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的自白：我从绘画革命到正义革命的奋斗史

时间：2023-02-13

　　我叫帕勃洛·毕加索，有人说我“是少数能在生前名利双收的画家之一”，有人说我有天赋。在我看来，名气、金钱、天赋都是对 “勤奋”的记分牌。我一生创作了37000 件艺术品，我从小就开始画画，一直画到80多岁，大多数人若能做到这些，其记分牌上的分数应该都不会比我低。

　　艺术史上说我是“现代艺术的创始人，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如果这是留名青史，那主要源于我对传统绘画的革命、为正义革命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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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世纪之交来到巴黎的，那时我19岁。当时我问了自己一个尖锐的问题：在这么多创意中，我该如何留下自己的印迹?如何才能比之前伟大一代的风格艺术家们更有创意? 于是我创立了立体主义。

　　《牵马的男孩》

　　这是我1906年的作品，上面不是像古典绘画那样一个坐在马鞍上的王子形象，而是一个赤溜溜的小男孩靠在马旁边，周遭是空洞且有些怪异的原始风景。

　　作品里并没有什么英雄，也不是在叙述什么事情，好像没什么主题要表达，只不过是从陈旧里面破跳出来的现代感，好像那里从来没有什么中间性可言。此刻我向古典绘画宣战了，而下一站就是去抹掉古典艺术所表达的美感。这种美感是通过女性裸体的美丽形象来表现的。

　　《亚威农的少女们》

　　这是我于1907年对女性的美丽胴体发起的残忍攻击，自此以后，那些看着女性裸体心潮澎湃，却又道貌岸然地低声说自己是在欣赏人体美的情形彻底终结了；欧洲艺术中，所有与女性裸体有关的美丽、温柔和亲切，被残忍地剪成了碎片。后来大约在1910年左右，古典艺术表达的美感彻底成为了历史。

　　我又来个帽子戏法，那将更为惊人，将颠覆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人心中对艺术的基本观点——对称性。

　　《弹曼陀林的少女（范妮·特利尔）》

　　这就是立体主义，我看到的是随时间不断颤抖的身体形象，它紧凑、立体且坚固，彻底打破事物的常规形式。我正在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并非要满足那些想赏心悦目的人，我对取悦观众不感兴趣。

　　立体主义本身就是我与乔治·布拉克的对话，我们将西方艺术语言变成碎片，就像玩拼图玩具。

　　1927年1月，我找到了情人玛丽，她深深陷入了我诱人的艺术世界。1932年，我把玛丽置于一个无精打采的幻想状态之中，她轻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身体，仿佛沉浸在梦里爱人的爱抚带来的欢愉之中。这可能是我最具争议性的作品，有人说，它的色调和内涵，带着倦意的色情表演。随他们怎么说吧，我要的是绝对的创作自由。

　　《梦》

　　20世纪20年代，有些事情让我有些失眠，那就是当时的世界形势，法西斯势力开始攫取权力，社会上充斥着仇恨、骚乱、暴动以及革命，但在我的作品里却无任何表现。对于一些艺术家们来说，把激进的政治与激进的绘画联系起来，利用现代艺术去批评伪善与不公，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他们知道有一场战斗必须去打，而他们手上的画笔就是他们反击的武器。

　　那是一场我早已加入其中的战斗，那是一场反对艺术的陈规戒律的战斗，我通常在站在自由的一方，但那通常是富于创造性的自由，而不是政治上的。所以，我最好的朋友这样称呼我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所知道的一个最不具政治性的人。我的态度是能躲政治多远就躲多远，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那时我根本没有对政治与社会冲突表现出丁点兴趣。相反，我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职业，我经常说：现代艺术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它能摆脱脆弱的感情依恋，能替代之并能让人有所回忆”。但即便是我，也不能逃脱历史的宿命。

　　我的家乡西班牙，国家通过投票摒弃了皇室统治，一个社会公正和政治自由的黄金时代，仿佛就要呼之欲出了。然而，国家的新旧势力之间，暴力冲突时常发生，国家走向分裂，最终爆发了西班牙内战。我发觉自己内心深处，正受着一种折磨。

　　1936年，西班牙旧势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政府，旧势力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纳粹的支持，对后者而言，西班牙内战是一场即将开始的世界大战的预演。

　　一发炮弹轰开了Prado博物馆的保护设施，那里可是西班牙珍贵艺术品的收藏地。我听说这件事后，感到自己受到了攻击，包括我在内那些西班牙艺术大师，亲眼目睹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作为喜欢叛逆传统的现代主义者、立体主义先生，我开始去保护自己的祖先了。当被征询是否愿意出任Prado博物馆馆长这个令人尊敬的职位时，我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对于世界来说，这是个讯号，表明我站到共和国一方了，我终于涉足了政治。

　　最终大家决定要把这些面临危险的伟大作品从Prado护送到瓦伦西亚，我帮助挑选这些珍贵的艺术珍品，当它们启程去安全地点时，我焦急地等待安全到达的消息，当时，我的思绪和热情全被西班牙内战占据了。

