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蝇王》中的后现代生态伦理意识
姜 峰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威廉·戈尔丁在《蝇王》中将人类生存状况融入到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中书写，揭示了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现代西方伦理价值体系对生态道德的忽视，表现出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生态伦理意识。小说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非二元对立的生态整体性，批判了破坏生态整体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理性，指出现代科技由于缺乏生态伦理维度而导致了更大的生态灾难，贯穿着对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道德的崇尚。小说所蕴含的前瞻性生态伦理意识，在生态问题严峻、生态道德缺失的今天，尤为引人深思。
[关键词] 《蝇王》；生态整体；后现代生态伦理
英国评论家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曾经说过，威廉·戈尔丁的小说“值得不断品味”[1]165。泰格(Virginia Tiger)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戈尔丁作品的研究越是投入，就越会被其复杂性、含混性和多义性所困扰”[1]165。虽然“戈尔丁小说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使之无法归结为某一主题和结论”[2]，但是戈尔丁在作品中始终以人道主义精神关注人类的生存境况，以批判的视角反思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如果说“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3]，那么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正是这种伦理艺术的典范。《蝇王》中的“儿童共同体实际上是成人世界的缩影”[4]。戈尔丁用孩子们在荒岛上上演的闹剧凸显了当代西方世界中人类的生存困境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因其内涵的复杂多样和“永恒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气派”[5]，《蝇王》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然而就伦理阐释角度而言，评论界因长期囿于“人性说”的藩篱，将小说中的多维伦理关照限于“对人性恶的警示”这一侧面，难以展现小说所隐喻的当今世界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状况。近年来，随着生态批评的升温，虽然已有学者将《蝇王》中的伦理关照拓展到生态领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尚未对小说中作为诸多矛盾根源的现代性进行深入透视，尚未充分发掘小说在多个层面蕴涵的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生态伦理意识。
生态伦理学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伦理学，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是社会对全球生态问题深层反思的结果。生态伦理学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机械论世界观，认同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人与自然非二元对立的生态整体性以及人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道德。作为一种后现代应用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打破了西方传统规范伦理学把道德完全归结为人际道德的悠久传统，主张把人的道德关怀从人类社会进一步延伸到非人的自然存在物或自然环境，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确立了一种人尊重自然的稳固的道德关系，生态道德就成为研究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伦理学理论。生态道德呼吁人类与自然同生共荣、协同进步，反对人类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6]。生态伦理学在本质上是后现代的伦理思想。生态伦理学认为现代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生态后现代主义、社会生态学、深层生态学等生态思想家们都对现代性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重建自我尊重自然的道德关系和重建生态人类社会的生态伦理主张[7]。戈尔丁在《蝇王》中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传达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意识。戈尔丁将流落荒岛的孩童们的命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展现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生态整体性，批判了破坏生态整体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理性，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贯穿着超越现代性的生态伦理诉求。
