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导演李行：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两岸交流的推动者
台湾著名电影学者焦雄屏曾说：“台湾每一个很重要的电影风潮起来时，李导演都是领航者。”
健康写实主义与传统伦理的捍卫者
李行原名子达，生于1930年的上海，成年后阖家迁至台湾。他的家庭是极为传统严父慈母式的中国家庭，他在家中排行老三。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们逢年过节，是要给父母磕头的，要祭祖的。”
1948年，因国共内战，李行随父亲李玉阶离开苏州赴台。不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动荡，还是颠沛至台湾，他们一家人从未分离过。
李行自幼喜爱戏剧表演，在学校里就参加剧团活动，自己演戏、导演，活跃于舞台。他大哥李子弋形容他为“成长于剧场，成就于电影”。离开大陆前，李行在苏州国立社会育教学院艺术教育系戏剧组读大一，到台湾后立下了要做演员的志向。
费穆的经典之作《小城之春》是李行电影生涯的启蒙之作，包括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太太万岁》等作品，后来都能看到，被李行在有意无意中借鉴到自己的作品里，影响了他的写实主义电影风格。
戏剧生涯则为其从影铺下了扎实的基础，极为传统的家庭背景确定了其后来创作中对中国伦理的强调。
不过，以演员身份进入演艺圈后，李行渐渐发现演员并不适合自己，便慢慢退到幕后，从副导演做起。
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是1959年的《王哥柳哥游台湾》。由于当时没有导演的经验，他与两位朋友一起联合执导，一份导演费三个人分，老板才勉强同意。
《王哥柳哥游台湾》是一部年轻人边学习边摸索拍出的处女作，讲述当擦鞋匠的王哥意外中了奖券，和朋友柳哥（一位三轮车夫）两个人，共用了44天的时间游遍了全台湾的名胜古迹。
《王哥柳哥游台湾》海报
电影以“风光片”形式展现了台湾当时的代表性地标，在戏谑中传达温馨与欢乐，上映后票房大卖，成为台湾喜剧电影史上的代表作之一。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人仍将体重过重的人称为“王哥”，将体型瘦小的人称为“柳哥”，都是受这部电影的影响。
之后，李行又执导了《两相好》《金凤银鹅》《白贼七》等不少轻松有趣的喜剧片，虽然大受欢迎，但是，作为从小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李行来说，只拍喜剧片并不让他满足。
直到1963年的《街头巷尾》中，李行讲述一个大杂院中来自外省与本省的居民互相扶持的故事。拾荒者石三泰对孤女小珠疼爱有加，虽然生活贫困，但两人感情深厚，情同亲生父女，过着甜蜜满足的生活。这部李行导演首次执导的国语电影，也是后来“健康写实”电影风潮的先驱。
“健康写实主义”，是当年任职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的龚弘提出的。这部独树一帜的影片，当年在一片黄梅新腔旧曲和都市奇情悲喜剧的厮杀中，成为台湾地区年度卖座第十名。李行朴素、写实又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叙事树立起清新的形象，并在之后长久地影响了台湾电影。公映期间，电影的广告词说，“家家户户梁山伯，不如来看街头巷尾”，连引领黄梅调电影潮流的李翰祥导演，也在报端撰文大赞这部影片。
之后，李行又执导了《蚵女》和《养鸭人家》两部影片。《蚵女》讲述养牡蛎的少女阿兰，母亲早逝，父亲酗酒并嗜赌。阿兰整日忙碌养家，她与青年渔民金水相爱。几经波折后，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渔村也成立了新的合作社，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养鸭人家》则集结了张永祥、赖成英等台湾电影骨干主创，亚洲影展、金马奖双料最佳女配角的女星唐宝云出任女主角，另有葛香亭、葛小宝父子档搭配演出，强强联合之下，成为了“健康写实”美学风格的代表佳作。
《蚵女》海报
李行后来回忆也提到，这种写实是有选择性的写实，走的是健康明媚的路子，在这些作品里，有着李行擅长的伦理问题。比如《养鸭人家》里养父与小月间曲折动人的故事，探讨的是生与养之恩孰更重的命题。
《养鸭人家》海报
李行作品序列里对伦理、道德和仁义等中式命题探讨最深入的，非1972年的《秋决》莫属。这是李行作品中少见的古装片，讲述汉朝时期，在奶奶溺爱下长大的三代单传裴刚被陷害后杀人入狱，来年秋后问斩。在一整个四季变幻中，桀骜不驯的裴刚经历了逃狱，失去奶奶，为传宗接代与被送进牢狱的莲儿成亲，至悔悟后接受问斩责罚的过程。
