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原则范文10篇

时间：2023-08-15

　　正义原则范文篇1

　　关键词：自然法自然正义英美法

　　1自然法概述

　　1.1自然法与正义

　　在这里，我基本上是将正义与公平在同一层面上使用了。自然法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应当是首先必须解决的。一般说来，自然法理论是从用来区分合乎自然的人类的行为，所谓“自然”（Nature），可从“人性”（Natureofman）、“社会性质”（NatureofSociety）甚至是事物本质（NatureofThings）而演泽出人类行为完善无缺的规范。H.Kelsen认为自然自然法论者所主张的“自然”因时代与地域的差异而有不同。有时是指神，有时则指人性、历史、社会的法则，且都主张绝对的价值或正义存在于自然之中。

　　自然法思想渊源久远，自希腊哲学，经罗马时代、中世纪、宗教革命，而至近世，每一时代的自然法论者均有其独到见解。归纳其共同点，可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所适用的行为规则，并不限于国家或政府制定的法律。在国家所制定的行为规则以外，存在有更普遍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与空间及不同社会之中。这种人类行为规范并非由任何人所创设，而是根据理性人的基本需要而存在，故可被人的理性认识。[②]这是一切个别行为规则之源泉；并构成批判一切人为规则内容的善恶与公平的准则。换言之，自然法学者均承认有一种较高或理想之“法”存在，并认为它是“实证法”（也可称为“制定法”）的终极目标，且承认其绝对价值而追求绝对的正义。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勃兴，经验科学取代了理性运用，自然法思想因而趋于没落，由法实证主义取而代之。然而，法实证主义的观点却狭窄而偏激，导致法律最终成为统治者的意志表现，使元首的意志成了法律与正义的根据，导致武断与罪恶的法律产生。至“二战”后，自然法思想卷土重来，自然法由追求绝对正义转而寻求可适用于当前环境的理想标准，这种标准成为制定法的指导原则，甚至成为批判制定法的依据。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人们习惯于将正义区分为“平均主义”与“分配正义”。前者支配私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契约当事人间的自然正义原则，后者被理解为全体（国家、集体）对个人尤其是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原则。即平均正义要求在对等的两人间寻求双方共同适用的均衡点，分配正义则重在众人财富或利益之分配。Cicero所称的“使各得其所”，目的是使所有人得到公平的待遇，即对于相同事物享受同等对待，不同事物为不同对待。而ThomasAquinas则在亚里士多德的两种正义之外，再加上共同的“善的正义”，赋予正义追求善（Good）的功能。至JohnRawls以理性人为基础，从社会契约的观点批判功利主义，认为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正是原初契约的目标，他提出了“正义即是公平”（JusticeasFairness）的概念。其内容包括：平等的基本自由权、自然事物的调整、机会平等、程序正义、产生自己与他人，良心自由、忠诚履约等[③].JohnRawls强调“正义即公平”，坚信正义首先就是公民享有自由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而公正和连续性为正义的起码要求，也即形式正义（FormalJustice）；而实质正义似应包括：分配上之差异补偿、利益公平开放给所有社会成员，每个社会成员均可凭自己之能力及努力发展潜能、追求成就，形成社会阶层重新分配的效果、新生人性尊严或人道精神[④].只有正义才是人类共通的善的秩序，在具体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之具体现实化，而在社会进化中不断演进。正义以平等为其核心，就其排除任意性而言应比单纯之平等更重要，应包括合理性、客观性、一致性、公平性、平等性与中立性等相关概念。

　　1.2正义与法的关系

　　在自然法概念下，正义为法的指导原则。其与法的关系依日本学者井上达夫的观点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要求法律本身的正确适用。正义是法律内在的要求，若有欠缺则属恶法。任何法律以其存在为限，以所赋予它一般准则之公平适用为正义价值成立之意义。第二、任何法秩序均标榜正义之具体表现。法律本身不正，即无强制人民遵守的效力。可以说事实之陈述须符合“真理要求”（Wahrheitsanspruch），同样地法律须符合“政府要求”（Gerechtigkeitsanspruch）。第三、法律须符合正义要求。自由、平等及公共福利等，对现在法秩序的批判根据已有的种种价值与目的，故法律须追求自由、平等及公共福利，才符合正义的要求。[⑤]

　　1.3自然法下的自然正义

　　自然正义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分类。他认为自然正义是从人类固有的自然本性发展而来的，要求人类追求善，并成立各种社会制度，以实现社会福利。自然正义于人性未变时对人类普遍起支配作用，而在具体社会生活条件下，将衍生出适合该社会的共有的“善”，自然正义之具体要求，可因时因地而变化，惟自然正义本身有普遍的支配力，而其支配作用可产生具体内容。自然正义不论何时何地均具有支配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

　　在立法方面，自然正义是指导原则和依据。在司法方面，在追求法律安定性与妥当性上有相同的功能。自然正义对下列事项均可以发生作用：第一、法官造法（JudicialLawMaking）。从权力分立观点，司法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在创制法令，仅在阐时事物的真正内涵，在发生疑义时给予权威性解释。这种见解与英国习惯法的传统相符。然而在事实上，“习惯法的大部分为法官于社会所流行的情绪与民众所接受的习俗，或惯例中发展出来”[⑥].第二、解释法律。解释之目的在于探索或阐释法律宗旨，而法律最终目的则在于规范社会生活。然而规范本身并非终局目的，执行法律规范常在于追求某些基本价值，而追求正义的实现。第三、形成法理。法理有补充法律解释的功能，也有监督法律或习惯妥当性的作用。而法学理论的基本功能既在补充法律及习惯之下，使执法者自立于立法者的地位，寻求该案件应适用的法则，以实现公平与正义，调和社会生活各种对立的利益，法理应是指自法律精神演绎出的一般法理原则，与条理、自然法、法律通常之原理并无不同。然而，实定法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以求符合正义理论。所以，自然正义实为法律的基本精神，而为法官造法提供制度上的保护，避免了多数人利用民主原则所发生的政治专断。