现代西方伦理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将人与自然对立，把自然视为“他者”，认为人能够为自然界立法，强调人类征服自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人类为了自己的存在、为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征服、统治和支配自然。这种伦理观把人与自然分离，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个二元等级制，导致自然成为被奴役的对象，而人类则成了脱离地球共同体的孤立的社会原子。戈尔丁反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具有强烈的生态伦理意识。在戈尔丁看来，《蝇王》中流落荒岛的孩童和荒岛上的动物、植物都平等地存在同一空间内，是彼此差异、相互依存的生态有机整体。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戈尔丁和深层生态学的生态整体观是一致的。深层生态学认为，“人类今天的环境危机不仅仅在于人口、经济、技术等表面原因，而是在于人类现有的文化机制、行为模式以及哲学体系内的二元论等级制与人类中心主义”[8]。深层生态学主张一种新的非二元论的思维，即一元论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认为，构成世界的万物都是平等的，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都有生存和繁茂的权利。深层生态学否定传统意义上人与自然分离的、孤立的价值或意义中心，“取消中心决定一切的结构体，而代之以强调人与所有其他物种普遍联系的网状结构”[8]。人与自然处于同一关系网中，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整体与部分/个体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互补与融通的关系[9]。
戈尔丁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认同人与自然的生态整体性。小说中，戈尔丁将流落海岛的孩子们的命运放入到人与自然相互交织的有机整体中书写。小说十二个章节中有九个章节都是以自然之物、自然现象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活动来命名的——“海螺之声”“山上之火”“海滩上的茅屋”“兽从水中来”“兽从空中来”“暮色和高树”“献给黑暗的供品”“海螺和眼镜”“城堡岩”等。可以看出，戈尔丁把人类的存在与自然万物视为彼此依存的生命共同体。此外，戈尔丁认为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自然存在物不是人类的异己力量，而是人类的同伴。《蝇王》中，戈尔丁笔下的海岛物种多样、草木繁盛、果实丰美，每一种存在物都以自己的方式绽放，呈现出一派生生不息、和谐有机的景象。在孩子们到来之前，海岛上的生态系统以自组织的模式有机运转着，不仅创造出了形态多样的生命，还使这些生命的繁荣和繁衍成为可能。戈尔丁借拉尔夫之口发出感叹——“一个想象中存在而从未得到充分实现的地方，终于在这儿一跃而为活生生的现实了”[10]11。海岛上随手可摘的野果、唾手可得的木柴、可供消暑祛热的水潭、令人流连忘返的海滩、召集孩子们的海螺等等，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使人类的生命得以存续，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生态整体中，所有的存在都以可见或不可见的方式彼此作用。《蝇王》中，戈尔丁对西蒙的“海葬”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整体性最好的诠释：
在地球曲面的某个黑暗部分，太阳和月亮正在发挥着引力；地球的固体部分在转动，地球表面的水却被牵住，在一边微微上涨。潮水的大浪沿着岛屿向前推移，海水越涨越高。一条由充满了好奇心的小生物组成的闪亮的边镶在西蒙尸体的周围；……就这样，西蒙的尸体轻轻地飘向辽阔的大海[10]216。
在自然界中，所有物种都参与了生物圈新陈代谢的交换，“从宇宙诞生起，它们都有分子水平上的彼此联系”[11]。西蒙的海葬呈现了宇宙万物之间难以割裂的内在联系，而人类只不过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是唯一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戈尔丁的生态伦理意识。自然万物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人与自然平等地存在于生态关系网中。在生态有机体中，所有的存在都是由与其他存在物的关系构成的，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尊重。