《秋决》海报
整个故事在极端情境之下对东方伦理的呈现可谓“登峰造极”。虽然在今天的眼光看来，影片中的价值呈现未免有些陈腐刻板的意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是极为符合典型的中国式伦理道德与情理法思辨的叙事。《秋决》也是李行自认一生里拍摄的最满意的作品。
据说，李行一直想要再拍一部《跪在滚烫的石板上》，依旧由《秋决》的男主角欧威主演。在实景中，拍出一年四季的变化，讲述一个人跪在寺院门口祈求僧人为其剃度的故事。可惜，欧威在拍完李行的《婚姻大事》（1974）后因尿毒症去世，《跪在滚烫的石板上》终因各种原因未能成片。
在“琼瑶电影”中开拓电影市场、坚守人文关怀
除了“健康写实”电影以外，李行导演还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度拍摄了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爱情文艺电影，带动了台湾两拨琼瑶电影的改编风潮。
“没有李行拍琼瑶，就没有琼瑶。”李行曾这样评价自己和琼瑶之间的“渊源”。不过，他拍琼瑶小说多是出于商业考虑。
李行还是一位造星高手，甄珍、林凤娇、秦汉、秦祥林、邓光荣、钟镇涛等，都出演过李行的电影。
1960年代，在拍摄健康写实片的同时，公司经理也和李行商量着总不能老拍乡土题材，于是公司在1965年买下了琼瑶的短篇合集《六个梦》。李行将两个短篇中的《追寻》改编成《婉君表妹》，另一个《哑妻》改编为《哑女情深》。
《婉君表妹》海报
《哑女情深》海报
这种爱情文艺类型的电影，角色常困于阶级、学历或生理上的差异，爱情的信念则成为救赎的利器。如《哑女情深》中的哑女方依依，婚后生一女又是哑巴，丈夫静言在失望之余离家出走。而依依则在家为公婆送终，抚育幼女，日夜操劳，终至病倒。在她弥留之际，才见到丈夫归来。这种影片宣扬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强调女性的牺牲美德。
事实上，李行本人并不是非常认同琼瑶的“恋爱脑”，他也曾吐槽过，“琼瑶剧里的男女爱情都是不正确的。”
在你侬我侬的三角故事里，李行也以他的眼光试图找到其中社会关怀和有价值的部分。比如《婉君表妹》里三个表兄弟追求一个表妹的故事，在李行看来，是过于荒唐的。于是最后在争夺得难分难解之时，其中一个出走进入黄埔军校，参加革命了，这是李行心中“健康写实”的部分。而《哑女情深》中，李行涉及了残障教育问题。
从1973年的《彩云飞》开始至1977年的《风铃风铃》为止，李行和张永祥编剧，两人搭档共改编了六部琼瑶作品。1970年代，也是琼瑶三厅电影（客厅、歌厅、咖啡厅）最流行的时候。
李行依旧试图在琼瑶电影里挖掘与伦理相勾连的主题。比如《心有千千结》里，浪荡子在过世父亲的安排下，一步步走向正途。
《心有千千结》海报
虽然有评论认为李行的作品里，常常将矛盾对内，且认为教育、感化、仁爱便能解决矛盾，是软化回避客观现实世界的表现。但就琼瑶电影这类悬浮感颇重的故事而言，李行已经尽量在商业感颇重的故事里，加入他的人文关怀。
在一次关于李行电影的研讨会上，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在谈到李行的琼瑶改编片时，认为可以从中看到民国风度以及导演一贯坚守的传统伦理，也看到了李行导演的现代选择，这是与其他导演拍摄的琼瑶片最大的不同。“他的这些琼瑶改编片坚持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但是同时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把传统精神和现代化精神，简单变成一个二元对立的状况。冲突和矛盾的双方，都在导演温热的眼光注视之下。这其实是真正的中国精神。李行导演拍摄的这些琼瑶片，在发乎情、止乎理的弹性空间内，能够以一个现代化的视野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检索和评判，这是联结传统伦理、民国风度和现代化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纽结。”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海洲也认为，李行创作这些爱情文艺片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如制作上非常精良，有很强的社会质感，体现了温柔敦厚的感情等，从而赋予了琼瑶作品中更宽广的文化意义，因而具有更深厚的文化价值。
