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官兵用行动宣示：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2018年1月9日，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杨祥国站在玻璃前。他入伍以来参加大小边境武装巡逻近百次，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身上大小伤疤21处，被官兵们称为“巡逻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六
古怒葬礼几个月后，他的指导员殷永飞被哨兵发现半夜晕倒在水沟里。他清醒后告诉别人，自己起夜时听到古怒在喊他，感觉四周密密麻麻都是人，但每张脸都是古怒的脸。
失去古怒是殷永飞“终生的遗憾”。余刚不确定他今天是否走出了阴影。据他所知，殷永飞给古家寄过冬虫夏草等药材。殷后来调离了连队，然后又在2017年彻底告别了军营。临走之前，他又一次去了古怒的墓地，嘱咐余刚不要再像他一样“把兵带没了”，嘱咐人们多去看看古怒。
实际上，那场事故给整个连队都投下过阴影。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杨祥国说，不知是谁发现了巧合：从1984年算起，每七年牺牲一人，“七年之痒”。
余刚也承认，大家经过古怒出事地时会紧张。有一次，距离那里大约500米的位置，一个士兵踩滑，摔出十多米。余刚远远看到他一动不动，第一反应是“完了，又一个”。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去，看到那人眼睛很亮，但说不出话，直至获救仍不知发生了什么。那一年，他感到“压力空前大”，每次巡逻选人，挑了又挑，慎之又慎。
在刘东洋记忆里，到了2012年，大家普遍有点担心，他不认为这是迷信，毕竟那种巧合让人“难免心里嘀咕”。那年年底，最后一次巡逻结束时，他松了一口气。
当2012年的日历终于翻到尽头，所有人松了一口气。一个关于时间的“魔咒”被时间打破了，它是无稽之谈，却带来过真实的阴影。
但即便如此，人们报名巡逻时仍争先恐后。平时表现突出的才会被选中，不止一人落选后越级找营长诉苦，“为什么又不让我去？”
余刚试着找出一些安慰性的借口，比如“你个子太小了”。
“难道我个子太小了是我的错吗？”
还有一位叫胡玺乾的士兵，被调到了县城，总觉得哪儿不舒服，找到机会向团长申请，又调了回来。
余刚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对一件事的恐惧与无畏，可以在人的身上并存。但他相信，“你作为边防一员，你一次巡逻没去过，你由衷没那个自豪感。”
“遇到巡逻，马上斗志就来了，火苗就燃起来了。平时你没看他怎么样。”连队现任指导员母科说，这是体现一个军人价值的时候，留守者心里会怄火。
母科生于1988年，入大学时就是国防生计划挑选的后备军官。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是“for honor（荣誉导向）”，而雇佣军制度是“for money（金钱导向）”。
死神其实一直离得不远。余刚就曾在悬崖上救过人，最终两人抓住绳子悬在半空，死里逃生。
如果摔下去——“那么今天在这里跟你说话的就是别人了。”
在后来者眼中富于传奇色彩的杨祥国，曾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救过人13次，也被人救过。他摔下被树接住过，下面只看得到细细的水线。战友张威被他救过多次。有一次张威丢了墨镜——这可能导致雪盲症进而遇险，杨祥国与他轮流戴一副墨镜，手拉着手行军。
“巡逻路上你把手伸出去，就相当于把生命托付出去了。”杨祥国说，跟这些人平时连电话都不常打，但彼此是在心里抹不去的。大家曾生死相连过。
这条路上的一个传统，不知始于何年，一直传到了今天：巡逻者每人左臂会系一根红布条。余刚说，红布条从实用角度是一个便于辨认的记号，同时在心理上是一个寓意平安的信号。以前物资紧缺，大家撕布条时都很小心。
前些年，连里的一个习惯是巡逻前让写遗书。遗书存在留给家人的“后留包”里。