《蝇王》不仅呈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联系的生态整体性，而且展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动态互动关系。这和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观点是一致的。布克金批判和反对工业文明以来就占据主导地位的把人与自然分裂的二元论意识形态，他认为，“自然是一个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最终是社会性的渐进进化过程”[12]10。自然与社会是通过进入一个自然的进化而互相联系的。非人自然可以认定为“第一自然”，作为对应，人类创造的社会自然被称为“第二自然”。人类的第二自然远远不是“非自然的”，而明显是有机界进化的第一自然的创造物。第二自然(人类自然)是人类居住在自然界的一种方式，即人类创造的一种最适合他们存在方式的环境，包括人类为了自身安全与生活形成的特有的不同于非人自然界的社会制度和“使各种制度的存在理性化的意识形态”[12]21。因此，人类社会与自然也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小说中，昼夜的更替、气候的变化、生存的需求以及对野兽的恐惧牵引着孩子们的行为，孩子们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试图建立起文明秩序，却遭遇到由现代性困境引发的社会失衡并最终陷入了殃及自身生存的生态危机。一方面，作为民主化身的拉尔夫追随并模仿成人世界，将海螺打造成“权威”和“民主”的象征，意图形成民主机制来构建海岛上的秩序。然而拉尔夫对现代民主制亦步亦趋的模仿很快便在实践中遭遇挫败。孩子们不能坚守规则、猎手们玩忽职守，小岛社会陷入失序状态。而以拉尔夫为首的民主派凭借海螺的加持对大家发号施令，却无法真正解决现实中的矛盾，现代西方民主沦为乌托邦神话。另一方面，对领导权觊觎已久的杰克渐渐不满拉尔夫的领导力和现行社会制度，其猎猪行为也演变成对自然资源无情的掠夺和嗜血的杀戮。杰克看穿了“闪亮而美丽的、易碎的”[10]211海螺所代表的民主和权威的“不在场”，利用孩子们的精神危机和对猎猪狂欢的原始欲望夺取了权力，最后为了达到集权，他不惜火烧全岛来围猎拉尔夫，致使整座海岛陷入火海，“被烧得震颤不已”[10]283。
自然作为无声的“他者”在人类社会权力争斗过程中惨遭破坏，正如布克金所说，“差不多所有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失衡问题都有着社会失衡的渊源”[12]21。而现代西方社会的失衡则根源于人统治人、人类支配自然的二元对立的等级制意识形态。小说中，拉尔夫与杰克之间的较量，表面上看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但实际上不过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指出，即便是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下形成的一种政治话语持久扭曲生长的独裁制度，“与极权主义、反人道主义一样，都是形而上学这同一根干上开出的花朵”[13]。拉尔夫手持海螺宣扬民主，却站在“民主”的制高点形成话语中心。他屡次吹响海螺召集会议却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暴露了以语音“在场”为中心的现代西方民主的形而上学本质。这个中心支配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形成同一性对差异性的排斥、“自我”对“他者”(包括自然)的否定，建构了人统治人、人类支配自然的二元对立的等级制链条。戈尔丁不仅认识到人与非人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整体，也揭示了生态失衡的根源，即二元论等级制与人类中心主义。
小说在最后指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对自然进行的破坏性行为也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真是傻瓜！真是笨蛋！大火一定已经烧到野果树林了——明天他们吃什么呢？”[10]279戈尔丁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整体性的认知不仅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思考，也是对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的反思，体现了他的后现代生态伦理意识。
小说中，火烧海岛是对科技异化带来的生态破坏的隐喻，用来点燃全岛的眼镜，象征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科技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然而，科技如果应用不当反而会成为压迫、支配甚至操控人和自然的工具。20世纪以来，科技滥用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战争升级、核辐射威胁等危害比比皆是。科技被异化成了人统治人以及人类支配自然的工具。戈尔丁亲历了二战，高科技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核武器震惊世界的杀伤力以及带来的生态灾难深深戳痛他的心灵。在《蝇王》中，戈尔丁深切反思科技异化的根源，揭露了技术理性对生态道德的忽略。
技术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认为，技术理性与道德伦理脱离，只注重追求功用和效率，把自然视为奴役的对象，表现为对客观外界事物的无视、算计和冷漠，从而放弃了对人类生存价值问题的关注。启蒙所倡导的科学与理性把人置于统治万物的绝对主体地位，把自然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永久客体化与奴役、持续性的肆无忌惮的掠夺与践踏，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因此，启蒙在带来文明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的极端压迫，从而走向了反面，使“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14]。
