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疗法解题③：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

　　原则上，我们至少可以划一条红线：涉及生殖细胞或胚胎的基因编辑只可以用于治疗严重的疾病，而不能用于增强性状。问题是，用于治疗疾病的基因编辑技术与用于增强性状的基因编辑技术完全是一回事，在可行性层面上，我们只能选择同时趋近于这两个目标。如果允许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在临床上普遍运用，必然会消解对相关操作的禁忌感。而技术的扩散还会增大滥用的风险——总会有一些掌握了技术的人无视共同的伦理守则，做出难以想象的事来。

　　而这一天比预期中来得早。

　　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把人类分割为技术的所有者和无产者两个群体，进而改变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基因编辑技术背后，蕴藏着前所未有的权力。未来会不会像许多科幻作品预言的那样，出现一个“超人”群体，利用这种技术追逐长生、美貌、智商，永远占据统治阶级地位？古人云： 公道世间唯白发， 贵人头上不曾饶。我们是否能永远拥有这种公道？ 聊可自慰的是，科学家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些复杂性状的遗传基础，制造“超人”这种事自然无从谈起。今天我们应该担忧的，是会不会冒出一群技术狂人利用家长的焦虑打着制造“超级宝宝”的幌子做人体实验——加强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监管刻不容缓。长远而言，科学进步经常不是线性的。遗传学很大程度上是关联研究，在大数据方兴未艾的今天，我们可否把希望寄托在今时今日的相对无知上？

　　

　　如果有朝一日，制造“超人”变为技术现实，那将是对人类伦理史无前例的挑战。这不仅仅涉及阶级焦虑，更重要的是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最亲密最珍贵的关系，来自那些将我们作为真实的不完美的个体接受的人。选择制造“完美宝宝”的家长，真得将孩子视为一个独特而独立的生命吗？如果说在避免严重的疾病上父母和子女可能会达成共识，在“美貌”、“天才”这些明显受个体偏好和社会流行影响的问题上，父母有权利将自己的定义加诸子女吗？他们是真正爱着孩子的父母，还是产品经理？ 新生儿的问世，涉及基因的随机组合和一部分突变，此后孩子的性格气质智力才干还会被环境和随机事件不断塑造，这都不是父母可以决定的。对父母的一切决定，包括所谓的“锦绣前程、美好姻缘”，子女至少理论上有反抗的可能——除了被编辑的基因：这恐怕是终极形式的奴役。

　　对技术进步，经常同时存在技术崇拜和悲观宿命这两种态度。

　　前者会认为任何创新都应该被鼓励，人类永远会从技术中获益。如果有人警告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他们会拿出“布鲁诺因为日心说被烧死”之类的例子来论证打压创新的都是反动派。问题是，这种论证经常存在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放血疗法、 脑白质切除术、放射性保健饮料等灾难性创新也真实存在过，只不过被淘汰了而已，今天存留下来的创新自然大都是有益的。技术崇拜者另一个常见论点是：过去不止有一种技术创新被预言为将颠覆人类文明的“潘多拉的盒子”，这些预言不都落空了吗？这种逻辑的盲点在于：“技术进步颠覆人类现有文明”大概率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在其变为现实之前，基本上没人真相信到这件事会发生。这里最有价值的洞见可能在于“潘多拉的盒子”这个隐喻确实已经引发大众的审美疲劳，变成了“狼来了”一样的预言。 回顾历史，至少在核武器发明后的一段时间，人类的确接近过自我毁灭的边缘，吊诡的是，正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人相信这是个“潘多拉的盒子”，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外加不太差的运气，人类才能延续至今，来辩论基因编辑的问题。如果说科学家的技术崇拜可能部分源自于虚荣心，而中国的普罗大众加入技术拜物教，大概是近代科学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的结果。

　　而悲观宿命主义者，相信人类文明被自己发明的技术吞噬是大概率问题，他们对技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被《弗兰肯斯坦》、《美丽新世界》，《银翼杀手》等文艺作品塑造的，我们姑且称这些人为“弗兰肯斯坦主义者”。弗兰肯斯坦主义者对技术崇拜的忧虑本不无道理，他们的问题是更喜欢讨论科幻作品中的场景， 结果经常疏远了令最应该加入公共讨论的科学工作者。要知道，科学家往往很不习惯讨论天马行空的假想情景，所谓专业科学训练，就是要消灭思维上的“想当然”，一切用数据说话！弗兰肯斯坦式的讨论令真问题被淹没在假问题的嗡嗡噪音中。

　　实际上，技术崇拜者和弗兰肯斯坦主义者并不是完全没有共识：二者眼中的技术进步，都令人想起黑格尔笔下的时代精神（Zeitgeist），仿佛技术进步是一种有自我意志的神秘力量，未来的历史已经写好。

　　作为一个实验室中的科研工作者，我眼中的基因技术就像历史上的火药、电力、原子物理，当然有失控的可能，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宿命。如果说可以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汲取什么教训，那大概是对基因编辑这样革命性的技术，我们不能完全依靠科学共同体的自律，法律政策，公共讨论，大众教育，都应该尽快提上日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基因编辑技术的阿西洛马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