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 ，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12月3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诞辰145周年纪念日。1927年6月2日，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先生抱石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除留下一封简单的遗书之外，关于王国维的离世便再无其他佐证。而遗书前十六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似乎交代了自杀的原因。在周宁所著的《人间草木》中，作者梳理了王国维生前的重要经历，试图解释藏在这十六个字背后，王国维更为复杂的“自沉之故”。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
作 者：周 宁 节选自周宁的《人间草木》（商务印书馆，2009年），转自凤凰网文化微信公众号 标题为编者所拟。
01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1927年6月2日上午，还有两天就是那年的端午节。颐和园的园丁听到几丈外一声水响，刚才还在鱼藻轩独自抽烟的老者，转眼间跳入湖中。园丁急忙赶来将人救起，仅几分钟，竟去了一条命。湖水很浅，王国维被水下的淤泥堵塞了口鼻，瞬间窒息身亡。
死亡是如此容易。车夫还在颐和园门口等他出来，家人还在家中等他回去，可他作为陌生人，已经全无知觉地匍匐在昆明湖边，口鼻塞满淤泥，身下是一片水迹，世界寂静悠远，没有任何声息。检验官在他衣袋里发现一份简单的遗书，开头16个字似乎说明死因：“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仅此而已。
▲ 王国维及其遗书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前后九年一头一尾，北京城里有两个著名人物自杀。梁济死得很沉重，反复说明的死因，却没有人敢相信；王国维死得很轻松，不屑说明的死因，却没有人敢怀疑。
1925年，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接受了清华学校的礼聘，此时，他名义上仍是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伴逊位天子读古书，鉴定宫中文物。可冯玉祥逼宫之后，溥仪已去了天津。“流亡”的那天，王国维随驾出宫，“未敢稍离左右”。仁义深厚，也到此为止。因为王国维并未随溥仪去天津，而是去了清华研究院。
离此人海，躲入书斋，天荒地老处与二三素心人商量学术，原本是闲适从容的。清华研究院待遇优渥，每月400大洋。在哈园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加上兼职收入最多也不过200元。奉旨进京，入值南书房，表面上风光，加五品衔，食五品俸，“著紫禁城骑马”，实际上却领不到俸禄，不得不举债度日。那年四月，王国维全家迁入清华园，一直到九月底，研究院才开学。王国维教授经学、小学、上古史，每周三个课时，其余时间潜心于自己的研究，日子平静而悠长。
每天早晨起来，太太帮他梳理发辫，这是一天开始的沉静庄重的仪式。有一次太太劝他剪去发辫，他竟表现出少有的恼怒。那条纤细的发辫，是他身份、情感、理想的象征。王先生故去之后，学生们回忆当年课上，印象最深的细节是他每转过身去，垂在脑后细长的发辫在眼前轻轻扫过，与黑板上的殷墟文字一样，给人一种悠远的、梦幻般的感觉。
王国维自矢清室遗民，留着发辫，倒不是表现明确的政治忠诚，而是情感依托，是对这个世界绝望并与之对抗的象征。外在现实越是坎坷蔽塞，内心就越要广阔悠古。脑后那条辫子，不过是心灵的天线，借此可以让个人局促的生存境界伸展开去，触到三千年伦常，九万里神州。
▲ 王国维
王国维后期学问在上古殷墟甲骨文字，在塞外敦煌西域简牍，寄托不在时间上久远，就在空间上遥远。在一个没有头脑的世界里，王国维是那种稀有的生活在头脑中的人。他在现实世界里笨拙不安，只有进入头脑中的世界，才自由舒展。