　　综上所述，自然法始于希腊哲学，以理性主义为出发点。自然正义则是批判是否合乎公平正义的依据。自然法相信绝对价值的存在，追求普遍妥当的法律原则或正义标准。[⑦]故自然法已成为“实定法”之指导原则、批判标准与衡量内在正义之准则，是在法律秩序的合理性与公正性两方面所需要的最低条件，并成为检证“实定法”本身妥当性的基础。当实定法欠缺或不明时，必须以自然正义为法官造法，法规解释及补充漏洞的法理准则。当实定法抵触自然正义时，如果任意宣告实定法的无效，则与法的安定性抵触自然正义时，如果任意宣告实定法的无效，则与法的安定性不符合。此时可参照考赖特布鲁（GustavRadbruch）的见解——原则上法的安定性优于自然正义；若违反自然正义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时，则应认为实定法无效。至于要到何种程度时，则应认为实定法无效。至于要到何种程度始为无法忍受？一般认为侵害人民基本权，违反平等原则、比例原则、或其他宪法之精神时，即应认为无法忍受，以自然正义原则为优先。

　　2行政法上的自然正义原则

　　2.1概说

　　自然正义原为英国法之支配（RuleofLaw）（或译为法治）的核心概念，是英国法官据以控制公行为（PublicBehavior）及行政行为（DaministrativeAction）之方法。这一概念植根于英国普通法，是由大宪章（TheGreatCharter：MagnaCharta）所衍生的基本原则[⑧].自然正义原则为英国法院用于监督行政措施与决策及外国裁判与习惯的承认。内容包括：（1）习惯的合理标准为“是否公正、适当及合理的、诚实的、正常的人会采纳他”，或者更直接与自然法相联系，“是否与是非的基本原则相调和”。（2）用禁止命令或移送命令控制行政机关违反自然正义的行政行为或准司法决定。（3）在国际私法领域引用外国法或承认外国交易时，如违反自然正义原则（如公平审判、人身自由、行动自由等）将不被执行。

　　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特征表现在：任何意见均可公开表达，并公正地被听取。在Byenev.KinematographRentersSociety案中，Harman法官认为，（1）控诉人了解控诉的本质；（2）给予了陈述的机会；（3）法院诚实地作为，符合自然正义原则[⑨].关于自然正义原则与法律之关系，法院认为议会创制法律是为了使行政权依一定的公正程序原则来行为，因此认定制定中已经隐含了自然正义因素。法院在解释及适用法律之时，也必须适用明示性的制定法程序，分别适用普通法与制定法，并以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解释法律和补法律漏洞的指导原则。

　　2.2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

　　学者们都认为英国的自然正义相当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包括“不得就自己的事件为自己的事件为裁判原则”（偏见排除原则），与“必须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听证原则）等两个普通法上原则。二者原本仅适用于司法判决，适用范围极为狭小。然而到了20世纪初，逐渐发展成为一般法院监督行政权超越法理的重要原则，并以其作为拘束具有司法性或准司法性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这对于体现行政程序的正义非常重要。而英国的衡平法（Equity）本质上仍源于自然主义。从16世纪开始就将其称为“衡平与良心的规则”，依自然正义、衡平观念及良心的命令，适合于每个具体个案进行裁量时形成判决。

　　2.2.1内容

　　自然正义的第一个原则为排除偏见原则，当对法院审判公正性有怀疑时，法官就不得作出任何有效的判决。这一原则对行政法院或行政许可机关这类行政组织有拘束力。或不具资格者参与了决定则该决定无效。对此原则有两个固定的限制：第一、若法官因偏见而回避，但当事人的者不能从事法律性的行为时除外。第二、行政机会首长从公益立场支持某项政策时，不得以行政首长有偏见起诉。此在美国称为“制度性决定”（theinstitutionaldecision）。自然正义的第二个原则为双方听证原则（也可直接称为听证原则），乃要求公正听取双方意见的权利。[⑩]在这个意见上，其与美国“正当程序”条款完全相同。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规定为宪法基本权利。正当程序的文字意义为公平程序，保证国家给予个人基本的公平待遇。如没有听证（没有给予辩护机会），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听证原适用于司法程序中，后用于立法程序中。行政机关行使的权力也具有强制性，如行政立法与行政司法，所以，当行政行关行使职权而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权利时，即应进行听证。

　　简单说来，英国自然正义原则适用于作出不利益处分时，保障适当的告知与听证程序。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正义原则为普通法上的原则。在法律授予行政机关作出不利益处分的权限时，即使法律就有关正当程序没有规定，法院仍可以权限滥用之类型——逾越权限之法理而判决无效。

　　2.2.2自然正义原则在行政法相关案例中的运用

　　自然正义原则在具体案例中的运用，英国表现得比较多。如RidgeV.Baldwin（1996.A.C.40）一案，表现在公务员的免职处分方面。具体案件是：1957年10月Baldwin市警察署长Bridge，因涉嫌受贿被捕并受免职处分，其后以证据不充分被判决无罪。Ridge以该处分欠缺事前告知程序和听证程序而请求废除该处分。第三审以上诉人的免职处分完全欠缺告知程序和听证程序，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而认为前述处分行为无效。以前的法院都未曾就公务员免职程序是否适用自然正义原则表示意见，该判决以该主管行政机关之行为具有准司法性，而适用自然正义原则。[11]

　　在UniversityofCeylonv.Fernando（1990LAII.E.R.631）一案中，关于大学生的惩戒处分问题。若对重要证人没有给予反对询问的机会时，是否违反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认为已经违反了自然正义原则，但本案实际情况是并未完全剥夺其反对询问的机会，所以，法院最后以本案原告未申请反对询问而判决原告败诉。[12]

　　关于行政程序是否适用自然正义原则，在Erringtomv.MinisterofHealth（1935IK.b.249）一案中，由于贫民区（slum）清除处分案的主管承认迟误有关事项之公告且异议人未出席公听会，而复审采用了未经听证程序的新证据，因此该处分有程序上的瑕疵，该处分案因此被认为违法，法院明确适用自然正义原则判决行政程序违法。[13]故在行政程序方面，英国以自然正义原则保障听证权利，并排除偏见介入。并且依照越权原则（ultravires）的法理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而行政机关的行为属准司法性质者可适用自然正义原则。即法院对受到行政机关直接侵害的权利或利益，适用自然正义原则规范行政机关公权的行使，故认为自然正义原则在此难以适用。因此，英国法似偏向于程序法则的公平，而忽略了实体问题。然而判例法的发展，逐步建立了合理的法则及自然正义原则，提供法院验证不法程序或欠缺实体妥当性的标准，使自然正义原则更趋于成熟。

