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专题片《锡商》解说词
正在央视播出的电视专题片《锡商》讲述了无锡老一辈民族工商业家爱国创业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以及新一代无锡杰出企业家对锡商精神的传承和弘扬。由无锡广电集团演艺中心专题部和中央电视台新影制片厂组成的摄制组足迹几乎走遍了整个无锡。该片通过大量的珍贵采访和详实的资料向世人诠释了近百年来无锡经济迅速崛起和长盛不衰的奥秘，对现在与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启示性的深远价值。《无锡新周刊》特全文刊载这部专题片的电视解说词，作为过年特辑，以飨读者。
第一集 实业报国
这是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它在无锡境内流长40.8公里。流过无锡市区的长度是14.96公里。运河两岸鳞次栉比的这些江南民居建筑，在河水的映衬下，处处荡漾着江南小城的韵味。然而，就是这座小城，一百年前却相继涌现出了众多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巨子，他们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造就了一个在当时几乎影响到整个中国经济的精英群落——“锡商"。回望这段历史，一个个实业报国的传奇，跃然眼前。
1896年冬季的一天，一种从未有过的轰鸣声，打破了无锡这座江南小城的舒缓与宁静。一家名叫业勤纱厂的现代工厂，出现在无锡东门外的兴隆桥畔。那时，第一次听到机器轰鸣声的无锡人感到，一个全新的时代，真的已经开始了。
创办这家工厂的实业家，名叫杨宗瀚。1893年，他还是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总办。在他的管理下，织布局经营良好，收益极佳。督管此局的，便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行者——李鸿章。
在李鸿章的授命下，时任中国驻英、法、德、意四国公使的薛福成，从英国购买新式纺机100部，用以织布局扩大生产规模。对于追随李鸿章多年的杨宗瀚而言，这无疑为他实业报国梦想的实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让这一切化为了乌有。
一天午夜时分，织布局一个车间大火，等众人发现时，扑救已来不及，机器、厂房全被焚毁。李鸿章一怒之下，撤了杨宗瀚的总办之职。面对化为灰烬的厂房，杨宗瀚满脸沮丧，心如死灰，怏怏不乐地返回无锡故里。
1895年，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除了割地赔款，条约还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办厂。从此，中国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开始要直接遭遇外国工业化生产线的竞争，这将是一场更加难以打赢的经济战争。
陆兴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主任）访谈：
从1895年以后，日本的经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一步一步地加强，日本成为中国当时民族危机的一个头号的敌人。
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访谈：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整个民族，它的民族工业的发展非常地艰辛。第一它开始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清政府并没有支持，中国历来就是轻商的。
社会各界有志之士的紧迫感骤然提升，沉睡已久的中国，开始了不安的躁动。
这张大金榜，是科举时的殿试成绩单。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江苏南通人张謇，名列第一甲第一名。但这位状元却无意做官，他认识到实业对民众生活的重要性，也确信实业能够拯救已经趋于沉沦的国家。
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有着相同的眼光。他热忱地支持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走实业救国之路。就在张謇为创办纱厂四处奔波的时候，无锡的第一家现代工厂出现了，建厂之人正是几年前被罢官的杨宗瀚和他的兄长杨宗濂。他们把厂址选在无锡，厂名出自“业精于勤”，叫做“业勤纱厂”。
陆兴龙访谈：
1895年以来，外国对中国经济的入侵，它就改为一个在中国以直接设立工厂为手段的这样一种经济方式，改变以前工业品的进口这样的一种方式。
武 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访谈：
中国这时候已经属于落后挨打，被侵略、被欺负这样的地位，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在外面它等于受到外国资本的压迫。
杨氏兄弟筹办的业勤纱厂，预计投资24万两，杨氏兄弟自己出资还未凑到12万两。而厂房已建成，需要支付工料费；向外商订购的机器已经运到，洋商追逼付款，周转资金已经用尽，眼看面临流产。
为此，杨宗瀚急赴南京，利用老关系，找到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求帮助。刘坤一慷慨地拿出了10万两白银垫借给他。杨宗瀚答谢之后，急忙赶回无锡老家，把所筹经费仔细算了算，结果还差不少。他变卖了自己的大部分田产和妻女的首饰，凑足两万两，最后又向亲戚借款两万两充作流动资金，这才使工厂顺利开工。
当年的业勤纱厂占地40亩，厂房是一幢西式的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楼，设有细纱、摇纱、打包、锅炉等车间。1937年11月，业勤纱厂被日军炸成了一片废墟。如今已经找不到这家纱厂的遗迹了。但1896年，从业勤纱厂传出的轰鸣声，却实实在在地开启了锡商实业报国的乐章。
无锡精明的商人们，历来就知晓大运河的商业价值，为了利用运河便利的航线，他们兴建的工厂，大多都紧邻运河。
太保墩上的这座建筑，就是当年的茂新面粉厂，原名保兴面粉厂，是190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如今，这里已改成了工商业博物馆，红砖的外墙被重新装修、加固，厂区内再也听不到轰鸣的机器声，只有被刷新的四壁，默存着一段曾经红火的历史。
1896年，也就是业勤纱厂建成投产的那一年，无锡市的钱庄行业正是红火的时候。家住无锡荣巷的荣熙泰，看准了钱庄蕴含的巨大商机，决定支持两个儿子——荣宗敬、荣德生，到经济更繁荣的上海开一家钱庄。这年2月，兄弟俩来到上海，与别人合伙开办了广生钱庄。然而，半年后，48岁的父亲荣熙泰不幸病逝，这使得刚刚起步的钱庄一度陷入困境。但兄弟俩还是以他们的实干精神和聪明才智，努力实现着父亲的心愿。没过多久，广生钱庄便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并于1898年开始，广生钱庄转由荣氏兄弟独资经营。这一年被他们兄弟看作是自己事业的真正开端。 而这一年，也是中国战乱四起的开始。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华北，北方发生粮荒，江南的粮食大批北运。回想起26岁时，途经香港，看到码头上的工人正在装运进口的面粉，准备运往北京的情景，荣德生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由于被清朝政府规定为“洋人食品”，进口面粉是免税的。而中国进口的面粉大大超过在华洋人的食用量，绝大多数都是卖给了中国人。荣德生因此有了一个很强烈的念头——自己创办面粉厂，夺回被洋商抢占的面粉市场。
龚树标（原申新纺织九厂职工）访谈：
他（荣德生）感觉到要创业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民生问题，一个吃饭，一个穿衣，所以他决定要从钱庄来转向衣食这两门，要搞纺纱，要搞面粉。
荣德生将这一想法告知哥哥荣宗敬时，立即得到赞同。原来，在上海经营钱庄的荣宗敬，也已发现进口面粉价高，国产面粉便宜，其中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同时，国人投资机器面粉业者很少，这又意味着竞争者少，因而市场极大。
陈文源(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主任)访谈：
荣宗敬和荣德生他们两个人从小就不一样。荣宗敬小时候非常聪明，所以他七岁的时候就上学，上学以后老师都把他称之为奇人。他的气魄很大，敢于冒险。那么荣德生先生这个人他比较稳健，他做事情很细心。
黄汉民(上海社科院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访谈：
如果没有荣宗敬的那种魄力，这个厂就不会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但是荣德生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面非常有才干，特别是产品的质量这一方面他都抓得很紧、很细，因此他们两个兄弟两个人这一方面相互成为优势互补，能够把这个企业办好，所以谁也离不开谁，这是他的企业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说，市场需求有如天时，而兄弟两人亲密无间的合作就是人和，那么，地利就是无锡本已有的米市了。
