儒者先生们看了那些问题，反而悄悄地向学生打听：“什么是华盛顿啊？”同学中间也很流行读新书。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最受大家的喜爱，那是大博物学家Thomas Huxley（人名，“托马斯·赫胥黎”）著的Evolution and Ethics（书名，“《进化与伦理》”）的汉译本。有个星期天，我也去城南买了一本。那是个厚厚的印刷本，正好是五百文钱。我一口气读完了它，现在仍然能一字不落地背诵文章开头几页的内容。各种译本陆续出版。我们的外语还没有达到能读原著的水平，因此只能读新出版的汉译本。后来又出版了《物竞》，还出版了《天择》，通过这些，我们知道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还知道了斯多噶。我们读了一切能弄到手的书。当时，读这种新书被认为是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的一种极其不知羞耻的行为，必然会受到社会强烈的侮蔑和排斥。但我们完全坦然地继续探索“恶魔”之穴。在学校，没有生理课，我们便读了木板印刷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我渐渐明确地知道了：支那的医术不过是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骗术。就像自己心中起了波澜一样，这时支那的知识界同样受到了维新救国思想的冲击。 那时候，德国已经租借了胶州湾，俄国租借了大连，英国租借了对岸的威海，法兰西租借了南方的广州。渐渐这些国家在支那又获得了建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美国也从很早开始就伺机入侵东方，那时已经得到了夏威夷，又加紧了侵略东方的步伐，与西班牙作战，占领了菲律宾。此后，便以此为开端，开始了对支那无休止的干涉。现在支那的独立性已如风中残烛，救国的呼声当然也响彻全国。然而对于支那，不幸还接踵而至，首先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两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更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支那的无能。 第二年的十二月，我从矿路学堂毕业了，可却没有当一名矿山技师寻找金银铜铁等矿脉的信心。而且自己也不是因为想当一名矿山技师才进这所学校的。为了使现在的支那能更富强一些，我想研究一些新学问。因此我在这所学校的三年里，与其说是学习矿业，不如说更致力于了解西洋科学的本质。那时的自己只是空有毕业之名，事实上并不具备当一名矿山技师的资格。 我已经二十一岁了，必须尽早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义和团的叛乱，使列强各国，甚至支那民众都把清政府的无能看得一清二楚。为了保持支那的独立性，当务之急是进行灭清兴汉的革命，这种思想澎湃而起，先前流亡海外的孙文业已完成其政治纲领――三民主义，并以此作为支那革命的旗帜来指导国内同志。我们洋学派的学生也多半成为“三民主义”的狂热信奉者，高呼：“打倒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汉民族的新支那，抵抗列强侵略，保全民族独立。” 放弃学业，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刺激，为了挽救支那的危急，感到必须果断地进行某种革命。可是我又想到此时最紧要的莫过于更深层地探究各国文明的本质，而自己现有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可以说近乎无知。我很理解放弃学业立即投身于政治运动的青年们的忧国热情，可是，尽管我跟他们的终极目标相同，但我现在的热情比起实际的政治运动，更燃烧在探究列国富强的根源上。 当时我还没能清楚地断定那就是科学，但我知道如果去德国就能确实地把握西方文明的精粹。有了这种模糊的判断，我想也许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通过去德国留学实现。然而我是贫穷的，离别故乡、来到南京都已耗尽了全部的精力，要去万里之外的德国留学，简直就像天方夜谈一样。如果不能去德国留学，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日本。那时，政府出资，每年都送一小部分留学生去日本。二、三年前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就极力推崇去日本留学。日本只是个小国，为什么能够如此兴盛呢？伊藤、山县、夏本、陆奥等许多人都是二十年前留洋的学生，他们愤慨于西方的威胁，百余人奋起分赴德国、法国、英国。他们或者学习政治工商、或者学习水陆兵法，学成归来以后成为了治国中坚。世人用“政事变迁，雄视东方”等论调来赞美日本，于是得出结论“出国留学，西洋不如日本”。