　　总之，英国是议会政治发源国，一直以“议会至上”为原则，认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归属国会，法院对立法行为的审查较为消极。拒绝承认国会有权违背自然正义原则，仅要求依自然正义来解释国会立法。反之，英国法院在行政行为的审查方面则扮演较积极的角色。对于行政行为之违反自然正义原则，视为违反议会所定正当程序或属权限滥用，依越权法理则认为该行为为无效。此外，违反自然正义原则的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强制命令、宣未性裁判、中止命令等方式请求救济。能以自然正义原则审查行政行为的包括准司法行为、行政听证程序、公务员免职处分、对学生之惩戒处分、行政计划程序等。其行政决定前后的各种程序，都必须排除偏见并听取双方当事人之意见，以符合公开、公正、公平之要求。综上所述，英国根据具体个案，在行政法中山下而上建立了自然正义原则，落实法的支配（即法治）。

　　2.3自然正义与正当程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规范以普通法为主，盛行司法造法（即法官造法），法律常处于变动不定的状态。因此，自然法的概念在普通法中发挥了很大影响力，而分别衍生出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英国自然正义原则与美国正当程序原则均发源于英国昔通法与（英国大宪章》。其在行政法上的适用都依据控制行为程序的正当性与妥当性。当然二者也有以下不同点：第一、自然正义适用范围超过正当程序。自然正义在英国适用不区分国家行为与私人行为，故包括公行为与各种私法人及工会活动。而正当程序在美国仅适用于“国家行为”。第二、在英国，基于自然正义原则对公布涉及人民自由权利的法规时，要求该行政机关对于影响人民利益的法规规条款负有协商义务（DutyofConsult）。但美国行政行为与行政规则的区分还不明确，“行政规则”既可一般适用也可特别适用。故二者不便从适用范围的广义和狭义上来区分，也难说“行政规则”的形式必须具有“立法形式”。[14]第三、对于程序的正当性，其核心有三点，即通知（Notice），评论期间（ACommentPriod）或听证（Hearing），陈述理由（StatementofReason）。英国自然正义的概念仅包括第二者，而忽略对事实理由的陈述，以避免行政决定程序而带来的负效应。总之，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二者概念相类似，适用的情形也属相似，所以在同时承认两者时难免发生疑义。然而如何区分而使两者能分别适用以审查公法上行为，使其更臻完善，自有其必要性。一般说来，自然正义原则实为确保正当性与妥当性的最后一道防线。

　　2.4自然正义原则的判断标准

　　自然正义必须适用于社会生活，因其本身具有的伦理性而无法避免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然而为避免该原则的滥用而妨害了行政目的与行政功能，故其适用应有客观的判断标准，如能维持法律适用的稳定性，避免法官的主观恣意。可依据以下标准判断是否违反自然正义原则：

　　2.4.1法定程序

　　所有法律都明文规定当实施涉及人民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必须严格按照一定的程序运行。这种程序包括通知、听证、告知理由，等等，这样才符合自然正义原则的要求。如果立法者没有按照理智来判断事物本质以及考虑其他充分理由，而规定应履行的程序，就属于“恣意”（Willkur）行为。而立法者为避免不理智的立法后果，就必须斟酌各种待规范事务的本质及其他充分的理由，考虑到公益或立法政策，才能设立规范。这里的法定程序，是理智判断后明确规定的法律程序，所以其为自然正义原则的首要判断标准。

　　2.4.2事物的本质

　　事物的本质（NaturederSache）原为法哲学上的概念。本质（Natur）本来就有“自然”之意，它是源于自然法的概念。所以事物本质为制定法之外的一种价值表现，在于各种不同事物中寻求合乎自然法的正义。一般说来，事物本质可分为三部分：一为事理或法理，是事物当然之理；二为一般社会生活的事物本质，是作为评价对象的文化现象，山此寻找法律上的规范要素：三为事物本身的属性，如男女之别，昼夜之分，事物的差异等自然现象。事物本质在H.Coing确定的法秩序中应有的位置。法律的目的在于让正义在人间真正实现，把事物本质作为实现正义的基础，适合于事物本质的类型中，事物本质所含的伦理性要素是能避免立法者或法官的恣意。而具有伦理性因素的事物本质概念，则提供法律的当然内容[15].事物本质的运用须具有法律规范客体的性质，一方面要求其符合法规范的要求，同时不与社会生活脱节。另一方面，合乎事物本质者才能符合事理，而事理存在于社会生活关系之中，是正义的基本标准，等同于具体自然法或衡平法，是自然正义原则的判断标准。

　　2.4.3综合宪法理念的判断

　　自然正义原则与公平正义的理念相贯通，同为价值判断。而宪法也是充满价值判断的理念，而对立法者的权限产生拘束力。其基本精神为自然正义原则的判断标准。如平等权为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在实质平等的要求下，非绝对禁止差别处置，可斟酌具体案件事实上之差异及立法目的。也就是说，宪法明文规定的或宪法基本精神所推导出的价值，立法者可作出合宪性的判断。而我国宪法在法治国及福利国理念下，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强调法的稳定性、适当性，维护公益与私益的均衡，这是其基本精神。故自然正义原则的判断标准应综合上述各种宪法理念，根据具体个案事实来作出判断。

　　自然正义适用的对象是社会生活现实，故其判断标准应求诸一般理性人的社会经验或价值标准。而社会经验价值标准，应根据行为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风俗习惯与社会变迁等具体情况，考虑具体个案的事实而依法定程序、事物本质及宪法精神宋判断。

　　总之，自然正义原则是从正义的理念发展而来的。在英国是从程序方面入手，而成为审查行政程序正当性不可或缺的原则，这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一样，其判断标准，在形式上，以法定程序为判断依据；在实质上，则必须依照一般人的经验、价值、事物的本质及宪法的理念参照个案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综合判断；这样才能确保行政的功能与目的，维持法律的正当性与妥当性，避免法官的恣意裁决行为。法治国家均强调分权原理和依法行政原则，认为国家行为须有可预测性，行政裁量不能滥用或越权裁量，必须注意比例、诚信、符合行政目的与公共利益等原则。就程序而言，不允许立法者借助专断的程序侵害人民的自由财产，也不得借国家权力透过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对人民造成侵害。行为必须完全符合正当性的要求，排除行政的恣意性要素。[16]

　　自然正义原则给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以公正陈述意见的机会。在实体方面，禁止专断性政治权力的行使，排除恣意性及产生专断的可能性。此外，立法、行政与司法均须具有法治主义观念与平等思想，才符合自然正义原则的要求。

