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家庭和亲情，从来不是我们绑架彼此的借口

　　

　　《我的姐姐》从故事和价值倾向，显然更温和也更敏锐，更独立也更自信。

　　撰文 | 清晏

　　编辑 | 王卓娇

　　《我的姐姐》最让我感受到别致的地方在于：它是以女性为主题的家庭题材，说着女性成长与独立的故事，却又止步于女性议题的激烈和冲撞之前。看似落脚在姐弟情深的家庭上，实则旨在点出女性群体在当下社会和生活环境里遭遇的生存困境。

　　作为女性编剧和女性导演的作品，《我的姐姐》有很强的女性特质，比如绵柔和温情里，还含着倔强与刚烈。

　　

　　它对家庭这一概念的直觉，很大程度上顺承着传统意识，即付出、牺牲和成全，这让它天然带有绵柔的质感，同时也是电影能够打动人的基础。

　　但它又不止步于此，反而在以家庭和亲情为根基的传统观念里，嵌入些许更具个人觉醒与诉求的基因。只不过为了能更顺利地与观众见面，它必须让它的核心取向，在最大程度上符合所谓的主流价值观。所以它减弱了自己试图去批判现实的味道，反向坐实着它对家庭与亲情关系的思考。

　　于是我们看到，两代最有权力去诠释“姐姐是什么”的女性，在面对家庭问题时截然不同的取舍，却有着殊途同归的结局。

　　换句话说就是：它越绵软，也就越有力道。

　　就像姑妈安蓉蓉越是深沉厚重，越能显出姐姐安然挣扎纠结时的必要性；而姐姐安然越是苦痛焦灼，电影对中国式家庭关系和观念的思索或批判，就越发具有绵里藏针的力道。

　　《我的姐姐》的绵软，在于它对中国式亲情和家庭的整体观念，处在含情脉脉和断然拒绝的夹缝里，既不能说是欲拒还迎，也不能说是欲迎还拒。

　　《我的姐姐》的力道，在于它那些散落在许多角落里的台词，怕是只有女孩子才能够深有体会的、难以启齿的成长经历——只有充分理解这些只言片语背后的苦痛，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姐姐安然身上背负的困厄，才能明白她的倔强、愤怒和挣扎，也才能在她最后看似和解的选择里，感受到巨大的情感冲击。

　　比如姑妈安蓉蓉：六岁时有一次被蚊子咬醒，听到妈妈偷偷给弟弟切西瓜还说“不要给姐姐听见”；当年考上大学俄语系，却因为家里只能供养一个大学生，而把名额让给只有中专通知书的弟弟；当好不容易跑到俄罗斯做生意，却又要因为弟弟生了女儿而被迫回来给他带小孩……以至于弟弟两口子去世了，她不但一人挑起丧葬事宜，甚至在脑海里生出把娘家侄子领养在身边的念想。

　　又被动到主动地牺牲自己的选择，不仅贯穿着上一代姐姐的人生，也给了我们窥视姐姐作为家庭一员，虽然举足轻重却又身不由己的尴尬和无奈——它让我们意识到：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观念里，一个女孩子想要健康独立地成长，究竟要挣脱多少束缚，跨越多少阻碍。

　　它借姑妈安蓉蓉这个始终都在选择牺牲自我的角色，反衬着姐姐安然试图冲破家庭和亲情束缚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甚至在片名上都得到体现——即便电影改名叫《我的弟弟》，观众也丝毫不会觉得违和。

　　之所以不会觉得违和，不仅因为姐姐在这一角色在家庭关系中举足轻重却又身不由己，更因为从叙事角度来说，《我的姐姐》有两个层面：我们看到的表象是张子枫扮演的姐姐安然，以及她看似坚决的犹豫、纠结、挣扎和转变，但这故事背后的驱动力，却是弟弟。

　　

　　姐姐和弟弟在这部电影中互为表里、互相驱动，到了价值观都几近模糊的程度：作为观众，既同情姐姐的愤怒，又理解她的创痛，还悲悯她固执己见地要把弟弟送出去领养的决定——对从小就深受某个众所周知的政策的影响，及重男轻女思想荼毒的女孩而言，她的成长以及现在的独立，对人心都是肉长的观众而言，始终处于被牵引、被调动情绪的状态。

　　尽管弟弟这个角色，在话语权上羸弱到近乎沦为工具人，甚至时不时有着替编剧说话割裂感，但她与姐姐之间的互动，却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两个问题：

　　对家庭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对个人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电影的情感基点，也是姐姐安然处于摇摆状态的原因，更是观众产生分野的起点：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成长经验，以及对世界逐步形成的认知，对这两个问题给出答案——或同情姐姐被迫无奈的困境，或支持她把弟弟送去领养的决定，或羞愤于她最后放弃最初选择的转变，甚至由此攻讦主创和电影，觉着电影在叙事上绑架了姐姐安然，在价值观上有着迎合主流价值观的嫌疑，不惜上升到女性斗士剑拔弩张的高度。

　　如果没办法理智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反而带出较大的愤恨情绪，那不妨退回到愤恨情绪产生的根由上——到底是什么让你愤怒？或者换成更尖锐的提问：

　　如果你是姐姐，你会怎么做？

　　这当然不是要赞成女性在家庭环境里始终要处于付出和牺牲的角色，更不是要把女性绑架成圣母一样的存在。

　　毕竟，为家庭付出，从来都不理所当然。无论男女、夫妻、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都一样。

　　家庭和亲情，从来不能成为我们绑架对方的理由和借口。

　　它只能是我们个人的选择，任何人都无权指摘评判。

　　这也是姐姐安然始终难以发泄自己愤怒的缘由：为什么爸爸妈妈意外车祸去世，就是她的错？为什么房产证上写着她的名字，却还要什么事都必须考虑弟弟？为什么她不能舍弃弟弟，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和生活？

　　太多人举着家庭伦理关系的道德大棒对姐姐穷追猛打，却没有人站在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电影微妙又直观地再现着女性生存的这一困境，却把做价值判断的权力交给了观众。它没有绑架姐姐，要求她一定要照拂弟弟，也没有一根筋地哄闹着，让她走上舍弃家庭、寻求自我的激进道路。

　　相较于观影后那些愤怒不已，急于表达自己情绪和价值取舍的观众而言，《我的姐姐》从故事和价值倾向，显然更温和也更敏锐，更独立也更自信。

　　

　　它很清楚地指出：姐姐肯定没有错，无论姑姑还是安然，她们在现实生活里有着天然的困境和束缚，迫使她们背负着常人难以言说的焦灼和苦痛。

　　同时它也指出：作为弟弟的安子恒也没有错——如果说姐姐安然一直在追问“爸妈去世我为什么错”确确实实是真的，那父母去世后无人照拂的弟弟，又错在了哪里？甚至更直接地说：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环境里，弟弟又错在了哪里？

　　这就是《我的姐姐》最高明的地方：它看到了我们生而为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困顿无奈的地方——哪怕仅是直观呈现这个现实，就让它足够得罪观众，更何况还要迫于上映压力，不得不补拍那样一个结尾？

　　但好在这个结尾的价值观，湮没在它并不想清晰评判的整体倾向里，因而显得无伤大雅。

　　最后说一下个人对于独立自信的理解：

　　真正独立自信的人，是平和柔软的，是不偏激易怒的；是宽容敦厚的，是不尖锐极端的。因为他们内心足够充盈丰富，没那么容易被外界给羞辱、激怒或惊吓。

　　以此共勉给每一个觉得被《我的姐姐》冒犯了价值取舍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