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国的和平崛起

　　   

　　严格意义上讲，美国的关键转型发生于1875年，完成于1920年代初期。首先是经济腾飞。1875年，美国走出了内战创伤，正在享用镀金潮积累的宝贵资本，工业化体系初步完备，甚至有能力大规模对外出口（虽然仍无法与英国竞争）。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美国加速迎来工业化、金融化和城市化浪潮，这个国家正在拥抱第二次科技革命，而它的最主要两个竞争对手英国和德国渐渐进入战略对峙。

　　   

　　第二项转型发生在20世纪初。在我们称为镀金时代的几十年（南北战争结束至19世纪末）里，美国经济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制度安排已经不能适应治理的需要，表现出突出的政治腐败、工业垄断、金融欺诈、社会矛盾。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革持续到1920年代初期，并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经罗斯福新政巩固下来，奠定了延续至今的治理和制度体系。这是美国国力长盛不衰的关键。

　　  

　　《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说的是美国的第三项重要转型，即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转换，开始从一个甘愿孤立的新大陆国家，变为一个所谓愿意担负国际责任，并尝试夺取国际霸权的“帝国”。有关这项转型的研究，要远远少于前两方面。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国际政策重要性的低估。

　　   

　　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后半叶几乎同时崛起，与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开始展开贸易竞赛，也均大力扩充海军实力，后者很快受到了英国的遏制并定义为假想敌。但英国并没有把美国的挑战性当成一回事，甚至在美国莽撞的在委内瑞拉问题上提出对英国霸权的挑战时，英国政府还以极大的耐心和容忍平息了美国的冲动。当美国发起对西班牙的战争时，与西班牙一样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却选择了支持美国。此外，美国对晚清中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尽管对英国在华利益有所侵蚀，也没有引起英国的太强抵触。

　　  

　　《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一书作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弃郁在书中解释认为，美国崛起并朝着帝国转型，较好的把握了扩张的“成本敏感度”，也就是整体的对外政策没有引起既有的霸主国家及其他重要大国的疑惧，有效的消除或控制了崛起扩张中的相关成本，“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其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规模效应”。美国在贸易扩张中，不仅注重本国商船的规模建设，还积极借助发挥其他国家的商船资源，既由此减少了船业建设的资本投入，也避免了过度刺激对英国等欧洲国家政坛有很强影响力的船业产业资本。

　　   

　　而在对待其他列强的态度上，1890-1900年期间的美国，或者说一直到二战爆发之前的美国，都表现出“精细的利益判断和灵活务实的立场”，一方面提出了对拉美地区的主导控制要求，另一方面避免与英国及后起之秀德国爆发直接冲突。归结起来，正如书作者徐弃郁所指出的，美国的海外扩张属于内涵式扩张，努力参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制度体系，避免对秩序形成过于明显的挑战，相比当时的德国和后来的苏联，可以说，这种战略选择更为现实和高明。

　　  

　　《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一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两章，主要是美国国家版图得以确定、新开疆的空间不复存在之后，为了谋求崛起发展的出路，而在美国精英阶层和政府层面形成的政策讨论，并由此确定了有限扩张、内敛式扩张的战略。这一部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作者注意到了美国1890-1897年间向海洋国家海军转型时，有意避开可能对英国形成挑衅的大西洋海域，而将重点放在了太平洋、加勒比海和拉美方向，避免了过早引发英国警戒。

　　   

　　第二部分是书的三至五章。1895-1896年，美国介入委内瑞拉边界危机，一度莽撞挑战英国，但很快实现了英美和解。书作者浓墨重彩的描绘了美国政界和军方部分鹰派人士强硬挑战英国的信号发出后，美国商界和舆论有效遏制这场政治冒险冲动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期间实现了英美和解，美国才有底气接下来借古巴殖民地的革命，发起对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的战争，最终获得古巴和菲律宾两个原先的西属殖民地为战略要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