戈尔丁认为，技术理性将人与自然对立，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杰克是小说中被技术理性异化的典型。在杰克的价值观中，自然只是“纯粹外在性”[15]2的存在，是服务于人的工具和人类统治的对象。杰克自始至终都把海岛当做征服的对象，他沉迷于猎猪不是为了生存，而是发泄他对自然界的统治欲。在小说中，戈尔丁并没有把孩子们流落的海岛描绘成一个物质匮乏、险恶丛生之地，相反却着重描写了海岛上的生态和谐、果实丰美，反衬了杰克对自然的贪婪掠夺和破坏。大自然在总量上已经给人类提供了足以维持生存的资源，是人类无休止的欲望导致物种灭绝、资源枯竭，从而打破了生态平衡。杰克一伙对正在哺育后代的母猪的残忍暴行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无情掠夺以及对生态的严重破坏。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机械论世界观的形成，自然被祛魅，地球作为养育后代的母亲的隐喻逐渐消失。“关于宇宙的万物有灵论和有机论观念的废除，构成了自然的死亡——这是‘科学革命’最深刻的影响”[16]。
在技术理性的作用下，科技被异化成人类支配自然的中介和工具。科技既可以造福人类、保护生态家园，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和地球，关键看科技掌握在谁的手中、作何用途。科技如果和独裁联手，将把人类带入新的野蛮。正如查伦·斯普瑞特耐克(Charlene Spretnak)在《绿色政治》中对科技与军国主义的联姻的批判，“如若我们对核武器情况进行严肃审视，人类借日子活命的说法并不夸张”[17]。小说中，猪崽子的眼镜象征着科技，是点燃求救信号火堆所必需的工具，代表着科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承载着孩子们得救的希望。然而，杰克却将所有孩子的命运置之不顾。对他来讲，眼镜是海岛上稀缺科技资源，占有眼镜就意味着掌控了所有人的命运，有利于他取得霸权。因此，另立山头的杰克建立政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夺眼镜。通过暴力占有眼镜之后，杰克才认为，“现在他真正是个头领了”[10]196。当猪崽子来要回眼镜时，杰克一伙残忍地将他杀害，最后为了围猎拉尔夫，杰克竟用眼镜点燃全岛，使原本生态和谐的海岛变为炼狱。“抢眼镜”是对科技资源的暴力占用，意味着科技被异化为人统治人以及人类支配自然的工具。杰克利用科技获取了霸权，同时也造成了更大的生态灾难。戈尔丁在此深刻反思现代西方价值体系对生态伦理维度的忽略，戈尔丁认为：技术理性把人异化成统治万物的绝对主体，使人走向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危害了其他生命体的存在，也使人类成为灭绝无数动植物以及其他物种的元凶。
如果说技术理性把杰克异化成滥用科技的暴君，给人和自然带来了双重压迫，那么猪崽子则因技术理性而疏离自然，成为了唯科学和理性是从的单向度的人。小说中，猪崽子迷信海螺的工具价值。在遭到打断和攻击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拿着海螺”，他“非常乐意拿着海螺来对抗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10]201。从某种程度上讲，猪崽子对工具价值的追求无异于一种新的蒙昧，致使他看不到他和拉尔夫所追随的民主制自身的问题，也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思辨。他坚信生活“总是有科学性的”[10]92，当西蒙说出大概野兽不过是我们自己时，他惊得骂出了脏话，认为这根本不符合科学常理，表现出一种唯科学是从的僵化的思维方式。事实上，猪崽子的技术理性背后是他骨子里的机械论世界观，他潜意识里认为整个世界就像一架按照固定规律机械运转的机器，只要掌握科学知识便可以认识世界。他逃避体力劳动的根源并不是他的哮喘病而是他根深蒂固的机械论世界观，因此猪崽子只肯动脑筋，与大自然疏离，对他人冷漠。当拉尔夫为参与杀害西蒙的狂舞而自责时，同样参与其中的猪崽子却为了撇清责任而矢口否认参与此事，让人感受到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理性的冰冷。猪崽子被技术理性异化成了思维机器，仅用冷冰冰的理性维系在集体中的存在，这样的猪崽子得不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同，常常显得软弱无力又孤立无援。戈尔丁通过猪崽子这一人物形象使读者认识到，脱离了人文关怀和生态道德的技术理性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也削弱了科技应有的积极力量。
戈尔丁在《蝇王》中表达了对科技进步观的质疑，揭示了现代西方价值体系对生态道德的忽略。戈尔丁认为技术理性消解了人的内在多样性，把人与自然对立，使人与生态道德脱离，把科技异化成人类支配自然的中介和工具，造成了毁灭自然与人类自身的生态灾难。换句话说，只有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恢复理性的伦理道德维度，才能充分发挥科技和理性的积极作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的生态伦理意识。
不难看出，戈尔丁在批判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现代西方伦理价值体系的同时，贯穿着对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道德的期冀。这实际上是一种伦理诉求，和生态伦理学的主张殊途同归。作为后现代西方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生态伦理学揭露了现代西方伦理学对生态道德的忽略，主张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人际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确立一种人尊重自然的稳固的道德关系，生态道德就成为研究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伦理学理论。在生态伦理学看来，自然存在物不是人类的异己力量，而是人类的同伴。