　　1937年1月，巴黎将在夏天举办一次世界博览会，一个负责设计博览会西班牙馆的小组找到我说，政治上忠于国家的艺术家应该为此出一份力。我会答应他们吗？是的，我答应了，但具体怎么做我心里却没谱。在等待灵感来访期间，我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希望有所收获，我在流行艺术方面的进行了首次尝试，目的是为“内战难民救助基金”筹款，我画的是一组针对旧势力的政治讽刺漫画，我只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它。很快人们就称我为共和国的英雄艺术家了。

　　我在作品中又注入了更多的沉思冥想，其中一幅作品可以完成我答应的帮助设计博览会西班牙馆那个任务。然后生命与艺术联结到了一起，那是在格尔尼卡的下午4点左右，有7000名群众去参加集市。德国纳粹的飞机掠过小镇上空，进行了一场残酷无情的大屠杀，超过5000枚炸弹投向了这个无助的小镇，然后是机枪扫射，最后登场的是燃烧弹，瞬间小镇成了火海，化为灰烬。1645人丧生，数以千计人重伤。

　　格尔尼卡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目的的明确性和行动残忍性，从空中向那些手无寸铁的村民下毒手，同时也向西班牙其他地区和世界传达了一个讯息: 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也是我们将要去做的。

　　我运用艺术手段做了一件最为严肃的事情：说出真相。如果这幅画成功了，它将会是结合了道德的立体主义。我将要去做的事，是把一些异质性的东西融入现代艺术之中，对于这种艺术我早已下过定义，我尝试着去创作一幅真正的以历史为主题的现代主义作品，这是我生命中的最高准则。我将从偶像破坏者转变为偶像制造者，所以，在这一刻，我在艺术生涯中以及在生活中接触的所有事物汇集到了一起：现代主义带来的激动，旧派艺术带来的困扰，以及本人对爱情和悲伤的亲密体验。

　　1937年5月1日，我完成了这幅作品，刚开始创作的草图比涂鸦好不到哪里去，就是用石墨笔在纸上画，我思如泉涌，手上还没有画完，脑子里就有新的灵感出现了。艺术来自痛苦，它们其实深入我内心，不断在脑海里浮现。受伤的骏马，结实的公牛，手持蜡烛的人，不要以为这次我还是被自己的想象力所拘禁，在视觉上它们是静态的，但它们呈现了艺术的力量，这种力量比新闻舆论更锐利。

　　《格尔尼卡》

　　当放下画笔时，我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务，这幅作品触到了现代梦魇的内心，兴奋的脸庞，恐惧的表情，燃烧的烈火，尖叫的人们，那里没有出路可走。它极具现代主义，但它也把我们拉回了那个悲剧性的时代，这是一场立体主义冲击波，也是一座经典的纪念碑。

　　当炸弹落下时，艺术也能有所作为，艺术让我们尽到了人类一员的义务。不管怎么说，最终我胜利了，这是艺术的胜利，也是人性的胜利。

　　当时这幅作品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以及艺术界掀起波澜了吗？看来是没有，真的。人们的反应是掩盖在礼貌之下的讥讽，评论家的反应是发呆而不是驱散人们的困惑不解，一些人徒然寻找着作品中并未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的英雄形象，或者能看到敌人邪恶的嘴脸形象也行。一些艺术批评家认为，这不过是作者的一时头脑发热。

　　我的内心已经发生了转变，我开始认为自己的艺术，已经具有了些许政治意义，在《格尔尼卡》以及我的其他作品中，我表达了对军事阶层的反感憎恶，是他们让西班牙坠入痛苦的深渊。

　　1941年，我居住并工作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栋房子的顶层，纳粹的铁蹄已横扫欧洲大陆，我的居所经常受到盖世太保的骚扰，在他们眼里我的画室就是一堆垃圾。某天的一次来访成为了我传奇人生的一个插曲。一个纳粹军官注意到我作品周围散落着一些明信片，上面印的是《格尔尼卡》。

　　“这是你干的吗？”

　　“不是我做的，是你做的，继续干吧，拿张留作纪念怎么样”。

　　经过4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巴黎于1944年解放了，我开始能够自由地与公众见面，人们蜂聚在我的工作室，如饥似渴地探寻《格尔尼卡》的创作过程，我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就像一个老的战地指挥官，再次体验了往日最得意的战役带来的喜悦。这是我最原引以为豪的一场战役，我曾经把这个创作过程，描述成一种几近油尽灯枯、才思枯竭的状态，1937年那狂热的几个月中，我把如此多的，对世界的人生体验都倾注进了这幅作品。

　　帕勃洛·毕加索成为了毕加索同志，我成为了一名法国共产党党员，成了为肩负和平大业政党工作的艺术家。

　　毕加索其他最有名的画：

　　蓝色系列：