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xlovid医保谈判失败,印度仿制药抢疯了,“世界药房”的血与泪
1月8日晚,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医保药品目录谈判有关情况,Paxlovid未能成功。

从公布的信息来看,辉瑞方面的要价是一盒约1890元,尽管中方代表再三沟通,但辉瑞始终不愿意松口,这才导致谈判破裂。
辉瑞为什么死咬着价格不降呢?因为P药现在完全是供不应求的状态,正规购买P药的三条途径几乎“失灵”:医疗机构靠运气,电商平台靠抢,零售药店没药。
而地下渠道异常火爆,经过黄牛党炒药,一盒P药被炒到上万元,甚至有人在朋友圈转一盒P药,要价4.8万元,还自称卖得便宜。


即便如此,P药仍然有价无市,有钱也买不到。热衷囤药的国人转而投向印度仿制药。
这些代购所售的P药的仿制药包括两种,分别是绿色包装的Primovir(俗称绿盒)和蓝色包装的Paxista(俗称蓝盒),前者由印度公司Astrica生产,后者由印度药企Azista生产,也被炒到了2000多元一盒,但至少能买到。

印度因为生产仿制药被称为“世界药房”,全球有20%的仿制药是印度生产的,解决了14亿人口的用药问题,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原型——治疗白血病的靶向药格列卫,2001年进入中国市场时,一盒要25000元,一个月要吃两盒,可谓是天价。而当时其印度仿制药,药性相似度99.9%,价格却只要4000元一盒。
中国人口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生产P药、格列卫等天价药的仿制药,而要去印度购买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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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惯例,专利药有20年的保护期,在专利期内,只有拥有该药物专利或者取得专利授权的公司才能够生产。
当一个药企研发一种药时,药物的方程式出现之后,它就必须申请专利,而不是等药物上市的时候再申请,否则可能被别的药企抢先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专利的保护期是20年。
但是,药品上市还需要经过临床实验,这个时间往往要10到15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当药品进入市场的时候,它的专利期就只有5到10年的时间了。
新药专利保护期过后,其他药企都可以仿制。仿制的研发成本非常低,毕竟药物的成分在包装盒上写着呢。而且,仿制的时候不需要再经过三期临床实验,因为原厂已经做过临床测试了,只需要满足生物等效性的要求,它就可以上市了。
第一,它的药效要一样,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它的服用方式要一样,如果原研药是针剂的,它也必须是针剂的,不能是口服的。第三,它的吸收速度等因素也必须和原研药差不多。
最关键的一点,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并不是原研药企去检测的,而是每一个国家的药管局进行检测。只要只要印度的药管局认为印度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达到了标准,它就可以上市。
不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印度药企的仿制技术也确实先进。从历史上来看,印度仿制的药物基本上都可以达到原研药80%的效果。
由于无需做临床测试,仿制药的成本就降低了很多,所以价格也就便宜了很多。2013年,格列卫在中国的专利保护到期,同年国内就出现大量仿制药,最便宜的仅100元出头。足见原研药和仿制药之间巨大的鸿沟。
为了保持销量,专利到期后,原研药企不得不也跟着降价,利润空间就被压缩得所剩无几了。
据美国塔夫茨大学医学中心的统计报告称,目前研发一种新药的成本高达25.88亿美金。不仅如此,并不是所有的研发都会成功,实际上只有很小一部分药物研发成功上市。这些研发成本都要通过上市的新药在这5到10年的专利保护期内收回来,并且还要盈利。
所以,在专利保护期内,药企都会把新药的价格提得很高,这也是原研药比较昂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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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印度独立了,但制药业仍把持在西方资本手里。药价贵的离谱,普通人根本吃不起药,生病了只能靠牛尿治病,所以死亡率很高。
到了 60 年代,“铁娘子”英迪拉·甘地开始担任印度总理。为了摆脱西方药企的限制,让穷人都吃得起药,英迪拉搞不了西方大企业,来了个围魏救赵,搞国内的法律。

