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出前后的邓小平
编者按：不朽的伟人，永远的魅力。在央视一套播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同时，由龙平平、黄亚洲、张强、魏人联合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华夏盛轩图书有限公司策划的56万字文学鸿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付梓。新书和电视剧一样，在内容方面不但同样有很多“第一次”的突破，且比电视剧更全面、更深刻、更细致地呈现了历史转折年代的瑰丽风云和真实、感人的邓小平形象。本报第一时间连线出版方，在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从该书第一、二章长达7万多字篇幅中，萃取、精编描述1976至1977年小平复出前后的1万余字内容，与读者共飨。
追悼会，我想去参加
沉重的哀乐以及连接在哀乐中的那个悲痛而又浑厚的嗓音，一遍遍掠过邓小平的心田。这些声音在他的心中激起了如此复杂的回响，连邓小平自己都没有料到。他似乎被那个声音击倒了。他的身影与他的座椅在那一天的下午四点整，一动不动，就像一座雕塑。
直到卓琳惊惶地跑进他的书房，对他说：你听到了么？老兄你怎么啦？邓小平的视线凝向天空，窗外若有若无的秋风里，那几片最先枯黄的叶子在颤抖着。
那些声音是如此的混杂和繁复，仿佛是一下子难以理出头绪的多声部，既有缓慢而沉重的节律，也夹杂着一个充满体谅和期许的嗓音，那嗓音的内容似乎是“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甚至夹杂着自己的大儿子朴方的轮椅碾过走廊时嘎吱嘎吱的声响，那声音连着十年前一个年轻人从北大物理楼的四楼突然坠落于地时令人心悸的闷响； 所有的这些声音一时间都在邓小平耳边轰鸣，无序而又混杂，一波又一波，不肯止歇。
这种令人不安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晚间。那天晚餐，邓小平吃得很少，直到洗脚上床时他也没觉着饿。在熄灯以后的黑暗中，这种复杂的多声部的声音，仍旧是一波又一波地袭来，直到五更时分这些杂乱的声音被他的咳嗽声所取代。
卓琳说，我也睡不着，我想起延安了，那时候延安的阳光可真是亮。卓琳后来又说，老兄啊，岂止你睡不着，我看全中国百姓都没睡稳觉。邓小平一直没有吭声。后来，只说了一句话：追悼会，我想去参加。卓琳没有应答，没有评说这个主意妥当还是不妥当，她知道她的丈夫考虑得很多，那是个政治被搞得很复杂的年代。
没过几天，邓小平请求参加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报告就被转递了上去。
只过了两天，答复的口信便传下来了，传达中央口信的是汪东兴副主席。汪东兴副主席带话说，你还是不要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为好。那一刻，邓小平的腹部就有一个位置隐隐地痛了一下。他当时没有在意那只是神经受到刺激抽搐了一下，还是腹部的一个切切实实的病患。很多天后，他才明白是前列腺的问题。
那天晚上，起风了。不仅是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那些密密麻麻的花圈发出了簌簌的响声，大江南北所有中国百姓扎的那些白色的纸花都在风中轻微地打战。
这个龙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确实过于沉重了。一月份，天安门广场就堆放过一次花圈，那是送别周总理；六月份，又是花圈，那是送别朱委员长；而到了秋天，真正的秋风还没有来临，大片的枫叶还没有转红，更为揪心的哀乐便又一次无情地敲打着神州大地，夹杂着白色的纸花，又如冬雪一样覆盖着大江南北。人们在哀痛国家失去领袖的同时，好像还在哀痛着别的东西。
该开个家庭会议了
这是位于宽街十字路口路北的一处不起眼的小院落。这院落离东面的增归园只有五十米远的路，增归园是民国时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住宅，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就病逝于此。邓小平“文革”复出后和家人一直住在这个普通的两进四合院里。前院住着几个中央办公厅派来的监管人员，后院住着邓小平一家。院内中央搭着一间地震棚。墙壁上有些裂缝，明显留有大地震的痕迹。
院内的大屋和里屋靠着一盏光线微弱的灯勉强维持着照明，足见主人的节省。大屋里高挂着披着黑纱的毛泽东遗像，下面是一捧鲜花，略显哀伤气氛。洗脸架边，一位老人提着暖水壶往半旧的脸盆里兑热水，一只手在盆里试着水温。壶口冒出的热气映出一张慈祥沧桑的脸。这是刚刚度过七十二岁生日的邓小平。
卓琳走进屋来说，老兄，还是我来吧。邓小平放下暖壶说，你刚从医院回来，眼睛不好，要注意休息。老两口端着脸盆走进里屋。邓朴方正躺在床上摆弄收音机，从床头一大堆半导体零件看出他的摆弄似乎并不顺利。邓小平看到满身大汗的儿子很心疼，从妻子卓琳手里拿过毛巾递给儿子说，来，胖子，擦擦身子吧，当心捂出痱子。
邓小平喜欢这样叫自己的儿子。
邓朴方放下收音机说，爸，我自己来。邓小平说，想法是好的，但你身不由己呀，有些事要靠别人呀！来，把上衣撩开。邓小平弯下腰给儿子擦身体，卓琳在一旁帮忙涮毛巾。热腾腾的毛巾在邓朴方身上来回摩擦着，邓小平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额上冒出了汗滴。接下来，老两口又费力地帮助儿子翻过身来，继续为儿子擦身。
邓朴方把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眼泪夺眶而出。邓小平假装没有看到儿子的眼泪，坐上床沿，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让他注意穿好衣服，当心着凉。朴方没有回答，一时，老两口难过地看着大儿子，相对无言。半晌，邓小平打破了尴尬的宁静，转移话题，关切地问儿子修理无线电的技术达到什么程度了。朴方小声告诉父亲，每天都有一点心得，只要钻下去，肯定能学会。往后，只要国家政策允许，他就用修收音机的技术自食其力，挣钱养家。
