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心灵治疗
本文英文初稿作于1937年，是耶鲁大学“科学与哲学之光中的宗教”系列讲座（Lectures on Religion in the Light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中的第15讲。此系列讲座由德怀特·哈林顿·特里基金（Dwight Harrington Terry Foundation）赞助，由耶鲁大学及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随后，费利西亚·弗罗博伊斯（Felicia Froboese）将其翻译成德文，由托尼·沃尔夫（Toni Wolff）校对，荣格教授加以扩充，并于1940年在苏黎世出版，名为《心理学与宗教》。此版基于英文初稿和德文译本，并对德文译本稍做修正和补充。
——英文编者注[1]
一、无意识的自主性
特里讲座创办者的初衷是促进来自科学界、哲学界以及其他人类知识领域的学者们，来积极推动对于宗教这一永恒话题的讨论。此外，耶鲁大学赋予我这个殊荣来主持1937年的特里讲座，因此，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阐述心理学，特别是阐述我所代表的那个独特的医学心理学分支与宗教之间的理论和实践关系。既然宗教毫无争议地属于对人类心灵最早、最普遍的表达方式之一，那么，显然任何与人格的心理结构相关的心理学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就是：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更是值得很多人密切关注的个人事务。
尽管我时常被称为哲学家，但我实际上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并且恪守着经验主义者所秉持的现象学立场。我相信，即使有人偶尔所做的反思不只限于对经验进行单纯的积累和分类，也不会与他那科学的经验主义原则相矛盾。事实上，我更加倾向于相信没有反思就没有所谓经验，因为“经验”恰恰就是一个吸收同化的过程，一个没有反思就不可能产生理解的过程。由此我想表明的是，我的心理学研究是基于科学而非哲学的立场。既然宗教具有非常重要的心理学的一面，那么我就采取纯粹的经验主义观点来开展研究，也就是说，我的研究仅仅运用对现象的观察，而避免进行任何形而上的或哲学的考量。我并不是否认这类哲学考量的有效性，只是觉得我自己无法正确使用这类方法而已。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他们对心理学知之甚多，因为他们觉得心理学不外乎是对自己的了解。然而在我看来，心理学远远不止于此。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并不大，但它却与许多经验事实（empirical facts）密切相关，只是普通人往往体验不到而已。我想为大家展示一二，看看实用心理学是如何解决宗教问题的。这个问题的涉及面十分庞杂，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解释具体细节，而这显然不是在三次讲座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因此，我的第一次讲座主要是介绍实用心理学与宗教的问题，第二讲则通过心理事实来证明无意识中确实存在一种真实的宗教功能，第三讲则讨论无意识过程中的宗教象征。
由于我接下来的论述方式不同寻常，我不确定听众是否完全熟悉我所代表的心理学分支的研究方法与立场。该立场完全是现象学的，仅仅与事件、经验等事实相关。其真实性来自事实而非判断。例如，当提及处女生孩子这一母题（motif）时，心理学所关注的是存在这样一种观念的事实，而不是这一观念可能存在的真伪问题。该观念只要存在，就具有心理的真实性。如果某一观念仅仅发生在单个个体身上，那么该观念就是主观的；相反，如果该观念为某个社会所共有，成为代表普遍一致观念的公论民意（consensus gentium），那么它就是客观的。
这一立场与自然科学完全一致。正如动物学研究不同的动物种类一样，心理学研究观念以及其他的心理内容。一只大象因为存在而被视作“真实”的。这只大象既不是一种推论，也不是一种表述，更不是某个创造者的主观判断。它是一种现象。但是，我们却总是习惯于把心理事件视为随意任性的产物，甚至是人类生造出来的，因此我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偏见，会觉得凡是与心理相关的内容都是我们的主观臆造，是猜想与判断生成的幻象。然而，事实上某些观念存在范围之广、时间之久，使得这些观念可以脱离人类任何迁徙和传统的影响，而自成体系。这些观念并非由某个人创造出来的，只是碰巧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由这个人的意识表达出来而已。这并非柏拉图式的哲学，而是经验心理学。
谈到宗教，我必须首先厘清这一名词的概念。正如其拉丁词义所示，宗教是指对超自然状态，即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所指称的灵秘状态（the numinosum）[2]，所进行的谨慎细致的观察。这种神圣的精神状态就像一种充满活力的介质或效果，不是任由人类的意志产生的；相反，它却能够摄取并控制人类本身。人类往往成为这种灵秘状态的接受者而不是创造者。无论灵秘状态是怎样形成的，它是主体不受自己意志影响的一种体验。面对各种事件时，宗教的教诲以及公论民意无时无处不将这种体验解释为外力所致。无论灵秘是属于某一有形物体的特性，还是来自某种无形在场的影响，都会对意识产生一种特殊的改变，而这是始终不变的总体规律。
然而，当我们谈及宗教具体的做法或仪式时，也会出现一些例外。有很多宗教仪式性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借助某些具有神奇性的做法来制造这种神秘的效果，如祈祷、念咒、祭献、冥想及其他瑜伽练习、各种自我折磨的苦行等。但在实施这些行为之前，首先需要对某些外在的、客观的神秘原因抱持一种宗教信仰。例如，天主教实施的各种圣礼活动是为了赐予信徒精神祝福，但是由于这种活动无异于用一种神奇的过程来促使天赐恩泽，因此有人质疑：谁会有此能力，居然在圣礼活动中迫使神恩显灵？但是事实上，神恩不可避免地显灵了，因为（人们首先需要相信）圣礼是一种神圣的制度，如果上帝无意为此制度提供帮助的话，它就也不会创造出这一制度了。
在我看来，宗教是一种特殊的心态，其形成与religio这一词根的初始用法有关，是指对某些被视为具有“力量”的动因所进行的细致考量和观察，如精神、邪魔、神灵、戒律、观念、理想，或者那些无论人类怎样命名的诸如此类的要素，只要它们足够有力、危险或有用，值得小心关注，抑或足够宏大、美丽或有意义，值得虔诚膜拜和热爱。通俗地讲，那些全情投入某种追求的人，经常被人们称为如同“宗教献身般地投入”其事业；正如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说，科学家一般是没有什么必须遵守的信条的，但是他们具有“虔诚的情怀”（temper is devout）。
我想说明的是，我这里所指的“宗教”[3]并非某种教义信条。确实，每个教义一方面始于对于灵秘状态的精神体验，而另一方面则始于πíστιs，即对灵秘体验及随之发生意识转变的信任或忠心、信念和信心。圣保罗改信基督就是这一转变的力证。由此，我们不妨说“宗教”一词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态度，一种对待因灵秘体验而发生转变的意识的态度。
将原初的宗教体验编撰成文，并逐条进行阐述，就汇编成了宗教教义。这些体验的内容已经被神圣化，并被固化成为一套刻板而详尽的宗教观念体系。对这些初始体验的践行和重复就逐渐形成一种宗教仪式以及一种不可改变的制度。当然，这并非一种毫无生命力的石化（petrifaction）过程；相反，这可能成为芸芸众生一种有效的宗教体验形式，历经千年却又无须改变。尽管天主教经常被指责为过度僵化，它依然承认教义是具有生命力的，其构成是可以变化发展的，甚至连教义的数目也是不受限制的，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量增加。宗教仪式也是同理。但是，所有的改变和发展都必须基于原初的宗教体验的事实框架，由此便搭建起一套独特的教义内容和情感价值体系。即使新教努力摆脱教条的传统和仪式的束缚，哪怕由此分裂成为400多支教派，也依旧属于基督教，仍是依托上帝化身为替人类赎罪的基督这一基本信仰体系来表述教义的。这是一个既定的框架体系，包含既定的内容，是一个无法与佛教或伊斯兰教的思想感情兼容并蓄的体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不仅佛陀、穆罕默德、孔子和查拉图斯特拉代表着宗教现象，密特拉（Mithras）、阿提斯（Attis）、西布莉（Cybele）、摩尼（Mani）[4]、赫耳墨斯（Hermes），以及众多异域神话所崇拜的神祇，也都代表宗教现象。如果心理学家采取科学的态度，就不得不摒弃每个宗教教义都声称自己是独特且永恒真理的情况。心理学家必须关注宗教问题中有关人本身的方面，因为他研究的是原初的宗教体验本身，而不是宗教教义对这些体验所做的衍化。
因为我是一名研究神经与精神疾病方面的医生和专家，所以我研究的出发点并非宗教教义而是宗教人（homo religious）的心理特征。这一类人会认真思考和观察某些因素是如何影响自己，并如何通过自己，来影响他的整体状况的。若是从历史传统或民族学知识的角度来命名和定义这些因素，则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命名和定义的话，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任务。我能为宗教问题所做的贡献完全源自我的实践经验，来自我的病人以及所谓的正常人。由于我们对他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所以我认为，为了继续推进以下的论述，我最好先让读者至少了解一些我所从事的专业工作的基本脉络。
因为每一种神经症（neurosis）都与个人最私密的生活相关，所以让一位病人尽量完整地陈述其最初致病的种种复杂情况时，他多少都是有些犹豫的。但他为何无法自由地表述呢？为何会感到害怕、害羞或拘谨呢？原因在于，他在“仔细观察”某些能够构成所谓公共观点、尊重或声誉的外部因素。即使他信任自己的医生，不再害羞，他依然不情愿甚至害怕对自己坦承某些事情，就好像这些事情一旦被自己意识到，就会变得很危险似的。人们通常都会对那些看起来异常强大的事物感到害怕。但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有什么比他自己更为强大的呢？我们不应忘记的是，每种神经症都隐含着某种相应程度的非道德化倾向。如果某人比较神经质，他通常已经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神经症是一种令人觉得羞辱的挫败，而往往是那些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并非全然不知的人，才会感受到这种羞愧，由此人们就会被这些“不真实”的事物打败。医生或许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向病人保证过，他并没有什么问题，他没有真正患上心脏病或癌症，他的各种症状都是想象出来的。但是病人越是相信他患上的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病”（malade imaginaire），自卑感便越是会渗入他的整个人格。他会说：“如果我的病是想象出来的，那么我这些混乱的想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为何要忍受这些？”当一个很理智的人用几近哀求的口吻向你证明他患上了肠癌，同时却又无比沮丧地声明他知道自己的癌症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时候，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感伤的事情。