　　结论：日本英美法学名家和田英夫教授认为英美法有四个重要特征：一是法之支配，二是判例法主义，三是陪审主义，四是普通法与衡平法。[17]这四个特征的精神与本质所在则是自然正义原则，强调法律重要性及其对人民自由权利的保护，是现代民主国家司法的要务。故民主国家司法的真正使命不仅仅是维持国家秩序（AufrechterhaltungderRechtsordnung），而是保障基本人权为核心的“法之支配”（Ruleoflaw）。由此可知，应认为审判的目的在于“公平正义”（Justice）的实现。对自然正义原则可作出如下结论来：（1）、自然正义原则原为制定法外的概念，是英国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基本精神，是法之支配的核心概念，是英国法官用以控制行政行为的方法。（2）、行政法上以自然正义原则为依据要求正当程序的进行，要求给与当事人辩解的机会，获知决定的理由，以追求公开、公正、公平。（3）、法定程序是履行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方式，结合听证的进行，要求给予当事人辩论的机会。（4）、自然正义原则在实体上要求对个案进行判断时，必须依社会通用的价值标准，参考具体个案的差异，排除恣意，以符合事物的本质。（5）、宪法价值的实现，为自然正义追求的目标。借宪法理念的判断，方可使自然正义原则达到追求法治国家的理想。（6）、自然正义原则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可为立法指导、法律解释及适用的标准及判决的依据。其判断可参考法定程序、事物本质、宪法精神来进行综合评判。[18]

　　自然正义原则是绝对正义及永恒价值的追求，为超越制定法的概念，是评断制定法的正当性与妥当性的依据。因此，透过自然正义原则以检验国家行为是否符合事实，是否遵循正当法律程序，成为实现正义的最佳方法。而自然正义原则在“正义可无止境追求”的观念下，不仅仅限于正当法律程序的形式正义实现，更应积极追求个案的实质妥当性，才符合现代行政保护人民自由权利，维护人性尊严，维护行政公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王学辉：《比较行政诉讼法》，重庆出版杜2001年版。

　　[3]章剑生：《行政诉讼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

　　[4]胡建淼：《比较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姜明安：《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6]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7]JohnRawls（罗尔斯）：ATheoryofjustice（正义论）。

　　[8]DennisLloyd，TheldeaofLaw，《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联经，1984年5月初版。

　　注释：

　　[①]自然正义有两个主要原则：a.任何人就自己之诉讼不得自任裁判官（NemoJudexinSuaCausa）；b.任何人之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AudiAlteramPartem）。

　　[②]姜明安编：《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5页。

　　[③]JohnRawls（罗尔斯）：ATheoryofJustice（正义论）

　　[④][台]张泽严：《从罗尔斯的正义论谈成人终身教育的社会意义》，载《空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一期。

　　[⑤]章剑生：《行政诉讼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第278、279页。

　　[⑥]DennisLloyd，TheldeaofLaw，《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联经，1984年5月初版，第234、250页。

　　[⑦]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第150页。

　　[⑧]PaulR.Verkui：英美行政法的分流，法治斌译，载《宪政时代》第13卷。

　　[⑨]Z.W.Nedjati&J.E.rice：EnglishandContinentalSystemsofAdministrativeLaw，North-Holland，1978，P.108

　　[⑩]王学辉：《比较行政诉讼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412页。

　　[11]DavidFoulk，AdministrativeLaw，LondonButterworths，1986，6ed.，P.223

　　[12]D.C.M.Yardley，supranote28，PP.110-111.

　　[13][日]山口幸男：《行政裁判——行政手续自然正义的原则》，载《英美判例百选》，有裴阁1946年，第24-25页。

　　[14]胡建淼：《比较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378页。

　　[15][台]高文琦：《事物本质之概念及在法学上之地位》（台大法研硕士论文，1979年6月，第5页。）

　　[16]王学辉：《比较行政诉讼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415页。

　　正义原则范文篇2

　　主题词：英国行政法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程序公正原则

　　一、“法的统治”与自然正义原则

　　所谓“法的统治”（RuleofLaw），又称“法治原则”，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戴西（A.V.Dicey）的解释，其涵义即“英国人依法，而且只依法进行统治”。戴西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宪法研究导论》或《英宪精义》（IntroductiontotheStudyoftheLawoftheConstitution）（1885年第一版）一书中，明确地阐明“法的统治”有三种含义：第一，它意味着作为专制权力对立面的正式的法的绝对优势地位或优越，它排斥政府方面的专断、特权和广泛的裁量权……在我们看来，一个人可以因违法而受到惩处，但是，他不能由于任何其他因素而受到处罚（Itmeans，inthefirstplace，theabsolutesupremacyorPredominanceofregularlawasopposestotheinfluenceofarbitrarypower，andexcludestheexistenceofarbitrariness，ofprerogative，orevenofwidediscretionaryauthorityonthePartofthegovernment…amanmaywithusbepunishedforabreachoflaw，buthecanbepunishedfornothingelse）；第二，它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社会所有的阶层都要平等地服从由普通法院所运用的国内普通法律（Equalitybeforethelaw，ortheequalsubjectionofallclassestotheordinarylawofthelandadministrativebytheordinarylawcourts）；第三，作为英国宪法的法律-在别国作为当然构成成文宪法典组成部分的规则-并不是由普通法院所确认和实施的个人权利的来源，而是其结果……因而，宪法是这个国家普通法律发展的结果（Thatwithusthelawoftheconstitution，theruleswhichinforeigncountriesnaturallyformpartofaconstitutionalcode，arenotthesourcebuttheconsequenceoftherightsofindividuals，asdefinedandenforcedbythecourts；…thustheconstitutionistheresultoftheordinarylawoftheland）。[①]

　　从上述三个含义来看，戴雪强调的法治即“无论任何权力，都要经常受到法的制约，并以此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法的统治”是近代市民革命时期打倒绝对封建帝王统治的理论。这种理论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相结合，作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确立，与“议会主权”原则在近代英国宪法中同时占据了稳固的地位。[②]所谓“议会主权”的原则，即议会制定法处于英国法的顶点，不存在优越于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审查它的机关。它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宪法斗争胜利的结果，亦被戴雪称为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同时，《权利法案》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而征税、招募军队、废止法律都属非法行为，“这就肯定了议会的权力地位高于王权，王权的行使要受到议会的制约，从而确立了‘议会权力至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原则。”[③]