听了儿子的话，邓小平感到一些宽心，又感到一阵心酸。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都想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吃饭，这是父亲很愿意看到的事情。
急促的脚步声就是这时候传进屋里来的，慌慌张张进门的是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邓榕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咱家附近全是解放军，好像是“八三四一”的，院子里也添了好几个人，像要出事。邓小平摆摆手，示意孩子们都不要紧张。他问，除了当兵的之外，还有谁来了？质方说是那个刘副政委。邓小平问，刘副政委说要见我吗？质方说，没有，就说是要加强警戒，做好保卫工作。邓小平想了会儿，挥挥手说，大家都去睡吧，没有事，这也是正常情况。
邓小平回到卧房之后，点燃一根烟。他心里明白，警卫的突然增多，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刘鑫的突然现身，并非正常情况，中国的政治肯定是有一根弦正在绷紧。随着毛主席的去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宽街的这所小宅院来说，事情有可能向好的方面转，也很有可能向坏的方面走。如果有某一种政治势力飞速膨胀，那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加码升级，甚至将“右倾翻案风的头子”加以极端措施以剪除心腹之患，都是有可能的。
邓小平缓缓地喷出一口烟，用缓缓的声音对老伴说，该开个家庭会议了。
邓小平决定写一封信
中南海对于世人而言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有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含义，甚至是最高领袖的含义。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这里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剧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中共中央宣布隔离审查。
这个决策作得非常果断，也执行得十分顺利。尤其是拘捕江青的那一幕几乎是波澜不惊。中央警卫团团长、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张耀祠严肃地对住在钓鱼台、已经吃过晚饭的江青说，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而一言不发的江青，当时也变顺从地从腰间解下一串钥匙，还把钥匙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写下“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四人帮”另外三位成员的落马，就更加没有戏剧性了。他们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就擒的，并没有对“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发生怀疑。只是王洪文有一点挣扎，有一点拳打脚踢，但很快就被制服了。
直接关系到中国命运的这一天的紧张与激烈，邓小平当时一无所知，尽管他对时事的动荡早有预料。然而，对宽街的邓家而言，这一夜也过得很不平静。这一夜，邓小平提议的家庭会议开了很久，气氛一直保持着紧张和严肃。这一夜，全家人都聚在邓朴方的房间里。邓小平在家庭会议一开始就这样对大家说，把大家喊来，是要商量一下今后的事情。毛主席去世快一个月了，群龙无首，一定要出大事，这是规律。我判断，就在这几天，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中央内部会发生大的变局，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叫大家来就是说这个事，要作好出坏事的打算。
小儿子质方接过话说，我们已经这样了，还能坏到哪里去？我大不了再回农村插队吧。邓小平说，质方能有回农村吃苦的思想准备，很好。不过，事情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毛主席生前曾对我说过，党内有个“四人帮”。他们可是把我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啊。我一生中已经被打倒过三次了，事不过三，如果“四人帮”上了台，对我来说，那就是掉脑壳的事啦。大家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话一出口，屋子里一下子就安静了。邓小平那三个女儿的眼中，不约而同地浮起了泪花。
