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你可能真的误会“锦衣卫”了

　　锦衣卫产生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并贯穿于明朝发展始终。长久以来，人们谈起锦衣卫，总将其视为明朝历史“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更有“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的说法，这实是对锦衣卫的误解。锦衣卫作为维护皇权的重要工具，虽然在许多方面有着令人谈之色变的印象，但历史并非黑白分明，需要带着“同情的理解”去看待这一明朝政治制度中的特殊角色。

　　

　　锦衣卫的权责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定位。明英宗于1458年发布的这道圣旨做了比较完整总结：

　　“锦衣卫系是近侍衙门，当驾上直，环侍殿廷，御侮防奸，所系甚重。”

　　锦衣卫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保护皇权的使命。《明史》记载：

　　“凡朝会、巡幸，则具卤薄仪仗，率大将军（共一千五百七员）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曰、夕月、耕藉、视栖，则服飞鱼服，配绣春刀，侍左右”。

　　这些都围绕皇帝的近身任务，它们由锦衣卫负责执行。因此，说明朝前期的锦衣卫主要是一个近侍军事机构，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其军事机构的性质也是锦衣卫被后世诟病的重要原因。然而，明世宗即位不久，言官严厉抨击锦衣卫滥用“进悻之人”，一批宦官党羽被罢黜。此后，锦衣卫堂官、镇抚司官经兵部推举的大都颇具司法才能。嘉靖中叶以后，锦衣卫官员均须经考试选拔，考试内容大抵是考察候选人对临民理政的认识和审案的能力。嘉靖二十一年，朝廷就出台了锦衣卫官选任的考试政策：

　　“本司系诏狱理刑之官，有缺，行该卫掌印官，先于本卫各千户内，从公推选考试，送兵部，再加询访考试，于内简拔二员，疏名上请定夺。”

　　此后，许多来自士大夫家族，与其说是武官，毋宁说是法吏，其司法素养不一定逊于三法司文官。可见，锦衣卫武人中也逐渐出现了“文士化”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儒家“慎刑”思想也能得到他们的认同，从而在治安司法活动中发挥相对积极的作用。在明中后期的多起冤案、党狱中，许多卫官不仅没有充当“猎犬”和“屠夫”，反而同情、保护受难者。比如，英宗时期，治理掌管锦衣卫的指挥使佥事刘勉和指挥使徐恭两人居职时，办事能谨慎守法，遵循朝章国典，不行非法之事，故时人对他们有“文无害”之称。据《罪惟录》志载：

　　“正统中，初指挥使徐恭及佥事刘勉咸无害。”

　　万历以后，兵部更是可以名正言顺地推举文臣子孙出任锦衣卫堂官、镇抚司等职。如万历十一年前后的掌印、提督西司房、街道房分别是刘守有、杨俊卿、孙如津，三长官皆被文臣子孙包揽。文臣子孙掌握锦衣卫事务，显然得益于考试政策的实行和兵部等文官的支持，也符合锦衣卫主要职务对管事官素质的内在要求。锦衣卫的选任方式由皇帝亲自选拔发展为由考试和兵部推选，人选来源从以缉捕官校转变为文臣子孙最优，这反映了其军事机构的性质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蜕变，呈现出文职化的趋势。

　　以往许多人认为锦衣卫受宦官控制，或认为其不受兵部管理。但从堂官、镇抚司官的选任方式和人选来源看，宦官势力在多数时期并不能控制锦衣卫，反而兵部等文官对锦衣卫既有直接管理，也有间接干预；实行考试制度更是将选拔文官的方式移植到了锦衣卫，从而使文臣子孙掌握锦衣卫事务，其他武人也要读书习儒。此间种种，也最终让锦衣卫真正地有了“文治”的功能，从而消除了军事机构的职能。

　　

　　锦衣卫在洪武后期、永乐年间及英宗复辟前后活动频繁，充当了皇权的爪牙，后人视之为特务机构，也在情理之中。此时的锦衣卫在皇帝的授意下，可以对任何人进行侦查和逮捕。但锦衣卫此类缉访“奸宄”，在不同时期也不尽一致。

　　洪武、永乐年间及英宗复辟前后，以监视臣民“谋反”和官吏不法行为较为突出，活动范围也不限于京师。这应该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一系列重大事变有关。比如，1452年，明廷命掌卫事毕旺缉访“谋逆反叛，妖言惑众，窥伺朝廷事情，交通王府、外夷，窝藏奸盗，及各仓场库务虚买实收，关单官吏受财卖法”等事，都是危害皇权、官府以及官吏不法的行为。但后来，缉访对象和地域范围发生明显变化。例如，成化十三年，大学士商辂等就上奏谏言：

　　“旧设行事人员，专一缉访谋反、妖言、强盗、人命及盗仓库钱粮等大事。”

　　强盗、杀人等一般犯罪已是缉访对象。据正德《大明会典》记载，锦衣卫东司房活动的范围至迟在弘治时已被限定在“京城内外”。1521年，世宗即位后又下旨重申：

　　“今后缉事官校只著遵照原来敕书，于京城内外查访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其余军民词讼及在外事情，俱不干预。”