　　在英国，法治原则与议会主权原则同样重要，共同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了行政法的“一个中心原则”，这就是“越权无效”原则。[④]“公共当局不应越权，这一简单的命题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行政法的核心原则。”[⑤]这个核心原则正是英国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直接后果。因为，根据法治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它的严格的法律依据，受到影响的人都可以诉诸法院。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议会制定的法律为最高法律，法院必须无条件地适用议会所通过的一切法律，不能审查议会所通过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机关的行为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以内时，法院就无权过问。也就是说，英国法院对于行政诉讼的管辖权，只在行政机关行为超越其法律权限时才发生。法院通过判例由此发展了著名的“越权无效”原则。这一原则是英国普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基础。

　　戴雪的法治观（RuleofLaw）不仅为英国现代法治理论奠定了基础，也是我们理解英国行政法治的逻辑起点。根据前述戴雪法治观中所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信条，任何国家官员都必须像公民个人一样服从同一普通法律并受同一普通法院系统管辖。从这一意义出发，戴雪极力反对在英国实行法国式的行政法和行政法院。他认为英国的法治迥异于法国模式的“行政法”或称“官法”（AdroitAdministratif），行政法只不过是保护官吏特权的法国制度，“与英国宪政传统、法治国情即法律平等主义或普通法统治不相容”。[⑥]这种传统的法治观使得英国人长期认为“行政法”只是欧洲大陆的“行话”。同时，由于普通法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更使得法国模式的“行政法”无法容身于英国的传统法治之中。因此，行政法在英国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传统法学中行政法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法，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戴雪所赞扬的法治比法国模式的“官法”更能有效地控制行政权的专横和滥用。然而，“这种排斥行政法的法治观念也包含着戴雪等人对十九世纪法国行政法的误解”。[⑦]随着社会的发展，19世纪末诸多的社会问题需要行政法加以解决，保守的英国法治观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于是行政法概念逐步被承认，并在制度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到了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人的法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承认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观念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础。新的法治观念一方面继承了戴雪的法治观，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处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英国发展了合理性原则。在戴雪看来，法治与专制是天敌，而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权力专断的集中体现，任何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加以拒绝。戴雪这种将“专断”（arbitrary）与“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并论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观，受到了现代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宁斯（W.IvorJenning）的猛烈抨击。詹宁斯认为，在英国，“事实上，公共机构的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专断”并不等于“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适应社会需求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同样适应社会需求的法治并不冲突。[⑧]另一位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大师威廉。韦德（WilliamWade）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人民通常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这是传统的宪法原则。但是这种武断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确实它也并不含有什么道理。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⑨]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法院通过判例建立并发展了英国行政法上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

　　同时，由于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观点被完全否决，英国普通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在行政法中也获得了新生，并在广泛的行政法领域中得以适用，从而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并影响世界各国。所谓自然正义，乃是英国自古即已存在之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导引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⑩]在普通法的传统中，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避免偏私规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11]自然正义原则最早只适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说，在负有义务按照司法要求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原则，而不能将此原则适用于纯粹的行政功能。[12]所以，多诺莫尔（Donoughmore）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虽然自然正义原则所包含的并非是明确且广为接受的、并由英国法院实施的法律规则，但是，我们认为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的确存在着某些让所有作出司法或准司法决定的裁决机构和人员都必须遵守的司法行为规则。”[13]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14]，从而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样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持续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能容忍”[15].因此，早在20世纪以前，自然公正就成了英国行政法最具特色和最活跃的一部分。

　　当然，英国自然公正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曾遭到过严重冷落。在二战前的英国，司法热衷于通过限制行政权力的干预来保护个人自由，但在战时及战后的很长时间内，这种司法能动主义被认为有悖于公共利益；加上在战时的紧急状态下行政机关被赋予了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而这些自由裁量行为又被认为是纯行政行为而不受自然公正原则的支配。于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再次成为了戴雪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特权”（privileges）。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节制（judicialself－restraint）显示出对司法激进主义（judicialactivism）的决定性胜利。”[16]所以这一段时期自然公正原则在英国行政法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几乎被完全抛弃。但是，1963年贵族院在处理“理奇诉鲍德温”（Ridgev.Baldwin）一案中，认为政府在作出解雇警察局长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听取被解雇人的个人意见，因此这种解雇决定是非法的。[17]这标志着英国司法政策的重大变迁，表明自然正义重新受到重视并得以大大扩展。“一切影响个人权利或合法预期（legitimateexpectations）的决定”都要适用这一原则。[18]无疑，“里奇诉鲍德温案”为自然正义在英国行政法上的适用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决，使行政法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建立了与过去的联系。自然正义原则获得了适当的适用，它给行政正当程序规则提供了广阔的基础。”[19]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在普通法传统中的“法的统治”原理和“自然正义原则”的长期发展及其影响和作用下，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程序公正原则已构成英国行政法的三项基本原则。

　　二、越权无效原则

　　越权无效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它作为英国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直接后果，其最原始的根据是：既然议会法律至上，法院又必须执行议会的法律，所以行政机关行使权力不能超越法定范围，否则，法院即可宣告其无效或撤销它。经过长期的积累，法院通过解释的艺术以判例形式扩大并充实了越权原则的丰富内涵。现在越权一词几乎涵盖了全部行政违法形式，活跃的越权原则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一样解释出各种违反议会意志的违法形式。但在英国，越权原则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制定法的明确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广泛争论。根据英国法院判例的发展，越权理由主要有三类：一是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二是程序上越权；三是实质上越权。实质上越权又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二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三是权力滥用；四是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20]由于自然公正原则与作为约束权力滥用的合理性原则已发展成为一项单独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因此，狭义的越权无效原则并不涵盖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约束的范围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义务和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即便如此，越权无效原则仍旧是一个涵盖面广泛的原则，只要不属于自然公正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

　　关于程序上的越权，是指违反明确的法定程序（Failuretofollowexpresslyprescribedprocedure），即行政机关违反成文法规定的必须遵守的程序。在英国人看来，程序不仅存在自身的正义价值，它还可以间接支持结果的妥当性，甚至直接决定结果公正；同时，程序的法定不仅利于实现公正，也能促进效率。所以，议会在授予行政机关权力时，往往同时规定行使权力的程序。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这些法定程序当然是行政机关必须首先遵循的程序规则，否则即构成程序越权。常见的法定程序有委任程序、咨询程序、说明理由等。从司法审查的角度来看，法定的程序规则被分为任意性规则和强制性规则两类。违反任意性程序规则的，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违反强制性程序规则的，才构成程序越权。[21]至于两者的区分标准，法院采取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通常根据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个案中所受的影响来决定。一般来说，“如果违背该行为的要件的性质是无足轻重的，如果认为那些要求遵守这些要件的人其利益并未受到任何实际的歧视，如果由于认为这些要件是强制性的要件，可能导致严重的公共烦扰，如果法院以任何理由不愿意干涉这个被怀疑的行政行为或行政决定的话，那么，违反程序规则或形式规则很可能被认为属于指导性要件。”[22]