杨祥国忘了写过多少遗书。他18岁那年第一次留下遗言，很慎重地写了两封，一封给父母，一封给暗恋过的中学同学。18岁的遗言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嘱咐爸妈保重身体，以及告诉那个有点像演员李若彤的女孩，他曾是那样自卑和懦弱而没有表白。
天长日久，他很快写到“没什么感觉了”。到后来不知还能写些什么，就照抄过去的遗书，换个日期。他记得别人的一封遗书里只写了5个字：“我一定回来。”
杨祥国带过的藏族士兵白玛坚增说，自己从没想过巡逻时牺牲，“我们都觉得肯定不会出事。”
“我没有想过是因为，随时都是准备着，没必要去想。”杨祥国说。
但一些做法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他是独子，在父亲9年前因病去世后，他鼓励母亲抚养了亲戚家的一个女孩。
他解释说，每个人都会想到牺牲——就算不去想，不代表没有看法。军人本身就意味着牺牲，毫无怨言的那种。“自然而然的事儿你就觉得没必要想了。”
余刚并非独子，他承认做过最坏的打算：万一那一天到来，至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照顾。
团长谷毅认为，这里存在某种一茬一茬人“战天斗地”、前仆后继所形成的魂和魄，“它是语言文字无法完整表述的”。年轻人来到这里，会被无形的东西感染，形成一种自觉。这种自觉难以言喻。
“有什么秘密呢？你也会默默无闻地坚守。”余刚说。
七
对所有人来说，巡逻之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莫过于终点，他们所说的“展国旗”——也就是上级所确定的宣示主权的地方。
杨祥国说，走到那里，再苦再累，腰杆会不自觉地挺到最直，军姿应该是“最标准的时候”，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中国。谷毅猜测，或许是“这种荣誉让人上瘾”。
“和平年代有无形的战场。”母科说，很多人觉得当兵的吃军饷却“什么事都不干”，“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些言论。没有部队在这儿守着，国家能安宁吗？”
“展国旗”的时刻，所有人集合，拉开一面国旗，打开摄像机。指挥官在镜头前向上级报告：“现在是北京时间”某年某月某时某分，巡逻分队经过了几天几夜到达指定地域……
那一刻到来时，每个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整理武器装备和着装，他们会拉好拉链，翻出领花，饱受脱发困扰的人甚至会仔细地用军帽遮住发际，以最佳形象示人。
“展国旗”时，李声松会有身后十几亿双眼睛看着自己的感觉。即使不远处的情况不明，气氛十分紧张。“好像整个中国在当我的后盾，我后面有13亿人，有什么可怕的？”
程金虎认为那时有一种“丰收的喜悦”，他的四川同乡、22岁的唐银则说，那是觉得“当兵很值”的时候。“你到那个地方很累，但是国旗展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好了。”
唐银尝试过这样向老家的朋友介绍自己的工作：“你现在能够安稳地坐在这里吃饭、坐在那里打牌，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宣示主权时，指挥官会带领大家喊一些号子，诸如“祖国万岁，人民万岁”“祖国必胜，人民必胜”。
在2017年一个这样的时刻，指挥官带头喊了一句：“我们站立的地方是——”
“中国！”人们高声回答、敬礼。
八
见到国旗，哪怕是在探亲时，杨祥国都有可能联想到那些巡逻路线，条件反射一样。
原本，父亲并不希望杨祥国当兵。17年前，这个贫苦的农家子弟参加过高考，只考上了大专。父母送他去复读，指望他考入好的大学，改变命运。他那时是个平凡的、给人“乖巧”印象的孩子。
复读一个多月后，他听到年度征兵的消息，打算去报名。在中国1998年的罕见洪灾中，解放军的救灾表现令他印象深刻。虽然父母反对，他找到了支持者——他的叔公在西藏当过兵，在镇上工作，“说话有影响力”。他成为家族里第二个穿军装的人，也分到了西藏。
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到西藏后，他先是在一个兵站集结休整，与多数初到高海拔地区的人一样，见识了难熬的高原反应。一个凌晨，军车把这些新兵送到不同目的地。他迷迷糊糊上错了车。车上中途点名，发现名单里没这个人，而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部队干脆把他的档案转了过来。