1670 年,印度推出了新的专利法,只授予工艺专利、但不授予产品专利,说白了就是卡BUG。
一般国际通行的做法,是承认药品的产品专利。只要这个化合物是你第一个发现的,那它就是你一辈子的摇钱树了,别人想生产就必须给你交钱、一直交到专利过期。
但印度却不承认产品专利。打个比方,小编发明了番茄炒蛋,申请了专利。我的做法是先炒番茄,再加鸡蛋,别人照着做就侵权了。根据印度新的专利法,印度医药公司只要先炒鸡蛋,再加番茄炒,最后也炒出了番茄炒蛋,但是不侵权。
不仅如此,印度还保留了对药品专利实行强制许可的权利。简单来说,如果一款药,只要我觉得情况特殊,专利保护啥的就通通不算数。即使上市一天的新药也可以仿制。
对印度来说,一直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贫困人口多。比如,印度药企就长期非法仿制拜尔的一款肝癌药物,但当拜尔提出抗议的时候,印度专利局却说你这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我就不保护你的专利。
摆脱了专利的束缚,印度的制药产业直接起飞。新法律实施之前,印度只有 2200 家药企,在随后的 20 年,这个数字翻了 7 倍,并且形成了非常成熟的仿制体系。
随着仿制药产业越来越发达,印度药企慢慢有了进军欧美市场的想法。可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听到是印度制造,想到的都是遍地牛粪,根本不敢吃。
1987 年,印度仿制药巨头兰博西的几位高管去美国开拓市场。美国人听说印度来卖药,就和听到蒙古国来推销航母一样,直接拒绝见面。印度仿制药第一次出海失败了。
直到十年后,艾滋病在非洲肆虐,数千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每天造成 5000 多人的死亡。在一些社区,棺材业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印度仿制药终于借此机会打开了世界市场。
当时西方开始流行一种鸡尾酒疗法,将斯塔肤定、纳米肤定和奈维拉平三种药像鸡尾酒一样混合给病人吃,能有效抑制艾滋病。只不过这种疗法每年得花1.2 万美元。
非洲人民的年收入连这个价格的零头都不到,根本负担不起。而药企却坚持不肯让价。在他们的眼里,生命根本无足轻重,感染的越多,赚的也就越多。
这时候,印度仿制药巨头西普拉把这三种药都仿出来了,和正版的一样好用。一个病人一年只需要600 美元,就能靠吃药生存下去。
然而,当西普拉的老板哈米耶德兴冲冲地跑到欧美做宣传的时候,压根没有人理他。因为在西方,仿制药属于侵权产品,而且,西方国家根本不相信,他们花大力气研制出来的药,印度人轻轻松松就仿制出来了,价格还那么低。
为了推广药物,2001年,哈米耶德宣布,以每人每年350美元的超低价格向非洲国家供药。
这个声明掀起了主流媒体的跟踪报道,印度仿制药在全世界范围内声明大噪。大型药企在全球瘟疫面前仍在保护专利,而印度仿制药却在挽救人类。在很多人心中,印度仿制药已经和平等、博爱挂钩,形象顿时变得光辉高大起来。
美国小布什政府推出一项150亿美元的帮助非洲预防艾滋病计划,原研药企同意印度仿制药进入非洲市场,不过必须经过美国药监局的审批。
自此,大量生产仿制药的印度药企开始被纳入美国药物监管体系里,欧美市场的大门也正式向印度打开。
伴随着仿制药的普及,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都享受到了廉价药带来的好处。在美国,每年靠使用平价的仿制药能省下数千亿美元的医疗开支,其中四成来自印度。
3
在医学界,印度的仿制药一直备受争议。如果所有人都不重视专利保护,药企赚不到钱,那谁还有动力去搞研发?那么多的不治之症谁去攻克?
2005年,为了进入WTO,印度对1970年的专利法进行了修订,今后印度药企仿制1995年之后问世的新专利,也属于违法行为了。
可就当西方药企们以为自己终于打了个胜仗时,印度人又给他们上了一课。
专利法修订后,瑞士药企诺华就迫不及待地向印度专利局申请了格列卫的专利。没想到,印度专利局直接拒绝了诺华的专利申请,说你这药是在原有药物上做的更新,属于已知物质的新形式,算不上新专利。
包括诺华在内的西方药企都傻眼了。这时候,他们才明白又被印度人忽悠了。我同意保护专利,但是我不授予你专利。
诺华公司又向印度高等法院提出诉讼,说你们这种行为不符合WTO和专利法的规定,完全是耍无赖。
在印度告印度政府,大家觉得它能告赢吗?果不其然,诺华败诉了。而且,国际上数十万人发起了签名抗议活动,要求诺华撤诉。