我只能说，我们经常对心理（psyche）做出的唯物主义解释对于治疗神经症并没有什么帮助。要是我们能赋予灵魂一个化身（subtle body）[5]就好了，那么就如同说物质的俗身会罹患癌症一样，我们至少也可以说，这个喘着气的躯体确实患上了癌症，一种真实但却有点儿难以捉摸的癌症。这至少是一种真实的状况。然而，任何与心理相关的病症都让医学界觉得头疼——要么身体确实生病了，要么根本就没事。如果无法证明我们的身体确实生病了，那也只是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尚且无法让医生们发现这些完全呈现为器质性疾病的真实原因。
但是，究竟什么是心理呢？唯物主义将其解释为纯粹是大脑器质性运作的副现象或副产物，因此，任何心理困扰肯定是由于某种器质性或生理性的失调造成的。我们之所以发现不了确切病因，完全是由于目前诊断技术的不足。这一说法不免有失偏颇。心理与大脑之间所存在的不可否认的联系确实让这种说法听起来具有一定道理，但是尚不足以使之成为不可动摇的真理。我们不知道当病人患上神经症时，他的大脑运作是否真的受到了干扰，而且即使真的出现了内分泌失调，也很难说这失调就一定是原因，而非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导致神经症的真实原因是心理因素。人们在不久之前还很难想象，器质性或生理失调的疾病居然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心理学手段得以治愈。但是时至今日，医学界已经认可了身心失调类的所有疾病，都是由病人的心理因素导致的。因为读者们可能不熟悉这些医学事实，所以我来举一个癔病性发热的例子。当时病人体温高达102华氏度（相当于38.9摄氏度），但是在坦承其心理因素之后的短短几分钟之内，病人就痊愈了。另一位病人同时患有牛皮癣，而且当时几乎已经覆盖全身。我告诉他，我无法治疗他的皮肤病，但是我会关注他诸多的心理矛盾。我们用了6周时间，集中分析讨论了他内心的那些纯粹的心理难题。结果，就像得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副产品一样，他的皮肤病也完全好了。在另外一个病例中，病人刚刚做了一个结肠胀气手术，切除了40厘米的结肠，但是马上又出现了一次明显的胀气。这位病人十分沮丧，拒绝了医生认为十分重要的第二次手术。结果，当我们发现了该病人某些私密的心理事实后，他的结肠便恢复正常了。
上述经验让我们很难相信心理作用是子虚乌有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想象出来的事实也具有一种实在性，只是视野狭隘的人无法看到这一点而已。这些心理事实并不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认为事实只能是以物质的方式存在是一种近乎荒谬的偏见。事实上，我们能够直接认识到的唯一一种存在就是心理的存在。反之，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物质的存在方式仅仅是一种推论，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事物，都只不过是我们的感官所觉知到的心理意象而已。
当我们忘记这一简单却基本的真理时，必然会犯大错。即使某种神经症完全是出于病人的想象，它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某人把我想象成为他的死敌，并因此杀了我，那我死亡的原因就是由于此人纯粹的想象。想象出来的境况确实是一种存在，它们就如同物质境况一样，是真实的、有害的或是危险的。我甚至相信，心理的困扰比流行病或地震更加危险。无论是中世纪的黑死病还是天花，这些流行病所夺取的生命都不及俄罗斯在1914年杀害的持不同观点或政治理想的人多。
由于缺少一个类似阿基米德点的外在支点，我们的心智（mind）无法理解其自身存在的形式。尽管如此，它依然是存在的。不仅心理确实存在，而且心理就是存在形式的本身。
那么，对于患上自己想象出来的癌症的病人，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我会告诉他：“是的，我的朋友，你患上的确实是一种类似癌症的病。你内心停驻了一个致命的恶魔。可这个恶魔并不会扼杀你的躯体，因为它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它最终会扼杀你的灵魂。这个恶魔已经破坏甚至毒害了你的人际关系和你的幸福，而且它还会不断成长，直到吞噬你全部的心理存在（psychic existence）。最后把你折磨得人不像人，而是一个恶性肿瘤。”
我们这位病人显然相信，他并不是那些病态想象的始作俑者，尽管他的理性心智会告诉他，这些都是他自己的想象。如果某人真的患上了癌症，尽管事实上癌症就生在他的体内，他也绝不会认为自己要为这种坏事负责。但是一旦涉及心理，我们马上就会觉得自己要为此负责，就好像我们给自己制造了这些心理状况似的。这种偏见也是近期才产生的。就在不久之前，即使是拥有高度文明的人们也会相信，那些心理中介物（psychic agencies）会影响我们的心智和情感。包括鬼怪、巫师、巫婆、魔鬼、天使，甚至众神在内的心理中介，会在人体内制造出某些心理变化。在过去，一个认为自己患了癌症的人，可能会对自己这一想法有着非常不同的感受。他可能会觉得有人对他实施了巫术或者他被妖魔附体，但绝对不会认为这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幻觉。
事实上，我会把这位病人的癌症视作一种自发性的生长，源自他心中与意识不一致的那部分心理。这部分心理如同自发生成一般，不断侵入意识。谈及意识，有人会说，意识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存在，而癌症则独立于我们的意识之外，有其自身的心理存在。但凡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似乎都可以用这样的论调来解释。如果我们就此做一个联想实验的话，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并非自己房子的主人。我们的反应会被那些自发侵入意识的内容推迟、改变、抑制或者取代。许多刺激语无法得到来自我们意识的反应，却得到来自我们无法意识到的某些自发生成内容的反应。在我们之前的病例中，我们会发现，病人给出的反应恰恰来自其癌症想法根源的某个心理情结。每当一个刺激语触及与某个潜藏情结相关的事物时，有意识的自我做出的反应就会被这个心理情结的自发反应干扰，甚至取代。心理情结正如这样一种自发存在，能够干扰自我的意图。这些情结确实就像是我们的继发人格或局部人格，各自拥有不同的心理生活。
正因为我们的意识倾向于通过抑制（repression）的方式来消除情结，所以许多情结被意识分离出来。但是也有一些情结从未进入过意识，因此也就不会被任意地抑制。这些情结在无意识中慢慢滋生，带着不可思议且坚不可摧的信念与冲动，侵入我们的意识心智。我们的这位病人属于后一种情况。尽管他有文化、高智商，可他还是成了这些困扰和入侵的无助的牺牲品。他无法帮助自己来对抗这些病态想法的魔力，它们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他体内扩散。这一想法一旦在某一天出现，就再也无法撼动，而留给他的只有片刻摆脱的间歇。
这些实实在在的病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害怕有意识地觉知自己。帷幕之后可能确实隐藏着不为己知的事情，所以人们宁愿去“细致地思考和观察”那些意识之外的因素。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无意识中可能存在的心理内容抱有一种原始的“δεισιδαιμονíα”（惊恐）。在人们所有与生俱来的羞涩、耻辱和精明底下，都潜藏着对“灵魂之险”（perils of the soul）的隐秘恐惧。人们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内心存在这种莫名的恐惧，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恐惧不会来得无凭无据；相反，支撑这种恐惧的理由非常多。我们永远无法确保自己或邻居不会在突然之间冒出一个新念头。古代和现代历史都告诉我们：这些念头往往会非常稀奇古怪，简直就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这些念头几乎总是会带来一种魔力，令人陷入一种狂热的沉迷状态，而结果就是所有的不同意见者，无论他们多么有道理，都会被活活烧死，被砍头示众，被成群枪决。我们甚至无法安慰自己说这种事只会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不幸的是，这种事情不仅依然发生在现在，而且更会发生在未来。“他人即恶狼”（Homo homini lupus）是悲哀而永恒的箴言。人类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害怕那些潜藏在无意识中的非人性的力量。我们看似幸福地意识不到这些力量，只是因为这些力量几乎从未显露在我们的人际交往和日常环境中而已。然而，一旦人们聚集成群，集体人格中的各种动力就会被释放出来——每个人心中沉睡着的兽性和魔性会在他加入乌合之众后苏醒。身处群众之中的个体，其道德与智力水平会不知不觉地降低，直至意识所掌控的底线，一旦被群众的合力激活，便随时伺机冲破那条底线。
在我心目中，如果把人类的心理仅仅视为个人的事情，单纯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解释的话，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种解释的方式仅适用于个人的日常工作与人际关系。一旦有些困难以无法预见和不寻常的方式出现，即使这些困难微不足道，心里一些本能的力量也会马上被唤起，这些力量往往令人始料不及、难以置信。我们也无法再用个人动机来解释这些心理力量，它们就如同人类遭遇日食时的原始恐慌一样。
集体的力量推波助澜所导致的性格变化令人惊讶。一个讲道理的温和之人也会被转化成为一个疯狂野蛮的禽兽。人们往往倾向于将此归咎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没有这种性格因素的话，它又怎能爆发出来？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火山口，而且我们都知道，一旦火山喷发，所涉及范围内的一切将被毁于一旦，无一幸免。希冀理性和常识来拯救我们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精神病院里一群集体发疯的民众，又该怎么办呢？其实疯子与暴民的差别并不大，他们都是被各种非人格化的强大力量所驱使。