他就这样到了这里。中国正在经历势不可挡的城市化，几亿人从农村迁居到城市。但像他这样的人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走到了国家的末梢，让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暂时阻隔了人生其他的可能性。
余刚记得，当年他参军前，母亲对他提出的第一条希望是争取在部队留下，“能从穿胶鞋的换成穿皮鞋的更好”。
“我们那个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要留在这里。现在国家条件好了，出去打工也不是很差的出路。”
新兵匡扬武原本要去开挖掘机，像他一样，大多数人原本已经或即将坐在“世界工厂”的不同工位上。刘东洋短暂地当过护士，唐银学了半年汽车维修，从内地部队转来的刘佳在大专学过几个月的“机电一体化”，一个叫谢厚毅的中专毕业生说，自己本来有很大可能去城里那些正在装修的高楼里做水电工。
2011年，中国修改了《兵役法》，考虑因素之一就是不少适龄者优先选择升学和就业，“兵员文化素质在低层次上徘徊”。有关服役年龄、大学生参军方面的条款都作了修改。
自那以后，陇这个地方迎来的大学生日益增多，以前连读过高中的人都少见。年龄放宽后，生于2000年的一代人于2017年开始抵达，2000年12月出生的匡扬武是其中之一。
九
当兵没多久，匡扬武购买了一个剃须刀。这里很多人的购物清单上都包括人生中第一个剃须刀。
军旅生活是另一把剃刀。匡扬武变壮了，而一个外号“胖子”的人很快成了瘦子。相当一部分人把病毒分子结构一样的夸张发型留在了老家。长辈原本就对这种染过色、桀骜不驯的发型缺乏耐心。经过剃刀的一次次修理——有时在入伍地和服役地分别修理一次，这些发型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板寸，连人的气质都被修剪过了。
匡扬武当初在中学成绩不佳，感到迷茫，在这里他表示忙得没空“迷茫”。生活像是修剪过一样整齐，起床号，开饭号，训练号，熄灯号，时间被完整切割，像床上叠出的“豆腐块”被褥。训练场上队列“向右看齐”时，走廊里的脸盆排成一线，也保持着一种“向右看齐”接受阅兵的姿态。
与“国家”这个概念的接触，显然对这些年轻人的成长产生了作用。家境很好的王凯强承认，“这种意识是来了部队以后有的。”
他刚过18岁，家人本来希望他去学管理，接手家族企业。那时他认为前面“没有方向”，父母安排的轨迹又太乏味。他6年内在4个省份转过学校，依然喜欢逃课和打架。他的铁杆朋友有5位，“一个比一个高调”。
有一天，这些人突发奇想要去从军。“忘了具体是谁说了，整天没事干，还不如当兵体验一下。”王凯强说，他们约好只服役两年，大不了“去后悔两年”。
但不是所有人都通过了征兵手续。6人中有4人到了部队，两人去国外留学。王凯强不久就意识到大家真的分道扬镳了：他打算期满后争取多待几年，而留学的朋友则对他的生活表示了嘲笑。聊天也总是存在隔阂，他们说的话题不再令他感兴趣了。
他说，来到这里才知道，“没有我们在这儿守边，他们不会享受到那么多”。但这话，他并没告诉朋友。“你嘲笑就嘲笑。”
“感觉在这儿长大，责任比较重。”谢厚毅说，一是部队的责任，一是家庭的责任，好像突然全都感受到了。
入伍几个月后，匡扬武将自己攒下的津贴给父亲转去一万元。“钱没什么地方花”，他告诉家人。父母高兴地推辞着，表示先替他存下。
军官们都承认，如今“兵不好带”了。谷毅团长说，他们知识面广，思想活跃，敢于表达，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强，“现在他们会多问你为什么”，会强调“这个事我认为怎么办”。但他强调，在接到任务、需要担当的时候，他们没有一点狭隘和自私。
团政委杨守宝认为，没有谁是一来就具备所有能力的，前人最多吃苦能力强一些。如今的一次次巡逻证明，这一代人的体能和意志力都不差。只要把他们用好、训好，“这些孩子能当顶梁柱用”。
十
每周两次开着皮卡车到来的邮政送货员最清楚一点：互联网及快递业的繁荣，密切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车上的包裹总在增加。