2004年，无锡启动古运河治理工程，这处河段，因保留着上世纪的诸多米厂、仓库，而被列为首期工程。
据历史记载，乾隆年间，无锡米市的吞吐量已达八百万石以上，光绪年间，从老北门到三里桥段，1公里长的地方竟有大小粮行80多家，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无锡已和长沙、芜湖、九江一起，并称为全国四大米市。
得天独厚的办厂条件，注定了荣氏兄弟日后的辉煌，但在当时，巨大的办厂资金，该从何处筹集呢？
汤可可(无锡市档案局局长)访谈：
借助于现代金融市场来做投资，运用现代金融来筹措工商业发展的资本，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理念，完全不同的经营的方式。
他们寻求父亲的挚友朱仲甫的支持，合资起灶，集资13股，每股3000元，荣氏兄弟各投入3000元，共集资金3.9万元。资金到位后，荣氏兄弟便买下了古运河与梁溪河交汇处的这片土地，作为新建工厂的厂址，面积17亩。设备则是托洋行代买的4台法国石磨，以及英国生产的配套机器。
荣氏兄弟开办的这家名为保兴的面粉厂，是无锡继业勤纱厂后开办的第二家近代工厂，1901年，当保兴面粉厂破土动工之时，引起全城轰动。而热闹的背后，却也隐含了一个个危机与考验。那时，无锡城里一批士绅联名上告，说工厂烟囱破坏了当地的风水，要求勒令停建。知县一面请示上级，一面勒令停工。此时，又恰逢雨季，河水暴涨，致使工地被淹。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应该出乎荣氏兄弟的意料。没办法，只得求助大股东朱仲甫,利用他与官府人士的关系,办理交际，最终才获得两江总督的建厂批准。然而祸不单行，在荣德生为官司到处奔波时，他的长子因延误治疗而夭折，这件事，也成了他一生的隐痛。
1902年3月17日，保兴面粉厂终于正式建成投产。荣氏兄弟看着自己历经千难办起来的厂子，满怀感慨。然而，接下来该如何经营的难题，又不可回避地摆在了他们面前。
当时，国内已有4家自办的机器面粉厂，保兴是规模最小的一家。加之当时社会上存在着机器生产的面粉不如土粉、不仅没有营养还可能有毒的误解，致使荣氏兄弟生产出来的面粉，在市场上大受冷遇，面粉只好贱价出售，利润极其微薄。
大股东朱仲甫见无利可图，又要去广东上任，就主动退出。后经与无锡籍的上海富商祝大椿股权重组，荣氏兄弟最终以五万股成为大股东，面粉厂也改名为“茂新机器面粉厂。”
但这一切并未改变销售方面的惨淡境况。几经辗转，荣氏兄弟找来了在营销方面口碑甚好的无锡同乡——王尧臣、王禹卿兄弟。后来证明，这一步，对荣氏兄弟的成功至关重要。
王氏兄弟努力干练，上任不满一月，就将库存面粉销售一空。1904年2月，王禹卿再赴营口，与各帮驻营口客商广联声气，除推销茂新所产面粉外，兼销进口美国面粉。供销两旺的红火，也使一直眉头紧锁的荣氏兄弟稍稍松了一口气。
为了提高面粉质量，荣氏兄弟不收潮麦、坏麦，凡购进的小麦都要经过人工挑拣。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不仅质量优良，而且包装美观。之后，荣氏兄弟又从英国率先购进钢磨，工厂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茂新厂的面粉产量，也因此增至每天800包。
面粉业步入正轨以后，荣氏兄弟开始从吃关注到穿。1907年，荣氏兄弟又集资27万元，在无锡创办了振新纱厂。这个厂，也成为了荣氏兄弟进军棉纱业的开始。
这片晚清风格的园林大宅，位于无锡旧城区的西南部，是曾任中国驻英、法、德、意四国公使的薛福成令其长子薛南溟负责营建的。
就在这个宅院修建之时，身兼重任的薛福成奉朝廷之命出洋。1894年5月25日，薛福成结束了自己的任期，离开巴黎，登上了归国的轮船。不幸的是，由于积劳成疾和旅途劳累，薛福成于同年7月20日去世了。父亲去世后，薛南溟潜心在家读书，在整理父亲遗稿时，“愿识天下学问经济人”的字句，使他对父辈的精神有了全新的感悟。之后，他彻底放弃仕途，转向实业报国之路。
薛南溟着手设立的14家茧行、532副蚕灶，分布于无锡四乡，每年可收购到5万担新鲜蚕茧，每年春秋两季收购加工以后，送往上海销售。
1909年的一天，薛南溟来到上海考察缫丝厂的行情时，遇到了已经在上海滩闯出名头的同乡周舜卿，俩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合资开办永泰丝厂。他们投资9万两白银，购买了意大利生产的缫车312台，雇佣职工300多人。
生产之初，薛南溟对经营管理不了解，产品质量较差，在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力。为了摆脱困境，薛南溟决意聘请一位精通业务、长于管理的经理。这时，有人向他推荐了原上海纶华丝厂的总管——徐锦荣。
徐锦荣，曾在意大利商人开办的缫丝厂任职多年，精通外国先进的工艺和生产流程。上任以后，他建立了全新的考工考勤制度，并特意把操作方法和关键环节编成口诀，传授给工人。除规定各部门每天记录汇报生产情况外，徐锦荣本人也经常到车间视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郁有满(无锡市史志办方志处处长)访谈：
他们用先进的管理，就是运用知识分子，运用工程师，用工程师来管理，用技术人员来管理这个厂，就是依靠科技，依靠科学技术，依靠管理经验来办厂，这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
两年后，永泰丝厂生产的“金双鹿”牌优质丝，已在国内获得众多奖项，成为国产著名品牌丝。“金双鹿”创出牌子后，产品畅销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市场，并一直保持供不应求的势头。永泰丝厂因此声名鹊起，大获赢利。
敏锐的商业眼光，良好的合作氛围，使逐渐自信起来的锡商们，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继业勤纱厂、茂新面粉厂之后，一大批工厂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
在实业报国的理想和灵活务实的工商理念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的过程中，无锡的民族工商业，呈现出了一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繁荣景象。
1910年8月的一个夜晚，一片异常明亮的灯火，吸引了全无锡人的目光。原来，这是实业家孙鹤卿、薛南溟等人，集资6万元筹建的耀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发电厂，在光复门外建成发电。从这天起，无锡开始了用电照明的历史。
带着满心的好奇与欢喜，无锡人凝视着明亮如月的电灯，它发出的熠熠光芒，仿佛让人看到了无锡的未来与希望。
第二集 勇闯上海滩
1916年11月，在京杭大运河无锡段的河面上，出现了这样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当地人叫它——吴桥。吴桥初建时的外型，是仿照上海外白渡桥设计的，当年，这两座宛若孪生兄弟的桥梁，似乎成为了一种象征。无锡“小上海”的称谓，模糊了两座城市的距离，往来其间的“锡商”们，用他们忙碌的身影，将地图上两个点之间的直线，幻化出一抹那个时代的传奇。
1906年，沪宁铁路上海至无锡段的开通，使得往返于无锡上海之间，变得更为便捷。这一变化，也让许多无锡人，对充满着机遇与冒险的大上海，有了更多的梦想与行动。那时候的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现在使用的“标准上海话”，便是宁波话、苏州话和无锡话的合成。上海的富翁们常会说一句：“回乡下去了”，无锡便是许多无锡籍老板们的那个乡下。
1933年 ，年仅23岁的曹禺写成了多幕话剧《雷雨》。
剧中的老爷周朴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有趣的是，《雷雨》上演后，便有了周朴园的原形实为当时上海滩的大富豪、锡商代表人物周舜卿的传闻。
从开矿到休妻，周朴园与周舜卿之间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周朴园毕竟是《雷雨》中的一个艺术人物，而周舜卿应该也只是曹禺写作时参照的若干个“模特”中的一个。沸沸扬扬的传闻，其实并无太多意义，但从中却可以看出，当时无锡商人在上海滩上的巨大影响力。
周舜卿在上海的发迹，曾带动了家乡的许多农民和手艺人进入上海，并最早形成了上海的铁行帮。当年，上海家家户户厨房里的铁锅，几乎都是无锡人敲打出来的。
周舜卿少小离家，先到上海，学得知识，积累资金，率先在上海办厂，然后再将积累的资金投注到家乡无锡。这一过程，也是众多锡商实业历程的写照。
浦文昌（无锡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无锡市场协会会长）访谈：
他们在上海去当学徒、打拼，其实他们是在和国际接轨。十里洋场就是一个世界市场，就在这个世界市场他学到了和资本家打交道，和国际产业打交道，和他们竞争的、和他们合作的一些知识、一些技能，从中得出自己的一些理念。上个世纪的20年代他们成熟了，他们成熟了，很能灵活地运用在上海滩学来的、参与国际竞争的这种非常熟练的经营艺术。
在上海陕西北路靠近南京西路的地方，有一片由雕花的石砌矮墙合围的欧式院落。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处庭院常年大门紧闭，少有人和车子进出。这里是荣氏企业大当家荣宗敬的寓所，也是如今上海滩保存最完好的花园洋房。