邓小平的情绪此时也有些激动，他说，去年这个时候刚刚开始“批邓”，主席要我牵头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思考再三，拒绝了。当时我借用主席的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让我主持做这个决议，不合适。那个时候，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了。“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十年，刘少奇、贺龙、陶铸、彭德怀都被折腾死了，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穷，这样的“革命”有什么进步意义？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怎么能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原则呢。就像周总理说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邓小平说到这里，越发激动，坐在一旁的卓琳赶忙端来一杯茶递给他。邓小平喝了一口水，望着卓琳说，卓琳啊，如果今天晚上把我带走，你千万不要再跟着去了。我不在，你是主心骨，要把朴方和老祖照顾好。还有你们几个孩子，要做好搬出去过苦日子的准备。
邓小平所说的那位“老祖”就是他的继母夏伯根。近三十年来，夏伯根就一直与邓家厮守在一起，功不沾，穷不嫌，任劳任怨地照顾着邓家一家子。全家人都称她为“老祖”。老祖也是这次家庭会议的参加者，听邓小平这么说，早已靠着门框子泣不成声了。
卓琳把自己的手绢递给老祖，慢慢站起来，看着邓小平说，老兄，你就放心吧。你说的这个事，我们早就想好了。我从一九三九年跟上你，是福是祸也过了几十年了。“文化大革命”瞎折腾，多少人家被拆散了，可我们一天也没有分开过。世态炎凉，孩子们也都经受住了磨砺，没有一个和我们闹生分的。跟着你，我们心里踏实，再苦再难的日子也扛得住。你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此时，全家大小都激动了，七嘴八舌嚷嚷开来，说的词汇都是团结、坚决、斗争、大无畏、豁出去了。看到一家人如此团结，邓小平感到了欣慰，但是从内心来说，他还是相信，党内如果发生大事，多半也可能是好事儿，这并不是为了宽自己的心，只是心底里有这么一种感觉。
中国共产党的这艘航船，几十年风风雨雨总归是不会半途抛锚的。
……
邓小平决定写一封信。
这些天，邓小平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专心地写这封信。卓琳熟悉邓小平的习惯，除了照顾他的饮食外，尽量不去打扰丈夫。她知道她那位“老兄”的这封信，是写给华主席与党中央的，非同小可。
那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华主席、党中央：最近这场反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
那天，邓小平写到这里的时候，心情有些激动，便站了起来，点燃一根烟，在屋里来回踱步。他想到了很多，甚至想到了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投身革命的所有不平凡的年月。他想到了巴黎，想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想到了自己隐蔽在上海租界里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那些“步步惊心”的岁月，也想到了百色，想到了风雪弥漫的大别山，想到了进入北平以后的辛劳，想到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打倒但又顽强站起来的那些日子，想到了那条位于江西南昌附近的崎岖的“邓小平小道”，也想到了协助周总理“整顿”国家山河的那些艰难的日子。他想，我还没有到老态龙钟的地步，我还能为我的党、我的国家、我的人民做些什么。
在这封信的末尾，他写上了这么一行字：
我要高呼：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他知道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欢呼，他要为人民做事，他认为自己还具有这样的能力和目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确实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这封信，邓小平是请驻守在前院的“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刘鑫转交的。他与刘鑫握手，郑重地递上信，嘱托刘鑫把这封信直接送交给汪东兴，并由汪东兴转交给华国锋。
刘鑫表情严肃，双手接过信，敬礼后随即转身离去。看着刘鑫的背影，邓小平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叶帅说，好了，睡觉
邓小平的病情却在急速加剧。
卓琳看着丈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思虑再三，决定向叶剑英报告。十二月十日的这一天，北京非常寒冷，额上冒着冷汗的邓小平终于被扶进了一辆汽车，在寒冷的冬风中被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这次治疗是叶剑英秘密安排的，叶剑英还对解放军总医院作出了“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的指示。主持治疗的医生叫吴阶平，他是中国泌尿外科的开创者。为了确保邓小平住院治疗期间的保密性，此次参加治疗的医护人员一律不能向外界透露，就连自己的家人、同事也不例外。
邓小平的手术被安排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八天前，华国锋与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叶剑英得知这个批复，大舒了一口气，然后时不时地就瞧着桌上的台历，牵挂着这个日子。