　　关于超越管辖权的范围（BreachofJurisdictionalConditions），它属于行政机关实体越权的情形之一。英国议会法在授予行政机关行使某项职权时，必然同时要规定行政机关行使相应职权的法定条件。行政机关如果在法定条件不具备或条件不相符合时行使职权，即为“超越管辖权的范围”。而在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法定条件中，既有事实因素也有法律因素。事实因素又分管辖权事实和非管辖权事实。管辖权事实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最主要事实，缺乏这个事实即无管辖权。例如，内政部长对于不符合英国利益的人，可以命令出境。这一法律规定中，被命令出境的人是外国人的事实就是管辖权事实，如果被命令出境的人不是外国人，则部长对此案就没有管辖权；不符合英国利益的事实也是事实因素，但属于非管辖权事实。只有管辖权事实错误才导致行政机关超越管辖权；对于非管辖权事实的判断错误，除非是故意错误，法院不能以越权原则为基础进行司法审查。管辖权事实与非管辖权事实区分的标准在于后者的存在只决定行政机关的权力是否合法，前者则决定行政机关对某事是否有管辖的权力。管辖权事实与非管辖权事实的区分标准并非绝对，不同时期，不同法院有不同标准。这种区分在理论上非常重要，在实际中却很困难。尽管如此，“但是英国法院在司法审查中仍然采用管辖权的事实这个原则，限制行政机关权力的范围”。[23]影响管辖权的法律错误先前也被称为“管辖法律”，而不影响行政机关管辖权的法律则为“非管辖法律”。但是这种区别已经过时，现在的英国学者认为，法律没有不影响管辖权的，任何法律问题都影响管辖权，都构成超越管辖权的范围，都是管辖权错误，因此不存在“非管辖权的法律错误”。[24]以往，对法律错误的司法审查，只有在错误属于“管辖法律错误”或“案卷表面错误”时，法院才有权撤销。现在，行政行为任何明确的法律错误都是管辖权错误，法院均可撤销。正如丹宁勋爵在1979年7月14日判决的“皮尔曼诉哈罗公学校董案”中所言：“正确行事的方法是这样裁定：任何法庭或裁判所均无权在与案件判决相关的法律上犯错误。倘若它犯有这类错误，那么它即是越权，可用调卷令纠正它的错误。”[25]

　　关于不履行法定义务，也是实质越权的表现形式。由于当事人只有在其特别权利遭受行政行为侵害时才能请求司法审查，所以不履行法定义务常限定在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特定义务范围内讨论。行政机关的某些具有普遍性质的义务，是对一般公众的义务，公民个人对此无权请求司法审查。当然，所谓法定的义务，并不以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为限，有时这种义务可以从法律的解释中看出。[26]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不行使权力在内。但由于行政羁束权下不履行法定义务极易识别，所以不履行法定义务最引人注目的是不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或利用契约束缚自己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根据英国法律，行政机关不能用契约束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例如，一港务管理局购买一块土地时，达成业主有从邻地经过该地到海港的权利的契约。后来由于行政机关改变所购土地的使用，无法履行契约。按禁止翻供原则，此案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契约条款，束缚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但法院认为这个条款阻碍港务当局以后根据公共利益需要自由利用土地的权利，束缚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因而无效。另外，行政机关事先用政策束缚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而不考虑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也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亦是越权的表现。[27]

　　关于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ErrorontheFaceoftheRecord），又称“案卷表面错误”，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各种材料、文件、有关证据和理由说明及相对人提出的申请书、有关陈述和说明（统称行政案卷），显示出明显的法律错误和使行政决定或裁决不能成立的事实错误。“案卷表面错误”原本不包括在越权原则之内，后来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才成为越权原则的一个理由。在越权原则产生之前，对于行政机关和行政裁判所的决定，很少能通过上诉途径进入法院，接受司法审查和司法控制，法院通常只能通过调卷令，调取行政裁判机构（包括下级法院）的决定（裁决、判决），对其案卷进行审查，撤销有“案卷表面错误”的决定。所以，“案卷表面错误”曾一度是英国普通法院采取的主要司法审查标准。但是，由于随后普通法院在使用“案卷表面错误”时越来越强调形式主义而引起了议会的反感，议会为此通过一些法律限制法院的审查权力。为应付议会的限制，法院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管辖权控制上，于是越权原则不断得到运用，其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起初，“案卷表面错误”还是越权原则以外独立的司法审查原则，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案卷表面错误”也是一种越权行为，而不是越权原则以外的错误。这个观点首先出现在上议院1969年安尼斯米尼克有限公司诉国外补偿金委员会的判决中（AnisminicLtd.V.ForeignCompensationCommission）。[28]该案的判决中明确将“案卷表面错误”归入越权。现在理论和实践均趋向于认为，行政决定的任何法律错误，无论是案卷表面上的或非案卷表面上的，均构成越权，从而使越权无效原则的这一例外基本上归于消失。[29]越权无效原则几乎成了英国普通法院控制行政权力的统揽一切的基本原则。