这种生态伦理思想建立在强调自我尊重他者(包括自然)、自我担负对他者(包括自然)的绝对责任的后现代伦理学的基础之上。在小说中，戈尔丁所崇尚的生态道德集中体现在西蒙这个人物身上。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指出：伦理是与他人的始源关系，是“由他人的出场所造成的对我的自发性的质疑”[18]。以差异性为出发点，以他人为中心，后现代伦理呼唤“为他人”的责任和友善。小说中，西蒙的善良和责任感体现了列维纳斯的“为他人的人道主义”。西蒙不像其他几个大孩子那样争强好胜、时常处在利益冲突中，相反，他总是面带微笑，默默地帮助他人，为大伙服务。在拉尔夫组织大家搭建窝棚时，其他孩子们受不了劳累都跑开了，只有西蒙协助拉尔夫完成了所有窝棚的搭建。顾不上身体的疲劳，西蒙又去为小家伙们找到他们够不着的野果，“他把簇叶高处最好的摘下来，向下丢到许许多多向前伸出的手里”[10]72。在几个大孩子第二次上山探险的过程中，因天色渐晚，需要有人独自穿过幽暗的森林回去送信时，西蒙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承担了这一任务。当杰克拒绝给猪崽子肉吃的时候，西蒙默默地将自己的那份推给了猪崽子。西蒙身上这种承认差异、尊重他者、为他者负责的精神突破了现代性以技术理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追求功效为目的的价值体系的局限性，为人与自然之间注入了包容差异性和他性的可能性空间。
因此，西蒙能够将人类的道德关怀从人际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西蒙承载着戈尔丁所崇尚的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道德。在拉尔夫、杰克、西蒙三人第一次上山探险的场景中，戈尔丁就为西蒙的生态道德埋下了伏笔。探险途中，三人对外形奇特的矮灌木丛的反应截然不同：
西蒙先开了口。
“像蜡烛。蜡烛矮树。蜡烛花蕾。”
……
“你又不能拿花蕾点燃，”拉尔夫说。“它们只是看上去像蜡烛。”
“绿蜡烛，”杰克鄙弃地说，“咱们又不能吃这玩意儿。走吧。”[10]29
不同于杰克和拉尔夫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人类中心主义，西蒙热爱自然、尊重自然，认同自然界中的所有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并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同伴。相比其他孩子的喧闹和纷争，西蒙更愿意融入自然，接受大自然的滋养和教育。在他常去的宁静又隐秘的林中空地上，西蒙的身心得以舒展，他“屏气静息地倾听着岛上的各种声音。夜幕正在降落；毛色艳丽的怪鸟的啁啾声，蜜蜂的嗡嗡声，正在飞回到筑在方岩石窝巢的海鸥的哑哑声，都变得越来越轻。几英里之外，深沉的海水撞击着礁石，发出低微的声音，轻得简直令人难以觉察”[10]60。可以看出，戈尔丁将自己对大自然的尊重和热爱，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渴望都倾注到了西蒙这个虚构的人物身上，并借此传达自己的生态伦理诉求。戈尔丁相信，“在地球共同体中，每一种生命形式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到世界；但是没有一个是孤立的到来。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他们都是我们的亲戚，在我们周围存在”[15]183。
西蒙正是放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才能走向生态的“大我”(Self)，真正做到了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层生态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指出：自然不是人类的异己，而是自我扩展了的边界。人类只有不再以自己为中心，将自己放回到生态整体之中，认同所有存在物的内在价值，才可能由分离的、狭隘的“小我”(self)走向生态的“大我”(Self)，使自身的潜能得以充分展现，最终达到自我实现，成为真正的人。自我实现是不断扩大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过程，“随着自我认同范围的扩大与加深，我们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的疏离感便会缩小，当人达到‘生态自我’的阶段时，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存在物’”[19]47。《蝇王》中，当所有孩子都陷入对野兽的恐慌时，只有西蒙保持清醒，不相信什么野兽的存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野兽不过是咱们自己”[10]99。在林中空地上，与其说西蒙是在和“蝇王”“对话”，不如说是西蒙实现了生态的“大我”(Self)，获得了新的认知。西蒙认识到了人只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中心，因此他能够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从人和自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生态整体性的角度去看待人类自身的局限性。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与自然的认同过程，而认同的范式是“一种能引起强烈同情的东西”[19]49，它本质上是人内心善的显现。这种内心的善可以能动地引导人将道德关怀从人际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担负起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正是戈尔丁所崇尚的生态道德，也是一种生态伦理诉求。戈尔丁试图召唤这种革新的后现代的伦理关系来克服现代性的局限，以建立健康的社会秩序和伦理价值体系。
