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素门”背后溃败的监管链条

　　有什么是比伤害咿呀学语甚至不能出声抗议的婴孩更严重更卑劣的呢？恐怕不多；又有什么是比在这些孩子赖以为生的奶粉里“投毒”更无耻更下作的呢？恐怕也不多。奶粉！奶粉！

　　当“伤心的奶粉”的悲情，上演了一季又一季之后，那些年轻的父母的愤怒，真不知该往哪发泄；作为生产商和监管者，则不知他们的脸该往哪放——假如他们还有最起码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廉耻之心和责任意识。

　　一个能把国人送上太空的民族，怎么会一再在一包奶粉面前狼狈不堪？整个成人社会，都应该对此羞惭万分：一个对不起孩子的社会，任何成年人都难辞其咎。奶粉应该是无毒的，至少该是无害的，这是凝聚社会信心最基本的常识。

　　但，可悲的是三聚氰胺冠名的奶业风波，还没有完全消散之时，舆论漩涡中又隐现一座“激素门”：武汉三名女婴因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体出现性早熟特征。受害儿童家长曾想把奶粉送检，却深陷“检测无门”的窘境，一些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婉言拒绝了家长们的个人申请，权威部门称关于奶粉的检测指标中也没有激素这一项。（8月8日 《钱江晚报》）

　　“投诉无方、检测无门”，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意思，这是继孩子遭受不明伤害后，这些不幸的家庭遭受的二次伤害、“次生伤害”。假如说前者还是有着“点背”等个人偶然因素的话，那么求助政府权威监测机构却被委婉地拒之门外，则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视作卸责的表现。这对公众感情的戕害，比单纯的几包毒奶粉为祸更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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