其理由是： 一、路途近、费用低，适于派遣大批学生 二、日文与汉文接近，易通晓 三、西学甚繁，西学中不重要的东西已由日本人删减并斟酌修改 四、日本与支那风俗相近，易于习惯，可事半功倍，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去日本留学，绝非仰慕日本固有的国风，说到底应该学习的还是西方文明，只因为日本已经成功地将西洋文明去粗取精，并归为己用，所以才不特意远赴西洋学习，而是通过在邻国日本学习，直接吸收西洋文明这种一时的便宜主义出发才鼓励去日本留学的。我认为这样说也并不为过。当时赴日本留学的学生逐年增加，可几乎全部是持有与《劝学篇》中所表现的思想大同小异的歪曲意图赴日本留学的。我得承认自己也不例外地认为赴德国留学是不可能的，因此才取而代之，期望赴日本留学，并通过了政府举行的留学考试。 但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对此我一点儿预备知识都没有。于是我向曾经去过日本矿路学堂的师兄们了解情况，问他们去日本留学的心得。师兄说，去日本最难以忍受的是穿布袜，日本的布袜根本没法儿穿，还是下狠心多带些支那的布袜去好些。此外有时候用纸币不方便，最好全部换成日本现银带去。于是我立即买了十双支那布袜，然后把所有的钱全部兑换成了日本的一元银币，小心翼翼地带着沉沉的钱袋，从上海乘船远赴横滨。 不过那位前辈的留学心得已经有些过时了。在日本，学生必须穿统一的制服和鞋袜，因此布袜完全没有用了。而且，让人发窘的是大的一元银币日本很久以前就作废了，于是还得再把它们换成日本纸币，费了我不少工夫。那是后话了。 我本人在明治三十五年、二十二岁那年二月，平安地从横滨港上岸。日本！这就是日本！想到自己即将能够在这个先进国家钻研新学问，从未体验过的、难以言表的温暖的喜悦涌上心头，甚至去德国的愿望之类的都消失净尽，我想，确确实实，那种不可思议的解放般的喜悦在我今后的人生中，除了支那完成重建的日子之外，恐怕不会再体验到了。 我上了开往新桥的火车，抬眼窗外，直觉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日本独特的清洁感。田地，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却自然和谐、井然有序。与之相连的工厂街，尽管黑烟滚滚，遮住了天空，却能感到从一座座场房中间吹过的凉爽清风。那种井然而又紧张的气氛，在支那是全然看不到的。每当清晨在东京街头散步，看到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头上顶着崭新的白毛巾、扎着袖口忙忙碌碌地用掸子掸纸拉门的样子，觉得那沐浴着朝阳、可爱、紧张的姿态才是日本的象征，甚至觉得突然间理解了神国的精神本质。借助于最初在横滨通往新桥的火车上瞥见的风景，我轻易地理解了与其相似的刚健的清洁感，要言之，恰到好处。无论在哪儿，你都找不到倦怠的身影。我心中高喊着：来日本真好，由于兴奋，我坐都坐不住，尽管车上有许多空座，但从横滨到新桥的一个小时，我几乎一直是站着的。 到了东京，在前辈留学生的关照下找到了住处，而后我去了上野公园、浅草公园、芝公园、隅田堤、飞鸟山公园、帝室博物馆、东京教育博物馆、动物园、帝国大学植物园、帝国图书馆，简直忘我一般，我带着像你所说的那种初到仙台般的兴奋，不，恐怕是那十倍的欢天喜地之情，尽情地逛遍了整个东京。 ------------ 格格不入的感觉（1） ------------ 可是不久，当我到达弘文学院学习时，渐渐从这甜美的陶醉中清醒了，还常常会被往昔的疑虑和忧郁所笼罩。在我来东京的明治三十五年前后，清国留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仅二、三年间，从清国来的留学生已有二千多人汇集东京。面对这种状况，先是教授日语，后来教授地理、历史、数学等基础知识的学校陆续在东京出现。其中还有实施奇怪的速成教育、专门为赚钱而开设的劣质学校。然而，在这些众多的学校中，我所在的弘文学院，可以说是留日学生的大本营。学校规模大、设备齐全，教师和学生也相对认真，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整天闷闷不乐，什么也做不下去。如你刚才所说，同样羽色的鸟，如果汇集数百的话，反而看起来猥杂，因此有种同类相互嫌弃的可笑心理；另外，自己总也是清国留学生，说起来还曾经力图怀有被特别选拔派遣的秀才那样的自豪感。但是被选拔的秀才太多了，他们徘徊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所以我不能不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到了春天，上野公园的万朵樱花竞相开放，确实如绯红的轻云般美丽，可花下必定会有一群被选中的秀才躺卧在那里谈笑风生，我便无心再观赏烂漫的樱花了。那些秀才们把辫子一圈圈地盘到头顶、再扣上制帽，顶得制帽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滑稽极了。