　　三、合理性原则

　　在英国，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针对自由裁量权而设，它是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滥用的标准。同时，合理性原则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法院通过判例在不断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中发展起来的。最初运用该原则的判例是1598年的鲁克案（Rooke‘sCase）。此判例规定下水道管理委员会们必须合理地行使他们在制定排水计划方面的广泛权力。法官科克在该案的判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原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30]以后的判例不断引用该项原则来作为司法审查的基准，至20世纪初，该原则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而，合理性原则发展至此时止，其仍旧主要还是关于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程序要求。直至1948年韦德内斯伯里案（Wednesbury），这种状况才有较大改变。在该案中，法官根据合理性原则，扩张司法审查的权限，从程序审查及于实质审查。自该案例以后，法院对于行政行为之审查已如德国的比例原则一样，及于对行政行为实质上是否显著不合理的判断，而与法国行政法的发展异曲同工。[31]1968年的帕德菲尔德（Padfield）案又发展出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介入请求权，使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自行政作为及于行政不作为；1985年的政府通讯总部案（GovernmentCommunicationHeadquaters；GCQH）则更进一步使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及于传统所不及的国王特权。[32]时至今日，合理性原则已拥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并且“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该原则得到了成功运用”。[33]同时，英国的合理性原则也有效地控制了行政权的滥用，“该合理原则之演进，不啻代表英国近百年来之行政法发展史中最重要之一页，”[34]“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方面的贡献相同”。[35]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作为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滥用的标准而设置的，但这个标准却难以掌握。这一方面是因为合理性问题本身的意义相当笼统，十分抽象和复杂；另一方面也与人们判断的主观性有关。对同一个行政行为，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判断，即有的人认为是合理的，而有的人却认为是不合理的。其中到底哪种判断更符合实际也是难以判断的。正如英国黑尔什姆大法官所说，“两个合理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36]然而，现实和法律的要求是，必须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确定化，把主观的判断客观化和标准化。为此，英国的司法审查尽可能避免正面阐述合理的含义和要求，而习惯于作一种反向思维，即努力找出到底什么或哪些属于“不合理（Unreasonableness）”，从而找出一个行政合理性的最低标准。同时，英国的司法审查往往习惯于用判例来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各项具体规则。因为，“抽象的合理，也只有在具体的判例中才能加以讨论和确定。”[37]如上述“韦德内斯伯里案”所具体确立的各种不合理标准，已成为对行政裁量权作司法复审的特定标准。现在，判例总是自由交叉地使用“韦德内斯伯里原则”、“韦德内斯伯里不合理性”或“韦德内斯伯里理由”等方便的术语，它们几乎成了英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代名词。根据英国司法审查的判例，“不合理”主要有下列类型：

　　第一，背离法定目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一切取决于授权法的真实目的与意思”。[38]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出于不正当目的或者虽主观上出于善意但客观上背离法定的目的，则属不合理。典型的例子如市政府可以为改进街道和交通强制征购土地，但不得以取得土地增值为目的强制征购土地，因为后者不是法律授予征购土地裁量权的目的。再如，内政大臣向美国遣返一名外国人，如果其目的是因为美国要求引渡而将其驱逐出境，这就是非法的；但如果内政大臣认为当事人在英国对公众不利，而将其送回自己的国家，那就是合法的。法院有权透过遣返令弄清议会授予的此种权力是否得到了合法行使。有时，一个行政行为既有合法目的也有非法目的，这时法院通常就要根据真正目的或主要目的来决定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某地方当局表面上为改善交通而征用土地，实际上大部分土地并非是用来改善交通，这就说明其主要目的并非为了改善交通，因而是不合理的。

　　第二，虚假的动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仅要符合法定的目的，还必须具有正当的动机，在作出决定的最初出发点和内在起因上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和法律的精神。如果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旨在促进私利，或者出于“恶意（malice）”或“敌意（animosity）”而对当事人诉诸极端的偏见和刁难，都是不合理的。如，某地方当局征收有关土地，表面上是为了扩建街道或重新规划市政建设，但事实上是为了转售牟利，就是不合理的。再如行政机关颁布一项命令特别用于阻止某人申请许可证，也是不当的。

　　第三，不相关的考虑。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行政决定时，还应当全面考虑该行政决定所涉及或影响到的各种因素，而不得考虑那些与之无关的因素，否则就是不相关的考虑，也构成不合理。不相关的考虑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或者说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事项。例如仅仅因为一个教师的发色是红的而将其解雇，就是考虑了不该考虑的因素，因而该行为是不合理的。二是忽视了相关的因素，或者说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事项。如市议会仅仅认为当地工资水平没有达到合理的生活水平就决定职工的工资高于当地一般工资水平，而没有考虑一般生活费用在当时已经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重要事项，也是不合理的。不相关的考虑，实质上是没有平衡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它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议会授权是以考虑相关因素为明示或默示条件，不相关的考虑违背了议会授权的真实意图。当然，如果不相关的考虑并不影响行政行为的内容，或者不对当事人产生不利的影响，则不构成不合理。[39]

　　第四，非正常判断，或者说显失公正，或者说严格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这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行政决定时，明显有悖逻辑和常情，或专断，或只有不充分的证据和理由的支持。按照英国法官的说法，只有当“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能想像行政机关在正当的行使权力”，“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的不赞同那个观点”，“如此无视逻辑或公认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时，才能被认为不合理。[40]这样的不合理，也就是显失公正，或者严格的“非理性”。如，行政当局采用抛硬币或占星术的方法来决定是否颁发许可证，这个决定就是“非理性”的。再如，一个公用事业管理局对其退休职员每年只发一便士退职金，这等于拒绝发给退职金，因而是个显失公正的决定。又如大臣仅允许别人在4天时间内对综合学校的计划提出异议，也是个不合理的决定。

　　应当说明的是，背离法定目的、虚假的动机、不相关考虑和非正常判断间，有时是重叠或交叉的。

　　四、程序公正原则

　　程序公正原则是普通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在行政法领域中的具体运用，英国学者往往直接称之为“自然正义”或“自然公正”原则。自然公正是普通法上的原则，是在制定法没有程序规定或规定不完整时，行政机关必须遵守的补充程序，是法律默认的符合公平正义的默示条款。在英国，自然公正原则被看作是最基本的公正程序规则，只要成文法没有明确排除或另有特殊情况外，行政机关都要遵守。“它在英国行政法中的地位正如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一样”，是一个广泛适用的原则。[41]尤其是在行政权力不断扩大的今天，成文法不可能穷尽一切关于行政权的规定，仅依靠以成文法为适用基础的越权无效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重视行使行政权的自然公正这一原则和理念，“在自由裁量型行政权力所涉及的不胜枚举的领域中有极为广泛的作用”，[42]这有利于在行政权力不断扩大的现代国家中，使权力得以公正的方式和程序行使，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

　　程序公正原则作为行政法领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保持最低限度的公正，亦具体包括公平听证和避免偏私两项规则。其中，避免偏私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必须由没有利益牵连的人作出。回避制度就是这一原则的反映和体现。“没有利益牵连”通常指自己及亲属对这个行政决定没有财产上的利益，或其他足以影响行政决定的非财产利益，比如感情利益和精神利益。在行政程序上没有偏私，不仅指实际上没有偏私存在，而且在外观上也不能使人有理由怀疑为可能存在偏私。英国法院在很多判决中声称“公正不仅需要真正存在，而且需要使人相信它是存在”。[43]如经常被引用的法官休厄特在《王国政府诉苏塞克斯法官，由麦卡锡起诉案》中的一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无怀疑地看到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44]