事实上，只要患上任何一种神经症，就可以召唤出一种理性手段根本无法对付的力量。我们之前提过的癌症病例就清楚地说明：在如此显著的无稽之谈面前，人的理性和智力是多么的无能。我总是建议我的病人们，把这种显而易见的荒谬视为他们未知的一种力量和意义。经验告诉我，认真地对待这些事情，并寻找适当的解释，才是更为有效的方式。但是，只有当某种解释能够产生与病态相当的假设效果时，这种解释才是适当的。我们的这位病人所面对的那种意志和暗示的力量已经超过了他的意识所能抗衡的程度。在这种危险的情境中，如果我们试图说服病人相信，他自己以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制造了自己的症状，并暗自维系着这一病症，这实在是个糟糕的策略。这种暗示会马上使病人丧失斗志，还可能道德沦丧。更好的方法是让他明白，他的情结源自一种与他的意识人格相抗衡的自发力量。而且，这种解释比将其还原为个人动机的解释更符合事实。明显的个人动机固然存在，但并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仅是涌现的动机而已。
在古巴比伦史诗中，当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傲慢狂妄地藐视诸神时，众神便创造出了一个与其势均力敌的人，来制约这位英雄的野心。我们的这位病人也有着与吉尔伽美什几乎相同的经历：他是一位思想者，曾经或一直用他的智力和理性来解决问题。可以说，至少他也是通过打造自己的命运来实现了自己的雄心。他用确信不疑的理性法则来统治万物。然而不巧的是，他的本性从中逃脱，并裹挟着坚不可摧的、荒诞的念头卷土重来，实施报复。这种念头即认为自己患上了癌症。这正是无意识耍弄的一个聪明手段，残忍无情地让他依然受制于无意识。这是对他所有的理性观念，特别是他所坚信的全能的人类意志力，最为严重的打击。这种情形只会发生在那些习惯于将理性和智力错误地用于打造唯我独尊的人身上。
然而，吉尔伽美什逃脱了众神的报复。他做的那些警告性的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梦告诉他如何打败敌人。而我们的这位病人，即使生活在一个诸神已经绝迹，而且声名狼藉的时代，也做过类似的梦，但他没有听从梦中的指示。一个有头脑的聪明人怎么能如此迷信地把梦当回事呢！对梦的偏见其实就是一种病症，一种严重低估人类心理的病症。人类在科学与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却被智慧与内省的严重缺失抵消了。此外，我们的宗教确实是在谈及不朽的灵魂，然而它对人类的心理却没有什么好话。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人心只会堕入永恒的地狱。这两个要素，尽管不是完全地，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心理的低估。相对于这些较为近期的发展而言，更为古老的因素则要追溯到人们对任何与无意识有牵连的事物的原始恐惧和厌恶上面去了。
意识，想必一早就被视为洪水猛兽。在那些相对原始的社会中，我们至今仍可以观察到那里的人们是多么容易失去意识。例如，“灵魂之险”的一种情况就是失去灵魂。当部分的心理再次回归为无意识的时候，就是所谓灵魂的遗失。另外一个例子是“发狂”（running amok），类似德国神话中的“失心疯”（going berserk）。这是一种或多或少的失神状态（trance-state），通常伴有破坏性的社会效应。即使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情绪，也有可能导致意识的严重丧失。因此，原始时期的人们培养出了各种详尽复杂的礼仪方式，如轻言轻语、放下武器、五体投地、手掌向上。甚至我们当今的仪式也同样展示着对可能存在的种种心理危险的一种“宗教的”考虑。例如，我们期待通过彼此祝福的方式带来好运气，握手时不可以把左手放在衣袋里或背后，如果你想表达特别的谢意，则需要用双手握手，我们需要在位高权重的人面前脱帽鞠躬，意思是露出你毫无保护的脑袋，以此来讨好那些可能在突然之间便会失控暴怒的权贵们。在原始人类出征前的战阵舞中，有人就会忽然变得异常兴奋，甚至导致流血事件。
原始人的生活中充满了对潜在心理危险的持续关注，有着各种降低风险的做法。圈设禁忌领域就是这诸多做法中的一种。无数禁忌的设定就像是在仔细慎重观察过那些心理区域之后划出的界限。有一次，我在东非埃尔贡山（Mount Elgon）南坡的一个部落里，就犯了一个大错。我当时想仔细询问一下在树林里经常可以发现的那些鬼屋的事情。在一次闲聊中，我提到了“selelteni”这个词，意即鬼怪。马上，每个人都沉默不语，显得尴尬难受。他们都不再看我，因为我大声说出了一个应该轻声说出的字眼，因此有可能招来一些非常危险的后果。为了继续会议，我不得不转换话题。正是这些人曾向我保证，他们从来不做梦，做梦是酋长和巫医的特权。巫医旋即向我坦白，他也不再做梦了，因为他们现在有了地区长官。“自从英国人来了之后，我们就不再做梦了。”他说，“地区长官通晓各种战事和疾病，知道我们应该去哪里居住。”这种奇怪的说法基于一个现实，即梦曾经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指导政令，是来自上帝（Mungu）的声音。因此，凡夫俗子说自己做了梦是不明智的。
梦是来自未知的声音，一直对新的谋划、新的危险、祭祀、战争以及其他麻烦事提出警示。一位非洲黑人曾经梦到他的敌人将他抓入监牢，活活烧死。第二天，他召集所有亲人，恳求他们用火烧他。他们同意了他的乞求，绑起他的双脚，放入火中。这个人的双脚当然就残废了，但他却躲过了仇敌带来的宿命。
许多神奇的仪式就是为了防御人们心中那些无法预期的、危险的无意识倾向。而关于梦是一种神圣的声音，是神的信使，也是无尽苦恼的源泉这一独特事实，丝毫也没有令原始时期的人们心神不宁。我们从希伯来先知的心理状态中，可以找到这一原始思维的余迹。他们不太情愿聆听这种声音，而且我们也必须承认，为了遵从上帝的旨意，让一个像何西阿（Hosea）这样虔诚的人娶一位荡妇，实属不易。自从开启了人文观念的大门之后，人类就出现了一种倾向，通过各种成文的法律规则来约束这一任性不羁的“超自然”影响力。而这一进程，通过各种层出不穷的仪式、制度和信仰，贯穿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在过去的两千年中，我们发现，基督教的制度肩负起了调节和保护这些影响力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作用。在中世纪的教会著作中，并没有否认人的梦中会出现神示，但是教会并不鼓励这种观点，而且拥有裁决某种神示是否真实的权力。教会确实也会认可某些梦是上帝的旨意，但教会往往在承认梦里包含某些直接神示的同时，却又不愿意，甚至反对人们认真对待梦。因此，至少从这一点上来看，教会对最近几百年来人们对待精神方面的态度转变，并非完全不欢迎，因为这种转变有效地阻止了人类早期喜欢认真对待梦和内心感受的那种内省的态度。
新教教义推倒了许多基督教会精心构建的壁垒，但是很快就体会到了允许个人接收神示所导致的分裂效果。一旦教义所精心构建起来的樊篱被拆除，宗教仪式失去其权威性之后，人类便不得不在没有宗教教义和仪式保护的情况下，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感受，而这些教义和仪式恰恰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精髓所在。新教教义主要是失去了传统基督教所具有的那些细致的部分：弥撒、忏悔、大部分的礼拜仪式以及神父的代赎功能。
我必须强调的是，上述说法并非一种价值判断，我也无意于此。我只是在陈述事实。然而，新教通过强化《圣经》的权威性，来取代其教会所失去的权威。但是，正如历史所示，人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圣经》中的内容，而且对《新约》进行科学批判也无助于增强人们对《圣经》神圣性的信仰。此外，另一个事实就是，随着所谓启蒙运动的影响扩大，大量受过教育的人们选择离开教会，或对教会变得漠不关心。如果这些人全是那些无趣的理性主义者，或是神经质的知识分子，那么所造成的损失倒也不值得遗憾。可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有宗教情怀的，只是无法认同当前的信仰方式而已。若非如此，我们会很难解释为何布克曼运动（the Buchman movement）会对那些多少受过些教育的新教徒们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那些背弃了教会的天主教徒们往往会暗地里或明确地倒向无神论，可是新教教徒一旦有机会，就会走上分裂教会的道路。天主教会的绝对主义似乎会使教徒拥有一种同样绝对的否定精神，而新教的相对主义则会接纳各种不同的门派。
或许读者此时会觉得，我对基督教历史的讨论有些偏离主题，而且仅仅是为了解释人们为何会对梦和内心感受产生偏见。然而，我之前所说的这些，完全可以成为我和那个癌症病人的对话内容。我会告诉他，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他所遭受的困扰，而不是把它视作病态的无聊之物。所谓认真对待，就意味着要承认它是一种对事实的诊断结果，即一种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确实存在的事实，一种问题已经出现并正像癌症一样滋长的事实。“但是”，病人自然会问，“滋长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会回答：“我也不知道。”我确实也不知道。尽管我前面说过，这滋长的东西是一种补偿性的、无意识的形成，可我们对其具体的性质或内容一无所知。它是基于我们意识当中不为人知的那些内容，对无意识的一种自发性呈现。
我的病人很好奇，想知道我如何能知道他的问题的根源。我冒着让他大吃一惊的风险，告诉他，他的梦会给我们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我们会把这些梦的制造者视为一个头脑清晰、目的明确的个体。这是一种大胆的设想，也是一种冒险之举，因为我们即将完全信任一个被认为不足信的事物——人的心理，其存在仍被不少当代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否定的人的心理。当我向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陈述我的研究方法时，他的回答颇具代表性：“这确实很有趣，但是也很危险。”是的，我承认这种做法有危险，就如同神经症本身有危险一样。如果我们要治疗神经症，就不得不冒些风险。我们都清楚，做毫无风险的事情，其效果也不好到哪里去。对癌症实施外科手术同样具有风险，但我们还是必须要做。为了病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我通常会情不自禁地让我的病人把心理想象成一个长了细微肿瘤的化身。人们对心理抱有很大的偏见，觉得它无法想象，比空气更虚无缥缈，或者只是一个由逻辑概念构成的知识体系而已。因此，当人们无法感受到任何心理内容的存在时，就会认为心理并不存在。人们便不会相信，在意识之外还存在某种值得信赖的心理作用，而梦也被视为荒谬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研究方案遭到最严重的质疑，而我也确实听到了人们用尽这世上的各种观点来批驳梦的那些隐约依稀的幻象。
然而，尽管没有任何深入的分析，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在梦中存在的冲突和情结，可以通过联想测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情结是构成病人现有神经症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了解神经症的内容方面，梦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与联想测验一样多的信息。事实上，梦可以提供更多信息。神经症的症状就像长出地面的嫩芽，而主要的根茎部分却在地下伸延。植物的根茎代表了某种神经症的内容，它是各种情结、症状和梦境的母体（matrix）。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梦能够准确反映出心理发生在地下的隐蔽进程。如果我们可以到达那里，就如同触及了疾病的“根茎”。