在被遗忘了若干年以后，这座建筑又闪烁出了自己曾有的荣光。20世纪90年代，荣宗敬的三儿子荣鸿庆出现在门口，他出生在这栋房子里，青年时代也是在这里度过的。作为台湾上海银行的董事长，此行是特意为这座受到政府保护的父亲故居挂牌的。
父辈们的创业历程，也在这一瞬间，抖落了一个世纪的尘封。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也是实业、资金和信息的汇聚中心。1896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创办“广生钱庄”以后，虽然各项业务的开展还算顺利，但大上海的喧嚣，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期盼中的光彩。然而，1912年，发生在荣氏企业内部的一场危机，却让他们堂皇地登陆了上海滩。
王禹卿，荣氏茂新面粉厂的销售主任。他自己在东北华北经营多年，已经有了广泛的销售网络，对当时面粉业的赢利潜力，自然是非常了解。
随着在业内影响力的扩大，王禹卿很想脱离茂新，自立门户独立办厂，茂新的办麦主任浦文渭、浦文汀兄弟也有此意。
三人把他们的意图告知了荣宗敬，对荣宗敬来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失去最得力的管理人才，增加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这对茂新的伤害是致命的。但荣宗敬很快冷静了下来，思虑再三，荣宗敬决定利用资金上的优势，帮助他们实现创业的愿望。
王禹卿和浦氏兄弟合资筹建面粉厂的2万元资金缺口，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提供，浦氏兄弟和王禹卿，则以12000元和8000千元的出资额，成为新厂的大股东。厂址设在上海闸北光复路。1913年新厂开工，定名为福新机器面粉厂，王禹卿为经理。他的哥哥王尧臣也辞去华兴面粉厂的职务，来到福新工作。
福新面粉厂开工以后，所产面粉直接用“兵船”牌商标，而“兵船”牌商标，就是荣氏茂新面粉厂打拼多年、早已被市场认可的知名商标。结果，往往是福新产品还未出厂，就已被客户订购一空。加上当时麦价对面粉厂极为有利，福新第一年的盈利，就达32000元，盈利率高达80％。
王氏兄弟与浦氏兄弟，对荣氏兄弟的宽厚为人非常佩服，从此，三方竭诚合作，形成了三姓六兄弟齐心打拼上海滩的格局。
1914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交战国无力向中国输出商品，这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遇。草创不久的民族企业，不仅可以从容享用国内的市场，而且，还有了进军国际市场的可能。由于战乱，欧洲的粮食产量锐减，需要从国外大量采购。而当时中国的小麦产量，却是稳中有升，中国面粉成为欧洲各国的主要采购对象。日商三井、三菱，英商祥茂等洋行纷纷向中国各面粉厂采购，产品一时供不应求，饱受洋商压制的中国民族面粉工业，突然之间，迎来了自己短暂的黄金时代。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荣氏兄弟迅速作出了反应。
在上海，他们于1915年购买了上海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7年又将在上海租办的华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六厂。这期间，荣氏兄弟还向汉口发展，1918年在汉口兴建福新五厂。1919年，更以30万元的代价，购入德商波尔文打包厂，改建为福新七厂。该厂濒临苏州河，占地18亩，日产能力达1.8万包，每日用麦7700余担，出粉1.4万包，每月用电43.6万余度，这是福新各面粉厂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厂。
从1900年至1921年，荣氏茂新、福新面粉系统从1个面粉厂发展到12个，面粉产量占到了当时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荣氏“面粉大王”的称号不胫而走，社会影响力也日渐广博。
1921年，荣氏兄弟在上海设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企业形成了面粉与棉纱两翼齐飞、相互补充的格局。直接靠荣氏企业生活的人，不少于10万。此时的荣氏企业，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为庞大的私营企业集团。
一战前后至20年代初，薛南溟经营的丝厂由永泰一家，发展为拥有永泰、锦记、隆昌、永盛、永吉5家丝厂的大型企业。1921年，永泰丝厂代表中国丝业界赴美国纽约参加万国博览会。带去参加评奖的“金双鹿”丝获得“金象奖”,成为国际知名品牌。
1914年至1918年间，唐保谦的九丰面粉厂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遇，加紧生产，盈利达70万元之巨，相当于九丰投资额的7倍，以至于有了“买了九丰的股票，就好比中了头彩”的说法。
随着锡商在上海滩实力的不断增强，无锡的电话事业，也有了大跨度的飞越。
1911年，杨翰西创办了无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部设在北门内兴隆桥边。电话公司成立初期，大多数民众对这一新生事物不熟悉，主动申请安装的非常少。但在一战爆发以后，由于无锡工商业发展迅速，对电话的需求陡然增加，到20年代末，无锡电话公司交换机容量达到1700门，市内电话用户1380户，用户数在全国各城市民办电话业中，位居前列。
1929年秋冬，美国股市崩溃，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在瞬间爆发。对于中国的民营资本企业来说，一场严峻的考验开始了。荣氏集团在迅速扩张中举债过多，当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狂潮汹涌而至的时候，流动资金失灵，受到的打击也分外沉重。1934年4月，申新公司负债总额高达6300万元。
陆兴龙访谈：
一些银行已经感觉到申新这样的一个危机，就拒绝跟申新之间再有经营的往来，那么申新的融资就主要要通过钱庄，而且这个时候一些债主也纷纷找上门来。
4月29日夜晚，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使无锡荣德生家中的气氛异常紧张。在与兄长荣宗敬的数次电话沟通后，凌晨4点，荣德生夹着公文包，急匆匆地走出了家门。当荣德生携带全部有价证券赶到上海后，债务人的情绪才算缓和了下来。
困境中的荣宗敬向南京政府寻求紧急救济，请求政府允许申新公司发500万债券，由政府出面担保付息。而当时的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却借此将救济变成了整理，想以300万元，收购申新公司。
荣宗敬激愤地说：“实业部想拿300万元来夺取我八、九千万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弄个明白。”消息传出，整个民族工业界奋起声援，并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来斡旋。
最后，吴稚晖明确提出：“荣宗敬是个有才之人，为值得维持的一人。”陈公博看到反对的声音如此强烈，只好知难而退。一场风暴暂时平息之后，申新公司避免了破产倾覆的危险，但资金短缺、债台高筑的现象毕竟还是没有消除。
1934底，位于上海杨浦路的申新七厂欠汇丰银行200万元到期，正待荣氏兄弟协商延期还款之时，汇丰银行却擅自以225万元的价格，将申新七厂拍卖给了日商大连汽船会社。汇丰银行的拍卖，引发了上海各界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中华国产商联合会通告上海市的所有国货商，自即日起，与外商银行断绝往来。申新七厂的全体职工，自觉组织起来护厂，并将新购买的机器拆除，以防止落入日商之手。在各方压力之下，这次拍卖终于无效，荣氏企业又渡过了一次难关。
除了成功地被动防御，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带给新兴民族工商业灾难性的重创，许多锡商还表现出了主动出击的气魄和胆识。经济危机登陆中国时，无锡全县48家缫丝厂，仅在两个月内，就损失了400万元以上，许多缫丝厂都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停工、破产，成了那段时期缫丝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缫丝工业的萎缩，很快波及到农村的蚕桑业，1930年和1931年两年茧市汛期，农村茧行门庭冷落，无人问津。至1932年春，无锡全县500余家茧行，仅有15家还在开秤收茧。茧价也只有每担20元左右，不及1929年的三成。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薛氏企业的当家人薛寿萱倍感焦虑，是等待灭亡还是背水一战？权衡利弊之后，薛寿萱决定放手一搏，开始着手实施一个大胆的危机发展战略。1930年，薛寿萱联合无锡和上海两地的丝织业同行，成立了通运生丝股份贸易公司，将自己的产品，越过中介代理洋行，直接运销海外，结果大获赢利。