其中，有些爱打扮的，为了不让制帽的顶部突起，想出了新法子，把辫子平平地盘在头后，再用油压伏贴了。虽然用心良苦，但除下帽来，却有种分不出男女的奇怪感觉，背影出奇的优雅，不禁令人毛骨悚然。令人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反倒用蔑视的眼光看着像自己一样剪掉发辫的人。 并且当这群被选中的秀才蜂拥乘坐有轨电车时，便像要展示从礼仪之邦来的人的风范一般，争相吵闹着让座，甲让给乙，乙拒绝，让给丙，丙推辞，又让给丁，丁再点头哈腰让给甲。日本男女老少的乘客看得目瞪口呆之时，留学生大声叫嚷相互谦让尚未终止之际，“咣当”一声车开动了，于是那群秀才们便压叠着倒下去。我像藏在角落里一样看着这一切，说不上是害羞还是什么，总之，是一种难以言表之情。可是，也许不该过分责备他们。无情地鄙视同胞间纯洁的友爱实在是一种心灵上的罪过。我之所以忧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学生们的不用功。 关于支那革命运动的现状，我并不很了解，三合会、哥老会、兴中会等革命党秘密结社，以孙文为盟主似乎已经完成了大同团结。先于孙文逃难到日本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一派与孙文派的所谓民族革命思想无法达成共识。康有为好像秘密离开了日本去了欧洲，现在孙文的所谓三民五宪学说有相当的优势。以确定下来的主义纲领为基础，似乎已进入了活跃的实际行动状态的孙文本人，得到了日本仁人志士的支援、并进行了种种策划，最近东京似乎成了支那革命的根据地，留日的学生们也异常兴奋、轰轰烈烈地要灭清兴汉，大有抛下学业甚至不惜一切之势。 表达极度的忧国之情，倒也无可厚非，但其中却有趁乱谋划自己大出风头的人。还有更严重的，接受了我刚才提到的速成教育，学习制造肥皂的方法，留学短短一个月就取得了靠不住的毕业证书，然后迅速回国制造肥皂，发了财便耀武扬威地鼓吹自己的才能。 我有时偶然有事到神田骏河台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去，每次都能听到二楼传来“咚咚咚”好似大比武一般的嘈杂声，楼下的天花板也振动起来，不时有尘土从上边落下，所以楼下总是灰濛濛的。这种异常的情况经常发生，一天，我便询问事务室的人二楼怎么如此嘈杂，日本的老伯苦笑着说那是学生们正在练习跳舞呐。我渐渐无法忍受和这些秀才们在一起了。 现在，对于支那来说，是十分需要新学问的时候。要与列强的威猛之势抗衡，打倒清政府、兴复汉室的政治运动当然是紧要任务，但是，依据新学问，探求列国威力之根源所在更是赋予我们青年学生的神圣职责。我是十分尊敬孙先生的，在响应他的三民五宪学说上也不甘居人后。在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之中，我本人最容易理解的是民生这一条。 总是在自己眼前浮现的，是自己少年时代三年间那悲惨的身影。为了医好父亲的病，每天辗转于当铺柜台和药店柜台之间，相信自称名医的骗子的话，转来转去到处寻找平地木与原配的蟋蟀之类。无数个失眠的夜晚，轻轻在我耳畔低回的，是按照愚蠢的迷信，为了留住父亲的灵魂，在垂死的父亲的枕边几乎喊破喉咙地叫着父亲名字的自己的凄惨叫声。这就是支那民众的姿态。直到现在，也没有丝毫的改变。圣贤的话，被用作生活的虚饰，只有神仙的迷信流行于世，强迫病人高价买破鼓皮丸子，只能让病人日见衰弱。支那民众的现状该怎么办呢？ 由于对这种悲惨的现状十分愤懑，我决定暂时把自己的灵魂交给洋鬼子，立志学习洋学。这才离别了母亲，告别了故乡。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同胞的新生。不教化民众谈何革命，谈何维新。而这民众的教化，不靠学生，又能靠谁呢？必须要学习、要更努力、更努力地学习。我那时候读了汉译本的明治维新史。了解到日本的维新思想受到了日本的一群兰学者的很大刺激。正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日本的维新才取得了那样光辉的成就。无论如何，首先必须依靠科学的力量唤醒民众，不引导他们具有维新的信仰，使用什么样的革命手段都难以成功。 首先是科学，读过维新史后，我初次感到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支那，现在凭借科学的力量，大而言之，是抵御列强的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性；小而言之，是使国民生活富足，使之萌生对新生活的希望敦促其努力。这也许只是我的美好梦想，梦想也罢，我要为这个梦的实现，奉献终生。我今后的人生也许变得没有任何精彩，十分平凡。可是我要给每个民众注入新生的活力，再引导他们具有革命的信仰。爱国的热情，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未必要马上投身到政治的直接行动中去。我现在必须要更加努力地学习。 在科学中，首先学习医学吧。告诉我新学问必要性的，是少年时代遇到的那个骗子医生。那时的愤怒，使我离开了故乡。学习新学问的志向，从开始就与医术紧密相连。