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地域文化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陈春生
最近，刘远芳先生将多年研究地方史志的成果结集成《楚尾拾遗》出版。该书分为《人物风流》《家族秘史》《往事沧桑》《胜迹寻幽》《时代风云》五辑，外加附录一辑。作者以拼积木的方式，通过扎实的调查采访和严谨的考订辨析，还原这片土地上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家族繁衍播迁的历史、甚至包括民风民俗真貌。通读书稿，我既佩服远芳先生的毅力和才学，也为黄石地域文化研究再出新成果而高兴。
《楚尾拾遗》是一部具有严肃学术品格的历史随笔，视野宏阔，知识丰厚，兼具趣味性和思想性。这些年来，远芳先生沉潜于地方史志资料的发掘，以建构大历史视野中优秀的地域文化体系为己任，让沉睡的故纸档案、尘封的家族谱牒和被风雨侵蚀的残碑断壁都活过来，探寻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其志向在于为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西塞山前古战场》即体现了作者的雄心。西塞山是耸立于长江中游的一座名山，为自古以来的战略要冲，作者从正史中寻找资料，以西塞山为地理坐标，逐一梳理从三国到近代发生的战争，并结合山形地貌特征，逐一点评，对传说谬误之处，则详加考辨。从这些史料，读者可以看到皇权如何统摄地方政治，民间在权力的裹挟下，如何与庙堂展开持久的拉锯战。伫立古战场，读者能更深刻理解“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的沧桑流变，也能感受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悲壮苍凉，并从中获得珍贵的启示，汲取不竭的精神力量。
远芳治学严谨，恪守论从史出的原则。《东方朔在大冶：遗迹与传说》就是如此。为何叫东方山，东方山与东方朔是否有关联？ 汉代名人是怎样与这个佛教名山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从《史记》《汉书》等有关东方朔的资料切入，分析其人的品格和成就，从东方朔履历中，分析其与江南地区可能的联系；从地方史志中，寻找东方朔与东方山最初相连的蛛丝马迹，以学术的眼光判断出传说与历史的不相容。作者并未轻下判断，因为目前资料俭啬，但从他的考辨中，读者可以明晰东方朔与东方山勾连一起的历史渊源，为后人彻底澄清这些问题奠定基础。
国史、方志、族谱历来为中国历史叙事的三大体系，是研究连绵不断的中华史的源头活水，远芳善于将三者融合，以解决让人困惑的问题。他发掘官家正史、郡县志、野史传说、文人笔记，然后结合实地田野调查，对一些有意义的人事追根溯源，从中揭示历史的秘密。《探寻“三元公”冯京身世之谜》考察了阳新冯京墓的来历。为何正史和方志对冯京的籍贯记述出入较大，且不能定论？ 作者研究了《宋史》冯京传，从广西、湖北等地的地方史志中，寻找各种说法的逻辑起点，并参阅冯氏家谱及私人笔记，最后得出结论。《巨容公馆和曹王殿》则质疑正史中有关刘巨容和曹全晸两人死亡的记载，从曹刘两家后来的交往和友情，反推前史，先后引证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旧五代史》《新安曹氏宗谱序》等史料，仔细辨析，认为《新唐书》“杀巨容、夷其宗”的记载有误，“巨容虽死，其宗未灭”这一分析判断是令人信服的。作者因此慨然生叹：历史漫长，祸乱相寻，百姓流离，村社毁败，典籍沦亡，多少历史真相被岁月掩盖！ 正史不可尽信，野史不可尽斥。故其所论，史料扎实，逻辑严密，论证精微。《太平天国状元刘继盛考略》研究太平天国进入湖北后的地方社会组织与生活变化，从刘继盛为什么会成为太平天国的第一个状元入手，分析当年太平军占据武昌后举行科举考试的史实，对参加科举考试人员的心理动因，中式者参与地方政治事务的方式，对刘继盛后来的人生之路以及因为“附逆”给刘氏家族带来的巨大影响，都一一分析。对刘继盛的研究，不仅具有发掘地方文化史的意义，而且为太平天国在江南十年活动的社会组织方式、科举制度的运作、太平天国的舆论宣传以及江南士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都提供了具有研究价值的个案，对研究太平天国早期战争史之外的社会组织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远芳不仅对历史重大事件精心阐发，对地方名门大族的历史也花了不少精力予以考察，让读者认识到家国同构这一独特的中华社会组织结构方式的变迁。作者对磁湖张氏、大冶余氏的研究颇有见地。张氏家族的迁徙史就是磁湖沿线开发的历史，对张氏义门的旌表，可以了解当年皇权对地方风习的控制方式。大冶余氏的谱牒线索清晰，历代家族成员耕读传家，以读书中式为人生的最高追求。远芳详细介绍这个家族在明末所遭受的血光之灾，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社会失序对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冲击，乡村大户必须在顺从还是反叛中作出抉择，而余氏家族与农民军的对抗，从动机、组织方式以及最终结局，都可以看出乡民对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信仰，而群体性暴力则认为掠夺巨室私产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作者对黄石地区家族历史的研究，让人们能管窥家国文化的生命力，而对几个大家族的近代家族迁延和发达的历史考析，则让我们看到宗族血亲如何在乡土社会发挥着道德伦理的粘合作用，从而认识到儒家的伦理文化对家族群体行为方式的隐形规约力。
《苏东坡乞茶桃花嘴》是一篇考溯古代文人雅趣的力作。从苏东坡大冶乞茶的时间、地点到对象，特别是从乞茶诗的写作年代的确证，否定了民间和地方史志诸说，又从家族谱牒里，寻找到线索，最后得出结论，让人信服。而远芳对甘宁、王文蔚诸人从英雄到神仙的漫长过程的考察，则探究了江南地区感恩文化的起源以及感恩文化的内涵，对民间感恩文化的表现形态和维护地方社会风习的作用都有精到的论述。
作为黄石地域文化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楚尾拾遗》引领着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同这块土地上不同年代的人们对话，而历史探索的本质就是对人和生命的尊重，从连绵不断的文化血脉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生命力之顽强和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信心和勇气。我佩服远芳的治史立场，即不囿于成说，不惑于权威，始终坚持以史料为立论依据，偶尔因史料缺乏而做出的大胆推测，也尽可能符合历史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