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人竟也要交这份钱？埃及人田间地头，小麦是怎样变成金子的
引言
太阳神的故事和象征王权的冠冕，神秘的图腾和高耸的金字塔，尼罗河畔的谜团自古以来便为世人所瞩目。河水的定期泛滥为埃及人带来了肥沃、松散的土壤，减轻了埃及人耕作的压力。
优越的耕作条件使埃及人对于铁器的使用晚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费太多力气便可获得高产量和高质量的粮食。耕作和收获迈入正轨后，赋税——这一国家经济的根本也逐渐走上了它的正途。国王和政府制定了征收粮食税的各个环节并加以监管，保证了埃及国家拥有稳定的赋税来源。除了种种没有定论的传说，埃及的经济情况同样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一、尼罗河的赠礼：一桩人与自然的因缘际会
长期以来，埃及被称为“尼罗河的赠礼”，尼罗河对埃及的影响可见一斑。“民以食为天。”农业在古代埃及人民的生活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仓廪丰实，百姓安居乐业，统治者们便有了维持国家稳定运行的资本。
埃及四面多是沙漠，尼罗河是黄沙中一处令人清喜的水泽。尼罗河两岸的绿洲是沙漠中少见的生机勃勃的景象。随着人口的增多和自然环境的变化，采集获得的食物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埃及人从此踏上了“驯化”农作物的道路。
尼罗河定期泛滥，冲击土淤积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埃及人在农业生产中逐渐掌握了这一涨落的规律，但这也造成了“看天吃饭”的窘境。泛滥适度时，埃及人便迎来了丰收的喜悦；泛滥无度或不足，埃及人的谷仓都会颗粒无收。
埃及人对于铁的使用较晚，这也得益于尼罗河的馈赠，使得他们只需用简单的石质工具便可收割谷粒并运送、收入谷仓之中。在这种富足自然的耕作环境下生活，人们自然容易增长安于现状的心态，对于新农具和新技术的开发便不那么放在心上。
从古王国时期开始，历任埃及统治者都将农业置于重要的位置之上，农业逐渐成为古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头戏”。这其中自然有王室大多靠农业收成支撑用度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王权得到进一步高度强化的新王国时期，法老（古埃及君主的尊称）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完善国家各方面的管理体系，对于农业的管理更是加重了砝码。
新王国时期，土地所有权成为了农业管理的基础。法老可以将土地赏赐给他所青睐的神庙祭司、军事首领、心腹大臣等人群，但赏赐来的土地一般不可进行买卖，这就意味着被赏赐者拥有的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法老还将农产品分给大臣们，确保官僚体制与农业、土地之间的循环往复。
税收是管理农业生产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不仅关乎经济问题，也对政治、权力的膨胀提供了“向上”的途径。在整个古埃及国家的兴衰历程中，税收体系的完善始终是政府机构绕不开的课题。
二、细化的征税流程：粮食与纳钱的“纠葛”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税收都以货币的形式进行缴纳，但古埃及时的货币制造和使用并不发达，税收大都以实物的形式进行征收。谷物是古埃及最基本的粮食作物，产量大，是古埃及人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生产生活资料，也是许多支付和交易活动中的中介环节。
古埃及的谷物主要指麦类，大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可制作面包和啤酒等日常必需的食品和消耗品。大约在每年的春末夏初之际，古埃及人迎来了收获谷物的季节。谷仓中堆满了饱满的颗粒，这是专属于埃及人的丰收时刻，欢喜浸润了一片片麦田。
谷物税征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宰相。古埃及的宰相被称为“维齐尔”，他要对与征税相关的各个部门的财政状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同时也要管理好地方官员和书吏，将征税的任务拆解、分发并对实施、完成情况进行监督，确保各个部门都能在良性运转中共同协作，准时完成征税的任务。
古埃及神庙也在谷物税的征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源于农业的耕作活动中常常引入宗教祭祀活动，以祈求神明庇佑，一年的辛苦能换来好的收成。
古埃及法老本就借宗教信仰巩固自己的王权统治，在祭祀仪式上献上自己的祭品，第一缕成熟的小麦也属于法老。神庙可与王权共同管理耕地，同时有权运送征税的粮食。整个征税系统的策划和设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王权和神庙共同完成的，而神庙本身则享受着最为广泛的免税优待。
想要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地完成征税任务，预先的筹谋和估算是必不可少的。若不对所要征收的税额进行估计就盲目地开始进行征税工作，那必然会导致收税的不足和百姓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所以古埃及人征税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估税。
征税活动的负责人（当时很多官员都被授予农业管理者的名号）首先对尼罗河沿岸的人口、牲畜、土地和谷物耕种情况进行了解、统计并登记在册，按地域或个人划分好土地的多少。
征税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尼罗河泛滥的高度，这直接决定了农作物年产量的高度。另一个重要标准是谷物的生长情况，这就需要征税机构和人员对谷物的生长定时进行细致的观测。对不同生长阶段的谷物进行执尺测量，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税收进行预估。