那些发自老家、经过两家以上快递企业转手才最终到来的雪饼、薯片、辣条、奶茶和乳酸菌饮料，证明收件人仍是妈妈眼中的孩子。
那辆旧皮卡帮一位在新疆做生意的父亲送来干果，替广东乡下的一位母亲捎来自制的红薯干。四川一家人寄来的是家乡特产的挂面和“八宝油糕”，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西藏一位母亲给儿子寄来了压缩干粮。通常来说，能收到什么取决于“跟爸妈报需求”，零食几乎一开箱就会被人哄笑着“宣示主权”。
按照规定，只有“8小时以外”才允许使用智能手机，这让年轻人难受不已。“我们这一代很多都是‘低头族’，”李声松说，每个人都要克服离开手机心里“发痒”这一关。
但不管怎样，新人已经带来了很多从没有过的东西。连队的书架上，同时摆着《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与文学杂志、言情小说。在刘佳从内地转来后，书架上多了介绍腾讯和蚂蚁金服等互联网企业的图书。那是他从网上买的，他相信这类企业是“风向标”。还有人在读介绍共享经济的电子书。
在他看来，边防生活相对枯燥，但优势在于，如果对自我有要求，在这里磨练几年，做什么事都会有很强的执行力和意志力。
某种程度上，这个地方像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公共场所张榜公示着各科考核成绩，大门外的杂货摊生意兴隆，篮球场上每周发生对抗。美国职业篮球赛很受欢迎，中国女排的崇拜者，同时喜欢在电视机前“指挥”足球队。晚间熄灯以后，卧谈反而渐入佳境，匡扬武感到，“跟学校里差不多”。
露营时，年轻人像在学校时那样围成一圈，跟着手机里的音乐轻轻哼唱。很多人学会了演奏吉他、笛子或是萨克斯。当一个在老家组过小型乐队的士兵拨动吉他，整个宿舍都会为他安静下来。匡扬武花了80多元，从网上买来一个音乐播放器。年轻人喜欢跟风，他是班里第4个购买这款播放器的人。
网络升级带来了时兴的音乐、玄幻小说、“鬼畜”视频，以及新款手机游戏。余刚这样的老兵生出新的苦恼：过年时例行的纸牌比赛没落了，新人会组队在游戏的世界里竞技。
新人带来的另一个变化，黑板倒是显示得很清楚：过去囿于文化水平，老兵为出黑板报头疼不已。为了让字体好看一些，他们打印出内容，把文字的轮廓刻出，涂上粉笔灰，再沾到黑板上。新人现在用电脑绘画和打字，通过投影仪投到黑板上去临摹。
十一
在瞬息万变的外界面前，陇仍然存在一些迟缓和脱节。这使它具备了一些只在一个大国的末梢才能看到的状态。
每个人休假时都感到，自己落后于语言的更新了。朋友重聚，“他们说什么都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我要想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刘东洋说。李声松与大学同学聊天，这些人随时蹦一个新词、一个新“梗”出来，比如“打call”，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外面流行的“梗”，总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才会在这里生效。
“一直在边防连队当兵的人，都很单纯很纯洁。我们这边的人看起来很傻，眼神不一样。”白玛坚增说，他在军校里遇上其他地区的军人，自我感觉比人家能老上10岁。
穿梭在城乡之间送来的快递袋里，一些东西像是走错了地方：卫生巾，可以垫到鞋里，让巡逻的双脚舒适一些；面膜，多半是探亲之前，这些年轻人为了让父母见到自己少一些沧桑，修复皮肤的徒劳尝试。
西藏军区干事晏良记得另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尝试：他的一个战友临时抱佛脚，从拉萨回家之前，走进了一家美容院。
这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家美容院，能够去除地球“第三极”留给这些人的“高原红”烙印。天长日久，他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缓慢的变化。伤口总是好得很慢，别处一个星期结痂的伤口，这里需要两个星期。刘东洋猜测，在高海拔地区，人体机能出现了下降。
