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費：“紅色賬本”中的赤子情懷

时间：2023-02-08

　　1.水彩畫：長征路上最后的黨費

　　2.特殊黨費收據証

　　3.建國初期中共中南直屬機關的黨費証封面

　　4.彭真同志的黨費証

　　5.1933年７月，中央軍委直屬隊發給朱德的黨費登記表圖片資料提供者：許善斌

　　20世紀50年代，作家王願堅的小說《黨費》，講述了發生在閩粵贛邊區一名基層黨員交黨費的故事，感動了幾代讀者。黨費，是衡量共產黨員黨性觀念的一種標志。按照黨章規定向黨組織繳納黨費，是黨內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黨員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那麼，黨費制度是什麼時候建立的？不同歷史時期黨費的繳納情況怎樣？繳納的標准有什麼不同？什麼是“特殊黨費”？黨費是如何使用的呢？

　　黨建初期，黨費“不能按月收清”

　　1922年，中共二大召開，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這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后的第一個黨章。黨章中專門列有“經費”一章，規定：黨員按月繳納黨費，月薪在50元以內者，繳1元﹔在50元以上者，按月薪的1/10計算﹔無月薪者及月薪不滿20元的工人，繳0.2元﹔失業工人及在獄黨員均免繳黨費。並規定：“本黨一切經費收支，均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支配之”。

　　1923年，中央政治局在修正章程時，對繳納黨費做了更為細致的規定，黨員月薪在30元以內者，繳0.2元﹔在30元以上至60元者，繳1元﹔60元以上至100元者，繳月薪的1/20﹔在100元以上者，繳月薪的1/10﹔失業工人及在獄黨員均免繳黨費。

　　然而在黨的初創階段，黨員按時繳納黨費的情況並不樂觀。據1924年上海地方委員會工作報告，在47名黨員中，學生13人，工人8人，商人3人，教員、編輯或其他職業的有23人，合計每月可收黨費130元，但“實際上不能按月收清，上月收到的僅30元”。

　　另據山東地方委員會工作報告，濟南有黨員8人，青島3人，淄川炭礦2人，張店1人，濟寧1人，離（開）濟（南）者1人，除1人按月繳納特別費3元外，余均4個月未繳黨費。1923年6月馬林致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甚至提到，中共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

　　當時，黨的活動經費來源主要包括黨外協助、黨內派捐(黨內義務捐)、黨費三類。其中黨外協助是來自共產國際、黨外人士或團體的資助，黨內派捐是向有經濟實力的黨員派捐，比如李大釗，在建黨前，他每個月拿出80元用於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費用，“在已知的共產主義者中，他是每月拿出資助革命最多的人”。黨費則是與每個黨員休戚相關，要求每個黨員按月按規定繳納。而黨員不能按時繳納黨費，致使黨原本緊缺的活動經費更加匱乏。1924年9月，陳獨秀致信維經斯基，陳述經濟困境，由於經費不足，黨的“許多方面工作處於荒廢狀態”。

　　這一時期黨費收繳困難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還是與當時險惡的斗爭環境有關。以山東地方委員會為例，1924年1月，中共中央特派員吳容滄在濟南向銀行籌款時被捕。在反動軍警的到處搜捕下，濟南的多數共產黨員被迫離開，致使黨在濟南的工作一度陷入停頓狀態，“四個月未曾正式開會”。在此環境下，讓黨員按月繳納黨費顯然不太現實。

　　盡管如此，廣大黨員仍然把黨費看得很重。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后，周恩來忙於處理各種工作，非常勞累。有一次，警衛員魏國祿不忍打擾他，就替他交了五分錢的黨費。在得知自己的黨費被別人代為繳納后，周恩來馬上對警衛員魏國祿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說，黨費不能讓別人代繳，軍政大事重要，交黨費也很重要，這是每個黨員的義務。