仅仅执尺测量对前期准备工作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收税者们也需要对最终的产量和收割的情况进行详实的记录，毕竟这才是直接有效的检验成果。
每到作物收获的时节，妇女、小孩齐上阵，连军队、奴隶和罪犯也要参与收割的活动，可见收割粮食是埃及举国出力的头等大事。
夏末时节，征税工作真正如火如荼地在尼罗河畔开展起来。收获的谷粒已被晾晒干燥，只待征收工作结束便可被存入粮仓。此时尼罗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泛滥，丰富的水流也有利于谷物的运送。泛滥的高度也为下一年的估算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数据。
随着法老和神庙的认可与谋划，正式征税的命令在古埃及的各个城市中被层层下发，一年的得失如何全都在此一举。不仅是王室成员、神庙祭司，官员们更是“热心”于这一活动，他们的吃穿用度基本上全在此一计算。整个城市的港口都处在一年中最忙碌的氛围中。
为保证收税过程的公平性，埃及人采用了向他们赖以信任的神灵发誓的方式，保证征税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处于公开透明的状态。征税人不得无端征收多余估计的税量，如有违反者将按照法律进行处罚。
实物征收完毕后，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运输，尼罗河自然成为了良好的交通运输通道。古埃及人擅长造船，大船一次可运更多的粮食，从水路运送大量的谷物不成问题。成组织的船队往返于尼罗河上，繁忙而有序。
除了官方进行运输，纳税人也可自行用船只将所征实物税运至政府指定的地点。这显然是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征收方式。官方不用专门出船出人进行运输，减少了政府的开支；纳税人也可凭借多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换取少交实物税的好处。这看起来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待谷物都被运至指定的地点，剩下的便是储存的问题。储存的粮食需要供给日常消耗，也是紧急情况下特别是战争发生时不可或缺的必备物资。随着建筑水平的提高，古埃及谷仓的形态也发生着变化，塔形、柱形、平顶形、拱形，谷仓的形态一步步完善，更有利于储存收缴来的粮食。同时，政府也派驻专人管理谷仓，确保在储存和后续的保管过程中更少地出现纰漏。
三、来处与归途：税收下的流转与暗涌
在古埃及，偷税漏税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第六王朝时期就出现了有组织的逃税漏税活动，管理王室地产的五位管理者谎报田地产量以取得收税的豁免权，这为当时法律所不能容忍，无论逃税者的地位、职位高低都要根据相应的条例受到惩罚。
古埃及的征税环节冗长繁复，整个过程细致入微，但从普通百姓的角度看也可以用“细密严苛”来形容。在古埃及，社会等级越高，所需缴纳的税款反而越少，甚至可获得免税的特权。法老、祭司和贵族靠百姓供给的粮食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而普通百姓通常承担着最为繁重的赋税。
到了新王国时期，纳税人若未按时交税，可能会遭到征税者无情的杖责，甚至连妻子和儿女都要一同受到“惩罚”。底层小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土地份额不多，却要按时交税，遇到灾年也并不会受到政府的怜悯，只有按时按量交税才能保住全家的安宁生活。
纳税人对税收制度的不满随着剥削的加深与日俱增，甚至有人公然喊出这些税收并不应落在自己头上的呼号。首先让百姓们感到不满的自然是直接负责征税工作的政府官员，双方的口角乃至暴力冲突也并不是什么新闻。
直到第十八王朝时期，这种不良的状况才慢慢开始有所改善。在赫连姆海布的统治下，古埃及的整个政府和官僚系统经历了整顿的风波。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根据赫连姆海布的统治精神，官员不得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职权，不得滥用职权进行违法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员在征税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征税者不能随意处置纳税人和征得的税收，古埃及的行政和赋税体系终于呈现出一种向好的面貌。
征税体系的完善对国家政权的稳定也有积极的反作用，与财物相连的腐败问题也被赫连姆海布的继承者们明确地摆在了台面上。税收不可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他们从谷物税的角度入手，动手清理国家机器上附着的痈疮，主要由预算、运输引起的巨大腐败空间被逐渐缩小。
结语
古埃及人的一生与尼罗河为伴，与照耀大地的日光为伍。他们掌握着年轮的规律，潮汐的涨落，勤勤恳恳地在田间地头耕种生活的美好。不知不觉间，古埃及人的命运早已与他们手下的庄稼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他们却常常因为年景的好坏而牵肠挂肚，这不仅是天意也是人为。在王权逐渐加强的古埃及，为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小农生产者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冲击”。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古埃及的粮食税收体系又切实地使人民在农业生产中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粮仓和国库的充实也为古埃及文明延续千年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古代埃及经济》
《古王国王室文献》
《古王国时期埃及国家及其行政机构研究》
《拉美西斯时期的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