随后的10多年里,每当西方药企起诉印度时,都会遭到各国民众、公益组织(印度药企经常给公益组织捐款)的抗议。不少药企被迫撤诉和解。
渐渐地,西方药企终于意识到:和制定法律的人打官司是不可能赢的。
4
1981年,英迪拉·甘地在世卫组织的会议上说:我心目中拥有良好秩序的世界,是一个医学发现不受专利庇护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谁也不能靠生死大事谋取暴利。
法治之光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人总是喜欢追求最优选择,但是追求最优选择的后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把人类带入了人间地狱。
最初的仿制药公司被赋予了消除不平等、让穷人和富人获得同等治疗的使命。但是,在利益面前他们却没能躲过资本的吞噬。
曾经屠龙的少年,最终难逃化身恶龙的宿命。
为了缓和与西方药企的关系,一顿眉来眼去之后,印度向西方药企抛出了一根令他们无法拒绝的橄榄枝:试药。印度药企表示:来印度吧,我们这的人“命贱”。
一款新药的开发,临床试验阶段常常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像疫苗这类特殊药物,有时候光试药志愿者就需要好几千人。所以一款新药的临床试验阶段成本是非常高的,有之后能占到总研发成本的7成以上。
在西方国家,新药临床试验的要求很严格,因此这些成本很难被压缩。但在印度,试药管理却宽松了很多,甚至有企业选择和当地医院合作私下试药。
欧洲机构估算,如果在印度试药,可以将新药的研发成本降低6成以上。也就是说,一款新药的研发能少花好几亿美元。西方药企一看印度侵权造成的损失,这不就赚回来了吗?于是,也就不找印度药企的麻烦了。
2005年,印度政府放宽了药物测试的限制。很快,大量的试药项目被外包到了印度。试药每年能为印度创收数十亿美元。印度和印度药企以印度平民百姓为筹码,和西方做了一场利益交换。
2005年到2012年,共有57万印度人成为了475项试药项目的备试者。这些项目中仅仅有17项通过了严格的新药审查。大多数印度人是在毫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成为了人体小白鼠。
虽然,药企会在试验前给你张知情同意告知书,详细提示试验过程中的全部风险。可对大部分不识字、又没脱贫的印度穷人来说,这张写满了英语的纸跟天书差不多。
在印度的印多尔市,就有医院被曝出在未经患者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在1833名儿童和233名精神病患者的身上进行药物试验,事后只有12名医生因不配合问询被罚了94美元。
而在更多地方,药企甚至可以在不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直接让学校安排学生进行疫苗试验。尽管存在风险、并出现了死亡事件,但药企的回复依然相当冷漠——“这跟疫苗没有直接关系”。
7年时间里,有超过2000人在实验中丧生,并有12万例新药引发的副作用事故。直到 2012 年,这些事件被媒体曝光,印度才加强了监管。

5
在印度混乱的药物监管体系和不健全的法律下,违法药物实验还不是水最深的一环。
2004年,一位从美国回到印度并在药企兰博西任职的高管萨库尔,偶然发现了公司的一个大秘密:兰博西销往世界各地的仿制药,居然存在着大量数据造假的情况。
简单来说,兰博西会降低仿制药中有效成分的纯度,从而压低药物的生产成本,保证利润率。同时,还会随意修改检测参数,让杂质多的配方也能通过药物审核。碰到实在应付不过去的检测,他们就把原版药磨碎了,放到胶囊里,代替自己的药物去受检。
在递交给美国质监局的报告当中,有超过半数的数据是假的。至于卖给印度、非洲的药物,数据全是药企胡诌的药,是真是假就全看病了。
2017年,非洲海关查获了1.1亿粒假冒抗生素,其中有3/4来自印度。就在今年 10月,有数十名非洲儿童在服用了印度产的咳嗽糖浆之后死亡。事后发现,都是因为生产企业存在大量违规操作,导致糖浆内有害物质超标。
最近,网友们代购的印度仿制药被发现造假严重。华大基因CEO尹烨在微博更新评论称,检测的67份样本中,只有3个蓝盒和1个绿盒的样本检出了有效成分Nirmatrelvir,其他绿盒的基本没检出。
生产绿盒的Astrica公司,早就买不到原材料了,但他们仍在继续生产绿盒新冠药。
据报道,从2020年到2021年,印度不合格和伪造医疗产品的事件增加了将近47%,出现了大量以旧换新药品、假冒产品,主要跟新冠产品有关,包括疫苗和口服药。
购买印度仿制药,最好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一下,更放心。救命的事儿,不能病急乱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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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不像印度一样生产专利期内的仿制药,让老百姓都能吃上便宜药呢?
要知道能够生产仿制药的前提是要有原药的出现,而研制一款新的药品需要耗费时间和资金成本,可能要付出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时间,大量的资金打水漂一样投进一个未知的结果。研制出来后,专利保护期有限,药企只能提高药价,在专利保护期内尽快回本才有能力再去研发新药。
大多数国家都尊重这种知识产权,不会采取强制许可制度,因为强制许可本质上就是一种抄袭行为。别人辛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制出来的东西,你什么投入都没有,直接抄袭过来,自然卖价便宜。
看起来是卖价便宜的公司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是长久看来,如果各国都强制许可,默许企业抄袭别人专利,往后哪家企业还愿意投入巨大成本去研发?
药企说到底是企业,不是公益机构,首先考虑的是生存下去和盈利,你不能要求它投入几十亿研发的药,连本金也不要了,几块钱一盒卖给你。
强制许可生产仿制药,能够短期内挽救一些人的生命,但长期看却无疑阻碍了药物研发的进程,可能就葬送了更多人的生命。
如果每个国家都像印度一样生产“仿制药”,那么就没有人愿意研发新的药品了,到时候我们就会沦落到无药可医的地步,那才是药业的悲哀!
当然,国家也不会无视现在正在生命线上挣扎的患者们。
在《我不是药神》电影原型的陆勇案发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则文件,明确说明对于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整治的行为,以及患病者实施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制售药品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
同时,检察院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谁又能说,法律是没有温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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