　　介紹人說，入了黨就要交黨費

　　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根據地政權的建立，使得黨費收繳有了較為穩定的內部環境。

　　曾擔任過山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劉江，是1937年10月就入黨的老黨員。那時，太原會戰已經結束，太原被日軍佔領，山西已經處在日軍的陰影之下。當時才19歲的劉江和另一位同時入黨的同志回到和順老家的村裡，他當村長，那位同志當自衛隊長。劉江說，整天就見國民黨的部隊一隊一隊地往下退，而八路軍游擊隊一隊一隊往上頂。八路軍缺槍少炮，游擊隊甚至連統一的服裝也沒有。他那會兒就負責招呼八路軍的隊伍，給籌集點小米啥的。

　　那時當村長自然也沒有工資，劉江靠著地裡出產的東西，才能有一點點活錢，但就那樣，日子過得還是“連吃鹽都買不起”。可就在那樣的情況下，劉江還要省出錢來交黨費。在入黨的第二個月，介紹人就和他說，入了黨，就要交黨費。“這不是黨要和你要錢，黨也不靠你的錢。而是作為一個黨員，要表示對黨的忠誠，這是黨員組織觀念的體現。至於交多少，看個人心意。”

　　劉江就和村裡的同伴商量了一下，最后，劉江第一次交了黨費：兩個大銅板。在當時，隻夠買兩個大燒餅。然而重要的是，劉江確實拿出了自己的心意。在村裡過了一年，劉江調到了太行新華日報，有了固定的“收入”，每月兩塊錢的津貼。兩塊錢其實也不多，劉江說，除了能買點毛巾牙粉之類的生活必需品，其實也剩不下什麼了。但每月發下津貼的第二天，他就會抽出兩角錢來交給自己的黨小組長。后來，津貼雖然沒漲，但隨著福利待遇的提升，劉江上交的黨費標准也提到了5角。

　　只是，並不是所有的黨員都有劉江那樣的覺悟，按時繳納黨費。在陝甘寧邊區，邊區黨委與西北局曾就黨費繳納問題展開全面調查。結果顯示，隨著以農民為主體的黨員隊伍的不斷壯大，黨員不繳黨費幾成普遍現象。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多數農村黨員還不懂得繳納黨費的意義，有的人認為，“黨應幫助黨員，怎麼黨員還幫助黨”？有的認為，黨費就是當地負責人對黨員的剝削﹔ 也有的認為，黨費是印文件的紙錢，不發文件，就不應繳黨費。

　　面對黨費收繳中存在的問題，黨中央多次強調，基層支部在按期征收黨費的同時，要經常向黨員講解黨費的意義。對真正貧苦的黨員可以減少繳費比例，或免征黨費﹔ 對經常無故不繳黨費的黨員，應給予應有的處分。

　　為提高黨員思想覺悟，抗日根據地的各級黨委成立了教育訓練班以及支書、干事的專門訓練班。同時，對於一般黨員，各地還舉辦流動訓練班，使每個黨員受到基本的教育。為純潔黨的隊伍，各抗日根據地還開展了對干部隊伍的整理與審查工作。以陝甘寧邊區為例，據邊區黨委組織部統計，自1937年到1939年的兩年裡，邊區黨委先后進行了“五、六次的審查”，在整理與審查的過程中，共洗刷了3180個落后分子。

　　特殊黨費：一份濃厚的政治情感

　　在一些影視作品中，人們經常會看到這樣的場面：一名革命烈士在犧牲之前，用顫抖的手從懷裡掏出包裹嚴密的幾枚大洋，以斷斷續續的微弱聲音對身邊的戰友說：“這是我的全部積蓄，請替我交給組織，當作我的最后一次黨費”……還有不少老干部老將軍在病危或臨終前把一生僅有的十幾萬元存款，一半繳納最后一次黨費，一半捐贈給希望工程。這些老同志充滿深情地回憶說，自己每個月要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組織繳納黨費。這不是單純的幾塊錢和幾十元錢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概念和政治義務，它表達著自己對黨的濃厚感情和政治忠誠。由此看來，在黨和國家的發展歷史上，黨費更有著厚重的“軟實力”，其中蘊含著深厚的政治思想意義和精神價值。

　　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催生的“特殊黨費”現象，給全中國人民帶來了深刻的思想啟迪和巨大的精神震撼。同時，也喚起人們對黨費精神價值的時代訴求。