对于真正的学者，学术就是生活，而在学术中生活，最安闲也最清雅。一日学生来访，在院门口看到先生“著淡色蓝衣，腰加束带，徘徊闲眺……”。王先生学问精深博大，为人温和肃穆，平日动静，气象从容淡定。清华园一年多，是王国维平生最从容的时候。纯粹学者的日常生活，除了从事研究、上课之外，在办公室或家中接待来访的学生，还有远道而来的友人，一年后陈寅恪搬来清华园做邻居，王国维有时去他那里坐坐，隔一段时间总要进一次城，逛逛琉璃厂，淘古玩、访旧书。还有一次，研究院组织郊游，王先生竟带妻小与同事一道，骑驴游西山，这在他刻板的家庭生活，几乎绝无仅有。
然而，这一切都是短暂脆弱的，几乎让人来不及品味，更难以重复。人像孤立在梦境边缘的鸟，若有所思，片刻之后便惊飞了，划破凝固的空气，又以某种残酷而又优美的曲线俯冲而下，谁能注意到那转瞬之间发生的灾难呢？1926年中秋刚过，长子潜明在上海病逝，王国维痛惜万分，短暂的好时光从此结束了。古人说人生三大不幸，少年得志、中年丧偶、老年丧子，王国维至少有其二。20年前莫氏夫人逝世，王国维悲痛难解，写下许多悼亡诗，如今老年丧子，更是悲痛欲绝。一切远未结束，半年之间，祸不单行。王国维准备“哀死宁生”，却与多年至交、亲家罗振玉失和，最终导致绝交。生命不仅是痛苦，还让人受尽屈辱。
王国维在岁末的沉郁哀痛中度过50寿辰（12月3日），阴郁的1927年新年在北伐战争的鼓角声中到来，哀痛中又加上了恐怖。北伐军攻陷北京，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们这些前清遗老，恐怕性命难保。痛苦、屈辱，再加上越来越迫近的恐惧。
陈寅恪来访，与王国维谈起“中国人之残酷”：一周之内，军阀张作霖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钊（1927年4月6日），革命党处决了湖南大儒叶德辉（1927年4月11日）。都是不祥的预兆，连梁启超这样的新派人物，也准备再次流亡日本。王国维绝望了。生的恐惧大于死的恐惧，这时候，选择死比选择生更容易。
▲ 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
世界残暴疯狂，已经难以理喻。梁启超邀请王国维同去日本避难，王国维拒绝。18年前曾与罗振玉一家流寓东瀛，他不想重复那种生活；陈寅恪劝他到城里躲躲，他的回答简单到“我不能走”；学生邀请他去山西避乱，他问：“没有书，怎么办？”王国维谢绝了所有的好意，不是因为他不能走，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走。此时，他感到恐惧与厌倦的，不是北京这一个地方，而是整个现世。这个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好，还需要走吗？走去哪里？
王国维生活在自己头脑中的世界。面对这个本质上没有头脑的世界，他头脑中的世界也最后崩溃了。1927年6月1日晚，学生告别。夜突然变得沉静，他似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忧愤与恐慌。对于脆弱的人，死亡是最强大的；人们可以侵害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威胁到死亡。黄昏烧尽，最后一夜，王国维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他写完遗书，便入睡了。
尘世的最后一夜在平静中睡过，早晨起来，一如既往。他坐到那里，由太太梳理发辫，似乎也没有想过，这是在为另一个世界束装。八点钟到研究院，商量下学期招生的事，然后便雇车去了颐和园。疯狂的世界里，死比生容易。师友门生家人，没有人在他身上看出任何异常。人生原本这样，每一天都可以生，每一天都可以死。王国维甚至不屑向这个世界说明死亡的原因或道理，因为纯粹的个人之死，与他人、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死亡的意义就是沉默，甚至那16个字，都显得多余。
最后的阳光下，王国维抽了一支烟，呼吸之间，烟火明灭，像他那脆弱敏感的生命。万古恒常，短暂的一生不过像是这支纸烟。6月2日上午11点前后，颐和园的园丁最后看到的王国维，他在沉思什么？
随即便是一声水响，在宁静安详中，永远消失。只有彻底绝望而彻底超脱的人，才能将死亡处理得这样寻常。
▲颐和园
02
一介书生的政治人生王国维投湖那天是阴历五月初三，两天后就是那年的端午节。王国维之死，让人联想到屈原，轻生死者重道义，这是中国的传统。王国维并未表白自己的死与这位文化先贤有什么因缘，后人也只在一般意义上将王国维“沉渊”追溯到屈原的精神传统：“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于是“不毕辞而赴渊”。
