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爱人》影评
影片结构以艾米日记为线索，使日期时间往复给观众不确定的结局，明面上案发现场疑点重重，线索层出不穷，尼克的婚外情及缺点暴露。一明一暗，时间的回环设置营造出悬疑的气氛。这样的叙事结构取消了电影叙事中“绝对”和“停止”的两种概念，使得因果相对，首尾相连。
叙事性文本在展现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的同时，也在调动各类元素塑造着人物形象。传统电影所塑造的人物都是近乎脸谱化的——无论是怎样的性格特点，必须从一而终。
随着社会的进步、主观意识的加强，人们开始对人物形象进行多重塑造和解读，作品中的人物开始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消失的爱人》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具有双重人格，更加真实、饱满。
传统电影，叙事主题往往借助某个人物的语言或行动直接展露，充满了说教色彩。但随着电影艺术的成熟与创新，叙事主题逐渐开放和模糊。《消失的爱人》的叙事主题在影片中从未正面体现，而是蕴藏在故事的讲述和人物的独白与对话中，有待观众自主挖掘。
自好莱坞诞生以来，美国梦、个人英雄主义等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内涵在各部影片当中都有所体现，这种具有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片可以塑造十分正派的美国形象。而后现代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好莱坞电影当中，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和消遣性，并扩散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但是，在好莱坞中也存在着一些小众“非主流”——比如大卫·芬奇导演的《消失的爱人》，这样的特质也使它显得与众不同。
主人公尼克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密苏里小动漫镇，而其妻子艾米则出生于纽约，并且生活范围以哈德逊河为边界。结婚以后，失业在家的尼克不得不依靠家境殷实的艾米生活，在十分理想化的爱情愿景当中，他们触碰到了婚姻的软肋——经济基础的缺失，这一因素对两人婚姻的悲剧起到直接性作用。当我们在怨恨祝英台的父亲强硬拆散祝英台与梁山伯时，我们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受封建礼教思想束缚的祝员外。
相比较梁山伯与祝英台，尼克和艾米是幸运的，两人生活在现代西方社会，他们可以自由恋爱、结婚生子。但是，在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尼克与艾米的爱情并没有像好莱坞主流经典叙事体系中所展示的那样幸福与甜蜜。大卫·芬奇借《消失的爱人》这部影片告诉观众：在现实生活当中，美丽的爱情并不是那么的坚不可摧，社会阶层的融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困难重重的。
在影片《消失的爱人》当中，有三种媒介值得我们所关注，分别是纸质媒介、电视媒介与网络媒介。纸质媒介塑造了一个虚拟的艾米，使得艾米在成长的过程中产生了自我的分裂；电视媒介为了吸引目光，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人们的视听，引导了舆论；作为最为自由的网络媒介，则充当了艾米陷害尼克的工具。
艾米的父母成长于纸质媒体兴盛的年代，在他们的笔下艾米被塑造成一个完美的艾米，这个完美的艾米处处优于真实的艾米，形成了一种心理学上的超我形象的塑造，这也就导致了艾米的分裂。
从传播的效果上来看，电视媒介在整个故事当中则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当艾米失踪第二天的时候，为了吸引眼球，电视媒体断章取义，把尼克视为冷酷的杀妻者，使得尼克在社会舆论当中处于十分不利的险境当中。在艾米失踪的第六天时，尼克为了揭露真相，开始利用电视媒介展开自己的危机公关，对着他早已不爱了的艾米说“我爱你”。
在艾米回家后的第一天，尼克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在电视媒体的面前假装和艾米秀恩爱。回顾电视媒体视角当中的整个事件，我们会发现故事是另一个样子：尼克是一个婚后出轨的男人，他的妻子离奇地失踪了，种种迹象表明是他杀了他的妻子艾米。就在尼克快要被判死刑的时候，他的妻子突然出现，说出了是她甩不掉的前男友绑架了她的真相。就这样，在伟大的爱情面前尼克自省出轨行为，回归到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仔细思考后不难发现，电视媒体所展现的整个故事是非常符合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全是一个可以在好莱坞翻拍成电影的好故事。但这其实并不是整个事件的真相。
而对于最后一个媒介，网络被艾米当成了陷害尼克的工具，她利用网络制造虚假的信用卡消费记录和赌博记录，利用网络买了一辆供她逃走的汽车，利用网络获取尼克的最新消息。
米对待爱情与婚姻如同游戏人生一般。艾米在剧中杀掉的是她的前男友，更是她自己——那个控制欲强烈到变态的自己。在荣格精神分析心理学上还存在另一个原型意象，即阴影。阴影的组成或是由于意识自我的压抑，或是意识自我从未认识到的部分，但大多是让我们的意识自我觉得蒙羞或难堪的内容。这些让我们自己不满意而存在于我们自己无意识中的人格特点，往往会被我们投射到其他的人身上”。这就是荣格提出的“自我阴影投射”。
艾米谋杀其前男友正是因为艾米将自我阴影投射到了他身上，她憎恶自己身上的控制欲，于是对于前男友在家里装满了摄像头的行为，她表示出了最大的震惊和恐惧。这正是另一个艾米投射，她性格极端、控制欲极强。对于电影本身来说，“自我阴影投射”在这场自杀式的谋杀中对艾米的内心秩序进行了瓦解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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