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藝的延安貢獻
延安文藝紀念館。本報記者 戴吉坤攝
延安魯藝東山李有源館。本報記者 戴吉坤攝
延安文藝紀念館收藏的延安木刻版畫《保衛大西北》。本報記者 戴吉坤翻拍
延安文藝紀念館依據《兄妹開荒》演出的歷史照片復原的場景模型。本報記者 戴吉坤翻拍
延安是中國革命聖地，也是人民文藝的重要出發地。
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之下，大批文藝工作者和愛國青年從各地奔赴延安，與經過長征抵達陝北的文藝隊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文藝戰士聚集在寶塔山下、延河之濱，形成了一支以筆為槍的文藝隊伍，共同為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鼓與呼，奉獻出青春熱血和藝術才華。
廣大文藝工作者紛紛響應黨中央號召，更加自覺地深入群眾，深入生活，以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創作出一大批表現新主題、新人物、新世界、新思想的新作品，熱情謳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斗爭，開啟了人民文藝創作的新紀元。
延安文藝是民族解放的號角，是時代精神的火炬，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今天，延安文藝對於“文藝為人民服務”宗旨的精彩闡釋與踐行，依然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依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
永恆的經典
延安文藝在為人民謀解放、謀幸福的奮斗歷程中孕育而生，為我們留下了一座紅色文化的富礦。人們耳熟能詳的《黃河大合唱》《東方紅》，正是延安文藝的代表作品，散發出恆久的藝術魅力。
從1938年11月到1940年5月，冼星海在延安度過的一年半時間，是他創作的巔峰期。他在魯藝的窯洞中，譜寫了《軍民進行曲》《生產大合唱》《黃河大合唱》等不朽名作。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誕生於1939年的《黃河大合唱》，以磅礡的氣勢展現了抗戰時期中國人民英勇投身於民族解放的斗爭精神，描繪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抗日圖景，極大鼓舞了民族士氣，振奮了民族精神，成為中華民族不朽的英雄樂章。
《黃河大合唱》由詩人光未然作詞、音樂家冼星海譜曲。1939年初，光未然在前線墜馬受傷，被送往延安治療。冼星海前往醫院看望他，兩人在病榻旁達成了合作意向。光未然用5天時間在病榻上將他目睹船夫們與狂風惡浪搏斗的情景和前線的戰斗生活濃縮成400行長詩，作為《黃河大合唱》的歌詞。之后，冼星海也投入到《黃河大合唱》的創作中，從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時間，他抱病完成了《黃河大合唱》8個部分的全部譜曲。
1939年4月13日，《黃河大合唱》在陝北公學禮堂進行了首演，獲得很大成功，並迅速傳遍全中國，唱出了一個時代的最強音，成為中華兒女奪取抗戰勝利的精神力量。
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后，延安音樂工作者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廣泛採集民間音樂資料，發掘民間音樂資源，譜寫工農兵翻身解放的心聲，推出一批以《東方紅》為代表的新民歌，以延安為中心掀起邊區新民歌運動，紅色革命歌曲傳遍抗日根據地，傳遍解放區。
1942年冬，陝北農民李有源在勞動中，面對紅日高照，唱出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1943年冬天，邊區政府號召群眾到延安開荒種地，李有源又用“東方紅”作首段，編了《移民歌》，鼓勵陝北群眾南下開荒，努力生產。在這一過程中，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把歌曲傳唱到了延安。
1944年，魯藝編印《群眾歌曲》時，將這首以“東方紅”打頭的《移民歌》改編為《東方紅》。在此基礎上，1945年5月13日，魯藝教員賀綠汀將《東方紅》改編成混聲合唱，由聯政宣傳隊在中共中央黨校禮堂演唱。
《東方紅》不僅是人民集體創作的結晶，也是人民情感的真摯表達，唱出了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是一首穿越時空的經典作品。
以人民為中心的藝術創作
延安文藝是以人民為中心的藝術創作。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從人民群眾的勞動智慧中汲取藝術養分，以飽滿的創作熱情、豐富的藝術形式，推動延安文藝蓬勃發展。
“延安木刻”是這一創作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延安時期的版畫以魯藝木刻版畫為卓越代表，被稱為“延安木刻”。抗戰爆發后，沃渣、江豐、夏風、陳鐵耕、力群等木刻家、漫畫家陸續來到延安，雲集於魯藝。