如果王国维之死若真与所谓屈原之死有某种关联或承继，那么，这个关联点或承继点，一定隐蔽在王国维精神深处，绝不会那么明显简单。
三十岁前后，王国维经历了人生的双重转型：一是学术上的，从西学转入国学；二是生活上，从独学转入用世。这种转型才刚刚开始，写作《屈子文学之精神》的王国维，此时虽然还看不清最后的结局，但朦胧中或许已意识到某种奇异的“宿命”，隐约暗示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
王国维说屈原兼具“北方人之情感”与“南方人之想象”，是“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屈子一方面洁身自好，有所不为，这是南人的超脱；另一方面又辗转激愤，为所不能为，这是北人的执著。集南人北人品性于一身，无法既超脱又执著，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
▲《屈子行吟图》
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而立之年的王国维，还意识不到屈子之精神导致屈子之自杀的“势必”关系，似乎也无意深究。死亡是“知天命”的话题。
而立之年，王国维开始了“南人作北人之旅”，只是对旅行的悲剧结局，尚不知了。王国维从来就不是用世之人，其父王乃誉早看明白这一点，说他“名为高，实则懒；名为有学，不苟且，实则无作为耳。”王国维科场不顺，似乎无心于此道。留学日本半年而归，除了不喜欢数理之学、身体不适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愿意卷入留日学生的反清活动。王国维一生逃避政治，却又总是不自觉地陷入政治泥潭之中，纠缠不清。
经罗振玉介绍荣庆荐举，王国维算是入了宫，其实也至多是个图书管理员，而也就因为这四年的“学部总务司行走”，清室覆亡，王国维却入了遗老行列。先是准备随罗振玉“效死”，然后又随罗振玉东渡。四年后从日本回来，王国维在上海哈园，虽有屈辱，但总算凭自己的学问谋生。不料罗振玉又帮他谋得个“南书房行走”，再次入宫。这次就越发纠缠不清了。
▲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
王国维既无明确的政治理想，更无自如的政治能力，无辜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一种政治败局中，让人感觉惋惜，更有荒诞感。王国维生平得罗振玉提携，感恩常使他“失去自我”；尴尬的政治人生，多与罗振玉的“挟持”有关。冯玉祥逼宫，废帝避难天津，王国维产生了莫名的“道义感”，竟与罗振玉等遗老相约投神武门御河，后来被家人看住了，没能成就“君辱臣死”的大节，却入了遗老行列。他想象自己是个有操守、念旧情的人，君辱臣死，从此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噩梦。
其实，王国维本来就没有什么政治主张或政治热情。两年前得逊帝谕旨“著在南书房行走”，既无热情，又无抱负。若不是罗振玉三番五次致书催促，王国维还迟迟不肯北上；若不是考虑到入宫既得典籍文物之便可从事学术，又有丰厚俸禄可养家糊口，王国维也未必真愿意侍奉天子左右。当然，王国维即使不愿意，也未必能够拒绝。这在王国维，徒有旧式书生忧君忧民情怀，根本就不可能拒绝那文化遗传的忠诚。所以，入宫觐见的王国维，一面懵懵懂懂，一面感激涕零，有道德情怀，无政治意识。
命运的悲剧在时间中一点一点地展开。只有道德理念、没有政治常识的人进入政治领域，不仅对政治是危险的，对个人更加危险。入宫最初那段日子，王国维还有些兴奋，但大多是因入宫之便，有学术上的新发现。比如说，他写信告诉朋友，见到洛阳新出土的魏石经，是“近来一最快意事”。但日子长了，宫中政治恶浊很快吞噬了他可怜的快感。起初厌倦，终于绝望，溥仪出走天津，王国维并未随行，多少算是解脱，但也并不轻松。受清华研究院之请，决计远离这一“恶浊界”，“闭门授徒”图得个人清净。王国维并非真的找到出路或退路，而是从心底里感到走投无路。
王国维智力上强大，意志上软弱。儒者人生，总要执著于理想，不肯苟合于社会，这一点不管“南人”还是“北人”，都一样；而执著于理想力求改作与创造，又必为“当日社会之所不许”，如此之下，如何是好？王国维性格上既无南人之轻灵，又无北人之坚毅，超脱不上，执著不下，生逢千年文化传统败落破灭的末代，如此个人一己，又怎能有所担当？王国维当年看出屈子文学精神的内在分裂，却看不出这种分裂必然导致一种文化以及一种“文化所化之人”精神分裂的悲剧结局。