　　更要重的是，成化以后，缉访“谋反”、“不轨”依然是东司房的重要任务。但总体而言，这类案件少于强盗、人命等案。只不过谋逆大案及官员的逮捕处置往往被载入史册，显得比较突出，这属于“幸存者偏差”。而且在日常运作中，因缉访官吏不法行为的难度大、风险高，官校往往“舍难从易……止以捕盗贼、诘奸细为急，而不以察冤滥、去贪暴为心”。

　　

　　更值得注意的是，成化以后锦衣卫官员的侍卫职权最紧要的部分移交给了勋戚。大汉将军、勋卫、通事、军匠等人员虽然寄禄安置于锦衣卫，但其从事各自职役则由勋戚、礼部、内廷监局等统管；东司房缉访重心转移，提督西司房、街道房，北镇抚司等官职相继设立，独立运作；各类校尉人数增减调配，活动范围集中于京师地区，官员素质侧重司法才能。这些变化显示了明廷对锦衣卫主要职权的调整，也反映了统治者既要维持集中管理之便，又不欲某一职官独掌过多、过大权力的理念。

　　因此，不能将锦衣卫的职权和性质视作一成不变，更不宜将所有锦衣卫人员涉及的事务都视作该衙门的职权，尽管有的还占多数。明中后期锦衣卫最重要的职权是缉捕谳狱及城市管理，其性质更接近于治安司法机构。

　　除受时代环境影响外，将锦衣卫视作特务机构，是因其常用秘密侦缉的方式办案，更是受限于《明史》等史志书写的片面性，以为其监视抓捕的主要是“谋反”臣民和不法官吏，如吴晗说：

　　“最主要的还是侦察‘不轨妖言’。”

　　随着更多史料的发掘利用，可以发现这一认识与史实有较大差距。明中后期的锦衣卫既打击危害皇权、触怒权贵的官吏士民，也处理一般犯罪案件，且以后者居多。例如，崇祯三年一件题本中，掌卫官刘侨类奏崇祯元年、二年间东司房缉获“京城内外”案件29起，逮捕131人，其中强盗10起（内有大伙强盗2起）、人命5起、伪造印信5起、侵没官银3起、越狱3起、奸细2起、其他违法1起。

　　这反映了东司房日常缉访的主要是京师地区各类危害皇权、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犯罪案件，而不只是监察臣民“谋逆”及官吏不法行为。现存崇祯五年正月至三月和十三年十一月的锦衣卫题本档37件，有19件是掌卫官向皇帝汇报案情，包括强盗、杀人和官吏贪赃、钻营、渎职等。此外，掌卫官常与三法司会鞫罪囚。要言之，锦衣卫最高首脑的主要职责就是缉捕谳狱。

　　

　　当然，明代的北京城人口众多，又毗邻边境，治安环境非常严峻，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愈加剧烈，各类犯罪案件此起彼伏。锦衣卫缉获的杀人、抢劫、诈骗、偷盗、伪造官印、贿赂钻营、贪污渎职等案件，无疑都是严重破坏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行为。比如，在皇帝密令之下，锦衣卫官员对相关人员进行缉拿，在缉拿过程中暴行不断，而被捕之人“家资一空”。1496年，大臣徐珪更是上奏说：

　　“臣在刑部三年，见鞠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有校尉诬陷者，有称校尉为人报仇者，有称校尉受首恶赃擅而以为从，令傍人抵罪者。邢官洞见其情，无敢擅改一字。”

　　尽管锦衣卫在侦缉方式和对象上始终保留着一定的特务色彩，在某些时期还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从整体和主流而言，其对京师社会安定、明朝统治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维护京师安定，锦衣卫在“京城缉捕凶徒，通州张家湾一路缉捕奸盗、京城内外修理街道疏通沟渠等”。正德《大明会典》载：

　　“凡京城内外修理街道、疏通沟渠，本卫指挥一员，奉旨专管，领属官三员、旗校五十名。”

　　此即锦衣卫提督街道房，这一职务在锦衣卫堂官中位居第三，其主要职掌是修理街道和疏通沟渠。明中叶以后奢靡之风日盛，官僚权贵营建宅院对北京城市设施多有破坏。如弘治时期时有勋戚之家：

　　“大兴土木，多市民居，或隙地取土，长或二三十丈，深或及泉，已而复据附近街巷，起土塞坑，致地见形高下，沟渠壅塞”。

　　原本五城兵马司就有管理城市的职能，但兵马司职卑官小，只有锦衣卫堂官稍能弹压这些官贵之家。同时，京城居民污秽的处理关系重大，也有必要委派执行力较强的机构专门负责。崇祯时期一件兵部题本反映，街道房还“行查失火、人命、聚赌、间架等项”“不无侵越行事”。明末小说《梼杌闲评》中描写了锦衣卫街道房救火的场景，就可以证明。所以，明朝利用锦衣卫在全国实施特务统治的说法，也不尽符合史实。

　　

　　总而言之，锦衣卫不仅不是明朝历史“黑暗”、“专制”的代名词，而且其从近侍军事机构向文职治安司法机构演化的过程，正是明朝的统治从洪武、永乐时期的严肃冷酷走向正常发展轨道、以“文治”实现长治的典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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