受戰爭環境和陝北地理條件限制，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油畫、水彩畫、中國畫繪畫材料非常短缺，但出產的梨木和棗木卻是優良的木刻材料，木刻刀、印制木刻的紙張和油墨在延安也能生產供應。因此，魯藝師生就地取材，將木刻與抗日現實相結合，與藝術相結合，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延安木刻”。
1938年12月，魯藝抽調美術系木刻研究班的胡一川、彥涵、羅工柳、陳鐵耕等組成魯藝木刻工作團，開赴抗日前線從事木刻運動。木刻工作團深入群眾，學習民間年畫制作技術，利用報紙、牆報、展覽等形式進行戰地宣傳，創作了一大批戰爭題材的優秀木刻作品。此外，以古元為代表的一批木刻家，還創作了大量歌頌民主政治生活的作品，在木刻藝術民族化、大眾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秧歌劇也是反映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重要藝術形式。《兄妹開荒》是1943年由魯藝羊路由、王大化、李波編劇，安波作曲的著名秧歌劇。該劇取材於當時陝甘寧邊區開荒勞動模范馬丕恩、馬杏兒父女的事跡，原名《王二小開荒》，后以群眾泛稱的《兄妹開荒》定名，形象反映了當年邊區的大生產運動情景。
秧歌原是流行於我國農村的一種民間藝術，是農民創造的藝術。秧歌有說有唱，載歌載舞，生動活潑，富於表現力，有故事情節，大多短小精悍，因此格外受到農民的歡迎。《兄妹開荒》採用了群眾基礎廣泛的秧歌藝術形式，但結合時代需求進行了改良，代之以新的農民形象和歡樂的勞動場面，反映了新的社會生活，引領了邊區乃至全國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
魯藝藝術家創作的《兄妹開荒》，引領了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新秧歌運動，有力推動了大生產運動。1943年春節演出后，《解放日報》用整版篇幅刊載了《兄妹開荒》的劇本和音樂，並於同年4月24日發表社論《從春節宣傳看文藝的新方向》，肯定《兄妹開荒》是一個“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劇”，對新秧歌運動的開展，對后來的新歌劇創作，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喚起工農千百萬”
延安文藝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形象生動地反映了人民群眾的苦與樂、理想與願望，迅速為人民群眾所接受，極大鼓舞了人民群眾的戰斗熱情和勝利信心。
《白毛女》起源於晉察冀邊區白毛仙姑的民間傳說，故事主人公喜兒因飽受舊社會迫害而白頭，因此被稱作“白毛仙姑”。1944年，西北戰地服務團將該傳說帶回延安后，魯藝師生從故事中提煉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深刻時代主題。
於是，魯藝集全院力量創作編排了大型歌劇《白毛女》，由賀敬之、丁毅執筆，馬可、張魯等作曲，王濱、王大化等擔任導演，並於1945年5月底在中共中央黨校禮堂首演，后在解放區各地陸續上演，在解放戰爭中發揮了強大的社會動員力。
《白毛女》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創作的最具典型、最優秀的一部戲劇作品，也是在新秧歌運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第一部民族新歌劇，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解放、謀幸福的初心使命，成為人民文藝的經典之作。
歌劇《白毛女》博採眾長，採用中國北方民間音樂的曲調，吸收了戲曲音樂及其表現手法，並借鑒西方歌劇的創作經驗，開創了中國現代文藝史上戲劇舞蹈民族化新方向，標志著延安革命文藝發展的新高度。此作品后來被改編成多種藝術形式，經久不衰。
1943年，戲曲作家馬健翎響應延安文藝座談會號召，創作了聞名全國的大型秦腔現代戲《血淚仇》，並在陝甘寧邊區文協民眾劇團首演。《血淚仇》是馬健翎創作的秦腔“三部曲”之一。3部作品中人物、事件雖各自獨立，但其思想脈絡卻有連貫性：1943年創作的《血淚仇》反映了奔向光明的邊區的主題﹔1945年創作的《一家人》反映了保衛勝利果實的主題﹔1947年創作的《窮人恨》反映了迎接全國解放的主題。
作為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方針的指引下取得的工農兵文藝新成果，《血淚仇》充分利用傳統戲曲時間和空間靈活轉換的優勢，用秦腔粗獷激越的唱腔，抒發了勞動群眾對國民黨腐敗政權和軍隊的無比憎恨，對共產黨和邊區政府的衷心熱愛，充滿了愛憎分明的戰斗激情。
《血淚仇》以鮮明的階級感情，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統治給人民群眾造成的深重災難，熱情歌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邊區光明、幸福的生活。《血淚仇》全劇共30場，講述了一對河南父子奔赴延安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王仁厚這個極其貧苦、朴實、憨厚、勤勞、勇敢的農民典型形象，對教育群眾、鼓舞軍民士氣起了巨大的作用。（記者 戴吉坤 陳志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