陈寅恪曾试图从文化意义上说明王国维“所以死之故”：“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但问题是，如果只有自杀才能“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人生与世界吗？
▲ 《国学研究院》，油画，作者陈丹青。图中人物左起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王国维自沉之故，在个人人格的分裂，也在塑造这种人格的文化传统的断裂。在王国维身上，有屈子文学精神的宿命，也有孔子文化精神的宿命。屈原与孔子，都生在一个败落的时代，都代表一种理想化的道德立场，都以“生死抗争”的方式试图匡扶政治拯救世道，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屈子沉渊，孔子哀叹“孰为来哉……吾道穷矣”。说到头来，王国维不过是一介书生，书生本性注定的政治人生，一定是失败而痛苦的。
03
“审美意义上的自杀”王国维的死是完全的被动之死，死亡是一种逃避。有人在王国维之死中看到自由，死亡之后，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再奴役他再侮辱他；有人在王国维的自杀中看到奴役，以消灭生命的办法维护生命的尊严，本身是不负责任的。
苏格拉底临终时说：“此刻，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处更好，只有神知道。”哲学家的态度似乎较为开明，柏拉图认为不可责备那些因命运坎坷、受尽屈辱艰辛而自杀的人。休谟也是有条件地为自杀辩护，人有权处置自己的生命。但是，在尊重人、人性、自由精神的启蒙哲学中，自杀是一种软弱的犯罪。康德将伦理学的基础建立在自由前提上，明确谴责自杀轻蔑存于人性中的人道。
在尊重人、人性、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前提下，理性的确很难为自杀辩护。自杀可以以情感感动人心，却不能以道理说服人脑。一个民族精神强大，不在心，而在脑。终日靠感动过日子的民族，心智上不成熟、意志上不坚定。
王国维在一个失败的时代死去，在无聊的时代又被记起。浅薄短暂的感动之后，人们沉不下心去深入思考他们实验过的生死的意义。
▲ 王国维纪念碑
当年梁启超反对“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王国维之死，“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可是，所谓中国古代道德的意义是什么？人生于危乱，忧民忧君，又无能为力，“与其苟活，不如殉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气节是有了，但真可以“以死救末俗”吗？人，只有人的道德，没有非人的道德；只有活的道德，没有死的道德。
自杀对个体生命是不负责任的，对社会道德与政治生活，未必也真负责任。真诚纯正的君子们都殉了死节，最终的结局只是“地下太平”了，天下危乱依旧。这个世界会好吗？
王国维的自杀，其意义可能是审美的，但未必是道德的，绝对不是政治的。人可能为死亡之美所感动，但未必能从中获得道德的振奋；即使能感到短暂的道德振奋，也未必能作用于政治实践，进而改造社会创造历史。
自杀对个人与社会，既无自由的基础，又逃避了义务和职责；即使具有抗争的意义，也是以奴隶的方式完成的。这个世界可能堕落、残暴、疯狂、危险，但这是唯一属于人的世界，你无从选择也不可逃避，这是人必须承担起的责任。霍尔巴赫说过，人最珍贵的就是人。人的道德首先是执守生命，不抱任何幻想地努力，不做任何妥协地抗争。每一个人，乃至所有的人，都应该具有生存的信念与勇气，在内心深处，保守一种“静谧的激情”：一方面深刻地意识到苦难，另一方面勇敢地面向阳光。这样，人才能实现人的尊严与高贵，从苦难中拯救生命的意义。
《人间词话》是百年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美学经典。王国维以简隽明晰、深入浅出的条分缕析，讲透中国古典美学精髓。他用中国古代学者传统读书笔记的形式，梳理出中国从唐末五代以来，渐渐兴盛的词这一文体的美学。在词的写作方面，他推崇“简”与“真”；在词的品鉴方面，他首次提出“境界说”。这两点就是他的美学核心思想。他自然流露的心头之言，断章零语，却字字珠玑，对后世的启迪如雨润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