　　至今，很多黨員還保留著那張制作精美、印有“中共中央組織部”鮮紅大印的卡片，這就是在汶川大地震時他們上繳“特殊黨費”的收據之一。與普通捐款不同，汶川地震后的“特殊黨費”捐款，被稱為“管理得最好的資金之一”。

　　2008年5月13日，四川汶川發生特大地震的第二天，浙江企業家祁友富便將10萬元人民幣交到了紹興縣柯岩街道黨工委書記辦公桌上，這成為了第一筆用於支援災區的“特殊黨費”。5天后，中共中央組織部下發了《關於做好部分黨員繳納“特殊黨費”用於支援抗震救災工作的通知》，開啟了全國性黨員繳納“特殊黨費”賑災的“第一次”。本著“自願、不定標准、不強行攤派”的原則，7000多萬名共產黨員中，有4550多萬（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繳納了“特殊黨費”，用以賑災。

　　在此之前，“特殊黨費”這個詞一般出現在建黨、入黨周年等紀念日，黨員用來表達對黨的特殊情意。更多時候，“特殊黨費”出現在黨員的遺囑中，作為個人上交的最后一筆黨費。另外，“特殊黨費”有時也會成為一些地區號召黨員集體捐款的一種形式。

　　那麼，特殊黨費究竟特殊在哪兒？

　　作為黨費，“特殊黨費”之特殊，在於其用途超出了中組部下發的《關於中國共產黨黨費收繳、使用和管理的規定》。根據該規定，“黨費必須用於黨的活動，主要作為黨員教育經費的補充”。也就是說，黨費隻能用在黨內。而抗震救災的“特殊黨費”，主要用在了災區的教育、民生、慰問、黨建上，非黨員同樣是“特殊黨費”的受益者。

　　而作為捐款，“特殊黨費”之特殊，在於其受到的重視程度及其運作模式。從一開始，“特殊黨費”就受到了中央的特殊“關懷”，中央領導曾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認真做好“特殊黨費”的使用和監督。“特殊黨費”接受組織部門、紀委、監察、審計部門的行政監督以及1700位普通公民的社會監督。

　　從2009年起，審計署開始對“特殊黨費”及其援建項目進行跟蹤審計。2012年4月21日，“特殊黨費”跟蹤審計結果出爐：全國共繳納了97.3億元“特殊黨費”，除去53.15萬元左右使用不夠規范，總體上做到了專款專用、專賬核算，是“管理得最好的資金之一”。

　　另外，“特殊黨費”捐款與普通捐款的最大不同，在於其特殊的捐款渠道和管理體系。一位普通公民要支援災區，可以捐款給紅十字會、扶貧基金會、中華慈善總會等公益性社會團體，也可以直接捐給災區的學校、醫院等公益性非營利事業機構。而“特殊黨費”是由黨員上交到縣級以上黨委組織部門，然后經由地方黨委組織部、中央組織部、民政部、汶川地震災區的流通渠道到達災區。

　　黨費是一面鏡子

　　朱德同志2萬元的存款單，至今仍存放於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生前他反復叮囑這筆錢不分給子女，要交給黨組織。

　　長征路上，紅一軍團教導營營部司務長周克柳，把撿到的牦牛皮和骨頭架煮了給大家吃，數量太少，他就把自己那份也拿出來讓給大家。看戰友們不吃，他強忍著飢餓說：“別讓了，我是共產黨員，都得聽我的，大家吃了好行軍打仗，就權當是我向組織繳納的一份特殊黨費吧！”

　　抗戰老兵張道干，1942年入黨，后來由於黨員証件丟失，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之后他執著尋找黨組織70年，終於找到了當年的入黨介紹人、抗戰女兵楊美田。之后他把珍藏了70年的3塊銀元作為當年的黨費上交組織。

　　開國少將李中權，生前拿出積攢的20萬元委托空軍黨委代他繳納黨費，他說：“我就像一棵小草，永遠難報黨的恩情。”

　　黨費雖不以數額分高低，但通過考量黨員個體對黨費這件事情的盡心程度和重視態度，足可以照見黨員內心的忠誠、信念、使命和擔當。從這個角度來看，黨費又是一面鏡子，一面沉甸甸的黨性之鏡、信仰之鏡。（王建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