自从他那天向华国锋行军礼，并且明确地提出要启用邓小平之后，就一直牵挂着这个有可能实现的政治进程。他知道这个进程非同小可，而且也只有这个进程，能够使这个百废待举的国家尽快地活跃复兴起来。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
叶剑英在这一夜丝毫没有睡意，他神情严肃地坐在沙发上，静默不语，听着窗外隐约传来的漫山摇动的叶子的响声。这种响声与他身边不远处那口座钟咔咔的走动声混杂在一起，使这个夜晚特别宁静。终于，他听见了秘书走近他的脚步声。秘书俯在他耳边轻声说，叶帅，三〇一医院来电话，小平同志的手术非常成功，很快就能康复出院了。叶剑英听后，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心中悬着的石头也算是落了地。叶帅说，好了，睡觉。
邓小平所住的三〇一医院的那间外科病房，这几天竟然访客不少。
第一个“闯关”来看邓小平的是独臂将军余秋里。
那一刻，做完手术不久的邓小平正在病床上阅读。他阅读的是一个封皮写着《王、张、江、姚罪行材料之一》的文件，看完后，把文件一放，对守在床边的卓琳说，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余秋里一看到病房门口的邓楠和邓榕就哈哈大笑起来。看到邓小平住这个病房，对邓小平病情的把握，他已经十拿九稳了。他甩开步子噔噔噔就闯进了病房，一见病床上的邓小平就冲过去，又是拥抱，又是握手。
走进病房的邓榕突然想起了一个最近大家都在开的玩笑，便问余秋里，余叔叔，人家都说，开会传达粉碎“四人帮”时，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只有一个人没鼓掌，那就是你，是吗？
余秋里哈哈大笑着说，他们这些人，尽拿我开心！我一只胳膊，我鼓不成掌啊！不过，我也有我的办法，我用一只手敲桌子！病房里的人都笑起来，唯有邓小平没有笑。邓小平心里明白，余秋里也好，别的老同志也好，现在闯到病房里来看他，都是要冒政治风险的。
邓小平这些天精神好多了，正坐在病床旁边，见卓琳神态有异，便问什么事。卓琳俯下身说，老兄，叶帅派马头来接你了。
虽然丈夫的手术是成功的，也有些老同志不顾什么政治风险，一拨一拨地赶到医院看他，除了独臂将军余秋里之外，还有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这些老朋友。但是政治控制依旧很严，外面大街上也都是“继承遗志，继续批邓”这样的大字标语，局势到底会向哪个方向转，极度难预料。
叶帅是不是又把他强大的臂膀伸过来了呢
望着车窗外层层叠叠的山峰，邓小平一直想着叶帅搀扶过自己的那只有力的臂膀。这一次，叶帅是不是又把他强大的臂膀伸过来了呢？记得年初时，总理去世，自己强忍着悲痛，安排好了总理的丧事。但在安排由谁为总理致悼词的问题上，党内高层波澜起伏，有人坚决不让邓小平出面，此时便是叶帅提议由自己出面。当时，他心里非常明白叶帅的良苦用心，叶帅是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的。后来他听说毛主席同意了这个提议，毛主席是这样说的：“追悼会，就让他的那个亲密战友主持嘛”。
他当然也记得，在他致悼词的时候，站在正对面的叶帅早已泪流满面、悲痛欲绝。他还记得，追悼会结束后，在人民大会堂电梯口，邓小平见到了特意在此等待多时的叶帅。此刻的叶帅已是眼窝深陷，疲惫不堪。那一刻，他记得叶帅紧紧握着自己的手，说了一句：小平同志，你今天做得很出色。他更记得，自己当时是颤抖着声音对叶帅这样说的：老兄，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登台了。这样谢幕，我没有遗憾，谢谢你了。
而叶帅当时是这样回答的：不要这么说，保重身体。明年这个时候，我去接你。
刚想到这里，轿车嘎的一声停了下来。
邓小平惊讶地发现，叶帅此时竟然站在他的宅子门外，迎候着自己的到来。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邓小平知道，叶帅近段时间所苦苦思虑的，也是这个直接关系到国家事业的问题。于是邓小平想了想，神态平静地对叶帅说，叶帅，这些日子，不瞒你说，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呀。是在家颐养天年，还是出来工作，勉为其难？还是那句话，听中央的安排吧。
叶剑英微微点头，虽然他早已猜到邓小平的态度，但是亲耳听到这些话从邓小平口中说出来，心里还是颇感安慰。
叶剑英小声地告诉邓小平，说自己已经多次找到华国锋商议邓小平复职的事情，但华国锋主席始终有些顾虑，毕竟“四人帮”刚刚下台，党内许多事情还不够稳定。叶剑英推心置腹地对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什么时候都得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都得有一张鼓舞人心的蓝图，都得有一个主心骨。为这件事，我睡不着觉，心里一直不踏实啊。邓小平说，叶帅，我想，这次我出来工作，还是当个绿叶吧，我想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具体的工作？哪些方面？
还没有想好，邓小平笑着回答。
午后，气温转暖，叶剑英提议到户外走走。于是，这两位老人肩并肩地漫步在西山的小道上。午后的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洒向大地，也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身上。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享受着冬日里的阳光。叶剑英试探性地问，这里的环境还好吧？好得很，邓小平说，又深吸一口气。怎么样，过来和我做邻居吧？我都打听清楚了，你们宽街的那个房子，地震的时候损坏太严重，再住很危险，交总参管理局整修吧。我已经安排了，你出院以后就搬到那栋楼。说着，叶剑英就举起手，指向山顶那栋一半隐没在树丛中的小楼。那是王洪文的住所吧？邓小平仿佛记起来了。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没错，“暴发户”倒台了，该把你这个老革命请回来了。