薛寿萱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也派得力助手薛祖康到美国纽约筹建营销公司。1932年，纽约永泰公司正式成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运营，利润非常可观。薛寿萱又陆续在曼彻斯特、里昂和墨尔本等地聘请代理人，直接销售永泰丝厂产品。当从美国发源的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后不久，薛寿萱和薛氏企业的产品反而成功地登陆美国本土，并进而将市场直接扩张到欧洲市场，这在当时的中国企业界是绝无仅有的传奇故事。
受过良好教育的锡商第二代企业家们，展现出了他们的世界眼光和专业素质。这也使锡商的发展，蕴藏了更加美好的期待。
当年的上海滩，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面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凭借智慧和勇气，活跃其中的锡商，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群体。但在成功的背后，尤其是在与洋商的博弈中，锡商群体已深切地感到，要想使中国民族工商业稳步快速地向前发展，唯有正视现实、借鉴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制度，在变革中寻求突破，才是最切实的选择，这也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紧迫使命。但这使命的完成，却远不像在家乡捐建几座大桥，便可解渡河之惑那般从容，那般惬意。
第三集 顺时而变
1923年7月20日的夜晚，无锡周新镇幽静的小巷，突然在一阵不安中，慌乱起来。
在这晚，72岁的周舜卿，因为肺炎走到了人生尽头。作为第一代名震上海滩的锡商，周舜卿的逝世，预示着第一代的锡商开始逐渐隐退。在名门望族掌控的各家企业中，管理层的更新换代，也成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第一要务。
1924年，在无锡富甲一方的薛氏企业，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时，执掌薛氏企业的，是晚清重臣薛福成之子——薛南溟。由于长子薛育津在无锡近郊筹建水泥厂失败，致使整个薛氏企业的流动资金大量缺失，薛南溟一时捉襟见肘，惊恐不已。最终，只能通过小儿子薛寿萱，向岳父荣宗敬寻求资金上的融通，才勉强渡过了难关。这次危机，使薛南溟开始认真考虑事业的继承人。有3个儿子7个女儿的薛南溟，在权衡再三后，选择了小儿子薛寿萱。
薛寿萱，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重任在肩的薛寿萱，首先协助父亲完成了永泰丝厂从上海回迁无锡的浩大工程，让薛南溟非常宽慰。但在随后的经营管理中，有着留洋经历的薛寿萱，却越来越多地发现了传统经营理念中存在的问题。
那个时期，无锡众多的企业，都在经历着新老交替、保守与变革的阵痛。1925年4月21日，荣氏集团的申新三厂发生了一起暴力冲突。一些工头纠集了部分工人，进厂围打技术人员。引发暴力冲突的原因，正是荣氏企业进行的内部改革。
荣氏集团是一个家族式的企业，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成熟、合理的管理体制和经营理念却逐渐蜕变成了阻碍企业更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其中，传统的工头管理制度，尤为突出。
郁有满访谈：
他们的改革都是遇到很大的阻力，都是来自于帮会。封建把头，而且好多都是有黑社会的背景的。
当时，在荣氏企业中，经理之下，分设文场总管和武场头脑，文场总管负责人事、考工、账册、购销、运输等业务；武场头脑掌管全厂的生产技术和原料，以及产品的质量检验。这些人大多不懂技术，文化素质低，并且多以亲属、同乡、师徒等关系结成帮派。
在这种情形下，1924年荣氏企业倚重的智囊薛明剑，提出了招揽专业人才、改良企业的建议，便得到了荣氏兄弟的首肯。于是薛明剑开始收罗合适的人才，并在申新三厂进行试验。他们聘请曾在日商纱厂做过技术工作的楼秋泉，到申新三厂担任粗纱间领班；招聘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毕业、曾在日本纱厂实习过的余钟祥，担任“改良指导员”；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留学归国，曾在上海大中华纱厂任技师的汪孚礼，被聘为总工程师。这些新派人员很快发现了企业内部管理上的症结，他们建议要全面辞退工头，废除工头制，采用全新的方法管理企业。荣氏兄弟对这一建议非常支持，但要彻底废除工头制，采用全套的新方法管理企业，便不可避免地要从追随自己多年的老人开始，这又让荣氏兄弟进退维谷、犹豫不决起来。
张晖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访谈：
企业家，或者企业发展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手，是企业家自己，如果他没有学习能力，他不根据市场环境，根据技术条件，根据员工的需求来改变管理模式，这个企业就不会再成长了。
薛明剑看到荣氏兄弟下不了决心，就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把申新三厂的五万纱锭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采用新式管理，由新派职员负责，自愿管理两万锭较为落后、效率较低的美国纱机；另外三万锭效率较高的英国纱机，仍由工头掌管，按老办法运行。荣德生立刻批准了这一方案，他希望在实践中看一看两种管理方法的优劣。竞赛不到三个月，优劣已经显示出来。采用新制度管理的两万锭美国纱机，出品率竟然超过了三万锭英国纱机，而且质量上升、消耗下降。这结果终于让荣德生下了决心，第二年2月，他决定重用新职员，将过去的一些领班、工头分别调动和辞退。在职的工头，权力也被削弱，这导致了工头们的强烈不满。由于此次改革在一些环节上的不尽完善，部分工人的劳动强度有所提高，工头们便借此从中挑唆，最终，演变成了暴力冲突。
1925年4月22日，当两位荣德生派出的谈判代表，带着工头们的条件回来时，却看到荣德生正在专心地研读《论语》。两位职员很诧异荣老板的镇静和清闲，而荣德生却意味深长地表示，凡事都要以和为贵，他不希望因为改革而带来新的矛盾冲突。经过双方多次磋商，荣德生终于说服双方达成了妥协。
与荣氏企业缓慢而稳健的改革步伐相比，同为无锡商业巨子的薛寿萱，则在企业改革的进程中迅猛了许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薛寿萱采用了荣氏兄弟未曾想到的“攻心之术”。
薛寿萱在1929年秋天，特意安排了一次老员工远赴日本考察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日本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极大地触动了老员工们，也使他们对薛寿萱进行的企业改革，发出了一种不自觉的认同。
汤可可访谈：
老的经理和厂长，让他到国外去参观、考察，让他感受到其实技术是可以这样改进的，改进以后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回来后也会很赞同变革。
薛寿萱趁热打铁，不但重金聘请了专业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还购买了一大批日本最新的缫丝设备。这使得薛氏企业的缫丝厂，拥有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生丝产量大幅提升。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薛寿萱还将目光投向了被许多企业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蚕种的选育与改良。
1929年，薛寿萱创办了永泰第一蚕种场，培育出了“永字牌”优良蚕种。推出伊始，仅以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并附送赠品，用来吸引蚕农的兴趣。
为了更好地推广优良蚕种，薛寿萱设立了永泰蚕事部。蚕事部从丝厂选拔有丰富蚕桑知识的员工，到农村组织合作社，凡参加合作社的蚕农，都能得到合作社指导员的技术指导，并以高于一般市场价的价格，对蚕茧进行收购，蚕农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蚕茧的质量和产量也大幅提升。到1936年，薛氏已控制了江浙一带600多家茧行，每年收春茧30万担、秋茧20万担，为其成为国内丝业巨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无锡的庆丰纺织厂也正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化。推动者，便是唐保谦的次子——唐星海。1919年，唐星海在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前夕，曾写信询问父亲唐保谦，对自己的将来，是否有什么建议，唐保谦告诫他说：“你为人太过自信，不是做官的料，日后只一心从商，从这方面去承继祖业吧!”随后， 唐星海便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了纺织企业管理硕士学位，于1923年10月学成回国，出任了庆丰纺织厂副总管兼纺部工程师。
“忠实勤奋，励精图治”是唐氏家族少主唐星海掌管唐氏企业以后定下的“厂训”，这八个字不仅流露出唐星海为人处事的原则，也表明了他进行企业改革的决心。1926年，整个庆丰纺织厂开始实行唐星海的改革方案。他重视专家，取消了稽查处，确立以工程师为核心的工务处，并取消了总管督办制，代之以厂长领导制。为了使一系列新制度得以实施，他不但以身作则，从最小的持牌签到做起，而且，还经常下车间，进行督察。