老兵们都认为以前比现在冷。每时每刻，在看不到的地方，冰川在消融，雪线在上升。他们生冻疮的概率在降低，部分得益于条件的改善，但他们相信与气候有关。
余刚有一整套应对冻疮的可怕经验：长时间用温水浸泡，泡软后撕掉冻疮，涂上“高原护肤霜”，不停揉搓，再贴上创可贴。晾干皮肤，再浸入温水，撕掉创可贴，用夹子扯掉坏肉，再涂护肤霜。
冻疮曾经极具创意地每年拜访他的手脚和耳朵：手背开裂，指缝也开裂；横着开裂，也竖着开裂；直线开裂，也呈三角形开裂。有一年他去广西出差，当地武装部干部仅仅根据他的耳朵就推断，“你是西藏的吗？”
“西藏”意味着特殊的艰苦程度。国家针对“艰苦边远地区”部队服役者的优待政策里，地区分为几类，分配到驻五、六类艰苦边远地区或者特、一类岛屿“或者西藏部队”的，高定两个职务工资档次。
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在征兵办法里承诺，对“到西藏等高原艰苦地区”服役的义务兵优待金，按照标准的两倍发放。
晏良见过很多的西藏边防兵，容易识别的特征是他们通常皮肤更黑。由于缺乏维生素，长期生活在边防的人指甲是平的，有点像麻将牌的“白板”。耳朵冻烂的很可能刚从哨所下来。另一个特征是脱发，缺氧和压力的双重后果。
不满40岁的余刚摘下军帽，展示他的生平憾事之一：发际线后退了不少。山南军分区一个叫无名湖的哨所，一位2017年底退伍的士兵脱发严重，家人安排他相亲，他戴了假发，聊到高兴处，不小心把假发扯了下来。
“四个字：青春易老。”晏良感慨。
十二
每个人都知道，在最好的青春留下之后，自己迟早会向西藏告别。在六连，连入伍不久的新兵都已在做一些打算。很多人在努力攒钱买房。一位士兵说：“大家都为房价恼火。”
多数人将到中小城市谋生，重新汇入城市化的浪潮。回去后，他们首先要克服疏离带来的不适应症状，谷毅称之为“地域差”。身体会“醉氧”，表现是反应迟钝，喜欢昏睡。购物时要学会讲价，避免上当。
有一回，晏良拜托妻子在成都教一个西藏军人如何坐地铁——对方没见过地铁是什么样子。这些人在含氧量不足海平面40%的“世界屋脊”服役时，国家迎来了持续的繁荣，一个产物就是铁轨迅速在大中城市的地下蔓延开来。
每一年，新兵穿上军装也就是老兵摘去帽徽的季节。在六连，“欢迎新战友”的横幅背面可能就是“欢送老战友”，送来新兵的汽车掉个头就接走老兵。
这样的时刻总是伴随着痛哭流涕。老兵们甚至会对着狗说上一会儿话。唐银说，大家都明白，“走了以后，这一辈子基本上那条路上再也不会有你的脚印了。”
有人尝试将营区的野牡丹种子带回家，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的倔强——在别处基本不会成活，成活也不开花。那些碗口大小的粉色、黄色、白色花朵是点亮整个营区最富色彩的事物。
当他们最终离开，许多人没有见过山南“站在最前线”的那块大石，没有见过拉萨布达拉宫的喇嘛。他们只是凑近飞机的舷窗，俯瞰过亚洲中部这个一望无际的“屋脊”。他们只是在巡逻之路有限的半径里踏过西藏的土地，吹过印度洋送来的季风。不少人承认自己当年哭过，初到西藏“一下飞机心就凉了一半”。
临别时，他们千方百计讨一张照片带回——证明自己宣示过主权的照片。
余刚和杨祥国都不知接待过多少退伍战友回来“探亲”，也有人发誓不“混出个样子”绝不回来。但通过那张照片，混没混出“样子”的人都可以一次次回到这个离首都很远但离“主权”很近的地方。
“这些照片，我相信他一辈子都不会丢。”白玛坚增说。
有一年，余刚接到了昔日老班长打来的电话。他在深圳打工，拜托余刚给寄两身迷彩服。
余刚问他为什么，“还没穿够吗？”
“结婚时和你嫂子穿军装拜堂。”
余刚买了一辆不适合西藏路况的汽车。他已经打算，将来有一天离开这里，会带着全家人从县城出发，去市里，去省会，去首都，去好好看看江山，“美好的中国大地我想去走一下”。这是他对未来30多年“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更多更高的要求了”。
2018年的第一个月，因为出差，余刚平生头一回去了北京。但直到离开他仍没看清首都长什么样子。他没登过天安门，甚至不知它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他自幼视为图腾的那个建筑，他20多年来在西南偏南方向、千万里外所为之站岗的那个部位，他始终没有见到。（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