周总理是举轻若重，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
就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日子里，陶铸的夫人曾志与女儿陶斯亮也在加紧准备着自己的申诉材料，争取能让“党内第三号走资派”陶铸的冤案得以早日平反。有一些老同志跑来悄悄地跟她说，老曾啊，我看这天下要变了，你们要加紧送材料啊。
可是这材料往哪里送呢？谁肯接手呢？陶铸同志的案子，只有邓大人才能扭转乾坤。“刘、邓、陶”“刘、邓、陶”嘛，如今“刘”和“陶”都不在了，这千古奇冤、是非曲直，小平同志肯定会管的。
打听了好久，曾志母女才在西山的一处山头上找到了那个掩在花木丛中的二十五号楼。进楼的时候，曾志的眼眶就湿了，说总算找到了。回家的路上，陶斯亮显得十分失望。后来她实在忍不住了,冲着妈妈抱怨说，邓伯伯是怎么回事啊？他连材料都不多看一眼，也没有一句同情的话，咱们是找错人了吗？
曾志挽上了女儿的腰，半晌，轻声说，亮亮呀，依我看，你爸爸的事情应该是有着落了。你不知道，过去，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一个管国务院，一个管书记处，两个人工作风格截然相反，周总理是举轻若重，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
当夜，邓小平在桌上摊开信纸。他对卓琳说，我要给中央写一封信。卓琳问他是不是陶铸的事，邓小平摇摇头，说比陶铸的事还要大，大事不解决，像陶铸这一类事都是无法解决的。
几天之后，这封信就到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手中。
我就听从中央的安排吧
邓小平带着一株修剪得很漂亮的万年青，来到西山叶剑英住处。
迎接的军人走向前要接过邓小平手中的礼物，邓小平摇摇头，示意要自己亲手送到主人手里。
这一天，是叶帅八十大寿。
说话间，身着一身蓝色中山装的叶剑英，已经满面红光地迎了出来，哈哈笑着说，小平同志，大驾光临，蓬荜生辉，没想到你先拔头筹啦。邓小平说，叶公一生屡建奇功，今天八旬华诞，理应举国同庆，我怎能不来？来，这是我寓居西山精心侍奉的一棵万年青，祝老兄青春永驻，寿比南山。
叶剑英双手接过万年青，笑逐颜开。
主人与客人落座后的话题，立即就转入“邓小平复出之后抓什么工作”这个重要而紧迫的题目上。邓小平犹豫了一下，说，我考虑再三，想向中央主动请缨，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叶剑英听了，摇摇头说，这倒是出乎意料，你恢复的职务是第一副总理啊，要统揽全局的。
邓小平笑了笑，说，时过境迁，我已经七十三岁了，能辅佐你们做些具体工作就足够了，这是我的真心话。叶剑英听后，再次摇摇头说，如今百废待兴，需要大智慧、大手笔、大图纸啊。邓小平想一想，说，大图纸要一笔一笔地画，要找好一个起笔的突破口。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的基础在教育。中华民族要振兴，首先要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一种风气，那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叶剑英说，小平同志你说得好，精辟。不过，有一条，军队你还是要管，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徐帅、聂帅都再三提出的。
邓小平觉得叶帅这个提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叶帅用心良苦啊。于是邓小平抬起脸来说了一句话：我就听从中央的安排吧。
说到这里，就见聂荣臻手拄拐杖哈哈笑着走了进来。聂荣臻一见到邓小平就说，看来我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还是落到小平同志后面了。邓小平说，我住得比你远，我是笨鸟先飞。
三个人刚刚坐定，门外又是一阵朗朗笑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徐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粟裕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一起走了进来。
邓小平大为感慨，说，老帅们都来了。叶剑英郑重地指着邓小平，对众人说，你可是我们老帅的领班哟。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全会是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历经叫人唏嘘的三落三起，七十三岁的邓小平终于再一次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的中共第三号人物。
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发了言。那一刻，他环视全场，语句铿锵，情绪的表达没有任何退缩的意味。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也有意识地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当然，他也知道，这一提法是针对华国锋所肯定的“两个凡是”的，但他觉得在这次全会上自己有必要这样说，不管华国锋在不在场，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大了。于是，他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想要真正了解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国家各项工作。