既然我并不想继续讨论关于神经症的精神病理学，我建议选择另外一个病例，以便说明梦是如何揭示心理的内部未知事实，以及这些事实是由什么构成的。做梦的人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十分聪明，富有学识，但患有神经症。当时他需要我的帮助，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神经症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并确信这一病症开始慢慢地侵蚀他的士气。幸好他所具备知识的完整性还没有受到影响，仍可以自由地运用其完好无损的智力。基于此，我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让他自行观察和记录他所做过的梦。我当时并没有帮他分析或解释这些梦，而是过了许久之后才开始分析。因此，我即将开始叙述的这些梦的内容完全没有被改动过。它们呈现出一系列心理事件所具有的完整的、未受丝毫影响的发展顺序。这位患者从未读过任何的心理学读物，更没有接触过分析心理学著作。
这一系列的心理事件由400多个梦组成，因此我无法在这里呈现出所有材料。但是我曾经发表过一个由74个梦构成的选集，涵盖了关注某些宗教的母题。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位患者曾经受过天主教的教育，但是他不再虔诚地信仰天主教，而且也不再对任何宗教问题感兴趣。他属于那种具有科学头脑的知识分子，这类人对于任何人强加给他们的各种宗教观点仅仅会感到惊讶而已。如果有人相信，在意识之外的无意识也是一种心理存在，那么只要我们不误解某些梦的宗教特性，我这个患者的病例就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有人强调只有意识是存在的，而否认无意识也是独立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弄清楚这些梦是否真是从有意识的内容中汲取出来的材料。一旦事实支持我们对无意识的假设，我们便可以把梦作为可能的信息源，来了解无意识中的宗教倾向。
我们无法期待梦以我们熟悉的方式来谈及宗教。但是在这400多个梦中，确实有两个梦显然与宗教相关。下面是做梦者本人记录的文字内容：
所有的房子都有一种剧院的氛围，有舞台和布景。有人提到萧伯纳的名字。剧目似乎是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场景中有英文和德文的告示，其中一个写道：
这是一个普天下的天主教会，
这是主的教会，
所有感到自己是主的工具的人都可以进来。
这告示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此教会由耶稣和保罗创立”——如同公司宣传其历史悠久的广告一样。
我对我的朋友说：“来吧，让我们看看这个。”他应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在感受宗教的时候，非要聚在一起不可？”我回答：“作为新教徒，你永远不会明白。”一位女性在一旁点头，表示认同。然后我看到教堂墙壁上显示出类似宣言的话语：
战士们！
当你们感受到置身于主的力量之下时，请不要直接向他致敬。言语是传递不到主那里去的。我们郑重告诫你们，不要沉溺于有关主的各种讨论中。这是徒劳，因为任何有价值和重要的事物都是不可言说的。
（签名）教皇×××（名字无法辨识）
然后我们走了进去。里面很像清真寺，特别像圣索菲亚大教堂：没有座椅——空间效果很好，没有画像，装饰墙壁的只有装裱的文字（如同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的《古兰经》文本）。其中一个文本写道：“不要阿谀奉承你的恩人。”刚才点头认同的那个女人忽然泪流满面，哭泣道：“那就什么都没有留下了！”我回答道：“我觉得这也是对的！”但是她消失了。刚开始，我面前有一根柱子，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我换了个位置，就看见一大群人。我不是这群人中的一员，所以独自站在一旁。但是他们非常清晰，我可以看清他们的面孔。他们齐声说道：“我们坦承我们处于主的力量之下。天国与我们同在。”他们庄严肃穆地重复了三遍。之后管风琴开始奏乐，他们合唱了一首巴赫的赋格曲。但是原本的歌词被略去了，有时只有一种类似花腔的歌唱，随后就是不断地重复如下的歌词：“其余的都是纸张。”（意味着不会给我留下任何生动的印象）当赞美诗合唱部分渐渐结束时，仪式中令人愉悦的部分开始了。就像学生的聚会一样，人们都兴高采烈，平易近人。我们四下走动，交谈，彼此问候。现场还提供酒（来自一个神学院）和其他点心及小吃。教会的健康标准是喝醉，因此，似乎是为了表达每个人对增进会员情谊的喜悦之情，一个喇叭高声播放着轻快的爵士乐，是《查理与我们一起》这首歌的副歌。一位牧师向我解释：“这些有点粗俗的娱乐方式是得到官方批准和认可的。我们必须稍微向美国的方式靠近一些。像我们这样一大群人聚在一起，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具有坚决的禁欲倾向，这使得我们与美国教会具有原则上的差异。”随后，我带着一种极大的解脱感，醒了过来。
正如你们所知，关于梦这一现象的著作不计其数，但是几乎都没有涉及梦的心理。这显然是因为对梦进行心理学的阐释是一件艰难而冒险的事情。弗洛伊德通过他在精神病理学领域收集的观点，做出了勇敢的尝试，来阐明梦的心理复杂性。尽管我十分敬佩他尝试的勇气，但却既不认同他的方法，也不同意他的研究结果。他将梦纯粹解释成为一种表象，在其下面隐匿着被精心掩藏的东西。毫无疑问，神经症患者确实会将他们不接受的东西隐藏于内心，这与正常人没什么不同。但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这一类行为是否可以应用到诸如梦这种正常且普遍的现象上呢？我怀疑我们是否可以把梦设想成为别的事物，而非其呈现给我们的那样。我十分想引用另外一部犹太权威著作《塔木德》中的内容：“梦，自释其意。”换句话说，我把梦视为其本来的样子。梦是如此复杂难解的事物，我不敢贸然对其可能存在的狡猾或欺骗倾向做出任何假设。梦是自然发生的，我们没有理由把它视为将人引入歧途的巧妙伎俩。当人的大部分意识和意志削弱消解的时候，梦就发生了。它被视为一种自然的产物，同样发生在那些没有神经症症状的正常人身上。况且，我们对梦的心理过程知之甚少，所以当我们试图用梦以外的各种因素来解释梦的时候，就需要十分谨慎。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我们的梦是可以言及宗教的，而且梦的意欲即在于此。因为梦具有连贯的、精心设计的结构，所以它会体现出某种逻辑和某种意图，也就是说，它具有一种有意义的动机，该动机可以直接表现为梦的内容。
梦的第一部分是支持天主教会的陈述，较为严肃。某种新教的观点——宗教仅仅是一种个人的体验——受到做梦者的排斥在梦的第二部分中，较为怪异的是，教会转为采用一种坚决的世俗立场，而梦的结尾部分是一个支持反对禁欲倾向的声明，但对禁欲的反叛是任何现实生活中的教会都不愿意也不可能支持的。尽管如此，做梦者梦中的那位牧师却把反对禁欲视作一项原则。精神灵性化和心灵的升华是基督教会的核心原则，对任何与之相左的观点的坚持都等同于亵渎神明的异端邪说。基督教从来就不是世界性的，也从来不会青睐美酒美食，而且对礼拜仪式中加入爵士乐是否可取更是疑虑重重。那些“兴高采烈、平易近人”的人们，以享乐主义的方式，在那里逍遥自在地交谈，这不由得令我们想起一种被当代基督徒嗤之以鼻的古代哲学理想。人群的重要性在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得到了强调。
因此，尽管天主教会在梦中得到极大的推崇，但梦里却始终伴随着一种奇怪的、与基督教基本态度不可调和的异教观点。真正的不可调和性并没有出现在梦中，它被“令人愉悦”的氛围掩盖住了，危险的对立在这样的氛围中变得模糊混杂。新教中关于个人与上帝关系的理念，被淹没在一大群人以及相应而生的集体宗教情感中。对聚众的坚持和对异教理想的暗示都与当今欧洲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极为相似。现代德国的异教倾向令所有人震惊，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来解释尼采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体验。尼采与这些当时尚未出世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一样，在他们的无意识中，沃旦（Wotan），这位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日耳曼表亲，终于在世界大战中诞生。在我治疗过的那些德国患者的梦中，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沃旦式的革命即将发生。我在19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已经指出，德国即将产生一种特殊的新发展。这些德国人绝不是那些研究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人，而且这些年轻人一方面复活了异教徒们以羊献祭的做法，另一方面却对尼采的体验一无所知。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何把自己的神称为沃旦，而不是狄俄尼索斯。在尼采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尼采最初所指的神，事实上就是沃旦，但是作为一名生活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文献学家，尼采却把他称为狄俄尼索斯。从比较的观点来看，这两位神其实有许多共同之处。
显然，在我这位患者梦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丝毫没有对集体情感、大众宗教以及异教思想的反对，除了那位很快便陷入沉默的新教徒朋友。一个奇特的事件值得我们关注，就是那位不知名的妇女。她起初支持对天主教的颂扬，随后却突然泪流满面，并且说：“那就什么都没有留下了。”此后就消失了。
这个女人是谁？对于做梦者而言，她是一个模糊且陌生的人。但是当他做那个梦的时候，他已经很熟悉这个“不认识的”女人了，她经常出现在他以前的梦里。
这个女性人物在男性的梦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她有一个专业性的名字——“阿尼玛”（anima）。这一人物主要源自无法考据的远古时期，人类在神话故事中曾描述过雌雄同体的人物形象。这一心理直觉通常会投射为一些类似神灵合体、神圣交融，或是造物主为雌雄同体等观念。爱德华·梅特兰德（Edward Maitland）是一位为安娜·金斯福德（Anna Kingsford）写传记的作家，他也讲述过他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对神（the Deity）的双性本质的内心体验。此外还有赫耳墨斯哲学中提到的两性体和内心的阴阳人，同性的亚当（the homo Adamicus）。这正如中世纪的一位评论家对《炼金术论丛》（Hermetis Tractatus aureus）的评述：“尽管他看起来是男性的身体，可体内却始终携带着他的夏娃，即他的妻子。”