　　在行政法领域中，公平听证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不利于公民的行政决定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公平听证原则实质上是正当程序观念的另一称谓。据说此观念的最初起源于人类历史上在伊甸园中的第一次审讯：“我记得一个十分博学的人在一个这样的场合说过，甚至上帝本人在召唤亚当作出辩护之后才通过其判决。‘亚当’，上帝说，‘你在哪里？你难道没有偷食我诫令你不得食用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45]实际上，正当程序思想可溯及的最早根源是1215年制定的英国《自由大宪章》（theMagnaCarta）。《自由大宪章》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LawoftheLand）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放逐或被加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害，我们不得违反这些规定而为之。”其中，“经国法判决”一词依学者的见解，与“正当程序”属同一意义。[46]但“正当程序”这一词语真正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在1354年爱德华三世第28号法令即《自由令》中。该法令第三章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和生命。”[47]这条规定首次以法令形式表述了正当程序原则。根据日本学者谷口安平研究，该原则在英国得到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陪审裁判以及作为其前提的当事人诉讼结构；先例拘束原则；衡平法的发展。其中，陪审裁判直接彰显出程序的重要意义，而要实行先例拘束原则，也必须十分重视“辩论的技术和程序”，衡平法的发展则更加要求只有严格遵守正当程序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48]

　　正当程序或公平听证原则原本只适用于刑事诉讼领域，后来通过法院的判例才逐渐扩大至行政法领域。最早在行政法领域确立行政机关适用公平听证原则的一个经典判例是1863年古帕诉万兹乌斯区工程管理局案（Cooperv.WandsworthBoardofWorks）。法院在该案的判决中认为：工程管理局尽管有权拆除违法建筑物，但在行使其职权之前没有听取古帕的意见，违背了公平听证原则，因而其行为无效，判决原告胜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49]该案因确立了行政机关适用公平听证原则的基本方面而成为英国行政法上的一个重要判例。但如前所述，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该案所确定的公平听证原则曾一度被人遗忘。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随着人民要求听证权的呼声日高，1963年贵族院在处理“理奇诉鲍德温”一案中才终于又作出了恢复公平听证原则的决定。以此为转折，该原则重新受到重视并在广泛的基础上适用。

　　在英国，行政法领域中的公平听证或正当程序的要求主要包含三项内容：一是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二是公民有了解行政机关的论点和根据的权利；三是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50]一句话，公民有获得公平听证的权利，尽管听证不一定像法院开庭审理一样正式和复杂。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对于当事人有重要影响的行政决定时违反公平听证的原则，则该行政决定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决定；即使是对当事人影响较小的行政决定，也会被认为是可撤销的决定。

　　五、结语

　　在英国，如果说合理性原则主要是实体法原则的话，那么程序公正原则则主要是程序法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则既涉及实体也涉及程序；如果说越权无效原则（狭义）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一种授权法原则的话，那么合理性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则主要是一种普通法原则。从这个角度，英国的这三项原则是平行的。当然，广义的越权无效原则包含着合理性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后两者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立法所隐含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合理性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又只是越权无效原则这一总原则的分支部分或补充原则。这就是英国以上三项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①]A.V.Dicey，IntroductiontotheStudyoftheLawoftheConstitution，London：MacmillanEducationLtd.，10thed.，1959，P202~203.

　　[②]（日）畑中和夫：《“法的统治”与“法治国家”》，林青译，《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4期。

　　[③]参见赵宝云：《西方五国宪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④]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⑤]（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⑥]张彩凤：《英国法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⑦]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⑧]（英）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8页以下。

　　[⑨]同注⑤，第54页。

　　[⑩]H.H.Marshall，NaturalJustice，London：Sweet&Maxwell，1959.P.8.

　　[11]同注⑤，第95页。

　　[12]Salemiv.Mackellar（No.2）[1977]137C.L.R.369，at419~420.转引自杨寅：《中国行政程序法治化-法理学与法文化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13]TheDonoughmoreReportonMinister‘sPowers，Cmd.4060，1932.

　　[14]同注⑤，第93页。

　　[15]同注⑤，第93页。

　　[16]S.DeSmith，Woolf&Jowell，PrincipleofJudicialReview，London：Sweet&Maxwell，1999，P.6~8.

　　[17]何勤华主编：《英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18]S.DeSmith&Rodney，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PenguinbooksLtd，8thed.，1998，P.532.

　　[19]同注⑤，第21页。

　　[20]同注④，第151、165页。

　　[21]同注④，第161页。

　　[22]（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80页以下。

　　[23]同注④，第169页。

　　[24]同注⑦，第171页。

　　[25]（英）丹宁：《法律的训诫》，杨百揆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26]同注④，第185页。

　　[27]朱新力：《行政违法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28]应松年、胡建淼主编：《中外行政诉讼案例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以下。

　　[29]同注⑦，第160页。

　　[30]（1598）5Co.Rep.99b.转引自注⑤，第64页。

　　[31]台湾学者林惠瑜认为，法国行政法虽然不使用“比例原则”和“合理原则”这两个名词，但这两个原则的精神实质对于法国行政法官来说乃是普通常识。林惠瑜：《英国行政法上之合理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75页。

　　[32]在英国行政法中，政府的权力来源有二：一是国会立法授权，称为法定权力（StatutoryPower）；另一是国王的特权（PrerogativePower）。后一种权力原本不受司法审查。

　　[33]同注⑤，第67页。

　　[34]同注31，第175页。

　　[35]同注⑤，第67页。

　　[36]ReW.（AnInfant）[1971]AC682at700.转引自注⑤，第77页。

　　[37]叶必丰：《行政合理性原则比较与实证分析》，《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38]同注⑤，第68页。

　　[39]同注④，第172页。

　　[40]同注⑤，第79页。

　　[41]同注④，第152页。

　　[42]同注⑤，第93页。

　　[43]同注④，第154页。

　　[44]转引自注25，第98页。

　　[45]R.v.UniversityofCambridge（1723）1Str.557（Fortescuej）。转引自同注⑤，第135页。

　　[46]SeeR.E.Gushman，DueProcessofLaw，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P.264~265.

　　[47]（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8]（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正义原则范文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