显然，他的看法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他听见台下多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高校招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一定不能要
可是几天以后，面对送到他案头的这份招生报告，邓小平心里却烦闷得不行。王秘书进来报告，已经请好了长沙工学院的两位领导同志，问什么时候可以上门来拜见，明天还是后天？
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就明天。
来见邓小平的是长沙工学院的张文峰同志和高勇同志。
邓小平问张文峰，原来是哪个部队的？
有一件事，邓小平又说，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学院的招生情况。
张文峰告诉邓小平，长沙工学院和全国高校的招生制度是一样的，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取消考试，主要采取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办法，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最后，他说今年教育部的招生方案还没有下发，不过听说基本没有变化。
高勇激动地说，过去十年，只有一九七三年您复出那年搞过一次高考，但第二年就取消了。
一九七三年招的学生，和其他几年的比，哪个更好？邓小平急切地问。没有太大区别，高勇回答说，当时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红旗》杂志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高校也就不敢录取分数高的学生了，而且听说那次很多没被录取的人把课本都烧了。
听完高勇的介绍，邓小平若有所思，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你们对现行的招生制度怎么看？
张文峰和高勇对视了一下，没敢说话。邓小平看在眼里，严肃地说，你们是军人，还怕说实话吗？
听到“军人”二字，高勇和张文峰同时站起来“啪”地一个立正，这才知道老首长一落座就问部队的缘由。接着，两位客人再不敢隐瞒，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刚才心中所想的通通说了出来。
果然，邓小平听完汇报，嗓音很大地说，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高校招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一定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试不合格也不能要。不怨你们，不能走后门。今年可能来不及了，明年一定要改过来。
邓小平把长沙工学院的两位客人送走后，又把田志远单独留了下来，说，小田，你现在跟我说说北大和清华的情况。
听完汇报邓小平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说，十多年来，知识分子都吃苦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做出了贡献的。我在三中全会上讲了毛泽东思想体系问题，也讲了知识分子问题。“老九不能走”，说明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要理解毛主席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区别。工人在井下和高温条件下工作是高强度，但教员的劳动强度也不低，辛苦得很。当小学教员工资低、待遇低，劳动强度不比工人低，也不比科研人员的劳动强度低。把教师搞得灰溜溜的，那怎么行？
说到这里，邓小平从书桌上拿起两封信交给田志远，意味深长地说，一封是梁思成夫人的来信，一封是老舍夫人的来信，都是要求平反的。清华建筑系很有名，梁思成提倡民族形式的大屋顶，太费钱，但给他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分了，言过其实。
邓小平看着窗外，缓缓地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的失误容易纠正过来，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根本大计。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从教育着手，特别是从小学教育着手的，他们很注意品德方面的训练。德育不是社会主义专有的，资本主义也是有的。现在我们是知识缺乏、人才缺乏，越往前走，这方面的问题越大。
说到这里，邓小平缓缓转过脸，看着田志远一字一顿地说，再盲目自大，我们要被开除“球籍”了！
复出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所引起的热烈反响，是他本人都没有想到的。
那一刻，北京工人体育场就像沸腾了一样。
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这次足球赛是我国政治与经济形势改变后的第一次体育盛会。
邓小平？邓小平？邓小平？
邓小平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出现会激起这么大的声浪，他一边鼓掌一边缓缓走上主席台。坐下以后，他又站起来，向四面八方挥手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