在他严格的管理下，哪个员工在业务和技术上没有上进，就有随时被解雇的可能。由于唐星海对员工管理严格，并定期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当时，无锡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庆丰出来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愁没有饭吃。”
陈乃醒（亚太中小企业家协会 首席经济学家）访谈：
管理是营造一种气氛的，就是管理要把它的真正的作用，把企业的每一个人都动员起来，让他飙飞，让他行动，让他激情澎湃，投入自己的工作，这就是管理。
科学的用人机制和管理制度，使得企业效益迅速增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庆丰纺织厂的产量提高了4倍。
李永锡（原无锡市工商联合会会长）访谈：
就在那个情况之下，生产的技术方面，生产产品方面，蒸蒸日上走上正轨。那个时候办工厂的思想路线是，要生存抓质量，要发展抓管理。
在严格管理的同时，锡商还把儒家“仁爱”、“德治”的原则，创造性地应用到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
这是当年申新三厂创建的工人福利区。当时，这里叫作“劳工自治区”。劳工自治区是1933年无锡出现的新现象。在“自治区”内，建有单身职工宿舍和家属宿舍，设立食堂、合作社、医院，为职工提供生活便利；开办工人补习夜校，职工子弟学校和图书馆、兼顾职工及其子女的教育和文化娱乐，俨然是一个组织健全的生活社区。
今天，我们从留存至今的振新纱厂福利区里，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那份生活气息。
荣氏兄弟把企业作为社会事业的一个实验区，通过这些中西文化合璧、旨在提高工人福利的建设活动，最大限度地化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条件。荣氏兄弟采取的这些措施，曾名噪一时，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参观、学习。
汤可可访谈：
要满足工人在社会方面的这种需求、需要，从而来调动他的劳动的积极性。在申新三厂进行的劳工自治区的实验，就体现了这样的精神。而且当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理念，他就已经在实施了，而且非常有成效，是成功的实施了。所以他处在一个管理不断的变革创新，技术不断变革创新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所以他是一步一步地跟上发展的潮流，推动经济发展。
这是位于无锡近郊的“芦村”，当年，与劳工自治区同具影响力的“华新制丝养成所”，就坐落于此。虽然这座养成所今天已无处寻觅，但通过相关史料，当年的情景，依然清晰可见。根据记载，这个“养成所 ”是薛氏永泰系统的一个福利性示范企业，就建在薛家没有办成的太湖水泥厂的原址上。大门是仿照清华大学的校门修建的。“养成所”全部招收18岁以下的农村未婚女青年，按照学校的方式，一方面从事生产操作，一方面进行技术培训，还要参加夜校学习。被称为“学员”的女工，住集体宿舍，外出时则必须着规定的统一服饰——灰布上衣、黑裙、白袜，这种着装要求，一度让人们将养成所的女工误以为是女学生。这一做法，在当年曾被其它丝厂纷纷效仿，企业在员工福利和培训方面的力度，也有了近一步加强。
汤可可访谈：
在工厂里面分区，分单元，分成很多组织，也是逐级的，然后就是以自治区的名义组织的，内部有很多组织，让职工可以享受较好的福利，那时候叫惠工福利措施。
新的管理体制和经营理念，使新一代的锡商探寻出了一条全新的人性化经营之道，众多企业从20年代初的灰暗业绩中挣扎了出来，重新走上了坦途。
到1932年，荣氏兄弟把最初一家小小的面粉厂发展成为拥有12家粉厂、9家纺织厂的全国最大的面粉、棉纺企业集团。其拥有的52万多枚纱锭，占到了全国纱锭总数的五分之一。
1936年，无锡仅薛家的永泰丝厂出口生丝就多达2.5万包，占当时上海出口总数的50%。薛氏集团当时曾控制了无锡16家丝厂。在蚕丝对外贸易史上，能摆脱洋行控制，广泛开拓国际市场的，唯有完全新派作风的永泰丝厂做得最为成功。在薛氏永泰的引领下，无锡丝业超过上海、广东，居全国第一。无锡成为名副其实的“丝都”。
1936年是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高峰。而无锡的实业家们可以说是居功至伟。根据这一年的统计，他们在丝业、面粉和纺织三大行业中都居于全国同行业的前列。那个时代，在某个行业成功并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常常被冠以“某某大王”的称谓。锡商中就出现了众多的王者。
这一时期也是锡商在历史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们大多雄心勃勃、充满自信。而在这些坚定从容的身影背后，家族的某种支撑与传承，也在无言中闪现着迷人的灵光，就像这静静流淌的运河水，悠远、绵长……
第四集 望族风云
在中国南方，夏天的阳光虽不像北方那么炙烈，但潮湿与闷热，却使人们不得不将所有的降温、解暑的办法，全都使了出来。
然而，在1935年7月13日的无锡，人们似乎并没有被这难熬的夏日，推搡到阴凉里沉寂。人头攒动的无锡七尺场，热闹非凡，人们顶着酷暑，满怀好奇地见证着一场新旧混杂、中西合璧的婚礼。
这场婚礼的主角，就是钱钟书和杨绛。婚礼的情景，后来被钱钟书搬到了小说《围城》里，只是新郎、新娘换成了曹元朗与苏文纨。
钱钟书和杨绛，分属无锡知名的两大望族。他们的结合，不但体现了无锡望族间相互通婚、共荣的传统，既儒雅、又时尚的身影，也在有意无意间延续着这座小城望族倍出的传奇。
这是距无锡市区仅一公里的惠山，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它的东麓蜿蜒流过，通过一条小河汊，舟船可以直抵惠山脚下。这条窄窄的小河道，就是当年明清帝王下江南时，游惠山的必经之路。
这曲熟悉的旋律，描写的就是这一带的景致。有这样一种说法——无锡成名于惠山，而惠山，则成名于祠堂。或许许多人并不知道，就在这片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绿色掩映之下，总数多达118座的祠堂遍布其中。
在绵延不绝的香火中，这些传承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先辈画像，记述着一个个名门望族的历史与荣耀。
无锡自古多望族，梅里吴氏，可以说是最为古老的家族。《史记》吴泰伯世家中记载，公元前11世纪末，周泰王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让位于三弟季历，从现属陕西的歧山，南奔当时还蒙昧待开的江南，在梅里定居下来。他们入乡随俗，断发纹身，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耕，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被奉立为君主，成为后来吴国的始祖。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
我们家的祖宗的家庙在无锡，就是泰伯庙，泰伯墓也在无锡，吴泰伯这是我们这一族的老祖宗。
泰伯谦让、包容的胸怀，长久影响着无锡的风气，进而逐渐演化成了一种城市个性延续下来。在20世纪初崛起的锡商望族身上，这一个性，更是在传承之中，有了最真切的体现。
汤可可(无锡市档案局局长):
（根据当年的法规）方圆百里之内，10年时间之内不能新设同类的工厂，在10年之内，或者在百里之内的话，要设相同类型的工厂的话，就要向先设的工厂交专利费，就是补偿金。
但实际上，无锡并没有形成垄断和封闭，在杨氏兄弟和荣氏兄弟的谦让下，在同乐共荣思想的氛围中，大批企业在无锡相继创办，当地经济，也在这既竞争又互助的氛围中，快速发展了起来。以杨氏、荣氏为代表的一批家族，也在这一过程中，很快发展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工商望族。
汤可可(无锡市档案局局长):
其实在业勤纱厂开厂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振新纱厂就筹备开办了。在茂新面粉厂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其它的面粉厂，像汇原面粉厂、唐家开的面粉厂都已经在筹备了。
浦文昌(无锡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无锡市场协会会长)：
不是靠和清政府有什么大的紧密的联系，主要是靠自己创造企业，在市场上打拼，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不是靠垄断。
陈文源(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主任)：
荣德生有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我企业的发展，完全不是靠什么政治势力，也不是靠什么雄厚的资本，而是靠我们兄弟两个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是为自己享福，而是为社会造福”，这是他的原话。