“在许多深层意义上，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20]。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现代西方价值体系忽视生态道德，把人与自然对立，导致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生态危机频发。然而，超越现代性之事并非一蹴而就。现代西方价值体系仍是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超越现代性是一个艰难的历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不断地严肃反思并付出行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去追寻、去实现。西蒙在发现所谓的野兽不过是落在山顶上的一具飞行员的死尸时，为了及时消除大家对野兽的恐惧毅然飞奔回去报信，却在孩子们因恐惧而进行的集体狂欢中被杀死。西蒙被群体杀害应了“蝇王”的警告：“别再继续尝试了”，不然“我们就会要你的小命。明白吗？杰克、罗杰、莫里斯、罗伯特、比尔、猪崽子，还有拉尔夫要你的命。懂吗？”[10]167戈尔丁浓墨重彩，为西蒙安排了神圣而庄严的海葬，让西蒙的尸体回归自然，幻化在宇宙万物中。人类从自然中进化而来，也终将回到自然中去，人类生命始终嵌入在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之中。西蒙之死象征着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道德被扼杀。失去西蒙之后，海岛上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式分崩离析，寓意着缺失了生态道德的现代性终将把人类带入自我毁灭的绝境。
戈尔丁在《蝇王》中揭示了以人类中心主义、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造成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人和科技的异化以及生态道德的缺失。小说在痛斥现代西方价值体系的同时强调了人与自然非二元对立的生态整体性关系，以一种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贯穿始终，将人类命运与自然融为一体。戈尔丁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缝隙以便让光明照射进来，启发人们探索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方式，这也正是这部作品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小说所蕴涵的后现代生态伦理意识超越了历史的局限，为在生态问题严峻的当今世界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健康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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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Fe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Lord of the Flies, William Golding integrates the contemporary life of human beings into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reveals the neglect of ecological morality caused by modern western value system with modernity as its core, which demonstrates a kind of postmodern ecological ethical awareness transcending modernity. The novel embodies the ecological holism of non-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riticizes the anthropocentrism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that destroy the ecological integrity, and points out that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led to more serious ecological disaster due to the lack of ecological ethical dimen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cological morality that man respects nature and man coexists harmonically with nature runs through the novel.The forward-looking ecological ethical awareness contained in the novel is especially thought-provoking in today’s world with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lack of ecological mor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