阿尼玛被认为是男性身体中存在少量女性基因的心理表象。这一假定极具可能性，因为在女性的无意识想象中根本找不到这一形象。相反，在女性的无意识中却也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形象，扮演着相同的角色，那是一个男性形象，而非女性形象。这个女性心理中出现的男性形象被称为“阿尼姆斯”（animus）。这两个形象最为典型的表征是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憎恶的事物。阿尼玛激发人的非理性情绪，阿尼姆斯制造令人愤怒的陈词滥调和各种无理的观点。两者都是我们梦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他们通常会将无意识人格化，让无意识表现出一种格格不入、令人生气的性格。其实无意识本身并没有这样的负面品质，只有当无意识被这两个形象人格化了之后，并且开始影响意识的时候，才会展示出这些负面品质。因为他们仅仅是部分的人格，所以表现出来的要么是劣质的女性，要么是劣质的男性，从而构成令人恼怒的效果。一个受到这种影响的男人会受制于莫名其妙的情绪困扰；而一个受到这种影响的女人则会变得争强好辩，制造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观点。
在教会的梦中，阿尼玛的负面反应表明了做梦者女性的一面，他的无意识与他意识中的态度不一致。这一冲突始于墙壁上的文字：“不要阿谀奉承你的恩人。”做梦者是同意这句话的。这句话的意思看起来也很合理，所以没人会明白为什么那个女人会对这句话感到如此绝望。因为我们并没有深究这一秘密，所以此刻我们只能尽量满足于这样一种说法：这个梦里存在一个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配角在进行了生动的抗议之后，就离开了舞台，不再关注事态的进展了。
于是，我们可以从梦中获悉：做梦者内心的无意识在天主教教义和异教享乐主义之间发挥了调和功能，做了些许让步。显然，无意识的产物并不是为了表达一种僵化的、确定的观点；相反，它是对内心反思活动的一种生动展示。或许，这一无意识的产物可以用以下方式明确地表达出来：“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一宗教事务呢？你难道不是天主教徒吗？这还不够好吗？但是禁欲主义——哦，好吧，哪怕是教会也需要适当调整的——电影、收音机、5点钟的灵修茶会等——为什么就不能来点圣酒和快乐的熟人呢？”但是出于某种隐秘的原因，这个令人尴尬的神秘女人，以前梦中经常出现的熟悉女性，却对此深感失望，并且选择离开。
我必须承认，我发现自己很同情这位阿尼玛。这种妥协和让步显然太廉价、太肤浅了，但是这恰好是做梦者，以及许多不把宗教太当回事的人的特点。我的这位患者并不是很看重宗教，他肯定曾经以为，宗教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引起他的关注。然而他来找我，则恰恰是因为一种令其担忧的体验。作为一个十分理性且知识渊博的人，他已经发现，在面对他的神经症以及病症引起的各种令人萎靡颓废的力量时，他对理智的态度以及他全部的哲学理论完全起不了作用。他发现，他的世界观中竟无一物可以帮助他重获足够的自我控制力。因此，他的境遇就如同一个被自己迄今为止一直珍爱着的信念和理想所抛弃的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的是，这个人需要重拾童年时期的宗教，以期找到救治的方法。然而，这种试图重新唤起他早年宗教信仰体验的尝试或决定却不是有意而为之的。他仅仅是做梦梦到了而已；也就是说，他的无意识对他的宗教信仰做出了一个奇特的陈述。正如同灵与肉这对基督教意识中永恒的对手，在彼此奇妙地消解了冲突对立的本性之后，居然达成了和解。人的灵性与世俗性在未曾料到的和睦气氛中握手言和。这一效果略显怪诞，颇具喜感。灵性那不可融通的严厉似乎被那充满着美酒与玫瑰芬芳的、近似于复古风格的欢悦气氛所消解。梦境所描述的所有的事件兼具精神与世俗氛围，恰好钝化了现实中道德冲突的尖锐，忘却了所有的精神痛苦和折磨。
如果这就是对愿望的一种实现，那么它无疑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因为这正是我的患者已经做过的那些出格的事。他自己对此也并非完全没有察觉，因为酒正是他危险的敌人之一。另外，梦确实对这位病人的精神状况做出了不偏不倚的陈述。它呈现的正是被世俗性和乌合之众的本性所败坏的宗教。梦里充斥着宗教的情感，但却不是对圣意的那种神秘体验。一种宗教一旦失去了具有生命力的神秘感，就只剩下众所周知的这些特征了。我们也会明白，这样一种宗教是无法给人以帮助，或是具有任何道德效力的。
从整体来看，这个梦对患者而言确实是不利的，尽管从有些侧面隐约可见一些积极正面的特性。其实，我们的梦很少是完全积极或完全消极的。通常积极与消极的两个侧面同时存在，只不过一方会比另一方更强一些。这样的梦显然为心理学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来探讨宗教态度的问题。如果此梦是我们唯一拥有的钥匙，仅依靠它来解锁最深层的含义恐怕是行不通的。所幸的是，我的患者所提供的一系列梦都指向了突出的宗教问题。如果我想对患者有所帮助的话，就不对单独的梦做出解释。作为一种规律，梦通常会以一个系列的方式出现。既然我们的意识在被睡眠打断的情况下仍可以保持其连续性，那么或许我们的无意识进程也可以保持其连续性——甚至可能比意识事件的连续性更强。在任何情况下，我的经验都让我支持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梦是将我们一连串无意识事件连接起来的那些可见的环节。如果我们想要照见梦更深层的起因，我们必须摸索整个链条，找出它在这串由400多个梦构成的链条中的位置。
我们发现，患者所记录的这个梦插在两个重要却又离奇的梦之间。前一个梦提到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正在进行一个奇怪的庆典，一个带有明显巫术特征的、为了所谓“改造长臂猿”而举行的典礼。后一个梦也与类似的主题相关——将动物转变为人的巫术。
这两个梦都让我的患者觉得十分惊讶、难以接受。关于教会的梦，更多是表面行为的彰显，所表达的是一些在其他情境下也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思考而得出的观点。然而这两个梦却在性质上显得十分怪异、格格不入，它们所带来的情绪恰恰是患者想尽力避免的。事实上，第二个梦的记录文字写道：“如果选择逃避，终将一无所获。”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这句话居然和梦中那个不认识的女人说的话不谋而合：“那就什么都没有留下了。”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有关教会的梦实际上是一种想从具有更深层含义的梦境中逃离的意图。那些梦的含义就出现在此梦前后的两个梦当中。
二、教义与自然象征
这一系列梦中的第一个，即教会之梦前面那一个，谈及一个要改造一只猿猴的典礼。若要充分解释这一点，则需要许多的细节，因此我必须限制自己，我只需要陈述，猿猴指的是做梦者本能的人格，而他本人为了迎合纯粹的知识分子态度，已经将此完全忽略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他的本能击败了自己，并不时地以无法控制的爆发方式来攻击他自己。对猿猴的“改造”意味着在意识的等级建构中，重建他本能的人格。这样的改造只有在意识态度发生重大转变时才有可能。这名患者自然害怕无意识的倾向，因为迄今为止，无意识带给他的都是最不利的影响。随后做的教会之梦，表现出他尝试从教会寻求庇护，摆脱恐惧的意图。第三个梦涉及“将动物改造成人”，显然在继续前一个梦的主题（theme），即改造猿猴的唯一目的就是稍后再将其转变为人。换句话说，这位患者不得不经历一次重大的改变，将他那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本性重新整合起来，从而造就一个新人。现代理性已经忘记了这些古老的说法：老人去世以获得新生，获得精神的重生，以及诸如此类的那些老派而“神秘的荒谬”。我的患者是一位现代的科学家，因此每当他意识到自己陷入这类想法的时候，就会不止一次地感到恐慌。他很担心自己会因此而发疯，反观那些两千多年前的人，却会十分欢迎这样的梦，会希望法术带来重生，为生命的更新而高兴。然而，我们如今的态度却是十分傲慢地回视这些迷信的雾霾，以及中世纪或原始时期的轻易信从，完全遗忘了那理性意识的摩天大厦的低层，承载了人类生活的全部过往。如果没有这些大厦的低层，我们的理智只能悬浮在半空，难怪它会变得神经兮兮。理性真正的历史并没有保存在那些已知的书卷中，而是在每个人活生生的心理有机体中。
然而，我必须承认，复兴观念所采取的途径，很容易令现代理性的人感到震惊。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很难将我们所理解的“重生”与梦境中描绘的重生方式联系起来。但是在我们讨论梦里暗示的那些稀奇古怪、出乎意料的改造之前，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之前提及的其他明显与宗教相关的梦上。
在患者一系列众多的梦中，之前那个教会之梦出现得比较早，而下面这个梦则出现在整个过程的稍后阶段。下面是记录的文本：
我走进了一间奇怪而庄严的房子——“聚会屋”（House of Gathering）。背景中有许多蜡烛在燃烧，并构成一种奇特的图案，由四个端点向上排列。外面，在房子的门口，站着一位老人。人们正在走进来，大家都不说话，一动不动地站着，在内心凝聚自己的精神。门口的那个人说起房子的来客：“当他们再走出来时，就干干净净了。”我自己也走入房内，发现自己可以很好地集中精神。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你正在做的事情是危险的。宗教不是你用来摆脱女人形象而交的税，因为这一形象是无法摆脱的。悲哀啊，那些用宗教来替代灵魂生活另一面的人。他们犯了错，将被诅咒。宗教不是替代品，而是待灵魂所有其他活动完成时的最终收官之作。从你自己充实的生命中，你可以生成自己的宗教。只有到那时，你才会得到祝福！”当最后这句话声音刚落，尚在回响之际，我听到远处传来音乐声，管风琴弹出的简单和弦令我想起瓦格纳的《火曲》。当我离开房子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座燃烧的山峰，心里想：“那无法扑灭的火是神圣的火，不熄之焰即为圣火。”（萧伯纳，《圣女贞德》）