晚年，李行在接受采访时，依然表达出一些对琼瑶电影的排斥，他说，“我虽是拍琼瑶电影最多的导演，但我不是因为她的小说而拍的，是因为投资方坚决的要求，没办法才拍的。我不拍她的电影时，根本就不看她的小说。每次拍她的片子，我就有被污染的感觉。琼瑶竟自负地说，自己的小说中的对白几乎都能作为电影台词保留下来，我每次拍她的小说都要大作改编。”
1970年代后期，李行的电影创作回归乡土，接连执导的《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早安台北》三部影片，连续获得1978、1979、1980年的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创下台湾电影史的纪录，达到李行导演生涯的巅峰。
影片《汪洋中的一条船》根据台湾青年作家郑丰喜的自传改编，以生动的散文诗般的语言，通过人物内心情感的回溯，将郑丰喜困苦辛酸的童年、在求知道路上不断坚毅前进和他的爱情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这部影片不仅在当时造成空前的轰动，创下极高的票房纪录，更一举囊括了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多项奖项，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这也成为后来第一部与大陆观众见面的台湾电影。
培养台湾电影人才 推动两岸电影交流
20世纪50至80年代的台湾电影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经历了台语片风潮、健康写实主义作品潮、琼瑶电影潮、新电影的崛起等时期。李行作为这一时期台湾电影最活跃的中坚力量，见证了这个时代台湾电影的发展，也培养和造就了台湾一个时代的电影创作人才。
著名导演侯孝贤1973年初次进入电影界，就是在李行导演的《心有千千结》中当场记，他曾谈到自己从事电影这行是受到了李行导演的吸引，虽然自己的作品在形式上跟李行导演不太一样，但是“所有的观念其实都跟李行导演同一条路”。
另一位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旗手王童导演也曾表示，多年来，学到了李行导演严谨的拍片精神，使得自己在拍片的时候也非常严肃认真。
到了20世纪80年代，李行放缓了电影导演的工作，一批由他制片的电影如今看来也是硕果累累，例如张毅执导的影片《玉卿嫂》，陈坤厚执导的《天凉好个秋》，陈国富执导的《征婚启事》等。
1990年，应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邀请，李行率领台湾电影导演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大陆，这成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当时，在盛大的欢迎酒会上，李行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回家的感觉真好。”
他的后半生，更重要的身份，是成为两岸电影交流的文化使者。
“我从1990年来了以后，一直到现在我没有断绝两岸的交流，有生之年，我要贡献我的精力，为两岸电影一直奋斗，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我听很多朋友讲华语电影，我说什么叫华语电影，就是中国电影。”
台湾电影界首次正式参加大陆影展、大陆电影界第一次组团访台以及每一届的“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等，都是在李行的大力促成下实现的。
2012年，李行曾传出罹患癌症。经过了12次化疗、耳戴助听器的李行之后也总是说自己还可以为两岸电影多活几年、多做几年事。
在大陆电影市场繁荣发展起来后，他希望两岸年轻影人可以互相学习，期许台湾年轻影人能敞开胸怀、发挥创意与智慧，在耕耘自己的同时，放眼大中华市场，让两岸电影之路越走越宽、越行越远。
在2011年举行的“台湾新人新片展”的开幕式上，李行说：“现在是‘美丽新世代’，是年轻人的时代，我们老一代电影人已经退到幕后，要当推手来推动两岸电影的交流。”他表示，电影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百米赛跑，所以作为电影人，需要从头到尾一直坚持下去，哪怕中途经历坎坷，或是享受辉煌，也要把这条路走完。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激励后人，自己则将以“落叶归根”的情怀，当好电影的“终身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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