1906年,沪宁铁路通车。
汤可可（无锡市档案局局长）：
第一个通达的段就是上海到无锡，然后再修通了从无锡到南京这一段路，所以这一段的建成，跟上海之间的沟通大大缩短了。
在无锡老火车站的旁边，有座风格独特的建筑，这便是光绪30年，也就是1905年由新兴工商望族成立并执掌的商会旧址。因无锡当时由无锡县、金匮县两县构成，故定名为“锡金商会”。这一带曾经商贾云集，是无锡城中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武 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
20世纪初期，外面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压迫，国内有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的成长非常艰难，当时称之为在夹缝中成长。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这种商会组织对于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市场经济的制度的完善，对于保护这种民族工商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当时是没有替代的。
今天，在位于无锡市区的东林书院里，每逢周末，人们总能听到国学典籍的颂咏之声。对于现今的人们而言，此番情景，或许应该是既好奇、又陌生的，但在百多年前，这却是许多家族意图成为显赫望族的必由之路。
无锡的这条街道，名叫“连元街”，名字的由来，便是因顾、吴、王三大望族族人分别中了状元、会元、解元而得名的。
据《无锡金匮县志》“科举”一章统计，无锡县学子在京试中，文科共考中进士540名，曾有“六科三解元，一榜九进士”的盛事。无锡也因此出现了依靠仕宦之途而腾达的一批望族。
有趣的是，或许是被尊称为“陶朱公”的范蠡，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的印记，本应尊崇科举本业的无锡仕家们，对经商不但不排斥，而且还有着良贾何负鸿儒的一种认同。
这是已在东林书院悬挂了400多年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写下这副名联的顾宪成，是当时东林仕子的领袖人物，他和他的许多伙伴生在商人之家，对朝廷税吏的横征暴敛深恶痛绝，进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理念：世人理应读书明理，但不必作官，可以经商做实事，仕商异术而同志，便是他们的齐家之道。
明代的东林书院是民间自办的，仕子们一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为聚会而定的规则，如今还挂在故址的墙上，从这些规则中可以看到，东林仕子特有的公平、务实与细腻，而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勤俭自持、践约守信的信念和准则，也逐渐转化为一种意念，在这片土地上潜滋暗长，人们的聪明才智开始更多的从对仕途的关切，转移到了实务和工商业上，经商致富之路，也逐渐成为无锡众多家族成为望族的另外一条重要途径。
显赫一时的薛氏家族，便是从经商开始的。清乾隆、嘉庆年间，薛家祖先便是开设当铺、贩运粮食的商人，并因此发家，由于产业及经营规模巨大，以致有了“薛仓厅”的称谓。
传至晚清重臣薛福成时，整个薛氏家族更是在仕宦人家的光环庇佑下，不但拥有了“走破脚后跟，走不出薛家门”的财富实力，而且，还具有了足以左右无锡地方动向的影响力。
在无锡收藏家华士濂的藏品中，有1000余张旧时的土地契据，其中，就有华士濂十分珍爱的14张薛氏家族私宅和田地的地契。这一张张年代久远的票据，无言地见证着薛家那段富甲一方的传奇。
在这仕宦大家的传承中，薛福成长子薛南溟身上，又表现出了无锡望族的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做官与经商并重。
薛南溟中过举人，在李鸿章幕府中做过事，但同时也能够毫无愧色地收购蚕茧挣钱。1894年以后，他干脆放弃仕途，投身实业，薛家也因此成功完成了从传统仕宦望族到工商望族的大转变，并和同处一地的荣家、唐家等家族一起，在上个世纪交替的时期，依托新兴的工商业异军突起，成为了当时执掌无锡未来的中坚。
汤可可（无锡市档案局局长）：
锡商他是把工商经营看作是他的本分，是一种追求的一个目标。然后他是全心全意地在朝这个目标来走。
在荣德生、荣宗敬开始他们的事业之前，荣家已经在无锡居住了200多年，他们的居住地，也逐渐形成了合称为荣巷的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落。荣德生、荣宗敬一支的老屋，就坐落在“中荣”一带。荣德生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如今已经80多岁的陈荣良，一直把荣德生叫作“外公”。实际上，他真正的外公是荣德生的一位族兄。在陈荣良的父亲和外祖母相继亡故后，荣德生就负担起了他们一家的生活开支。在随后的生活中，陈荣良对他这位恩人般的“外公”荣德生，也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陈荣良（原申新纺织六厂职工）：
每到过年了，他们有规矩要到街面上去发钞票，街面上比较穷的，村庄上比较穷的，要给他们发钞票，现在叫钞票，从前叫铜板，一个保镖加一个女工，一个挑一个保护在我娘旁边，我娘就专门去发，每年过年过节前都要发。
虽然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荣德生在生活上却并无奢求。作为当时的“面粉大王”，每餐仅两荤两素一个汤，而且这一汤，通常也只是最简单的咸菜肉丝汤。他终生只穿布鞋、布袜、布衣衫。在这张他去上海所属工厂视查时拍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穿的长袍比其他人的都短一截。
在无锡，和其它地方一样，“唯有读书高”是许多家族的训词，重视子女的教育更是每个家族的传统。新兴的工商家族，也全盘继承了这一传统，只不过，他们关注的学习内容及过程，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汤可可（无锡市档案局局长）：
无锡的工商企业家，他非常讲究务实。荣德生的口头禅就是“实学实做”，学也要学得实，做也要做得实。非常强调这个实。这种实就把原来本来有的儒教里面的，儒家学说里面的这种实，后来经过历代又慢慢地虚化、淡化的这种东西，又重新得到了改造，这样就使它能够跟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得到衔接。
在荣敬宗、荣德生兄弟修建的这处名为“梅园”的园林中，有一处叫“经畬堂”的景点，又名“豁然洞读书处”。这个读书处，其实是荣德生创办的一所学校，主要招收荣氏家族子弟，同时，也兼收部分外姓优秀学子。当年，荣毅仁就是在这里学习的。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
我们是重视教育，就是把儒家文化中间的一些好的东西，讲究仁爱这样一些东西，就传到了下一代，应该说它有很强的底蕴。
“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这是荣德生留给后辈的最后训言，荣毅仁一直以这句话来警戒自己，由此，在商界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整个荣氏家族也在这种传承中，延续着已有的辉煌。
透过荣家仁爱、自律、务实的家风，无锡望族百年不衰的传奇，似乎也有了某种可以探寻的轨迹。
2003年8月4日，51岁的唐英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成为了香港的新任“财爷”。在许多媒体对这位新“财爷”的介绍中，大多都会有这样一行字——“唐英年，祖籍江苏无锡”。
唐英年所属的家族，是无锡一个有着百余年历史的传奇望族，已经兴盛了五代。近代无锡六大民族工商集团中，唐氏就占了两家。
严家桥是唐家发迹的地方，这里离无锡市区有40多公里，交通相对闭塞，但土地肥沃，民风淳厚。发祥于这里的锡剧，伴着穿城而过的永兴河，静润着这里的悠然与闲适。
沈 冲：（严家桥古镇开发保护办公室主任）：
这个地方虽然地处比较偏僻，早年间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这里家家都有纺纱织布的民间手工业传统，市场也比较繁荣，城市也比较繁荣。
1860年，太平军与无锡守军展开激战，被后辈尊称为景溪公的唐懋勋为逃避战祸，携妻儿老小，来到了远离县城的严家桥。
汤义忠（严家桥居民）：
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上年龄的都知道。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战乱年间，太平天国那个时间过来的。过来的时候，穿的衣服都是破烂的，并不漂亮，包括第一代的唐懋勋景溪公，来的时候也是破破烂烂的。
唐懋勋在集市中心的双板桥边，开设了一家名为“春源”的布庄，靠卖土布谋生，由于经营得当，获利颇为丰厚。
沈 冲（严家桥古镇开发保护办公室主任）：
唐家经营比较快都发了，他没有几年生意就做得很大，全做白棉花、白纱布，纺织的人都知道唐家的春源布庄生意做得很大，所以都到严家桥来做生意。
在因战乱地价大跌之时，唐懋勋又抓住机会，大量购进土地，兴建唐氏仓厅，做起了粮食贸易。为方便水路运输，又建造了唐家码头。没有多久，唐家置田造院，很快发展成为无锡有名的商贾富家。
眼前的这片建筑，便是在唐氏仓厅和唐家码头的遗存基础上，修复、改建而成的。