我的患者对这个梦的印象极为深刻。对他而言，这是几次庄严且有力的体验之一，对他的生活及人性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难看出，这个梦与教会的梦是平行对应的。只有在这一次的梦里，教会变成了一个庄严肃穆的房间，令人凝神静气、聚精会神。梦里没有出现任何对典礼，或者其他人们所熟悉的天主教特征的描述，唯独描述了燃烧的蜡烛。蜡烛被排列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形，这可能是源自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它们排成四个金字塔或尖顶，这可能预示着最后看到的燃烧的山峰。然而，数字四却经常出现在患者的梦中，并扮演重要的角色。圣火，正如做梦者自己观察到的那样，指的是萧伯纳笔下的《圣女贞德》。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无法扑灭之火，也是神性中一个广为人知的属性，不仅《旧约》中提过，而且作为一种对基督的隐喻，也出现在一部奥利金（Origen）曾经引用过的、非权威的基督箴言录中。奥利金在其《布道书》（Homilies）中曾经引用过此话：“Ait ipse salvator: qui iuxta me est，iuxta ignem est，qui longe est a me，long est a regno.”（“救世主亲喻：无论谁靠近我，就是靠近火焰，无论谁远离我，就是远离天国。”）自赫拉克利特时代以来，生命就被视为不息的火焰；而基督也自称为“生命”，因此不规范的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象征着“生命”的火焰恰好与梦中的内容契合，因为它强调“生命的充盈”是宗教唯一的合法源泉。四个燃烧的尖顶几乎起到了代表着上帝或类似存在现身的标志性作用。在诺斯替教派中的巴贝洛体系中（Barbelo Gnosis），便有四束光围绕着“自生”（Autogenes）（非主创造的自生体）。这一奇怪的形象可能与诺斯替教派中的科普特体系（Coptic Gnosis）所提到的单生者（the Monogenes）是对应的，这在《布鲁西抄本》（Codex Brucianus）中有所提及。书中单生者的特征就是一个四位一体的象征。
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数字四在这些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总是暗指着一种类似毕达哥拉斯提出的四列十全的思想。
四位一体（quaternarium，or quaternity）的思想由来已久。它不仅出现在基督教的象征与神秘推测中，更是在诺斯替哲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从那时起，其影响贯穿整个中世纪，一直深入到18世纪。
在我们讨论的梦中，四位一体在由无意识创造出来的宗教礼拜中，是最有意义的指征。做梦者独自走进“聚会屋”，而不是像教会之梦中那样，与朋友一起。进来后，他遇到一位老人，而这位老人在他之前的梦里曾以圣人的身份出现过，并且指着地上的某处，说那是做梦者所属的地方。老人将礼拜的性质解释为一个净化的仪式。从梦的文本中看不清楚他意指哪种净化，从什么当中得以净化。唯一确实发生的仪式看似一种聚精会神或冥想，渐渐导入令人欣喜的声音。在这一系列的梦中，声音经常出现。它总是发布权威的宣言或命令，要么是令人吃惊的常识，要么是深奥的哲学含义。通常在梦即将结束的时候，几乎总是有最后一句话，作为一种规律，这个十分清晰、令人信服的声音响起，令做梦者无法辩驳。它确实如同不可辩驳的真理一般，不可能被理解成其他东西，而就是对无意识所经历的那个漫长的、深思熟虑、权衡斟酌过程的一个犀利尖锐的最终总结。很多情况下，这声音都来自某个权威的形象，如军队的司令、轮船的船长、年老的医生。有时，正如这个例子，只是一个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声音。有趣的是，我们这位有学识、具有怀疑精神的患者会怎样接受这个声音。有时，这个声音所说的内容并不完全适合他，但是他也毫不质疑，甚至谦逊恭敬地接受了。于是，在几百个认真记录的梦中，这个声音揭开了自己的面纱，它就是无意识最重要，甚至最具决定性的代言人。我绝不是仅从这位患者那里观察到在梦中以及在一些奇特的意识状态下会有声音出现的现象，因此我不得不承认，无意识时常能够彰显出一种比实际的意识感悟更加优越的智慧和意图。这无疑是一个基本的宗教现象，是我们在一个当其处于意识清醒的精神状态下，最不可能产生宗教现象的人身上所观察到的。类似的观察在其他病例中也并不罕见，因此，我必须承认，我无法用其他任何方式来构成这些事实。我经常听到的反对意见是：那声音所代表的思想只不过就是这个人自己的想法而已。这也有可能，但是只有当我思考过某个想法之后，我才能说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这就好比只有当我在意识清醒时，以合法方式赚取的钱，才能称为我自己的钱。如果有人把钱作为礼物送给我，那我肯定不会对我的恩人说“谢谢我的钱”，尽管事后我可能对旁人说“这是我自己的钱”。对于梦中的声音，我自己也有类似境遇。这声音带给我一些内容，就像是一位朋友在告诉我他的想法。如果把他说的话视为我自己的想法，那实在不是一种体面的做法，也不够实事求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区分自己意识努力生成的产物和明显无疑属于无意识的产物。也许有人会反驳，认为所谓的无意识仅仅是我自己的心智，因此这样的区分是多余的。但是我根本就不相信所谓无意识的心智就仅仅是我自己的心智这一说法，因为“无意识”这个词意味着我自己根本对此意识不到。事实上，无意识这个概念是一种假设，是为了方便而已。实际上，我自己就完全意识不到，换句话说，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声音从何而来。我不仅不能随意制造这个现象，更无法预期那个声音会说些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个声音的成因说成是我的无意识，抑或我的心智，是很轻率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准确的。你在梦中感知到声音的事实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你也可以听到大街上的各种噪音，但你绝对不会把那噪音说成是你自己的。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你才有可能合法地将这个声音说成你自己的，那就是你假设自己的意识人格属于整体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大圆圈中包含的小圆圈。当一个银行小职员带着朋友在市区逛街时，他指着银行大楼说：“这是我的银行。”这时，他就是用了同样一种优属的特权。
我们可以设想人格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意识及其涵盖的一切，其二是无意识心理那广袤无边的内域。就前者而言，它或多或少是可以有清晰的定义界限的，但是就总体人格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无法给出完整的描述或定义的。换句话说，每一种人格中还有许多无法限定、无法界定的添加物，因为人格由可以觉知的、可以观察到的部分构成，但这一部分却不包含我们为了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事实，而不得不假定其存在的一些因素。这些未知的因素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格的无意识部分。
因为我们能观察到的只是这些未知因素的影响后果，所以并不知道它们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相比那些意识内容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将无意识的影响因素假定为一种心理本性，但我对这种比较也不是很确定。然而一旦我们对这种可比性做出假设，就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们讨论的推进了。既然只有当心理内容与自我相关联时，才能被觉知、被意识到，那么具有很强个性特征的声音现象，也有可能源自某一个中心，一个不同于意识自我所产生的中心。如果我们将位处上层的自性（self）视作完整的、无限的、无法界定的心理人格的中心，将自我（ego）视为从属于或包含在自性之中的话，这样的推理是可行的。
我并不喜欢那些以复杂为乐趣的哲学论辩。尽管我的论述也看起来晦涩难懂，但它至少是一种真诚的尝试，意图解释那些观察到的事实。我们也可以简单地说：既然我们无法知晓天下事，那么实际上，每种体验、每个事实、每个物体都包含着一些我们未知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谈及一个完整的经历时，“完整性”这个词只能指经历中有意识的那一部分。正如我们不能假定我们的经验涵盖客体的全部一样，绝对的完整性显然必须包含那些未曾被体验过的部分。同理，像我说过的那样，对每种经验和心理而言，它们绝对的完整性包含了意识在内的、更大更多的领域。也就是说，在普遍性规律中，心理并非例外。只有在我们的心理机制允许的情况下，宇宙才能被建立起来。
我的心理学经验不时地表明：某些心理内容源自一个比意识更为完整的心理。它们往往含有意识所无法生成的优越的分析、洞察或知识。我们有一个恰当的词语来描述这种情况——直觉。一说出这个字眼，大多数人都会有同感，好似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但是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是：我们无法制造直觉。相反，总是直觉来找我们。当你有了一种预感时，它是自己生成的，而你若是足够聪明敏捷的话，你也只是抓住了它而已。
因此，对于那个在神圣房子的梦里出现的声音，我的解释是：它是一个更为完整的人格产物。在这个完整的人格中，做梦者的意识自性（conscious self）只是一个构成部分，而且我相信这也可以解释，声音表现出了比做梦者实际的意识更为优越的智慧和条理。正是出于这种优越性，那个声音里透露出绝对的权威。
那声音所传达的信息里包含了一种对做梦者的态度进行批判的奇怪意味。在教会的梦中，做梦者试图通过一种廉价的妥协来调解生命中矛盾的两面。如我们所知，那个未知的妇女，即阿尼玛，表示不同意并离去。而在目前这个梦中，那个声音似乎取代了阿尼玛的位置，不仅进行了情感上的抗议，而且对两种不同的宗教给出了权威性的言论。根据这种言论，做梦者倾向于用宗教取代文中所说的“女人的形象”。那“女人”就是指阿尼玛，这可以从下一句话中得到证实，那句话中提到用宗教来取代“灵魂生活的另一面”。正如我前面所解释的那样，阿尼玛就是所谓的“另一面”。她代表着隐藏在意识门槛之下的（即无意识中）、少数的女性特质。因此，这里所含的批判意味便是：“你试图用宗教来逃避你的无意识。你是在利用它来取代你灵魂生活的一部分。但宗教应该是一个完整人生的硕果和顶峰，即一个同时包含着两面的人生。”
与同一系列中其他的梦进行仔细比较之后，我们便可以准确地看出“另一面”究竟是什么。这位患者总是试图躲避自己的情感需求。实际上，他害怕情感令自己陷入麻烦，陷入诸如婚姻和其他责任的麻烦，如爱情、献身、忠诚、信任、情感依赖，以及对各种精神需求的顺从等。所有这些都与科学或学术生涯毫不相关，况且，“心灵”这个字眼就是对理性的亵渎，不适合触碰。
阿尼玛的“神秘性”在于对宗教的神秘暗示。这令我的患者十分困惑，因为他只知道宗教是一种信条，此外便一无所知。他也知道宗教可以用来取代某些尴尬的情感需求，可以通过去教堂来绕过这些麻烦。做梦者的焦虑清楚地反映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偏见。而另一方面，梦中的那个声音是非正统的，而且是惊人地违反常规：它对待宗教非常严肃，而且将它置于生命的顶点，一个包含了“两面”的生命，因此颠覆了他最珍爱的学术与理性观念。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令我的患者担心自己就要发疯了。那么，我需要说的是，我们——古往今来智识相当的人们——很容易同情他的困境。若要对“女人的形象”，即无意识，进行认真思考的话，对于已获启蒙的理性常识而言，将是何其沉重的打击啊！