在垂死的父亲的枕边，不停地呼唤父亲名字的凄惨声音，总是不绝于耳，难道不是在激励自己吗？成为一名医生。据明治维新史记载，当时的兰学者大部分都是医生。不，为了学习西方的医术，开始学习荷兰语的人也不少。在日本，相比其他科学，民众更渴望有先进的医术。这是因为，医学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有最紧密的关系。治好疾病，是对其进行教化的第一步。 我首先在日本学习医学，回国后，治愈那些同我父亲一样受庸医蒙骗、只能等死的病人，让他们了解科学的威力，竭尽全力地让他们早日从愚蠢的迷信中清醒过来。如果支那同外国交战，我将以军医的身份参战，为建设新支那不惜粉身碎骨，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回头看看我的周围：宛如富士山形状的尖尖的制帽、在有轨电车上过度谦让的美德、制造肥皂、好像大比武似的交际舞练习。 ------------ 格格不入的感觉（2） ------------ 今年二月，日本气势昂扬地向北方的强大国家俄罗斯宣战，日本青年勇赴战场，议会全票通过了庞大的战争经费预算，国民忍受着一切牺牲、听到每天号外的铃声就沸腾起来。我觉得：这场战争没有问题，日本人能胜。国内这样充满活力，不会失败。那是我自己的直觉，但与此同时，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自己被非常耻辱的心情侵袭。对于这场战争，各人的看法也许不尽相同，但我认为这场战争也是起因于支那的软弱无力。如果支那哪怕是仅仅具备统治自己国家的实力，这次的战争也就不会发生，看上去这简直像是为了保全支那的独立而请日本来作战，这样想来，对于支那来说这难道不确确实实是不体面的战争吗？日本青年在支那国土上勇敢作战、流着宝贵的鲜血，同胞们却隔岸观火似的漠然旁观，其心理我难以理解。而且，同龄的支那青年，不要说奋起反抗，他们一如往常地在清国留学生会馆专注于跳舞的练习。看到这种情景，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暂时脱离留学生群体单独生活。也许是自我厌倦吧，一见到自己同胞们漫不经心的面孔，就感到羞愧、可恨、无法忍受。啊，我真想到一个支那留学生都没有的地方去呀。我打算暂时离开东京，忘却往事，独自研究医学。已经不容再作迟疑了。 我去了麦町区永田町的清国公使馆，陈述了自己想到地方的医学院校上学的愿望。不久便被编入到了仙台医专。东京，再见！被选拔的秀才们，再见！分别在即，我感到无比的寂寞。坐上火车，从上野出发，路过一个叫做“日墓里”的车站。“日墓里”三个字，正好切合了自己当时的忧愁，差一点儿没落下泪来。之后不久又路过了叫“水户”的车站，这里是明末义士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回忆起这位Wandervogel（德语，“候鸟”之意）的老前辈的悲壮情怀，多少得到了些勇气。我终于到达了仙台。 早听说仙台是日本东北最大的城市，可到了一看，不过只是个不足东京十分之一大的小城市。这里人们说的话，虽然不是完全不懂，但和东京话比起来，语调很硬，有很多难懂的地方。仙台的市中心确实繁华，有像东京的神乐坂那样的风情，但是作为城市整体来说，总有些分量不够的感觉，让人觉得如果要把仙台作为日本东北地方的重镇，似乎它的实力略显稀薄。反而是再北面一些的盛冈呀、秋田一带，似乎是郁结了东北地区的丰厚实力。但仙台用所谓文明开化的表面威力压制住了它们，有种哆哆嗦嗦地称霸的感觉。 据说仙台是一位叫伊达政宗的大名开拓出来的。在日本，der stutzer（德语，“好打扮的人”之意）的装腔作势的人被称为“伊达者”，我有些怀疑这“伊达者”是不是由嘲笑仙台的这种浮华的风气而得名的，仙台给我的感觉似乎有些毫无意义地冒充都市风情的倾向。总之，尽管一点儿自信都没有，却要拘泥于保持东北地区第一的体面，自认为是“伊达的城市”。但是，如您刚才所说，对于一个刚从北方腹地来到仙台的人来说，这片土地的文明开化，看上去是豪华绚烂的。于是，惊叹、顺服于此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也正是仙台的开山鼻祖政宗公为了雄霸整个东北地区而采用了一些政策的目之所在。由此，仙台便形成了传统的风气，即使是维新已经过了三十七年以后的今天，尽管对于自身的内容空洞感到惶恐不安，但仙台还是无法抛弃田舍绅士的气派。 尽管说了这许多坏话，自己对仙台是绝对没有敌意的。地方产业匮乏的都市大多是在这种可悲的“气派”中生存的。也许是自己这一生最重要的时期要在仙台度过的原因吧，所以不知不觉很用心地对这个城市的性格进行了思考，想试着列出这样那样的不满的地方。不过，这种风气下的城市，也许对做学问反而是个合适的地方。 事实上，自从来到这个城市以后，自己的学习很顺利，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吧，据说我是仙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清国留学生，因此很受重视。这正像您所说的，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