从20世纪初开始，唐家后辈们又在上海、无锡等地兴办起了一系列工商企业，其中，当时著名的庆丰纱厂、丽新印染厂、九丰面粉厂等，就出自他们的手笔。
在开创实业的同时，家乡的公益建设，唐家也从未懈怠过。唐家曾有一约定：“凡严家桥的公益事业，不论大小，唐姓负担一半。”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唐家创办丽新织布厂时，就创办了丽新子弟学校，吸收职工子女上学，这所学校，一直沿用至今。
在横穿严家桥小镇不到一公里的永兴河上，共有四座桥，其中三座，都是唐家捐建的。这座桥叫梓良桥，在修桥碑记中这样写道：“纪念先人，怀念乡亲。梓良桥建于光绪30年，唐氏后人于1993年10月重修”。
汤可可（无锡市档案局局长）：
传统儒家有积极入世的一面，它是积极参与的，当然它主要是参与政治，参与社会活动，他现在把积极入世理解为我现在要发展经济。因为只有发展经济才可以致富人民，使国家得到富强。
正是在这种感念的传承中，70年代末，唐英年的爷爷唐君远，与一班工商界人士组成了爱国建设公司，呼吁海外亲友积极投资中国建设，并要求旅居海外的儿子唐翔千，带头回国投资，他对唐翔千表示，如果投资亏了本，就算孝敬他好了。
从1979年开始，唐翔千先后在深圳、新疆、上海等地设厂。以“孝悌忠信”的品行，以“脚踏实地”的家风，积极投身祖国大陆的建设。
唐翔千曾告诉员工，做生意的诀窍之一，就是观察对方是否敬业：“如果哪家公司的总经理11点钟才上班，还带着小秘书回来，这样的公司，千万别跟他做生意。”
浦文昌（无锡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无锡市场协会会长）：
他们都是非常勤奋的人。勤奋地学习，勤奋地工作，勤奋地完成他原来要完成的任务，然后再争取自己发展的机会，我看恐怕是他们所有的民族企业家都有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1998年，是唐星海百年寿辰，唐翔千带领“五世其昌”的唐家后辈们，来到严家桥访问故居，参观先辈们生活成长的地方，以此让他们了解家族走过的艰辛，感悟作人、作事的道理。
回望无锡近百年的繁华，无锡望族的后代们，在用自己的精彩业绩续写显赫家族史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组合出了无锡的社会发展历程。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
重信、信誉，比如说有序地竞争，比如说遵守规则要守法，他有一些现代文明的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全国来说，应该说在这个地区最早形成。
驻足于惠山脚下的这一座座祠堂，缭绕的香火中，传统的色彩虽已开始褪却，但这升腾的青烟，似乎依然在延续着某种传承，勾描着家族兴旺的奥秘……
第五集 遥望大无锡
这是1946年6月14日出版的无锡当地报纸——《人报》，在这篇题为《荣德生谈建设大无锡》的采访报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就无锡之地形言，东邻苏州，西毗常州，逐步发展之结果，苏常锡可能达成一片。故就建设大无锡之远景言之，极度发展之大无锡，将为雄踞京沪线、并合苏常、人口数百万之大都市。”
这段激昂的文字，是72岁的荣德生对家乡建设发展的期许，更是锡商群体久已有之的梦想与远望。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人们在动荡中，经历着社会变革的阵痛。不久以后，一位署名“乐观子”的无锡人，撰写了一篇题为《无锡之将来》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无锡的未来，作出了这样的描绘：无锡将于数年之内修筑“里圆路”、“外圆路”；十年内将建成大电气厂；大型商场依傍着新的居民住宅区，层层叠叠，有若香港……
文中还倡议，在太湖之滨修建第三次万国博览会的会场，希望以此，让“无锡一邑，卓然著名于世界”。
这篇为无锡提出城市规划构想的文章，其作者“乐观子”，就是荣德生本人，那一年，他38岁。而这份关切的起始，应该源于15年前父亲的最后教诲。
15年前的1896年，也就是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在上海滩初创“广生钱庄”的时候，父亲荣熙泰病逝，弥留之际，荣熙泰对两个儿子叮嘱了这样一段话——“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推而进一县一府，皆所应为。”
其实，这种兼济天下的思想，早已是无锡当地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随着20世纪初锡商的迅速崛起，这种思想，也有了一次最为集中的体现。
191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本着“为天下布芳馨种梅花万树，与众人同游”的宏愿，在太湖东山、浒山一带购买山地150亩，兴建了这片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园林。锡商群体大规模建设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社会实践，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道路和桥梁的修建，是锡商们非常关注的。因为，在商贸往来中，他们早已认识到，交通对于城市犹如血脉之于人身，交通不畅，势将影响经济的发展。
1914年，由荣德生发起，众多锡商共同出资，建造了自梅园至西门迎龙桥的开原路。路宽9米，全长近9千米，成为西郊第一条大马路。
随后，又捐资辟建无锡火车站至惠山的通惠路，并陆续修筑城乡各支路，至上世纪20年代末，捐资筑路里程，已近50公里。
汤可可（无锡市档案局局长）：
锡商在公益事业上面，他是依照了一种中国传统的一种伦理，就是要为家乡、为地方的老百姓做一些实在的事。这一点是传统的一种延续，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继承、发扬。
为了使家乡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发展、建设，无锡升级建市，成为了当时锡商乃至全无锡市民的一种期盼。
1922年，无锡被设立为对外商埠，这不但加快了无锡当地的发展速度，也为无锡长期屈居县级建制的历史，创造了升级建市的可能。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凡人口百万或者定为国都的就可以设为特别市，如果人口满20万，可以设为普通市。
据统计，1930年，无锡市区已由3平方公里扩展到10平方公里，全县人口94万多，其中，城区人口加上近郊人口，总数已达24万以上。
汤可可（无锡市档案局局长）：
30十年代前期的时候，列入到工业城市的六个城市里面，是包括了无锡，而无锡在这个里面的指标，基本上排位在第三、第四位，这几项指标。其中工人数是仅次于上海，排位在第二。
不巧的是，这一年正逢国民党内部爆发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军费消耗巨大，已无余力进行城市建设，南京政府对批准设市开始严格控制，对设普通市的人口要求，突然从1928年的20万提高到30万。无锡升级设市的梦想，也一瞬间变得遥不可及了。
设市梦想的破灭，并没有影响到锡商的激情。这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把美好愿望的实现，只寄托在当时的地方政府身上，在敦促地方政府重视城市建设的同时，直接出资出力，从事无锡的城市建设。
无锡是水乡，在水乡造桥，以利交通，在当年锡商们的眼中，那可是最积功德的大事。
1929年，荣德生与无锡工商界人士一起，成立了百桥公司，又称千桥会，有计划地为家乡出资造桥。在此后的8年时间内，共建成大小桥梁88座，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环境。
这座由荣德生独资捐建、充满江南意韵的宝界桥，就是其中最长的一座。最初，荣德生曾设想仿效杭州西湖苏白两堤，在五里湖中筑一长堤，后考虑到兼顾水利与交通，才决定建造一座大桥。1934年，他捐出亲友为他祝贺60大寿的赠礼6万余元，在此筑起这座长桥。
宝界桥建成时，浙江的钱塘江大桥尚在建设中，宝界桥便享有了“江南第一长桥”的美名，当地人一直习惯称这座桥为长桥。
这座桥是荣德生一生的得意之作。他晚年陪国学大师、时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钱穆，散步于桥头时，曾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惟有这横跨五里湖上的宝界桥，可以留做一个纪念。我所回报故乡养育之恩的礼物，惟有此桥。”
在一系列锡商参与的无锡建设之中，捐资助学，是其中最为独特，也是最具深意的现象。
祝大椿办大椿小学，周舜卿办廷弼中学，浦文汀办雅言小学，蔚然成风之势，不胜枚举。
清末时，无锡已有新式学堂120所，上世纪20年代，也就是锡商崛起的那段时期，无锡的新式学堂，陡增至380所，形成初等、中等、职业教育相并举的格局；抗战前各类学校为454所，学龄前儿童入学率领先于国内各县，办学盛况令人瞩目。
黄汉民（原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老百姓的子女都受到教育，这是对国家、对企业来讲，都是有好处的，他把为社会办公益事业，把它跟自己办企业都联系起来了，认为是一码事，对社会有益，对他的企业来讲，以后对招收工人，他就是有一个较高的文化修养，对他的企业来讲，也是有好处的。