直到我的这位患者已经在他的第一批梦中观察了差不多350多个梦的时候，我才开始对他进行治疗。随后，他那些令人苦恼的经历开始反扑，卷土重来。难怪他想从这样的冒险中逃跑！但是幸运的是，这个人是有宗教情怀的，也就是说，他会“认真考虑”自己的经历，并且具有充分的信念和信心，或是足够忠于自己的体验，使得他可以专注于此。他从神经症中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每当他试图背叛自己的经历，或者想否认那声音存在的时候，神经症状就会马上复发。他就是无法“熄灭那火焰”，最终不得不承认他的体验中具有不可理解的神圣特征。他不得不承认，那无法熄灭之火就是“圣火”。这便是他治疗中必不可少的条件。
或许有人认为这个案例纯属例外，因为相当完整的人生本身就并不多见。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人格都是不完整的，而且他们的人格中有太多的替代成分，从而失去了真实的人格。但如此一来，对我的患者而言，就是患上了神经症，而且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平常所说的“宗教”就是一个替代物，而且对人格的替代所达到的程度令人震惊，以至于我需要十分严肃地问自己：这种“宗教”（我宁愿称之为信条）究竟对人类社会有什么作用？替代物的一个明显目的是：通过选择一个适当的、被自成体系的教义和仪式粉饰过的象征，来取代一种直接的体验。天主教会以其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来维持这些象征，而新教“教会”（如果这个词还适用的话）则通过对信仰福音的坚持来维系。只要这两项原则还在发挥作用，就可以有效地防止人们产生直接的宗教体验。即使人们产生了直接的宗教体验，他们也会寻求教会的帮助，因为只有教会才知道这种体验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魔鬼，而自己对此是需要接受还是需要排斥。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已经遇见过很多曾经有过直接宗教体验的人，但他们既不情愿，也不能够屈从于神职机构的权威决定。我不得不与他们一起经历激烈冲突所导致的危机，一起经历疯狂所带来的恐慌，一起经历极度的困惑和绝望。这些状况既荒诞又恐怖，所以我充分意识到了宗教教义和仪式的无比重要性，至少可以用作保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如果患者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一定会坚持建议他去忏悔，接受圣餐，这样可以防止他产生直接的宗教体验，因为直接的宗教体验显然对这位患者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而对于新教徒的患者，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新教的教义和仪式已经被淡化，所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而且新教中没有忏悔，牧师都不喜欢讨论心理问题，更不幸的是，他们甚至对心理学都很无知。而天主教的“良心导师”往往具有更多的心理学技能和洞察力。此外，新教的牧师们在神学院里接受过科学训练，而科学的批判精神破坏了信仰的纯真；相反，在天主教牧师的培训中，那强大的历史传统却易于强化其制度的权威性。
当然，作为一名医生，我也会赞成一个所谓的“科学”教义，即坚信神经症的心理内容无非就是源自婴幼儿时期被压抑的性欲或权力意志。这种贬低心理内容的做法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不少病人，避免他们直接面对宗教体验的风险。但是我知道这种理论只是部分正确，它只说明了神经症心理的某些方面。而那些我自己都不能全信的东西，我是不会告诉我的病人们的。
那么人们可能会问我：“但是如果你让那虔诚的天主教徒去找牧师，去忏悔，不也是在告诉他一些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吗？”——这就是在假定我是一位新教徒。
为了回答这个批判性的问题，我必须首先说明的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从不宣扬自己的信仰；如果一旦被问及，我当然会坚持我的信念，但这些信念并不会超出我实际的知识范畴。我只相信我知道的东西，其他的都是假说，而假说之外的许多东西，我只能把它们归为未知事物了。它们现在并没有干扰我。但我确信的是，一旦我开始觉得我应该要知道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开始干扰我了。因此，如果某位患者深信他的神经症完全是由性欲引起的话，我不会干扰他的想法，因为我知道这种信念如果深植于心的话，是一种良好的保护机制，可以避免直接的宗教体验那可怕的模糊性所带来的冲击。只要这样的防御机制仍在起作用，我是不会把它拆掉的，因为我知道病人的思维如此局限拘囿，一定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一旦他的梦开始摧毁这保护性理论时，我就需要支持他那更为广泛全面的人格，如同我在前面描述过的那个梦的案例中所做的。以同样的方式，基于同样的道理，只要这想法对他有用，我也支持那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假设。不论是这两个案例中的哪一个，我都会加强防御手段来对抗重大风险，而不会去追问这种防御是否属于终极真理这样的学术性问题。因此，如果防御手段奏效，而且只要它还有效，我就会很高兴。
对于这位病人，还没等我触及他的病症，他那天主教的防御就早已解除了。如果我当时还建议他去忏悔或做类似事情的话，他一定会嘲笑我的，就像他嘲笑那个关于性欲的理论一样，两者对他都丝毫不起作用。但是我自始至终都在努力让他明白：我完全支持那个声音，我视之为他未来更博大的人格中的一部分，注定要把他从片面性中拯救出来。
对于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某种学术平庸而言，如果一个科学理论能够简化问题，就是一种非常好的防御手段，因为现代人对任何冠以“科学”之名的事物，都怀有巨大的信任。这样一张“科学”的标签能让你马上心平气和，几乎如同“罗马一开口，问题不再有”。我认为，任何科学理论，无论多么精妙，从心理真实性的角度而言，都比不上宗教教义有价值。原因很简单：理论必须是高度抽象而且完全符合理性的，而教义借助形象的比喻来表达包括非理性在内的整体意义。这就可以确保对诸如心理这种非理性事实进行更好的诠释。况且，教义一方面把它持续的存在和形式归功于所谓的“神启”，或是对“真知”的直接体验，如神人合一、十字架、处女诞子、无染受孕、三位一体等；另一方面归功于许多世纪以来，众多的伟人智者延续不断地穿越时间、跨越空间的合作。也许有人还不清楚，我为何将某些教义称为“直接体验”，教义本身不就是防止发生直接体验的吗？然而，我所提到的基督教意象（Christian images）并不单指基督教（尽管基督教对其教义的意义所进行的发展与强化是在其他宗教中都没有发生过的）。基督意象在异教信仰中也经常出现，此外，它们也会作为心理现象，以各种各样的变化方式自发地重复出现，就像在远古时代，它们起源于各种幻象、梦境或出神。这些观念从来都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是在人类学会有目的地使用心智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在人类学会制造思想之前，思想先行找上门来。“他并不思考——他只是感知到自己的心智在运作。”教义就像梦一样，反射出客观心理（即无意识）的自发性和自主性的活动。对无意识进行这样的表达，可以比任何科学理论更有效地防御进一步产生的直接体验。科学理论不得不摒弃体验中的感性价值观，而教义却在这方面独具优势，非常能打动人心。一个科学理论很快会被另一个取代，而教义却可以绵延无数代。受难的神人可能至少流传了5000年，而三位一体的观念则可能更为久远。
教义所表达的灵魂远比一个科学理论更为完整，因为后者所表达和说明的，仅是有意识的那部分心智而已。何况，一个理论除了用抽象的语言来解释现存事物之外，别无他用。相反，教义却擅长以悔悟、献身和赎罪的戏剧形式来逼真地表达无意识的过程。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令人们不免感到吃惊的是，新教的分裂竟然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自从新教成为勇于冒险的日耳曼部落的信条以来，他们的好奇心、占有欲和鲁莽这样独特的天性，使他们无法忍受教会的平静，至少无法长久地忍受。他们看上去像是尚未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来接受上帝的拯救，并臣服于那个矗立在雄伟教堂中的神。也许教会中的罗马式统治（Imperium Romanum）或罗马式和平（Pax Romana）太多了，至少相对于他们旺盛的精力而言正是如此，而这充沛的精力至今也没有被完全驯化。对于上帝，他们很可能需要一种更加原汁原味，没有那么多管控的体验，如同那些生性喜欢冒险、不安分的人一样，他们太年轻，还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保守或温顺。因此，他们或多或少地摒弃了教会在上帝与人之间的调解作用。拆除了这道防护墙之后，新教徒便失去了用以表达无意识要素的那些神圣意象，并且失去了人类自远古时代起就会使用的一种安全的手段，用来应对无意识那些无法预期的力量——宗教仪式。因此，大量的心理能量被释放出来，并立刻踏上了好奇心和占有欲这两条老路。如此一来，欧洲就孕育出了恶龙，吞噬了大半个地球。
从那时起，新教就成了教派分裂的温床，同时也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温床。迅猛发展的科技如同给人类的意识心智施加了一种魔咒，让它忘记了无意识是拥有许多无法预期的力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及战后精神痼疾的凸显，有助于唤起人们的反思，去怀疑白人的脑子是否正常。在大战爆发前的1914年，我们都十分确信，理性的方式可以改善整个世界。现在我们却看到令人惊讶的景象：国家接管了神权那古老的极权统治，随之而来的，却是不可避免地对自由观点进行压制。我们再次看到，人们互相残杀，仅仅为了支持那些幼稚的理论，美其名曰如何建立人间天堂。我们不难看出，以前那些来自下界的力量——权且不说来自地狱吧——或多或少被成功地锁在一座庞大的精神大厦中，还能发挥一些作用；而今，这些力量却正在创造或试图创造出一个毫无精神魅力的国家奴隶制度或国家监狱。如今，不少人都相信：单凭人类的理性，已经无法完成给火山扣上盖子这一艰巨的任务了。
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命运。我不会将此归咎于新教或文艺复兴。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即现代人，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其他人，都已经失去了自罗马时代以来教会所精心建立和加固的保护墙，而且现代人因此已经接近那既能毁灭世界，又能创造世界的熊熊烈火。人类的生活加快了速度和强度。我们的世界在不安和恐惧的惊涛骇浪中穿行。
新教主义始终既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又蕴含着巨大的机会。如果它作为一个教会继续分裂的话，必然会褫夺人类所有的精神防护，使人类不得不直接体验无意识中伺机而出的各种力量。看看所有发生在所谓文明世界中的那些不可思议的野蛮行径吧！它们完全由人类和他们的精神状况所造成。看看那些魔鬼般的毁坏冲动吧！它们就是由那些完全无害的绅士们，我们可以想到的那些通情达理、值得尊敬的公民们创造出来的。然而一旦整个事情搞砸了，无法形容的破坏力张开地狱之口，却似乎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尽管它完全是人为的。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盲目地相信自己只是一个十分低调谦逊、微不足道的有意识的自我，尽职工作，简单谋生罢了，那么就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理性地组织起来的、被我们称为国家的凝聚体，完全是由一股无形的力量所驱动的。这种力量没有人情味，令人害怕，无法监督。这股魍魉般的力量往往被解释为出于恐惧，认为邻国已被恶魔附体而带来的恐惧。既然没有人可以识别出自己是怎样被附体的，有多少是属于无意识的，人们就只能简单地将个人状况投射到邻居身上，开枪杀人、施放毒气便因此成了一种神圣的责任。最糟糕的是，他这样做居然还是对的。所有邻居，如同我们自己一样，陷入某些失控的、根本无法控制的恐惧之中。在精神病院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身陷恐惧的病人远比那些受到愤怒或仇恨驱动的病人更加危险。
新教徒被留下来独自面对上帝。对新教徒而言，没有忏悔、没有赦免、没有可能获得任何类似赎罪的天赐良机。他不得不独自消化自己的罪。而且，因为没有了适当的宗教仪式，他便已无从获知神意，对神的恩赐便也将信将疑了。因此，新教徒出现了一种对良心的过度警觉，即这种愧疚之心，如同久病不愈带来的所有不悦一样，让人长期不舒服。但也正出于这个原因，新教徒便有独特的机会，令其对原罪的感知可以达到天主教徒难以企及的程度。因为对天主教徒而言，忏悔和赦免触手可及，可以用来帮助他们消解过度的紧张和焦虑。然而，新教徒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紧张和焦虑，而这些情感会进而磨砺他的良心。良心，特别是愧疚的良心，如果用于高层次的自我批评，可以成为一种天赋，一种名副其实的恩典。而若将自我批评视为一种内省式的思辨活动，它便是我们试图了解自己心理状态时必不可少的。如果你做了一些令自己困惑不解的事，并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令我做出这样的行为”时，你需要愧疚心及辨析能力的刺激，来发现你真正的行为动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看清支配自己行为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愧疚心的刺激甚至可以激发你去发掘一些之前属于无意识的事情，这样一来，你就有能力跨越无意识的门槛，洞悉这些非人性的、让你沦为无意识的杀戮工具的力量。如果一名新教徒在完全失去教会之后得以幸存，而且仍然坚持做一名新教徒的话，也就是说，一个人毫无防范地面对上帝，不再需要防护墙或社团的保护的话，他就拥有了独特的灵性机会，来获得直接的宗教体验。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成功地将体验无意识的意义传达给了我的患者。我们并没有客观的标准来评价这样的体验，只能从对有此体会的人产生价值的角度来看待它。因此，你可能会留意到一个事实：某些显然没用的梦竟然对一个聪明人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如果你不接受他所说的，抑或你不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你就不应该对他的情况进行判断。宗教的精灵是风，它任意地吹着。因为心理与其表征不可区分，并没有一个可以进行判断的阿基米德支点。心灵是心理学的客体，而且，要命的是，它还是心理学的主体。这是不可摆脱的事实。
在缺少经验的人看来，我挑出来举例说明“直接体验”的几个梦，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它们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梦，而只是对个人体验的一些适度的见证而已。如果我可以按照它们发生的顺序来呈现这些梦，将整个过程中出现的那些丰富的象征性素材都呈现出来的话，它们会勾勒出一个更为清晰的人物形象。但是即使整个系列中所有梦境的总和，也无法与传统宗教中任何一个部分的优美和表现力相媲美。每一种教义都是历经了千百年的时间、汇集了千百家智慧的结晶与硕果，将个人体验中所有的偶然性、缺陷和瑕疵都净化掉了。尽管如此，个人体验本身的不足以说明它就是直接的人生，就是今日新鲜喷涌的热血。对于追求真理的人而言，它远比最完美的传统更加令人信服。直接的人生始终是个体性的，因为生活就是由个人承载的，而且任何源自个人的东西都是独特的，因此也是短暂的、不完美的，特别是诸如梦这一类自发的心理产物。尽管许多人都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不同的人不会做相同的梦；正如没有人具有绝对的独特性，无法完完全全与众不同一样，也不会有性质完全不同的个人产物。即使梦如同不同民族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一样，是各种素材高度中和的产物，但是某些梦的母题却总是以几近相同的形式反复出现。我把这些母题称为“原型”（archetypes），用来指全体人类在不同神话中，在个体的无意识所促发的心理产物中那些共同的构成要素，那些具有集体性（collective nature）的形式或意象。我们假定这些属于原型的母题可能源自人类思维中的共同模式，而这些模式不仅通过人类的传统和迁徙，也通过遗传的方式，代代相传。后一种假说不可或缺，因为即使在人类根本不可能直接沿袭传统的情况下，十分复杂的原型意象也可以被自发地重现。
这一关于前意识（preconscious）原始观念的理论绝对不是我自己的发明，“原型”这个词的词源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个词出自人类纪元最初的几个世纪。我们发现，这一理论与心理学相关的内容出现在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的著作中，后又出现在尼采的著作中。法国文学家休伯特（Hubert）、莫斯（Mauss）和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都提到过类似的想法。我只是通过着手研究某些细节，为这个曾被称为“原始观念”“范畴”“良知属性”“集体表征”等的理论，提供了经验基础而已。
在上面讨论过的第二个梦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我从未思考过的原型。那就是燃烧的蜡烛排列成四个金字塔形尖顶的奇特造型。这种安排将数字四放在人们原本应该看到圣像的圣坛或帷帐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那个大堂被称为“聚会屋”，我们便可以假设：只要在祭拜场所出现宗教意象或象征，数字四这一特征就会表现出来。四列十全——借用毕达哥拉斯的术语——确实指的是一种“内心的聚会”，正如我们患者的梦中所示。该象征也出现在其他梦里，通常表现为一个分成四份的圆圈或包含四个部分的圆。在同一系列的其他梦中，它还曾表现为一个未被分开的圆、一朵花、一个方形场地或房间、一个四角形、一个圆球、一个钟表、一个有中央喷泉的对称花园、四人同舟、在飞机里或桌子旁、一桌四把椅子、四种颜色、一个有八条轮辐的车轮、一个有八束光芒的星星或太阳、一顶分成八瓣的圆帽、一只四眼熊、一间正方形的牢房、四季、一只盛放了四种坚果的碗、一个表盘分为4×8=32个等份的世界钟，等等。
这些四位一体的符号在这一系列400多个梦中出现了不下71次。从这一点来看，我说的这个情况就并非例外了。我曾经观察过许多出现了数字四的案例，而且总是可以找到该数字的无意识根源，即做梦者最初在梦中梦到数字四时，并不知道它的意义，也从未听说过数字四的任何重要象征意义。如果是数字三的话，情况自然就不一样了，因为无人不知三位一体所代表的象征性数字。但是对我们而言，特别是对于一位现代科学家而言，数字四并没有比其他数字体现出更多的意义。数字象征主义及其漫长的历史根本不在我们这位做梦者的学识兴趣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的梦反复强调数字四的重要性，我们便完全有理由称这一现象源自无意识。在第二个梦中，四位一体的神圣性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它所指的意义即为我们所说的“神圣”。既然做梦者无法将这一特征追溯到任何意识性的根源，我便运用一种比较的方法来阐明这一象征的意义。我在这里当然不可能完整叙述整个过程，所以我会要求自己只谈最明显的线索。
许多无意识的内容似乎都是以前的心理状态余留下来的，因此我们只需要回溯几百年，就可以找到与我们的梦类似的意识水平。在我们这个案例中，我们只需追溯不到300年的时间，就可以回到那些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身边，知道他们曾经多么严肃地讨论圆形变为方形之谜。这一玄奥的问题本身就是对更为古老、完全无意识的事物的心理投射。但是当时的科学家们知道，圆形代表着神：“上帝是智慧的化身，他的中心无处不在，而他的圆周却无边无垠。”一位哲学家引用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话时，曾这样说。一个像爱默生（Emerson）一样生性内向、喜欢反省的人是不可能不触及同样的想法的，也会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圆形的意象——自从赫耳墨斯哲学的主要权威著作、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aeus）问世以来，圆形就被认为是最完美的图形，被赋予最完美的物质，如黄金、世界之魂或自然之魂、被创造出的首缕光芒。而且，由于宏观宇宙，即大千世界，是由造物主“用圆形和球形”建造出来的，即使是整个世界中最小的组成部分——圆点也拥有这一完美的特性。正如那位哲人所说：“在所有的形体中，最简单、最完美的便是球体，它栖息在圆点之中。”这一静止隐匿在物质中的神性意象，便是炼金术士们所谓的原始混沌（original chaos），或天堂之域、海中的圆形鱼、蛋，或简单称为“圆形物”（rotundum）。此圆形物拥有开启混元之门的神秘钥匙。正如《蒂迈欧篇》中提到的，只有造物主这一完美的存在，才能化解四列十全，化解四个要素的合围。自13世纪以来的一部伟大的权威著作《图尔巴哲学论坛》（Turba Philosophorum），又称《哲学家合集》，曾经写道：那个圆形物可以将铜一解为四。因此那极为抢手的哲学之金（aurum philosophorum）便是圆形的。如何获得这一处于休眠之中的造物主的神性呢？人们对此意见不一。有人希望把他放入一种含有特定浓度或某些成分的主要物质中；有人则试图用一种叫作coniunctio的合成术来制造圆形物质。《玫瑰园哲学论坛》中一位佚名作者写道：“将男人和女人围成一个圆圈，从中抽取一个四角形，再抽取一个三角形。再做成一个圆圈，你就可以得到点金石了。”
这神奇的石头被视为象征着雌雄同体的完美生命存在方式，与恩培多克勒哲学中的σφα?ρο?，与?υδαιμον?στατο?θε??，以及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