1914年，荣德生在自己的住宅旁购地2亩8分，一部分用作建造竞化女校，另一部分用作建造图书馆。1916年，这处定名为“大公”的图书馆建成开馆，收藏各类图书20余万卷，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各门类。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著名藏书家孙毓修先生评价说，“我国乡村之有图书馆，且有书目，则以大公为始矣。”
正是在这种重商、重文，商文互补的和谐氛围中，无锡的教育水准，也有了飞速的提升。仅无锡鸿声镇，就走出了四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们是:弹性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钱伟长，物理学家钱临照，工程力学家钱令希，经济学家钱俊瑞。如果加上病逝于台湾的钱穆，鸿声镇一镇就出现了五位名人。
如今的锡山区鹅湖镇荡口小学，渊源于1905年创办的果育学堂，已经有百年的历史。它最初是由商人华鸿模创办的，后改名为鸿模小学，虽然只是个小学，但在当年，钱穆、顾毓璘、钱伟长等人都先后在此任教。
和许多锡商一样，干实业起家的荣德生，提倡一种“切于实用为主”的职业教育。1919年9月，荣德生在家乡荣巷创办了一所职业学校——公益工商中学，这是一所培养工商企业从业人员的中等技术学校。由于荣氏财力充足，该校成为除上海外东南地区“设备最新最齐全”的职业学校。首任校长是清末第一批留洋学生、水利专家胡雨人。
公益工商中学分为工科和商科，两科学生除上课读书外，工科学生要去木工、金工、铸工、机械等车间进行实习；商科学生则有组织地开展办小银行、小商店，出售日用品和文化用品等商业实践活动。毕业生可被荣氏企业从优录用或推荐到其它企业任职，成绩突出的，还将被选派出国，留学深造。
荣氏兄弟并未接受过正统的经史教育，连做生意的本事也是边干边学的。作为一名成功的实业家，荣德生认为：事业之成，必以人才为始基，而人才的培养靠学校，兴学才是建设的根本。在荣德生撰写的《略述办学之经过》一文中，对他兴建学校的思想动机，作了这样的表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良好的教育政策举足轻重，学校是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基础。
1947年10月，私立江南大学在无锡荣巷举行开学典礼，这所大学是荣德生个人捐资设立的，那时，他的企业已经遭遇到经济萧条和利润下降的痛苦，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拿出200亿法币，在家乡创办大学的激情。
按照他的思路，江南大学分设三院九系，其中的食品系、管理系等专业在全国均为首次设立。
在荣德生的授意下，江南大学聘请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来校任教，文史学者钱穆、唐君毅，农学家金善宝，物理学家周同庆，均在其中。学校不仅规定了高于当时一般国立大学的教师月薪和讲课钟点费，还把荣巷私宅和梅园内最好的房子腾作教师住宿和开展学术活动之用。
钱穆应聘任教时，就被荣德生安排在这幢小楼内居住。这幢小楼，当时其实是荣德生自用的宅邸，为了能给钱穆提供尽可能好的生活环境，荣德生和家人提早就搬到了一楼，而把干爽的二楼，留给了钱穆。
一次，钱穆在闲聊时问荣德生：“君毕生获如此硕果，意复如何”，荣德生说：“人生必有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亦未闻有可以历世不败者”。
然而，正当锡商们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建设家乡、实现大无锡梦想之时，战争的阴云，却将这一切裹挟进了硝烟的阴霾之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随后，战火很快燃遍大江南北。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由于当时的日本通工省已将无锡纺织业定为日商之劲敌，所以，日军在占领上海后，随即以工厂为主要目标，对无锡进行了轰炸，并于11月进占无锡。众多无锡民众踏上了艰难的逃亡之路，逃亡人数占了无锡总人口的37%。
“田园劫后将何去，欲起渊明叩昨非”，钱钟书在《将归》一诗中流露出的伤感，正是战争离乱的佐证。
战争对实业家们是可怕的。无锡3家最早开设的工厂——业勤纱厂、茂新面粉厂和裕昌丝厂被日军炸毁，变成一片废墟。仅荣氏一家的经济损失，就高达5281万元。
荣宗敬痛惜财产被毁，想留在上海看守。但又担忧日本人拉他下水，1938年1月，他从上海匆忙出走香港。2月10日，65岁的荣宗敬因悲愤抑郁，致使脑溢血复发，医治无效，在香港逝世。
在国难家祸面前，大多数锡商并没有心灰气馁，而是积极响应迁厂号召，陆续将一些企业迁往内地，在支援抗战的同时，谋求新的发展。
陈文源（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主任）：
在抗战期间，我们无锡的很多企业，它没有在无锡这个地方，再继续搞什么大规模的工业等等，它是搞了一个化整为零的这样一个动作，搞了很多小工厂，跑到乡下去了。一个是内迁，把我们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到内地去。除了缫丝工业以外，面粉工业和纺织工业，在抗战胜利初期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申四重庆厂生产的棉纱，因为战争造成的物资内运困难的缘故，而供不应求，也总有客户排队求购。荣氏福新面粉五厂内迁创办的天水分厂、重庆分厂、宝鸡分厂等，也以4000包左右的日产量，极大地减轻了后方粮食紧张的问题。
因战乱而偕家人流亡内地的薛明剑，在重庆落脚后，先后创办了20多个小型工厂。为了支援抗战，他将一些工厂的设备进行拆改和补充，用以制造地雷、迫击炮引信等军械，分担了当时兵工厂产能不足的困境。
陈文源（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主任）：
不但是发展了内地的经济，支援了抗日战争，也为内地提供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有很多人后来就没有回来。对当地的经济、当地的人才的培养，也是非常明显。
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在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新成立的企业大概有2300家左右，那么它要比内地迁过来的，从沿海地区迁过来的四五百家企业，相当于内迁企业的四五倍。
抗战胜利的时候，浦文汀逗留在苏州，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激动不已。日军侵占无锡时，他经营的恒德油厂损失惨重。日商企图强迫浦文汀租厂合作，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为此，他还避居上海不与接触。却因突发脑溢血而病逝于苏州寓所，享年71岁。
比之浦文汀，荣德生应该是幸运的，他重返无锡接收了茂新二厂和申新三厂，和其他锡商们一起，积极复工复产。
在此期间，荣德生构想的一个包括棉麻纺织、米面油加工、机械修造、发电供电、农副产品原料生产的“大天元”计划，也在国内第一家生产亚麻粘胶纤维的天元麻毛棉纺织厂的建设中，开始了具体的实施步伐。
在实业家们修复战争创伤，寻求新的发展之时，家乡的教育体系，也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快恢复了起来。学校总数也从战前的454所，迅速增至892所，这近乎一倍的增长速度，使人们对无锡的未来，也有了更多的向往。
这是1948年由荣德生一手创办的开源机器厂。在这屹立于厂区内的建厂纪念碑上，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创业者们在那个时代独有的一种激情与力量。
在这间即将被改建的旧厂房里，当年机器的轰鸣声，仿佛还在周围回荡，沉闷但却有力的节奏，就像一声声艰难前行的足音，无言地诉说着，期待着……
新中国成立后，锡商群体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并以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赠飞机27架的实际行动，印证着他们“爱国爱家”的精神品质。
在对民族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以荣氏企业为代表的锡商群体，配合政府率先完成了所属企业的公私合营，一系列表率式的行动，为当时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的顺利完成，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历经百年之后，在无锡这片拥有悠久工商文化的沃土中，新一代的创业者们，正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魄力，继续着前辈的精神与梦想，继续着跨越历史的商魂。
无锡蠡湖上的宝界桥，是锡商前辈荣德生捐建的。60年后的1994年，荣德生的嫡孙荣智健，投资3000万元，在祖父捐建的长桥侧畔，新建了这座宽18.5米，长390.74米的新长桥。
两座长桥的倒影，在湖水的荡漾中，依靠着、交融着，明暗交叠、若隐若现的光影，就像百年锡商的传奇，平和而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